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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在德国与法国针对地中海西部的冲突几近引发欧洲大战之时，本来就紧张的局势又因地中海中部的危机而恶化，意大利正等待时机，从奥斯曼帝国那里攫取利比亚。在这种局势下最危险的地区可能就在地中海东部和巴尔干，马其顿仍是不安定的关键因素。由于君士坦丁堡新政权的集权承诺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让各省中的冲突比1908年之前还要尖锐。没人相信马其顿现状会长久持续。在马其顿，穆斯林（大多是阿尔巴尼亚人，但绝不只是他们）、希腊人和斯拉夫人间时常爆发冲突。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写道，大多数马其顿斯拉夫人目前既不是正统保加利亚人，也不是正统塞尔维亚人。他们的身份认同倾向于哪边，取决于控制这一地区的是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政府和知识分子，这加剧了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政府之间紧张的竞争局面。这一地区的所有政府是完完全全的民族主义性质，政权的合法性和大部分当地政治家的身份认同感正源于此。政府试图以此来展现自己的治国之才和中庸之道，但这让他们备受本国大批知识分子诟病。最糟糕的是，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军官团都充斥着极端而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愚忠和狂妄。希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国王是外国人：他们很可能会受到叛国的指控。但即便是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两个由本土王朝统治的国家，这些年里，它们的国王也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22]
除非各强国——尤其是奥地利和俄国——联合起来，巴尔干诸国必然会相互内斗以争取它们的支持。这增加了该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但奥俄绝不可能长久地恢复1908年以前的政策，以单纯支持现有局面。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将要面对的挑战更加艰难，即就这一地区怎样发展出后奥斯曼稳定性达成共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对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来说都是个难题。两国政府在波斯尼亚危机时的公开争吵让共识此刻几乎不可能达成。
直到1910年3月，奥俄关系仍处于冰封期，之前两政府几乎停止了一切交流。虽然在这个月两国恢复了常规外交往来，但双方的交流都局限在巴尔干现状问题上，它们的关系依旧冷淡而且互不信任。维也纳大使馆的报告强调了1909～1910年奥地利不同民族间冲突的增多，注意到“德意志和斯拉夫民族之间的敌意不可调和”，眼下这已经深深扎根，特别是在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心中。大使列夫·乌鲁索夫公爵报告了威廉二世在维也纳的讲话，将其概括为“奥德同盟可以依靠所有德意志人民领袖的支持，而且德国与奥地利的同盟有着德意志民族联盟的特性”。乌鲁索夫还写道，在奥地利控制下的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正在高涨，它们却是“奥地利人刻意制造的”，而且口号是：“脱离俄国，成为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至于外交政策，大使馆承认维也纳可能不会通过挺进巴尔干来介入近期的混乱。但大使馆补充道，对现有局势的威胁存在于方方面面，大使埃伦塔尔自己也相信局势可能随时失控。在维也纳工作六年后，乌鲁索夫在告别信中写道，“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当巴尔干现有局势失控后，维也纳自然会采取“前进”策略，这将会损害俄国和斯拉夫民族的利益。将要离职的大使因此强调，需要始终谨慎留心和观察那些“狡猾的”奥地利人。更令人担忧的是俄国驻维也纳武官马尔琴科上校的报告，主要内容已由战争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将军转达了斯托雷平、科科夫佐夫和萨佐诺夫。[23]
根据目前的形势，俄国人和奥地利人都有理由怀疑彼此的意图。维也纳存在由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f）领导的强大“主战派”，这已经人尽皆知，包括俄国人。他们并不是唯一犯下这个错误的：认为康拉德的赞助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赞同前者的看法。1908年奥俄关系破裂前，埃伦塔尔男爵努力使德意志人相信，他决心将这一地区“从保加利亚分割出来”，进而摧毁“塞尔维亚革命的温床”。危机结束后，他仍坚信自己的目标。1912年5月，保加利亚人选择了一种典型的方式，在这个敏感时期他们在俄国的撮合下与塞尔维亚商议结盟，并告知圣彼得堡：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奥地利人想借助保加利亚人的支援摧毁塞尔维亚王国。果不其然，萨佐诺夫从一位保加利亚高官口中得到了“确切声明”，奥地利试图用整个马其顿和大部分塞尔维亚领土来争取保加利亚。他觉得这“非常有趣”。[24]
波斯尼亚危机结束后，俄国试图为未来奥地利挺进巴尔干半岛制造障碍。促使这一政策形成的因素之一是尼古拉·恰雷科夫试图争取土耳其人，甚至想创造他们和巴尔干诸国的攻守同盟。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恰雷科夫在1909年把他在圣彼得堡的副手之位移交给了谢尔盖·萨佐诺夫，并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接替经验丰富的伊万·济诺韦伊的大使之职。特奥多尔·马滕斯对大部分俄国外交官评价不高，但在他看来，恰雷科夫是“愚蠢之人中的极品”。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附议，在给萨佐诺夫的私人信件里抨击恰雷科夫的能力和他牺牲基督徒利益来迎合土耳其的政策。然而，恰雷科夫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愚蠢，而在于他天性暴躁又盲目乐观，还有强烈的“相信只要迫切想要就一切皆有可能”的倾向。即便是他，也很快接受了土耳其和巴尔干诸国毫无结盟可能性的观点。但在1911年，他决心继续推动与土耳其达成协定，这对俄国的主要好处就是可以让军舰自由通过海峡。[25]
尼古拉·恰雷科夫
此番尝试发生在土耳其与意大利进入战争状态时，后者正准备进攻海峡。亚历山大·吉尔斯评论道，恰雷科夫的行动非常不合时宜，因为俄国政府还没有确定一整套应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尤其是，像1914年之前吉尔斯多次重申的那样，圣彼得堡还没有在基本问题上下定决心：是拯救奥斯曼帝国，还是从它的衰败中渔利。想要控制恰雷科夫的狂热，即使对曾做过他多年副手和（在皇家亚历山大中学的）后辈的萨佐诺夫来说也绝非易事。但1911年大部分时间里，经历过大手术的外交大臣都在达沃斯疗养。他的副手阿纳托利·涅拉托夫天性有些拘谨，缺少萨佐诺夫作为大臣的气场，但同样是恰雷科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副手和亚历山大中学的后辈。涅拉托夫劝说恰雷科夫委婉而谨慎地试探土耳其人的态度。这简直就是让大象踮脚走路。无论如何，要想确保土耳其同意俄国军舰自由通过其海峡，恰雷科夫就要拿出一些有同样分量的东西交换。土耳其正迫切需要支援，来对抗意大利、保卫海峡，这提供了可能的谈判切入点。意大利的威胁导致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得不关闭海峡，因此给俄国贸易造成重大损失，圣彼得堡实际上有很好的理由给土耳其以强大的支持。要做这件事，就要全方位重新思考俄国的外交政策，但是，此刻圣彼得堡实际上有招揽意大利人的打算。最终，恰雷科夫的意见遭到否决，而且被谢尔盖·萨佐诺夫从君士坦丁堡的岗位上调离。[26]
