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久以来，人们的一个愿望就是武力本身不总是能改变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类最大的难题，”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早在1784年写道，“是实现一个能够主持普遍正义的公民社会。”⁶伍德罗·威尔逊希望国联向国家——至少是那些更进步的国家——施加一些国家向其公民施加的同样的法律约束。以既弥补国联规定的许多不足、又保持其本意的方法，联合国的创始者们对宪章重新加以设计：这个新组织的宪章承诺它维护“男女与大小各国的平等权利”，并且创造适当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产生的义务”。⁷由国际体系中的势力均衡而形成的秩序本身已不再是这个组织的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在组成这一体系的国家之间，基于外在形成的正义标准达成协定。

今天人们很难有在联合国初创之时怀抱的那种乐观态度，认为它能够真的实现这一任务：在许多批评家看来，这个机构已经声名狼藉。但在1946年，杜鲁门政府完全信任联合国，甚至提出要把它的核武器和制造方法——当然是在它提出的具体条件下——交予这个新的国际机构。四年之后，美国立刻将北朝鲜进攻南朝鲜一事提交联合国，并随后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奋战了三年。杜鲁门自己对于全球治理的信奉十分执著并且有着强烈的情感：终其成年后的生活，他一直在钱包里带着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诗《洛克斯利堂》（Locksley Hall），诗中向往着实现“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邦”。⁸

但是，冷战残酷的现实很快证明丁尼生的梦想以及杜鲁门的梦想，都不过是梦想而已。尽管美国和苏联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但他们都拥有在安理会的否决权，该机构负责强制执行其决议。英国、法国和中国（当时仍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下）拥有同样的特权。这意味着，联合国只能在这些最有权势的成员同意后才能开展行动，这就模糊了权力和正义之间的区别。而这些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们又不太可能达成一致，因为他们对于如何定义“正义”的分歧如此之大。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个词语意味着政治民主、市场资本主义，以及——在原则上，如果不总是在实际行动中——尊重个人权利。对于仍然掌管着殖民帝国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而言，它的内涵就少了很多；对于很可能被中国共产党人从权力的宝座上驱逐的中国国民党人，它的意义就更少了。而对于斯大林的苏联，“正义”意味着毫无异议地接受独裁政治、计划经济，以及无产阶级通过独裁者领导他们选择的方式向着全世界“无阶级”社会前进的权利。

因此，联合国的运作更像是一个辩论会，而非一个能够制定规则并使各国遵循的机构，这种情况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正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1948年初抱怨的那样，人们在那里的立场类似于“人物造型竞赛：在相对混沌不清的背景中有一段长时间的准备；随后帷幕被拉开；灯光突然短暂亮起；一组人的姿势被记录在留给后世子孙的投票场景的照片中；在照片中谁看起来姿势最优雅、最令人印象深刻，谁就赢得了竞赛”。如果超级大国同意为了这个目的而依赖于它，凯南接着说，这种“议会式的打空拳……的确能够成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的彬彬有礼的上等方式”。⁹但它却难以如是。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出的，华盛顿的——当然是凯南的——总的看法是，“如果人们相信联合国有能力像目前一样在今天和以后保护美国的安全，那么这只能意味着这些信仰者忽视了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¹⁰

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的确通过了一项“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但是它通过宣言并没有得到苏联和它的盟国以及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的支持——它们都弃权了——并且没有提出任何强制性机制。¹¹在联合国的宪章及其实践中，更为根深蒂固的是不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即便是在最有权势的国家违反这个原则时。因此，当苏联使用武力于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异见者时，或者当美国采取秘密行动于1953年在伊朗、1954年在危地马拉推翻当地政府以及1961年在古巴并且十年之后在智利试图推翻其政府时，联合国并没有予以谴责。

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似乎还不太可能：为什么一个超级大国要限制自己的权力？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不可能变成了不可逆转。这一转变发生的过程在美国最为显著；在那里，冷战最初扩大，但接着缩小了在世界事务中行使权力和维护普遍正义原则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