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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章 危机接踵而至（1909～1913）
从耻辱中恢复
俄国新闻界杜撰出“对马外交”（diplomatic Tsushima）这一无力短语来形容俄国在波斯尼亚危机高潮时刻屈服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施压。这个说法过于夸张，但它反映出俄国公众舆论的氛围，以及他们对进一步失败或颜面扫地的极度敏感。这是波斯尼亚危机最重要的余波。在1912年和1913年之交的冬天，战争将在巴尔干爆发，大国都面临被拖进泥淖的威胁。一端是圣彼得堡，一端是维也纳和柏林，紧张局势已经形成。在危机爆发的当口，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向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普塔莱斯伯爵强调，俄国寻求和平并乐意妥协，但绝不能再容忍面对最后通牒，或像1909年那样被逼到墙角。普塔莱斯和奥地利大使道格拉斯·图尔恩（Douglas Thurn）伯爵都相信萨佐诺夫的话，并将这一事实清晰地汇报给本国政府。巴尔干危机期间，图尔恩在多个场合重申，虽然俄国领导人寻求并迫切需要和平，但他们宁愿要一场几乎没有胜机的战争，也不愿继续面上无光：“对任何俄国政府而言，1909年惨败留下的遗产都过于沉重，不管怎样和平地处置，若这一事件重复，它都无法幸存。”俄国正面临在战争或屈服于更专横、更让自己丢脸的奥德同盟的挑战二者中做出选择，直到1914年7月都没有任何改变。在圣彼得堡，同盟国的大使做着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在柏林和维也纳的上司选择忽视他们。[1]
波斯尼亚危机直接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就是坚定了俄国政府尽快恢复军事力量的决心。波斯尼亚危机爆发时，大臣会议已经讨论了各种陆、海军武装方案。1910年，大臣会议同意未来十年给俄国陆、海军增加14.13亿卢布的军费，这超过了他们目前的年度财政预算。有些人指出，俄国军费的大幅增长拉开了军备竞赛——它导致1914年以前的国际紧张局势严重加剧——的序幕，这“不仅破坏了东欧的军事平衡，甚至殃及整个欧洲”。这显然不是当时俄国看待问题的角度。波斯尼亚危机和丢尽脸面的收场，本质上是俄国已羸弱得不堪一击，而它的敌手对此了如指掌。之后，意大利外长称俄国是一个“大而无能的国家”，奥地利驻罗马大使1909年年底评论，“俄国武力衰弱已经众所周知”。任何负责任的俄国政府都不会容忍这种看法及支撑着它的事实。俄国重整军备，反映出它深深陷入羸弱与耻辱之感，不顾一切地寻求安全和地位。但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1904～1914年，俄国国力迅速下降，又得到恢复，欧洲国际关系因此失衡。俄日战争的余波中，柏林和维也纳推行的政策默认俄国虚弱无能，而在聪明的“管理手段”下，俄国恢复了大国地位，这被证明是一种反击。[2]
俄国外交官对波斯尼亚危机的解读各异。驻巴黎大使亚历山大·涅利多夫是法俄同盟的强烈拥护者，并且在危机开始之前就对德国抱有深深的怀疑。在这场耻辱的危机结束后几天内，他写信给伊兹沃利斯基，称在最近的事件中柏林“如果不是领导者，就必然是关键角色，尽管德国自己的直接利益并无危险”。由此证明，“争议中的问题……在德国人看来，是整体政治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让斯拉夫附属国转而亲德，后者向南推进，以便通过奥地利在巴尔干赢得霸权”。德国人和匈牙利人视斯拉夫人为“能够驱为附庸并加以毁灭的贱民”，他们同样是德国南进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障碍。“中欧帝国的崛起，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利益，还殃及我们的友邦和盟国——法国和英国。”因此必须巩固三国之间的关系。斯拉夫世界的联盟同样至关重要，德国人正试图对此加以瓜分、征服。斯拉夫联盟将是关键的“力量因素……在我们手中，可以用它来构建抵御德意志入侵的稳固屏障”。[3]
