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812年的后方

拿破仑的计划是向亚历山大发动一场有限度的“内阁”战争。法国皇帝也许打算过把普鲁士从地图上抹去，但他相信毁灭俄罗斯帝国既不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也不符合他的利益。与此相反，他希望削弱俄国，迫使其重返大陆封锁体系，让它接受法国对欧洲的支配。拿破仑绝不希望将亚历山大赶下宝座，也不愿让俄国社会陷入革命与混乱，他期望沙皇能够同意接受和平条件，并将这些条件强加给俄国社会。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他在1812年战局中强调对亚历山大个人的尊重，且清楚地说明他的观点：真正发动战争的是英国和它在彼得堡精英中的傀儡。

亚历山大和他的顾问们对拿破仑的目的和战术有充分的理解。和其他所有方面一样，他们试图迫使拿破仑在这方面卷入他最不希望进行的那种战争。这在政治层面就意味着一场西班牙式的殊死民族战争，俄国皇帝在这场战争中将拒绝进行任何谈判，并以怀有爱国主义、宗教虔诚和排外主义情感的呼吁设法动员整个俄国社会支持战争。彼得·崔克维奇在他于1812年4月提交的备忘录中强调，俄国的关键实力必须包括“它的君主的坚决、君主治下人民对他的忠诚。和在西班牙一样，人民必须被武装起来、激发出战斗热情，为此可以借助神职人员的力量”。此外，在一场于本国土地上进行的民族战争中，为了击败拿破仑的庞大帝国，俄国社会将愿意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做出所需要的牺牲。[1]

关于亚历山大本人对这场战争国内政治环境的看法，最好的原始资料是1812年8月他在赫尔辛弗斯（赫尔辛基）（Helsingfors/Helsinki）的一次长谈记录，当时他正在与贝纳多特会晤的路上。皇帝注意到，俄国过去一个世纪里的所有战争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对大多数俄国人而言，这些战争似乎远离他们的直接利益和关注范围。地主们怨恨把他们的农奴征入军队的行为，一旦俄军受挫，就会引发对政府和军事指挥官的无情批评。

在当前环境下，有必要使俄国人民相信政府不想寻求战争，武装起来也只是为了保卫国家。这是100多年来首次在祖国母亲（rodina/родина）土地上进行的战争，它让人民主动投身到战争之中，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是使这场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使全社会为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信仰在自卫过程中团结在政府周围的唯一方法。

亚历山大补充说，自从拿破仑入侵以来，俄国社会表现出的团结决心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他还补充说，关于他自己，只要还有一个敌军士兵留在俄罗斯土地上，即使那意味着在战斗中失利、丢掉彼得堡和莫斯科、在伏尔加河一线勉强支撑，他也绝不会议和。聆听亚历山大谈话的芬兰官员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说，皇帝说话时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清晰思路和坚定决心令人印象深刻，也大为振奋人心。[2]

从拿破仑越过边界开始，亚历山大就表明了这场战争的民族特性。在法军突破德维纳河防线，逼近斯摩棱斯克和大俄罗斯边界时，这一呼吁变得更为强烈。8月初，巴克莱·德·托利在给斯摩棱斯克省长卡齐米尔·冯·阿施（Casimir von Asch）男爵的信中说，他知道该省的忠诚居民会奋起保卫“神圣信仰和祖国边境”，而且俄国最终会战胜“背信弃义”的法国人，就像它从前战胜鞑靼人一样。

以祖国的名义号召所有敌军接近地区的人民拿起武器，不管在什么地方，一旦发现落单的敌军部队就展开袭击。此外，我本人已经向法军占领地区的所有俄罗斯人发出特别号召，以确保没有一个犯下侮辱我们的宗教和祖国罪行的敌军士兵能逃过我们的复仇，一旦他们的军队被我们击败，四处溃逃的敌军必定会在人民手中遭到毁灭和死亡。[3]

当亚历山大于7月19日离开军队，启程前往莫斯科对后方作战争动员时，他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创建一支作为抵抗侵略者的第二防线的民兵。亚历山大·希什科夫起草了呼吁境内各阶层支持新一批民兵的皇家宣言。宣言追溯到整整200年前的所谓“混乱时代”，那时俄国社会奋起反抗将波兰王子放到俄国皇位上的图谋，选出了第一位罗曼诺夫沙皇，重建了强大的国家，从而终结了俄国的衰弱和屈辱阶段。

敌人已经越过了我们的边界，并且还在继续武装进入俄国，企图以他的实力和教唆动摇（我国的）大国根基……他用心底的狡猾和嘴上的诱惑给我们带来永久的锁链……我们现在呼吁所有忠实的臣民，不论其阶层，不论其精神或年龄状况，和我们团结统一地站在一起，抵抗敌人的阴谋和企图。

在向贵族——“任何时候都是祖国的拯救者”——和教士发出呼吁后，宣言转向了俄国人民。“勇敢斯拉夫人的无畏后代们！企图袭击你们的狮虎总是会被你们击碎獠牙。让每个人都团结起来：心中有十字，手中有武器，人间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击败你们。”[4]

在苏维埃时代，“爱国的群众”是抵抗拿破仑入侵的关键，这一论断对俄罗斯史学家来讲可谓信条。显然对“群众”——在这个时代实际上意味着农民——来说，在武装力量和民兵中服役是他们为俄国这场战争所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从1812到1814年，大约有100万人入伍，其中超过2/3进入了正规军。没有农民志愿加入军队。首先，士兵需要服役25年，晋升到高级军士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更不用说进入军官团了。这一前景要求志愿从军者具备超凡脱俗的爱国主义情怀。无论如何，农民都没有被允许志愿入伍。他们的人身属于国家和地主，并不属于农民本人。

农民也不被允许志愿加入民兵。后者仅仅来自私人农奴，并不包括国有农民。哪个农奴会被派去服役则完全取决于地主。总体而言，在民兵中服役没有在正规军中那么可怕，因为皇帝曾经许诺战争结束后就解散民兵。这一诺言曾经在多个场合反复出现，民兵也得到了保留胡须和身着农民日常服装的许可，以便强调他们并非（正规军）士兵。虽然如此，没有人能够轻易忘记在1806～1807年战争结束时，大部分民兵事实上都已被转入了正规军。

1813年3月，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房东告诉他没有一个彼得堡民兵会回来。许多人已经死去了。“其他人或是已经，或是将要被并入（正规军的）团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回来。”这个看法事实上太过悲观了。亚历山大信守了他的诺言，民兵组织在战争结束后即被解散，民兵也回了家。然而，由于疾病、疲劳和战时兵役带给许多农民的极度冲击，人员损失还是相当大的。在1812年被动员进入特维尔民兵的13000多人里，只有4200人在1814年返乡，这一比例绝非异常。[5]

在苏维埃时代，1812年的所谓“游击战争”也明显得到了强调。拿破仑时代的游击队员们被描述成1941～1945年德国战线后方游击运动的先驱者，也被认为是这场“人民战争”中的主要英雄。粗疏的西方读者们因此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他们和法国“马基”[6]多少有些相似，在1812年骚扰拿破仑的交通线时扮演主要角色。事实上，这是对拿破仑时代“游击队员”一词的误解所致。在1812年深入法军后方的俄国游击队是由正规军军官指挥的。这些游击队的核心一般是从俄军主力部队抽出的正规轻骑兵中队。正规轻骑兵周围则是成群的哥萨克团，有时候武装平民也会加入这些分遣队，但平民起到的最重要作用是在当地担任向导和提供法军行踪、分布的相关情报。游击队的袭击甚至在拿破仑越过斯摩棱斯克之前就展开了，这些袭击也将持续到1813～1814年。就战略层面而言，最重要的游击队袭击事实上发生在1813年初。袭击指挥者中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此类袭击深入普鲁士境内，在将普鲁士带入俄罗斯阵营的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7]

真实得多的“人民战争”是由拿破仑前进路线附近省份的农民们发动的。当法军占领莫斯科后，它被迫派出越来越大的粮秣征集队去确保马匹的食物和草料供应，其中后者尤为紧要。上述粮秣征集队在村庄中遭遇的抵抗是拿破仑面临的主要麻烦，它清楚地表明如果拿破仑试图在莫斯科过冬的话，他的军队将会失去马匹，从而在1813年战局开始时无法动弹。这类农民抵抗中有许多并非纯粹自发。当地的贵族民兵指挥官和行政官员组织“家乡自卫军”警戒线，以期击退法军粮秣征集队和劫掠者。但也有许多农民自发组织抵抗的案例。

有无数报告提到了农民对粮秣征集队的伏击，其中一些伏击发展成了坚持多日的连续交战。库图佐夫于1812年11月初向亚历山大报告说，莫斯科省和卡卢加省的农民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拒绝了法军的要求，把他们的家人和孩子藏在森林里，继而守卫村庄抵抗粮秣征集队。“甚至连妇女都经常”协助男子将敌军诱入陷阱予以歼灭。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法军因把教堂当作马厩、仓库和宿舍而激怒了俄国农民的记载。在保卫住所和家人免遭外来劫掠者洗劫的战斗中，天生的小规模爱国心就更加明显了。[8]

