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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世纪，俄国国力相对来说处于衰退状态，这一基本事实给俄国对外政策蒙上阴影。始于欧洲“远西”（far west）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使权力天平先从东欧倾向英国，再从东欧倾向德国。俄国政府几乎无法阻止这一点。当代历史学家最爱用人口密度、读写水平、劳动力费用、煤铁储备的紧密联系来解释，为何某些国家在工业革命中领先。至于那些询问为何工业革命先锋是西欧而非中国或印度的历史学家，他们大都懒得讨论俄国，因为其劣势太明显了。[29]
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经济落后的危险性对俄国政府来说非常显著。敌人——主要是英国、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用工业革命的技术调兵作战，而俄国用的是前工业时代的技术。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二世是从巴黎发来的电报上首次获知克里米亚的消息。这次战争用戏剧性的方式让俄国统治者认识到俄国经济落后的现实与后果。帝国可能无法挺过下一次这种打击。1863年波兰人反抗俄国统治，起义之初，圣彼得堡相当担心获胜的克里米亚英法同盟将插手此事，帮助波兰人。莫卧儿王朝、奥斯曼帝国、清王朝、罗曼诺夫王朝是18世纪的亚洲统治帝国，没有哪个罗曼诺夫想走另外三个王朝的路。
克里米亚败局是亚历山大二世发起激进现代化工程的关键原因。尽管如此，在他治下俄国日益衰败，这是因为继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意志后，现在德国也开始工业革命了。虽说英国对俄国利益有潜在威胁，但至少其陆军军力薄弱，而且它位于大陆另一端。相形之下，欧洲的新经济巨人是可怖的军事国度，同俄国的脆弱西部边境直接接壤。更糟的是，德奥同盟不仅于1879年成立，还越发根植于现实政治与德意志统一性。此前，俄国可以利用普奥间的对立，而如今它面对的是战时可严重威胁俄国帝国生存的统一的中欧。19世纪80年代，俄国政府之所以采取高速工业化政策，关键是因为对自身落后性的认识与紧迫地缘政治威胁。
1914年，俄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1881～1885年，俄国工业产值在全球工业产值中仅占3.4%，这比德国所占比例少1/4，也远不及法国所占比例的一半。1913年，俄国所占比例升至5.3%，这一数字已快赶上法国的6.4%，并且比德国多1/3。1899～1913年，就连德国也在同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而四个主要欧洲国家中，唯有俄国的工业产值在全球工业产值中所占比例有所增长。无论如何，哪怕同法国相比，俄国仍显落后，更不用说和英国、德国比较了。俄国的人均财富和人均工业产值同西班牙相当，不及意大利。这必然影响俄国各方面的国力，不论是俄军士兵的武器、俄国农民的读写能力，还是在战时维持俄国铁路与工业设备运转的能力。相对落后的状态绝不是1815～1914年俄国在战事和外交上失败的唯一原因，但它是最重要的原因。[30]
没有哪个政权或社会能轻松应付衰败。衰败削弱统治者的合法性与自信，损害其臣民的团结，使民心涣散，有时它还导致对外来威胁的过分恐惧。俄国政权尤其脆弱，因为其荣誉与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一种说法绑定了，即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可让俄国成为欧洲大国的说法。哪怕在1900年，旧上层阶级依然掌控涉及俄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公众意见。这些人的直系祖先是贵族军官，他们在彼得大帝麾下击败瑞典军，在1812～1815年击败拿破仑。旧上层阶级出身于军人阶级，他们本身也总是接受军校教育，出任军官。这些人非常在乎俄国的荣誉、国力与国际地位。天性使然，比起深层非人为因素，人类更喜欢把失败与失望归咎于其他人，俄国绅士阶层也不例外，其中很多人不太喜欢驱使现代化的力量，亦不大理解它。他们也能毫不费力地指斥俄国将军与外交官的频繁劫掠行径。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影响了俄国绅士阶层的看法：俄国很多对外政策由君主和一小群由他任命的人秘密执行。俄国社会中，其他任何成分都无法控制对外政策。于是乎，当局势紧张化或灾难爆发，指责政府失败甚至是背叛民族事业就更简单了。1914～1917年，谣言四起，有人声称高级官员中有人叛国，宫廷中存在以自封圣人的格里戈里·拉斯普京（Grigorii Rasputin）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并设法同德国达成交易。只有在前文所述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纯属子虚乌有的疯狂谣言产生的原因。[31]
在这方面，俄国同18世纪的英国存在有趣的相似处。在18世纪的英国，“宫廷派”和“国家派”为对外政策争论不休。在国家派看来，外来德意志王朝与其选任的大臣经常绑架英国的对外政策。于是，英国对外政策并非追求真正的民族政策，反倒关心欧洲大陆和德意志王朝的利益。在国家派看来，民族政策将聚焦于征服海洋和世界贸易，并关注由于殖民、贸易和海权而在欧洲之外扩张的“更大不列颠”。19世纪，英国君主制丧失权力，成为真正的民族产物，宫廷派和国家派之争随之告终。对政治性民族负责的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对国力达到顶峰的英国而言，其帝国境内不曾出现过同俄国大灾难——克里米亚战争与日俄战争——相匹敌的困难。英国统治者的合法性与信心源于该国的国际地位和成功，这与俄国形成鲜明对照。[32]
1730年，罗曼诺夫王朝男性血脉断绝。皇位传给了嫁与德意志亲王的女性后代，统治王朝的官方名称变成罗曼诺夫-荷尔斯泰因-戈托普（Romanov-Holstein-Gottorp）。俄国上层阶级中，很多人认为王室血脉开始支持德意志。1762年，彼得三世（Pyotr Ⅲ）之所以被推翻，部分原因是他牺牲俄国利益来追求自己的王朝在荷尔斯泰因的利益。1813～1814年，为了恢复德意志的独立和欧洲权力均势，亚历山大一世率俄军一路进抵巴黎，俄国上层阶级成员便大肆批评他利用俄国人的鲜血和财富来支持外国事业。从1815年拿破仑战败至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反对欧洲国家革命以及更改维也纳会议达成的领土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俄国的对外政策。保守主义、稳健和谨慎是俄国对外政策遵循的原则，同普奥结盟则被视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途径。政府的反对派认为此政策并非真的为了民族，而是为了“宫廷”或“王朝”。政策代言人卡尔·内塞尔罗德（Karl Nesselrode）伯爵从1816年开始任外交大臣，直到1856年才卸任。此人是天主教贵族，在国外出生并受教育，他的德语和法语说得比俄语好得多。直到1914年，大量名字听起来像外国人的人出任俄国外交官，这让很多俄国民族主义者愤怒。这些人大多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尽管其中有人此时已信仰东正教，而且在文化上是彻头彻尾的俄国人。[33]
旧政权外交
阿列克谢·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Aleksei Lobanov-Rostovsky）公爵，尼古拉二世最能干的外交大臣和“宫廷派”代表人物
继内塞尔罗德之后的出色俄国外交官中，1882～1895年任外交大臣的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Nikolai Karlovich Giers）大概是他最名副其实的继承人。吉尔斯既非贵族，亦无德意志血统，必须拓展“宫廷派”一词的外延才能将他纳入其中。然而，吉尔斯的名字听起来像德意志人，而且他信仰新教，他的俄国民族主义者敌人在意的正是这些。最重要的是，吉尔斯在性情和策略上都和内塞尔罗德相仿。这个冷静、节制、务实的人认为，同柏林和维也纳结盟最有可能获得俄国迫切需要的和平、稳定以及不受外来冒险者干涉的国内经济发展。在俄国国内，吉尔斯的民族主义者敌人谴责他对俾斯麦卑躬屈膝，并且断送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与威望。他们声称，对外事务完全被与俄罗斯民族疏远的半德意志血统的圣彼得堡官员操纵。其实，宫廷派和国家派都没有真正为俄罗斯民族发声。对俄国农民来说，即使不算上侵略性对外政策和不必要的战争带来的额外负担，生活也已经很艰难了。事实上，19世纪时虽然国家派的民族主义护民者自称为俄罗斯人民发声，但在满足俄国人民的真正需求这一点上，所谓的宫廷派往往做得更好。[34]
对18世纪的国家派来说，民族对外政策要求对抗奥斯曼帝国，向南扩张，穿过富饶的干草原，直抵黑海。这一推进为俄国赢来极其宝贵的领土和商业利益，这主要是在德意志公主叶卡捷琳娜二世（Yekaterina Ⅱ）治下完成的，但首要军事英雄是俄军将领们：彼得·鲁缅采夫（Petr Rumiantsev）、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ksandr Suvorov）、格里戈里·波将金（Grigorii Potemkin）。18世纪80年代，俄国征服黑海海岸线，并在那里殖民，此后它的目光转向夺取通往地中海的出口，即控制东起博斯普鲁斯海峡，西至达达尼尔海峡并穿过君士坦丁堡的狭窄水道。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进行的多场战争中，苏丹的东正教和斯拉夫臣民常是俄国的有益盟友。俄国人怂恿他们起义，并且一般费不了多少力气就能达到目的。19世纪初，巴尔干半岛很多地区有望成为俄国的被保护国。随着俄国前往君士坦丁堡，进入巴尔干地区，其他大国开始反对。事实上对俄国来说，1815年以后，同上个世纪相比，向南扩张意味着冒大得多的风险去获取少得多的财富。