涅利多夫的看法因俄国最近脸面尽失而变得尖锐，这也基本是俄国新闻界和大众的观点。许多（可能是大多数）俄国外交官同意涅利多夫对德国目标的分析，对俄国政策也有类似的结论，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涅利多夫看法中的一个要素是，支持斯拉夫人对保卫俄国在君士坦丁和黑海地区的地位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到，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作为自由帝国主义代言人，是这一看法的坚定拥护者。另外，俄国外交的传统之一是强调应追求在海峡的纯粹俄国利益，而不是用斯拉夫民族情感联合诸国。1912年，伊万·济诺韦伊年逾八十且已退休，但因为他曾是外交部近东局领头人，并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多年，他的看法还是很有分量的。同年12月，他写信给刚上任的近东局主事者特鲁别茨科伊，明确地将一封已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信包含在内，信中强调只有海峡才是俄国利益所在，巴尔干各民族对俄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毫无忠诚可言，不应让他们影响俄国的决策方针。尼古拉二世敬畏其父的理念，这使济诺韦伊的信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在第三章读到了俄国驻黑山公使亚历山大·吉尔斯的看法。在诸多方面，他们试图采纳并适度改变济诺韦伊的看法，以应对1911～1914年俄国在近东地区和巴尔干地区面临的新挑战。[4]
俄国驻柏林大使尼古拉·冯·德·奥斯滕-萨肯伯爵并未非常反对圣彼得堡的对外政策，但提供了更具德国视角的微妙看法。奥斯滕-萨肯总是被当作反动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而不被理睬，1908年他已年至耄耋。尽管大使确实年老体弱，不足以占据如此关键的职位，他的看法却时常充满洞察力，且不应忽视。翻看这时期的俄国档案，最大好处就是，它提供了更加平衡的对俄国未来前景的解读。之前人们觉得，伊兹沃利斯基、萨佐诺夫和驻伦敦大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的看法主导着俄国外交，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政治路线获胜了，也因为他们之间的通信和回忆录得以出版。档案揭露了其他选项，这些看法常常并不愚蠢。
奥斯滕-萨肯伯爵并不为德国的政治策略辩护，但他的确试图理解德国的做法和它的担忧。在他看来，德国人的心理很复杂——怀着嫉妒与畏惧，与英格兰竞争。在伯爵眼里，这扭曲了德国对国际关系其他方面的看法。他承认这种心理荒唐无稽，但也在试图找一些合理的解释。在奥斯滕-萨肯看来，以史为鉴，像德国这样敢于挑衅“不义的阿尔比恩”的国家，有理由深深畏惧英国的无情和伦敦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它巧妙地利用欧洲大陆强国之间的分歧，服务于“伟大的英格兰”。因此，他认为，德国人有真正的理由（或许大大夸张了）惧怕英俄之间达成谅解，就像他们已经有些担忧、怨恨时下俄国新闻界和公众的看法一样。但是奥斯滕-萨肯也强调，德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在奥地利的冲突，都是会加深柏林对俄国的敌意。[5]
1912年春，奥斯滕-萨肯死前最后的重要信件几乎就是一首哀歌。他写信时的态度就像命运已然让俄国与德国站在对立的政治阵营。虽然两方政府都渴求和平，但“彼此间的不信任”和柏林方面“某种程度上的厌恶”，此时让双方很难进行基本的坦诚政治交谈，尽管双方早前取得过成功。这说得没错，可参考君士坦丁堡、海峡、俄土关系这类尖锐问题。现在，无论相信德国在土耳其政策上的保证，还是坦诚地讨论俄国在近东的预期，都是危险的。柏林很可能会充分利用俄国人的信任，然后在君士坦丁堡或大国之间毁灭它。部分原因在于，德国看到了土耳其作为未来盟友的可能性。因为德国是历史上没有染指过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唯一欧洲国家”，奥斯滕-萨肯写道，土耳其人自然会对它抱有好感，这将导致俄德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6]
奥斯滕-萨肯的看法很关键，因为这位前大使毫无反德之意，而且事实上是德俄友好的支持者。他完全准确地指出，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的对抗将变成俄德互相猜忌中的关键因素。考虑到俄国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历史情感都岌岌可危，德国在君士坦丁堡影响力的扩大不可避免地会给俄德关系制造巨大困难。但是，如果能够理性和冷静地坐下来谈，俄国的关键要求——在黑海和海峡地区的安全，与德国的核心目标——为本国出口商品确保土耳其市场，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俄国将来在黑海地区获得经济主导权——这在俄国公众舆论中颇为流行——简直是痴人说梦：俄国出口产品能在土耳其或近东市场上与德国相抗衡的那一天遥遥无期。获得海峡的野心更加实际，也更加危险，这确证了君士坦丁堡甚至整个欧洲对俄国的恐惧，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紧张与不安。本书前面提到，虽然俄国的野心在帝国主义时代并非特别邪恶，但他们大大夸大了俄国通过占有海峡能够获得的利益，更不用说从君士坦丁堡了。经过残酷的流血杀戮，海峡之争终于通过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Montreux Convention）尘埃落定，公约既承认土耳其对该地区的主权，也允许俄国军舰通过。当然，将1936年同战前欧洲截然不同的状况等量齐观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话说回来，就俄国在海峡的根本利益而言，并不需要与德国正面硬碰硬，而且并不值得为了获得海峡控制权而发动一场俄德战争。