然而关于农民的自发行动，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群众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没有做什么。政府在向人民发出的呼吁中提到了敌人的狡猾和诱惑，这实际上反映了俄国精英对潜在的农民暴动的担忧。不过事实上他们所担忧的事情并未发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拿破仑并未试图发起针对农奴制度的农民战争。法军直到抵达斯摩棱斯克之前都不必考虑这种做法，因为立陶宛和大部分白俄罗斯境内的地主都是波兰人，他们是拿破仑的天然盟友。法军可能会试图在斯摩棱斯克之外煽动暴动，但他们仅仅在大俄罗斯境内待了两个月，而拿破仑在任何情况下的战略都是击败俄国军队，进而与亚历山大议和。等他意识到俄国皇帝不会进行谈判时已经太晚了，拿破仑也没办法采取另一套战略。无论如何，尽管向农民发出推翻农奴制度的呼吁很可能会让莫斯科地区变得更加混乱，但拿破仑军队的所作所为让人难以想象俄国农民会相信他或者期待由他来领导。在俄国腹地既没有任何有潜质的本土领袖，也没有社会革命的塑造者。

另外，即使拿破仑不加煽动，1812年秋季的莫斯科地区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现象。这一年的农民骚乱次数是战前年份平均次数的3倍，大部分骚乱都发生在国家权威已经削弱的邻近军事行动地区。权力的动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莫斯科陷落一个星期后，德米特里·沃尔孔斯基公爵在日记中记载，一个喝醉了的军士在旅馆里冒犯他，这对一位俄国中将而言绝非正常经历。他补充说，“人民已经做好了骚乱的准备，认定每个政府成员都早已在敌人面前逃窜”。这种“骚乱”尽管总是十分地方化的，但在某些场合还是相当严重，甚至需要从野战军出动小型正规分遣队予以弹压。[9]

最糟糕的农民骚乱发生在维捷布斯克省及其附近地区，这是彼得·维特根施泰因麾下第一军的作战地区。在1812年夏季和秋季，许多地主遭到谋杀或袭击，有时甚至会出现300多名农民攻击地主的情况。在一次声名狼藉的战斗中，一队40人的龙骑兵被暴动的农民击溃，2名龙骑兵被杀死，12名龙骑兵被俘，军官则被狠狠打了一顿。文官政府无力处理这种程度的麻烦，于是向维特根施泰因请求援助。他却拒绝在短期内派出援兵，声称他手下骑兵太少，哥萨克也只有一个团。这些骑兵必须集中起来投入把法军赶出波洛茨克的秋季反攻当中。维特根施泰因补充说，骚乱是由于法军侵入这一地区才发生的，一旦赶走敌军就会很快平息，事实上法军此后不久就被击退了。[10]

然而，维特根施泰因有时还是能够出兵的，比如部署一个巴什基尔骑兵中队前往某个遇到特别麻烦的庄园。这凸显了一个通常的特点，在某些靠近战区的地方，政权会在短期内发生动摇，可是在法军未曾占据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大范围的政权崩溃。俄罗斯帝国相当庞大，政府可以动用未被危机触及的地区的资源。例如亚历山大于11月21日致信战争大臣阿列克谢·戈尔恰科夫公爵，信中说不少于29个非正规骑兵团正从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赶来，其中有20个巴什基尔骑兵团。这些骑兵在抵抗法国人时用处常常很有限，但吓唬维捷布斯克的农民已经绰绰有余了。[11]

对政府而言，农民的忠诚是和城镇秩序问题紧密相关的，在莫斯科地区尤其如此。只有1/3的城镇人口是深深扎根当地的完全城镇居民，贵族和他们的大群家务农奴在晚春时节前往庄园，在冬季即将到来时返回城镇。此外，许多农民工人和工匠会在一段时间里去城镇中做工，但是依然保持和他们村庄的联系。家务农奴们会大规模地成群聚集在一起，又能听到他们主人的闲话，当局因此对他们特别关注。维持莫斯科地区的平静和秩序是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的职责，维持整个帝国的平安则是警务大臣亚历山大·巴拉绍夫的责任。罗斯托普钦用尽一切诡计疏导和安抚莫斯科地区的群众，但他给巴拉绍夫的信表明他在1812年春末夏初对公共秩序和群众的忠诚是有信心的。只是在政府机关最终离开城市后的法军占领时期，莫斯科地区才出现了无政府状况。仆人洗劫了他们主人的住所，受人尊敬的妇女为了生存转而卖淫，由于监狱已经空空荡荡，犯人们在街上闲逛，搜寻容易获得的赃物，因而大范围的混乱现象也在增长。然而，无政府状况在乡村仅仅是单纯没有政府而已，没有出现任何推动社会革命的领导人物或意识形态。[12]

政府没有理由去担心城市精英的忠诚。俄国商人的心态通常是极为保守且正统的，他们为战争慷慨解囊。莫斯科在这一层面上做出了表率，当亚历山大于7月末拜访这座城市呼吁支持民兵时，商人们立刻就保证，除了他们已经对战争做出的捐助之外，还会捐出250万卢布。政府更加不用害怕教会，它是政府在动员群众抵抗侵略者时的主要意识形态盟友。在1806～1807年的战争中，东正教会已经对拿破仑发出了诅咒，这在《蒂尔西特和约》签定之后多少引发了一些尴尬。然而，现在教士们可以兴致勃勃地指责敌基督了。主教公会[13]于7月27日发布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宣言，其中警告说，那个曾经推翻了合法国王和教会，从而招来上帝对人类愤怒的邪恶部落，现在正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因此每个神职人员都有责任激励人民在东正教信仰、君主和祖国的保卫战中表现出团结、服从和英勇的品质。[14]

考虑到这一时代俄国社会和政府的性质，贵族对战争的支持必然是最为重要的。贵族掌握了国家所需要的，而且时常无力购买的大部分战争资源：剩余的食物、草料、马匹和人员。贵族也会为民兵和急剧扩张的军队提供绝大部分军官。即使在和平时期，皇权也需要依靠贵族帮助它统治俄国。在省会以下层级的地区，由选举产生的首席贵族、警察队长和司法官员是行政机构的根基。这些人的工作在战时变得更加必要，也繁重得多。他们的一项关键传统任务就是负责征兵系统的运营，在1812～1814年，他们需要经手10倍于普通年份的应征士兵。贵族们还需要自愿承担新的任务，食物、草料和装备的运输纵列在从俄国内陆深处送往军队的过程中必须有人护送，成千上万的马匹也是如此。内卫部队极度劳累的军官们需要贵族志愿者多少分担一些护送新兵前往军队、押运战俘远离前线的负担。

在这种紧急状况下，皇权的确有权要求贵族提供帮助。就在100年前的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只要健康状况允许，男性贵族就都必须作为军官服役。彼得去世后，强制服役政策先是缩短了年限，后来在1762年被最终废除。叶卡捷琳娜二世随后确认了贵族免于强制为国服役的自由，但她向贵族发放的特许状中表示紧急时期除外。

不论古代、当今还是未来，贵族的头衔和地位都是通过向帝国和君主提供有益的服务与劳动赢得的，又因为俄国贵族的存在取决于祖国和君主的安危，缘于上述理由，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俄国专制政府需要并要求贵族出于公共利益为之效劳，每个贵族都注定在专制政权发出第一次号召后就不遗余力、不顾性命地为国效力。[15]

尽管没有人能够否认，现今的情形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设想过的那种紧急状况，但她的孙子依然以他通常的得体做法“邀请”贵族阶层为战争做出贡献，表示他确信他们会以高贵的爱国主义回应他的爱国号召。但省长们时常把皇帝的指令称作“要求”。等到开始分摊为军队提供补给的经济负担或为民兵找到军官的任务时，首席贵族们也认为所有贵族都有义务在这个危急关头为国效命。尽管首席贵族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号召志愿效劳的贵族，毫无疑问他们也有权在必要情形下任命某些贵族为民兵军官。许多贵族出于爱国主义热情主动志愿加入军队或民兵，其他人则忠实地响应了首席贵族的号召，但也存在许多贵族逃避兵役的案例。面对这些逃避推脱现象，省长和首席贵族高谈阔论、气势汹汹，但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惩罚推脱者。也许唯一有效的回应是监禁、没收财产甚至处决，但上述手段中没有一个看上去能够用来作为威胁。[16]

这个现象表明了亚历山大一世治下俄国的某些基本状况。在向俄国大众强加需求时，亚历山大的政权一定程度上是可怕而具备毁灭性的，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是彼得大帝的俄国，更不是斯大林的俄国，政权无法以恐怖手段控制社会精英。贵族不能公开反对亚历山大的政策，但他们可以拖政策后腿，破坏政策的执行进程：在战前几个月里，贵族阶层对向贵族庄园增税这一意图的破坏就说明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力的一个方面。因此高尚的情感因素也应当被考虑在内，社会精英既需要被制约，也需要被拉拢。事实上，在面临希特勒入侵时，就连斯大林政权都意识到仅有恐怖是不够的，必须激发俄罗斯人的爱国激情。亚历山大在这方面不用别人提醒，更没必要让旁人提醒他去同贵族保持和睦，以便稳定后方、确保对战争的投入。在8月末，他告诉皇后的一位女侍官，只要俄国继续致力于战争，“只要士气不崩溃，一切就都运转良好”。[17]

