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入侵法兰西

在1814年战局里，军事行动被卷进了外交和法国国内政治中，这是联军在1813年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1813年9月在特普利茨签订的同盟条约使俄罗斯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献身于将拿破仑赶过莱茵河、恢复德意志独立的事业，到1813年11月为止，这一目标已然达成。联军现在必须决定，究竟是坚持此前的有限战争目标还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加码。如果他们选择后者，那么联军就需要一致认同新的目标。不管联军做出怎样的决定，他们都需要一个愿意展开和平谈判并信守和约的法国政府。厌战情绪很可能会让法国人在短期内欢迎和平，但在22年的战争岁月之后，反法同盟渴望的是可以长久持续的和平，而不仅仅是临时休战。设计一个能够确保欧洲和平与稳定、满足同盟大国的利益，同时也可以被法国社会接受的和平方案注定是十分艰难的。[1]

反法同盟应当容许法国保留所谓的“天然疆界”——就是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为标志，且在《特普利茨条约》中设想过的边界吗？还是应当将法国缩小到它的“历史疆界”——1792年法国国王统治的领土？这个问题和联军是否应当与拿破仑谈判或是否应当试图推翻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关联。也许可以想象的是，拿破仑将会容忍基于“天然疆界”上的和平，但只有极为乐观的人才会相信，他并不会把与旧王国时期疆界联系在一起的和平协定视作暂时休战。然而，反法同盟知道，给法国强加一个政府既不是同盟的权力，也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它们的军队无法永久占领法国。它们需要尽早找到一个拥有足够合法性以接受和平协定的法国政权，并且即使在原先的厌战思潮从社会上退去之后，它也能继续保有权力。在同盟当中，关于何种法国政权最符合上述要求，存在很坦率的分歧。但是有一点显而易见：这个政权看上去越像是反法同盟扶植的，它就越难得到法国人的接受。

这些问题相当复杂，也不会有明确答案。然而，由于在整个欧洲最终和平解决方案上的利益纠纷，联军阵营里的猜疑与争吵越加严重。拿破仑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波兰、德意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所有这些领土的命运现在都需要被决定，这对所有反法同盟国家的权力、地位与安全影响深远。最重要的则是波兰，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华沙大公国。整个大公国此前都是普鲁士或奥地利的领土，而亚历山大希望为俄罗斯赢得它。世人普遍认为，在这三个主要欧陆反法同盟国家间维系的东中欧权力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问题。关于怎样瓜分波兰的分歧曾经导致针对革命中的法国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破裂，这些分歧也是最有可能导致这次同盟瓦解的源头。波兰问题也不可能同如何处理拿破仑和法国的问题分开。面对俄普两国的团结一致，奥地利将法国视为可能的盟友。如果和平协定导致法国太过衰弱或太过蒙羞，它将无法担当这一角色。另外，一个因为相对宽松的和平方案而受惠于维也纳，又被弗朗茨二世的女婿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可能会对俄国权力构成有力制衡。[2]

尽管在所有同盟大国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紧张状态，但最为重要的冲突则发生在奥地利和俄罗斯之间。一个关键的分歧领域是巴尔干，在1808～1812年，俄国人看上去几乎征服了现在的罗马尼亚全境，并把塞尔维亚转变为他们的附庸国，从而使俄国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声望和影响大为增加。拿破仑的入侵威胁是导致彼得堡最终退缩的唯一原因，但在维也纳没有谁会天真到相信，俄国对巴尔干的觊觎就此告终。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看，奥地利人害怕俄国日益增长的实力，1812年发生的种种为他们敲响了警钟。几乎不可伤害的地理条件、军队的高质量和资源的庞大规模都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值得恐惧的帝国。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夸大其词：1814年的奥地利在国力上与俄罗斯还没有太大差距。此时我们距离1914年那个时代还十分遥远，那时俄国的巨额人口增长增强了国力，而奥地利军队则被哈布斯堡帝国内部众多民族间的冲突削弱了。在1814年，即使仅仅依靠自己，奥地利人也有希望对俄国人展开顽强抵抗。如果与普鲁士结为同盟，他们就完全有可能击败俄国。对梅特涅来说，1814年的主要问题在很多层面上都是由俄普两国的团结一致引发的，这增强了俄国的自信心，也给了俄国进入中欧的安全通道。俄普同盟使得奥地利面临孤立的威胁，也与梅特涅建立德意志集团、将法俄两国影响力排除出中欧的愿望相抵触。在德意志集团内部，奥地利的资源和哈布斯堡的历史将给予维也纳天然的主导地位，而梅特涅设想中的欧洲整体和平与均势则应由法国和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保护。[3]

奥地利的观点在普鲁士政府内部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当俄罗斯和普鲁士在1813年2月就《卡利什条约》进行谈判时，对华沙大公国境内前普鲁士领土的不同处理意见曾导致两国间产生严重紧张局面。普王最亲近的军事顾问卡尔·冯·德姆·克内泽贝克少将和奥地利高层一样害怕进军巴黎、废黜拿破仑的企图。[4]

反对克内泽贝克的有布吕歇尔、格奈泽瑙和西里西亚军团。他们的观点有时被贬低为仅仅是出于对复仇和军事荣誉的渴望。这种说法并不公允，西里西亚军团的军需总监米夫林男爵是一位冷静的参谋，就私人关系而言，他同克内泽贝克要比同格奈泽瑙或布吕歇尔亲密得多。但米夫林也赞同他们的观点——为了实现持久的和平，必须让拿破仑退位。他相信只要皇帝依然握有权力，在得到短暂的休息并重组资源后，他就必然会试图推翻任何和平协定，而目前所有被联军俘虏或尚在医院治疗的老兵到那时都会做好支持他的准备。米夫林还补充说，当拿破仑越过莱茵河时，俄军将至少位于1000公里外，无法赶来援救普鲁士。[5]

普鲁士的政策最终取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国王与米夫林持有同样观点，对在卡利什达成的协定相当满意。1813年2月之后，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度过了做出支持俄国这一决定的痛苦时期，出于性格原因，他非常不愿去回顾它。不管怎样，国王都是信任并钦慕亚历山大的，他也对沙皇在蒂尔西特拒绝放弃普鲁士和在1813年从拿破仑手中救出他的王国的事实感恩在心。很快，国王长女与亚历山大的弟弟、后来的皇位继承人尼古拉大公的婚姻就使得俄普同盟更为紧密。[6]

在欧陆反法同盟国家间的倾轧中，英国多少有些置身事外。在1813年解放德意志的反法同盟里，它的角色大部分时候局限于为盟友的军队提供补助金。然而，到1813～1814年冬天为止，事情已经起了变化。随着德意志重获自由，最终和平也即将到来，英国便逐渐移动到了事件的中心。欧陆反法同盟的痛苦经历告诉它们，如果英法两国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它们最终也会被卷入战火，复员军队、恢复财政状况和重建国际贸易将十分困难。因此，英国必须在和平解决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它的欧陆盟友则希望它能够将1793～1814年征服的许多海外殖民地归还法国，以促使其接受和平条件。

1813年时，派驻于三个反法同盟国家宫廷中的英国外交使节的表现并不引人注目。卡思卡特勋爵和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都是将军，他们更渴望参加战役而非从事谈判。年仅28岁的驻奥地利公使阿伯丁（Aberdeen）勋爵甚至不会说得体的法语，他不可避免地被梅特涅随意摆布。一份奥地利资料评论说，“在这三人里，只有阿伯丁有些外交天分，可他却毫无经验。而另外两人既无天分也无经验。”同盟国家要求伦敦派出能够从事和平谈判的重量级政坛人物，英国的回应则是让卡斯尔雷子爵于1814年1月抵达联军总部，他是英国历史上最能干的外交大臣之一。[7]

然而，基本的一点是，从某种程度而言英国是反法同盟四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在输掉了美国独立战争后，联合王国一度面临法国、西班牙和荷兰舰队的联合挑战。而在1814年，这些舰队大部分已经被摧毁了，英国海军主宰了海洋。海军的后盾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商船队和造船业，为这些提供支持的还有英国巨大的财政与商贸资源。英格兰历史上的后门苏格兰和爱尔兰现在也已经牢牢处于伦敦的控制之下。除了以上的这些基本要素，评估英国的实力时还要加上威灵顿和他麾下的士兵，他们是过去200年间英国最为优秀的将领和军队。同盟君主在1814年已经知道威灵顿深入法国南部牵制住了苏尔特元帅和超过40000名法军，使得他们远离北方的关键战场。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国际关系的逻辑对英国有利。欧陆上的同盟国家也许会经常愤恨英国的财富和安全，但它们的关键利益总是受到陆上邻居更为严重的威胁。出于自身安全因素，它们和英国一样致力于达成权力平衡，而欧陆大国间的权力平衡一旦实现，就意味着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主宰地位不会受到严峻挑战。[8]

这一事实在和平谈判中得到了体现。英国坚持“海上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国际海洋法——不应当受这场谈判支配。英国如愿以偿，俄国则对此感到不快。俄国驻伦敦总领事写道，直到战争结束为止，英国海军依然扣押着俄国的军舰和商船。这些船只有时确实携带了虚假证件，但是无论如何，在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官员面前，要证明它们的证件合乎法律也是非常困难的。英国方面从未告知俄国使馆船只曾被扣押，所有的后续程序都是秘密而缓慢地进行的。即使英国最终承认俄国商船是在从事合法贸易，长期的拖延也导致了毁灭性的损失。英国从未给出任何道歉或补偿，也没有英国官员因为错误或恶意扣押船只而受到处罚。然而，俄国政府在1814年有比海洋法更为优先的议题，它不能承担惹恼伦敦的恶果。[9]

联合王国在1793～1814年最重要的领土收益——如果没有海上优势的话是不可能获得的——是从印度王公身上拿到的，因而并非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不列颠商业帝国非正式地向南美渗透，填补西班牙在当地统治崩溃后留下的空缺，这也并非谈判的一部分。从法国和它的盟友那里夺取的殖民地则是谈判的对象，伦敦方面在归还殖民地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智慧与节制，例如它将富庶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归还给了荷兰人。但英国保留了马耳他、好望角和印度洋上的许多岛屿，这加强了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英国在欧洲的一些战争目标到1813年12月为止已经实现了，如西班牙已经得到解放。剩下来最优先的目标之一是将法国人赶出比利时，确保比利时海岸掌握在对英友好的政权手中。卡斯尔雷写道，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英国海军将永远处于战时状态。但除了法国之外，没有一个欧洲大国与英国利益相悖，就在卡斯尔雷做出上述表态的时候，荷兰人掀起了针对拿破仑的暴动，这为伦敦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比利时问题解决方案。在这种状况下，英国能够在反法同盟间保持平衡，协助缓和它们的争吵，在某一国家的力量或诉求可能威胁到英国的利益时加以打压。[10]

在1814年，上述的大部分“打压”是针对俄国的，这一方面仅仅是因为它是欧陆盟国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亚历山大的目标和行为在英国人看来有时很不明晰，甚至显得咄咄逼人。事实上，亚历山大对他的国家外交政策的主导程度要比梅特涅更深。梅特涅之所以能够主导奥地利外交政策，是因为他的君主甚至整个奥地利精英阶层的见解都和他一致，这些人将捍卫他们利益的任务交托给梅特涅。而亚历山大掌控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原因是，他是君主和独裁者。皇帝所表达的观点与俄国统治精英的共识时常相去甚远，就某些关键问题而言，他很大程度上是个少数派。