俄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的推动，它放宽了意大利与同盟国之间的交流，以便在未来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随着国际关系恶化以及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加大，实施这一政策的动力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到1908年11月，杰出的驻罗马大使尼古拉·瓦列里安诺维奇·穆拉韦夫（Nikolai Valerianovich Muravev）十分肯定，在任何情况下意大利都不会站在德国一边对法国宣战，无论全欧战争是因为什么爆发。然而，自波斯尼亚危机以来，伊兹沃利斯基出于在巴尔干地区限制奥地利未来任何妄动这一目的，也在试图争取意大利人。1909年10月，他和尼古拉二世前往意大利，与国王和外交大臣会面。沙皇为了表明自己仍旧怪罪埃伦塔尔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避免经过奥地利领土，刻意绕了远路。[27]
在拉科尼吉（Racconigi），俄国人和意大利人签署协议，保证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其他强国涉足巴尔干地区（就是指奥地利），并支持巴尔干地区所有独立国家自由发展，并尊重巴尔干的民族国家原则。他们也互相保证，无论意大利还是俄国，都不会单独与奥地利在未来巴尔干地区事务上媾和。意大利人还保证，会进一步满足俄国人的需要，为俄国战舰开放海峡。作为回报，圣彼得堡答应意大利，支持其夺取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份（现在被称为利比亚，在当时叫作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Cyrenaica］。事实上，俄国是最后一个做出如此保证的大国。罗马已经饱受法德冲突的影响，想获得欧洲其他首都同样的保证。意大利政府一直等到法德签署协定结束摩洛哥危机后，才在同一天决心与土耳其开战。四天后，1911年9月27日，意大利发出了对土耳其的二十四小时最后通牒，立刻宣战。[28]
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紧张态势，破坏了巴尔干地区的现状，并导致欧洲在1914年爆发世界大战。在这个帝国主义时期，主导意大利政策的动机同欧洲的国际政治关系密切。意大利人在争夺非洲领土的竞争中损失惨重，在埃塞俄比亚颜面尽失，1896年被当地人打败。接下来的几年里，法国加紧巩固对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掌控。随着英国在埃及的扎根，利比亚成了北非最后一块有价值的土地。意大利总理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知道，如果本国政府允许利比亚落入他国之手，那么国内政治就会使政府甚至国王毁灭。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赋予占领利比亚以正当理由，引出了完全虚伪或异常夸张的观点。除了提升意大利在地中海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利比亚对意大利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它的石油，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或重视。利比亚落入意大利之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其他大国真正重视它。
导致利比亚战争的主要是乔利蒂对国内政策的算计。他是欧洲东部和南部边缘的政府领袖中几乎最民主的一位。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政策上的妥协和以金钱讨好让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不满，因为这远远没能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意大利的责任和使命。去殖民地冒险可以缓解意大利政治中的这种压力，而且乔利蒂试图为他那乏味的自由主义政权获取引人注意的关键元素。以同时代的欧洲政治标准来看，这并不是很不寻常或邪恶的。尽管不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亚洲的帝国主义冒险那样，但利比亚战争威胁了奥斯曼帝国，也因此动摇了欧洲政治的稳定性。换句话说，这里离他们本土太近了。之后，罗马方面很吃惊地发现，镇压利比亚的抵抗并不容易，因此他们1912年在海峡和爱琴海问题上威胁向土耳其施压，以迫使战争尽早结束，结果导致巴尔干的政治温度直逼沸点。[29]
对于这个问题，俄国人要负主要责任。在他们消除奥地利觊觎巴尔干半岛之野心的策略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试图促成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之间达成协定。因为它们是巴尔干地区两个主要东正教和斯拉夫国家，感情在这里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权力政治更为重要。罗马尼亚看上去站定了奥德阵营，而且俄国看上去永远不可能为赢得土耳其的支持去对抗德国，更不用说英国。另外，保加利亚不属于任何阵营，而且作为巴尔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对俄国人和奥地利人来说都极具诱惑力。波斯尼亚危机后，塞尔维亚第一步行动就是试图向保加利亚靠拢。德国人知道了塞尔维亚的做法，也相信他们肯定失败。德国驻索非亚公使评论道，任何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都需要各方在马其顿利益基础上达成共识。他又补充说，保加利亚人不愿意与任何人分享马其顿，至少不是塞尔维亚。他的这个预测从长远角度看是对的，而且在1913年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短期来看，他也说对了，塞尔维亚的想法被断然回绝。[30]
但是在1911年年底，保加利亚国内的氛围发生了改变。恰恰因为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1911～1912年，奥斯曼政权在马其顿境内支持塞尔维亚和希腊人诱导当地人改宗。因此，保加利亚议会主席评论说：“保加利亚元素（在马其顿）正逐渐失去。”[31]最重要的是，与意大利的战争使土耳其变得特别脆弱。保加利亚人想抓住机会，但他们知道不能单独行动。1912年5月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写给莫里斯·席林的私人信件反映了当时在保加利亚精英阶层中弥漫的情绪。
仍是平头百姓的特鲁别茨科伊，在罗马遭到保加利亚大臣、激进民族主义者迪米塔尔·里佐夫（Dimitar Rizov）问询。里佐夫义正词严地说，无论要冒多大风险，保加利亚都不能放过当前土耳其衰落的时机：“肩负起国家使命——这意味着将要抵制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并且不再是保加利亚人！时不我待！”回顾近期土耳其关闭海峡而给俄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特鲁别茨科伊称，俄国有自己的使命，“目前的情况是土耳其对我们整个南部地区关上贸易大门，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现在俄国必须耐心等待，而保加利亚也须如此。此时，欧洲国际关系中大多数牌都握在德奥同盟手中，俄国需要和平，因此，俄国和保加利亚不得不等待恰当的时机出现。特鲁别茨科伊说，举个例子，仅仅去年，欧洲的和平已经被摩洛哥危机终止，时机可能已经出现。[32]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谈判贯穿了整个1911年冬季，直至1912年春季。俄国人扮演着关键的中间人角色，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双方的共识会延迟或根本无法达成。整个谈判过程中，俄国驻索非亚公使阿纳托利·内克柳多夫（Anatolii Nekliudov）提醒道，虽然塞保同盟是奥地利挺进巴尔干地区的强大路障，但这有鼓励同盟者抓住时机进攻土耳其的严重危险。鉴于俄国人轻而易举就在马其顿的利益范围内与其他方达成共识，这就更有可能了。如内克柳多夫所言，一切都依靠俄国对盟友行为的控制——“这才是症结所在”。驻贝尔格莱德的俄国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是这一协定的坚定拥护者，并且他保证会阻止塞尔维亚任何形式的铤而走险。[33]
