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6 灾难的制造者？朱可夫与1941年6月22日
1941年夏天，红军连遭败绩，而且其失利之惨重，是史上其他军队所未曾有过的。从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俄国开始，红军几周之内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了数百万，而且几个月之后就败退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城下。到1941年秋天，希特勒企图用闪电战一举征服俄国的计划眼看就要得逞了，苏联作为独立国家的存续已命悬一线。
当6月22日的灾难降临到红军和苏联人民头上的时候，朱可夫是总参谋长，而且主要负责意料之中的对德战争的计划与备战工作，这也是他传记中最重要的内容。1941年7月底，斯大林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让他去负责预备队方面军，并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对德军发动反攻。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声称，他之所以被解除参谋长职务，不是因为他不称职，而是因为他提出的把苏军撤出基辅的建议触怒了斯大林。[1]1941年9月德军包围乌克兰首府的时候，红军损失了50万人，他此时这样说是想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干系。实际上，派他到预备队方面军并不是斯大林对他的惩罚，甚至也不是降级，而是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朱可夫对这项任务十分期待，而且执行得也非常成功。他在1941年8～9月发起的叶利尼亚攻势，实际上是苏德战争初期的一个转折点。它是红军对德国国防军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它把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延误了几周的时间，而这几周非常关键。
总参谋长
朱可夫是在1941年1月14日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的，但上任是在2月1日。除了总参谋长一职，他还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并在3月15日被安排另外再负责军队的通信、燃料供给、防空及总参军事学院的管理。[2]他作为总参谋长新确立起来的地位还反映在，他于1941年2月的苏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即可以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但没有投票权）。中央委员会照理说是苏共的最高决策机构，而实际上，它是受斯大林和政治局支配的。朱可夫的当选，虽然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非常重要，但作为党员，这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不过，作为党和军队团结一致的象征，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成为苏联精英中的一分子的朱可夫，在格拉诺夫斯基街（Granovsky Street）的一幢专门的大楼里得到了一套公寓。那是一条安静的小巷子，就在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道路边上。他的邻居中有布琼尼元帅和铁木辛哥元帅，而前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也住在隔壁的楼里。朱可夫一家在这里住了近二十年时间，即便战后朱可夫被外放，他们的住处也没有被收走。
成为总参谋长之后，朱可夫头几个月一直都在深入了解总参谋部的各项工作。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他必须尽快掌握它的运作，这一点随着战争进入了倒计时而显得格外紧迫，因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希特勒正准备发动进攻。
1939年8月“苏德协定”签订之后，苏德合作一度呈现出要变为永久伙伴的样子。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广泛协作。苏联成了德国战争经济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国。反过来，德国人也向苏联人提供机器、工业产品和武器装备。德国占领波兰之后，斯大林支持希特勒发出的和平倡议，而在与芬兰的“冬季战争”中，苏联人在政治上也得到了那位元首的支持。德国潜艇获准在摩尔曼斯克北部的苏联领土上建立基地。宣传方面，双方也不再相互攻击，这一点与20世纪30年代大不一样，那时的苏联人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纳粹德国发起反法西斯圣战，而纳粹则把共产党人（以及犹太人）视为自己主要的敌人。
1940年夏天，随着德国打败法国，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斯大林原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会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即德国人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西欧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但他此时却发现，自己碰到的是一个不仅统治了欧洲大陆，还扬言要征服不列颠的拍档。虽然斯大林准备与希特勒结盟，可他并不相信希特勒。1940年7月，来自德国的威胁加剧，为此，苏联人占领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通过比萨拉比亚行动向罗马尼亚境内扩张，时任基辅军区司令的朱可夫参与了那次行动。斯大林还试图与德国及其法西斯盟国——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意大利进行谈判，就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协议。但希特勒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而且还把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要求苏联停止对罗马尼亚领土的进一步蚕食。
斯大林采取的这些举措本来是防御性的，是为了与德国人谈判，以签订新的苏德条约，但希特勒却认为苏联人的举动是攻击性的，这使他开始重新考虑在东方谋求“生存空间”，向俄境内扩张并使其殖民化。
1940年11月，苏德关系的危机已到了严重的关头，当时斯大林派自己的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到柏林与希特勒谈判。由于苏联人拒绝了希特勒的提议，不愿在德意日轴心集团中充当低级伙伴，谈判失败了。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拒绝之后，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命令——“巴巴罗萨”是入侵俄国的代号。[3]
从1940年中期开始，来自军方、政界和外交领域等各种渠道的关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报告就如同涓涓细流一般不断地流向莫斯科。1941年年初，在德国人为入侵而开始积极准备的时候，情报就更多了，涓涓细流最终变成了潮水。传到斯大林那里的情报，朱可夫并不全都了解，但他照例可以收到苏军情报部门这个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所提供的情报。[4]
按照俄文首字母的缩写通常被称为“格鲁乌”（GRU，情报总局）的苏军情报机构，隶属于总参谋部。1941年时，格鲁乌的负责人是副总参谋长F.I.戈利科夫（F.I.Golikov）将军。通过格鲁乌的活动搜集到的情报，并不全都送给朱可夫，但他收到的情报的确是最为关键的，而戈利科夫有关敌军沿苏联边境集结的情报简报对于苏联的战争计划和备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3月10日，戈利科夫向斯大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呈交了一份有关德国武装力量兵力情况的报告。据苏联人在1940年9月的估计，德军有228个师，其中包括15～17个坦克师和8～10个摩托化师。六个月后，德军有263个师，包括20个坦克师和20个摩托化师。同一时期，西欧的德军也在向东欧大量（10%）调动，现在德军兵力的47%都集中在了东欧。对苏联人而言尤其重要的是，东欧德军的部署进行了调整，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东南方向（即乌克兰对面）。