将两大帝国在土耳其的利益争端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和平、俄德经济关系对两者的巨大重要性——来看待，这一点就格外真切。不幸的是，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中，俄德经济关系却成为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又一根源。尤其是，俄国人相信，1904年的贸易条约——它是在俄国最软弱易欺时签订的——明显偏向德国。试图弄清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堪比噩梦。俄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贸易很大程度上偏向德国，但柏林方面坚决反对，他们说俄国的统计是不可靠的，而且大量俄国农产品通过第三国（特别是荷兰）港口进入德国。
或许，俄国人对的可能性更高。在德国内部，他们的领导人同意，贸易条约相当有利，而且在1914～1917年将续约看作主要战争目标。但关键的一点是，德国与俄国的经济都从对方身上获益良多，两个帝国之间发生战争无疑是疯狂的自杀行为。即便是在1912～1914年，如果担任驻柏林大使，谢尔盖·威特或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都可能重申这种主张。二人都曾是大使这一职务的候选人，虽然他们都不错，但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被选上。就外交事务而言，他们都比1912年接替奥斯滕-萨肯的谢尔盖·斯韦比弗（Serge Sverbeev）好，后者在俄国外交事务上被朋友点评为埋头苦干的实诚人。[7]
但是，斯韦比弗是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的多年老友，萨佐诺夫宁愿让一个忠诚的平庸之人去柏林，也不愿让更为强大且有独立做事能力的人当这个大使。不管怎样，作为外交界一员，萨佐诺夫实在过于因循守旧，不愿让“局外人”出任最高外交职位。至于德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他更欢迎一个只会埋头干活的俄国大使：奥斯滕-萨肯很受威廉二世的喜欢，他有时成功地背着君王的智囊团将意见甚至文件偷偷呈递给威廉二世。诚如奥地利驻柏林大使拉斯洛·瑟尔杰尼伯爵（László Szögény）在斯韦比弗在场时解释的那样，“在柏林的人认为，如果国王不与他谈论政治，将会是巨大的优势”。当1914年“七月危机”爆发时，谢尔盖·斯韦比弗像往年夏天一样，接连数周在遥远的俄国中部检查他的产业，没人想起他。[8]
自波斯尼亚危机以来，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就一直渴望逃离外交部，寻找一个高薪又没那么多风险的大使职务。1910年秋，亚历山大·涅利多夫一死，他就抓住机会当上了驻巴黎大使。他的职务由他的副手谢尔盖·萨佐诺夫接替。萨佐诺夫身材矮小，又有点儿斜眼，看上去像个东方人，是俄国历任外交大臣中少有的最宽宏、最正派的人之一。不像伊兹沃利斯基那样自私又野心勃勃，新的外交大臣是个温和、友善又诚实的人。萨佐诺夫并不愚蠢，他学识渊博，又懂礼节，在他的时代算得上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绅士。他有着既纯正又深沉的爱国主义情结和东正教信仰。他性格的一个弱点是，容易受影响且容易激动：在出现外交危机时，他情绪的不稳定让外国大使甚至自己的同僚感到不快。萨佐诺夫更致命的缺点是观念过于传统，无法进行系统性或创新性思考。他几乎不会去质疑关于自己所处阶层、国家或地区的种种假设。[9]