对亚历山大的许多顾问来说，关键的一点是，精疲力竭的俄国依然在那些同帝国核心利益距离甚远的问题上大量投入财富和士兵。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不仅对皇帝非常忠诚，也是个圆滑到极致的廷臣。即便是他也在1813年11月致信给皇帝，“在所有同盟大国中，俄国是最需要尽快得到和平的国家。在被剥夺贸易许多年之后，它需要恢复自身的财政秩序……俄罗斯最为富庶的省份已经被破坏了，它们需要马上得到帮助。只有终结战争才能治疗这些创伤。”[11]

亚历山大的顾问里只有很少人不同意这一点。海军将领希什科夫此前就反对越过涅曼河攻入德意志境内，而越过莱茵河攻入法国的想法更是几乎让他陷入歇斯底里。财政大臣德米特里·古里耶夫提出警告，再进行一年战争将让国家面临破产。库图佐夫已经去世，鲁缅采夫则被边缘化了，但若米尼接过了他们的古老呼号，提醒皇帝一个保有莱茵河边界和比利时海岸的强大法国将对俄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国才能制约“可怕的不列颠强权”。在亚历山大的高级将领中，西里西亚军团的俄军指挥官和布吕歇尔处于同一战线。作为一个保王党流亡者，亚历山大·德·朗热隆有足够的个人理由希望将拿破仑赶下台，而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则恐吓那些集合起来试图不顾一切保持中立的南锡（Nancy）城显贵们，他以一种“愿长久以来作为法兰西民族灾祸和欧洲瘟疫的暴君得到死亡和毁灭”的口吻呼吁这些人加入他的事业。另外，在亚历山大自己的总部里，他的许多最亲近的顾问则要谨慎得多，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妥协达成和平。[12]

卡尔·内塞尔罗德并没有理会他的岳父亦即财政大臣的担忧，他用皇帝肯定会认可的话回复说：“部队的吃穿或多或少是由他们作战时身处的国度负担的。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协定对我们完全有利，华沙大公国的岁入只流入我们这里，所以我不理解为何战争会非常昂贵。”另外，亚历山大的主要外交事务助手和皇帝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有所分歧，这两个问题对俄国君主和俄国与它的盟友间的关系都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具体内容则是波兰的命运和是否向巴黎进军推翻拿破仑。尽管内塞尔罗德知道他的建议不会受到欢迎，他却还是表现出了道义上的勇气——坚持捍卫他所认为的真正国家利益。[13]

内塞尔罗德早在1813年1月就向亚历山大提交了他在波兰事务上的关键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建立一个自治的波兰王国以取悦波兰人实质上将不会增加俄国的实力，反而会产生致命的政治后果。它既会疏远维也纳，也会激怒俄罗斯爱国者，这些人相信波兰人最近对俄国的行为导致他们不该得到任何让步。从长远角度而言，让独裁的沙皇同时作为波兰的立宪国王也是极为困难的。由于波兰精英的独立愿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抹煞，将华沙大公国并入帝国的最终结果也许将是丧失那些由波兰人占主导的省份，它们现在已经成为帝国西部边境地区的一部分。[14]

内塞尔罗德的观点到1813年冬天为止都未改变。与此同时，他还向亚历山大提交了关于和拿破仑谈判的令人不快的建议。内塞尔罗德写道，联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战争目标。如今存在这样的和平可能，它“将能够令陛下在安全的环境下为臣民的福祉而工作，为医治战争的创伤而工作，同时还能确立对陛下有利的帝国西部边界，对其他政府施加仁慈和公平的影响，让它们对您给予的帮助留下根深蒂固的记忆”。与这一可能性相比，“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给予的机会是无法估算的，更何况进行这场战争还是为了并不明晰且过分的目标”。[15]

内塞尔罗德的观点削弱了亚历山大对他的信任。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写信给她的丈夫，认为他在个人关系和观点上都与梅特涅太过接近了，为了他自己着想，（应该有所疏远）。内塞尔罗德的私人信件则泄露了被他勉强压下的对皇帝的挫折感。1814年初，在联军的许多关键领导人身上都能发现这种挫折感。对他们来说，亚历山大不仅过于骄傲专横，也时常被纯粹个人的、狭隘的动机所驱使。在最早从盟军总部发到英国首相处的一批报告中，卡斯尔雷勋爵写道，“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大的危险来自亚历山大皇帝如同中世纪骑士般倾向于推动战争的语调。他对巴黎有一种个人感情，与任何政治或军事因素无关。他看上去似乎打算寻求让他带着壮观的近卫军进入敌国首都的机会，这可能是为了和莫斯科的毁灭作对比，展示他的仁慈与节制。”[16]

卡斯尔雷的评论体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在1814年，亚历山大有时确实会让自己被个人考虑甚至狭隘想法所摆布，而这些与俄国国家利益并没有太大关系。他把自己的“胜利者与和平给予者”角色视为个人生涯的巅峰。他也记得是他在1812年独自抵抗看上去不可战胜的敌人——他们的军队里还包括强大的奥地利和普鲁士部队。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在将普鲁士和奥地利先后拉进他的胜利同盟的过程中冒了许多风险，展现了出色的技巧和极大的耐心。到1814年2月为止，他感到所做努力的回报却是程度本来不该如此的不信任与批评，而这些不仅来自他的盟国，还来自他的许多顾问。混成一团的兴奋感和挫折感永远都是难以处理的。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亚历山大在国际关系上的看法永远都不是纯粹基于现实政治的。长久以来他对国际合作持有理想主义观点，现在这种观点又受到新确立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这在很多方面都让那些脚踏实地的、对其他大国外交政策起主导作用的现实主义者们感到不安。[17]

然而，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理解亚历山大的情感，还要认识到他的政策核心通常都是理性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都显得比他的批评者们更加正确。将波兰的诉求和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予以调和，对他的帝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亚历山大的这种尝试是慷慨而富有想象力的。尽管它最终失败了，但此后俄国的每一次努力也都没能取得成功。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皇帝不摊牌并将波兰事务的讨论推延到战后的决定招来了不确定因素和猜疑，但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任何其他尝试都一定会造成同盟的破裂。

亚历山大当然理解他某些顾问的主张——法国作为大国，对制衡英国野心至关重要。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俄国在蒂尔西特和之后几年内外交政策的部分基本原则。鲁缅采夫曾希望利用拿破仑对抗英国，正如梅特涅希望利用他平衡俄国一样。但基本的一点是，法国实在太过强大，而拿破仑又过于野心勃勃，结果奥地利人和俄国人都没有把握利用他。这种尝试只会让欧洲陷入更长时间的冲突与不稳定。亚历山大的见解——拿破仑永远不会遵守任何对反法同盟来说可以接受的和平协定，持久的和平只能在巴黎确立——是正确的。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责任推翻拿破仑。如果联军的领导权归于梅特涅和施瓦岑贝格，那么1814年战局完全有可能这样告终：拿破仑仍然在位，联军位于莱茵河后方，欧洲注定还要面对无休止的冲突与混乱。在巴黎最终投降的那一天，卡斯尔雷的异母兄弟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写道，不承认亚历山大领导联军走向胜利的成就和他因此应当“当之无愧地得到人类解放者的称号”的做法“将是不公平的”。[18]

然而，当联军于1813年11月初抵达法兰克福、在莱茵河畔宿营时，巴黎看上去依然遥远。联军领导人在法兰克福就政治和军事的联合战略达成了一致。他们将给拿破仑开出十分温和的和平条件。不过甚至连梅特涅都向他的一个奥地利下属坦言，皇帝极有可能拒绝这些条件，但主动提出和平有助于阐明联军的目标，向法国人揭露拿破仑的拒不让步。在1814年战局中，联军的一种主要战术就是强调他们是在和拿破仑贪得无厌的野心作战，而不是同法国及它的合法利益和尊严作战。令联军害怕的是，拿破仑可能会效法他的共和国前辈在1792～1794年的做法，动员“全民族拿起武器”，抵抗联军对法国的入侵。与之相反，如果联军能够将拿破仑和法兰西民族分离开来，这要么会增加拿破仑身上的议和压力，要么就会鼓励建立起另一个能够和联军谈判的法国政权。[19]

联军力量的最大来源将是军事方面。在看到拿破仑怎样利用1812～1813年冬季从在俄国遭遇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新军后，联军决心不给他第二次这样的机会。因此他们致力于发动对法国的全面冬季入侵，如果任何联军领导人对这种全力以赴的做法有所怀疑，那么怀疑感很快就被从巴黎传来的消息驱散了。在1813年秋季宣告征募280000名新兵的基础上，拿破仑又于11月15日宣告进一步征兵300000人。联军对此的反应则是发出了面向法国人民的嘹亮宣言，内容如下所述：

法国政府刚刚下令进行新一轮数量为300000人的征兵。颁布这条征兵法令的理由是要挑衅同盟国家……同盟国家不是向法国发动战争……而是针对拿破仑皇帝长久以来在他的帝国疆界之外给欧洲和法国带来不幸的统治……同盟君主希望法国强盛、伟大而欢乐，因为一个强盛而伟大的法国是全世界秩序（édifice sociale）的基石之一……但同盟国家本身也希望生活在自由、幸福和平静之中。它们希望处在以明智的权力再分配和公平的平衡实现的和平状态中，保护它们的人民今后免于20年来降临在欧洲身上的难以计数的灾难。[20]

联军的和平条件通过圣艾尼昂（Saint-Aignan）伯爵传达给了拿破仑。圣艾尼昂伯爵是一位法国外交官，也是科兰古的内兄，他在莱比锡会战后的追击中被联军俘虏。10月29日，梅特涅和亚历山大就和平条件达成一致，11月10日，圣艾尼昂在梅特涅本人、内塞尔罗德和阿伯丁勋爵在场的情况下写下了这些条件。联军容许法国保留它的“天然疆界”，换句话说就是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这将会使法国继续领有安特卫普和比利时海岸，它们正是英国最渴望剥夺的法国领土。法国必须放弃一切在上述边界之外的领土主权，尽管它仍然可以像任何一个大国那样对弱小邻国施加影响力。虽然拿破仑必须从意大利国王的位置上退下来，但联军并未完全排除以现任意大利副王欧仁·德·博阿尔内取代拿破仑的可能性。甚至更让人惊讶的是，和平条件也包括英国将为和平做出巨大牺牲的许诺，这意味着归还许多法国殖民地，并承认“自由贸易与航海”原则。尽管这一许诺本身是模糊的，却意味着和会将讨论“海洋权利”的全部议题，这对英国政府而言可谓诅咒。[21]

如果拿破仑立刻同意上述条件，即使是梅特涅都有可能向后退缩，因为这大大约束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力。俄国或英国事实上也不会签署基于上述条件的和平条约。然而，一定程度上来说，亚历山大同意提出这些条件的原因无疑和梅特涅一样，他希望拿破仑会拒绝它们。从1812年夏季以来，这一信念就在亚历山大心里深深扎下了根：牢固的和平协定只可能在巴黎签署，而签署对象最好是除拿破仑之外的法国统治者。然而，提出这种战争目标会吓坏他的盟友们，因此亚历山大小心翼翼地将这一看法深藏于心。哪怕是在1813年11月，谈论向巴黎进军和推翻拿破仑都依然时机未到并且十分危险，在梅特涅的耳力范围内说这些话时更是如此。对亚历山大而言，关键的一点是，军事行动应当全力以赴地继续进行下去。他一直相信会决定并且应当决定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是在战争中的运数。至于阿伯丁，他无疑害怕与联军的共识相悖，然而在面对像梅特涅或亚历山大那样大权在握、老奸巨猾的外交官时，他不过是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罢了。[22]