俄国向南扩张绝非出于纯粹的地缘政治考虑，俄国的民族特性以及俄国的世界地位问题已摆在面前，为东正教收复君士坦丁堡，同时也是借机确立俄国作为拜占庭帝国继承者和东正教捍卫者的身份。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独立运动的支持，可以被理所当然地描绘为履行身为斯拉夫家族长辈的责任。亲斯拉夫主义者认为，西方文明追求个人贪婪与物质主义，一旦它被这种追求掏空，斯拉夫文明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扮演人类领袖；若俄国声称自己代表了独特的斯拉夫文明，它就有必要支持斯拉夫人独立运动。关于这种救世主民族主义，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edor Dostoevsky）做了最著名的预言。然而，就连并不热衷于亲斯拉夫主义的俄国人，也为祖国在巴尔干的历史使命感到喜悦。自由主义者认为俄国解放了被压迫民族，保守主义者认为它捍卫了东正教：俄国很多最伟大将领指挥的胜绩可令所有人自豪。换句话说，这是一段可以凝聚俄国国内共识的历史记忆。像大多数历史传奇一样，它包含了那么一点儿真实性。当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尽力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时，俄国的确在巴尔干地区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35]
1900年，俄国的筹谋中多了新内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联合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要联合。世界开始同时按照种族、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划分为两大阵营。斯拉夫人的团结显然是俄国的回应。可问题在于，斯拉夫世界离统一差得远。两大人数最多的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间敌对最严重。20世纪，面对德意志的威胁，斯拉夫一体化的支持者将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的和解置于议程首位。但是俄国政府与很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深感担心，他们害怕妥协既违背俄国帝国官方和教育界只有一种语言的原则，又根本无法保证波兰人的忠诚。[36]
此外，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的敌对在斯拉夫世界中绝非个例。比如说，哪怕在东正教斯拉夫民族内部，塞尔维亚人和巴尔干人也互为宿敌，二者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彼此对立，都声称自己是奥斯曼马其顿大部分地区的主人。20世纪初，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不喜欢俄国学术界得出的结论。当帝国科学院将乌克兰语定义为独立语言时，斯拉夫世界最受尊重的学者则称，亲斯拉夫主义者相信共同的价值观、民间传说、制度将斯拉夫人凝聚为一体，但这种旧日信条是个神话。老实说，至少短期内人们往往能忽略教授的这番话，但斯拉夫世界内的某些矛盾却极其显著。[37]
至少在1905年以前，大部分亲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认为俄国理所当然地享有斯拉夫人的领导权，并视此领导权为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和荣誉的一部分。较小的斯拉夫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并非总是赞同这种观点，而当俄国人暗示在斯拉夫集会上一律使用俄语是“务实”之举时，他们自然也不高兴。无论如何，俄国人对领导权的索求面临一个事实——某些斯拉夫社会特别是捷克人，比俄国人更富裕、受过更高教育、现代化程度更高。这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德意志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站在文明前沿的强烈信念支撑着德意志及盎格鲁-撒克逊的一致性。没有外国人认为俄国也站在前沿。至少对包括斯拉夫知识分子在内的很多外国人来说，沙皇俄国的政治模式不值得效仿。更关键之处在于，就算斯拉夫世界得以统一，它也会比作为欧洲经济核心和动力的德意志世界弱小；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巨大潜能相比，结果甚至更令人不安。[38]
很多俄国民族主义者认为，巴尔干半岛和君士坦丁堡是俄国的伟大历史使命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在拜占庭旧都恢复基督教统治，是英雄式民族主义故事的恰当终曲。用更世俗的眼光看，俄国人在巴尔干的力量显然可加强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反之亦然。外国观察者常常写道，沙皇俄国的野心是征服拜占庭旧都，以便巩固其对外荣誉和对内合法性。然而，不少俄国政客反对夺取君士坦丁堡。这座庞大的国际都市难以治理。考虑到君士坦丁堡的重大历史影响，难以想象其他大国会默许俄国占领它。几乎没有俄国政客认为为了获得这座城市值得发动欧洲战争。1910～1916年时任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 Sazonov）明显支持亲斯拉夫主义，就连他也在备忘录中写道，他一直认为君士坦丁堡问题不仅仅是余兴节目，它甚至能阻碍对俄国外交事业优先事项——保护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追求。[39]
这些利益非常重大。关键顾虑是保护俄国在黑海的港口和贸易，只有俄国海军控制住黑海才能确保这一点。俄国人可能认为这是防御策略，但土耳其人肯定不那么想。甚至在1914年，高加索地区也没有铁路通往俄国或土耳其帝国核心地带。这样一来，谁掌控黑海，谁就在一切俄土战争中占据重要优势。俄国人主要担心，博斯普鲁斯海峡属于奥斯曼帝国领海，国际条约禁止所有军舰在此通行，但奥斯曼帝国军舰除外。俄国只能在自己的黑海港口里建立俄国黑海舰队，而且它们既被困在黑海内，也不能获得外界增援。苏丹其实控制了海峡，实际上他在和平时期甚至有权允许外国船只通过。倘若战时他同俄国的敌人结盟，他可以让比俄国的黑海分舰队强大得多的外国舰队进入黑海。这正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幕，它给俄国带来灾难性影响。
原则上，有两种方式可以削弱这一威胁。更温和的选择是达成特定妥协，借此至少让俄国（与黑海沿岸其他国家）的一些战舰得以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此乃1906～1914年俄国对外政策的关键目标。更激进的选择则是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连接地中海与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水道东端（即马尔马拉海［Marmara Denizi］）构筑防御工事。1896年，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拖垮了奥斯曼帝国，它似乎即将内爆，当时圣彼得堡认真考虑了靠突袭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一策略。英国海军部认为，皇家海军无力阻止此事。奥地利政客们思考能否接受由俄国人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倘若接受了该索求何等补偿。可是在当时，俄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在亚太地区。塞尔维亚仍然或多或少算是奥地利的附庸，圣彼得堡对贝尔格莱德无甚兴趣。最终，俄国以太过冒险为由中止了这项事业，但同样可能的是，如果此事成功了，它或许可以促使俄国与维也纳达成关于区域利益范围的影响深远的交易。奥俄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最终导致一战。假若俄国拥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承认巴尔干半岛西部属于奥地利势力范围，这一冲突本可以避免。同样有可能的是，若俄军在1896年突袭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会引发欧洲大战。[40]
获得博斯普鲁斯海峡可以巩固俄国在黑海的地位，但是此举并不能保证俄国船只拥有经海峡深入远海的通行权。在俄军海军将领看来，确保通行权是优先事项。俄军海军力量此时分散在三处遥远的海面上：波罗的海、黑海与太平洋。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和太平洋之间没有基地，这一事实令基本上不利的战略态势更加恶化。此外，俄军的主要舰队、海军基地和船坞位于波罗的海东部，北方的漫长冬季中，这片海域一直冰封。日俄战争中，不等俄军的波罗的海分舰队来支援，日军就摧毁了其太平洋分舰队。与此同时，俄军的第三支作战舰队受困于黑海，无力相助。这必然令俄国海军将领深感沮丧，更不用说尼古拉二世了。原则上，倘若海峡能够开放，那么俄军的主要舰队和海军基地就能全部转移至黑海。同波罗的海相比，黑海的冰封期短得多，而且黑海的位置更居中，不论俄国的三处海洋战场中何处受到威胁，舰队都可以从黑海出发，前去支援。[41]
首先，海峡问题关乎俄国的贸易安全。政府真正担心的是出口，因为它们保障帝国的贸易盈余，继而保障政府的整个经济发展战略。1910年，根据海军总参谋部的说法，43.3%的俄国出口产品通过俄国的黑海港口，其中包括绝大部分为谷类的出口产品。海军在1914年以前写成的很多备忘录中强调，所有迹象表明，不久之后通过黑海的出口产品数量以及它们在俄国总出口量中所占比例将继续激增。帝国经济最活跃地区——乌克兰和俄国南部地区——的产品经过黑海出口。此外，“在俄国位于欧洲东部和亚洲的广大领土上，所有河流和自然交通都通往”黑海区域，“而这些地区目前仅处于经济发展第一阶段”。如今，经黑海出境的俄国出口产品极多。海军总参谋部估计，若走陆上铁路运输，则这些出口产品的运费将是水路运费的25倍，这会导致它们在外国市场上丧失竞争力。要不了多久，高加索的石油很可能就会同谷物、煤、锰及其他金属一样成为首要出口产品，此模式并无改变迹象。更糟的是，俄国贸易的另一条关键线路通过波罗的海，德国或英国舰队可以轻易封锁它。俄国人或许梦想有朝一日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但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望统治切断波罗的海与北海间一切通行线路的丹麦松德海峡（Danish Sound）。[42]
