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星期六，下午2∶30

10月20日，星期六，下午2∶30

肯尼迪正身处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时值竞选之旅的第二天。为了转移人们对正在发酵的国际危机的关注，肯尼迪高调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突然，他接到博比的电话，说华盛顿有事。弟弟要他尽快回到白宫，因为顾问们的争论正陷入僵局。抉择时刻终究还是来了。

在喜来登-黑石酒店外面的记者正要登上大巴去参加下一场政治会议，却听到消息说，会议取消了。“总统感冒了，要回华盛顿。”白宫新闻秘书长皮埃尔·塞林杰（Pierre Salinger）简单地向大家宣布，没有给出任何说明。

肯尼迪一行登上“空军一号”后，塞林杰马上就问总统发生了什么。肯尼迪并不打算告诉他实情，至少时候未到。他对塞林杰调侃道：“回到华盛顿你就会知道了，可得做好准备啊。”^[65]

历经4天的激辩，候选方案缩减到两个：空袭或者封锁。每个方案都有优势和劣势。突然发动空袭，可能极大地减少来自古巴的直接威胁。^[66]但空袭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并可能惹怒赫鲁晓夫把剩下的导弹发射出去或者在其他地方进行报复。五角大楼计划的800次空袭可能造成古巴局势过度混乱，导致美国不得不以入侵来收拾残局。封锁可能会带来和谈，但这样的话，苏联也可能支吾其词、暗度陈仓，偷偷在古巴修好导弹发射场并部署剩下的导弹。

空袭根据提议者命名为“邦迪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军方的支持。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和财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也倾向空袭，但希望给苏联72小时的最后通牒以撤离导弹。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以及总统特别顾问兼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都支持封锁计划。博比最近才接受封锁方案，然而他也担心这样做可能会错过“消灭卡斯特罗和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的最佳时机”。

“诸位，今天是决定的时候了，”肯尼迪走近聚集在白宫二楼客厅的顾问们时这样说道，“大家都应该希望自己的建议最后不会成真。”^[67]

最近几天里，在如何告知国民古巴的苏联导弹这个问题上，白宫曾流传两份观点对立的总统演讲初稿。其中一份初稿，也就是邦迪呈交的“空袭”演讲稿，将被锁在档案馆里长达四十多年：

美国同胞们：

为恪守职责，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特此下令，美国空军执行如下军事行动：美军将使用常规武器摧毁部署在古巴的苏联核武器……任何其他措施均可能带来延误以及无法承受的混乱，并且无法有效消除苏共对美国真正的核威胁……延误战机则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危机。对苏联发出警告，也会极大地增加双方伤亡。我有责任在此刻采取空袭行动。^[68]

总统和博比一样，起先是倾向空袭，现在则更倾向封锁计划。但他尚未做最后决定。封锁似乎更加安全，但也有巨大风险，包括可能造成美苏双方舰队对峙等。会议结束后，总统带着博比和索伦森来到杜鲁门阳台，望着华盛顿纪念碑。

“我们离战争非常非常近了，”总统严肃地说，然后又用他爱尔兰式的自嘲缓解了气氛，“白宫的避难所可不够我们用的。”^[69]

[1] 罗伯特·F.肯尼迪，Thirteen Days，（New York：W.W.Norton，1969），24。导弹发射场的照片存于肯尼迪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馆，以及海军历史研究中心和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

[2] 1988年1月CNN和Sidney Graybeal的访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冷战》系列节目（1998），伦敦国王学院采访文字记录。

[3] 迪诺·布鲁焦尼，“The Cuban Missile Crises Phase 1.” CIA Studies in Intelligence（Fall，1972），49-50，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371；2005年10月作者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访谈。

[4] CIA，Joint Evaluation of Soviet Missile Threat in Cuba，1962年10月19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中情局预计R-12（SS-4）的射程为1020海里，实际射程为2080公里或者1292英里。文中所有海里单位均换算成常用的英里。

[5] 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对话，我参考了由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制作的，由Philip Zelikow和Ernest May编辑的手稿，The President Recordings：John F. Kennedy，The Great Crisis第二卷和第三卷（以下简称“JKF2”和“JFK3”）。米勒中心的网站上有上述手稿。我也咨询了Sheldon M. Stern的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John F. Kennedy and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Meetings（Stanford，C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同时，我也听取了原始录音带，这些录音带可在米勒中心和肯尼迪图书馆（JFK）取得。

[6]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101.

