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缓和政策的中心环节是美苏为限制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努力。战略武器限制谈判（The Strategies Arms Limitation Talks）开始于1969年底，到1972年达成了一份限制双方可部署洲际和潜射弹道导弹数目的协议，以及一份规定除针对此类导弹的象征性防御外禁止开展其他防御部署的条约。这些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峰会上签署的所谓“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协定”意义重大，原因有若干：它们反映出，两个超级大国都已经认识到，继续开展军备竞赛只会使他们都更不安全。它们代表着美国方面承认，苏联目前已经有拥有了同等的核实力，并且在某些武器方面占据优势。它们使“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逻辑合法化：维持对核打击的不设防状态是避免发生核战争的最好的方式。并且，它们接受把卫星侦察作为一种核实对方是否遵守这些协定的方法。¹¹

但是正如同缓和政策本身一样，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过程也避开了一些问题。一是核武器削减：莫斯科协定冻结了既存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潜射导弹（SLBM）的部署，但是并没有削减甚或限制每一枚导弹可以搭载的弹头数。不平衡也是一个问题：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使得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数目上大大超过了美国，并且在潜射导弹数目上小幅领先。尼克松政府为这种不对称的安排辩护，认为美国导弹比苏联的更精确，并且大多装备多个弹头。它还指出，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没有对远程轰炸机做任何限制，而在这方面美国人长期以来占据优势，此外也没有对部署在航空母舰上和北约盟国的近程轰炸机和导弹，以及对英国和法国的核能力做任何限制。¹²

但是，这种论点十分复杂，难以向美国国会兜售，国会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任何战略武器种类上，都应当允许苏联占据优势。这就给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创造了确保通过这样一项决议的机会，即随后一切军控协定必须对所有涵盖的武器系统作出相同的数量限制。杰克逊—瓦尼克（Jackson-Vanik）修正案很快以另一种方式给美苏关系带来巨大压力，它使得下一轮谈判，即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I）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苏联和美国的军事计划者曾有意避免与对方拥有相同的战略武库。尽管如此，现在谈判者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对武器系统施以同等的限制，而不是使武器系统本身相等。“这如何实现，”基辛格回忆说，“完全由我定夺。”¹³

达成1972年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它允许美苏双方拥有不对称的武库。而不允许存在不对称武库的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在五年之后福特政府卸任时仍迟滞不前。国会——以及国防部和战略研究团体——不愿再相信基辛格，让他继续像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时那样在武器系统问题上做出让步：批评者指责，他的行事方式太诡秘、太容易错判、太相信俄国人会信守诺言。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过程更为公开，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并不太成功。¹⁴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希望以戏剧性的方式来妥当处理。他曾经在1976年竞选中发誓，不是简单地冻结战略武库的数量，而是寻求将其大幅削减；在就职演说中，他甚至许诺要努力推动彻底销毁核武器。但是卡特在人权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他批评福特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向俄国人施加足够的压力，而他对此将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卡特同时着手处理两件事情。他提出要比福特政府规模更大地削减战略性武器，这令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大吃一惊；但他同时与萨哈罗夫建立了直接联系，并且在白宫接见苏联的异见分子，这又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大为恼火。当勃列日涅夫严厉拒绝了他的“大幅削减”提议时，卡特自己还颇为不解。于是，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便又被搁置了起来。¹⁵

如果卡特的决定是短视的，那么勃列日涅夫的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新一任美国政府就职时，这位苏联领导人被严重的健康问题困扰，这些健康问题部分是由药物滥用引起的。¹⁶这使得他很难集中精力于错综复杂的军控问题，即便那些身体健康的领导人都觉得这件事情实在难以把握。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很大程度上把处理这些问题的权责交给了苏联军方，他们主动提出了一系列似乎延续了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主要精神的内容，包括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导弹现代化和建立防止核毁灭的民防系统，并且在战略原则上继续强调开展进攻性行动。¹⁷这就更容易使美国国内对军控的批评者们对第二轮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产生怀疑。

1977年，苏联开始针对西欧的军事设施部署一种新的、高精确度的中程导弹——SS-20。美苏双方在过去都曾经部署过这样的导弹，但是SS-20是一项重要的升级，美国及其北越盟友在事先并没有收到苏联方面的警告。出人意料的是，两次部署都并非出自苏联外交部的决定：苏联政治局仅根据军事理由就批准了部署行动。克里姆林宫的首席美国事务专家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后来承认：“我们绝大多数专家和外交人员都是通过西方媒体的报道才得知这个消息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承认，这是一个“极具灾难性的”决定，因为它刺激北约要求美国也进行相应的部署，这完全出乎了莫斯科的意料。¹⁸到1979年，卡特政府已经准备好有选择地在西欧部署潘兴II型（Pershing II）导弹和巡航导弹。潘兴导弹的精确度被认为是SS-20导弹的15倍，发射到莫斯科的飞行时间大约为10分钟。¹⁹

尽管有诸多挫折，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最终产生了一份复杂的协定，由卡特和健康状况明显恶化的勃列日涅夫于1979年6月在维也纳签署。但在那时，整个军控进程都受到了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内批评者的攻击，他们声称它对于降低核危机毫无补益，它允许苏联军事实力的增长从而威胁了西方的安全，以及它根本无从实现。尽管如此，卡特还是将这份协定提交了参议院审议，但是随后在一次错误展示强硬姿态的努力中，他宣称苏联刚刚在古巴部署了一支“作战旅”（combat brigade），试图以此来挑战莫斯科。但是进一步的研究产生了令人尴尬的结果，因为这支作战部队自从1962年就已经部署在那里了，而且它的存在正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解决古巴危机时所达成方案的一部分。这场争端使得参议院推迟了对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的讨论，并且这份协定直到1979年12月仍然滞留在那里，而与此同时北约已经同意部署潘兴II型导弹和巡航导弹，但这种做法的效果只不过是招致苏联以入侵阿富汗作为回应。²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