谢尔盖·萨佐诺夫没有将关于协定的任何疑虑宣之于口，而是给予祝福，它于1912年3月最终达成。在俄国档案馆，我没有找到任何尼古拉二世反对萨佐诺夫路线的材料，也没有任何有关1911年9月斯托雷平遇刺后，新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看法的文件。就任后，科科夫佐夫保证，沙皇签订的任何有关重大国际政策的协议都要经过大臣会议讨论，但他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巴尔干同盟的形成。当时，科科夫佐夫仍在“试探”萨佐诺夫：相较于有权有势的妻弟，外交大臣可能不愿意居于他这个新首相之下。科科夫佐夫还有许多国内事务要操心，因为他同时承担着财政大臣与首相的职责。1912年春，新的杜马选举耗费了他大部分时间。尤其在1912年4月中旬，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勒拿河（Lena）金矿工人罢工，被军队镇压，200名工人身亡。造成杀戮的部分原因是当地警察粗鲁无能的处理方式。工业方面平静无事五年后，勒拿河的事故激起了新的罢工浪潮，一直到1914年8月战争爆发，罢工一直在持续，且规模相当大。对科科夫佐夫来说，更为严重的是内政大臣亚历山大·马卡罗夫（Aleksandr Makarov）并没有很好处理杀戮及其余波。马卡罗夫曾是科科夫佐夫提名的接替斯托雷平出任大臣的人选，沙皇毫无热情地接受了他。马卡罗夫在勒拿河屠杀事件中的表现让他位子不保。这对科科夫佐夫来说是个大威胁，因为作为首相，如果没有依附于他的内政大臣，那么就失去了对国内政策核心的掌控。[34]
1911年在基辅，身穿白色束腰外套的彼得·斯托雷平陪同尼古拉二世。这张照片拍摄于斯托雷平遇刺前一晚。斯托雷平右后方的留白胡子的人是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斯基将军
毫无疑问，不光谢尔盖·萨佐诺夫，整个俄国政府都乐意看到他们多年来的野心——一个受俄国保护的塞保同盟——终于成为现实，它看上去既满足了俄国的现实政治需要，也满足了亲斯拉夫主义者情感上的需要。在之前的所有战争中，巴尔干诸国若想打败土耳其，除非有俄国的支持。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才让圣彼得堡要求盟友不得有挑衅土耳其的企图，而要听从它们的俄国“大哥”的建议行事。条约的秘密附文必然给予俄国否决任何针对土耳其的联合行动的权力。然而，作为“塞保协定之父”，萨佐诺夫被指责为愚蠢和判断失当，这可能反映出特鲁别茨科伊的看法：这位外交大臣缺乏处理巴尔干地区事务的经验，“他完全不了解这一地区政治阶层的心理和当地的氛围”。1912年8月，当特鲁别茨科伊同意回到外交部领导近东局后，据他回忆，在第一次看到协定条款时，他吓得几乎当场辞职。[35]
公正地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的危险性在1912年夏天要比春天更加明显。希腊在没有俄国协助、俄国不知情，也没有就马其顿地区利益与保加利亚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加入了同盟。同时，黑山人在苏丹治下的阿尔巴尼亚引发骚乱，尽管他们与俄国的协定中有不打破巴尔干和平局面的义务。这显示了巴尔干诸国太过强势和妄自尊大，已经没有任何大国能够掌控它们。
即将来临的战争威胁将俄国人与奥地利人暂时拉到一起。双方都十分惧怕战争，并且迫切希望巴尔干地区的现状能够维持下去。它们试图劝说苏丹政府承诺在马其顿地区进行基本变革，给予各民族广泛的自治权，以争取时间。鉴于土耳其民族主义新政权对外界干涉内政的抵抗非常强烈，这一尝试收效甚微，德皇对此毫无怜悯之心。威廉二世认为，普鲁士用“铁和血”解决德意志民族问题的手段，是时候用到巴尔干诸国身上了。如果它们用唯一正确的方式——即战争——宣示主权，它们就是值得被认可的；如果失败了，那么失败能让它们安静几年。不论怎样，德皇相信巴尔干地区现状不会维持太久，而且若它在德奥军事力量仍为欧洲翘楚时崩溃，对德国来说是有利的。[36]
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有充分理由不那么乐观。他们清楚，若巴尔干战争爆发，对他们自身利益以及欧洲和平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随着局势恶化，维也纳和圣彼得堡都在劝说巴尔干诸国维持和平。俄国强调条约中的义务，警告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若它们执意开战并被打败，圣彼得堡是不会伸出援手的。奥地利和俄国都宣称，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几大国不会允许巴尔干领土现状发生任何改变。但是，巴尔干地区的领导人都明白，怎么说和实际怎么做之间有很大的鸿沟。胜利可以在这片列强缺乏手段、团结，也没有决心颠覆的土地上创造一切。而且，无论萨佐诺夫说什么，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都相信，俄国议会和新闻界事实上都不会允许帝国政府放任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自生自灭。尼古拉·哈特维希支持此观点。驻维也纳大使尼古拉·吉尔斯抨击哈特维希有“不可救药的恐奥症”，并指责他的亲斯拉夫目标与俄国利益、对和平的迫切需要相悖。哈特维希曾为《新时代报》写过文章，而且与俄国新闻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吉尔斯向圣彼得堡抱怨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举止像个“不负责任的记者”的言论相当率直尖锐。在俄国杜马政客中，“十月党”领导人亚历山大·古奇科夫是怂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并向它们承诺俄国援助的主要人物。[37]
日益升温的奥俄关系使维也纳燃起了就巴尔干问题达成长期协定的希望。埃伦塔尔于1912年2月去世，而他的继任者是前驻圣彼得堡大使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新的外交大臣乐意与俄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也告诫同僚不要抱太大希望。传统上，俄国对巴尔干斯拉夫诸国的支持根深蒂固，这与奥地利的利益有着根本冲突。同时，奥地利最近推行的支持乌克兰人——他们称为罗塞尼亚人（Ruthenes）——的政策同样是睦邻友好的一大障碍。在大臣会议中，贝希托尔德称：“他完全明白，不可能否认四百万罗塞尼亚公民的平等权利和民族文化特性，仅仅是因为俄国将镇压相同民族的人视为国家需要。但我们也要理解，俄国认为我们的罗塞尼亚政策是在鼓励他们反对俄国中央政府，并以此动摇俄国目前政治秩序的根基。无须过多解释，这种看法不仅会成为双方达成协定的障碍，甚至可能轻易激化事态。”贝希托尔德也提醒同僚，虽然就维护巴尔干地区和平而言，两国政府会全心全意联手，可若是他们失败或者战争爆发，那么俄国就会在这一地区推行与奥地利利益相抵触的政策。他的判断是贴合实际的，而且事实上，谢尔盖·萨佐诺夫也持同样看法。[38]
10月初，巴尔干战争爆发之时，萨佐诺夫的首要任务是避免奥地利直接介入，即入侵塞尔维亚。否则，作为维也纳的敌人，俄国从冲突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尔岑多夫提出采取这项行动，但贝希托尔德给出了一堆反对理由，关键理由就是整个欧洲不确定谁会赢得战争，而且不知结果如何。一些旁观者希望巴尔干同盟赢，但也有一些行家里手把宝押在土耳其身上，理由是奥斯曼帝国拥有的资源多得多，之前巴尔干冲突的历史上，赢家也大多是土耳其。另一种可能是，同最近的土耳其-意大利冲突类似，这会是一场漫长而不知谁会笑到最后的斗争。伊兹沃利斯基写道，战争爆发后不久，三种可能——某一方获胜或陷入僵局——中，在他看来巴尔干同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最小，然而对“整体和平”来说这最危险。因为如果战胜奥斯曼帝国，重拾信心的巴尔干诸国及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会将野心对准奥地利，斯拉夫的胜利“将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提出这一问题：斯拉夫主义不仅仅是针对穆斯林，而且针对德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不用再想着会有什么缓和余地了，而必须要为一场大规模的、决定性的全欧战争做准备。”[39]