事实上，联军迅速调低了他们的报价。12月1日向法国人民发布的宣言就并未承诺保留法国的天然疆界，而是“一定程度上比在任何国王统治下的法国还要大的领土，因为一个勇敢的民族是不该仅仅因为在一场顽强而血腥的战争中遭受失败就降低地位的，而它在这场战争中则以一贯的无畏展开战斗”。这一调整部分反映了伦敦对于阿伯丁所同意的条件的恐惧。此外，亚历山大的基本信念——正在发生的军事和政治事件终将决定和平条件——无论如何都被证明是正确的。[23]

联军一出现在荷兰边界，当地就随之发生了暴动。此后的景象和1813年春季在汉堡和北德意志发生的起义十分类似，荷兰人和汉堡市民一样都深受拿破仑的经济政策的危害，他们渴望得到解放。由亚历山大·本肯多夫指挥的温岑格罗德兵团先锋驰入荷兰境内，支援人民暴动并确保阿姆斯特丹安全。他的步兵——第2猎兵团和图拉步兵团——在不到36小时内行军60公里。本肯多夫的分遣队中也包括了一个团的巴什基尔人，对洋溢着布尔乔亚气息的荷兰而言，他们是富有异国情调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解放者。本肯多夫手下不到2000人的小部队之后前往布雷达（Breda）抵抗法军反攻。关于这场战役，最早的法方历史记载对亚历山大·本肯多夫倍加赞赏，认为即使是在试图展开防御的战斗中，他都表现出了勇敢和积极主动的品质，更不用说在此后脱身的战斗中了。[24]

和前一年在汉堡时不同，联军现在有大批正规部队支援哥萨克并支持暴动。比洛的普鲁士军进入荷兰，在几个星期内横扫了大部分低地地区。即使就军事层面而言，征服低地地区也对入侵法国有重要作用，更不用说政治影响了。它为联军打开了一条可能的补给线，而这条补给线会穿过富庶且并未遭到破坏的国度直抵海岸，联军可以利用这条补给线在巴黎地区展开活动。它也使拿破仑确信联军于1813～1814年冬季发起的攻势将会在低地地区展开，因此他将质量低劣的后备军中相对而言最优秀的一部分向北调动。[25]

与此同时，联军领导人则计划在南面很远处越过莱茵河发动入侵。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争辩说，应当趁拿破仑的军队依然规模不大且组织混乱时立刻发起攻击，此后的普鲁士历史学家也赞成这一战略。但联军也因秋季战局而变得疲惫、饥饿、人数稀少，他们也需要时间去休整、重新组织部队，在后方建立军用道路、仓库和医院。事实上，在莱茵河畔休整的7个星期内，联军得到了比拿破仑更多更好的援军。当他们在年底开拔向前时，法国东部轻而易举地落入他们手中，联军的人数依然远远超过拿破仑的部队。此后的战役变得更为困难，但这与数量没有什么关系：是联军低劣的指挥和让政治考量破坏军事行动导致了这种后果。[26]

11月9日，巴克莱·德·托利向皇帝提交了俄军在秋季战局结束之际的状态报告。他估计，“尽管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目前的战役已经消耗了我们……一半的军队”。在一些部队单位中，不在行列里的人员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维特根施泰因伯爵的骑兵甚至还不到它（在8月底）离开西里西亚时兵力的1/4。”在5个前线兵团里，只有两个还能够继续自行作战，“看上去还像正规士兵”。这两个兵团是康斯坦丁大公由近卫军和掷弹兵组成的预备兵团，以及北方军团中的温岑格罗德兵团，“该兵团参与战斗较少，因而损失也少于其他兵团”。在其他3个兵团（维特根施泰因、朗热隆和萨肯）里的许多单位中，除非立刻采取行动，不然它们就将面临“完全解体”的威胁。“士兵们被弹药严重短缺所困扰，而靴子、衬衫、外套则更为缺乏。”在一些团里，只有不到100人还在队列中。军官在秋季战局中伤亡率已经很高，而“甚至连这么一点残余部队都无法恢复良好秩序的原因就是缺乏军官”。许多其他资料，包括团史记载和布吕歇尔给亚历山大的报告，都证实了巴克莱所描绘的景象，强调部队亟须暂时停止行进，以便补充士兵，休整部队，储备弹药、食物和装备。[27]

在俄军于莱茵河畔停留的7个星期里，情况发生了转变。掉队者和出院士兵返回了他们所在的团，在秋季战局中分遣到后方的部队单位也被带了回来，例如阿列克谢·谢尔巴托夫公爵从柏林出发的军就在此期间作为萨肯的援军抵达。然而，最为重要的还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后备军团的下一波补充兵最终抵达前线。因此，正如在1813年夏季休战时发生的那样，俄军精神饱满地以完整建制参加了1814年战局。驻扎在莱茵河畔的7个星期里，朗热隆和萨肯得到了25000名补充兵，维特根施泰因和康斯坦丁大公从洛巴诺夫那里得到了19000名补充兵。一共有63个后备骑兵中队，也就是至少12000名骑兵前来补充俄军各个正规骑兵团，还有更多的骑兵正在赶往前线的路上。朗热隆和萨肯在抵达莱茵河一线时，手下还只有不足30000人，但是到1814年战局开始时，他们麾下已经有60000人之众。[28]

补充兵通常都秩序良好、质量较高，骑兵的质量则同往常一样是最好的。尼古拉·普雷拉多维奇将军在11月18日检阅了前来增援骑马禁军团的后备骑兵中队后汇报说，“我发现部队秩序可谓完美：士兵着装良好，马匹状态优良。”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也报告称，抵达他的兵团的后备部队单位状况都相当好。与洛巴诺夫在1813年春季派出的第一波补充兵完全不同，此次后备部队单位以完整建制抵达，只有很少人得病或掉队。当然，在德意志的秋天行军和在白俄罗斯的冬天行军是大不相同的，但这一对比也反映出坎克林对军队后方军用道路、医院和仓库的管理运作良好。[29]

在某种意义上，补充兵的行动几乎成功得过了头。和春季一样，后备连在出发时仅有3/4的士兵配备了步枪。只有很少的士兵中途掉队，因而萨肯兵团的一些士兵实际上要等到1814年1月初从法军那里夺取大批储备物资后，才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步枪。装备也是一个问题，当亚历山大钟爱的近卫军士兵配着猎兵团的斜挂肩带和子弹袋出现时，他变得近乎歇斯底里。每个人都指责新兵军服的悲惨状况，那些军服现在常常已经破烂不堪。在1814年，许多常规团的军服模样也很奇怪，有些时候士兵还穿着缴获的法军服装。事实上，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新军服已经在德意志、波兰和波希米亚定做了，但俄军前进的速度意味着这些服装都被远远抛在后方。原先的计划是，率领洛巴诺夫下属各单位赶往野战军的军官应当返回波兰继续训练新兵，然而实际上由于常规部队现在十分缺乏军官，洛巴诺夫的一些训练核心不得不留在莱茵河畔参加1814年战局。[30]

与此同时，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也在休整并补充他们的部队。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反法同盟正在动用已被它们征服的德意志地区的资源，以维持它们对抗拿破仑的新战役。这一任务的具体责任者是通常所说的“中央行政”，其首脑是施泰因男爵，早在1813年3月他就建立上述机关管理联军征服的土地。施泰因起初不仅将“中央行政”看作为联军事业动员德意志资源的手段，也希望借此替战后可能建立的统一的德意志政治实体奠定基石。在这样的政治实体里，君主们的主权将受到联邦机构和选举产生的议会的限制。这一计划对梅特涅和前莱茵同盟的君主们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团结起来对此加以破坏。历史学家集中研究这场政治战争，而亚历山大在此战中并没有进行任何挑战梅特涅的尝试。

为了保住他们的主权，君主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慷慨支持联军的战争动员。在这一点上，梅特涅和施泰因同样坚定。在和反法同盟签订的条约中，君主们许诺向联军提供正规军，其数量与他们之前提供给拿破仑的相同，此外还要派出和正规军人数相等的国民后备军。他们还要向联军贡献一年的岁入，尽管这显然不能立刻以现款缴纳。最终，巴伐利亚军和符腾堡军在施瓦岑贝格军团中作战，此外还建立了其他5个德意志军。一些军接过了封锁法军要塞、看守联军基地和交通线的任务。这种做法把大批俄普一线军队解放出来，使得他们能够向巴黎地区开进，参加1814年2、3月间与拿破仑的战斗。如果没有这些援军，联军在这场战役中几乎是必败的。[31]

对许多反法同盟领导人和将领而言，进军巴黎并推翻拿破仑的想法看上去是十分冒险的。许多世纪以来法国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1415年之后，还没有外国军队曾经攻占过巴黎。正如库图佐夫在1812年11月回忆的那样，就在一个世纪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即将结束时，法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而联军以两位可以跻身历史上最伟大将军之列的人为统帅——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ène of Savoy）和马尔博罗（Marlborough）公爵。在整整6年的连战连败之后，法国的崩溃已经隐约可见，但这个国家却依然能够集中资源击败入侵者，与欧洲其他国家打了个平手。法国在1792～1794年也做到了同样的事情，尽管看上去处于混乱中的共和国不仅要与全欧洲对抗，还要面临内战的威胁。假如联军的入侵燃起了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激起了大规模抵抗，那么没有一支军队的规模能够大到成功压制如此庞大的国家和人民。此外，法国的东部边界由一条又一条的河流保护着，不仅包括莱茵河，还有摩泽尔河（Moselle）、默兹河（Meuse）、马恩河（Marne）以及孚日山脉（Vosges）。除了这些天然防线，法国东部边境上还分布着世界上最密集也最昂贵的链状要塞群，任何试图利用从东部边境延伸到法国心脏地带的大道的入侵者都将受到要塞群的阻挡、牵制和骚扰，而这正是它们的设计目的。最为重要的是，联军还试图在冬季展开入侵。[32]

如果联军要在动员人员和物资的方面抢先拿破仑一步，一场冬季战役就是必不可少的。它将确保皇帝缺乏受过训练的士兵，让他既不能坚守堡垒群，也不能在战场上投入大军。另外，它也对联军的补给、运动及给平民留下的印象造成了严重影响。到这时为止，联军各部补给里最庞大的项目是给马匹准备的草料，但军队的马车只能运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冬季的野外是没有草的。因此大部分草料都需要从当地仓库征收，士兵口粮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要这么处理。辎重车队越庞大，军队的行动就越笨拙，在许多小道难以通行的冬季更是如此。与拿破仑作战时缺乏机动性将被证明是致命的。

然而，就地补给只有在地方当局协助征收且人民不加以抵抗的状况下才能够运作良好。只要联军还在运动、部队相对分散并且看上去有可能获胜，地方上就有可能表现出合作的意向。一旦军队需要集中起来准备作战，问题就会成倍增加，尤其是联军静止不动、拿破仑看起来却占了上风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一支庞大敌军就地取食更能激起大众的抵抗、更能帮助拿破仑了，而联军队伍中饥荒正在蔓延，纪律也松弛下去，情况就尤为严重了。士兵们对联军领导人此时发出的保持良好行为和基督徒的忍耐的呼吁充耳不闻，人民抵抗和军事暴行的恶性循环极有可能发生，规模越来越大的分遣队不得不越来越深入乡村，寻找被藏起来的补给物资。巴克莱·德·托利预言过不少此类问题，不过事实上它们对任何一个多少有点学问的将军而言都是不言自明的。[33]