3月20日，戈利科夫提交了一份情报简报，它里面的那些情报都指出，德军将于1941年春天进攻苏联。戈利科夫强调，这些情报大多是来源于英美。他的结论是：“对苏军事行动最有可能是在打败英国之后或在英德缔结体面的和约之后开始。有关对苏战争在今年春天不可避免的那些传言和文件证据，应该是英国甚至德国情报部门散布的假情报。”戈利科夫的这份报告受到了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人的诟病，认为这位情报首脑的观点是为了迎合斯大林。不过，戈利科夫随后的报告又较为客观地提供了德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沿苏联边境集结的情报。4月4日，他报告说，德国军队正在不断地由西向东调动，包括又调来了6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4月16日，他又报告说，在东普鲁士和波兰的德占区，德军有78个师。他还特意指出，有报告说德国国防军军官的家属们撤离了华沙地区。戈利科夫在4月26日的报告中说，现在在苏联边境附近的德军有95～100个师。到5月5日时，这一估计又增加到103～107个，而到5月15日则增加到114～119个，其中有23～24个师针对的是波罗的海特别军区，30个师针对的是西部特别军区，33～36个师针对的是基辅特别军区。5月31日，戈利科夫报告说，苏联边境附近的德军有120～122个师。他强调，在参加1941年4月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行动的部队腾出手之后，德军右翼（与乌克兰相对）的兵力明显加强了。同时，戈利科夫也指出，德国人（在包括北非和地中海在内的各个战场上）仍然部署了122～126个师对付英国人，所以，他们还在考虑入侵英国。[5]
奇怪的是，苏联人并没有把这些新的不祥的预兆看作迫在眉睫的威胁。对于这件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事情，现在的解释是：苏联人起初夸大了德军的总兵力。他们估计，截止到1941年春天，其数量已达到300个师，而实际上当时只有不到200个师。从这个角度看，苏联人估计与自己对阵的有120个师，既不算多，也不像是马上就要入侵的样子。[6]
德国在集结兵力，苏联人的反应则是继续加紧备战。在朱可夫最初签发的文件中，有一份1941年的动员计划。这份时间为1941年2月中旬的计划，要把红军的兵力从400万人出头扩充到800万人以上。在计划增加的300个师当中，有60个坦克师和30个摩托化师，它们将组成30个机械化军，每个机械化军有3个师。绝大部分红军（650万人）都将部署在苏联西部的各个军区。该动员计划将征召近500万预备役人员，其中包括60万名军官和88.5万名军士。苏联人当时打算到什么时候完成动员，这一点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在1941年年底之前。这样，到6月德军发动进攻的时候，红军虽说有300多个师，包括198个步兵师、61个坦克师、31个摩托化师和13个骑兵师，但许多师都不满员，军事人员总数缺编100万人。部署在西部各个军区的兵力不到3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西南，那里有97个师，包括27个坦克师。[7]
从1940年夏天开始，总参谋部就在制订1941年的动员计划，所以，它和刚上任的朱可夫没有多大的关系。在经过修订的1941年3月8日的苏联战争计划（“三月计划”）中，朱可夫可能有较多的发言权，但它对现存的日期为1940年10月的计划（“十月计划”）改动并不大。三月计划估计，德军有260个师，其中有大约110个师的部署是针对苏联的。不过，它认为德国人要等到对英国的战事结束之后，才能调动200个师的兵力，并在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70个师的支援下对付苏联。为了应对由这支力量发动的进攻，苏联人计划在其西部各个军区部署至少250个师。关键在于，三月计划与十月计划一样，虽然没有排除德军会在北方从东普鲁士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但都以为主攻方向会在南方。苏联计划采取的对策是，从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并突入波兰的南部。[8]
苏联人似乎在1941年5月中旬还准备了另一个版本的战争计划（“五月计划”）。不过，这份文件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地位如何，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份日期为5月15日的有争议的文件，是由时任作战部副部长A.M.华西列夫斯基将军手写并由其顶头上司瓦图京修改的。该计划的标题是“在与德国及其盟国开战的情况下，对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若干考虑”，并附有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签名——这就是人们常说但并不准确的所谓的“朱可夫计划”。五月计划与1940年的十月计划以及1941年的三月计划大体是一样的：抵挡住德军的进攻，然后在行动的主战场发起反击，目标是摧毁敌军的主力，并把战火烧到敌方的境内（见地图5）。但是，五月计划中有一个现在引发了很多争议的新内容——建议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鉴于德国目前使其军队——包括后方——保持动员状态，它有可能先于我们完成部署并发动突然进攻。
地图5 苏联对德进攻计划，1941年5月
为防止这种情况（并摧毁德军），我认为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主动权交给德军的指挥机构，有必要在部署上抢在敌人的前面，并趁德军还在部署、尚未组织起战线或尚未使军队的各个部门协同一致的时候，就对其发起进攻。红军首要的战略目标是，摧毁部署在德布林（Demblin）以南的德军主力……西南方面军的主要打击方向是克拉科夫和卡托维茨（Katowitze），以切断德国与其南方盟国之间的联系。西方方面军的左翼沿塞德莱茨（Sedletz）和德布林方向发起支援进攻，目标是牵制华沙的敌军并帮助西南方面军摧毁卢布林的敌军编队。对芬兰、东普鲁士、匈牙利及罗马尼亚要进行积极防御，并做好在有利条件下进攻罗马尼亚的准备。
文件最后请求斯大林允许进行“及时”而“秘密”的动员，并集中统帅部的各个预备集团军。[9]
红军崇尚进攻的军事思想和准备一旦进入敌对状况就对德国打进攻战，这让有些历史学家误以为斯大林打算在1941年夏天对希特勒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根据这种看法，关于1941年6月22日还有一个未曾讲述的故事：红军之所以会被打得措手不及，不是因为德军的入侵来得突然，而是因为红军本身当时正在忙于准备进攻。1941年的五月计划是否能作为证据来支持红军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一假说呢？问题在于，这份文件虽然是准备交给斯大林的，但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交给了斯大林。20世纪90年代，五月计划的存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之后便有传闻说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曾经与斯大林谈过这个计划，但这都是些事后的说法。从这些相当可疑的事后说法中又衍生出这样一则最常听到的故事：华西列夫斯基通过修改1941年的三月计划而重新制订的五月计划，与斯大林1941年5月5日对红军各参谋学院2000名毕业学员发表的秘密讲话有关。斯大林每次公开或半公开的讲话都被广为传播，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但这一次却没有公布讲话的原文，只是在第二天的《真理报》上有一篇简短的报道，标题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意外》：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讲话中着重提到了红军在过去几年发生的深刻变化。他还基于现代战争的经验强调说，红军的组织结构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而且基本上都进行了重新装备。斯大林同志对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军官们表示欢迎，并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成功。[10]
毫不奇怪，关于斯大林对他的毕业学员可能还讲了哪些别的内容，当时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其中之一就是说，斯大林发出警告，与德国必有一战；而另一种说法是，他赞成进攻战，以扩大社会主义体系的范围。苏联人透露给德国人的说法是，斯大林谈到了与希特勒的新的妥协方案。与传闻相比，真相往往平淡无奇。从1995年公开的斯大林讲话的原文来看，他讲话的主题就像《真理报》报道的那样，是红军的改革、整顿和重新装备。但讲话也涉及与改革及红军实力有关的许多细节，而这些都属于大战之前不能公开的信息。
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场招待会。斯大林在招待会上像往常一样数次提议干杯。他的祝酒词有些被记了下来。据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Georgy Dimitrov）日记的记载，斯大林的“心情很好”，并且说“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政策同时也是备战的政策。没有进攻就没有防守。军队必须养成崇尚进攻的精神。我们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另一个在场的人的记录则是，斯大林说：“好的防守意味着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据官方的记录，斯大林还说：
和平政策是好事。我们直到现在……采取的都是一种（基于）防御的路线……但是现在，当我们的军队经过重建，装备了大量的现代战争装备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就必然要从防御转向进攻。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有攻击性。军事思想也必须从防御转向进攻。我们必须要用崇尚进攻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训练、我们的宣传、我们的鼓动、我们的报刊。红军是一支现代的军队，而现代的军队是崇尚进攻的军队。[11]