伊兹沃利斯基的评论反映了这一时代的许多地缘政治和种族假设。有必要强调的是，他表现出的是一种恐惧而非希冀。仅仅说未来两年他的努力是为了筹备战争而非维护和平，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战争爆发不可避免，如何立于不败之地成了更重要的议题。面对巴尔干冲突，伊兹沃利斯基认为可能性最小但最危险的结果不久就会成为现实。战争爆发没几天，巴尔干盟国的军队就在战场上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几乎占领了整个马其顿和色雷斯，实际占领的土地比他们战前最乐观的估计还多。
他们胜利的众多极端结果中，某些似乎以特定方式确认了本书第三章谈到的当时的种种危险假设。胜利如此之快，且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国家权力和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赋予使命的事业中，“铁与血”再次取得胜利。（据说，）受民族主义热情激励的征募兵，猛烈进攻了由敌人装备先进的步兵和炮兵火力掩护的坚固阵地。头几天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就像大多数欧洲总参谋部认为的那样，那几乎是现代战争的样子。土耳其很大程度上已丧失先机，因为他们的敌人动员又快又有效。最终，巴尔干盟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土耳其人，绝不允许他们从初期的失利中恢复，并用完全可以接受的代价获得了激动人心、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换句话说，战争是合算的。在1914～1918年，几乎所有这些教训都被证明是灾难性的错误。[40]
但在1912年10月和11月，这类长期考量的时间仍未到来。各国政府正忙着处理由战争引发的种种危机，并震惊于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解体的速度如此之快。像往常一样，海峡问题才是俄国人最先考虑的。1912年11月初，保加利亚军队进攻了君士坦丁堡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距离首都只有40公里的卡塔尔卡（Chataldja）防线。驻圣彼得堡的土耳其大使告诉萨佐诺夫，防线无法守住，君士坦丁堡将会陷落。[41]实际上，他太过悲观：霍乱在保加利亚军中肆虐，他们攻克土耳其防御工事的尝试失败了。然而三周时间里，整个欧洲都屏息以待，期盼君士坦丁堡在被穆斯林统治四百五十余年后重回基督教怀抱。
俄国政府不同意保加利亚的斐迪南自封为沙皇，以及他的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他们完全认定保加利亚人不能留在君士坦丁堡，而且也不打算允许保加利亚人占领马尔马拉海沿岸任何土地，因为这会让他们的大炮有能力阻止任何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船只往来。俄国的主要贸易生命线不能仰仗变幻莫测的保加利亚政局和它诡计多端的“沙皇”，每个欧洲政府都不相信这位“沙皇”的野心和狂想。[42]如果君士坦丁堡陷落，俄国战舰第一时间可以提供5000人，在不可避免的混乱中保护基督教居民和教堂。倘若巴尔干同盟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身后将跟着整个黑海舰队，舰队会围城而泊，以确保俄国与海峡有关的重要利益不会被忽略。1913年2月，1912年12月签订的停战协议终止，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危险重新出现，军事准备又开始了，但由于土耳其的抵抗，再次无用武之地。[43]
君士坦丁堡有可能陷落，海峡的未来和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归属也将随之提上日程，圣彼得堡不得不就俄国根本利益和这一地区的计划进行讨论。一份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所写、日期为1912年11月12日的备忘录引发了讨论，他此时已经回到外交部并领导近东局。[44]备忘录不仅涉及近期的外交军事问题，还涵盖历史、宗教事务和国内政治。写出这样优秀的文件，对大臣来说都是极为罕见的，对区区一个部门负责人来说就更是如此，特鲁别茨科伊赞同一旦君士坦丁堡陷落便派出海陆军事力量进行干预的主张，也同意采用决定性手段让保加利亚人与君士坦丁堡和马尔马拉海保持安全距离。他警告，要提防伦敦让此地保持中立、海峡上所有防御工事都要被夷平以及让君士坦丁堡受国际管理的建议。在和平时期这或许可以接受，但一旦战争爆发，这实际上是方便地中海舰队夺取海峡，并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如果同时允许俄国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沿线工事，这一解决之法才有商量余地。即便这样，特鲁别茨科伊还是建议应该谨慎，因为他不想要任何可能成为俄国实现长远目标和利益的绊脚石的国际协定。
在特鲁别茨科伊看来，“最彻底”和最有吸引力的长久解决之道就是俄国同时掌管君士坦丁堡和海峡：
此解决方案符合历史赋予我们的国家使命。俄国将掌握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和通往地中海的钥匙。出于战略考量，与保加利亚缩短陆地边界和在卡塔尔卡设立坚固防御体系是非常有利的。与达达尼尔海峡可以轻易巩固防御的自然地理优势相加，这能为俄国国力的空前增强提供完善的新根基。另外，将君士坦丁堡交予俄国手中，将有效地巩固俄国对巴尔干诸国的明确领导地位。一言以蔽之，这将赋予俄国付出两个世纪以来全部努力牺牲而应得的世界地位。这项雄伟的计划以及它在宗教、文化、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结果，将使我们的内政复苏，并给予政府与社会以目标及热忱，团结他们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大业服务。
然而当前，仍有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挡路。若俄国在海峡有所行动，就会招致其他大国索要补偿，特别是会导致奥地利向巴尔干西部挺进。这对斯拉夫的利益是致命的，而且对巴尔干诸国同盟的存续非常不利。如此牺牲斯拉夫民族利益是为道德所不容的，也与俄国在近期危机中作为巴尔干同盟的领袖对抗同盟国的需求相悖。[45]
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的备忘录以最纯粹的形式体现了俄国的亲斯拉夫主义立场。一位刚刚自“公民社会”上任的高级官员能写出这份文件并非偶然，因为绝大多数“正统”外交官出于谨慎考虑，不会写甚至不会经常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特鲁别茨科伊的想法在1915年得到实现，英国和法国接受了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要求。有必要强调，特鲁别茨科伊从未为实现这一目标蓄意引发战争。英国和法国都不会支持冲突，更不用说，此时引发战争对俄国而言存在巨大风险，特鲁别茨科伊是个有良知的人，不会冷血到发动战争去实现他的目标。然而，他的想法对俄国战前政策产生了影响，因为它阻碍了所有同意达成俄国在海峡地区最低限度安全政策的企图，这样的政策对其他大国，甚至是对土耳其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即便如此，人们也不应该夸大特鲁别茨科伊想法的重要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无论尼古拉二世还是萨佐诺夫，都不认可他“得到君士坦丁堡将对俄国有利，或许应当将其列为俄国政治目标”的看法。事实上，萨佐诺夫根本不准备让俄国寻求对海峡的控制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最让特鲁别茨科伊失望的是俄国海军对他建议的反应。海军总参谋部（general staff）对俄国未来国力所持的观点通常过于夸大，但这次没有。特鲁别茨科伊在回忆录中抱怨，他们的司令利芬公爵，“拥有真正的高贵品格和人格魅力，而且看上去就是一个出色海员——但不是政治家”。[46]