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已经让他的副手准备了一年有余，谢尔盖·萨佐诺夫上任时已经准备充分，并且能够担此大任。然而从经验或胜任大臣之位需要的才干来说，他远非俄国外交官中的最佳人选。虽然他从年轻时就跟随大臣左右，但就肩负大臣的政治和管理责任而言，他几乎毫无准备。[10]与几乎所有俄国外交人员一样，萨佐诺夫处理本国事务的经验甚少。与尼古拉二世的众多外交大臣不同，阿列克谢·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是唯一在内政部举足轻重的人，因此同其他外交大臣相比，能够更加平衡地理解俄国整体利益问题。但萨佐诺夫正相反，他对国内事务的理解是浅薄的，甚至在回忆录中他还愚蠢地指出，1917年革命之前，所有俄国民众想要的是继续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以及让官僚主义干预从生活中消失。这就是把自己所处阶层的希冀等同于整个社群的愿望，在战前的欧洲社会精英当中，此类想法并不罕见。更不寻常的是，作为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外事经验也很有限，他只担任过三年海外使团团长，之后于梵蒂冈担任外交官，这个职位相当无足轻重。与伊兹沃利斯基不同，他的任职范围从未超出欧洲大陆，连巴尔干都没去过。作为他的好友兼盟友，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写信说，萨佐诺夫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巴尔干半岛和他的人民，这也是近年来俄国外交大臣的通病。这位大臣怀有多多少少单纯和理想化的斯拉夫主义，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巴尔干的现实，就会从中受益。[11]
萨佐诺夫成为外交大臣，还有部分消极原因：俄国大部分高级外交官——换句话说，大使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担任这一职务。亚历山大·涅利多夫已经于1910年逝世，尼古拉·冯·德尔·奥斯滕-萨肯伯爵和列夫·乌鲁索夫公爵也行将就木。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倒还硬朗，但他根本不愿意离开伦敦。不管怎样，外交大臣需要面对杜马里的民族主义情绪，新闻出版界和圣彼得堡社会。本肯多夫——连俄语都说不好的罗马天主教徒——要是当了大臣，迟早会成为冤大头。在很多方面，俄国外交官中从头脑和经验来说最合适大臣一职的无疑是罗曼·罗森男爵，他在华盛顿的任期也接近尾声。乌鲁索夫公爵实际上向伊兹沃利斯基推荐罗森接替他的驻维也纳大使一职：他敬佩罗森的才智，以及此人在反对尼古拉二世的东亚政策上表现出的道德勇气，而且预言了东亚政策的灾难性后果。然而，无论罗森担任驻维也纳大使，还是担任外交大臣，都是对俄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因此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在俄国二线外交官——换句话说，前往非强国的使团团长——中，萨佐诺夫也并非最众望所归的选择。萨佐诺夫当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萨佐诺夫是1910年掌控俄国对外政策的彼得·斯托雷平的姐夫。另一个原因是，萨佐诺夫与杜马中的那帮政治家有着紧密联系。可能于他最有利的一点是，他曾经在伊兹沃利斯基和本肯多夫——到1910年为上在俄国外交事务中最有权力的两个人——手下工作过。通过对萨佐诺夫的成功上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能确认他们对俄国外交政策还是有影响力的，而且俄国的亲英、亲法路线仍会得到遵循。[12]
谢尔盖·萨佐诺夫
这个算盘打对了。萨佐诺夫坚定不移地忠于“三国协约”，而且比本肯多夫更加亲英。虽然本肯多夫和伊兹沃里斯基都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传统角色的维护者，但萨佐诺夫将一种本能的斯拉夫主义带到了这个承诺中，这种斯拉夫主义根植于他对“身为俄国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在俄国高级外交官中，最直言不讳的斯拉夫主义者就是尼古拉·哈特维希（Nikolai Hartwig）了，作为驻贝尔格莱德的新任大使，他给萨佐诺夫写了一封上任贺信，指出：“大多数斯拉夫新闻社谈到你时都深表赞许。它们评论说，从现在开始，在俄国强有力的保护下，那些被土耳其人和奥匈人压迫的斯拉夫人将看到光明时代来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用不了多久，不仅哈特维希，甚至大多数俄国斯拉夫主义者都开始咒骂他们这个新大臣在巴尔干战争中对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保护不力。与萨佐诺夫强烈的东正教信仰和斯拉夫主义认同感相对的，是他对土耳其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他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野蛮人。这种偏见不光反映在他任外交大臣期间的通信中，回忆录里甚至写得更加清楚。后来到了战时，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当然验证了他对土耳其野蛮行径的所有最糟糕看法——虽然俄国革命和内战的残酷杀戮发生在萨佐诺夫写回忆录之前十年，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就野蛮而言，穆斯林并不是唯一的。[13]