人们的推测是，在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和祝酒词之后，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决定下令制订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在这一点上，五月计划的故事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当时否决了计划草案，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则说他同意了，而且还下令准备在1941年夏末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弄清楚，斯大林有没有看过五月计划或者他对该计划有什么看法，但是，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当时的想法，因为如果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是不会制订出这样的草案的。但是，就像历史学家埃文·莫兹利提出的，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当时在想的，很可能并不是立即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而是让红军“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到了德国人要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此之前，对德国人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12]至于那个时刻到底是什么时候，五月计划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格鲁乌的情报报告指出，德国人并不会马上发动进攻。同时，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关心的是加紧苏联的动员计划，而华西列夫斯基的文件也许是想——并且也许是用来——说服斯大林加快动员的步伐。不管怎么样，五月计划并没有带来任何具体的后果。红军在继续按部就班地加强军事力量，但对于统帅部的各个预备集团军来说，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没有进行过秘密动员，说要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采取的动员措施如下：
·从1941年2月开始，在波罗的海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西部特别军区组建3个方面军（集团军群）司令部（西北、西和西南）。
·3月8日，决定征召90万预备役人员。
·5月13日，命令各军区将28个师和9个军的司令部及4个集团军（第16、19、21和22集团军）司令部从内地移往边境。
·5月20日，要求边境各军区制订详细的国境守卫计划。
·5月27日，命令边境各军区修建野战指挥所。
·截止到6月初，以大规模训练演习的名义征召了近80万的预备役人员。
·6月，有38500人被派驻边境各军区的筑垒地域。
·6月12～15日，命令各军区将部队向边境方向移动。
·6月19日，命令将各军区司令部移往新指挥所，同时对各个目标进行伪装并疏散飞机。[13]
这些措施确实相当全面，但就像埃文·莫兹利还指出的，仍然远远不足以发动五月计划草案中设想的先发制人的打击。[14]
朱可夫这段时间经常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去见他。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记载，从1941年的2月1日至6月21日，朱可夫总共见了斯大林26次。其中除了有一次之外，他都是和铁木辛哥一起去的。最长的一次见面（有3个多小时）是在5月24日，当时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以及军队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包括瓦图京和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巴甫洛夫，都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有人提出，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要在1941年夏天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那次会议更有可能是讨论当前的动员措施。况且斯大林在之后的十天当中，并没有见过朱可夫、铁木辛哥或他的任何将领，这不像是做出了重大决策要与德国开战的样子。[15]
归根结底，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想要或打算在1941年夏天与希特勒开战（至于他是不是考虑过到1942年苏联备战工作完成的时候有这种可能性，那是另外一回事）。相反，他想尽可能地推迟开战——实际上，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军事分析家都把这个时间想得太长了。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仍然相信战争可以再延后数月，相信即使德国人真的发动进攻，苏联的防线也可以守住，并且有时间组织反攻。
战争倒计时
对于德国人的进攻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虽然苏联人可能还心存侥幸，但在1941年6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进攻也许会来得比他们想象的要快。从西部边境的各个军区都传来德军准备入侵的详细情报。尤其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有报告说，罗马尼亚和芬兰也在进行战争动员。[16]同时，在政治战线上，德国人对苏联人想在两国之间重启谈判的暗示不屑一顾——这些暗示所采取的方式是，由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在6月13日发表声明，驳斥苏德即将开战的谣言。塔斯社说，苏联在遵守苏德互不侵犯的条约，德国也是如此，相反的传闻都是谎言，是挑拨离间。声明否认德国向苏联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暗示，即使那样，也是可以协商的。在所剩无几的太平日子里，苏联人向德国人摆出了若干安抚的姿态，但柏林不为所动。[17]6月15日，格鲁乌的最新情报简报证实，德国已把大量的军队调往东方，现在，沿苏联边境部署的德国国防军有120～122个师，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西南方向。[18]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和铁木辛哥对不断迫近的战争危险做出了反应，并在6月14日面见斯大林，敦促他向边境地区的所有部队发出警报，并允许在靠近边境的地方部署更多的兵力——这些措施将加强防御掩护，对在战争来临时保护苏联的全面动员是必不可少的。但斯大林却表示反对，理由是这样做带有挑衅的意味，而且，驻守在边境地区的力量无论如何已经足够强大了。“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心情很沉重，”朱可夫回忆说，“我想走一会儿。我的心情很郁闷。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亚历山德罗夫花园，孩子们正在无忧无虑地嬉戏。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对于这些孩子，对于他们的未来，对于整个国家，肩负的责任多么重大。”[19]很感人的故事，只是是否有过这样的见面还未可知。根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是在6月11日见他的，6月18日又见了一次，但在此期间没有。目前没有任何同时期的文献材料——这与事后回忆所说的相反——可以证明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比斯大林更清楚德国威胁的紧迫性，至少在入侵即将开始之前是这样的。6月19日，朱可夫命令西部边境地区的各个方面军将司令部移往前方的指挥所，但截止日期是6月23日，也就是德军实际上已经发动进攻的第二天。
历史学家们对于该问题的讨论，都把焦点集中在诸如斯大林对于情报的误读，或者是他过于相信希特勒在打败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之类的问题之上。这些考虑都是合理的，但斯大林之所以对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种种警报充耳不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以为即便自己失算，遭到希特勒的突然袭击，那也没多大关系。[20]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总参谋部都没有料到，德国人会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就在进攻中投入巨大的军事力量。正如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的，苏联人预计敌对行动开始时会在边境地区先进行几天规模相对较小的战斗。在此期间，双方将对其主力进行动员，然后投入战斗。和斯大林一样，朱可夫与苏军总参谋部认为己方在边境地区采取的防御措施，完全可以挺过开战之初的那段时间，从而为红军其他部队完成动员并转入计划中的反攻赢得时间。