[7] 基廷的新闻稿，1962年10月10日。

[8] Kai Bird，The Color of Truth（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8），226-7. Kenneth P.O’Donnell and David F. Powers，Johnny，We Hardly Knew Ye（Boston：Little，Brown，1970），310.

[9] 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W.W.Norton，2003），499.

[10]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224-7. Robert Dallek，An Unfinished Life（Boston：Little，Brown，2003），413-15.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174.

[11]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172.

[12] Robert Dallek，An Unfinished Life（Boston：Little，Brown，2003），429.

[13]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11.

[14] 《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第11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19号文件。特别小组的破坏计划和早期会议可查询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的JFK Assasination Records Collection。也可参见Richard Helms，A Look Over My Shoulder（New York：Random House，2003），208-9。

[15] 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1962年10月16日的猫鼬计划备忘录。

[16] 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1962年1月19日，中情局备忘录。也可参见丘奇委员会报告，Alleged Assasination Plots Involving Foreign Leaders（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141。

[17] Richard D. Mahoney，Sons and Brothers：The Days of Jack and Bobby Kennedy（New York：Arcade，1999），87.

[18] 迪诺·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 Random House，1991），223；罗伯特·F.肯尼迪，Thirteen Days，（New York：W.W.Norton，1969），23。

[19] 罗伯特·F.肯尼迪，Thirteen Days，（New York：W.W.Norton，1969），27.

[20]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264；Robert Dallek，An Unfinished Life（Boston：Little，Brown，2003），439.

[21] Samuel Happern和中情局的历史人员的访谈，1988年1月15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记录号104-10324-1003。

[22] 小阿瑟·M.施莱辛格，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534。

[23] 作者与托马斯·帕鲁特于2005年10月的采访。

[24] Richard Goodwin，Remembering America（Boston：Little，Brown，1988），187。

[25] “The Guba Project”，1962年2月20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记录号176-10011-10046。

[26] 麦克马纳斯和丘奇委员会的访谈，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7] 兰斯代尔的备忘，1962年10月15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帕鲁特和丘奇委员会的访谈。1976年1月1日给丘奇委员会的信中，兰斯代尔否认了自己的“光照”建议，但有记录证明他的确提出过这个建议。

[28] Robert A. Hurwitch备忘录，1962年9月16日，国务院古巴事务协调员记录，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记录号179-10003-10046。

[29] Reeves引用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文件，103。

[30] Reeves引用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文件，174。

[31] Joseph Alsop，“The Legacy of John F. Kennedy”，Saturday Evening Post，1964年11月21日，17。“五分之一”来自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179。

[32] Max Frankel，High Noon in the Cold War（New York：Ballantine Books，2004），83.

[33] 托马斯·帕鲁特备忘录，1962年10月17日，国务院古巴事务协调员记录，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记录号179-10003-10081。

[34] 国务院的“The Cuban Crisis 1962”历史，72，国家安全局 Cuba；大西洋总司令部 Historical Account of Cuban Crisis，141，国家安全局 Cuba。

[35] JSC备忘录，1962年4月10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36] L.L.Lemnitzerbeiwl，1962年8月8日，JKFARC。

[37] Edmund Morris，Theodore Rex（New York：Random House，2001），456.

[38] James G.Blight，Bruch J. Allyn and David A. Welch，Cuba on the Brink：Castro，the Missile Crisis，and the Soviet Collaps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3），323-4.

[39] 罗伯特·F.肯尼迪日记，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也可参见Chronology of the Matahambre Mine Sabotage Operation，William Harvey to DCI，1962年11月14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0] Evan Thomas，Robert Kennedy：His Life（Philidelphia：J.B.Lippincott，1966）51.

[41] Chronology of the Matahambre Mine Sabotage Operation；哈维关于破坏行动的备忘录，1962年10月19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2]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182.