俄国海军抱怨，其他大国的贸易都不会因为外国控制关键线路节点而如此受限。同英美的对比自然明显。英国人不仅拥有通往海洋的海岸线，而且在世界上每一片海域上都控制着全球贸易的大部分关键节点。伦敦非常重视苏伊士运河，为了保持对它的占有，已将作为伊斯兰教最大历史中心之一的埃及全境收为被保护国。与此同时，俄国不能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不论在商业还是战略意义上，它对俄国的意义都比苏伊士运河对英国的意义要大——英国在好望角附近有另一条贸易和军事线路。至于美国，它的经济不仅有国内大陆市场，还在世界两大洋边缘有大量海岸线。老实说，美国需要在两大洋布置海军，因此其海军力量受限。可是，华盛顿冷静地兼并了中美洲的一块领土，在此开凿了战略地位很重要的巴拿马运河，从而打通了两大洋，并独占运河。通过这种方式，华盛顿解决了海军的困境。俄国人有充分理由认为，有赖于大陆间贸易的全球经济越发趋向一体化，这对俄国很不利，却对英美很有利。正如1914～1917年发展所显示的那样，海军正确地指出，未来战争中，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将严重打击俄国。然而，哀叹地理位置的不公要比设法解决它提出的挑战简单。长远来看，通过发展俄国丰富的资源使经济自给自足似乎是个吸引人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财政大臣威特的快速工业化策略在民族主义层面的吸引力。然而，短期至中期内，为了抵偿俄国工业化所依赖的资本流入和机器进口，威特的政策只是使出口需求激增。哪怕从长远来看，俄国政府意图建立在很多方面自给自足的强大工业经济体，也没有哪个俄国政客认为脱离世界贸易对这个国家有利。不过，倘若避开民族主义者的浮夸辞藻，并且和海军官员一条心，我们就会轻易发现，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不能确保俄国进入海洋。达达尼尔海峡通往封闭海域——地中海，而地中海通往大洋的两个出口都被英国人把持。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日后声称，除非意大利占据至少一个出口，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大国。事实上，对俄国而言，只有与英国结盟并同德国开战，占有海峡才有价值。甚至在1914年以前，这一点也不确定。赶走德国这个敌人后，就更不能指望同英国人长期保持友谊了。[43]
平心而论，1914年之前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俄国官员对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的思考常常受制约。19世纪30年代，外交大臣卡尔·内塞尔罗德定下了政策基调。若俄国试图夺取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它就会与整个欧洲为敌，即便它侥幸成功了，这种征服也可能变成它的负担。更好的选择是维持一个虚弱的奥斯曼帝国，必要时，俄国可以强迫它不与自己的敌人结盟、不控制海峡来严重打击自己。这项政策刚被采纳时是明智的，但随着时间流逝，它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到1900年，奥斯曼帝国是否还能长久存续是个大大的问号。此外，考虑到俄国整体国力相对下滑，它对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也难以维系。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英国最能影响苏丹。90年代，德国影响力取而代之，于是俄国边境上出现了德国控制力加强的威胁。
俄国驻君士坦丁堡武官任职已久，在其相当于告别备忘录的著作中，他描述了1900年德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铁路建设和政治影响力的发展。最糟的是，德国越发能左右奥斯曼帝国上层参谋官僚的训练和倾向性。俄国无力同德国一决雌雄。它的出口产品不具竞争力：甚至在最现代化的工程项目中，俄国的劳动生产率也不及德国的一半，它也没有多余资本借给他国或投资他国。[44]俄国缺乏这些武器，只好动用军事威胁，土耳其人自然不喜欢他们。关于争夺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这一点上，历史也对俄国不利。1770年后的那个世纪，俄国同奥斯曼帝国打了六次仗，只输了一次。土耳其人受辱，丧失大片领土。据保守估计，1783～1913年，约有600万穆斯林从奥斯曼帝国北部逃往土耳其腹地，其中约有400万人来自被俄国人征服的土地。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人死于这次大迁徙。考虑到历史因素，无怪乎土耳其人从骨子里痛恨俄国人。[45]
19世纪，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场战争发生在1877～1878年。从1875年开始，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蔓延至整个巴尔干半岛，并激起俄国人的很大同情心。除了亲斯拉夫主义者，俄国东正教会也大力支持起义者的事业。同情起义者包括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以及一些政客和将军。为了挽救退潮的斯拉夫起义，公众运动与其在政权核心的支持者一同推动俄国在1877年同奥斯曼帝国开战。冲突爆发前，圣彼得堡答应了维也纳的要求，即控制战争目标，并给予哈布斯堡领土补偿。1877～1878年，辉煌的大胜使俄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激动之余，俄国民族主义与亲斯拉夫主义的英雄尼古拉·伊格纳捷夫（Nikolai Ignatev）伯爵获准忽视对奥地利的承诺，向奥斯曼帝国强加惩罚性和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亚历山大二世与其年迈的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ksandr Gorchakov）缺乏对政策的掌控力。英奥威胁开战，除非俄国修改和平条款。此时，驻伦敦大使彼得·舒瓦洛夫（Petr Shuvalov）伯爵控制了俄国外交事务，他劝服亚历山大二世与伦敦、维也纳达成妥协。1878年，德国宰相俾斯麦亲王在柏林主持会议，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得出了这次协议的条款。[46]
1875～1878年事件的重要影响一直延续至一战。这次危机揭示了上层统治阶级的外交政策之争。彼得·舒瓦洛夫出身俄国最富有、血统最优良的贵族家庭之一，他在人格和政策上都是“宫廷派”代表。很多公众意见认为，舒瓦洛夫同尼古拉·伊格纳捷夫的争执，完美证明了信仰世界主义的圣彼得堡上层阶级牺牲民族事业来抚慰外国。与此同时，这些年来外国观察者汲取的首要教训则是，民族主义和亲斯拉夫主义的公众意见可以迫使政府违背沙皇心意发动战争，还可能出台有冒犯他国风险的政策。此后，外国外交官员再也不会忽视民意，再也不会幻想在贵族制俄国只有沙皇与外交大臣作数。但是这次危机导致的最大单一结果却是俄德关系长期受损。
自从1813年俄国解放拿破仑治下的普鲁士，俄普同盟就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欧洲国家中唯独普鲁士不曾与俄国为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仅在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时保持中立，还于1870年阻止奥地利作为法国盟友插手此事。采取这一立场后，俄国并非没有回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获胜的英法同盟向俄国强加和平条款，禁止它在黑海沿岸占有海军或陆上要塞。这不仅屈辱，还严重威胁俄国的安全。1871年，法国战败，英国被孤立，亚历山大二世趁机强迫欧洲同意俄国有权在南部重建陆上和海上防线。除了这一利益，俄国公众意见仍然认为普鲁士德国欠俄国的情，因为俄国在反拿破仑战争和德意志统一战争中支持过普鲁士。柏林会议上，当俾斯麦扮演中立主席和“诚信调停人”时，俄罗斯民族主义舆论沸腾了。他们没有意识到，得益于俾斯麦的努力，俄奥、俄英之间没有形成日后可引发灾难的对峙。1879年，俄国民意的盛怒促使俾斯麦同意与奥地利缔结两国同盟，此举使德国承诺帮助哈布斯堡帝国抵御俄国侵犯。
或许德俄关系破裂是早晚的事。亚历山大二世可能会庆祝他最爱的舅舅德皇威廉一世（Kaiser William I）在1870～1871年战胜法国，但他的将军们马上视统一的德国为威胁，开始计划如何防范它。无论政府政策如何，中欧的公众意见蕴含深层的推动德意志走向团结的力量。就算不管这些，俾斯麦也有充足的理由支持奥地利对付俄国。俄国比奥地利实力强，也许靠一次战斗就能摧毁它，若真如此，欧洲权力均势和德国内部政策将面临危险。如果哈布斯堡帝国垮台，柏林很可能会被迫代表奥地利-德意志人插手，这或可引发欧洲战争，柏林甚至可能需要把德裔奥地利人纳入自己的帝国。此举会将新教和普鲁士人统治的领土变成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因此俾斯麦与所有传统普鲁士人都害怕这一前景。[47]
无论如何，至少在俄国方面，民族特性、公众意见以及1880年特殊环境的作用不可忽视。1877～1881年，面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政府显得孱弱、腐败、无序。沙皇本人疲惫沮丧，缺乏信誉。他迷恋情妇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科娃（Ekaterina Dolgorukova），这无助于改善他的声望。沙皇与情妇生了孩子，他们一家住在冬宫（Winter Palace）的皇后寓所楼上。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Mikhail Skobelev）是1877～1878年战役以及俄国在亚洲扩张的英雄，从柏林会议到1882年斯科别列夫去世的四年间，他满足了很多俄国人对强势领导和民族英雄的渴望。斯科别列夫拒绝向外国人妥协，并在国内外发表浮夸演说，宣扬斯拉夫人与鞑靼人必有一战，所以他让政府非常尴尬。用更抽象的话说，真正的君权主义者绝不会对一位有魅力的将军承担理应属于沙皇的义务，即对鼓舞人心的领导权的需求喜闻乐见。[48]