6月21日晚，朱可夫在基辅军区的老参谋长普尔卡耶夫打电话给他，说一名德军逃兵主动提供情报，警告说德军正在开往出发地域，并于次日发动进攻。[21]现在看来，单是这件事还不可能引起多大的担忧，随后采取的那些措施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实际上，催促采取行动的很可能正是斯大林本人。他是唯一掌握各方面情报的人——不仅仅是格鲁乌提供的情报，还有其他情报机构以及政界和外交人员的报告。对于斯大林来说，很显然，进攻确有可能，尽管他或许还心存侥幸。从晚上8点50分开始，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与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议。[22]会议结果就是向列宁格勒、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部军区以及基辅军区等下达命令，警告说德军有可能在6月22日或23日发动突袭。命令要求各军区避免采取任何带有挑衅意味的行动，但要使自己的部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这道命令在6月22日零点过后不久便下达给各个军区。
“巴巴罗萨行动”
将近拂晓时分，德国入侵苏联的行动开始了。德军152个师在北方14个芬兰师和南方14个罗马尼亚师的掩护下，在1000英里的战线上发起猛攻。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军队、西班牙的“蓝色师”、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小分队以及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各国招募的志愿部队，也陆续加入了这支350万人的入侵大军。
入侵的军队分为三个集群：北方集团军群由东普鲁士发起进攻，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向列宁格勒推进；中央集团军群向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方向前进；南方集团军群则向乌克兰及其首府基辅方向前进。与苏联预料的相反，德军的主攻方向集中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沿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方向。德军入侵行动的代号是“巴巴罗萨”，这是为了纪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绰号“红胡子”）。他为了使基督教圣地摆脱穆斯林的控制，曾经领导过12世纪的一次十字军东征（见地图6）。
在1940年12月18日的命令中，希特勒已经明确了此次入侵的战略目标：
德国国防军必须做好准备，一举击败苏俄……装甲先头部队要通过大胆、迅速的穿插，摧毁驻守在俄国西部的（红）军大部，要防止还有战斗力的人员撤退到辽阔的俄国内地……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致沿伏尔加河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防御俄国的屏障。
德国人打算采取的战术与他们在波兰和法国使用的几乎一模一样。先由强大的装甲师组成的密集纵队突破敌方的防线并从背后包抄苏联军队，随后由步兵师摧毁被包围的敌军并守住已经夺取的领土。
另外，德国人计划在俄国发动的是毁灭战、灭绝战（Vernichtungskrieg）。要摧毁的不仅是红军，还有苏联的整个共产主义政权。按照纳粹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苏联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是受犹太人控制和影响的共产主义政权。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还把俄国的各个斯拉夫民族说成是低等种族（Untermenschen）。与对待犹太人不一样，纳粹为斯拉夫人安排的命运不是灭绝或驱逐，而是奴役。
地图6 “巴巴罗萨行动”，1941年6～12月
希特勒要对俄国发动的战争，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战争。“对俄国的战争，”他在1941年告诉自己的将军们，“是不能有骑士风度的；这是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种族的斗争，因此，必须要以前所未有的无情与残酷来进行这场斗争。”随后他又发布命令，让德国士兵在俄国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会受到惩罚；他还命令他们对所有共产党员一律就地枪决。犹太人大屠杀的起因就包含在这些命令之中——这种大屠杀是从1941～1942年德国人处死100万苏联犹太人开始的。德国人野蛮对待苏联战俘的起因也在于这些命令。苏联战俘在被囚禁期间，由于条件恶劣、饥饿、疾病和虐待而死亡的达到了300万人。
随着德军入侵的详细情况慢慢地传到莫斯科，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在清晨5点45分返回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他们待了将近三个小时，并在早晨7点15分下达了二号命令，要求部队歼灭那些越过边境的敌军，但自己不得擅自越过边境。空军接到的命令是，攻击空中和地面的敌军，并向德国境内60～100英里的纵深发动进攻，但不得擅自飞越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上空。当晚9点15分，又发布了三号命令，说德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立陶宛国境线附近的苏瓦乌基（Suvalki）突出部和普里皮亚季沼泽南面的扎莫斯季耶（Zamost’e）。在这些地区，虽然“敌军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但在国境线的其他地段……敌人的进攻已被击退，而且损失惨重”。为此，命令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进攻苏瓦乌基的敌军，并在6月24日之前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地区。为发动此次反击，命令还要求西方方面军投入2个机械化军的兵力对苏瓦乌基德军的侧翼和后方进行有力的回击。在南方，命令要求西南方面军进攻、包围并歼灭扎莫斯季耶地区的敌军，然后向苏联边界以西100千米的卢布林前进，并在6月24日之前占领该地区。这次行动计划动用5个机械化军，并集中方面军所有的空中力量。[23]除了在南方发动反攻的胃口没有那么大，以及要求立即而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动员之后再发动反攻之外，三号命令与一月军演及三月和五月战争计划中设想的情形非常相似。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一心想撇清自己与三号命令的干系。按照他对事态发展的说法，6月22日下午1点，斯大林打电话给他，命令他作为统帅部的代表立即前往基辅的西南方面军。“我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基辅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正在那里等我。”在自己到达西南方面军之后，朱可夫说，瓦图京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有关三号命令的情况以及斯大林要求也署上他的名字。朱可夫声称，要是让他来处理，他会等到形势变得较为明朗之后再下令发动反击。[24]这里的问题在于，斯大林办公室的日志表明，从下午2点到4点，朱可夫一直在和军方其他高级军官一起开会。此次会议有可能不仅讨论了前线的形势，还讨论了如何实施谋划已久的反攻。另外，根据巴格拉米扬的回忆录，朱可夫是在西南方面军接到三号命令之后才到达那里的。[25]
朱可夫之所以想撇清自己与三号命令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道命令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可是，考虑到他本人对进攻的偏好，没有理由认为他当时对于该命令中所体现的行动方针不是完全赞同的。实际上，在这种紧要关头，若不是为了专门监督落实三号命令所要求的大反攻，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把他这位总参谋长派到乌克兰。总参谋部一直认为乌克兰会成为主战场，而苏军的主力也部署在那里。有可能正是朱可夫自己主动要求把他派到他以前指挥过的西南方面军，以协助执行他本人参与制订的计划。结果，朱可夫只在西南停留了很短的时间。6月26日下午，他又回到莫斯科，回到斯大林的办公室。[26]