少将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Vasili Viazemsky/Василий Вяземский）公爵的日记表明了亚历山大为何的确有必要担心贵族的“士气”。维亚泽姆斯基家族是一个古老的公爵门第，但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家族里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然富裕且身处显要位置。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只拥有不到100名农奴，当然不属于富贵之列。他在远离彼得堡和近卫军的普通猎兵团里度过了职业生涯。尽管受过良好教育，但他的关注点和主张都属于中等行省贵族一类。在战争开始时，维亚泽姆斯基正在托尔马索夫手下的第三军里指挥一个猎兵旅，守卫通往乌克兰的道路。

像大部分同辈贵族一样，维亚泽姆斯基因俄军面对拿破仑入侵时的撤退而感到沮丧和困惑。等到拿破仑正接近俄国心脏地带的消息在9月初传来时，沮丧就演变成了愤怒。

一个人的心脏会因俄罗斯的处境而颤抖。部队里毫无疑问存在阴谋，他们当中满是外国人，又被暴发户指挥着。谁是皇帝在宫廷里的顾问？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他什么时候参加过哪怕一次战争？哪一场胜利让他声名远扬？他对他的祖国曾经做过什么贡献？在这个关键时刻，能接近皇帝身边的人却是他。整支军队和全体人民都在谴责我们的部队从维尔纳到斯摩棱斯克的撤退。要么整支军队和全体人民是白痴，要么那个下令撤退的家伙是白痴。

在维亚泽姆斯基看来，他个人的未来和国家前景交织在一起，却都是一片阴沉。俄国面临着战败和丧失光荣的局面，它的面积和人口将会锐减，它漫长而虚弱的边境将会因此变得更加难以防御，它将需要一个新的行政系统，而这个系统会成为诸多混乱的源头。“宗教已经被启蒙运动削弱了，所以还有什么留给我们去控制难以管束、易于暴乱又饥肠辘辘的群众呢？”至于当时正施加在贵族阶层头上的支持民兵的新需求，“现在我的处境的确还行。（但）我的庄园中每10个男子里要抽出1个作为民兵新兵，我还得供养他们留在身后的家人：我没有一个铜板，我还有许多债务，我没有任何能够为我的孩子提供支持的东西，我的职业没有任何稳定的未来。”[18]

1812年夏季，亚历山大担心俄国精英的士气可能会崩溃，接着这些精英就会转而对他的战略和对胜利的投入力度怀有疑虑。然而，皇权和贵族的同盟还是牢固地维持住了。考虑到1812年战局中的军队补给问题，这一同盟是极为重要的。

战争前夕，亚历山大向俄国社会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在食物和运输方面为军队提供帮助。莫斯科的贵族和商人们一天之内捐出了100万卢布作为回应。在遥远的伏尔加河岸上的萨拉托夫（Saratov/Саратов），阿列克谢·潘丘利泽夫（Aleksei Panchulidzev/Алексей Панчулидзев）省长收到了亚历山大的呼吁和警务大臣让萨拉托夫省提供2000头牛和1000辆大车协助军队展开运输，再提供1000头牛供食用的“请求”。省内的贵族和市镇政府不仅同意了这一请求，还主动额外提供了500头牛。他们测算认为，一辆配备了两头牛的大车在萨拉托夫得花费230卢布，其中大车本身只值50卢布，一头肉牛则要耗费65卢布。然而，把大车和牲畜运到军队还要雇用270名工人工作6个月时间，每个工人的月薪是30卢布，这一共就要花费48600卢布。所以萨拉托夫省甚至在开战之前就为维持军队投入了超过40万卢布。[19]

在1812年的战局中，野战部队在食物上花费极少。1812年俄国野战部队的全部开支仅是1900万卢布，其中大部分是薪饷支出。在战局初始阶段，军队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此前两年在西部边境建立的仓库来供养的。在这些仓库里已经储存了足够一支200000人的大军和他们的马匹消耗6个月的食物和草料。然而，上述准备工作并没有完全成功，因为在军队撤退途中所经过的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安排的兵站（etapy/этапы）就数量而言实在太过稀少。不管怎么说，这些库存通常是为支撑俄军部队向华沙大公国推进而设立的。一份苏联资料推测，仓库里储存的食物有40%落入法军手中或者被烧毁了——后一种状况要常见得多，尽管后勤总监格奥尔格·坎克林总是否认这一点。[20]

自从战局开始后，后勤部门就组织军队从平民那里征用食物，有时甚至直接拿走，作为交换，征用食物的团会给平民发放收据。此举很有意义，因为任何俄军带不走的食物都会被法军弄到手。发放收据的制度原本是设计来保障征用以有序方式进行，避免其沦为洗劫的。它的另一个设计目的则是让政府日后能够向提供食物的平民发放补偿。俄国政府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战争结束后它设立了特别委员会负责收集收据，以收据冲抵赋税。所以，在征用和提供收据的系统运行良好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其实是一种强制性贷款，这让国家能够等财政恢复到和平时期的秩序后再支出战时费用。[21]

1812年初颁布的野战部队新法典中详细规定了俄军部队应当如何在战时供养自己，其基本原则是军队必须从当地人手中征用所需的一切食物。美中不足的是，这部新法典是给出境作战的俄军设计的。不过在两个月后，亦即1812年3月下旬，法典的适用范围就扩大到了在俄国国内进行的战争。被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省份将会处于军队司令及其后勤总监的支配之下，所有的文官都必须服从后勤总监。正如人们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这份原本被设计来管理所征服土地的法典给军事当局的权力实在太大了。补充法令只设想了将边境省份纳入适用范围的情况，但到1812年9月时，一直远达莫斯科南面的卡卢加的一长片省份都被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供养军队、照顾伤员甚至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征收冬装等许多事务都压到了这些省份的省长们肩上。[22]

军需官、省长和贵族阶层确保了俄军在1812年战局前半段很少遇到饥饿状况。当时正值收获或是收获时节刚刚过去，军队又位于俄罗斯帝国繁荣的核心地带，因此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存在于俄国乡村的应对歉收和饥荒的仓库网络也有助于供养军队。贵族们在很多情况下同意从上述仓库中抽出粮食供给军队，并自行补足仓库缺口。志愿捐献食物、草料、马匹、运输工具、装备和服装的事例不胜枚举。正如人们会预计到的那样，最为庞大的捐助来自感受到了敌军威胁又能够最轻易地向军队输送补给的邻近省份。也许没有一个省份能够和普斯科夫省对维特根施泰因军的捐助相提并论，不过斯摩棱斯克省和莫斯科省也相差不远，卡卢加省省长帕维尔·卡韦林（Pavel Kaverin/Павел Каверин）在向位于塔鲁季诺营地的库图佐夫大军输送补给时被证明是极有效率又极为勤劳的。一位十分稳重的同时代史学家估计，1812年俄国社会自愿捐献的战争物资价值1亿卢布，其中绝大部分是由贵族提供的。然而，由于大部分此类捐献是实物形式，因此很难对其做出准确估计。[23]

在协助供养军队的同时，省长和贵族们也被要求协助组建新军事单位，它们将构成巴克莱军团和巴格拉季翁军团后方的第二道战线。亚历山大早在6月初——也就是说拿破仑越过俄国边界之前——就在维尔纳发出了希望地方提供协助的第一次请求。

这类新后备军中有一部分是当时集中在10个所谓“二线”新兵兵站的新兵。安德烈亚斯·克莱因米歇尔（Andreas Kleinmichel）少将接到了从这些应征士兵中组建6个新团的任务——也就是说不到14000人。随着拿破仑横穿白俄罗斯向前推进，克莱因米歇尔奉命把他的6个团集中到特维尔和莫斯科之间的大后方训练。他得到了一批优秀的军官和老兵作为训练核心，这些人一部分来自二线新兵兵站，一部分是被留下来疏散仓库并关闭24个一线兵站的全部军官和军士。此外还有两个莫斯科卫戍团和两个来自彼得堡的优良水兵营被派了过去。克莱因米歇尔很快就有了足够的军官，他还能派出一些军官协助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公爵当时正奋力在俄国中部省份组建12个新团。[24]

亚历山大于5月25日在维尔纳起草了组建上述12个团的命令。这一命令的极大新奇之处在于，这些团应当由行省社会负责组建并出资。国家将会提供新兵和步枪，但它希望此前在军中服役过的贵族能再度从军，提供这些团所需要的所有军官，国家同时希望行省贵族为这些团提供制服、装备和食物。市镇政府则必须为他们的运输工具出资。这12个团会在6个省内组建：北方的科斯特罗马（Kostroma/Кострома）、弗拉基米尔（Vladimir/Владимир）、雅罗斯拉夫尔（Iaroslavl/Ярославль），南方的梁赞、坦波夫（Tambov/Тамбов）、沃罗涅日（Voronezh/Воронеж）。这6个省中每一个都应当为一个团提供军官和装备，此外还有9个省会负担剩余的6个团。[25]