为了将此类问题降到最低限度，特别是为了包抄法国要塞地带的侧翼，联军决定主攻方向应当经过瑞士境内。他们将从那里向西北方向前进，进入朗格勒（Langres）高原。一旦在朗格勒站稳脚跟，他们就将决定进军巴黎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亚历山大在11月10日给贝纳多特的一封信里阐述了这个计划的所有优点，他在信中声称已经将计划推荐给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而他们也接受了这一主张。但皇帝此后又改变了主意，争辩说联军应该尊重瑞士的中立。亚历山大之所以这么做，似乎是出于若米尼和他前任家庭教师塞萨尔·德·拉阿尔普（Cesare de la Harpe）的请求，这两人都是瑞士公民。看上去奥地利人准备放弃入侵，可他们随后还是侵入了瑞士，还让瑞士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为这一举动提供支持。发现自己被骗了以后，亚历山大大为光火，而当奥地利人后来开始干涉瑞士内政、使其向保守方向倾斜时，他就更加恼火了。事实上，总体而言亚历山大这次做错了。由于瑞士政府允许法国在它的领土上征兵和移动部队，它的中立只不过是伪装而已。也许正如最擅长研究这场战役的普鲁士历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联军的计划无论如何都是粗疏的，但是一旦这个计划得到一致赞成，奥地利人就完全有理由拒绝变更计划。最为重要的是，瑞士的内部事务对俄国而言无足轻重，而皇帝却让纯粹的私人考量干涉整体战略，从而损害了联军的团结。[34]

最终在巴塞尔（Basle）渡过莱茵河并行经瑞士的不仅有奥地利人，还有俄国近卫军。联军渡过大河的行动被推迟到俄历1月1日，这正好能让渡过莱茵河的日期成为俄军越过涅曼河开始解放欧洲的一周年纪念日。对某些外国观察家而言，这又是一个亚历山大出于个人琐碎原因影响军事行动的例子，不过这次延迟事实上并没有（对联军事业）造成什么损害。

目睹了俄国近卫军跨过莱茵河这场阅兵仪式的其他观察家思考得更加认真深入。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写道：

用多么夸张的语言来描述这些部队的完美状况都不过分，他们的仪容和装备令人钦佩。如果有人能想到他们曾经忍受过什么，而且考虑到这些俄国人横越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中有些人是从邻近中华帝国的鞑靼地区出发的，在短短几个月内从莫斯科一直行军到莱茵河，他就会惊讶不已，并对这个巨人般的大国产生政治上的敬畏感。俄军骑兵表现出来的状况应当得到关于这一兵种的最高赞誉，而他们的炮兵也是值得赞赏的。

但在这份很大程度上与联军有关的陈述中，斯图尔特的钦佩之情里却掺杂了警觉的成分。“在那天看到这些俄国近卫军之后，我不由自主地一次次回想起这个过于庞大的帝国给人留下的严肃印象……整个欧洲的政治系统应当正如它的首要原则和特征那样，确保以下公理：必须对这一可怕且不断渗透的大国设置限制”。[35]

联军自巴塞尔出发，向朗格勒开进。驻施瓦岑贝格总部的英国代表伯格什（Burghersh）勋爵对这位元帅的领导才能印象并不深刻：

在入侵法国期间所观察到的事情中，没有哪件比联军此刻的运动更能不可思议地体现出他们的谨慎了。联军的目标是在朗格勒立足，只需5天行程就能从巴塞尔抵达那里。没有一个法国兵能在12月底抵抗从这个方向开来的联军，而他们却包抄阵地侧翼，一英寸一英寸地克服河流和链状山地的障碍，这些“科学的”运动都要诉诸复杂的行军，因此他们直到1月17日才占领朗格勒，而不是在12月26或27日即控制此地。[36]

向朗格勒进军途中，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帕维尔·普辛在日记中写道，道路状况恶劣，天气糟糕透顶，而且当地的法国人非常贫穷。由于法国当时总是被俄国军官当成欧洲文明的顶峰，其他许多军官也被他们眼前的贫困景象震惊了，法国的贫穷与萨克森、西里西亚令人钦慕的富庶在他们的日记和回忆录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国人起初显得胆怯而精神萎靡，既没有体现出保卫拿破仑的热情，也没有支持波旁王室的热情。然而规模庞大的侵略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毁灭和劫掠。一位近卫龙骑兵团的军官回忆说，他的士兵在寻找下榻庄园的隐藏财富时有准确的直觉，最后该团团长成功地找出了大部分劫掠品，将它们物归原主。当近卫军骑兵带头（劫掠）后，哥萨克就不大可能保持谨慎了，他们的大部分军官都要比近卫军团长无所顾忌得多。在进入法国之后不久，亚历山大就致信普拉托夫，抱怨说甚至有些哥萨克将军和上校也在洗劫法国住宅和农场。对亚历山大而言这固然令人羞耻，而且也十分危险，因为这种做法冒的是激起人民战争的风险，而那正是联军极力想要避免的。[37]

在施瓦岑贝格的大军几乎毫无抵抗地向朗格勒开进的同时，规模小得多的西里西亚军团则在着手展开更加危险的行军，他们需要在莱茵河中游渡河，然后穿过法国要塞和河流防线的主要地带。亚历山大在12月26日给布吕歇尔的指示中命令他越过莱茵河，前进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具体选择哪条前进路线则取决于布吕歇尔本人。亚历山大所坚持的一点是，“关键在于保持两个军团间的联系，这样军团所处的位置会让它们总是能够并肩作战”。布吕歇尔被迫留下几乎全部朗热隆兵团封锁美因茨大要塞，整个约克兵团则被用于监视梅斯（Metz）、蒂永维尔（Thionville）、卢森堡（Luxemburg）要塞群。被布吕歇尔带着向前推进的只有萨肯兵团和扎哈尔·奥尔苏菲耶夫中将的小型分遣队，麾下总计不过27000人。这位元帅从来不厌恶冒险，但他手下的哥萨克缴获了关键的敌军信件，从而使得他对法军的人数和部署位置了如指掌，这无疑对他的处境极其有益。由于拿破仑正在巴黎动员新兵，而法国野战军的精锐后备军则被部署在低地方向，布吕歇尔知道他面对的只不过是精疲力竭并且分布单薄得如幕墙一般的敌军，敌方可以调动的所有部队在数量上勉强超过他自己的部队，而且面前的法军还被分成了由不少于三位元帅所指挥的不同分队。这种状况鼓励着布吕歇尔向前推进，将法国人赶过摩泽尔河、默兹河和埃纳河（Aisne），随后再转向西南方向与施瓦岑贝格会合。[38]

到1814年1月底，联军已经征服了法国东部的庞大条状地带，使得拿破仑无法利用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源、税收和食物补给。在拿破仑动员法国资源的努力已经遭遇了空前困难和阻力的时候，对他的战争机器来说这又是一个沉重打击。令人畏惧的征兵系统的效率在1810～1813年达到了最高程度，此时则在拿破仑贪得无厌的需求面前终于开始走向耗竭。在1813年11月被召往兵站的新兵后来大部分都没有出现，他们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得到武器、装备，甚至连军官都没有。拿破仑没有预料到联军会在冬季入侵，他们的攻势使他征集新的“大军团”的计划陷入混乱。此外，亚历山大恰当地坚持把被围困在德累斯顿、但泽、莫德林和其他中欧要塞的大批法军都作为战俘对待，而这些要塞在1813～1814年冬季及时地逐一投降了。他拒绝批准允许要塞守军返回法国的投降条款，如果这些人回国，毫无疑问最后其中有些人会为拿破仑训练新兵，并成为军队的核心。到1814年1月底为止，拿破仑的处境已经愈发绝望。看上去亚历山大“让军事行动决定最终和平解决方案的限度”的战略此时正在让他的期望成真——换句话说就是拿破仑的失败和倒台。[39]

在法国土地上的第一场大战发生在1月底。拿破仑于1月25日离开巴黎，前往他位于沙隆（Châlons）的总部，从那里转向东南方向，希望能够在布吕歇尔所部与施瓦岑贝格会合前将其捕获，并予以歼灭。对布吕歇尔来说很幸运的是，俄军骑兵俘虏了一位携带着拿破仑制订的计划的参谋。与之同样幸运的是，彼得·帕伦和部分主力部队骑兵就位于布吕歇尔附近。帕伦延缓了法军前进的速度，掩护布吕歇尔所部于1月29日午后抵达布列讷（Brienne）。

就在那个冬日下午的晚些时候，拿破仑的步兵列成3个纵队对布列讷发起攻击。布吕歇尔的总部就设在布列讷城堡，他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在前进的敌军。他当即发觉法军左翼的纵队易受骑兵攻击，便下令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向敌军侧翼和后方冲锋，这使得法军步兵陷入了停顿。然而，法军步兵于当天傍晚时分在黑暗中越过奥尔苏菲耶夫规模较小的军，从联军另一翼攻入布列讷。布吕歇尔和萨肯差点沦为战俘，后者的一位重要参谋战死。在度过了最初的混乱阶段后，俄军官兵再次集结起来，布吕歇尔则向位于布列讷南方几公里的特拉讷（Trannes）高地上的主力军方向撤退，以便与其会合。但萨肯对奥尔苏菲耶夫暴怒不已，他将整个事件都归咎于奥尔苏菲耶夫。[40]

拿破仑一路跟踪布吕歇尔，在邻近特拉讷高地北方的拉罗蒂耶勒（La Rothière）村设立总部，其后两支军队一动不动地对峙了两天。到2月1日正午为止，拿破仑确信联军的目的在于绕过他的西侧采取行动，因此下令他的预备队离开拉罗蒂耶勒，去监视（该方向的）联军。然而战局不久就变得清晰起来，布吕歇尔即将攻击法军战线。拿破仑手中只有不足50000人，却要控制长达9.5公里的战线，他的部队人数实在是太少了。拿破仑的右翼在迪安维尔（Dienville）村，紧靠着奥布河，拉罗蒂耶勒村位于战线中央，而战线则一直延伸到左翼的拉吉伯里耶（La Giberie）村。布吕歇尔负责指挥西里西亚军团的萨肯、奥尔苏菲耶夫所部，他们位于战线中央，正对着拉罗蒂耶勒。在他们左侧的是久洛伊的奥地利兵团，久洛伊奉命攻击迪安维尔。右侧则是由符腾堡王储指挥的符腾堡兵团，他们的任务是攻击拉吉伯里耶。联军自身的数量略微多于法军，但他们在战场周边地区能够利用的部队超过法军两倍。

久洛伊对法军设在迪安维尔的坚固阵地的进攻失败了，符腾堡王储也面临严重困难，他很难在拉吉伯里耶周围的狭窄道路和沼泽地带上部署足够击退法国守军的部队。符腾堡王储最后被弗雷德的巴伐利亚军救了出来，巴伐利亚人出现在敌军左翼，迫使马尔蒙元帅撤退。施瓦岑贝格并未命令弗雷德加入战斗，但这位巴伐利亚指挥官主动向炮声传来的方向前进。