俄国鼻青脸肿地度过了1877～1878年，公众感觉自己受骗了。尽管俄国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柏林会议后，它在领土上唯一的扩充只是收复了克里米亚战争后丢失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ya）。即便这点儿“收获”，也让俄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因为罗马尼亚人对被迫交出这个省深感愤恨，于是，此后三十年他们一直坚定地站在奥地利阵营一边。与此同时，奥地利人和英国人什么也没付出，并且反对解放巴尔干民族，结果他们却获得占领波黑和塞浦路斯的权利。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的对手，这惹怒了塞尔维亚人，因此他们也依附于维也纳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巴尔干人自己反抗拙劣的俄国庇护，他们选出的君主是德意志人和天主教徒，不仅如此，他还是前奥地利官员。于是，俄国人的愤怒和屈辱感爆发了。米哈伊尔·卡特科夫（Mikhail Katkov）与他的报纸《莫斯科新闻》（Moskovskie Vedomosti）发动主要攻势。卡特科夫是骄傲的莫斯科人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一心维护俄国的国力与国际声望，他也相信这是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卡特科夫讨厌从1871年开始笼罩欧洲的德国霸权阴影，他把俄德同盟比作旧莫斯科王公臣服于金帐汗国（Golden Horde）。卡特科夫声称，俄国牺牲民族利益来满足国际保守力量的虚伪团结，而在那背后是潜藏的德国利益。卡特科夫写道，俄国紧跟德国而不同法国结盟，所以它任由自己被巴尔干人赶走。无论如何，君权一致性都是荒唐的产物。卡特科夫认为，俄国君主制是深深根植于俄国传统与忠诚的独特制度。[49]
除了外国外交官，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也害怕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给予卡特科夫批评国家对外政策的自由。[50]与前任相比，年轻的沙皇不像主张全球主义的欧洲绅士，更像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三世的父亲和祖父喜欢霍亨索伦亲属，他则不然。他身上似乎凝聚了俄国民间英雄的一切元素。亚历山大三世身材高大，留胡须，还有点儿笨拙，他行使权力，但有时又展示父亲的慈爱。他的内政政策核心是摒弃欧洲自由主义的影响，确立对君主制的依赖、东正教会、农村公社等俄国传统原则。亚历山大三世心里赞同卡特科夫，他认为俄国对外政策必须立足于民族。1887年1月，他对外交大臣说：“如果公众意见对我们的外交政策丧失信心，那一切都完了。”[51]
考虑到亚历山大的意见，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法俄竟然迟迟不结盟。最主要的原因是沙皇对外交大臣吉尔斯勤勉推行的对外政策持极谨慎的态度。1877～1878年，亚历山大三世在巴尔干半岛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恐怖，从此再也不愿意搞军事冒险。这场战争也摧毁了俄国财政，而沙皇致力于复兴它。19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阿富汗和保加利亚的外交危机，沙皇选择避开冲突。俄国人屈辱地退出保加利亚，亚历山大三世恼火于这其中奥地利发挥的作用，因此1887年他拒绝同维也纳和柏林延续保守同盟，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同德国签订了所谓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这相当于秘密的不侵犯协议。1890年，德国人拒绝延续这份协议，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吉尔斯的政策，或多或少地把俄国推向法国怀抱。俾斯麦之后，德国新领导层断定，俾斯麦同俄国的协议有违德奥同盟的精神。
柏林的拒绝以及英国日益与德国结好的迹象必然令俄国害怕。亚历山大三世不相信不可靠的德国新君主威廉二世，以及俾斯麦倒台后操控德国政策的人。俄军领导人长期催促与法国结盟，这样的话，俄国在未来战争中或可避免独自面对德奥军力的噩梦。军方统帅称，与法国缔结正式同盟和军事条约，可让俄国为未来冲突做出更精确、更自信的安排。长期以来，外交大臣吉尔斯最信赖的心腹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Vladimir Lambsdorff）伯爵害怕法俄同盟将招致敌对大国阵营的建立、国际不安定因素和军备竞赛，就连他后来也认识到与巴黎结盟不可避免。亚历山大三世回顾历史，认为德意志统一期间父亲对普鲁士的支持是个错误决策。1892年2月，他告诉警醒的吉尔斯：“我们绝对需要和法国人达成协议，万一法德开战，我们得立刻攻击德国人，不给他们先击败法国人再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一有机会就肢解德意志。”[52]1894年，法俄终于签署条约。[53]
1879～1894年确立的互相敌对的同盟体系，基本上构成了1914年陷入灾难的国际体系。从那以后，这些敌对的同盟体系常被视为那场灾难的关键。相反，1914年之前它们常被誉为给欧洲国际关系带来明晰、确定与平衡。捍卫同盟者有其道理。在签署条约的政府看来，两大同盟都是防御性的，虽说公众意见未必一直这么想。柏林不会支持奥地利侵入巴尔干半岛，奥德同盟也在维也纳对此事施加了一些影响。俄国也不会为了让法国进军非洲或收复阿尔萨斯-洛林而对德国开战。另外，德国人不会允许俄国摧毁奥地利。法俄同盟也不会任由德国灭掉任一盟友，从而在欧洲确立无可争议的霸权。双方政权的做法都符合逻辑。不论是否存在正式同盟，如若欧洲战争爆发，柏林、圣彼得堡和巴黎的政府在实际运作时大概都会循此逻辑，所以对它们来说，表明立场、确保军事力量公开支持被称为核心国家利益的东西是明智之举。在国际关系中，定义重大利益，使其他国家理解此定义，以及向所有国家表明必要时本国有决心用武力来捍卫这些利益是关键举动。同盟系统就是如此行事的。但同盟体系也会让国际形势比一直以来的情况显得更严峻、更危险，危机爆发时尤其如此。19世纪70年代后，两大国之间的战争总有可能波及他国，而同盟体系把可能变成了确定。
法俄结盟后的头十年，俄国似乎不费任何政治代价就从同盟中收获额外的安全与影响力。在德国人看来，俄国的价值似乎有所增长。涉及远东政策时，圣彼得堡有时也可利用法德竞争关系。与此同时，尽管财政问题在同盟建立过程中没有多少分量，同盟的存在却增加了法国对俄国的资本投入。同法国结盟后的十年间，俄国与德国、奥地利的关系比上个十年更缓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俄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已从巴尔干半岛转向东亚。这些年来，哈布斯堡帝国本身正经历内乱，所以两国都不急于在巴尔干地区追求自己的雄心，它们也都认同维持现状对彼此有利。亚历山大三世开始把俄国的战略重点转向东方。他认为巴尔干斯拉夫人忘恩负义，对他们再不抱一点儿幻想，他发誓说，除非为了海峡，以后绝不会有一个俄国士兵为那个地区的目标牺牲。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三世决定承担连接东亚与欧洲的使命，即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是项规模庞大、耗资甚巨的任务。
俄国公众意见向来对东亚无甚兴趣。亲斯拉夫主义者尤其认为，对外政策焦点偏离巴尔干意味着背叛俄国遗产和斯拉夫民族身份。[54]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新沙皇尼古拉二世越发推进俄国的远东政策。他太听从非官僚的贵族顾问的话，这些人大都有军事背景，他们激励他梦想俄国在东方的光荣未来。贵族顾问也挑动尼古拉二世不相信外交、战争和财政大臣敦促的谨慎政策，这些人鄙视上述大臣，认为他们“不过是官僚主义者”。
政策制定过程有时几乎像歌剧：尼古拉二世与重要非官方顾问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Aleksandr Bezobrazov）通过各自的勤务兵交流，以便使大臣们蒙在鼓里。然而，这种政策的效果并不喜人。傲慢的非官方顾问鼓动尼古拉二世进行不必要的冒险，低估日本的决心和实力。尼古拉二世照他们的建议行事时也干扰了整个常规决策制度，造成不稳定、瘫痪与混乱。如果尼古拉二世本人先务实地判断优先事项与风险，再执行自己的决定，或许一切不会出问题。事实是，尼古拉二世在决策中心制造了一个漏洞，而他自己又无力填补。了解俄国政府内幕的人无不确信沙皇应该为俄国在亚洲的挫败负主要责任，他的声誉再未恢复。[55]
日俄战争之前十年，俄国在远东执行政策时干了不少蠢事，但评价俄国目标时，我们仍需考虑帝国主义时代各大国对外政策背后的地缘政治思维。19世纪80年代，其他大国大都全神贯注于争夺非洲，俄国囿于地理原因无法参与其中。相反，地理因素似乎为俄国提供了争夺中国的关键优势。19世纪90年代，瓜分中国在国际政策中居于主导地位，许多观察者也认为，未来全球权力均势或将围绕中国展开。在俄国人看来，罗斯伯里那句“为未来下注”的评论十分中肯。1900年，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ksei Kuropatkin）写道，对今日的俄国来说，需要它投入精力的领土和挑战已然过多，它几乎无须考虑同日本在远东地区竞争，抑或通过朝鲜和中国北部的可防御的不冻港确立通往太平洋的自由通道。然而库罗帕特金又说，俄国人口在20世纪将达到4亿，比起现在，未来人口的凝聚力中心和根本利益所在地将明显更偏东。就俄国的将来而言，东亚的稳固基地、可防守的疆界、连接太平洋的安全通路、对地方出口市场的控制都是关键要素。库罗帕特金认为，当前这代俄罗斯人要捍卫未来俄国的利益。陆军大臣批评尼古拉二世的非官方小团体宣传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自己则受那种幻想的更稳健、更谨慎版本的驱使。[56]