萨佐诺夫对自己是俄国人倍感自豪。他也被有同样想法的朋友和关键政策顾问围绕着。他的副手阿纳托利·涅拉托夫（Anatolii Neratov）的童年大半是在莫斯科度过的，而且也是萨佐诺夫的朋友、皇家亚历山大学院的同学。大臣办公厅主任莫里斯·席林（Maurice Schilling）男爵，是在莫斯科周边地区长大的，在罗马时曾在萨佐诺夫手下工作。他们中“最莫斯科主义”的是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通过童年伙伴席林的介绍，他在1912年8月被萨佐诺夫召入外交部，领导近东局。某种程度上，萨佐诺夫欣赏特鲁别茨科伊的聪明才智，这增强了外交大臣心中的斯拉夫认同感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直觉。特鲁别茨科伊在回忆录中说，感觉萨佐诺夫有时对他太信任了。这个好友四人组吸纳的无一例外都是诚实、富有荣誉感和善良的人，而且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操。这个好友四人组被个人和政治上的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掌控着俄国战前几年里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本肯多夫和伊兹沃利斯基站在同一战线上。就国内政策而言，他们所有人都站在精英统治阶层的自由主义一端。[14]
1910年10月，谢尔盖·萨佐诺夫接替伊兹沃利斯基没几天，就跟着尼古拉二世造访波茨坦和柏林，与德国皇帝和宰相会谈。抛开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对德国人行为的厌恶之情，所有俄国高级官员都决心重建与柏林关系的桥梁。对沙皇和斯托雷平来说正是如此，甚至对伊兹沃利斯基来说也是，至少在他清醒的时候——克服了自己对1908～1909年冬埃伦塔尔变节的厌恶。俄国的领导人惧怕战争，当年冬季他们觉得战争已经依稀可见了。他们惧怕奥地利在巴尔干的挺进，部分是因为对自身弱势已有明确感知，而另一部分是他们相信奥地利将来的行动是引发欧洲冲突的最可能原因。俄国人被柏林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对奥地利入侵一事的明确、空前支持（俄国人就是这么看待的）吓坏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确认柏林未来将恢复保护奥地利免受俄国进攻的传统角色，同时限制维也纳自己的任何进攻性举动。早在1909年5月，波斯尼亚危机刚刚平息，俄国外交大臣就已经开始起草与德国的协定大纲了。协定的核心，于德国方面是不再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任何举动，于俄国方面是要在英、德冲突时保持中立。协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德国承认英俄在波斯问题上的协定，这意味着在波斯北部，德国不得不留在俄国影响区域之外。[15]
虽然最初草案向俄国利益倾斜较多，但它的潜在主题是萨佐诺夫与德国领导人于1910年11月的成功谈判。和其他许多欧洲人一样，俄国领导人高估了英德之间因海上和经济冲突引发战争的可能性，而且他们决定自己不牵扯其中。德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外交大臣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同样因打消萨佐诺夫的疑虑而感到高兴——他们保证，柏林将不会支持奥地利今后在巴尔干的任何行动。起初，两个人都相信奥地利不会有进一步入侵行动，而且会致力于维持半岛现状。在波斯尼亚危机中证明了对盟友奥地利的忠诚后，他们迫切地重申德国的自主性，甚至在对奥政策中要在哪里给予必要的限制。因此，大体上说，萨佐诺夫和贝特曼·霍尔韦格在政策上是一致的。他们彼此喜欢，讨论中一个没有宣之于口的因素是，在摆脱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无休止的揭伤疤和对过去委屈的哀怨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达成关于波斯的协定更加困难，因为在这里，德国和俄国的利益存在真实冲突。像英国在印度一样，俄国人担心他们边境的领地安全，并尽最大可能封锁附近的所有铁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强化了战略上的重视。问题是共通的。德国想要“门户开放”和对波斯出口的平等贸易权，就像在摩洛哥和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只要有可能，俄国就想“关上大门”，因为知道自己的制造业没有竞争力。当前，俄国出口贸易掌控着波斯北部市场，因为俄国的铁路到目前为止提供了最便捷的通路，而且通过对经由铁路运输的所有外国商品收取全额进口关税，来避免外国竞争。俄国对伊朗进行经济、军事援助的一个条件是，伊朗国王同意禁止别国修建铁路。