[43] 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469。

[44]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175.

[45] Kenneth P.O’Donnell and David F. Powers，Johnny，We Hardly Knew Ye（Boston：Little，Brown，1970），318.

[46] Stern，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38；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530.

[47] 作者与佩德罗·贝拉于2006年1月的访谈；哈维给兰斯代尔的备忘录，1962年8月29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古巴军方对贝拉和Pedro Ortiz的审问，Documentos de los Archivos Cubanos，1962年11月8日，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

[48] 另一个代号为“ISOLATION”；Chronology of the Matahambre Mine Sabotage Operation。

[49] Warren Hinckle and William Turner，Deadly Secrets（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1992），149.

[50] 马拉霍夫的回忆，Archives of Mezhregional’naya Assotsiatsia Voinov-Internatsionalistov，Moscow（以下称MAVI）

[51]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Kak Eto Bylo（Moscow：MOOVVIK，2004），381。除特别说明，本书的参考出处均为2004年版本。有些导弹团的名字出于苏军的保密需要已经在“阿纳德尔行动”中改名。第79导弹团指的是古巴的第514导弹团。中情局说圣克里斯托巴尔的发射场已经达到战备状态，这个消息是错误的。

[52] 西多罗夫关于部署的描述可见于A.I.Gribokov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Moscow：Gregory-Page，1998），213-23。

[53] 谢尔盖·伊万诺夫的备忘录，1962年6月20日，苏联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力诺夫斯基的备忘录，1962年9月6日和8日，CW1HP，11（Winter 1998），257-60。

[54] 马拉霍夫，Archives of Mezhregional’naya Assotsiatsia Voinov-Internatsionalistov，Moscow。

[55] 关于船只的吨位和描述，作者参考了Ambrose Greenway，Soviet Merchant Ships（Emsworth，UK：Kenneth Mason，1985）。我使用了吨位来形容船容量而不是重量。

[56] 作者在2006年5月与Peter the Great Academy of Strategic Rocket Forces（RSVN）的官方历史学家Sergi Karlov中校的采访。

[57] 作者在2006年5月与Peter the Great Academy of Strategic Rocket Forces（RSVN）的官方历史学家Sergi Karlov中校的采访。

[58] 1998年10月国家安全局公布的古巴导弹危机信息。

[59] 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2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606. 9月4日，中情局估计，苏联在古巴共有3000名“技术人员”。到了11月19日，他们认为人数是1.2万～1.3万。1963年1月，他们认为，古巴危机顶峰时期的苏联兵力大约有2.2万。参见Raymond L.Garthoff，Reflection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2nd，ed. Washington，DC：Broookings Institution，1989），35。

[60] 2004年7月作者与Oleg Dobrochinsky船长在莫斯科的访谈。

[61] I.D.斯塔岑科少将关于“阿纳德尔行动”的最终报告（以下称斯塔岑科报告）；参见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345-53。

[62]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219。2004年7月和2006年5月，作者和西多罗夫兵团的工程师中尉维克托·叶辛的访谈。

[63] 为消除歧义，我不纠正中情局认为大萨瓜是西多罗夫导弹团的所在地的错误。事实上，他的导弹团位于大萨瓜西南17英里，更靠近卡拉巴莎德萨瓜（坐标22°39′N，79°52′W）。其中一支有4个导弹发射架的部队（俄语中称为“diviziya”）位于卡拉巴莎德萨瓜附近；另一支则是在Sitiecitio和Viana之间，距离大萨瓜西南6英里。

[64] 马拉霍夫，Archives of Mezhregional’naya Assotsiatsia Voinov-Internatsionalistov，Moscow。

[65] 皮埃尔·塞林杰，John F.Kennedy：Commander in Chief（New York：Penguin Studio，1997），116。

[66] 1962年10月20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2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604-14。

[67] Stern，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133。也可参见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314和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388。

[68] 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卷二。空袭演说的作者尚未确认，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作者可能是邦迪或者他的助手之一。

[69] 西奥多·C.索伦森，Kennedy（New York：Harper & Row，1965），1-2；西奥多·索伦森口述历史，60-66，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