一如既往地，收到这种命令时省长的第一反应是和行省首席贵族讨论相关事务。地方首席贵族们被传召到省会去组织新法令的具体执行过程。考虑到俄国行省的大小，在8天内安排省长和地方首席贵族们的重要会议几乎是不可能的。贵族和市镇政府都立刻接受了君主制订的任务。亚历山大建议3个南方行省——梁赞、坦波夫和沃罗涅日——合作组建它们的团。省长们测算认为，为一个团提供食物、衣服和装备需要消耗18.8万卢布，建造运输车辆还需要额外耗费2.8万卢布。然而俄国不同省份物价相差很大，科斯特罗马的首席贵族们确信，在他们的行省（组建同样一个团）需要耗费29万卢布。首席贵族们同意在行省的全部农奴主那里均摊所需资金总额。[26]

筹措资金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弄到制服、装备和马车就复杂多了。省长们和首席贵族们几乎没有组建团的经验，而拿破仑推进到俄罗斯境内时悲惨危急的那几个星期显然不是学习上述技能的轻松时段。所有行省都认为大部分装备和军用物资应当从莫斯科运来。仅以一个团为例，它就需要2900米墨绿色布匹和近4500双靴子，还要安排相当数量的运输工具。3个南方省份选择在莫斯科裁剪制服，因为它们缺乏能够及时自行完成任务的裁缝工人。以梁赞团的结果为例，这个团的1620套军装从未离开过莫斯科，最后在大火中被全部烧毁。不过北方省份就没有那么纯农业化了，尼古拉·帕森科夫（Nikolai Pasynkov/Николай Пасынков）省长确信科斯特罗马省的裁缝能够自行处理、解决任务。[27]

在根据军队提供的模具生产弹药和补给马车这方面，所有省份都遭遇了障碍。虽然科斯特罗马省省长要求当地工匠根据这个模型打造一个近似品，来自奔萨（Penza/Пенза）省——位于莫斯科东南的农业地区深处——省长的抱怨却要普遍得多，“尽管我用尽所有愿望和热情为实际生产弹药和补给马车提供帮助，但对我而言这种生产还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完全缺乏能够从事此类工作的工匠”。省长们很快就得知他们只需要提供生产马车的资金，马车将在莫斯科守备司令黑塞（Hesse）中将的指导下于莫斯科生产，这让他们大为轻松。然而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和巴拉绍夫忘记预先去提醒黑塞了，后者困惑地收到了省长们对他所提供帮助的欢乐感谢。为了避免此后出现这类混乱状况，亚历山大于6月29日任命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为他在军事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助手。阿拉克切耶夫在战略或军事行动方面从没有多少影响力，不过在余下的战争中，他会在同动员、训练、装备俄国后备军和民兵有关的一切事务上成为实质上的领主。[28]

组建新团所需要的拼命努力向我们说明了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地方很多行省生活的状况。在梁赞省，当地商人在给梁赞城附近组建的团提供食物时试图收取高额费用，可能是因为他们总要负担食物的一半花费，贵族们于是完全免费地提供了食物。行省首席贵族、因为虐待农奴而声名狼藉的退役中将列夫·伊斯梅洛夫（Lev Izmailov/Лев Измайлов）这回负担了所需的大部分食物。更困难的则是为新建立的团提供卫生帮助。1812年时整个梁赞只有两位医生。其中一位名叫格内特（Gernet）的年轻医生堪称英雄，在为团里的伤员提供治疗这一通常工作以外，他还志愿陪伴团里的士兵赶赴前线，甚至自掏腰包为他们提供药品。另外，当士兵还驻扎在梁赞时，莫尔强斯基（Moltiansky/Молтянский）医生就穷尽一切手段逃避帮助士兵的任务，后来更是断然拒绝陪伴士兵出征。最终布哈林（Bukharin/Бухарин）省长以流放出省、让他无法从业来威胁莫尔强斯基，这才迫使他随军出征。[29]

最困难的任务则是为这些新团找到足够的军官。亚历山大显然高估了贵族们重返军队的意愿，也没能给退役贵族军官提供足够的从军动机。沃罗涅日省省长在7月初向洛巴诺夫报告，尽管他已经传唤行省贵族召开紧急会议，但与会人员里没有一个自愿返回军队。在梁赞，“哪怕在这个省数目众多的贵族当中，愿意成为军官的人也依然很少”。重返军队和俄罗斯贵族的基本生活方式相抵触：年轻贵族会作为单身军官服役多年，然后退伍回乡结婚、经营庄园，或者在地方行政部门就职。志愿者的数量不久之后开始上升，皇帝这时也允许前军官以退役时擢升的军衔而非在团里持有的最后一个军衔返回军中，这可能对从军人数的提高有所帮助。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赤贫的生活状况似乎是促使贵族重返军队的主要动机。[30]

洛巴诺夫以典型的吹毛求疵和令人生气的方式解释亚历山大的命令，这无助于他自己的事业。在省长当中，辛比尔斯克省的阿列克谢·多尔戈鲁科夫（Aleksei Dolgorukov/Алексей Долгоруков）公爵可能在动员志愿者返回军队时最为热心。到8月中旬为止，他已经派出了42名未来的军官加入洛巴诺夫的团。多尔戈鲁科夫自己承认其中的一个人，退役少尉扬切夫斯基（Ianchevsky/Янчевский）几乎是不合格的，此人之前曾有一次因醉酒而受到处罚。省长写信给洛巴诺夫，告诉他自己之所以要把扬切夫斯基送到洛巴诺夫那里再行定夺，是因为这个人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悔意，渴望在战场上实现自我救赎。然而洛巴诺夫相信要执行皇帝命令直到最后一个逗号为止，他即刻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谴责多尔戈鲁科夫，因为皇帝的法令中规定邀请返回军队的前军官得具备良好的行为记录。[31]

甚至直到9月中旬时，洛巴诺夫的团里军官数目还没有达到总员额的一半，被安排到团里的285名军官中只有204人是返回军队的贵族，其他人大部分来自相当不可靠的来源——内卫部队。洛巴诺夫明确需要安德烈斯·克莱因米歇尔即刻派来227名多余军官。另外，彼得堡军官武备学校派给了洛巴诺夫12名优秀军官，还从一个掷弹兵训练单位中抽出了几乎一整个营的受训军士。洛巴诺夫还渴望从巡逻西伯利亚西南边界的部队中得到军官、士官和最好的未婚老兵，这些人已经开始了他们长途跋涉加入洛巴诺夫麾下的征程。[32]

洛巴诺夫和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对抗绝非组建这12个团过程中的唯一冲突。洛巴诺夫的两位助手之一鲁萨诺夫（Rusanov/Русанов）少将被他上司的行为激怒了，盛怒之下他直接向皇帝弹劾洛巴诺夫，这让阿拉克切耶夫大为恼火。在负责监督团的组建过程的军官和地方首席贵族之间也出现了冲突，因为军官只对尽快让部队做好出征准备感兴趣，而首席贵族还要关注制服和装备的价格状况，因为他们还要负担相关的开支。然而，尽管遭遇了这些冲突和困难，这些新团的组建依然被证明是成功的，其中的6个团和克莱因米歇尔麾下的3个团加入了库图佐夫位于塔鲁季诺营地的大军。元帅向亚历山大报告，尽管这些团只得到了“非常短暂”的训练时间，但是“他们组织状况良好，大部分士兵的射击能力也不错”。[33]

不管洛巴诺夫和克莱因米歇尔的部队质量有多高，40000名援军的数量实在太少了，仅靠他们无法把战争状况变得对俄国有利。甚至就在这两位将军奋力组建他们手下的18个团的时候，亚历山大还下达了新一轮征兵命令——第83轮征兵——此次征兵意在征召超过150000名新兵。然而，召集并训练这些人需要花费数个月的时间。为了在这段过渡时期内组织二线防御，亚历山大呼吁他的贵族们从所拥有的农奴中动员一支临时性的战时民兵，并由这些贵族担任民兵军官。事实上，由于法军已经威胁到斯摩棱斯克省，当地的贵族们在皇帝发出呼吁之前已经开始着手组织“家乡自卫军”。但民兵的大规模动员实际上要到亚历山大7月底前往莫斯科时才真正开始。亚历山大在那里看到了莫斯科贵族对他的呼吁做出的强烈爱国主义回应，他于7月30日发布了一份宣言，号召在16个省份动员民兵。[34]

一共有大约230000人在民兵中服役，其中几乎所有士兵都是私人农奴，而军官绝大部分是来自民兵所在省份的贵族。没有国有农民或皇庄农民加入民兵，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由于正规军一直都是俄罗斯军事力量的核心和胜利的关键，因此不能耗尽正规军的新兵资源，这一点相当重要。此外，为民兵找到足够的军官也注定是困难的。贵族们也许会感到有义务参加由本省贵族会议志愿提供并组建的民兵，尽管事实上还是有许多人用尽一切手段来回避义务，如果从国有农民和皇庄农民中征集民兵，找到适宜担任军官的人就更不可能了。[35]