朱可夫在乌克兰期间，西南方面军尝试发动的反攻错误百出，虽说反攻确实在短期内迟滞了德军向乌克兰腹地的推进——迟滞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德军对乌克兰的进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猛烈，而且西南方面军是苏联西部国境线上最强大的力量，有4个集团军、8个机械化军、7个步兵军，以及1个空降兵军。西方方面军的情况完全不同，巴甫洛夫面对的是德军最强大的力量。朱可夫后来对巴甫洛夫有很多批评，特别是批评这位西方方面军司令对于部署在边境地区的自己的部队失去了控制。但是，巴甫洛夫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执行总参谋部的三号命令。他把自己第二梯队的部队深入到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突出部——那里已到了波兰中部——结果使自己的部队陷入了德军大规模的两翼合围。德军在明斯克以东不远的地方合上双钳，落入包围圈的红军有30个师，最后有40万人被俘。当明斯克于6月底陷落的时候，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红军的第二大主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见地图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朱可夫紧急召回莫斯科。据朱可夫说，6月29日，斯大林两次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两次都因为西方战略方向的形势而大发雷霆”。[27]此事的另一位目击者是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朱可夫说不出已经造成的伤亡人数时，斯大林对他发火了：“总参谋部是干什么的？要是开战头几天总参谋长就惊慌失措，不和自己的部队保持联络，不代表任何人也不指挥任何人，那他是干什么的？”据米高扬说，朱可夫“一下子哭了，跑进了别的房间。莫洛托夫赶紧跟在他后面……过了有5到10分钟，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一起回来了，后者看上去已经平静下来，可眼里仍然含着泪水”。[28]米高扬的故事不太可信，因为这无疑是赫鲁晓夫那帮人为了指责朱可夫而编造的，是要诋毁他个人的名声，不过，它确实也抓住了一点，那就是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的时候，斯大林和自己的统帅部的紧张关系。
地图7 边境地区的战斗，1941年6月22日～7月9日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在德国人发动进攻后，斯大林惊慌失措，沮丧不已，直到在自己政治局同事的催促下才恢复过来。但是据朱可夫说：“斯大林这个人意志坚强，绝不是懦夫。只有一次我看到他有点消沉。那是在1941年6月22日的黎明，当时他以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希望破灭了。1941年6月22日之后，斯大林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坚定而沉着地掌管着这个国家……”[29]
7月1日，斯大林解除了巴甫洛夫的职务，并由铁木辛哥接任西方方面军司令。[30]不久，巴甫洛夫就和他的参谋长、通信主任及西方方面军其他高级军官一起被捕了。在7月16日宣布逮捕的决议中，斯大林说自己要给任何违反纪律的高级军官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31]巴甫洛夫被捕时起初受到的指控是卷入反苏阴谋，但在7月22日军事法庭将他和其他一些人判处死刑的时候，罪名是怯战、制造恐慌、玩忽职守和擅自撤退。[32]实际上，巴甫洛夫不过是1941年6月22日的替罪羊，是包括斯大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在内的苏联军政领导层所犯的灾难性错误的替罪羊。
前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也被捕了，因为巴甫洛夫在严刑拷打之下，把他供成了反苏阴谋的同谋。不过，梅列茨科夫虽然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刑审讯，但还是被无罪释放了，并在9月作为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列宁格勒地区，直到1945年才离开那里。[33]红军空军的一些高级军官也成了斯大林震怒之下的牺牲品——他们遭到逮捕并被指控为应该为1941年6月22日德国空军对苏联机场的毁灭性打击负责。这其中就包括朱可夫从哈拉哈河战役开始的老对头什捷尔恩将军。德军入侵的时候，他刚好负责苏联的对空防御。1941年10月，什捷尔恩和其他人一样，未经审判就被枪毙了。
此次对军队的清洗，是苏联独裁者在红军防线崩溃和红军被迫败退到俄国内地的时候，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采取的若干措施之一。[34]6月30日，斯大林发布命令，成立国防委员会（俄文首字母缩写为GKO）。由斯大林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成了某种形式的战时内阁，负责指导和掌控苏联所有方面的战争努力。
7月10日，于6月23日成立的由铁木辛哥任主席的总司令部大本营被改组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由斯大林任主席。同一天，红军的五个“方面军”（北方、西北方、西方、西南方和南方）被置于三个战略“方向”的领导之下，每个战略方向都有多个方面军。指挥这三个战略方向的是斯大林骑兵小集团的成员。伏罗希洛夫元帅被派去指挥西北战略方向，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西方战略方向，布琼尼元帅指挥西南战略方向。7月19日，斯大林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8月8日，他成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随着斯大林就任最高统帅，苏联整个战争努力的组织和方向也就被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见图1）。
斯大林认为，红军在最初阶段的败退，部分原因在于纪律松弛，特别是指挥人员。斯大林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俄国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办法一样：在政治上加强对武装力量的控制。7月16日，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政治宣传局被改组为红军总政治局（俄文缩写为GPU）。同时，在武装力量中重新采用军事委员制。这意味着会再次任命政工军官，他将有权否决指挥方面的决定并在各级武装力量中担任副指挥官的角色。7月20日，斯大林和总政治局新任局长列夫·梅赫利斯（Lev Mekhlis）将军向所有政治委员发布命令，强调他们的特殊职责是要维护武装力量的纪律，严厉处置怯战分子、逃兵和制造恐慌者。7月17日，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隶属于内务部的特别机构，负责与红军中的间谍分子以及叛徒做斗争，并有权当场处死逃兵。
图1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政决策结构示意
8月16日，斯大林发布第270号命令。这道由朱可夫等人签署并传达给所有武装部队成员的命令，要求处死怯战和临阵脱逃者，战斗中畏缩不前的指挥官要被立即撤职，被包围的部队要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最严厉的是，斯大林还宣布，从今以后，对怯战分子、逃兵和叛徒的家属有可能也要逮捕。几天后，斯大林下令，对在行动中失踪的高级指挥官和政治委员的姓名，连同其近亲的姓名，都要有一个名单。首批名单要在9月8日之前交给总参谋部，此后是在每月的1日和15日。9月12日，斯大林命令前线指挥官成立“督战队”，阻止红军士兵向后逃跑，并清除煽动恐慌或临阵脱逃的人。
由于铁木辛哥要负责西方战略方向，总参谋部此时便以朱可夫的名义通过大本营给武装力量下达命令。许多人都认为那些命令不切实际，因为朱可夫在命令中要求的反突击得不偿失，要求的进攻无法执行，要求的前进也很快变成了退却。[35]与此同时，战场的形势却不断恶化。到7月中旬时，德军已沿宽大锋面突入苏联境内200～400英里。
从朱可夫与前线指挥官的通话记录来看，[36]同时，用更直接的方式，从总参谋部吸取战争教训的种种努力来看，很显然，他在不断加剧的灾难面前并没有惊慌失措。7月15日，朱可夫给各方面军下达了关于“吸取战争经验”的大本营命令。该命令从到当时为止的战争经验出发，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机械化军过于庞大和笨拙，应当解散并代之以由集团军层面指挥的独立坦克师。第二，事实证明，由多个师组成的集团军难以掌控，应将其缩编为不超过5～6个师的较小的野战集团军。第三，如果缺少自己的坦克部队，步兵师就很难击退敌人的坦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一些小规模的坦克部队分散到各个步兵师。第四，骑兵的重要性过去被低估了——这一点想必让朱可夫的骑兵们觉得很中听。在战线漫长、敌军后方绵延数百英里的情况下，骑兵的长途奔袭可以在进攻敌人补给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第五，事实证明，空军的军的编制过于庞大，效率低下，最好是将其改编为飞行团，每个团配有大约30架飞机。[37]
对于苏联在军事战略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错误与后果，尤其是在战争初期试图采取强调进攻的军事思想的种种后果，朱可夫难辞其咎，但他很好地履行了总参谋长的职责，特别是在1941年6月22日灾难发生的时候他能够保持镇定。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在7月底的时候解除他的职务呢？按照朱可夫的说法，他之所以被解除职务，是因为他在是否撤出基辅的问题上与斯大林有分歧。与斯大林的那次导致他被解除职务的见面，据称是在7月29日。在朱可夫建议把红军撤到第聂伯河以东并放弃基辅的时候，斯大林勃然大怒。“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朱可夫说，他当时忍不住了，就回敬道：“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我在这里就没什么可干的了。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并把我派到前线。”据说斯大林的回答是：“要是你这么说，我们没有你也行。”朱可夫被撵走了，但半小时后又被叫了回来。斯大林告诉他，现在由沙波什尼科夫接替他的职务。斯大林问他想被安排到哪儿，朱可夫回答说他愿意干任何工作，哪怕是指挥一个师。斯大林叫他不要那么激动，然后就任命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准备在叶利尼亚地区发动攻势。[38]
