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星期六，下午1∶45

（阿拉斯加州，上午9∶45）

这个早晨异常忙碌，但总统决心不落下每天的游泳运动。他一天通常要和副官戴夫·鲍尔斯一起游泳两次，分别在午饭前和晚饭前。医生出于对他背痛的考虑，规定他每天都得游泳，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放松方式。西厢地下室的室内游泳池原本是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建造的，现在又被重新改造，老约瑟夫·肯尼迪还捐赠了一幅壁画，画的是维尔京群岛上壮观的航海景观。这两位好友一边在90恒温、50英尺长的泳池中来回游蛙泳，一边互相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

肯尼迪游完泳回来准备前往餐厅用餐时，路过了他的办公室。[32]电话在下午1点45分响起，来自麦克纳马拉，他正要报告U-2侦察机失踪的消息。

几分钟后，国务院情报局局长从邦迪的地下办公室出来，一路小跑地上了楼梯。罗杰·希尔斯曼刚刚听说了美苏战斗机相继起飞的消息。尽管两天没睡觉的他早已疲惫不堪，但他还是马上感觉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这其中的含义骇人又露骨：苏联可能把这架U-2侦察机的飞行任务看作核战前的最后情报侦察。”

希尔斯曼本以为总统会大发雷霆，或者至少会显露出些许恐慌，但是肯尼迪用一声短促的苦笑和海军岁月里的陈词滥调缓和了紧张的氛围。

“总有些狗娘养的听不懂人话。”[33]

镇静的外表掩盖着他深深的挫折感。肯尼迪和他的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弟弟，不太一样，每次生气的时候他都会变得很安静。与他最亲密的副官担心他将怒火都憋在心里而不发泄出来。当他怒到快要失控时，就会用手指轻打自己的门牙或是紧抓着椅子的扶手，握到指关节都开始变白。

他开始发现对总统权力的诸多限制。虽然各种各样的事情以总司令的名义施行，但他想要掌握所有的情况却几乎不可能。除非“某个狗娘养的”把一切都搞砸了，不然很多事情他将永远都不会知道。军队机器的运行依据的是它内部的逻辑和动力。五角大楼向他保证，赴北极采集空气样本的飞行任务早在几个月前就计划安排妥当，并已取得许可。U-2侦察机竟然会在冷战最危险的时候飞到苏联领土上空，谁都没有想过会存在这种可能性。

令肯尼迪恼火的不仅仅是这些他意料之外的情况。有时候，他要求做的事情也会得不到执行。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就是土耳其的“木星”导弹。几个月来他都想把这些导弹从土耳其撤出，但是官僚机构总是找出一些自以为是的理由来否决他的意愿。早晨的时候，他和肯尼·奥唐奈在玫瑰园里散步时，他就提及了对此事的恼怒。他让副官帮忙找出“他最后一次要求把这些混账导弹撤出土耳其的日期。不是前五次他要求撤走导弹的日期，而是最后一次”。[34]结果证明，总统曾在8月命令五角大楼着手调查撤走“木星”导弹的事宜，但是五角大楼怕惹恼土耳其人，就搁置了这个主意。邦迪事后坚称，他从来没有收到正式的“总统命令”要求他们撤走导弹，而档案记录似乎印证了他的这一说法。

当赫鲁晓夫试着把“木星”导弹当作公开讨价还价的筹码后，撤走它们的事宜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但肯尼迪确信的是，他绝不会为了几枚过时的导弹而掀起战争。当他还是太平洋上的一位年轻海军军官时，他就意识到，“当人们决定开战理由时”最好能拿出些令人信服的动机，否则“就会导致全部事业付诸东流”。[35]这非常准确地总结了他20年后的感受，尤其此时那个决定开战理由的人正是他自己。

但无论是肯尼迪的意愿还是赫鲁晓夫的意愿，它们都和星期六下午的戏码无甚关联。事态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政治领导人所能掌控的程度。

一架美国间谍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了，另一架则在苏联上空失踪。关塔那摩外的一座苏联巡航导弹炮台已经准备就绪，按照赫鲁晓夫的意思，随时威胁着该海军基地，随时可以完全“抹除”它。一个核弹头护卫队正在前往其中一处R-12导弹基地。卡斯特罗下令让他的军队对低空飞行的美国飞机开火，并敦促苏联考虑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计划。