民兵士兵会保持他的平民服装。他需要一件足够宽松的外衣（kaftan/кафтан），这件外衣要宽大到能让他在下面再穿一件毛皮外套。他的两双靴子也需要足够宽敞，以便让脚上能够包裹着抵御冬季严寒的袜子和裹脚布。他还需要两件俄国产歪领衬衫、几条手帕和绑腿，以及一顶可以扣在胡须下方、在冬季保持头部温暖的帽子。[36]

出身农民的民兵士兵和国家都喜欢这个安排。对民兵来说，这暗含着承认他们并非（正规军）军人，将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家乡的意味。而国家则免于负担为民兵提供制服的义务，这在当前环境下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根据内务大臣在7月中旬的报告，仅仅现有的军事订单就让生产制服的衣料出现了34万米的缺额，再负担额外的240万米战时需求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内务大臣写道，俄国国内不仅布匹工场数量太少，而且还缺乏提供对应数量羊毛的绵羊。事实上，除了近卫军之外，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士兵是1812～1814年最后一批得到俄国步兵传统墨绿色制服的新兵。此后所有的应征士兵都要和粗制滥造的灰色“新兵服装”做斗争，这些服装是用劣等“农用布”制成的，很难应对战争的严酷考验。[37]

新民兵被分成了3个战区。第一战区的8个省原则上要致力于防守莫斯科。构成第二战区的两个省（圣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的任务则是保卫皇帝的都城。这两个地区都要立刻被动员起来。第三战区的6个省则要等到收割之后才动员，即便到那时该区域的动员也仍然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三战区司令是中将彼得·托尔斯泰伯爵，前任驻巴黎大使。对托尔斯泰而言，和拿破仑作战要比在他面前献殷勤快乐得多。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要是有人给他足够的炮兵掩护进攻的话，他会指挥装备着长矛的民兵纵队攻击敌军——这是法国1793年“全民皆兵”（levée en masse）的俄国版本。[38]

1812年战斗力最强的民兵是圣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省组建的民兵团。由于维特根施泰因挡住了法军，他们在投入战斗前得到了短暂的训练时间。首都卫戍部队提供了拥有长期训练新兵经验的军官和军士，圣彼得堡军械库也为他们服务，所有的民兵都得到了步枪。经过五天五夜的训练，亚历山大在英国大使卡思卡特勋爵陪同下检阅了彼得堡民兵。注视着这些新兵以令人瞩目的技艺完成基本训练时，大使向亚历山大评论道，“这些人是从土里突然生长出来的”。在1812年秋季战局中，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民兵将和维特根施泰因麾下的正规军在一系列会战里并肩作战，他们表现出的状况比任何有权预测的人所估计的状况都要好。[39]

第二战区民兵的作战行动在1812年可谓异乎寻常。和同他们相对应的1813～1815年的普鲁士国民后备军不一样，俄国民兵从未和正规军单位一起混编成旅和师。绝大部分情况下，它作为一支辅助部队而非野战军的一部分存在。在1812年初秋，大部分民兵被用来组织警戒线、堵塞道路，以便阻止敌军粮秣征集队和掠夺者冲出莫斯科附近地区。当拿破仑撤退时，一些民兵单位被用来在收复的土地上维持治安，协助恢复秩序、行政管理和交通，其他人则负责押送战俘。在1813年，大部分民兵被用来封锁但泽（Danzig）、德累斯顿（Dresden）以及其他许多位于联军后方、有大股敌军正规部队守卫的要塞。这些工作中没有一桩是特别富有英雄主义或浪漫主义色彩的，尽管需要为它们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无论如何，民兵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民兵将数以万计的俄罗斯正规军人（从烦琐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入野战战场。[40]

对1812年的民兵来说，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火器。俄国在7月底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步枪短缺问题，截至那时，战前18个月储存的371000支步枪中已经有近350000支被分发下去了，而此时的步枪生产则几乎完全依靠位于图拉的国有和私人工场。在1812年5～12月，图拉一共生产了127000支步枪，平均每个月生产将近16000支。然而，在莫斯科陷落之后，许多工匠逃离图拉回到了自己的村子，这在数周内严重影响了图拉的生产，也激怒了亚历山大。图拉后来在为后备骑兵生产手枪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因此俄军步枪的主要来源一度是从英国进口的101000支步枪和从法军那里缴获的成千上万支步枪。库图佐夫正确地把武装预定进入军队的新兵作为头等大事，民兵则在火器分配队伍中排到了末尾。民兵所得到的剩余火器通常是质量低劣的，而且直到1812年12月，大部分民兵装备的依然是长矛。[41]

这一切都令库图佐夫大为失望。在被任命为总司令之后，他最先关注的要点之一就是了解野战部队后方的后备部队状况，而真实状况实在令人沮丧。那些起初被视为二线防御部队的军队所剩余的最后一点兵力就是米洛拉多维奇下属各营，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在博罗季诺战前与库图佐夫会合。现在剩下的已经只有洛巴诺夫和克莱因米歇尔手下的（正规）团与民兵了。就算洛巴诺夫能够及时赶来保卫莫斯科，亚历山大也禁止库图佐夫使用洛巴诺夫的部队。在皇帝看来，这些人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更重要的是，保留一支核心部队，以便让成群的新兵围绕在他们周围形成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一点相当关键。一部分莫斯科省和斯摩棱斯克省民兵确实及时赶来守卫城市。库图佐夫在博罗季诺战后将一些民兵并入他的正规团，以便弥补他的部队所遭遇的巨大损失。然而，手底下带了这么多未经训练、有的甚至还尚未武装的士兵之后，他和巴克莱拒绝接受在莫斯科城外冒险展开会战的主张就毫不令人奇怪了。[42]

拒绝的结果是，莫斯科这座城市因此陷落。由于米洛拉多维奇和巴克莱的努力，军队并没有在穿过莫斯科撤退时土崩瓦解，但是在此后的几天里，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濒临崩溃。库图佐夫骑行经过正在行军的团时头一次没有受到欢呼。在精疲力竭、遭到了庞大损失之外，此刻压在他们头上的还有不经一战放弃莫斯科的羞耻与绝望。官方征用和肆意盗窃之间一如既往地只有一线之隔。纪律遭到了破坏，许多士兵开始劫掠乡村。哥萨克开了抢劫的头，但他们绝非唯一的劫掠者。一个临时虏获品市场就建立在塔鲁季诺营地附近——尽管官方说辞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法军那里缴获的。[43]

一些下层军官甚至也加入了劫掠者的行列。大部分人因放弃莫斯科而感到十分沮丧，并产生了遭遇背叛的想法。拉多日茨基中尉回忆说，“迷信的人们不能理解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情，认为莫斯科的沦陷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崩溃、敌基督的胜利、不久之后可怕审判和世界末日的到来”。远在托尔马索夫军团那里，一位绝望的少将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向上帝发问，为何他要令莫斯科沦陷：“这是在惩罚一个如此热爱你的民族！”但维亚泽姆斯基并没有漏过将灾难引到他们身上的现世恶棍。这些人包括，“让外国人、启蒙思想扎根（的人）……阿拉克切耶夫、克莱因米歇尔和宫廷里的堕落者”。如果说维亚泽姆斯基的言论已经快到了责备皇帝的程度的话，那么叶卡捷琳娜女大公在给她兄长的信里就更不加掩饰了。她告诉皇帝，因为他对战争的低劣指挥和未经一战放弃莫斯科令俄国蒙羞，现在他已经遭到了广泛的批评。[44]

尽管绝望的情感来势汹汹，但它也是极其短暂的，几天后心情就有所变化了。一位参谋写道，莫斯科着火的情景起初尽管令人忧愁，忧愁很快却变成了愤怒：“勇气和复仇的渴望取代了消沉情绪：法国人蓄意在莫斯科纵火，那时候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俄国人）距离失败还很遥远，这种观点开始广为流传，正如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一位年轻中尉亚历山大·奇切林（Aleksandr Chicherin/Александр Чичерин）所述，入侵他的国度的野蛮人将要为他们的“无礼”付出代价。巴克莱·德·托利亲自拜访他手下军团里的每个单位，向他们解释为何俄军现在已经处于上风、将会赢得这场战局，这有助于改变部队的心情。梅舍季奇中尉回忆巴克莱怎样向他所在炮兵连的士兵解释他是根据计划行事，“漫长的撤退已经让敌军没有任何胜利的机会，并会导致敌人走向灭亡，因为他已经落入准备好的、将让他毁灭的圈套”。[45]

军队在塔鲁季诺恢复了正常生活中的一些要素。库图佐夫坚持要求在每周日和宗教节日履行宗教义务，他亲自参与所有宗教仪式以示表率。俄国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习俗——澡堂——也前来应对士兵的急切需求，各团开始为自己修建浴室（banias/баня）。军队的酷烈纪律守则同样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这种状况下它相当有用。例如库图佐夫于10月21日批准了军事法庭对季先科（Tishchenko/Тищенко）准尉的死刑判决，季先科把他手下的猎兵排变成了一伙抢劫犯，他们劫掠甚至杀害当地居民，对他手下11名猎兵的死刑判决则减为在1000人当中执行夹道笞刑三次。[46]