然而，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拉罗蒂耶勒及其附近地区，这场会战中联军3/4的伤亡都是在这里产生的。萨肯的步兵列成两个纵队进攻拉罗蒂耶勒：约翰·利芬沿道路正面进攻，阿列克谢·谢尔巴托夫则在东面几百米远处向前推进。这是西里西亚军团第一次在亚历山大眼皮底下作战，萨肯也打定主意要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普鲁士官方历史写道，“利芬纵队的乐队奏着军乐，士兵唱着战歌攻击村庄”。一阵暴雪吹到了俄军步兵的后背上，他们却没有停下来开火，而是直接端着刺刀突入村庄。由于道路十分泥泞，萨肯的炮兵主任尼基京（Nikitin/Никитин）少将不能把他的全部火炮拖上来支援进攻，因此他把36门炮留在后方，剩余火炮则用双倍的挽马拖曳。利芬和谢尔巴托夫经过一番苦战才将位于他们中间的拉罗蒂耶勒守军清除干净，接下来却马上要在傍晚时分面对拿破仑近卫军的凶猛反击，乌迪诺元帅和利芬双双在这场战斗中负伤。会战的结局最终由俄军预备队决定——此战中是第2掷弹兵师，他们前来增援萨肯，一劳永逸地将敌军赶出了拉罗蒂耶勒。法军损失了73门火炮和5000人，联军的损失略少一些，但联军的胜利主要体现在士气方面。在此次战役的第一场会战里，拿破仑就在法国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他所部的士气大受影响，随后几天里许多法国士兵逃离军队回家。[41]

萨肯关于此次会战的报告是以廷臣式的华丽辞藻结尾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胜利之日，拿破仑不再是人类之敌，而亚历山大可以说，我将赋予全世界和平”。这类语言是危险的早熟说法。拿破仑还没有死透，而西里西亚军团将会在此后的短短几天里由于它的过分自信受到惩罚。然而，这场会战对萨肯自己而言则是一次完胜。由于他在1813年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萨肯已经被擢升为上将，还获得了一系列奖章。这次亚历山大授予萨肯他极其渴望的圣安德烈勋章，又赠给他一份价值50000卢布的礼物。不过对萨肯而言，最重要的也许是皇帝在会战后一天对他的评价，“你不仅征服了国外的敌人，也征服了国内的敌人”。他与本尼希森的争斗可以上溯到1807年，这不仅使萨肯痛苦，也威胁到他的职业生涯，而这场战斗现在已经决定性地有利于萨肯一方。他的大敌将以上将和伯爵的身份退出军旅，萨肯则会超过本尼希森，他既是元帅，也是公爵。[42]

战后次日，联军领导人在布列讷城堡召开会议，以决定未来的战略。然而会议开始时，布吕歇尔却似乎不知所踪了。众多显贵四散出去寻找，最后亚历山大在酒窖深处发现了他，那时布吕歇尔正在架子上挑选最好的瓶装酒。会议决定联军主力和西里西亚军团必须分开，这据说是因为如果联军集中在一起，地方上就会无法供养。施瓦岑贝格将沿着塞纳河（Seine）从南面向巴黎前进，布吕歇尔则沿着马恩河从西面进军。[43]

这在许多方面都会重蹈1813年的覆辙，面临同样的危险，拿破仑会在两支联军部队中间展开内线运动。迄今为止，他已经习惯了面对施瓦岑贝格的谨慎、迟缓与布吕歇尔的大胆、敢于冒险。拿破仑在1813年秋季曾失去了利用这一弱点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现在却以更加清晰的形式出现了。拿破仑现在不必像上个秋季那样长途跋涉攻击敌军，使自己疲惫不堪。由于所有军事行动都将发生在狭小区域内，他可以期望击败一支敌军后只花几天时间就折返回去面对另一支敌军。因为在自己的国家里运动，拿破仑可以利用对地方的了解、动员当地的运输工具和人力，以此来使用小道、获取食物补给、预警敌军行动。他还控制了大部分关键渡河点。除此之外，由于布吕歇尔对广为流传的“拿破仑濒临毁灭”这一说法表示赞同，他在1814年2月时甚至表现得比之前都要更倾向于冒险。到了2月7日，他已经开始和亚历山大讨论抵达巴黎后如何安排部队宿营的问题。[44]

与此同时，施瓦岑贝格显得比前一年时还要谨慎。他对指挥和供养这样一支庞大军队时面临的困难感到担心，而联军巨大的数量优势似乎仅仅让他的担忧越发严重。他高度关注延伸到巴塞尔和莱茵河对岸的漫长交通线的安全。施瓦岑贝格高估了拿破仑的军队规模，也夸大了奥热罗元帅试图在里昂（Lyons）组建的部队规模，他相信奥热罗有可能攻入联军在瑞士的后方。在这种状况下，施瓦岑贝格十分抗拒任何继续前进的做法，正如他1月26日给妻子的信中所言，“任何向巴黎的推进都在最大程度上违背了军事科学”。[45]

为了公平地对待总司令，必须指出在联军将领中，持有这一观点的并不只他一个人。克内泽贝克争辩说，向巴黎进军时必须经过特鲁瓦（Troyes）附近的地区，而想要在那里供养军队是非常困难的。联军的许多个军只能沿着通往首都的南北方向大道行动，因为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小道是几乎无法通行的。因此即使是在最好的状况下，联军的侧向行军和各军间的互相支持也将十分缓慢。而拿破仑此时却能够在巴黎以西的肥沃地区养活自己，利用内线交通和他控制的路况较好的侧向道路集中兵力打击迟缓笨拙的联军纵队。如果拿破仑的宝座受到威胁，他无疑会战斗至死。而法兰西民族将要抛弃他的证据何在？说到底，向巴黎进军就等于在法国政局中碰运气，和拿破仑在1812年“占领莫斯科会导致和平”的赌博一样，这最终难道不会被证明是靠不住的？[46]

施瓦岑贝格的观点和计划严重受到政治考量的影响。在他看来，向朗格勒进军是给拿破仑额外施压、迫使他以联军能够接受的条件议和的一种手段。甚至在过了这么多年后，施瓦岑贝格现在依然没能真正掌握拿破仑的心态和作战方式。梅特涅对总司令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在1814年1月多次建议施瓦岑贝格拖延行动，为和平谈判争取时间。拿破仑则任命科兰古为外交事务大臣，摆出似乎打算接受圣艾尼昂所传达的联军和平条件的姿态，表现出了妥协的态度。和会最终将于2月3日在沙蒂永（Châtillon）召开，此刻施瓦岑贝格、梅特涅和弗朗茨二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情愿让军队在拉罗蒂耶勒之战后立刻向前推进，也不愿让军事行动决定外交方针与和平解决方案。由于总司令是个奥地利人，哈布斯堡的政治观点便能够悄悄破坏联军的军事战略。[47]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竭尽全力破坏梅特涅在沙蒂永的外交战略。当和会于2月5日起进入磋商阶段时，俄国代表拉祖莫夫斯基（Razumovsky/Разумовский）伯爵宣称他尚未接到相关指示。然而，俄国人的拖延战术不可能像梅特涅给施瓦岑贝格的建议一样秘不示人，这很快惹怒了他们的盟国。迄今为止反法同盟在谈判上的立场已经变得强硬很多，在法兰克福时，它们准备给法国开出的条件是保留天然疆界，在沙蒂永却只计划让法国保留1792年的“历史疆界”。梅特涅向盟国展示了一份备忘录，迫使它们决定：假若拿破仑接受上述条件，是否就此与拿破仑达成和平，梅特涅以此压制住了亚历山大，强迫他明确表态。备忘录也要求盟国决定，如果它们届时拒绝拿破仑的条件，此后到底是应该致力于恢复波旁王室还是让法国人选择另一个统治者。[48]

亚历山大发现他在面临这些质问时得不到支持。俄国皇帝相信，即使拿破仑接受联军的和平条件，他也只会把和平当作临时休战，一找到合适的机会就将又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领袖风范能够给他所统率的任何军队增添数以万计看不见的士兵，只要他还坐在法国的皇位上，他在法国以外的许多前盟友就永远不会相信将会迎来稳定的和平。然而，只要拿破仑接受1792年的法国疆界，并交出大批要塞作为保证，英国人和普鲁士人都希望与其签订和平条约。反法同盟中没有人赞同亚历山大的观点：他们的军队应当先拿下巴黎，然后判断法国人的看法，由此决定应当同怎样的一个政权签订合约。对他们而言，这个方针看上去太不可靠了。联军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掀起一场群众暴动，或者说发现他们被迫卷入法国内战。但是如果拿破仑确实倒台了，在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看来，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波旁王室回归，亦即波旁家族的合法领袖路易十八即位。[49]

亚历山大对波旁王室复辟并不热心，这一定程度上直接反映了他对路易十八的轻视。路易十八曾在俄国流亡多年，却并没有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亚历山大不是一个正统主义者，反而多少有些时髦的激进思想。他的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试图给伏尔泰和狄德罗留下深刻印象，亚历山大则喜欢赢得热尔梅娜·德·斯塔埃尔（Germaine de Staël）的赞美，在候选者中她倾向于让贝纳多特元帅统治法国。亚历山大自己曾一度无意考虑过让贝纳多特即位的可能性，这激怒了他的盟国，甚至导致这样的流言：皇帝试图把一个俄国的附庸摆上法国王座。[50]

事实上这个说法并不靠谱，亚历山大考虑过很多可能的王位候选人，而瑞典王储仅仅是其中之一。讨论这个问题时基本的一点是，亚历山大相信一个像法国这样高端而现代化的社会只能由尊重公民权利、允许代议机构存在的政权来统治。如果这个政权打算生存下去，它也必须接受革命的部分遗产。皇帝怀疑复辟的波旁王朝不会做上述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一如既往地，亚历山大在告诉旁人他们不愿听到的话时显得最为可信。甚至迟至3月17日，亚历山大还告诉一位保王党使者维特罗勒（Vitrolles）男爵，他不仅考虑过贝纳多特，也考虑过欧仁·德·博阿尔内和奥尔良公爵成为法国统治者的可能性，和路易十八不一样，他们并未沦为回忆与要求为过去复仇的支持者们的囚徒。皇帝还说，甚至一个以明智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和国可能最适合法国，这让维特罗勒大为吃惊。[51]

亚历山大最期待的还是一个稳定的法国，它不仅将在国内保持和平，也能与邻居和平共处。皇帝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带着一支俄国军队横跨欧洲时遭遇的巨大困难，也更好地理解实现这场行军的独特环境，这种努力很有可能是无法重复的。正如他在同盟各国于2月初盛行的争吵中向卡斯尔雷勋爵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需要一个能够持续下去的和平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休战。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亚历山大反对与拿破仑达成的一切和平协定，但也正是这种焦虑导致他寻找波旁王室的替代者。事实上亚历山大低估了路易十八，但他最后还是及时怀着善意接受了波旁王室的复辟。不过他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无能的查理十世此后被推翻便说明了这一点。[52]

在1814年2月第二周和盟国展开激烈争辩后，亚历山大最终还是被迫做出让步。布吕歇尔被拿破仑击败的消息于这周末传来，更进一步确认了俄国被孤立的危险。皇帝只得同意，如果发生复辟，那么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王室首领路易十八。从亚历山大的角度而言，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沙蒂永谈判将继续下去，假如拿破仑接受1792年的疆界并交出若干要塞，联军就会和他缔结和约。另外，盟国也同意如果拿破仑拒绝联军开出的条件，它们就会一直将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打败他为止。梅特涅提出，如果俄国君主拒绝让步，奥地利将以退出战争相威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拒绝加入这一威胁，这多少给亚历山大一些慰藉。普王坚持，只要俄军还在战场上，普鲁士王家军队就会和他们并肩作战。[53]