俄国反对在土耳其和波斯修建铁路，德国人可以将其当成阻碍当地发展、限制自由经济竞争的极好例证。一方面，他们已经准备承认，俄国的战略和政治关注是由于它作为邻近伊朗的帝国，边境安全得不到保障，穆斯林臣民也难以驾驭。在此基础上，双方最终达成协定。俄国不再反对德国修建从君士坦丁堡开始，经美索不达米亚，最终止于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俄国人自己也将修建一条支线，在适当的时候连接土耳其境内的德国铁路，通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另一方面，德国将承认俄国在波斯北部的优势，并不会试图在该地区兴建铁路。萨佐诺夫明白德国在这次斡旋中占优，但他只能接受，谁叫他有一手烂牌。他希望波斯铁路的建造拖得越久越好，宁愿妥协也不愿与柏林发生冲突。[16]
俄德关于波斯的协议在1911年8月签署，当时柏林与巴黎就摩洛哥问题爆发了新危机，欧洲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好几周了。就俄国方面来说，时机纯属意外，但也足以表明用意。在波斯尼亚危机高潮时，巴黎曾与柏林签订协议，并让俄国人清楚，为了欧洲整体安全，它不会因为边缘性的、无足轻重的巴尔干问题开战。现在，俄国反其道而行之。1911年8月初，情况看上去很危急，北非地区的冲突可能不久就会引发全欧洲的大战。7月，英国财政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发布通告，宣布伦敦公开介入法德冲突：“如果把这种情况强加给我们：只有放弃用几个世纪的英勇和成就赢得的伟大与有利的地位，才能维持和平，并任由不列颠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国家，生死受他人左右，那么我就要强调，这种代价下的和平对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来说就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这番言辞甚至连《新时代报》都会自豪，特别是因为，至少在表面上，德国适当在非洲分一杯羹的声明，几乎不能对英国生死攸关的利益造成明显威胁。谢尔盖·萨佐诺夫后来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如果伦敦在1914年“七月危机”中也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世界大战很可能就会避免。[17]
在巴黎关注着这些事件，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写信给彼得·斯托雷平，表示他非常担心，俄国将可能因与本国利益毫无关系、对俄国人民无益的殖民地冲突而被拖入欧洲战争。如果柏林选择战争，那么作为盟友的俄国除了参加别无选择。倘若他们不履行义务，那么就没人再信他们的话了，而且他们的大国地位也将永远丧失。作为外交公使，伊兹沃利斯基补充道，他的选择只有两个：是与法国结盟，还是回到19世纪80年代的立场，重新与德奥结盟。但历史证明，第二个选择——“德皇威廉在1906年秋用含糊的方式向我们表达过”——意味着“德国和奥地利拥有绝对控制权，俄国则要绝对服从”。这意味着，“将毁掉俄国全部遗产和所有历史传统，参与和日本、英格兰的无休止斗争，一言以蔽之，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辉煌俄国将到此为止。沙皇陛下已经屈尊接受了完全不同的俄国政策路线，可能会降低安全性，但对它的过去和伟大来说是值得的。一旦我们与法国结盟，非常有必要通过与同一战线上的国家签订协约以尽可能巩固同盟。这一政策也会对俄国的国际地位、在巴尔干的利益和在亚洲的安全大有裨益”。伊兹沃利斯基继续写道：“但让俄国免于欧洲战争，超出了我的能力。”从逻辑上说，德国不会因为殖民地冲突开战。如果他们想要战争，1908～1909年开战的胜算要比此时大得多。伊兹沃利斯基接着写道：“因此人们希望并认为，德国所有极端粗鲁、恃强凌弱的行为都不是在挑起战端，现阶段的危机会和平解决。”但人们永远不能确定，德国的领导人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还是国际关系的逻辑，才不选择战争。[18]
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访问圣彼得堡