然而在连续几个月的运动和疲惫之后，最终在塔鲁季诺营地得到几个星期休整这一事实也许是让军队情绪得以改变的同样重要的原因。营地的地势和防御工事并不十分强固，但法军也已经筋疲力尽，并未打扰俄军。俄罗斯中部肥沃地区的收获季节刚刚过去，俄军可以原地停留数个星期且免于饥饿，充裕的补给从南方富庶的农业省份经由卡卢加运来，援军也同样赶来了。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奇切林中尉浑身湿透、一文不名地来到了塔鲁季诺，连一套换洗衣服都没有——因为他的所有行李都丢在了莫斯科。但他的家人前来帮忙，带给他许多东西，其中包括一顶帐篷，由于它实在太过于富丽堂皇，竟被库图佐夫本人临时借用过一段时间。奇切林回忆说天气非常好，军官们沉溺在畅谈、音乐和阅读当中——这一切在战时营地里都别有一番滋味。他们实际上只担心一点，那就是皇帝也许会与法国议和。他们中一位军官评论说，如果这桩事发生的话，他就会移居国外，在西班牙与拿破仑作战。[47]

做出战争或和平决定的责任落到了正在彼得堡的皇帝肩上。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期待他会媾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柏林陷落后继续作战，弗朗茨二世在1805年和1809年维也纳陷落后也拒绝议和，哪怕奥地利人后来是孤军奋战。莫斯科甚至都不是亚历山大的实际都城。此外，正如皇帝清楚了解的那样，如果他在莫斯科沦陷后媾和，就要直面俄国精英的反对，这会让他的生命和宝座处于危险之中。然而，1812年里许多紧张状况的根源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拿破仑入侵的紧张气氛中，亚历山大和俄国精英都没有完全把保持镇定和对胜利的全力以赴交托给对方。[48]

7月19日离开军队后，亚历山大在斯摩棱斯克作了短暂停留，咨询了他的省长和将军们，然后继续赶往莫斯科。他于7月23日深夜抵达莫斯科，1812年里最惊人的景象和回忆出现在第二天，这一幕通过列夫·托尔斯泰得以不朽。在一个明媚夏日的上午9点，当亚历山大出现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外的“红色阶梯”上，准备前往圣母升天大教堂时，他受到了很大一群人的欢迎，这群人聚得十分拥挤，亚历山大的侍从将军们费了很大周章才冲开一条道路进入教堂。其中一位将军叶夫格拉夫·科马罗夫斯基写道，“我从未像当时那样看到人民中有如此的热情”。克里姆林宫所有教堂同时响起钟声来欢迎皇帝，他还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群众的欢呼。普通人推挤着向前，想要接触他、恳求他带领他们抵抗敌军。这就是沙皇和人民的联合——帝俄政治神话的核心内容——最完整也最完美的形式。对大部分普通俄国人而言，君主就是他们忠诚的至高核心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在这个面临威胁、前途不定的时刻，这种感情更是比平常深刻得多。[49]

亚历山大次日会见了莫斯科的贵族和商人，他们以许诺向新民兵提供大量人员和资金支持来迎接亚历山大。皇帝受到了感动，后来他评论说感到自己不配去领导这样的民族。罗斯托普钦在动员这场展示忠诚和支持的壮观场面上的成就让亚历山大颇为高兴，他离开现场时亲吻了罗斯托普钦的左右面颊，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祝贺罗斯托普钦得到了独一无二的皇帝认可痕迹。警务大臣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听说这个评论后向罗斯托普钦抱怨，“自从他登基开始我就为他效劳，可是从没得到这个。你永远都别指望阿拉克切耶夫会原谅或忘记这个吻”。在这片爱国主义热潮当中，正常的政治生活依然以其他方式持续着。亚历山大即将离开莫斯科时，罗斯托普钦向他询问关于未来方针的指示，但皇帝答复说他对莫斯科总督完全有信心，他必须根据周边环境和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在战争的混乱之中，这一指示是足够公正的，但它也意味着罗斯托普钦最终要独自为摧毁城市的大火承担责任。[50]

除了前往芬兰会见贝纳多特的短暂旅行之外，亚历山大在彼得堡度过了夏季的剩余时间和秋季。当他于9月3日从芬兰返回时，亚历山大发现一位英国军官罗伯特·威尔逊爵士正在等待他，威尔逊曾在1806～1807年随同俄军征战，当时刚从巴克莱·德·托利的总部赶到彼得堡。威尔逊向亚历山大陈述了他手下将领间的倾轧和将领们对巴克莱的反对，这并没有令皇帝感到惊奇。令他大为震惊的则是将领们要求皇帝把鲁缅采夫从身边赶走，或者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他的将领们“只要得到皇帝陛下不再信任那些他们不相信的顾问的保证，他们就会以努力和牺牲来证明忠诚，这将令皇冠增辉，宝座即便处于逆境也会依然安稳”。[51]

撇开华丽的辞藻不提，这事实上是亚历山大的将军们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君主身上。通过一位来自海外大国的代理人传递消息，这必定更不会让亚历山大顺心。威尔逊记录说，“在这次讲解中，皇帝时而双颊涨红时而面无血色”。尽管亚历山大很有技巧和耐心地处理了威尔逊的声明，但他还是花了好些时间才恢复镇静。他对将领的要求做了平静的回应，称呼威尔逊为“反叛者的大使”，声称他了解这些军官、相信这些军官：“我不担心他们会做出任何对抗我的权力的秘密活动。”[52]

然而，亚历山大坚持认为将领们错误地相信鲁缅采夫曾建议他向拿破仑屈服。他不能“毫无原因”地罢免一位忠诚的仆人，尤其是在“我对他怀有极大的尊重，因为他几乎是唯一一位一生中从未向我要求过什么私利的人，而其他人却总是为自己或相关人士寻求荣誉、财富或其他什么个人目标”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此举牵涉到一个关键原则。皇帝必然不能在世人注目下向这种压力屈服，这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先例。无论如何，威尔逊同时必须“把‘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位于边界的我国一侧，我就决心继续抵抗拿破仑’的保证带回军队。不管发生什么，我不会背弃自己的诺言，我会忍受最糟糕的状况。我已经准备好把我的家属迁到内地，承担一切牺牲。但我必定不能在选择我自己的大臣这一点上做出让步”。[53]

夏季时亚历山大居住在彼得堡北郊涅瓦河（Neva/Нева）支流中面积不大的卡缅内岛（Kamennyi Ostrov/Каменный Остров）上的小宫殿里，这座宫殿实际上比乡间别墅大不了多少。在亚历山大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设置卫兵，他的生活条件也十分简易。就是在这里，亚历山大收到了莫斯科沦陷的消息，由于库图佐夫此前声称他已经在博罗季诺挡住了法军，这消息就更令人震惊了。皇后的女侍官罗克桑德拉·斯图尔扎（Ruxandra Stourdzha）回忆说，流言传遍了整个彼得堡。人们担心并广泛认为庶民会发起暴动，“贵族们高声把国家的不幸归咎到亚历山大头上，很少有人在交谈中尝试去替他辩护”。9月27日是皇帝的加冕周年纪念日。亚历山大一度屈从于顾问们对他人身安全的担忧，乘坐一辆马车而非像平时一样骑马赶往喀山大教堂。当皇帝一行拾级而上出现在大教堂时，迎接他们的却是彻头彻尾的沉默。罗克桑德拉·斯图尔扎并不是一个内心虚弱的人，但她记得她听到了每一步的回声，她的膝盖也在颤抖。[54]

来自他妹妹叶卡捷琳娜的愚蠢信件对亚历山大的表现大加指责，这让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皇帝的回信说明了他在这个关键时刻的感受是何等紧张。在向叶卡捷琳娜指出既批评他出现在军中对将领造成不良影响，又批评他没有接过指挥权拯救莫斯科毫无意义之后，他写道，如果他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命运赋予他的角色的话，那么这并非他的错误。他的军事和民事助理们中有许多人水平低下，这也不能归咎于他。

考虑到我能依靠的东西如此低劣，我在所有领域都缺乏足够的办法，还要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危急时刻统领这样庞大的机器、对抗将最可怕的邪恶和最卓越的才能合为一体的地狱般的敌人，那个敌人还有整个欧洲的权力作为依靠，还有一群在二十年战争与革命中磨砺出来的富有才干的助手——从常理来看，我遭遇挫折难道会让人惊诧吗？

但亚历山大这封书信的刺痛点却在末尾，他在那里写道，他曾经得到警告称敌方间谍甚至曾经试过促动他的家人起来反对他，而叶卡捷琳娜本人就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即便是这位非常自信的女大公也被这封回信震撼了，亚历山大随后补充了一些话，稍微放缓了语气，“如果你发觉我太过易怒的话，就先试试把自己放到我身处的这个残酷位置上来吧”。[55]