布吕歇尔就在这时遭遇了近乎灾难的事件。在2月2日的布列讷会议后，他带着萨肯和奥尔苏菲耶夫麾下的18000名俄军北上，打算同约克兵团正在沿马恩河北岸向蒂埃里堡（Château Thierry）前进的16500人和正从东面赶往沙隆的15000名由克莱斯特和卡普采维奇指挥的普俄军队会合。麦克唐纳元帅指挥的一个法国军正在约克前方撤退，布吕歇尔命令萨肯向前急进，试图将其截住，其间他本人则和奥尔苏菲耶夫所部一起停在韦尔蒂（Vertus），等待克莱斯特和卡普采维奇的到来。麦克唐纳事实上从萨肯的指缝间溜掉了，但试图捕获麦克唐纳的尝试让萨肯所部一路赶到了位于马恩河南岸、距离蒂埃里堡很远的拉费尔泰苏茹阿尔（La Ferte-sous-Jouarre）以西。布吕歇尔的军团现在已经分散在70多公里的距离上，这让军团内部的交通变得困难，各部间的互相支持时常无法实现。

其后发生的军事行动细节上十分复杂的，本质却很简单。拿破仑经塞扎讷（Sézanne）北上，攻入布吕歇尔军团中央，然后逐一击败被孤立的军团各部。由于布吕歇尔是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最大的英雄，可以理解一些普鲁士回忆录作者和历史学家有种保护他名誉的倾向。他们给出了许多关于此次失败的片面借口，正确地指出如果施瓦岑贝格向拿破仑的后方施压，那么西里西亚军团就不会有任何危险。然而，主力军不但只是向前缓慢挪动，它的总司令还把维特根施泰因兵团向西撤退，没有把它留下来联系布吕歇尔。元帅的辩护者还争辩说，如果奥尔苏菲耶夫中将在军团受到从南方袭来的威胁时毁掉小莫兰（Petit Morin）河上的关键桥梁，拿破仑就永远不可能攻入布吕歇尔军团中央。和在外国土地上作战时往往出现的状况一样，联军的地图无疑是劣质的，他们得到的当地路况信息也很不准确。以布吕歇尔和萨肯为例，他们都相信拿破仑从塞扎讷北上时走的那条道路是无法让军队通行的。然而，关键之处仍然在于布吕歇尔尽管接近敌军，却把整个军团分散到既无法集结起来作战，他本人也无法有效指挥的地步。布吕歇尔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拿破仑已经到了最终失败的边缘，巴黎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54]

拿破仑于2月10日从塞扎讷出发，随后在尚波贝尔（Champaubert）彻底击败了奥尔苏菲耶夫规模很小的军。皇帝刚刚从西班牙战场调回了数千名经验丰富的骑兵，而奥尔苏菲耶夫麾下总共只有17名骑手。一个机敏的指挥官也许会及时撤退以拯救他的部下，但奥尔苏菲耶夫在两周前未能在布列讷守住阵地，遭到了萨肯的批评，他依然为此大感苦恼。因此尽管他的下属将领们乞求他向布吕歇尔方向撤退，奥尔苏菲耶夫依然坚持遵照守卫阵地的命令，他似乎还相信布吕歇尔本人正在从东面攻入敌军后方。拿破仑声称捕获了6000名战俘，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因为奥尔苏菲耶夫的“军”仅有3690人，其中几乎一半人还带着军旗和许多火炮，在冬夜和附近森林的掩护下成功躲开了法军。然而关键的一点是，拿破仑现在已经带着30000名士兵开进萨肯在拉费尔泰（La Ferte）的15000人和布吕歇尔在韦尔蒂的14000人之间，恰好位于连接西里西亚军团两翼的道路上。[55]

萨肯最安全的抉择是退到马恩河以北，与约克在蒂埃里堡会合，约克催促他这么做，但是毫无效果。萨肯从布吕歇尔那里接到的命令是向东折返，经过尚波贝尔前往埃托日，他本应在那里与奥尔苏菲耶夫和布吕歇尔本人会合。布吕歇尔签发这些命令时对拿破仑的运动尚无清晰了解，这些命令此时也已然过时，但萨肯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于2月10日晚上出发，知道布吕歇尔已经命令约克渡过马恩河支援他，却不知道那位普鲁士将军对这些命令持怀疑态度，因而拖延了行动。收到命令的时候，萨肯对拿破仑已经横亘在他即将通过的道路上的事实还一无所知。

2月11日上午晚些时候，萨肯在蒙米拉伊（Montmirail）村西面不远处撞上了敌军前卫部队，此后他很快从俘虏口中得知，拿破仑本人和他的主力军都在战场上。就在战斗全面展开的时候，这位俄军指挥官收到了约克的消息，声称从马恩河通往蒙米拉伊的道路状况很差，因此他只有一小部分步兵能够前来援救俄军，没有一门火炮能够赶来增援。联军的地图显示这是一条铺设了路面的道路，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一条乡村小道，而最近的融雪更是把道路变成了深深的泥淖。

由于萨肯所部步兵的严明纪律和坚定意志，他还是成功地指挥部队带着大部分辎重和火炮脱离战场，在傍晚和夜间沿着向北通往马恩河畔的蒂埃里堡的糟糕道路进发，一路上每隔200步就点起火炬来引导步兵前进。在浇得人全身湿透的大雨里，俄军步兵的枪支根本派不上用场，他们不得不以紧凑的“密集阵”行军，以便抵抗敌军骑兵，但是为了把火炮拖出泥淖，他们又必须时常解散队形。尽管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和他麾下那些出色的骑兵团在数量上大大地处于劣势，可他们依然给予步兵极大帮助，协助拖走了大部分火炮。拿破仑猛烈追击撤退中的俄军，当俄军最终渡过马恩河后，他们已经损失了5000人。如果不是约克的普军步兵展开了英勇的后卫作战，俄军的损失肯定还要大得多。萨肯是个久经沙场的顽强老将，也是个“政客”。紧张而疲惫的参谋们在撤退途中与萨肯失散，直到战后次日才终于找到他，而他那时仍然一如既往地镇静、自信。依照联合作战中的最佳传统，萨肯在官方报告上将失败归咎于普军，尤其强调了约克未能遵照布吕歇尔的命令及时赶来救援。[56]

在击败了约克和萨肯之后，拿破仑着手准备南进堵住施瓦岑贝格的前进道路，却在2月13日吃惊地得知，布吕歇尔正沿着通往蒙米拉伊的道路前进。布吕歇尔误读了负责监视道路的法军部队的撤退，相信拿破仑已经南下攻击主力军团，而拿破仑事实上却于2月14日上午抵达沃尚（Vauchamps），布吕歇尔发现自己正面对拿破仑本人和他麾下在人数上远远超过联军的主力部队。和3天前的萨肯所部一样，布吕歇尔的步兵不得不在敌军重压下列成方阵撤退了几里远。然而，萨肯的步兵至少有瓦西里奇科夫的骑兵和约克的普军协助，与之相反，布吕歇尔的16000名步兵无可依靠，他们需要在明亮的白天通过对骑兵极其有利的地区，而己方却只有很少的骑兵能够提供帮助。和萨肯手下的老兵不一样，俄军卡普采维奇中将规模为6000人的军中大部分士兵都是新兵，这是他们第一次上战场，射击时常热情有余却效力不足。这批士兵蒙受了1/3的战损，但正如法国观察者所承认的那样，布吕歇尔的整个部队没有遭遇毁灭，这一事实是对俄普两国步兵伟大勇气和纪律的赞扬。[57]

在5天的战斗中，布吕歇尔军团损失了几乎1/3的部队。拿破仑狂喜不已，早在2月11日夜间，他就致信兄长约瑟夫，信中称，“西里西亚军团是联军最好的军团”，这一点千真万确。相比之下，拿破仑随后补充的话就没那么让人信服了，“敌军的西里西亚军团已经不复存在，我将其完全击溃”。即使在一个星期之后，拿破仑有时间掂量此次会战的最终结果时，他依然在一封写给欧仁·德·博阿尔内的信中声称他已经捕获了超过30000名战俘，这意味着“我已经摧毁了西里西亚军团”。事实真相则与此大相径庭。在拿破仑写信次日，亦即2月18日，从朗热隆兵团里赶来增援布吕歇尔的8000人就已抵达，更多的从属于西里西亚军团的俄普部队现在已经从封锁要塞的任务中解放出来，正在赶往前线的路上。在战后的短短几天内，联军就解救了数以百计的战俘，许多失踪士兵也返回了部队，布吕歇尔军团的实力很快就恢复到2月10日的水准。[58]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拿破仑本人最终成为他对布吕歇尔取得的这一系列胜利的头号受害者。在拉罗蒂耶勒会战之后，拿破仑非常吝惜地给予了科兰古接受联军和平条件的全权。外交大臣于2月5日被告知，“皇帝陛下授予你谈判全权，以此取得良好谈判结果、拯救首都、避免发生关系到国家最后一线希望的会战”。科兰古被这些指令弄得迷惑不已，他请求拿破仑做出解释，询问自己是应该立刻接受联军所要求的全部条件，还是尚有一些谈判时间。在拿破仑有时间做出回复之前，他已经击败了布吕歇尔，调门也随之全然不同。[59]

拿破仑在2月17日撤销了科兰古的谈判全权，指示他不接受所谓“法兰克福条件”之外的任何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只能接受法国的天然疆界。拿破仑对他的立场做出了如下解释，他此前准备接受联军的条件，是为了避免冒输掉一切的风险展开会战。既然他已经面临了这样的风险，并且俘虏了超过30000名联军战俘，事态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已经把西里西亚军团打得粉碎，现在正向施瓦岑贝格军团方向前进，以便在该军团逃出法国边界前将其歼灭。4天后，拿破仑给弗朗茨二世写了一封言辞傲慢的书信，表明他永远不会对低于法兰西天然疆界的条件感到满足。他还补充说，即使联军成功地将1792年的边界强加到他头上，这样令人蒙羞的和平也必然是不会长久的。在给兄长约瑟夫的信中，拿破仑说得更为露骨，“如果我接受了历史疆界，我会在两年之后再次拿起武器，我将向全国说明这并不是我签署的和平，而是被迫接受的屈服”。事实上，这时候令人陶醉的胜利气息让拿破仑渴望获得天然疆界之外的土地。他在给欧仁·德·博阿尔内的信中写道，法国现在也许能够保住意大利。拿破仑在这些天里的言辞和行动完全处于亚历山大的掌握之中，印证了俄国皇帝此前向他的盟友所说的一切。法国和俄国君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同一战略——让军事行动决定和平解决方案，但亚历山大在真实的军事力量对比状况和战局预计结果上的态度更加现实主义。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多少懂得些限度和妥协，对外交和战争间的联系有灵敏得多的掌握能力。[60]