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将军，陆军大臣（1898～1904），远东军总司令（1904～1905）
这并不是说库罗帕特金对俄国未来的看法缺乏影响力。正如我们所见，当时很多智者同他一样，认为俄国的未来在亚洲，不仅如此，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比如，在此背景下，阻止日本在亚洲本土建立帝国对俄国人来说大有裨益——日本人打算建立的帝国毗邻人口稀疏、防守薄弱的俄国领土。后来，日本的确开发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结果其构造的大陆“帝国”严重威胁俄国的安全。1941年，希特勒的军队进军莫斯科，倘若当时日军北上出击，20世纪的历史或许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20世纪之交的问题部分在于，俄国此时的资源远远不能支撑其未来利益。这也使得俄国无法在所有地方维持强势。
海军策略以及建立强大太平洋舰队的尝试充分反映了这种紧张态势与其招致的灾难。海军年度花费近6000万卢布，除此之外，1898年，海军为新的紧急造船计划额外索要2亿卢布，此计划旨在确保俄军太平洋舰队面对日益壮大的日本海军时保持优势。对俄国来说这是一大笔钱，它榨干了国内发展的关键领域。举个例子，1900年农业部总预算仅有4.7亿卢布。财政大臣谢尔盖·威特必然厌恶将这一大笔钱投入俄国军费开支。考虑到沙皇致力于海军项目，威特不能正面抗议这一点，不过他从侧面蚕食海军军费，这导致了致命后果。战舰虽已造好，用于训练与船员给养的资源却被削减了，这大大损害了1904～1905年海军的战斗效率和士气。就连人员的伙食费都被紧缩，这是1905年在军舰“波将金”号上爆发那场重要兵变的原因之一。[57]
为了节约资金，威特也坚持把建设工程期限延长至1905年——换句话说，时间将比一开始计划的长很多。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辩称，日本财力匮乏，不可能率先完成造船工程。事实证明，财政大臣错了。1903年，日本的工程竣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东京赶在俄国军备尚未完工前攫取机会。与此同时，1903年，俄国政府和海军断定，未来的造船工作应集中在黑海。黑海的奥斯曼帝国越发摇摇欲坠，这意味着俄国的核心利益可能面临危险。似乎无人认真调查过，日本人是否准备好接受这场太平洋海军竞赛中的单方面和平。[58]
这触及俄国在东亚的错误盘算的核心。因为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人来说始终是最优先级事项，对俄国则不然，后者的核心利益在欧洲——帝国的人口、财富和政府中心大都位于欧洲。俄国的东亚政策基础是当地势力表象，而非现实。正如宫廷司礼官（grand marshal of the court）保罗·边肯多夫（Paul Benckendorff）伯爵指出的，俄国的东亚政策实际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恐吓。[59]1902，日本的行为令俄国无法继续虚张声势：日本没有被所谓的俄国实力吓倒，而是同英国结盟，并准备开战，除非俄国人做出重大让步——至少把朝鲜交与日本保护。退至这一步会损害俄国声望，牺牲一部分俄国利益，并公然证明尼古拉二世的非官方小团体错了——这些人认为区区亚洲人最终不敢和国力雄厚的俄国叫板。客观地说，这个小团体并非最后一批低估日本胆量与实力的西方政治领导者。1904年，日本不宣而战，进攻阿瑟港，英美人对这种“充满阳刚气概”的攻击怀有热情，后来他们又谴责日本于1941年对珍珠港发动“卑鄙”袭击，可谓讽刺。
无论如何，时任外交大臣兰布斯多夫与谢尔盖·威特强烈主张，妥协是最明智政策。事实的确如此。就算俄国击败日本，征服日本列岛，让日本不再是权力政治中长期存在的对手，也是不可思议之事。虽然可能性很小，但哪怕俄国陆军和舰队接近做到这一点，其他国家也很可能会插手并阻止他们。英国首相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指出，如若俄国战胜日本，结果必然是俄国永久受挫，因为他知道日本正等待欧洲或近东形成复杂局面，以便从背后捅俄国一刀。
对俄国来说，战胜日本的后果几乎和败给日本的下场一样糟。事实上，战败对俄国的影响是致命的，这更表明日俄战争对俄国来说是那么愚蠢。[60]
1905年的俄国是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在第二世界国家交互作用的经典例子。圣彼得堡没有充足资源支撑它推行扩张主义政策。追求帝国荣耀过程中招致的屈辱引发国内革命。1905年，俄军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兵力大大增加，俄国本来完全有希望在陆战中扭转形势，然而当年爆发了革命，这迫使政府接受败局。1905年5月，俄军在东方部署了一些最好的师，自战争开始这还是头一回。与此同时，日本的人力与财力资源已被利用到极限。然而，1905年6月上旬，俄国召开最高层会议来讨论未来政策。会议认为，考虑到俄国国内的混乱状态，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是危险之举。承认战败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损害政权威信，加剧国内的不稳定——对政府越来越深的失望以及政府之敌的信心几乎在1905～1906年的冬天推翻沙皇政权。[61]
1905年10月，尼古拉二世承诺颁行宪法并建立议会（即所谓的杜马），以图安抚政府的敌人，阻止革命爆发。1906年4月，议会召开会议。制定选举法时，政府起初将大部分权重赋予农民，希望对君主和教堂的传统忠诚感会导致选民投票选出保守议会。这个愿望迅速化为泡影。农民不满的原因包括腐败、农村地方政府的无能，但关键因素是农民渴望征收所有私有土地。[62]
尼古拉二世召开第一次议会
哪怕在纯理念层面，这一点对政权来说都是巨大挑战：全欧洲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大都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文明与进步的基础。西方宪政主义源于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国王暴政干预。因此，靠大规模征收社会上层阶级的财产来启动俄国的“宪政试验”注定引发强烈抗议。也有更务实的反对意见。1905年，俄国绅士阶层所拥有的土地在本国国土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不及普鲁士绅士阶层，更别提英国绅士阶层。在大部分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征收绅士阶层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反倒会让已经破产的国库和俄国谷物出口付出高昂代价，并削弱乡村的行政与文化。另外，很多农民渴盼征收绅士阶层的土地，他们对议会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实现这一目标。议会未能做到，这确证了深深根植于农民心中的直觉——他们认为国家反对农民的利益，于是国家的支持者基础大大缩小了。终有一日，农业发展能让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更容易为人接受，但在那之前，一旦城市出现政治危机，我们便可指望乡村进一步爆发农业革命浪潮。[63]
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s，即通常所说的Kadets）赢得了第一次国家会议选举，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社会主义党派抵制国家会议。立宪民主党基本上是激进自由主义者与中产阶级政党，尽管它代表的中产阶级与其说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不如说是知识分子。1905年，政坛大人物非常认真地试图将立宪民主党领导者纳入政府。立宪民主党非常不信任当局的自由化改革承诺，这是有道理的。然而，协商崩溃的首要原因却是立宪民主党不仅想征收至少一部分私有土地，还要求政府大赦政治犯，接受以内阁向男性普选制产生的议会负责为代表的人民主权。毫不奇怪，政府认为这太过冒险，拒绝了立宪民主党的要求，并于1907年6月修改选举法，以便惠及保守的俄国上层有产阶级，然而此举进一步削弱了政权的支持基础与新宪政秩序的合法性。由于选举法变更，1907～1917年的第三、四届议会主要由社会的传统上层阶级把持，换句话说，也就是由地主把持。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这样做是不够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贵族卖给农民，所以哪怕在绝对意义上，地主阶级也是不断缩小的。[64]
1905～1907年，国内发展大大影响俄国的对外政策，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14年。诚然，制定俄国对外政策时，对外政策决策者这一小群体理解的地缘政治因素仍是最重要的单个要素。1894～1914年，这些地缘政治因素一直支持法俄同盟。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见，对于进一步推动欧洲国际关系变为两大敌对阵营的1907年英俄协定，它们提供了最佳解释。不管怎么说，要是不考虑战败和革命的影响，1906年后俄国对外政策的很多方面都不可理喻。