海军上将对特鲁别茨科伊的答复，体现在1912年12月8日的备忘录中。利芬对君士坦丁堡只字未提，而是集中在如何最大限度保护俄国在黑海和外部世界的海上贸易。俄国之前在旅顺港海军基地战斗的记忆使他产生了上述想法，当时基地由一小块腹地掩护，被日本人连同军舰一锅端了。战争中，利芬本人在旅顺港指挥一艘巡洋舰，这段经历可能左右了他的看法。海军总参谋长坚称，如果俄国想要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出于安全考虑，它就必须掌控色雷斯和西小亚细亚大部分区域。利芬断言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建议，会对俄国的军事和财政资源要求过高。但他又说，任何现代工事若没有这样的腹地，都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利芬继续分析道，虽然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很有用的，但此举对于维护俄国在黑海的利益并不是必需的，除非俄国舰队足够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相信会有其他大国冒险让舰队进入黑海，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就更要担心自己的船只被俄国攻击。因此，他的解决之道就是建立强大的黑海舰队，通过外交协定使海峡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并摧毁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沿岸的所有工事。如果这可以实现，他很乐意接受这一地区在众大国保障下的中立地位。利芬上将的观点深受专业领域——与要塞论相左，主张建立强大的公海舰队——的影响。不过，倘若它未来几年内一直是海军的官方认知，那么也可能为有关海峡未来的国际协定带来更宽广的可能性。[47]
1912年11月，随着保加利亚军队停滞在卡塔尔卡防线前，危机焦点转移到了塞尔维亚（和黑山）打算占领的亚德里亚海沿岸阿尔巴尼亚省份上。塞尔维亚总理尼古拉·帕西奇（Nikola Pašić）用典型的战前欧洲口吻称，没有亚德里亚海岸线，“这个国家的存在不可想象”。[48]另外，奥地利人决定在他们自己的战略后院建立一个作为附庸的阿尔巴尼亚国家，以阻止塞尔维亚的进一步扩张。维也纳的一些圈子仍希望把塞尔维亚变成经济从属国，并且视塞尔维亚控制亚德里亚海港为这一目标的致命威胁。他们始终担心，塞尔维亚的港口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俄国海军基地。如果获得亚德里亚海港控制权失败，将鼓励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地区寻求更多的领土，并因此爆发与保加利亚人的冲突，维也纳很乐意看到令人厌恶的巴尔干同盟瓦解。客观地讲，奥地利十分愿意指出塞尔维亚和黑山全然不顾自己宣称的忠于民族主义的原则，打算吞掉讲阿尔巴尼亚语的居民的领土。因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军队在向亚德里亚海岸行进时，对阿尔巴尼亚公民实施了诸多暴行，且被广泛报道，它们的虔诚声明——两国宪法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在欧洲得到的回应，照礼貌的说法，就是怀疑。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哈特维希反驳说，塞尔维亚人的行为不比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糟糕多少。这可能是对的，但于事无补。[49]
最初，萨佐诺夫支持塞尔维亚的主张——至少获得亚德里亚海岸一小块领土和一个港口。当意识到不仅奥地利，还有意大利和德国断然反对时，他改变了方针，觉得确保阿尔巴尼亚领土上的贸易通道就足够了。为了支持他的这一温和路线，外交大臣在11月12日向尼古拉二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所有同盟国成员决心建立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政权，控制整个亚德里亚海岸，并愿意用“极端手段捍卫他们的立场”。因为英国和法国都不支持塞尔维亚的要求，外交大臣写道，他和大臣会议主席都相信继续在这一问题上推进是愚蠢的，“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欧洲战争的风险”。像萨佐诺夫信中暗示的那样，巴尔干危机此刻让首相科科夫佐夫投身于外交事务，而且外交大臣十分乐意在反对沙皇和他那些军事顾问的鲁莽决策上寻求他的支持。[50]
很不幸，尼古拉二世不同意，他在备忘录上写道：“我不同意阿尔巴尼亚自治。”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之后萨佐诺夫支持塞尔维亚的立场再次强硬了，让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大为警觉。而且，只有当达成对塞尔维亚人更有利的妥协的进一步努力失败、战争爆发的风险增大时，萨佐诺夫才会重回早期路线，并试图将贝尔格莱德带入秩序当中。他绕着弯儿的做法，最终难免无益于他想做的事情。12月的第二周，他命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阐明：俄国不会给塞尔维亚人决定欧洲战争是否爆发的权力，而且如果他们这么做，是让自己国家陷于完全孤立。迫于此威胁，贝尔格莱德只得屈服，并放弃索要亚德里亚海岸。[51]
萨佐诺夫与沙皇之间的分歧部分基于这一事实：与众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一样，尼古拉二世已经被热情——这是被勇敢并咄咄逼人的巴尔干军队戏剧性而又不可思议的胜利激起的——冲昏了头脑。尼古拉也意识到顺应俄国公众意见的必要性，对他来说，这主要指的是为俄国历史自豪，并经常与武装力量联系在一起的保守斯拉夫派圈子的“公众意见”。这个群体的非官方领导和象征人物是沙皇的堂弟尼古拉大公，他与沙皇1912年11月在位于俄属波兰斯帕拉（Spala）的狩猎小屋会面，陪同沙皇打猎、用餐，并在11月10日向后者做了报告。为了了解来龙去脉，我们需要记起：1912年，尼古拉二世在斯帕拉这处狩猎小屋停留的时间比往常长得多，因此同大臣们相隔绝。因为他的儿子（也是他的继承人）遭到了险些致命的意外，阿列克谢殿下试图跳进在斯帕拉一处湖泊中泊靠的船里，结果这个八岁的血友病小患者出现了严重内出血。孩子在10月19～23日正值病重，但刚过了11月中旬，沙皇一家就冒险用火车把他带回了在圣彼得堡郊区的皇村行宫。[52]
尼古拉大公因时机大好而激动，显然他陶醉于巴尔干斯拉夫事业的胜利。然而，他也对近期的法国之行充满无限热情。驻巴黎的俄国武官诺斯蒂茨伯爵报告，法国军队圈子里将巴尔干军队战胜土耳其，看作法国大炮和军事理论对土耳其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依靠的德国理论和武器的胜利。这让法国对未来欧洲战争结果的预测也积极了起来。尼古拉大公在法国特意出席了军事演习，并在11月10日带着强烈个人感情给沙皇做了非常乐观的报告：爱国又能干的陆军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是法俄同盟“坚定的支持者”；法国将军们自信、受过良好教育又能言善辩；普通士兵给他留下了“完美印象”——法军的一切都让大公印象深刻。他在报告中总结道：“综上所述，我确信法国军队素质非常之高，配备了最尖端的技术，有可以随时应对任何临时状况的出色将军和军官，但首先及最重要的是有极强的道德感，所以才能对战争毫无惧色，并能带着热情和欢愉投入战斗。从司令官到最底层的士兵，每个人都有这股热情。”[53]
1912年冬，尼古拉二世被证明是谢尔盖·萨佐诺夫的一个包袱，而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是另一个。起初，俄国为了维持奥俄达成的协定，在贝尔格莱德派驻了温和的瓦西里·谢尔盖耶夫作为大使，而且没有做任何怂恿塞尔维亚人野心之事。但波斯尼亚危机导致该政策结束。谢尔盖耶夫的继任者尼古拉·哈特维希是俄国外交部的“猛虎”之一。他是一个自信、充满攻击性又傲慢的人，在波斯不遗余力地维护俄国利益，使英俄协定陷入危机，因此被调往贝尔格莱德。他恼怒于这次调动，而且他的暴脾气还是因为持续被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忽略和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哈特维希体重严重超标，还有心脏问题。大使是个热情的亲斯拉夫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相信领导和团结斯拉夫人是俄国的使命。
