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6∶45
卡尼需要搜寻的区域长达200英里,宽达50英里。搜寻过程是先由雷达定位船只,再由他驾驶飞机低空查看并确认。导航员指引着目标,RB-47侦察机则不断地在云中穿进穿出。卡尼找到的船只分别是一艘美国的驱逐舰和一艘美国军舰“麦克多诺号”,后者同样也在搜寻“格罗兹尼号”。
确认完“麦克多诺号”以后,卡尼又上升至1500英尺的高空。另一艘船只出现在海平线的尽头。他又降至500英尺的高度。那艘船的前端和后端甲板都载有银色的圆柱形货物。烟囱的一侧刻着锤子与镰刀。清晰的斯拉夫字母在船身上镌刻着船只的名字——“格罗兹尼号”。卡尼在船只附近反复盘旋,从不同的角度用手持相机进行拍照。
卡尼找到这艘苏联船只的时间是上午6点45分,并把它的位置传达给“麦克多诺号”。[16]两个小时后,“麦克多诺号”船长把成功定位的消息报告给海军旗舰作战指挥室。
1.本船正以18英里的距离跟踪目标船只。
2.已为审问和登船做好所有准备。
“格罗兹尼号”现在距离封锁线约有350英里。以其当前的速度,它将于星期天黎明时分到达封锁线。
随着周六旭日的升起,安德鲁·圣乔治(Andrew St. George)觉得“疲惫又沮丧”。[17]这位《生活》杂志的记者于6天前从迈阿密出发,跟随一支激进的反卡斯特罗武装团体“阿尔法66”突袭并进入了古巴北部。这场冒险最终成了一场灾难。
这次行动的目标是炸毁一艘古巴蔗糖货船,但恶劣的天气、极低的能见度和探测仪的匮乏,使这些破坏分子遇到了麻烦。他们仅有两艘快艇,其中的一艘撞到了暗礁上。为了挽救第一艘快艇,他们又把第二艘弄沉了。靠饼干充饥,在红树林湿地中跋涉了三天后,圣乔治和他的同伴从一位古巴渔民那里偷了一艘破旧帆船和一些食物。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他们试图返回佛罗里达,一路上他们不得不与15英尺高的巨浪斗争,为了不让这艘漏水的船只沉没,他们又不停地往外排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变得消极、听天由命。圣乔治在狂风和大海中感受到了“那响起的死亡哨声”。
圣乔治身上的政治宣传喉舌色彩多于记者的职业特征,他好比是当代的美西战争记者,那些为威廉·蓝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战争中卖命的记者。赫斯特于1897年对他的招牌漫画家说:“你能为画布好景,我就能为战争布好景。”一年之内,两人都完成了各自的使命,这位名叫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 Remington)的画家完成了一幅惊世骇俗的画作,画中的西班牙警官对几位娴静的古巴女士施以裸身搜查。而赫斯特依此说服了摇摆不定的总统麦金莱(McKinley)。美国由此向西班牙宣战。
为赫斯特工作的记者们不单单只为他报道在古巴发生的战争,他们还为他摇旗呐喊,甚至亲身作战。“这是场辉煌的战斗。”一位出版人在亲临战场后慷慨激昂地说道,他皮带上系着左轮手枪,手中拿着铅笔和笔记本。
“这是场辉煌的小战争。”后来成为国务卿的海约翰(John Hay)在给他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这样写道。
60多年后,美国媒体已然抛去了大部分“黄色新闻”(指用煽情主义手段描写犯罪、丑闻、流言蜚语、灾异、性等问题的报道,采取各种手段以迅速吸引读者注意,同时策动社会运动。——译者注)和极端爱国主义的报道特征。但还是有遵奉赫斯特传统的出版人和记者热忱地鼓吹着最后的摊牌,只是这一次的对象换成了苏联。而赫斯特曾经扮演的角色现在由亨利·卢斯和克莱尔·布斯·卢斯手下的“《时代》-《生活》帝国”接手,它控诉肯尼迪政府的“不作为”,对共产党染指古巴的不闻不问。克莱尔·卢斯在危机爆发之前的10月上旬为《生活》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谴责总统对古巴问题的处理手段,赫斯特的儿子为此给她写了一封短信,表达自己的钦佩之情。“真他妈是篇好文章,”小威廉·R.赫斯特慷慨激昂地写道,“真希望我能写出这种文章。”[18]
就像老赫斯特一样,卢斯夫人并没有止步于撰写檄文抨击政府,指责他们对苏联在古巴建造军事工事毫无作为。据她自己的说法,她为来自国外的情报提供渠道,把苏联导弹基地的位置透露给总是为难肯尼迪的国会议员肯尼思·基廷;她为古巴的流亡团体提供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寻找机会推翻卡斯特罗,并派遣记者跟随他们打游击战。[19]《生活》杂志答应给圣乔治2500美元的报酬,只要他能提供一个关于袭击古巴蔗糖货船的报道,而且故事必须完整且配有多幅照片。
自称是匈牙利皇室后裔的圣乔治,有过一段不光彩的过去,他通过自身的魅力和人脉从一个意识形态阵营跳转到另一个。中情局尽管怀疑他曾在战后将奥地利的情报出卖给苏联,但还是从他那里收买情报。[20]在反巴蒂斯塔独裁起义中,他艰苦跋涉至马埃斯特腊山脉采访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但后来与“胡子党”分道扬镳,转而支持“阿尔法66”这样的流亡团体,而后者把他推举为“荣誉会员”。[21]
当他俯身躺在偷来的渔船的潮湿木板上时,圣乔治突然开始质疑自己,这一切是否值得。经过这刺激的一生,他突然想起了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书中的一句话:“当你只有一生时,你不该为改变世界拼尽全力。”
但这绝望的瞬间并没有持续太久。几分钟后,这些筋疲力尽的反叛者看到有岩石从海面尽头升起。随着“透水又咯吱响的老人船”艰难地向海岸航行,他们可以看到一座孤立的建筑上插着一面随风飘动的英国国旗。他们将抵达英国的萨尔岛。
“安德鲁,你是我们忠贞的一分子,”这位时运不济的远征队队长对疲惫不堪但又激动不已的圣乔治说道,“帮我们找些新船只,我们要重返古巴。”
这两位由中情局派遣去破坏马塔安布雷的古巴流亡分子,已经在返程的群山间风餐露宿了三个夜晚。[22]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选择在白天睡觉。目力所及,他们已经能够看到马拉斯阿瓜斯的红树林湿地,那里藏着他们的双体船。但对队长米格尔·奥罗斯科来说,每一步都变得愈发艰难。他发了烧,头晕目眩,腹部的刺痛感也越来越难以忍受。
两位破坏者应该在第二天(星期天)一早便从古巴撤离。按照计划他们需要先通过无线电与一艘在海上等候的中情局船只取得联系,然后把双体船从藏匿处取出,再发动无声电子发动机到达约定地点。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们将继续在周一甚至周二尝试碰面。他们并不清楚马塔安布雷的事态如何。指定区域遥控炸弹的爆炸声使得他们认为任务已经成功地完成了。
佩德罗·贝拉竭尽全力帮助了伙伴,他不仅携带了大部分设备,还在岩石和落木区域协助米格尔前行。他以为米格尔可能是因为食物中毒而患了胃肠型感冒或者其他肠道问题。但他们喝的水几乎都是自备的,而且就算从沿途采水,他们也会先用药片净化再饮用。在艰难的前行中米格尔觉得越来越痛,贝拉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得了阑尾炎。
而两人都不清楚的是,中情局此时已经收到博比·肯尼迪的命令,终止了所有派遣和撤回古巴特工的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