若是新战争爆发，俄国就有出现革命的危险，就1905年以后维护俄国利益或冒险而言，这一点是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另外，政权比以往更需要成功对外政策带来的合法性基础。1907年，变更的选举法恰恰把权力授予了最渴望强势地维护俄国荣誉和传统的俄国社会群体。不得民心的灾难性日俄战争激化了习惯性疑虑：“宫廷”操纵的对外政策既不合格，又脱离真正的民族利益。它也令俄国爱国者感到羞耻和屈辱。所有这些国内因素都给决策者施加强大又矛盾的压力，它们也有助于解释决策者的声明与行动之间的危险差距——这些人言辞坚决，但采取的措施往往温和得多。这加剧了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此外，战败和革命导致俄国急剧衰弱，这破坏了欧洲权力均态的关键一环，进而引发不确定、诱惑与不安。考虑到那个年代的和平与安宁一直脆弱，这一点只会显得特别危险。于是，1906～1914年负责指导俄国对外政策的政客继承了一项很不值得羡慕的任务。现在我们必须讨论这些人与其决策的政治体系。
[1] 关于俄国和普鲁士的官吏人数，见：R. E. Jones，The Emancipation of the Russian Nobility，1762-1785（Princeton，N.J.，1973），p. 182。
[2] 关于现代帝国的比较史，见：J. Burbank and F. Cooper，Empires in World History：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N.J.，2010）。我在Empire中将俄国作为帝国比较研究的中心。
[3]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著作，由P. Bang和C. Bayly编辑、2015年出版的三卷帝国史也会为比较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4] 关于这些主题的简短背景资料，最好的是这本著作的插图：P. Bushkovitch，A Concise History of Russia（Cambridge，U.K.，2012）。我在Empire中较为详细地比较了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关于俄国上层阶级与其同君主国的关系，我在以下文字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The Elit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vol. 2，Imperial Russia，ed. D. Lieven （Cambridge，U.K.，2006），pp. 227-244。
[5] 与波斯的对比，出自：R. Pipes，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London，1974），pp. 20-21。Pipes的第一章出色地介绍了俄国政府受到的地理和气候制约。
[6] 关于俄国经济活动，首先见：B. V. Ananich and R. Sh. Ganelin，Serge Iulevich Vitte i ego vremia（St. Petersburg，1999），and P. Gatrell，The Tsarist Economy，1850-1917（London，1986）。
[7] D. Mendeleev，Kpoznaniiu Rossii （St. Petersburg，1906），p. 67；N. B. Weissman，Reform in Tsarist Russia（New Brunswick，N.J.，1981），p. 11；E. Muenger，The British Military Dilemma in Ireland：Occupation Politics，1886-1914（Lawrence，Kans.，1991），p. 82. 英语世界中，首位把欠缺统治提上议程的历史学家是S. F. Starr，见：S. F. Starr，Decentralization and Self-Government in Russia，1830-1870（Princeton，N.J.，1972）。
[8] 对铁路的费用估算，出自：S. Marks，Road to Power：The Trans-Siberian Railroad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Asian Russia，1850-1917（London，1991），p. 217；1990年俄国预算的数字，出自：George Vernadsky，ed.，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from Early Times to 1917 （New Haven，Conn.，1972），vol. 3，pp. 822-824。
[9] 有关民族主义和俄罗斯帝国的参考文献浩如烟海，以下这本著作提供了不错的介绍：T. R. Weeks，“Separatist Nationalism in the Romanov and Soviet Empir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m，ed. J. Breuilly （Oxford，2013）。整本手册提供了对比的绝佳范围，进一步提升了Weeks文章的价值。关于俄国对哈布斯堡帝国的看法，可参见我在第四章第一段的讨论。
[10] 这些数据都来自以下这本著作中关于乌克兰的部分：Ekonomicheskaia istoriia Rossii：Entsiklopediia，2 vols. （Moscow，2009），vol. 2，pp. 980-1000。
[11] 引自：O. Andriewsky，“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The Ukrainian Question in Russia，1904-1912” （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91），p. 250。
[12] 比如，见：D. Saunders，The Ukrainian Impact on Russian Culture，1750-1850（Edmonton，1985），and the articles by P. Waldron，A. Miller，T. Zhukovskaya，and J. Remy，in Defining Self：Essays on Emergent Identities in Russia.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ed. M. Branch （Helsinki，2009）。
[13] 引自：D. Saunders，“Russia’s Ukrainian Policy （1847-1905）：A Demographic Approach，”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25，no. 2 （1995），pp. 186-187。另见：A. I. Miller，‘Ukrainskii vopros’v politike vlastei i russkom obshchestvennom mnenii（vtoraia polovina XIXv）（St. Petersburg，2000）。
[14] 需阅读的两本关键著作是：F. Hillis，Children of Rus’：Right-Bank Ukraine and the Invention of a Russian Nation（Ithaca，N.Y.，2013），and Andriewsky，“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遗憾的是，Andriewsky的作品仍然是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关于乌克兰农民的意识，见：S. Plokhy，Ukraine and Russia：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Toronto，2008），chap. 8。然而，关于革命年代的国家建设，可阅读以下这本著作的观点：S. Velychenko，State Building in Revolutionary Ukraine：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s and Bureaucrats，1917-1922（Toronto，2011）。
[15] 关于缅希科夫的生平和思想，下面这本书的词条总结得不错：V. V. Shelokhaev et al.，eds.，Russkii konservatizm：Serediny XVIII-Nachala XX veka（Moscow，2010），pp. 289-295。第295页的详细传记特别有用，不仅引用了他的回忆录，还引用了他的很多作品集。引文见：“Dolg velikorossii，” March 11，1914，Novoe Vremia，reproduced in M. B. Smolin，ed.，Pis’ma k russkoinatsii’ （Moscow，1999），p. 463。
[16] 关于卢森尼亚人，见：P. Magosci，The Shaping of a National Identity：Subcarpathian Rus，1848-1948（Cambridge，Mass.，1978）；关于博布林斯基，见第三章。
[17] 关于加利西亚，见：P. Magosci，The Roots of Ukrainian Nationalism：Galicia as Ukraine’s Piedmont（Toronto，2002）；A. S. Markovits and F. E. Sysyn，eds.，Nation-Buil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Essays on Austrian Galicia（Cambridge，Mass.，1982）。以下这本著作是论述俄奥在乌克兰问题上紧张关系的关键作品，作者在第128页及后页讨论了普选制对加利西亚政局的影响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K. Bachmann，Ein Herd der Feindschaft gegen Russland：Galizien als Krisenherd in den Beziehungen der Donaumonarchie mit Russland （1907-1914）（Vienna，2001）。
[18] Merey to Aehrenthal，Sept. 3 and 15，1906，nos. 305 and 306，in Wank，Aus dem Nachlass Aehrenthal，vol. 1，pp. 401-405.