人们常说——即便只是假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原因是贵族精英的幸存和他们在权力中心的价值观返祖（atavistic values）。专业、聪慧而又“现代”的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更自由、更温和。这对21世纪的旁观者来说是令人欣慰的，但往往是错误的。纯正的保守派贵族常常远不及那些在权力、历史、种族甚至男子气概上都有“时髦”看法的聪颖的专家和知识分子有危险性，尤其是当这些“新人”能熟练操纵大众政治时。[54]尼古拉·哈特维希就是最好诠释。作为中产阶级，他是在1914年之前左右俄国外交政策的最危险人物之一。没人质疑他的才智和有关巴尔干问题的学识。他出身卑微，通过努力爬上职业阶梯，但在外交部并不受欢迎。哈特维希在亚洲部门担任领头人多年，甚至获得了令人畏惧的谢尔盖·威特的尊敬。外交部的一名年轻官员写道，作为部门领头人的哈特维希，在与大臣们就外国政策进行争论时泰然自若，觉得双方平起平坐。这么一个人对于任何外交大臣来说都难以掌控。哈特维希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比萨佐诺夫更适合处理巴尔干事务。对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抨击外交大臣和他的政策、纵容塞尔维亚领导阶层从中作梗的抱怨，如洪水般涌进外交部。据说，塞尔维亚人对他建议的重视程度要比对来自圣彼得堡的警告高得多，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总是非常迟缓地向俄国的希冀靠拢。这些抱怨，有来源于俄国内部的，也有外国的。它们导致萨佐诺夫与哈特维希不合。[55]
尼古拉·哈特维希
但是，外交大臣想要摆脱哈特维希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后者在任职期间与圣彼得堡建立了极好的联系。另外，他曾长期赞助《新时代报》。如果说谁能比哈特维希更强有力，非他的妻子莫属，这位圣彼得堡社交圈中的前美人是尼古拉大公的好友——有人说他俩之间是超友谊关系。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的助手瓦西里·斯特兰德曼（Vasili Strandman）将她描述成“一头退居二线却依然牙齿锋利的母狮”。这层关系在圣彼得堡决策圈子中给了哈特维希强有力的保护，而这个圈子对萨佐诺夫1912～1914年的政策而言至关重要。他们为哈特维希对塞尔维亚人私下做出的保证——俄国公共舆论不会允许帝国政府放弃他们的事业——增加了可信度。
即使外交大臣可以将哈特维希调走，他可能也不会去做。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厌恶哈特维希，不过却认可他在波斯尼亚危机后重振俄国声望的方式，而且他对塞尔维亚政府的掌控也是有力的。在哈特维希看来，对塞尔维亚明确予以支持是控制其外交的最好方式。他称塞尔维亚曾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最忠实的附庸，强调帕希奇总理既是坚定的亲俄分子，也是唯一可以控制混乱的塞尔维亚政局、使之符合俄国利益的政客，并以此证明他对帕西奇总理义无反顾的支持是正确的。萨佐诺夫认为，这两个看法都是实情。斯特兰德曼不喜欢他的上司，而且在一直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证实了很多关于哈特维希吹毛求疵甚至间或干预政策的传闻。虽然斯特兰德曼指责哈特维希对萨佐诺夫不忠诚，而且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俄国急切渴望的和平的威胁，但也从未建议圣彼得堡把如此令人畏惧又有价值的人调离贝尔格莱德。[56]
在1912年11月和12月初，随着塞尔维亚的巧辩甚嚣尘上，奥地利军队在帝国南部边境大量集结，欧洲的和平似乎摇摇欲坠。塞尔维亚在亚德里亚海港问题上的让步，以及维也纳同意在伦敦由爱德华·格雷爵士主持确定新的阿尔巴尼亚国家边境的大使会议，对俄国政府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同时，伦敦成为土耳其与巴尔干同盟停战和会的东道主。因此，前所未有的重担就落在了俄国驻英国大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的肩上。大使会议的第一次会晤在12月16日举行。谢尔盖·萨佐诺夫希望，在确定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黑山的边境时，俄国在塞尔维亚掌握亚德里亚海港问题上的让步，会使奥地利采取同样的灵活态度，但实际上，维也纳在阿尔巴尼亚领土问题上寸土不让。最关键的是由黑山军队包围的斯库台（Scutari）的命运。意大利和德国方面暗示萨佐诺夫，如果步步紧逼，维也纳可能在这点上让步。他们错了。面对奥地利的决不妥协和英法两国冷漠的支持，萨佐诺夫被迫接受该城归阿尔巴尼亚而非黑山。斯库台的居民是纯粹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事实，并没有使他免于俄国民族主义群体的疯狂责难。[57]
爱德华·格雷爵士和奥地利驻彼得堡大使都认识到，萨佐诺夫绝不可能第三次在奥地利决不妥协的两个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边境小城——Diaková和Dibra——归属问题上让步。[58]1913年3月19日，奥地利人在这一问题上最终妥协，萨佐诺夫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这么做，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柏林私下施压。德国大臣贝特曼·霍尔韦格写信给贝希托尔德伯爵，称如果大使会议谈崩，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爆发战争。假如那样，贝特曼·霍尔韦格相信俄国也会被卷入。他指出，许多比尼古拉二世更为强势的君主在过去都屈服于斯拉夫主义的施压。结局几乎必然是一场蔓延整个欧洲的战争，德国将面对三国协约的联合力量。德国领导人从战术角度看，认为这是极其愚蠢的。柏林方面相信英俄协定已经过了蜜月期，而且再过一段时间就会走下坡路。相反，英德关系正在改善，部分是因为双方一同化解了巴尔干危机。英国在未来欧洲战争中扮演中立者角色的机会一直在增加。在贝特曼·霍尔韦格看来，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有利得多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会有不错的前景，那么现在就与协约国爆发战争是“巨大的错误”。[59]
从1912年10月巴尔干战争爆发，到1913年8月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战争结束，萨佐诺夫一直承受俄国公众舆论连续而疯狂的压力。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尼古拉二世考虑过撤掉他的外交大臣职务，但沙皇时不时展现给亲斯拉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微妙怜悯，使他们相信他可能会这么做。所有这些问题中隐藏的秘密，一如既往地激发了诸多谣言，并夸大沙皇每一个动作的重要性。直到1913年6月18日，所有谣言才平息下来。尼古拉二世在一份前所未有的官方声明中称赞萨佐诺夫，并强调沙皇认可自己的大臣在巴尔干危机期间的出色工作，心怀感激。此外，尼古拉强力支持和平解决与欧洲大国间的所有争端。[60]
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协会——俄国最古老的斯拉夫派团体之一——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奠定了公众舆论的基调，并强调“除了少数极端政党，所有俄国社会阶层一致强烈同情那些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信仰基督教的民族”。这种言论完美而又非常自觉地将保守派的宗教偏好与自由派对权利的强调相结合。俄国的斯拉夫“小弟”的胜利，缓和了俄国人最近由于军事和外交上的挫败而受到的耻辱，并让他们对德国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优势产生警觉。由东正教会、诸多斯拉夫委员会、红十字会以及其他组织筹集的善款和药物援助已经被送至巴尔干。[61]