在他自己的血亲被证明比一无用处还要不堪后，亚历山大却从妻子——敏感而美丽的叶丽萨维塔皇后——那里得到了切实的忠贞支持。这几个星期里她保持着冷静和自信，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事实上我们做好了除谈判之外的一切准备。拿破仑推进得越深入，他就该越不相信媾和的可能性。这是皇帝和各阶层人民的一致观点……每向广袤的俄罗斯推进一步，他就距离深渊更近一步。让我们看看他会怎样应对冬季”。她补充说，媾和将是俄国毁灭的开端，然而所幸和约是不可能签订的，“皇帝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这主意，就算他确实这么想，他也不能去做”。[56]

如果说亚历山大从他的妻子和在卡缅内岛树林中的散步中得到了安慰的话，他的主要慰藉则来自宗教。皇帝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混合了启蒙理性主义和贵族享乐主义的宫廷里成长起来的，在宗教方面教导他的东正教教士只给他留下了很少的印记。但他个性中的敏感和理想主义方面却让他越来越倾向于在基督教教义里寻求生活中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在拿破仑入侵之前他已经读了一段时间的《圣经》，但在1812年的极度紧张状况中，他的宗教情感越发强烈了。亚历山大每天都读《圣经》，用铅笔在他认为最有意义的部分下方画线做记号。甚至早在1812年7月初，他在给老朋友兼转入基督教信仰的同道者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的信中说，“在我们发现自己的时刻，我相信哪怕是最冷酷的人也会感到需要转回他的上帝那里……我听任自己受到这一感情的摆布，这对我而言已经习以为常，这么做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温暖、一种放任，这比过去要强大得多！我发觉那是我仅有的安慰、唯一的支持。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支撑了下去”。[57]

就是在这种情绪中，亚历山大听到了莫斯科沦陷和它随后毁于火灾的消息。等库图佐夫本人的信使亚历山大·米肖·德·博勒图尔（Alexandre Michaud de Beauretour）上校带来这一消息时，皇帝已经做好了接见他的准备，并向他的军队发回了一条坚定的消息。亚历山大和米肖双方都动了真感情，他们在最关注的问题上消除了彼此间的疑虑。米肖向皇帝保证放弃莫斯科并未削弱军队的士气，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对胜利的全力以赴。米肖以及通过米肖传递消息的军队则得到了他们希望听到的誓言。莫斯科的陷落远没有削弱皇帝的自信或意志，反而坚定了他取得全面胜利的决心。亚历山大以这样的言辞结束谈话：

我会用尽我的帝国的最后一点资源，它所具备的资源要比我的敌人曾经想象过的还要多。但是，倘若天意注定我的王朝将不再在先人的宝座上统治，在用尽我权力范围内的所有手段后，我会把我的胡须蓄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胸膛），我宁愿远走高飞，和我的最后一点农民啃土豆，也不会签署令我的祖国和我亲爱的民族蒙羞的和约，我知道应当怎样答谢为我做出牺牲的民族……要么是拿破仑，要么是我，我或者他，我们不能同时统治。我已经学会如何去理解他，他骗不了我。[58]

这是优良的戏剧表演和战斗台词，也正是当时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并没有理由去怀疑亚历山大说出这番话时的真诚或责任感。这些话语表明了拿破仑战略的破产，指向了他麾下军队的毁灭。

[1] P.A.Chuikevich，‘Analiticheskii proekt voennykh deistvii v 1812.P.A.Chuikevicha’，Rossiiskii Arkhiv，7，1996，p.46（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1812 г.П.А.Чуйкевича.С.46）.S.N.Golubeva（ed.），General Bagration：Sbornik dokumentov i materialov，Moscow，1945，no.57，‘Plan kampanii 1812 goda，predstavlennyi P.I.Bagrationom Aleksandru I’，pp.130-8.Janet Hartley在‘Russia and Napoleon：State，Society and the Nation’，in M.Rowe（ed.），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Basingstoke，2003，pp.186-202中，就俄罗斯社会对拿破仑的抵抗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概述。

[2] N.Shil’der，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vol.3，pp.100-3.

[3]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巴克莱致阿施，1812年7月21日（旧历），pp.157-8。

[4] L.G.Beskrovnyi（ed.），Narodnoe opolchenie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oda：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2，no.2，1812年7月6日（旧历），pp.14-5（Народное ополчение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ода：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М.，1962.С.14-15）.

[5] 这一统计数字来自Beskrovnyi（ed.），Narodnoe opolchenie，no.205，pp.218-9：这是特维尔民兵指挥官特尔托夫（Tyrtov/Тыртов）中将的最终报告。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452。

[6] maquis，法国二战中的抗德游击队。——译者注

[7] 关于俄国民众（和其他人）抵抗拿破仑的杰出著作是A.I.Popov，Velikaia armiia v Rossii：Pogonia za mirazhom，Samara，2002.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波波夫也为Entsiklopediia在“人民战争”、农民骚乱、游击队及其他相关方面贡献了许多精彩条目。这与西班牙存在相似之处，查尔斯·埃斯代尔（Charles Esdaile）表明有许多游击队员是正规骑兵。然而，俄国的状况要比人们所预计的清晰得多。和西班牙不一样，俄国政权并未崩溃。见Charles Esdaile，Fighting Napoleon：Guerrillas，Bandits and Adventurers in Spain 1808-14，London，2004。

[8] Beskrovnyi，Narodnoe opolchenie，no.140，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10月23日（旧历），pp.155-6；关于个体行为的描述，可参阅no.89，pp.113-7和no.121，p.142。

[9] Popov，A.I.，Velikaia armiia v Rossii：Pogon’ia za mirazhom，Samara，2002，pp.185-229.A.G.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日记，p.146.关于农民骚乱虽然老旧却依然有用的看法，见V.I.Semevskii，‘Volneniia krest’ian v 1812 gi.sviazannyia s otechestvennoi voinoi’，in A.K.Dzhivelegov，S.P.Melgunov and P.I.Pichet（eds.），Otechestvennaia voina i russkoe obshchestvo，7 vols.，Moscow，1911，vol.5，pp.74-113（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и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М.，1911.Т.5.С.74-113.）。

[10] 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ii，Delo 2584中的许多有趣文件：‘O vozmushcheniiakh krest’ian i ob usilenii sredstv k poimke beglykh rekrut，dezertirov i kazakov’：fos.41-2：多夫雷致戈尔恰科夫，1812年11月1日（旧历），描述了龙骑兵被击溃，fo.35：维特根施泰因致戈尔恰科夫，1812年11月6日（旧历），则解释了为何要将军事行动置于首位。

[11]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2，no.312，亚历山大致戈尔恰科夫，1812年11月9日（旧历），pp.171-2。

[12] 关于1812年的莫斯科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了许多有趣的材料，例如彼得·伊万诺维奇·休金编纂的多卷本系列P.I.Shchukin：Bumagi otnosiashchiiasia do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Moscow，1897-1908（Бумаги，относящиеся д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812 года.М.，1897-1908）.N.Dubrovin（ed.），Otechestvennaia voina v pis’makh sovremennikov，Moscow，2006（Дубровин Н.Ф.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 письма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М.，2006）收录了罗斯托普钦给巴拉绍夫的许多书信，尤其要参阅第60～63页写于1812年7月23日（旧历）的第55封信，第70～71页写于7月30日（旧历）第62封信。英文读者没有必要阅读亚历山大·马丁撰写的优秀文章之外的资料Alexander Martin，‘The Response of the Population of Moscow to the Napoleonic Occupation of 1812’，in Eric Lohr and Marshall Poe（eds.），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Russia，1450-1917，Leiden，2002，pp.469-89。

[13] 俄国教会管理机构。——译者注

[14] Dubrovin，Otechestvennaia voina，no.47，15 July 1812（OS），pp.54-6.Shil’der，Imperator Aleksandr，vol.3，p.90.L.V.Mel’nikova，Armiia i pravoslavnaia tserkov’ Rossiiskoi imperii v epokhu Napoleonovskikh voin，Moscow，2007，pp.57-90，100-15.

[15]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22，16187，21 April 1785（OS），p.348.

[16] 可以以亚历山大写给弗拉基米尔省省长苏波涅夫（Suponev/Супонев）的信和苏波涅夫后来给皇帝“命令”的回信中的语气为例进行比较：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Delo 16，fos.21，23-8：苏波涅夫致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1812年6月11日（旧历），以及亚历山大致苏波涅夫，1812年5月13日（旧历）。关于在民兵中的服役状况和逃避兵役状况，可参见N.F.Khovanskii，Uchastie Saratovskoi gubernii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Saratov，1912，pp.41-64（Хованский Н.Ф.Участие Сарат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Саратов，1912.С.41-64）；I.I.Prokhodtsev，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p.277-528（Проходцев И.И.Ряз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в 1812 году.Рязань，1913.С.277-528）。

[17] 见埃德林伯爵夫人的回忆录，它的复写本刊布在A.Libermann（ed.），Derzhavnyi sfinks，Moscow，1999：‘Grafinia Roksandra Skarlatovna Edling：Zapiski’，pp.157-236，at pp.174-5.关于（贵族）对庄园税收事务的破坏，可见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p.8-21.

[18] ‘V.V.Viazemskii：Zhurnal 1812 g.’，in Russkie dnevniki：1812 god，Moscow，1990，pp.185-225，at p.211（1812 год…Военные дневники.М.，1990.С.210-211）.