[19] 比如，可参阅：“Zadachi budushchego，” Feb. 23，1913；“Sroki bliziatsiia，” Feb. 23，1914；“Mogil’shchikam Rossii，” Feb. 27，1914；“Dolg velikorossii，” March 11，1914，in Smolin，Pis’ma，pp. 367-371，436-441，442-447，460-473。
[20] 关于门捷列夫生平和思想的简介，见：Ekonomicheskaia…Entsiklopediia，2 vols. （Moscow，2008），vol. 1，pp. 1324-1328。关于西伯利亚的背景，见：L. M. Dameshek and A. V. Remnev，eds.，Sibir v sostave Rossiiskoi Imperii（Moscow，2007）。
[21] Mendeleev，K poznaniiu Rossii；关于他的人口统计预言，见第12页。
[22] V.Semenov-Tian-Shansky，O mogushchestvennom territorial’nom vladenii primenitel’no k Rossii（Petrograd，1915）. 举个例子，另见《新时代报》业主A. 苏沃林对俄国未来的评论：Rossiia prevyshe vsego（Moscow，2012）。这些是他在报纸上登载的文章的复录。关于西伯利亚的地方主义，见：W. Faust，Russlands goldener Boden：Der sibirische Regionalismus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Cologne，1980）。
[23] 关于尼科尔森，见：T. G. Otte，The Foreign Office Mind：The Making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1865-1914（Cambridge，U.K.，2011），pp. 376-378。贝特曼·霍尔韦格的话在其日记中有载，该日记由Karl Riezler编辑。关于贝特曼·霍尔韦格，见：K. Jarausch，The Enigmatic Chancellor：Bethmann Hollweg and the Hubris of Imperial Germany（London，1973）。
[24] 关于基础教育，见：B. Eklof，Russian Peasant Schools（Berkeley，Calif.，1986）；关于教师相关数据，见：D. Lieven，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1983），p. 9；关于革命团体成员，见：R. Pearson，The Russian Moderates and the Crisis of Tsarism（London，1977），p. 80，以及B. Pares，My Russian Memoirs（London，1931），pp. 150-151。
[25] 尤其见比较19世纪与20世纪初市民社会的一卷（包括Laura Engelstein论俄国的一章）：N. Bermeo and P. Nord，eds.，Civil Society Before Democracy（Lanham，Md.，2000）。
[26] 关于“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见：J. E. Bowlt，Moscow and St.Petersburg in Russia’s Silver Age（London，2008）；关于后现代性和俄国，见：L. Engelstein，The Keys to Happiness：Sex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in Fin-de-Siècle Russia（Ithaca，N.Y.，1992）。
[27] 亲斯拉夫思想家的作品非常多。有关其思想与其在俄国政治思想中地位的介绍，见：G. M. Hamburg，“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1700-1917，” in Lieven，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英语读者还应该参考：A. Walicki，The Slavophile Controversy：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 Utopia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Thought（Oxford，1975）。
[28] 关于更完整的讨论以及进一步阅读的指引，见：D. Lieven，Nicholas II：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London，1993）。
[29] 举个例子，可见：R. C. Allen，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Cambridge，U.K.，2009）。
[30] 关于数据，见：“Promyshlennost，” in Ekonomicheskaia…Entsiklopediia，vol. 2，pp. 402-418，esp. p. 417。
[31] 关于俄国上层阶级的心态，见下列著作与其中所载的浩瀚参考文献：D. Lieven，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London，1989）。从1991年开始，很多有趣的俄语回忆录得以出版，但是最深刻地揭示俄国社会上层阶级心态（与其对对外政策的直觉）的恐怕是：A. N. Naumov，Iz utselevshikhvospominanii，2 vols. （New York，1955）。
[32] 我在Russia Against Napoleon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区别。
[33] 内塞尔罗德在俄国一直不受欢迎，更别提在苏联了，这解释了为何他没有优秀传记，但是其子将其信件整理为多卷本：Count A. de Nesselrode，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e Nesselrode，1760-1850（Paris，n.d.）。他的罕见传记资料在下面这本书中：D. N. Shipov，Gosudarstvennye deiateli Rossiiskoi Imperii，1802-1917：Bibliograficheskii spravochnik（St. Petersburg，1902），pp. 509-512。关于缅希科夫对非俄罗斯族外交官的看法，见：“Pochti inostrannoe vedomstvo，” Jan. 1908，in Smolin，Pis’ma，pp. 53-56。
[34] 关于吉尔斯的传记细节，见：Shilov，Gosudarstvennye deiateli，179-181；关于对吉尔斯的友善观感，见：G. F. 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N.J.，1979），and The Fateful Alliance：France，Russia，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Manchester，1984）。
[35] 关于对这一广泛主题的介绍，见：B. Jelavich，Russia’s Balkan Entanglements，1806-1914（Cambridge，U.K.，1991）。
[36] S.Sharapov，O vseslavianskom s’ezde：Otkrytoe pis’mo k A.A.Borzenko（Moscow，1908），pp. 14-16. 比如，可参见1913年11月6日尼古拉·马克拉科夫（Nikolai Maklakov）写给尼古拉二世的信，这封信回复了放宽波兰语使用的吁请，陈述了这些观点：GARF，Fond 601，Opis 1，Delo 982，listy 1-2。
[37] 关于俄国学术界对斯拉夫世界的研究，见：L. P. Lapteva，Istoriia slavianovedeniia v Rossii v kontse XIX-pervoi treti XXv（Moscow，2012）。
[38] 这本比较敏感的著作承认了一些紧张态势：Count V. A. Bobrinsky，Prazhskii s’ezd：Chekhiia i Prikarpatskaia Rus’ （St. Petersburg，1909）。
[39] Rohrbach，Deutschland unter den Weltvölkern，pp. 42-45. Baron R. Rosen，Evropeiskaia politika Rossii（Petrograd，1917），pp. 11-13.