然而，当联军事业在1814年2月中旬处于最低谷时，这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模糊不清的。在击败了布吕歇尔之后，拿破仑便快速南下对付施瓦岑贝格，他在此时的表现绝非1812～1813年那个倾向于纯粹依靠人员数量和炮兵集火攻击威力的指挥官可比，过去那个以速度和大胆让敌人目瞪口呆的拿破仑又回来了。对施瓦岑贝格来说，拿破仑必然快得太过分了，因为联军主力军团还在沿着塞纳河缓慢前进，在路上还停留下来好好休息了若干天。即便如此，施瓦岑贝格军团依然在2月16日推进到了距离巴黎仅有三四天路程的地方，他麾下的4个兵团（比安基的奥军、符腾堡军、巴伐利亚军、维特根施泰因的俄军）都各自走在通往巴黎的道路上，但这4支行军纵队之间的距离达50公里，正如克内泽贝克预计的那样，泥泞、塞纳河和乡村小道的低劣状况使得部队间的横向交通速度异常缓慢。施瓦岑贝格相信，这是让他的军团能够自行前进或者自行取得给养的唯一方法，但这也让联军在敌军集中兵力的攻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俄军和奥军的预备队依然位于塞纳河南岸，让事情更为糟糕的是，维特根施泰因对施瓦岑贝格的迟缓十分不耐烦，因此径自向前推进，这让他在联军右翼变得更加孤立了。尤为突出的是维特根施泰因麾下有彼得·帕伦指挥的为数4000人的前卫部队，他们一直前进到莫尔芒（Mormant），然后正如帕伦和亚历山大所担忧的那样，完全暴露在法军面前。[61]

在维特根施泰因能够反应过来之前，拿破仑于2月17日上午展开突击。帕伦是一位优良的后卫指挥官，但他手下的4000人毫无挡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军的可能。帕伦的骑兵逃离了战场，但全体步兵几乎不是战死就是被俘，以其中的爱斯特兰团为例，在该团战前的338人中，仅有3名军官和69名士兵于2月17日晚上还在队伍里。这个团曾以巨大的勇气在维特根施泰因麾下参加了1812年战局，此后于1813年参加了库尔姆会战和莱比锡会战。维特根施泰因公正地承担了此次溃败的全部责任，完全宽宥了帕伦，但指挥官的绅士行为并没有给爱斯特兰团的士兵带来多少安慰，他们本该享有好一点的命运。拿破仑的前进随后就把整个联军军团赶过了塞纳河。施瓦岑贝格的唯一想法就是向西南方向的特鲁瓦和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前进，退到安全区域。他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天气突变导致地面冻结，让撤退中的联军纵队能够脱离道路越野前进。[62]

2月中旬的军事灾难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联军内部的紧张状况。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指责施瓦岑贝格拒不帮助布吕歇尔，并相信他的缓慢前进是出于政治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奥地利人特意保存他们自己的部队，却让俄国人和普鲁士人“流血”，以便在战争结束后的和会上瓜分战利品时拥有较强地位，这种令人不快的流言也开始广为流传。对过分注重荣誉感，因而不可能做出此类举动的施瓦岑贝格而言，这一说法无疑是不公平的。他自己对这些状况的解释则是：布吕歇尔及其同僚荒谬地冒险，“像猪一样机动”，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施瓦岑贝格在2月20日给弗朗茨二世的信中写道，最近几天里主力军团损失的6000人是一个相对来说尚属低廉的代价，它表明这场进军正如他此前一直预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63]

与此同时，联军各团一直在民穷力竭的地区来回行军，士兵们的怨言也开始滋长，他们深知将领们缺乏自信，还时常互相内斗。撤退和日益严重的饥荒一如既往地侵蚀着士气和纪律。现已成为俄军宪兵司令的厄特尔将军接到命令，要求他统一协调所有位于交通线上的守备司令，以消灭劫掠现象。伊斯梅洛沃近卫团的一名士兵特罗菲姆·叶夫多基莫夫（Trofim Evdokimov/Трофим Евдокимов）甚至试图杀死亚历山大的一名副官，仅仅是因为后者当时正在阻止他抢劫。[64]

供养人员和马匹的问题直到2月的第二个星期才变得严重起来。正如巴克莱在2月10日所写的那样，这些问题在军队停止前进、集中起来准备会战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地方能够长期供养集中起来的无数联军部队。”部队偷盗原本指定给友邻或同盟部队的补给。俄国人痛苦地抱怨奥军监管人员控制着穿过瑞士的后方交通线，偏爱奥军自己的补给纵列。和平日里一样，马匹是最严重的问题，在隆冬时节找到干草对骑兵而言可谓日益严重的梦魇。收集粮草所需的活动范围越来越远，但报酬却越来越少。以库尔兰龙骑兵团的士兵为例，他们发现“收集粮草的行动实际上需要派出一整个骑兵团，而付出巨大的努力后只能弄到很少一点食物和草料”。[65]

如果这一场景令人不快地联想起1812年法军在莫斯科附近的体验的话，法国农民日益增长的对联军征用和劫掠的抵抗也同样勾起了糟糕的回忆。甚至早在1月29日，坎克林就报告说，“除非向居民强烈施压，否则他们就什么都不提供”。随着拿破仑运势的上升，法国地方行政当局此后通常更倾向于遵守他下达的抵抗联军的命令。农民们有时会放弃已被毁灭的村庄，躲藏在森林里，伺机袭击沿着道路前进的联军补给队伍。坎克林麾下从瑞士赶来的移动仓库中就有若干分队遭遇了伏击。一支法军侦察队潜入炮兵仓库附近，伏击了正在蒙斯昂拉昂努瓦（Mons-en-Laonnois）村休整的俄军补给车队，屠杀了车队的哥萨克护卫，在这次袭击中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损失的马匹和其他财产价值总计80000卢布。温岑格罗德将军希望焚毁这座村庄作为报复，但这个念头被阻止了。不过巴克莱·德·托利还是下令，那些曾经攻击过坎克林补给纵列的“罪犯”“必须得到惩罚，以震慑他人”，俄军在附近地区执行了公开绞刑，并张贴了宣传海报，以此来减少今后可能发生的袭击。坎克林是一位有能力且头脑冷静的后勤总监，到目前为止他在粮秣补给方面积累的经验也十分丰富。如果连他都在3月4日表示，当前的补给状况比自从1812年开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的话，事态显然已经非常严峻。[66]

[1] 关于俄国与奥地利、普鲁士的条约，见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3：Traktaty s Avstrieiu，St Petersburg，1876，no.70，pp.111-26和vol.7：Traktaty s Germeniei 1811-1824，St Petersburg，1885，no.259，pp.96-112。奥普间的条约与之相似。

[2] 例如汉诺威国务活动家明斯特尔伯爵写给摄政王（未来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在1月份针对法国的军事和政治方针争论：“所有这些争论中的主要因素是，俄国并没有表明它究竟要把边界向波兰延伸多少。”A.Fournier，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sect.IV，no.1，明斯特尔致摄政王，1814年1月30日，pp.295-6。

[3] 即便在英文当中，也有关于梅特涅及其政策的大量文献。这些著作中的两大柱石是Paul 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Oxford，1994和Henry Kissinger，A World Restored，London，1957.施罗德（Schroeder）的书是一部尤其出色的学术著作。艾伦·斯凯德（Alan Sked）在 Metternich and Austria，London，2008中戳破了一些对梅特涅“体系”过分拔高的说法。关于这本书的焦点，也就是梅特涅在推翻拿破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对他的怀疑主义抱有一定程度的赞同。

[4] 关于克内泽贝克的看法，见R.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81-2。

[5] 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1967，pp.92-3，100-101，418-19.

[6] 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见本书Chapter 9，n.18。

[7] Fournier，Congress，p.10.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在‘An Unnatural “Natural Alliance”：Castlereagh，Metternich，and Aberdeen in 1813’，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0/4，Nov.1988，pp.522-40中尝试为阿伯丁辩护，但他的说法并不完全令人信服。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91，亚历山大给利芬和波佐·迪·博尔戈的命令，1813年12月6日，pp.492-500。

[8] 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London，2004，pp.572-3表明了英国霸权的要素。

[9]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249，杜巴切夫斯基（Dubachevsky）致鲁缅采夫，1814年4月2日，pp.230-37。

[10] 卡斯尔雷的关于英国战争目标的表态收录在他给阿伯丁的一封重要信件中，落款日期是1813年11月13日。见Marquess of Londonderry（ed.），Correspondence，Despatches，and Other Papers of Viscount Castlereagh，12 vols.，vol.9，London，1853，pp.73-6。

[11]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80，并未注明日期，但应当不晚于1813年11月20日：切尔内绍夫致亚历山大，pp.447-51。

[12]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71，古里耶夫致内塞尔罗德，1813年11月3日，pp.429-31；N.Kiselev and I.Iu.Samarin（eds.），Zapiski，mneniia i perepiska Admirala A.S.Shishkova，2 vols.，Berlin，1870；A.de Jomini，Précis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s campagnes de 1812 à 1814，2 vols.in 1，Geneva，1975，vol.2，pp.231-2；Fournier，Congress，annex VI，哈登贝格日记，1814年2月27日，p.364。

[13]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97，内塞尔罗德致古里耶夫，1813年12月19日，pp.512-14.Count A.de Nesselrode（ed.），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e Nesselrode 1760-1850，Paris，n.d.，vol.6，pp.152-3：内塞尔罗德致他的妻子，1814年1月16日。

[14]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31，1881，pp.301-3：‘Memoire présenté par le comte de Nesselrode sur les affaires de Pologne’.

[15]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207，内塞尔罗德致亚历山大，1814年1月9日，pp.539-41。

[16] Nesselrode，vol.6，pp.161-3，内塞尔罗德致他的妻子，1814年2月28日；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致她的丈夫，1814年4月9日，pp.188-90. Castlereagh，vol.9，卡斯尔雷致利物浦勋爵，1814年1月30日，pp.212-14。

[17] 见哈登贝格男爵在他2月27日日记中的评论：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p.364。

[18] Correspondence，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of Viscount Castlereagh，ed. Marquess of Londonderry，vol.9，London，1853，斯图尔特致卡斯尔雷，1814年3月30日，pp.412-13。

[19] 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梅特涅致胡德利斯特（Hudelist），1813年11月9日，p.242。

[20] 这份宣言的复写本收录在Baron Fai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Quatorze，Paris，1825：no.5，pp.60-61。

[21] 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p.8提到了亚历山大和梅特涅在迈宁根（Meiningen）达成一致。Fai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Quatorze，nos.1 and 2，pp.49-56给出了圣艾尼昂给拿破仑的报告，以及他陈述联军条件的备忘录。

[22] 关于亚历山大的内心想法，见‘Grafinia Roksandra Skarlatovna Edling：Zapiski’，in A.Libermann（ed.），Derzhavnyi sfinks，Moscow，1999，p.181；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31，1881：‘Considérations générales sur la politique du Cabinet de Russie à la fin de la Campagne de 1813’，pp.343-5.关于卡斯尔雷给阿伯丁的非常慎重的“建议”，见Castlereagh，vol.9，卡斯尔雷致阿伯丁，1813年11月30日，pp.73-6。

[23] Fain，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Paris，1827，no.5，pp.60-61.