报刊文章、宴会活动甚至民族主义示威都在持续给政府施压。这类号召接二连三出现：支持斯拉夫主义；相信俄国人民的爱国心；并意识到柏林必然会避免与协约国交战，否则他们的贸易、经济福祉和政治秩序将会迅速瓦解。从绝对意义上说，参与这类活动的人并不多，但包括了社会和经济界的大批精英——换句话说，就是政权要依靠的那些群体。杜马政客们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13年复活节期间，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江科（Mikhail Rodzianko）告诉尼古拉二世：“我们必须利用广泛的热情。海峡必须是我们的。战争将被欣然接受，而且只会增加皇权的威信。”罗江科哀怨地抱怨，警察正在阻止俄国爱国者的示威，他们在集会中歌唱帝国赞美诗、支持国家事业。沙皇已经容忍民众运动很久了。到了1913年4月底，街头示威游行大大增加，而且有大量军官开始参与公众集会，他才动手镇压。“最近所有泛斯拉夫主义活动的最高赞助人”尼古拉大公因失宠而离开圣彼得堡，前往位于克里米亚的城堡，但有谣言称他十分开心，可以避开喋喋不休的黑山妻子。与此同时，内政大臣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动用了紧急权力，并禁止了一切宴会和示威活动。[62]
因两国政府之间的争吵而紧张的事态，以及俄奥两国民众的激动情绪，招致了1912～1913年秋冬这两个帝国军备增加这一特别危险的举动。俄奥两国的军事准备开始于1912年10月巴尔干战争之初。奥地利在塞尔维亚边境大量屯兵以备入侵的消息很快传入俄国战争部。在加利西亚的奥俄前线，局势更为紧张。奥地利人否认在此地做过任何超出将军团恢复正常和平时期水准的事情，就算如此，“正常和平时期水准”也逊于俄国。俄军总参谋部称，实际上，奥地利的举动远超于此。时隔多年，已经不可能证明谁对谁错，但俄国军事及外交档案馆里的文献记录了大量细节，精确到奥地利部队营一级的番号及部署。关于这一点，要谨记当时俄国在奥地利军队中安插了很多间谍，一些人甚至可以接触到与调兵有关的最高机密文件。除了经由战争部长苏霍姆利诺夫呈递给科科夫佐夫和萨佐诺夫的大量军事情报外，俄国的政治警察和边防卫队也递交了从奥属加利西亚和边境的线人那里得来的详细报告。部分信息涉及军队部署和番号，但更多的是关于一旦战争爆发，奥地利会在俄属波兰计划暴动的消息。[63]
俄军领导人起初对这番筹备没有特别重视，至少在与法国人的谈话中是这样的。俄国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尼古拉·蒙克维茨（Nikolai Monkevitz）少将在1912年11月28日告诉法国公使，他认为奥地利的行动就是虚张声势。甚至两周后，他仍认为奥地利的局部备战根本不可能发展成后续针对俄国的顺畅军事动员：“当一台庞大的机器正要或已经启动时，想要阻止特定齿轮的运行，不可能不冒着影响全局的风险。这正是奥地利人正在做的事。”蒙克维茨的看法与俄军总参谋部在1914年“七月危机”中的立场十分相关，当时后者称俄国的任何局部动员都会让之后的整体调动陷入混乱。[64]
俄军总参谋部冷静的态度引起了巴黎深深的担忧，也遭到了法军总参谋部的警告，他们认为就军事准备而言，奥地利更胜俄国一筹，而且迫在眉睫的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似乎会导致欧洲战争，俄国却毫无准备。巴黎给圣彼得堡施加的压力——加快军事准备——增大了欧洲陷入战争泥潭的风险，但不能说他们是有预谋的好战分子。在巴尔干冲突中，法国坚定地站在俄国一方，他们一如既往地执着于敦促俄国进行战备，战争一爆发便迅速武装介入对抗德国。这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不择手段，但如此解读并非不切实际：事件暗示着，俄军总参谋部可能不介意用法国人去刺激俄国的文职大臣。最终，俄国承认有六个完整的奥地利军在南部前线部署，其中有五个完全备战。俄国军事情报部门相信，驻扎在加利西亚的三个军全部悄无声息地进入备战状态，而且至少有51个步兵营和57个骑兵中队已秘密从奥地利本土进入加利西亚。俄国政府在1912～1913年冬严正抗议，称奥地利在伦敦大使会议期间的行为是用枪顶着其他大国的脑袋进行谈判，一旦谈崩，它的军队会随时入侵塞尔维亚。维也纳没有否认此事，并声明它不会削弱武装力量，直到巴尔干战争结束以及塞尔维亚军队撤出所有阿尔巴尼亚领土。[65]
俄国自身的军事准备始于1912年10月中旬，苏霍姆利诺夫将军号召额外增加拨款，以便军队应对新的紧急情况。但势态发展并没有让战争大臣过于警觉，他认为在冬季过去之前不太可能进行大规模战争。谢尔盖·萨佐诺夫支持苏霍姆利诺夫，他在10月23日写信给科科夫佐夫，称战争的结果不可预知，但在战局推进、和平协议即将签署的时候，有必要阻止土耳其、奥地利或罗马尼亚的军事威胁。科科夫佐夫的回答，就像一个一本正经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保姆面临要求提高每月甜食定量的请求。他写信给苏霍姆利诺夫，称“假如……将巨额钱款拨予战争部，而我们的军队还是没有充分备战”，那么国库当然必须拨款，但只有在战争部提供对军队需要采取措施的详尽分析，以及已拨款项用在何处的明确账目后才可以。读过科科夫佐夫信件的人不难看出，他为什么会被这么多同僚厌恶，并同时招致财政大臣和首相的怨恨。[66]
俄国1912年的主要军事部署是11月4日决定的，让应征入伍多年的士兵至少在部队服役到新年。此举让35万名额外士兵留在军中，虽然他们遍布各军区，自波罗的海到高加索。随着11月的流逝和关于奥地利备战的证据增多，俄军领导人向沙皇施压，以求进一步采取对抗之策。在儿子康复、从斯帕拉返回很短时间后，尼古拉二世于11月23日在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宫殿召集他的军事、文职顾问进行临时会晤。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在回忆录中生动还原了会晤场景。根据他的描述，文职领导人完全震惊于尼古拉二世在将军们的建议下，宣布决定“动员”整个基辅军区和部分华沙军区，并且做好准备，随后亦可能动员敖德萨（Odessa）军区。科科夫佐夫对自己角色的描述是，几乎独力劝谏尼古拉二世放弃决定，如果情势所迫，代之以推行将高年资应征士兵服役期推迟到1913年年中的政策。科科夫佐夫的记录给历史学家以巨大影响，部分是因为他极富戏剧性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部分是因为他的回忆录被翻译成了英文，但最重要的是因为档案之前无法读到，其他原始资料很少存留。某种意义上说，科科夫佐夫的记述是准确的：他的确扮演了反对危险军事准备的关键角色。即便这样，他的描述需要置于当时的环境下去看待。[67]
值得注意的是，对“动员”一词要非常慎重。这个词的意思远没有它看上去那么清晰；了解这一点，对理解1912～1913年巴尔干危机和更关键的1914年“七月危机”来说十分重要。动员一个军区，在最低限度上意味着号召所有在乡军人返回军队。接下来的行动，显然就是利用这些在乡军人驻扎于各军区的部队，恢复他们在战争时期的兵力。很不幸的是，德奥前线上的三个主要边境军区中，有两个充斥着波兰、犹太、立陶宛军团，他们既不服从军法，也不遵守乡俗。因此，当地在乡军人最初可能被投入所谓的操练营。人们必须记得，与当时所有军队一样，俄国军队仍全部依靠马匹运输：大量马匹需要被调派到边境军区。这比召回在乡军人更耗时间，而且更麻烦。即使驻扎在军区的团恢复了战时兵力，他们仍需要集合成师和军，并随后进行战争初期的部署。在这一进程完成前很久，全副武装的部队会被派至边境，掩护调遣和主要兵力部署，应对敌人的骚扰性进攻。天真的读者可能会得出结论：如果所有本段列出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那么俄国边境军区就已经备战完毕。没有比这更不切实际的了。要使一个边境军区备战完毕，所有俄国内部的军团都要动员，并且全员向边境行进，这是俄国所谓的战争动员中最具挑战性和最耗时的。[68]
另一个要谨慎地将科科夫佐夫的论述奉为圭臬的原因更加平凡。众所周知，回忆录都不太可靠，而且从历史角度看，它都是在抬高作者自己并贬低敌人。在科科夫佐夫身上，这个看法当然是对的，特别是他与苏霍姆利诺夫彼此水火不容。抛开这点，历史文献显示，科科夫佐夫的说法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根据总参谋长尼古拉·亚努什科维奇（Nikolai Ianushkevich）的说法，沙皇下达“将军中高年资士兵服役期延长至1913年上半年”这一命令的时间是1912年12月24日——换句话说，在科科夫佐夫所描述的会晤整整一个月后。另外，充足证据显示，部分动员命令绝对不可能像科科夫佐夫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在11月23日的会晤中就确定。[69]