战争得以避免，这让俄国统治者大感宽慰，但摩洛哥危机对法俄同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俄国的外交处境也在1914年急转直下。虽然法国政府不打算放弃与俄国的盟友关系，但他们确信俄国在日俄战争和1905年革命中损失惨重。因为在截至当时的所有欧洲战争中，大半负担会落到法国身上，这成了巴黎拒绝参与任何与俄国核心利益无关的战斗的很好理由。随着1911年俄国军力的恢复和经济的复苏，俄国一定程度上重回巴黎的视野。这反过来也影响法国对自己责任的看法——身为俄国的盟友，它一定要承担。由于在摩洛哥危机中受到德国威胁，法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让势态发生了决定性转变。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和中偏右的共和主义者当政，维护法国的尊严，并对抗德国的暴行。他们政纲中的关键内容已经迅速得到执行，就是将兵役年限由两年增加至三年。
俄国外交官和士兵们很快察觉到了法国态度的转变。驻巴黎武官格里戈里·诺斯蒂茨（Grigorii Nostitz）伯爵1912年1月报告说，法国的高级将领“从1870年至今从未如此重视战略地位。军队状态正佳……财务状况好得不能再好，而且从上一年事件看，民众的爱国情感完全靠得住。法国有两个强大盟友，而……同盟国这边都貌合神离”。巴黎此时相信，倘若战争爆发，英国的远征军将会抵达，而且协约国军队的兵力甚至在西线也会超过德国。最重要的是，19世纪70年代那代人渐渐离场，对普鲁士的本能畏惧随之消退，“法国人现在不再惧怕普鲁士人了”。俄国驻巴黎大使馆1912～1913年时提醒道，长远来看，同德国相比，法国的人口和工业方面的优势很快就会被削弱，而且人们不能指望1911年的爱国主义热情能长久持续。因此，上文所述的乐观情绪被冲抵了。但就此时来说，法国掌权的领导人对德国的态度强硬得多，而且较之前更乐意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19]
1918年以后，法国对俄国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变成了争议巨大的话题。在法国内外，普恩加莱的反对者称，这助长了俄国的侵略野心，并因此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的支持者看法正相反，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1905～1911年受到致命削弱的法俄同盟，而这对法国国家安全而言不可或缺。随着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解体，整个巴尔干地区成了欧洲力量均势体系中可以随意攫取的部分，任何法国政府都不可能忽视。普恩加莱的维护者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给了俄国一张空头支票，在1912～1914年这个关键时刻，巴黎已经遏制了圣彼得堡采取危险而有侵略性的行动。即便这样，1912～1914年法国的政策甚至在俄国主要外交人员中也引起了焦虑。1912～1913年，在伦敦的职位上观察欧洲外交，亚历山大·本肯多夫得出结论：“在所有国家中，我不能说法国是真正想要战争的，但法国可能是最乐于见到它发生的。”本肯多夫写道，无论对错，法国领导人对军队都倍感满意。德国的政策激起了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唤起了阿尔萨斯-洛林的陈年之耻。出于很多原因，“法国能充分感觉到，当前情势较日后更为有利”。另几份俄国报告解释了这个“很多原因”，可能是：长期的经济和社会趋势显示，法国国力正处于巅峰，而且未来与欧洲众国的关系有疏远的可能，尤其是与俄国的关系。[20]
1912年初秋，在巴尔干战争苗头已经隐约可见时，时任驻巴黎大使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报告了普恩加莱的看法：虽然法国像俄国一样渴望和平，但法国总参谋部确信，如果战争现在爆发，“协约国正处于非常棒的环境中，并很有机会取胜”。普恩加莱又对伊兹沃利斯基保证，如果奥地利进军巴尔干导致先是俄国再是德国的介入，那么法国将毫不犹豫地加入战争，以履行身为俄国盟友的责任。大使评论道：“我不能不提及普恩加莱在我谈及法国履行盟友责任、给我们军事援助的可能性时的冷静和坚定。这与1908年法国政府紧张不安的态度截然不同，当时图沙尔上将（Admiral Touchard）奉命告诉我，法国公众舆论不允许法国卷入由巴尔干地区事件所引发的战争。”伊兹利斯基的评论切中要害。1908～1909年，巴黎明确表示，如果奥地利出兵塞尔维亚，法国不会向圣彼得堡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到1912年，法国已经改变主意，而且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仍坚持这一政策，并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巴尔干战争开始的1912年秋到1914年7月，对“如果巴尔干冲突演变为欧洲战争，法国将会支持俄国”的信心是影响俄国整体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就圣彼得堡的意愿——坚决维护它的塞尔维亚附庸——而言。[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