[24] 本肯多夫自己的记载收录在Zapiski Benkendorfa，1812 god：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3 god.Osvobozhdenie Niderlandov，Moscow，2001，pp.205-38.关于猎兵，见V.V.Rantsov，Istoriia 96-go pekhotnago Om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02，pp.187-90.法国方面的评论来自科克上尉，见Captain Koch，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4，3 vols.，Paris，1819，vol.1，p.69。

[25] 关于发生在荷兰的事件，近来最充分的研究是M.V.Leggiere，The Fall of Napoleon：The Allied Invasion of France 1813-1814，Cambridge，2008，pp.100-104，145-87.关于此次暴动的背景，见Simon Schama，Patriots and Liberators，London，2005。

[26] 例如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6-10。

[27]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72，巴克莱致亚历山大，1813年11月9日，pp.431-3。关于布吕歇尔，可见他在11月23日给亚历山大的报告：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915，fos.121-2.梁赞团的团史作者写道，“强攻舍讷费尔德已经令这个团大为削弱，向莱茵河的进军更是几乎毁了它”：I.I.Shelengovskii，Istoriia 69-go Riazanskago polka，3 vols.，Lublin，1911，vol.2，p.246。

[28] 大部分统计数据见M.I.Bogdanovich，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2 vols.，St Petersburg，1865，vol.1，pp.35-40，48-9。他指出到12月27日为止，已有45个来自洛巴诺夫所部的骑兵中队抵达目的地，另有18个骑兵中队正在路上，事实上后来还有更多的中队陆续赶到。可参阅洛巴诺夫在1813年11月15日（旧历）给亚历山大的报告，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Delo 148，fos.44-7。

[29] S.Panchulidzev，Istoriia kavalergardov，St Petersburg，1903，vol.3，p.433.巴克莱向亚历山大报称，抵达维特根施泰因所部的后备部队单位花名册上共有6250人，他们当中仅有48人在行军途中被留在医院：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1，巴克莱致亚历山大，1813年12月22日（旧历），p.276。

[30]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1，巴克莱致亚历山大，1813年11月30日、12月1日、12月22日（均为旧历），pp.258-60，276；巴克莱致各兵团司令部，1813年12月21日（旧历），p.275.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80.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4，no.3，亚历山大致洛巴诺夫，1814年1月3日（旧历），p.3。关于常规部队在1814年战局中通常展现出来的外表，见Il’ia Ul’ianov，‘I eti nas pobedili’，Rodina，8，2002，pp.74-8（Ульянов И.Э.И эти нас побили！Внешний облик русской пехоты в Заграничных походах//Родина.2002.№ 8.С.74-78）；Oleg Sheremet’ev，‘Katat’ shineli，gospoda’，Rodina，6，2006，pp.53-9（Шереметьев О.«Катать шинели，господа！» Внешний вид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от Бородина до Парижа//Родина.2006.№ 6.С.53-59）。

[31] 波格丹诺维奇和弗里德里希关于1814年战局的历史著作提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事，但关键资料则是Peter Graf von Kielmansegg，Stein und die Zentralverwaltung 1813/14，Stuttgart，1964。

[32] 关于库图佐夫的评论，见Count de Puybusque，Lettres sur la Guerre de Russie en 1812，Paris，1816，pp.153 ff.，18 Dec.1812.关于要塞，见由帕迪·格里菲思撰写的一本近作，Paddy Griffith，The Vauban Fortifications of France，Oxford，2006。

[33] 例如巴克莱在1813年11月9日给亚历山大的报告（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72，pp.431-3），不过也要参阅他在1814年1月29日（旧历）给坎克林的信，收录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17，fo.128。

[34] 关于奥地利方面对此事的看法，见Karl Fürst Schwarzenberg，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p.268-71。若米尼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与之相悖：见Jomini，Précis，vol.2，pp.224-5，228-31.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9-15给出了一份折衷的记述，但指出通过瑞士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亚历山大给贝纳多特的信收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174，pp.434-6。他在1814年1月5日写给施瓦岑贝格的愤怒信件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108。

[35] Marquess of Londonderry，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30，pp.254-5.也许斯图尔特当时的感受并不像写于1830年的最后一段暗示得那样清楚。

[36] Lord Burghersh，The Operations of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22，pp.72-3.

[37] Bortnevskii，V.G.（ed.），Dnevnik Pavla Pushchina，Leningrad，1987，pp.142-3.I.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3，pp.36-9.‘Iz zapisok pokoinago general-maiora N.P.Koval’skago’，Russkii vestnik，91/1，1871，pp.106-7.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s.120i-ii，亚历山大致普拉托夫，1814年1月24日（旧历）。

[38]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s.99ii-100i，亚历山大致布吕歇尔，1813年12月14日（旧历）。由于篇幅原因，这是一份缩写过的记述，较为完整的记述请参阅M.V.Leggiere，The Fall of Napoleon：The Allied Invasion of France 1813-1814，chs.10-16和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60-72。

[39] M.V.Leggiere，The Fall of Napoleon：The Allied Invasion of France 1813-1814.和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都涵盖了这些方面。不过关于征兵制度的衰颓可以参阅Isser Woloch，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l Order，1789-1820s，London，1994，ch.13，pp.380-426。

[40] 关于会战的记载，见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89-95；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108-13；James Lawford，Napoleon：The Last Campaigns.1813-15，London，1976，pp.68-101.关于这场会战，萨肯本人极其简明的战报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03，fos.34ii-35ii，萨肯致巴克莱，1814年1月17日（旧历）。

[41] 引用部分来自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103.见萨肯在1814年1月27日（旧历）给巴克莱的信，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03，fo.37i。

[4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03，fos.36i-ii，萨肯致巴克莱，1814年1月21日（旧历）。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128。

[43] 关于布吕歇尔和酒窖，见F.von Schubert，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343。

[44] 见亚历山大在1814年1月26日（旧历）给布吕歇尔的信，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s.121ii-122i。

[45] Schwarzenberg，K.Fürst von，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p.276-300.

[46]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81-2.Burghersh，Operations，pp.91-103，250-52.

[47] 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pp.42-4，58-63；首先要参阅的是弗朗茨二世对施瓦岑贝格2月8日信件（pp.272-3）的回复（p.277）。施瓦岑贝格明显是在请求得到原地不动的命令，皇帝也提供了这类命令。Schwarzenberg，K.Fürst von，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p.276-9，293-9。

[48] 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pp.105-14.梅特涅备忘录的文本收录在 text of Metternich’s memorandum is in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31，1881，pp.349-55。

[49] 亚历山大对梅特涅的质询所作回复收录在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31，1881，pp.355-60。关于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意见的概述收录在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pp.285-9。

[50] 关于德·斯塔埃尔夫人对亚历山大的看法，见她的Ten Years’ Exile，Fontwell，1968，pp.377-82。关于亚历山大对路易的看法，见Philip Mansel，Louis XVIII，London，2005，p.164。关于贝纳多特的王位候选人地位，见F.D.Scott，‘Bernadotte and the Throne of France 1814’，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5，1933，pp.465-78。在1814年的俄国军事或外交信件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俄国对贝纳多特的候选人资格有超过偶然兴趣的想法。亚历山大在1813年曾写道，只要贝纳多特对法国王冠的私人愿望不至于影响联军事业，他就可以尽情沉溺于此。皇帝在1814年甚至有可能鼓励贝纳多特产生这种期望，借此将他从对丹麦的作战中拉回来。

[51] Baron de Vitrolles，Mémoires et relations politiques，3 vols.，Paris，1884，vol.1，pp.115-20.

[52] 关于和卡斯尔雷的交谈，见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ii，p.58。

[53] 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pp.105-37；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156-64.

[54] 例如Karl von Clausewitz，Der Feldzug von 1812 in Russland，der Feldzug von 1813 bis zum Waffenstillstand und der Feldzug von 1814 in Frankreich，Berlin，1862，pp.361-71.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ed. Peter Hofschroer，London，1997，pp.115-45.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117-47，一如既往地极为公正且平衡。

[55] 科尔尼洛夫（Kornilov/Корнилов）少将是奥尔苏菲耶夫军得以逃脱的最高级军官：他关于此战的报告收录在M.Galkin，Boevaia sluzhba 27-go pekhotnago Vitebskago polka 1703-1903，Moscow，1908，pp.223-4（Галкин М.Боевая служба 27-го пехотного Витебского полка.1703-1903.М.，1908.С.223-234）。关于奥尔苏菲耶夫的损失，见：拿破仑致约瑟夫，1814年2月10日，信件收录在A.du Casse（ed.），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Paris，1854，p.85。

[56] 基本叙述来自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129-34和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186-96.萨肯向巴克莱提交的落款日期为1814年2月3日（旧历）的官方报告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Ed.Khr.3403，fos.37ii-39i.对萨肯在战后次日表现的描述来自Bernhardi，T.von，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i，p.393。普斯科夫步兵团团史中对这次退却有良好的描述：Captain Geniev，Istoriia Pskovskago pekhotnago general-fel’dmarshala kniazia Kutuzova-Smolenskago polka：1700-1831，Moscow，1883，pp.233-6。

[57] Koch，Mémoires，vol.1，pp.267-8.关于这次退却，在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ed. Peter Hofschroer，London，1997，pp.128-36中有不错的描述。

[58] 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206-8（Богданович М.И.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1814 г.Т.1.С.206-208）.Du Casse，Mémoires… du Roi Joseph，拿破仑致约瑟夫，1814年2月11日，pp.88 ff.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32 vols.，Paris，1858-70，vol.27，Paris，1869，no.21295，拿破仑致欧仁，1814年2月18日，pp.192-3。

[59] Fain，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Paris，1827，nos.12 and 13，巴萨诺致科兰古，1814年2月5日和科兰古致巴萨诺，1814年2月6日，pp.253-7。

[60] Fain，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Paris，1827，no.26，拿破仑致科兰古，1814年2月17日，pp.284-5.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vol.27，no.21344，拿破仑致弗朗茨二世，1814年2月21日，pp.224-7；no.21295，拿破仑致欧仁，1814年2月18日，pp.192-3.Du Casse，Mémoires… du Roi Joseph，拿破仑致约瑟夫，1814年2月18日，pp.133 ff。

[61] 关于亚历山大给维特根施泰因的告诫，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125ii，亚历山大致维特根施泰因，1814年2月4日（旧历）。关于帕伦和维特根施泰因，见M.Bogdanovich，‘Graf Petr Petrovich fon der Pahlen i ego vremiia’，Voennyi sbornik，7/8，1864，pp.411-26，at pp.418-19。

[62] 关于维特根施泰因，见前一条注释。关于爱斯特兰团，见S.A.Gulevich，Istoriia 8go pekhotnago Estliand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11，p.208。

[63] 关于施瓦岑贝格对布吕歇尔的评论，见Schwarzenberg，K.Fürst von，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p.281-8.关于他在2月20日给弗朗茨二世的信件，见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no.14，pp.277-8，关于弗朗茨让他留在塞纳河以南直到明确了解和平谈判是否成功，见no.13，p.277.明斯特尔伯爵在2月23日给摄政王的信中描述了联军对奥地利“放血”战术的猜疑：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no.9，p.302。

[64] 关于普通士兵中的挫败感，见萨巴涅耶夫在2月20日（旧历）给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的信：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4166，fo.65i.关于给厄特尔的命令和叶夫多基莫夫案件，见厄特尔1月28日（旧历）给奥尔德科普少将的信件（fo.40i），以及他1月24日给康斯坦丁大公的信件（fo.42i）。

[65] 最重要的是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17中的巴克莱和坎克林之间的大量信件，它们给人以军队努力养活自己和这一过程中所遭遇问题的细节感。尤其见fos.128i-ii，巴克莱致坎克林，1814年1月29日（旧历）；fos.153i-ii，巴克莱致坎克林，1814年2月9日（旧历）；fos.160i-ii，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14日（旧历）。M.Dandevil’，Stoletie 5-go dragunskago Kurliandskago Imperatora Aleksandra III-go polka，St Petersburg，1903，p.105（Дандевиль М.Столетие 5-го драгунского Курлянд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II-го полка.СПб.，1903.С.105）。

[66]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120，Sv.18，Delo 17，fos.109-10，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1月17日（旧历）；fos.172-5，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20日（旧历）；fo.218，巴克莱致厄特尔，1814年3月7日（旧历）.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vol.2，pp.3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