[19] Khovanskii，N.F.，Uchastie Saratovskoi gubernii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Saratov，1912，pp.31-3.

[20] 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 Kankrina：General’nyi sokrashchennyi otchet po armiiam（krome Pol’skoi i Rezervnoi）za pokhody protiv Frantsuzov，1812，1813 i 1814 godov，Warsaw，1815，pp.11，44.L.G.Beskrovnyi，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2 goda，Moscow，1962，pp.245-7（Бескровный Л.Г.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ода.М.，1962.С.245-247）.S.Gavrilo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ia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St Petersburg，2003，p.121.

[21] V.V.Tivanov，Finansy russkoi armii，Moscow，1993，p.79（Тиванов В.В.Финансы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М.，1993.С.79）.

[22]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2，nos.24975 and 25035，1812年1月27日、3月13日（均为旧历），pp.43-164 and 228-9. 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p.134. Kutuzov，vol.4i，no.387，库图佐夫致卡韦林，1812年9月13日，p.305：同样的信件也发给了梁赞、奥廖尔、特维尔和图拉的省长。

[23] 该估算出自Tivanov，Finansy，p.66，不过这是建立在M.I.Bogdanovich，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3 vols.，St Petersburg，1859-60，vol.2，pp.31-90的讨论基础之上的。

[24] 关于克莱因米歇尔的工作的重要文件收录在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no.3，亚历山大致戈尔恰科夫，1812年6月27日（旧历），pp.5-11；no.9，亚历山大致克莱因米歇尔，1812年6月27日（旧历），pp.14-5；no.21，亚历山大致克莱因米歇尔，1812年7月6日（旧历），pp.23-4。有一本关于俄国海军步兵的优秀新书：A.Kibovskii and O.Leonov，300 let Rossiiskoi morskoi pekhoty，Moscow，2007（Кибовский А.，Леонов О.300 л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рской пехоты.М.，2007）.书中对拿破仑时代有大量描述。

[25]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e.g.fos.18-19，苏波涅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6月6日（旧历）；fo.21，苏波涅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6月11日（旧历）；fos.23-8，亚历山大给苏波涅夫的命令副本，签发日期为1812年5月13日（旧历）。关于这些省份的名单，请参阅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168。

[26]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2-3，帕森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6月18日（旧历）；fos.90-91，什捷尔（Shter/Штер）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6日（旧历）。

[27]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16，fos.6-7，帕森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23日（旧历）；fos.100-101，什捷尔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18日（旧历）。

[28]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6-7，帕森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23日（旧历）；fos.284-5，格里戈里·戈利岑公爵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9日（旧历）. Russkii arkhiv，6，1866，pp.922-7：‘Avtobiograficheskie zametki Grafa Arakcheeva’。

[29] 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p.174-82，210-22；Entsiklopediia，p.297.

[30]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92-3，什捷尔致巴拉绍夫，1812年6月24日（旧历）；Delo 19，fos.77-81，乌鲁索夫（Urusov/Урусов）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23日（旧历）.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188。

[3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29 and 32，多尔戈鲁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8月6日、9月3日（均为旧历）。

[3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9，fos.2-4，戈尔恰科夫致洛巴诺夫，1812年8月20日（旧历）；fos.134-40，‘Spisok o vsekh shtab i ober ofitserakh postupivshikh na sluzhbu’。

[33] Kutuzov，vol 4ii，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10月9日（旧历），pp.62-3.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p.224-7。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100-101，什捷尔致洛巴诺夫，1812年7月18日（旧历）。

[34] Beskrovnyi，Narodnoe opolchenie，no.3，1812年7月18日（旧历），pp.15-6，是这一宣言的文本。

[35] 这一统计数字来自苏联时代最重要的民兵专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巴布金的一篇文章V.I.Babkin，‘Organizatsiia i voennye deistviia narodnogo opolcheniia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oda’，in K stopiatidesiatiletiiu otechestvennoi voiny，Moscow，1962，pp.134-62，at p.145（Бабкин В.И.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народного ополчения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ода//К сто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и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М.，1962.С.145）。

[36] Beskrovnyi，Narodnoe opolchenie，no.117，pp.137-9：卡卢加省民兵委员会条例，1812年7月25日（旧历）。

[37] 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228.其中有一些人的确得到了在国外生产的新制服，见第十章。大臣还补充说，即便在战时，也并非所有羊毛都要用来制作军服。

[38] Beskrovnyi，Narodnoe opolchenie，no.354，Tolstoy to Alexander，28 Sept.1812（OS），p.368.

[39] 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2，p.56.

[40] 除了巴布金和别佐托斯内之外，关于民兵的最全面资料是弗谢沃洛德·罗斯季斯拉沃维奇·阿普赫金为1812年一百周年庆典编纂的多卷本书籍：可参阅V.R.Apukhtin，Narodnaia voennaia sila：Dvorianskiia opolcheniia v otechestvennoi voine，Moscow，1912（Апухтин В.Р.Народная военная сила：Дворянское ополчение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М.，1912）.就像巴布金坚定地贬低贵族所作贡献那样，阿普赫金同样坚定地颂扬贵族的光荣。Prokhodtsev，I.I.，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p.229-621，是关于梁赞省民兵的信息量极为丰富的研究。

[41] 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 podgotovka，pp.381，392，407-23. Kutuzov，vol.4i，no.18：米勒-扎科梅利斯基（Müller-Zakomel’sky/Меллер-Закомельский）备忘录，1812年7月10日（旧历），p.20。

[42]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no.81，亚历山大致库图佐夫，1812年8月24日（旧历），pp.64-5.

[43] A.I.Ulianov，‘Tarutinskii lager：“neudobnye” fakty’，in Ot Tarutino do Maloiaroslavtsa：K 190-letiiu Maloiaroslavetskogo srazheniia，Kaluga，2002，pp.23-36（Ульянов А.И.Тарутинский лагерь；«неудобные» факты//От Тарутино до Малоярославца：К 190-летию Малоярославец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Калуга，2002.С.23-36）.

[44] Radozhitski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vol.1，p.172.Viazemskii，‘Zhurnal’，p.215.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nos.33 and 37，叶卡捷琳娜致亚历山大，1812年9月6日，9月23日（旧历），pp.107-8，119-22。

[45] Meshetich，‘Istoricheskie zapiski’，p.50.L.G.Beskrovnyi（ed.），Dnevnik Aleksandra Chicherina，1812-1813，Moscow，1966，pp.14-6.

[46] 关于季先科，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9，pp.335-6。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 za sto let 1796-1896，St Petersburg，1896，p.88.V.Kharkevich（ed.），1812 god v dnevnikakh，zapiskakh i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4 vols.，Vilna，1900-1907，vol.2，p.200：‘Opisanie srazhenii’。

[47] Beskrovnyi，L.G.（ed.），Dnevnik Aleksandra Chicherina，1812-1813，Moscow，1966，pp.18-9，28.Bortnevskii，V.G.（ed.），Bortnevskii，V.G.（ed.），Dnevnik Pavla Pushchina，Leningrad，1987，pp.61-2.

[48] Edling，Countess R.，‘Grafinia Roksandra Skarlatovna Edling：Zapiski’，in A.Libermann（ed.），Derzhavnyi sfinks，Moscow，1999，pp.172-3，表明了感到双方互不信任的看法。

[49] E.F.Komarovskii，Zapiski grafa E.F.Komarovskago，St Petersburg，1914，p.195（Комаровский Е.Ф.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Е.Ф.Комаровского.СПб.，1914.С.195）.Shil’der，N.，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vol.3，pp.88-90.

[50] Shil’der，N.，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pp.90-2.‘Edling’，pp.174-5.

[51] Sir Robert Wilson，The French Invasion of Russia，Bridgnorth，1996，pp.115-6.

[52] Sir Robert Wilson，The French Invasion of Russia，Bridgnorth，1996，pp.116-7.

[53] Sir Robert Wilson，The French Invasion of Russia，Bridgnorth，1996，pp.116-7.

[54] Edling，Countess R.，‘Grafinia Roksandra Skarlatovna Edling：Zapiski’，in A.Libermann（ed.），Derzhavnyi sfinks，Moscow，1999，pp.178-9.

[55]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nos.33，38，39，叶卡捷琳娜致亚历山大，1812年9月6、23、28日（均为旧历），pp.83-4，93-6 and 98-9；nos.73 and 74，亚历山大致叶卡捷琳娜，1812年9月18、24日（旧历），pp.86-93，96-8。

[56] 伊丽莎白（即叶丽萨维塔皇后，伊丽莎白为其德文名）致巴登边地伯爵夫人，1812年9月7、9日，收录在Grand Duke Nikolai Mikhailovich，L’Impératrice Élisabeth，épouse d’Alexandre Ier，4 vols.，St Petersburg，1908-9，vol.2ii，pp.443-5。

[57] 引用在F.Ley，Alexandre Ier et sa Sainte-Alliance（1811-1825），Paris，1975，pp.49-55；‘Edling’，pp.176-9。

[58] 见米肖关于这次会谈的记述，它被收录在Shil’der，N.，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vol.3，prilozheniia，document VII，pp.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