朱可夫用这种自我标榜的小花絮强化了人们对他的印象：他是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指挥官，哪怕斯大林不想听的他也会说。朱可夫也常对斯大林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就这件事而言，是不是真的呢？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中的未发表的朱可夫回忆录，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斯大林：你认为谁能组织反攻，消灭叶利尼亚突出部的敌人？
朱可夫：派我去消灭叶利尼亚突出部的敌人，同时任命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总参谋长。
斯大林：你是不是想撂担子？
朱可夫：不，我不是想撂担子，我是想做自己更熟悉的工作，让自己对国家更有用。[39]
考虑到朱可夫一心想要投入直接的战斗，上述说法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在已出版的朱可夫回忆录中对于此事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7月29日他和斯大林没有见过面，至少从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来看是没有的。7月20日朱可夫见过斯大林，8月5日又见过一次，但在此期间没有。[40]再说，朱可夫是在日期为7月30日、由他和斯大林签发的大本营命令中被宣布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的，而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是到8月10日才正式宣布的。[41]因此，朱可夫离开总参谋部看来是有条不紊的，而且是经过协商同意的。
朱可夫的公开的说法是想把基辅那场灾难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到8月初的时候，德国的南方集团军群已经逼近基辅，于是，要不要把苏联军队撤出乌克兰首府就成了问题。朱可夫说，即使是在他不再做总参谋长之后，他还在继续努力劝说斯大林下令撤退，但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自己反对那样做，而且给大本营的建议也是如此。8月18日，斯大林和大本营发布命令：绝不放弃基辅。[42]但到了8月底，红军被迫撤到了第聂伯河防线，这样一来，基辅就暴露在一个长而脆弱的突出部的顶端。就在此时，希特勒把德国著名的坦克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将军和他的第2装甲集团军从中央集团军群调到南方，在背后夹击西南方面军，这就使基辅及其周围的苏军有被包围的危险。朱可夫就形势的变化向斯大林发出了警报，[43]但独裁者自以为由A.I.叶廖缅科将军指挥的一个新的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可以对付这一威胁。然而，叶廖缅科没能抵挡住古德里安，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9月7日请求允许将部分部队撤退到第聂伯河，以保护自己的右翼，阻止古德里安的推进。9月9日，斯大林同意部分后撤，但他在第二天与西南方面军司令M.P.基尔波诺斯（M.P.Kirponos）将军通话时对后者说：“我们认为你关于撤退的建议……是危险的……不要想着怎么撤退，要想着怎么抵抗，而且只有抵抗。”[44]9月13日，基尔波诺斯的参谋长图皮科夫（Tupikov）少将向沙波什尼科夫报告说，大溃败已经为期不远了。盛怒之下，斯大林亲自口授了回信：“图皮科夫少将……给总参谋部发来的电报惊慌失措。相反，形势要求各级指挥员的头脑要格外清醒，要保持冷静。任何人都不应该惊慌失措……前线的所有部队都必须明白，要义无反顾地顽强战斗。”[45]
尽管有斯大林的劝勉，但灾难还是很快就降临了。9月17日，大本营终于下达了从基辅撤退到第聂伯河东岸的命令，[46]但为时已晚，德军已在基辅东面合上双钳，包围了苏军的4个集团军，总共43个师。西南方面军在基辅战役中损失75万人，其中阵亡、被俘或失踪的有60多万。阵亡者当中包括基尔波诺斯和图皮科夫。基尔波诺斯的作战处长巴格拉米扬是幸存者之一，他设法冲出了包围圈。
朱可夫在7月底的时候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吗？未必。实际上，在7月28日，即据说他因为力主撤出基辅而被斯大林解除职务的前一天，朱可夫和斯大林共同签署了命令，禁止第63步兵军撤到第聂伯河东岸。[47]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要忘了，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对基辅溃败尤其是地方领导层的负面作用喋喋不休，是有一种算旧账的意思。基辅的政治首脑当时是赫鲁晓夫，他在1957年朱可夫开始写作回忆录之前不久解除了他的国防部部长职务。朱可夫的另一个目标是没能拯救西南方面军的叶廖缅科。他在朱可夫被解除职务的时候，是赫鲁晓夫诋毁朱可夫军事成就的左膀右臂。朱可夫想为自己辩护，揭露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等人的面目，这让他对战时其他事件的描述也被扭曲了。
叶利尼亚攻势
基辅溃败正在发生的时候，朱可夫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叶利尼亚成功组织了一次攻势。这是1941年夏天红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采取的一连串军事行动之一，目的是堵住德军通往莫斯科的道路。虽然斯摩棱斯克本身已经在7月中旬落入德军之手，但其周围地区的激战还在继续。红军在斯摩棱斯克打的并不是防御战，它的策略是进攻，是不计其数的回击、反击和像叶利尼亚那样的反攻。德军被挡在斯摩棱斯克达两个月之久。不过，红军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阵亡或失踪的有50万人，另有25万人受伤。
朱可夫从7月底开始指挥的预备队方面军有6个集团军，约50个师，其中大部分是步兵师，但也有一些坦克部队以及骑兵和摩托化部队。它被部署在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身后约60英里的从勒热夫到维亚济马的宽大锋面上，任务是拔掉德军在杰斯纳河（River Desna）东岸的坚固的桥头堡。在1939年的哈拉哈河战役中，朱可夫的进攻都是经过周密准备的，但在1941年，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的第24集团军不得不在8月中旬提前发动进攻。[48]8月21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此次进攻并没有能够包围并歼灭敌军。他还特意说，在这10天的战斗中，他走遍了该集团军的各个师，它们的表现大多都很好，但此次战役要是继续打下去，造成的伤亡会削弱参战部队的战斗力。朱可夫请求允许暂停3～4天，以便在再次发动攻势之前对部队进行重新部署并对形势加以研究。在此期间，他们将对德军进行不间断的炮击和轰炸。如有可能，朱可夫想在下次进攻中动用自己预备队中的第303步兵师。[49]8月30日，在预备队方面军的第43集团军的支援下，攻势重新开始。截至9月6日，叶利尼亚地区已被收复，而德军则被迫后撤（见地图8）。
苏联人高调宣扬了叶利尼亚攻势的胜利，而且还前所未有地邀请一群西方记者去参观战场，其中包括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亚历山大·沃思（Alexander Werth）和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亨利·卡西迪（Henry C.Cassidy）。后者写道：
这里遭受破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在西欧战后见到的情形。在那里，当巴黎沦陷之后，我发现战火在大部分地方都是轻轻掠过，只是这儿的村子里有几个弹孔，那儿的路口坏了而已。而在叶利尼亚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在两个巨人之间的可怕的、毁灭性的殊死搏斗中被毁掉了。[50]
行动结束后，沙波什尼科夫对预备队方面军的这次攻势提出了批评：
第24和43集团军最近的攻势完全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只造成了人员和装备的过多损失。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各集团军在进攻上没有形成必要的集群；企图沿全线发动进攻；为步兵和坦克进攻提供的空中和地面的炮火准备明显不足，也不够有力，而且组织非常混乱。从今以后，对于没有得到必需的预备队支援的步兵和坦克进攻，有必要停止而且不容许进行缺乏组织的、准备得不充分的地面和空中的炮火支援。[51]
地图8 叶利尼亚攻势，1941年8～9月
朱可夫对于此次行动的看法截然不同。在9月8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他强调了自己麾下各师的优异表现。他指出，敌人在此次战役中的伤亡在4.5万人至4.7万人之间，而苏军的损失约为1.7万人。最主要的是叶利尼亚胜利带来的心理影响：“此次行动提振了我们所有部队的士气，他们相信能够取得胜利。现在，部队有信心去迎战敌人，有信心面对敌人的炮火，然后迅速进行反击。”[52]对于朱可夫的看法，斯大林看来是赞成的。9月18日，他发布命令，将朱可夫的第100、第127、第153和第161师命名为苏军首批“近卫”师。这些已经在实战中证明了自己的部队，将得到更好的报偿和更好的补给。在战争过程中，有许多师获得了这样的称号，后来还出现了“近卫”集团军。