1912年12月7日，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在奥地利前线采取额外的军事措施，声称：“就准备程度来说奥匈帝国已经在军事上对我们有了巨大优势，何况动员和集结俄国军队需要的时间显然比协同调动奥地利军队耗费的时间要长。”主要措施就是从两个接近奥地利的军区（华沙和基辅）调动大约三个满编骑兵师到边境，包括将两个俄军骑兵旅自内陆部署到奥地利边境。部署骑兵的军事逻辑是阻止奥地利的任何进攻，他们可能截断从帝国内部通向两个军区的铁路线。这些铁路和轨道末端接近边境，十分危险，也容易受到奥军攻击。例如，在克拉希尼克（Kraśnik）的铁路交叉点，部署四个整编军团十分重要，但这里与奥地利边境的距离不到35公里。如果奥军能迅速地动手，抢在俄军部署之前获得优势，迫使俄军集结在俄属波兰后方，这将打乱俄国进军加利西亚乃至东普鲁士的计划，进而直击俄法战争计划的要害。这将会为奥地利军队入侵、引发波兰暴乱敞开大门。俄军最高统帅部因这些威胁而忧心不已，因为他们清楚，如果奥地利和俄国同时动员相同规模的兵力，不出十天，哈布斯堡的军队就将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它的敌人，因为大量俄国在乡军人需要奔赴边境军区，而和平时期部署在内陆的师仍在路上。此外，将骑兵向边境部署的考虑是，苏霍姆利诺夫计划的第一步是通过将在乡军人召回操练营，使华沙和基辅军区的兵力恢复到战时状态。换句话说，这听上去非常像在11月23日会议后因讨论而可能遭到撤销的那种调动。[70]
首相科科夫佐夫坚称，大臣会议在1912年12月12～17日这些调动实施前进行了讨论。起初，除了科科夫佐夫和萨佐诺夫，所有大臣都支持苏霍姆利诺夫的观点。他们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可能也反映出对沙皇原则上已经批准的军事决定的厌恶情绪。大臣们完全不相信奥地利的和平保证，并且相信维也纳在伦敦大使会议期间的行为是在争取时间，以抢先开始对俄国采取军事行动：“在军事上准备更充分的国家，在会议中总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且将会对最终决策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会议可能谈崩，在备战方面落后于奥地利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所有大臣都赞同科科夫佐夫和萨佐诺夫避免战争的意愿，只要能用一种与俄国的“尊严”相配的方式解决。[71]
另一方面，首相和外交大臣强调了“特别紧张”的当前国际情势，以及任何不谨慎的调动都冒着与奥地利爆发战争的极大风险，这必会引来德国的介入。这将是一场“确定无疑的灾难”，尤其是在这方面俄国不能依靠三国协约整体的军事支持。此外，“我们缺少在波罗的海有影响力的海上力量，军队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国内的局势距离这种爱国热情——人们满怀强大的民族斗志，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有坚定承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会议决定延期召集在乡步兵，但允许苏霍姆利诺夫从已经部署在两个军区的骑兵中调遣一部分，向边境部署。在是否部署额外两个骑兵旅（他们是苏霍姆林诺夫希望从莫斯科军区调出的）的问题上，他们将决定权交给了尼古拉二世。沙皇决定听从萨佐诺夫和科科夫佐夫的建议，并选择谨慎处置。[72]
大臣会议讨论的问题，是近东局领头人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最关心的。俄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寻求一个能让它的巴尔干附庸满意，同时避免战争的和平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圣彼得堡希望维持巴尔干同盟作为一个阻挡奥德支配近东地区有力屏障的现状。特鲁别茨科伊强烈支持巴尔干同盟，但从不否认其脆弱性。甚至在伦敦和会开始前，塞尔维亚代表团领队就公开宣称，应给予塞尔维亚更多的马其顿领土，以补偿它没有得到亚得里亚海港的损失。因此，特鲁别茨科伊私下写信给驻维也纳使团代表尼古拉·库达舍夫公爵，询问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或康拉德·冯·赫尔岑多夫以及“主战派”是否在维也纳当权，以及俄国是否应当进行部分自身兵力的动员，来抵消奥地利在和平会议上施加的军事压力。他毫不隐瞒，认为大使并没有足够坚定地维护俄国的地位，这当然是他为什么接近库达舍夫而非大使尼古拉·吉尔斯的原因。特鲁别茨科伊的批评是公正的。吉尔斯被派到维也纳的任务是缓和奥俄之间的紧张气氛，并恢复随着波斯尼亚危机而瓦解的双方互信。无论从性格还是从信念上说，他都不是个积极捍卫亲斯拉夫主义对外政策的人。可以肯定的是，通过用这种方式写信给库达舍夫，格里戈里是支持苏霍姆利诺夫而反对萨佐诺夫的，他在暗地里不仅操控着驻维也纳大使，还有自己的外交大臣。更可能的是，萨佐诺夫本身就在寻找给奥地利施压的方法，并默许特鲁别茨科伊非正式地接触库达舍夫。[73]
库达舍夫是个聪明人，也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外交官。他对奥地利现状和心态的理解是正确的。他评论道，一种越来越深的绝望笼罩着维也纳。库达舍夫拥有的忠诚和纪律在俄国外交官中非常罕见，他告诉特鲁别茨科伊，自己不得不显示出对大使的倚靠，因为起码后者知道他的下属对外交部说了什么。关于特鲁别茨科伊质询的本质，库达舍夫写道：“军方迫切想和塞尔维亚开战。康拉德告诉赞克维奇（Zankevich，俄国武官）塞尔维亚问题对奥地利来说关乎存亡。他担心进攻塞尔维亚必然会引起与我们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奥地利朝我们前线（实际上各处都是）增兵的原因。显然，贝希托尔德只有皇帝一个支持者，后者称，他想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库达舍夫不相信贝希托尔德有尝试裁撤康拉德·冯·赫尔岑多夫的想法。如果俄国也宣布动员，那么战争的危险就会大大加剧。
因为如今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不可能在不严重损害尊严和声望的情况下全身而退。这样的撤退对奥地利显然比对我们更加致命，因为这事关生死，然而——感谢上帝——我们离死还远着呢。但正因为如此，奥地利显示出的坚定并不意味着它在力量上与我们真正等同。如果我们也不让步，之后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奥地利政治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指望后者，那么只要老皇帝还活着，我们就有盼头。他一生经历了众多垮台危机，因此——可以指望——比起与俄国开战，他宁愿再垮一次台。不管怎样，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游戏，而结果会是骇人的。[74]
最后，危机解决。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派出前驻圣彼得堡的奥地利武官戈特弗里德·霍恩洛厄-希灵菲斯特（Gottfried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亲王，与尼古拉二世和俄国文职、军事领导人对话。霍恩洛厄在长期留俄期间深受尼古拉二世喜爱。他被沙皇接见了两次，第一次在1913年2月4日。他也与萨佐诺夫、科科夫佐夫和苏霍姆利诺夫有过会面。他造访的一个有用方面就是，能告诉维也纳，大使——外交部认为已经“本土化”的图尔恩伯爵——并未夸大俄国的愤怒和战争的危险。霍恩洛厄告诉贝希托尔德，在他看来，除非裁军问题和阿尔巴尼亚边境问题在六周到八周内解决，否则战争可能随着冬季的结束而爆发。[75]
德国也施加压力以实现双方妥协，虽然过程缓慢且折磨人，维也纳与圣彼得堡在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协定最终达成了。1913年3月11日，两国政府宣布，俄国将35万名服役期满军人遣散回家，奥地利将缩减部署在加利西亚的军队，恢复到和平时期的“正常”规模。俄军总参谋部尖刻地抱怨，他们通过报纸才知道协定的消息，而且这仍让奥地利处在备战程度高得多的优势地位。奥塞战争的直接风险因3月21日奥地利在Dibra和Diaková两城问题上的妥协而降低。最后和最紧急的危机随着5月5日黑山最终撤出斯库台而化解，这也解除了奥地利用武力驱逐他们的威胁。奥斯曼帝国的关键要塞城市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于3月26日落入保加利亚手中。此前六周，巴尔干诸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已经大致终止。3月30日，巴尔干诸国与土耳其签订和约，结束巴尔干战争，这似乎意味着，欧洲各使馆人员在经历连续数月的危机和欧洲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后，可以重回平静。但实际上，这个间隙非常短。[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