[40] 举个例子，N.N.奥布鲁切夫（N. N. Obruchev）将军在1886年备忘录中主张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认为可通过与大国协商实现此目标。N.N.Obruchev，“Osnovye istoricheskie voprosy，” in Korennye interesy Rossii glazami ee gosudarstvennykh deiatelei，diplomatov，voennykh i publitsistov，ed. I. S. Rybachenok （Moscow，2004），pp. 22-23. “Proekt zakhvata Bosfora v 1896g，” Krasnyi Arkhiv 47 （1931）. Macchio to Aehrenthal，March 27，1896，in Wank，Aus dem Nachlass，vol. 1，pp. 104-106.
[41] 关于俄军海军的策略（及其他方面）困难，见：N. Afonin，“The Navy in 1900：Imperialism，Technology，and Class War，” in Lieven，Cambridge History，pp. 575-94；A. F. Geiden （Rear Admiral Count A. F. Heiden），“Kakoi flot nuzhen Rossii，” in Rybachenok，Korennye interesy，no. 28，pp. 383-422。
[42] RGAVMF，Fond 418，Delo 257，listy 10-17，Memorandum from Lieven to Grigorovich，Nov. 25，1912 （OS）；listy 25-53，Nov. 13，1912 （OS），Draft Report by Captain Nemitz；Delo 268，June 1914，Draft Report on Future Tasks of the Black Sea Fleet，listy 1-22.
[43] B. Sullivan，“A Fleet in Being：The Rise and Fall of Italian Seapower，1861-1943，”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0，no. 1 （1988），pp. 115-116. 二战时，面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抵抗，英国人其实无法派舰队进入地中海，但这种情况出现在1940年夏天法国沦陷后，它对1914年之前的人来说很难想象。
[44] N. N. Peshkov，“Rossiia i Germaniia I Turtsiia，” in Rybachenok，Korennye interesy，no. 21，pp. 219-249. 关于生产率，见：P. Gatrell，“Poor Russia，Poor Show：Mobilizing a Backward Economy for War，1914-1917，” in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ed. S. Broadberry and M. Harrison （Cambridge，U.K.，2005），p. 238；关于贸易、贷款、铁路合同以及俄国经济对奥斯曼帝国的渗透，见：M. Hiller，Krisenregion Nahost：Russische Orientpolitik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1900-1914（Frankfurt，1985），esp. chaps. 4-6；关于俄国经济帝国主义在亚洲所遇到的普遍问题，见：D. W. Spring，“Russian Imperialism in Asia in 1914，”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20，nos. 3-4 （1979），pp. 305-322。
[45] H.Inalcik and D. Quataert，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1300-1914（Cambridge，U.K.，1995），p. 793；R. Kasaba，A Moveable Empire：Ottoman Nomads，Migrants，and Refugees（Seattle，2009），p. 116；J. McCarthy，The Ottoman Turks（Harlow，1997），p. 330.
[46] 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危机的最详尽研究仍为：B. H. Sumner，Russia and the Balkans，1870-1880（London，1962）。
[47] W. C. Fulle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1600-1914 （New York，1992）.
[48] H.Rogger，“The Skobelev Phenomenon，” Oxford Slavonic Papers，9 （1976），pp. 46-77.
[49] 反映这种观点的有很多片段，见：M. N. Katkov，Imperskoe slovo （Moscow，2002），比如pp. 469-474；“Dostoinstvo Rossii trebuet ee pol’noi nezavisimosti，” Moskovskie Vedomosti，no. 197，June 18，1886。
[50] 比如，可参见1885～1887年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馆寄给埃伦塔尔的一系列信件：nos. 1，14，17，18，in Wank，Aus dem Nachlass，vol. 1，pp. 1-2，14-15，18-21。Diary entries for Dec. 5 and 6，1886，in Dnevnik V. N. Lamzdorfa，1886-1890（Moscow，1926），pp. 7，9-10.这几乎是这一时期兰布斯多夫日记的根本主题。
[51] Diary entry for Jan. 6，1887，in Dnevnik V.N.Lamzdorfa，vol. 1，p. 36.
[52] Diary entry for Feb. 24，1892，in Dnevnik V.N.Lamzdorfa.，vol. 2，p. 299.
[53] G. Kennan关于法俄同盟起源的两卷本著作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和Fateful Alliance无可超越。
[54] 比如，可参见亲斯拉夫主义主要宣传人亚历山大·基列耶夫（Aleksandr Kireev）将军在1900年1月的评论：RGB OR，Fond 126，k 13，ii，pp. 1-4。关于基列耶夫本人，见K.A.索洛维约夫（K. A. Solovev）出版的1905～1910年日记所作序言：A. A. Kireev：Dnevnik，1905-1910 （Moscow，2010），list. 3-17。另见《新时代报》周刊业主A.苏沃林在1898年（儒略历）2号刊上所作评价：Suvorin，Rossiia prevyshevsego，pp. 310-314。君士坦丁堡让苏沃林情绪激动，而阿瑟港（Port Arthur）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55] 关于俄国决策的最好介绍，多出自：D. McDonald，United Gover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1900-1914（Cambridge，Mass.，1992）；关于战争起源的最详尽调查，见：I. Nish，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London，1985）。
[56] 关于瓜分中国，见：T. Otte，The China Question：Great Power Rivalry and British Isolation，1894-1905（Oxford，2007）。关于亚洲未来的重要性，见：A. T. Mahan，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London，1897），esp. “A Twentieth-Century Outlook，” pp. 217-268。关于库罗帕特金，见：“Iz ‘vsepoddaneishego doklada voennogo ministra za 1900 god，’” in Rybachenok，Korennye interesy，no. 23，pp. 284-320。关于决定俄国在东亚目标的潜藏因素，见：D. 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Toward the Rising Sun：Russian Ideologies of Empire and the Path toWar with Japan（DeKalb，Ill.，2001），for ideas，and J. LeDonne，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1700-1917：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Oxford，1997），pp. 192-215，for geopolitics。
[57] 关于食物和兵变，见：R. Zebrowski，“The Battleship Potemki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Naval Mutin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ed.C.M.Bell and B. A. Elleman （London，2003）。关于预算，见：G. Vernadsky et al.，eds.，A Source Book on Russian History from Ancient Times，3 vols. （New Haven，Conn.，1964），vol. 3，pp. 822-824。
[58] 关于这些观点，见：N. Papastratigakis，Russian Imperialism and Naval Power（London，2011），esp. pp. 155-158。
[59] CUBA，Benckendorff Papers，box 19，Paul to Alexander Benckendorff，Dec. 25，1903/Jan. 7，1904.
[60] K. Neilson，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British Policy and Russia，1894-1917（Oxford，1996），pp. 240-244.
[61] K. F.Shatsillo，Rossiia pered pervoi mirovoi voinoi（Moscow，1974），p. 11.
[62] 关于农民，最好的介绍见：D. Moon，The Russian Peasantry，1600-1930（Harlow，1999）；关于乡村中的1905年革命，见：B. R. Miller，Rural Unrest During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Budapest，2013）；关于农村欠缺治理与混乱的状态，见：Stephen P. Frank，Crime，Cultural Conflict，and Justice in Rural Russia，1856-1914（Berkeley，Calif.，1999）。
[63] 关于俄、普、英对比，见：Lieven，Aristocracy in Europe，chap.2。英国是极端个例。比如，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威尔士，7000人拥有80%的国土。1905年，俄国绅士阶层所拥有的土地在可耕种土地中所占比例仅为13%。关于欧洲境内更广泛的对比，见：R. Gibson and M. Blinkhorn，eds.，Landownership and Power in Europe（London，1991）；关于土地问题，P. Bark’s的评论切中要害，见：Vozrozhdenie，no. 168 （Dec. 1965），pp. 94-95。
[64] 关于1905年革命，最好的英文叙述见：A. Ascher，The Revolution of 1905 （Stanford，Calif.，1992）；另见：H. D. Mehlinger and J. M. Thompson，Count Witte and the Tsarist Government in the 1905 Revolution（Bloomington，Ind.，1971）。关于杜马时期，见：G. A. Hosking，The Russ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Government and Duma，1907-1914（Cambridge，U.K.，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