总统没办法全权控制自己的军队。而他之前对这场危机的意识，不过是加勒比海中一场缓慢升级的对抗，美国军舰试图迫使苏联潜艇浮到海面，而筋疲力尽的苏联潜艇船员则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打响。

核时代的悖论在于，尽管美国的力量前所未有的强大，但只要在一个致命的地方走错一步，它就可能全盘皆输。然而，失误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只不过在之前的战争中，它们比较容易被修正。但今天，赌注越来越大，可以犯错的空间却越来越小。据博比所言，肯尼迪时常会担忧“整个人类彻底毁灭的可能性”。[36]他知道双方“绝不企图”开战。而最令他担忧的想法是，“一旦我们犯错，我们输掉的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国家”，还有全世界的年轻人，他们“在这场核冲突中没有插手、没有发声，甚至一无所知，而他们的生命之火却要像其他人那样被核战争扑灭”。

莫尔茨比飞机鼻端前方的海平线上亮起了一道微弱的光芒。几个小时以来他总算能够振奋起精神。他现在确信自己正朝东飞翔在返回阿拉斯加的途中。一个半小时前当楚科奇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艾尔森的导航员已经能看到相同的金色光芒了。莫尔茨比决定在他降至20000英尺前都保持这个方向。如果不碰上什么云团的话，他会降至15000英尺再看看四周的情况。如果云比较多，那么他会尽力保持飞机的高度。他可不想撞到山上去。

降到25000英尺的时候，他的增压飞行服开始放气。视线中既没有云也没有山。当前的太阳光亮足够让他看到地面。地面上覆盖着积雪。

两架机尾和机身都涂有标志性红色颜料的F-102战斗截击机出现在了他翼尖的两侧。它们看似用“接近失速速度”以一个非常危险的陡角飞行。莫尔茨比飞机上剩下的电量刚够他通过电台的紧急频道跟战斗机取得联络。一个美国人的声音从苍穹中穿梭而至。

“欢迎回家。”

两架F-102战斗截击机在云中冲入又冲出，像嗡嗡叫的飞虫一般环绕着疲惫的间谍机。如果它们要把速度降至和滑翔的U-2侦察机一样慢，那么它们的发动机就会中断燃烧并导致坠机。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苏联米格截击机的迹象，实际上在莫尔茨比到达公海上空之前，它们就调头返回阿纳德尔了。

最近的一个机场位于科策布湾一条荒芜原始的冰带上，这是一处纬度略高于北极圈的军事雷达站。它离莫尔茨比有20英里远。F-102的飞行员们建议莫尔茨比尝试在那里降落。

“我要左转了，所以你们最好给我腾个地方。”莫尔茨比给他左翼尖的飞机发射了无线电信号。

“没问题，转吧。”

随着莫尔茨比向左倾斜转弯，F-102下潜并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飞行员发回无线电信号告诉莫尔茨比，他先行去查看那条小型飞机跑道了。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外的麦考伊空军基地，罗杰·赫尔曼正在跑道尽头等待着，他的双眼不停地扫视着南方天空，希望能看到鲁迪·安德森的踪影。机动员（mobile officer）在辅助U-2飞行员降落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驾驶U-2侦察机已经困难重重了，要让它降落则更是难上加难。飞行员要准确地在离跑道两英尺的上空，使其狭长的机翼停止产生升力。机动员会乘坐由他人驾驶的车辆沿跑道尾随飞机，飞机每下降两英尺他就向飞行员报告一次高度。如果飞行员和机动员都正确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飞机就会稳妥地降落在跑道上，否则飞机将会继续滑翔。

赫尔曼这样等待安德森的归来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他的希望越来越小。飞行员没有发回加密的无线电信号，告知他已经回到了美国领空。不可能是导航错误导致他迷失了方向。安德森飞机上所携带的燃料只够他飞行4小时35分钟。上午9点9分起飞，时间已经快到了。

赫尔曼站在跑道的尽头，他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二战电影中，计算着朋友归来的分分秒秒。他一直等，直到联队指挥官德斯·波特斯上校给他下达指令。

“你已经可以回来了。”[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