朱可夫指挥的叶利尼亚行动使他作为野战指挥官的声名大振，也给了斯大林信心，在军事上把他当作自己信赖的“麻烦终结者”。虽然作为总参谋长，朱可夫显然是不成功的，但他在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中挺身而出，使自己的地位和声望都提高了。他并没有因为红军在最初阶段的失利而受到同时代人的责备，这一点现在看来似乎比较奇怪，但在当时却毫无异议。同时代的观察家对于德军在军事上的成功并不特别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成功对一支已经征服了波兰、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久经考验的军队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对于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确实有过批评性的讨论，但批评基本上都是针对斯大林个人的责任：对德军即将入侵的种种警告置之不理；阻拦军队为应对即将遭受的攻击而进行的动员。当时已结束外放并返回莫斯科先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和部长的朱可夫，在对斯大林的批评中并没有突出赫鲁晓夫分子所强调的这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着重谈了苏联独裁者战前对军队的清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在1957年他与赫鲁晓夫失和之后，批评斯大林的范围扩大了，把朱可夫也牵连了进去，因为他未能预料到德军的“突然”进攻并做好适当的准备。
对于这样的批评，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朱可夫才被允许做出回应。在朱可夫于1969年首次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担任总参谋长不长时间内的工作做了有力的辩护。他提出，红军实际上做了很好的准备，到德军进攻时为止也进行了大量的动员。朱可夫也承认当时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对德军主攻方向的误判。苏军统帅部，尤其是斯大林，认为德军要夺取乌克兰富饶的土地、原材料和工业资源，而不是像后来证明的那样，要夺取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斯大林还严重误判了德军进攻的时机。朱可夫说，斯大林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并怀疑有关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是英美奸细的诡计。斯大林还担心，苏联过早的动员有可能会加快与希特勒爆发冲突的速度。鉴于1914年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月危机”，他对朱可夫说过，“动员意味着战争”。
斯大林的谨慎使他不愿意让总参谋部进行彻底的动员并使红军进入完全战备状态。朱可夫表示，红军未能进行充分的动员，是德军的进攻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不愿像赫鲁晓夫分子那样，把斯大林作为灾难的替罪羊，所以他指出，统帅部本应做出更大的努力，去让“头”相信德军进攻的危险迫在眉睫。
总参谋部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反攻而不是防御上，那是因为红军具有根深蒂固的崇尚进攻的精神特质和军事思想——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大纵深战役观念提出来的时候，它就已成为僵化的教条。就像朱可夫回忆录中的一段在苏联时代版本中被删掉的话所说的，“我们当时没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战争开始时会那么不济，刚刚交战就遭受那么严重的失利，以至于不得不向我国的内地撤退”。在另一段未经删节的话中，朱可夫强调说：“总的来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军事理论科学没有考虑到战略防御中的诸多深刻的问题，而是错误地认为它没那么重要。”[53]
在斯大林的将领当中，和自己的领袖一样对红军的防御能力抱有幻想的，朱可夫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在此事过后以及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想撇清自己与这一重大误判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关系的，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在承认自己也有责任方面，朱可夫比大多数人都要诚实。他认为这种错误在红军的历史和文化中有其深刻的根源，这一看法非常有见地。
朱可夫对自己和统帅部缺点的最为坦率的披露，在其各个版本的回忆录中，甚至在其与苏联作家兼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等人较为私密的谈话中，都是看不到的。他在那些场合都是小心翼翼地不让赫鲁晓夫那帮批评者抓住自己的小辫子。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来源是俄罗斯军史档案中他的个人卷宗里的那些没有发表的文字。就像朱可夫在一份手稿中强调的，“苏联战前的军事科学认为，只有进攻才能摧毁敌人，而在保护进攻部队努力实现指定目标方面，防御起到的是纯粹辅助性的作用”。结果，红军忽视了防御训练，尤其是在行动和战略层面，因而对于自己在1941～1942年被迫进行的防御战没有做好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朱可夫说，它造成了很高的伤亡率。没有吸取二战头几年的教训，也加剧了该错误的严重性。德军在波兰、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取得的胜利表明：在强大的空中力量的支持下，集中装甲力量突然发动进攻，可以“快速冲垮敌军的防线，切断敌军的退路并包围其主力”。当然，总参谋部也研究过德军的战术，但朱可夫承认，直到德国国防军的装甲部队像古代的攻城槌一样砸穿苏军的防线时，他们才明白这种战术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认为，在边境地区是无法挡住德军的入侵的。防御做得好一点，可以减少苏军的伤亡并增加德军的损失，但德军的突然进攻之所以能够在一开始就取得成功，主要还是由于德国国防军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优势。“很显然，”朱可夫写道，“我们的部队无法招架住敌人在战争头几天的有力的打击，我们没有能力对抗那么有力的打击，战略主动权在战争头几天掌握在敌人手中。”
朱可夫对苏联军队最高领导层也不太满意。他认为他的前任——总参谋长基里尔·梅列茨科夫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但谨小慎微，做事较为被动，而国防人民委员谢苗·铁木辛哥在大战略和举国备战问题上“有点业余”。至于自己，他说：“坦率地讲，我当时对于总参谋长这个角色并没有做好准备（在斯大林任命我的时候，我也这样对他讲过）。虽然我努力工作，但到战争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抓住国防工作的要领，没有抓住与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强大而经验丰富的敌人开战、武装力量在行动和战略层面备战的要领。”[54]
朱可夫还尖刻地嘲讽了那些试图根据后见之明批评斯大林所采取的措施和决策的历史学家以及回忆录作者：“人们常常责备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和误判……在结果已知的情况下，回过头来对各种意见进行详细的解释，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了。但在特定的历史关头，没有什么比在各种力量的较量中，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与事实中，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更难的了。”[55]
朱可夫为斯大林的辩护容易掩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大战在即，为什么会让一个被认为是不适合参谋工作的人去负责总参谋部呢？答案既简单又发人深思：在德军入侵的时候，苏联人计划的应对措施是对敌方领土实行战略性的反入侵，而朱可夫作为哈拉哈河之战的胜利者和进攻战的坚定的鼓吹者，在斯大林眼里正是指挥这类行动的合适人选。当红军在1941年6月底最初的反攻中失利时，斯大林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但是，朱可夫在叶利尼亚取得的成功又让独裁者恢复了对他的信任。
叶利尼亚的胜利为朱可夫带来的奖赏是再次被委以重任。斯大林在那次战役中一再催促他到莫斯科商讨对策，但朱可夫推托说，他要留在靠近自己部队的地方。到9月11日朱可夫见到斯大林的时候，苏联独裁者急切地要求他去指挥一个全然不同的战场——遭到德军围困而且危在旦夕的列宁格勒。斯大林需要一个意志坚定而又能干的人去鼓舞士气，并加强苏联第二大城市的防御，而朱可夫恰好合乎这项工作的要求。
[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379-380.
[2]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3（1），Prikazy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SSR，1937-1941，Iunya 1941g（Moscow：Terra，1994），doc.108.
[3] 关于1939～1941年的苏德关系，参见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2。
[4] 苏联军方可查阅的情报报告都收集在Voennaya Razvedka Informiruet：Dokumenty Razvedypravleniya Krasnoi Armii，1939-1941（Moscow：Demokratiya，2008）。
[5] Voennaya Razvedka Informiruet：Dokumenty Razvedypravleniya Krasnoi Armii，1939-1941（Moscow：Demokratiya，2008），docs.7.13，7.22，7.33，7.38，7.47，7.57，7.65，7.82.
[6] E.Mawdsley，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London：Hodder Arnold，2005），pp.33-34.
[7] 1941 God，vol.1，docs.273-274，vol.2，doc.549；D.M.Glantz，Stumbling Colossus：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pp.100-101；E.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December 2003；M.Mel’tukhov，Upushchennyi Shans Stalina（Moscow：Veche，2000），pp.347-348.
[8] 1941 God，vol.1，doc.315.注意：已公布的三月计划的内容并不完整。
[9] 1941 God，vol.2，doc.473.
[10]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London：Pan，1965），p.132.
[11] 参见J.Forster and E.Mawdsley，“Hitler and Stalin in Perspective：Secret Speeches on the Eve of Barbarossa，” War in History，vol.11，no.1，2006。
[12] Mawdsley，E. “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December 2003，p.838.
[13] 1941 God，vol.2，docs.481-483；L.Rotundo，“Stalin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4，1989，p.283.
[14] Mawdsley，E. “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December 2003.
[15] Na Priyome u Stalina（Moscow：Novyi Khronograf，2008），pp.334-335.
[16] Voennaya Razvedka，docs.7.90，7.91，7.95，7.97，7.98，7.104.
[17] G.Gorodetsky，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87-293.
[18] Voennaya Razvedka，doc.7.107.
[1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276.
[20] 关于斯大林与1941年6月22日，参见Gorodetsky，Grand Delusion，以及Roberts，G. 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2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277.
[22] 关于6月21～22日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与斯大林几次见面的时间，参见Na Priyome u Stalina，pp.337-338。
[23] 这三道命令的译文可见于D.M.Glantz，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1941（Stroud，U.K.：Tem-pus，2001），pp.242-243。
[2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284-285.
[25] I.K.Bagramyan，Tak Shli My k Pobede（Moscow：Voenizdat，1988），p.65.
[26] Na Priyome u Stalina，p.339.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6月26日深夜，他回到莫斯科后直接去了斯大林的办公室（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305）。据斯大林会客日志的记载，下午4点至5点的时候他在那里，9点至10点的时候又去了那里。
[27]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309.斯大林的会客日志证实他当天不在自己的办公室。
[28] A.Mikoyan，Tak Bylo（Moscow：Vargrius，1999），p.390.
[29] The Memoirs of Marshal Zhukov（London：Jonathan Cape，1971），p.268.
[30]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6（1），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Moscow：Terra，1996），doc.41.
[31] 1941 God，vol.2，doc.635.
[32]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vol.2，book 1（Moscow：Rus’，2000），docs.379，436，437，438.
[33] G.Jukes，“Meretskov，”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1997）.
[34] 参见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docs.293，306，384，413，424，490，550。
[35] 这些命令有许多可见于vol.16（1），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
[36]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s.115，117.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复述了其他一些通话的内容。
[37]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01.
[3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379-380.
[39] RGVA，F.41107，Op.1，D.54，L.57.
[40] Na Priyome u Stalina，pp.343-345.
[41] Russkii Arkhiv，vol.13（2），Prikazy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SSR，22 Iunya 1941g-1942g，doc.36.
[42]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68.
[43]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0，p.361.
[44]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255。
[45] 转引自A.M.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10。
[46]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280.
[47]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30.
[4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383.
[49]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5，pp.365-366.
[50] H.C.Cassidy，Moscow Datelin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3），p.123.至于沃思对此次参观的描述，可参见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London：Pan，1965），pp.188-195。
[51] 转引自Glantz，D.M. 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1941. Stroud，U.K.：Tempus，2001，pp.90-91。
[52] 转引自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0），pp.210-212。
[53] Zhukov，Vospominaniya，vol.1，pp.304-305.
[54] RGVA，F.41107，Op.1，D.17，Ll.1-50.这份50页的打印稿，标题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最初阶段”，是准备用来作为回忆录的一章的。此处的引文摘自该文件的第38～41页。该卷宗有许多这样的文件，包括几个手写的片断。
[55] RGVA，F.41107，p.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