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缓和政策没有垮台，他们就不可能这么做。当华盛顿、莫斯科和其他冷战首府最初设计出这个战略时，它看似是一种富有希望的进步。它未能使世界免于危机，但是这种新的合作精神好像的确降低了危机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美苏关系，不似冷战前二十年那样动荡不定，在那时几乎每年都爆发冲突。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因为超级大国现在拥有了几无悬殊的摧毁彼此的能力，冲突升级的危险比以往更大。缓和政策将一种危险的局势转化为一种可预测的系统，以期确保1945年以后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全人类得以延存。

但是，人们却并不特别心怀感激。因为，正如冷战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原样固封一般，缓和政策也试图将冷战封冻。冷战敌对双方之间的分歧依然深刻；缓和的目的不是结束冲突，而是订立管理冲突的规则。这包括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尊重既存势力范围、容忍例如柏林墙等领土上的异常安排以及思想上如“相互确保摧毁”原则等异常安排、避免做出失信或动摇对方领导人权威的举动，甚至允许通过新兴卫星侦察技术在距地面上空几百英里之处开展侦查活动的共同意愿。⁶如基辛格在1976年指出的那样，缓和政策的设计者们希望出现这种可能性，即“将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化为积极地参与建设更美好的世界”。⁷然而因为做出改变的风险依然存在，他们决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让世界顺其自然。

那意味着，一些国家将继续生活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而另一些国家将以符合宪法的方式选举和解散政府。一些经济将继续受益于自由市场的好处；他者将在中央计划之下停滞不前。一些社会将继续享受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而另一些只能以保持沉默换得生存安全。并且一旦脆弱的遏制机制失败，每个人都仍将面对核毁灭的可能性。除了毁灭，缓和政策并没有在所有方面给每个人以平等的机会。

如果精英仍然掌控着世界，那么这种状况仍将继续，但是人们对权威的顺从已不似从前。现在，世界上有了比以前更多的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这意味着有比从前更多的人可以废黜他们的领导人。⁸在马列主义国家，民主似乎仍然存在于遥远的未来；但即便是在这些国家中，官方批准的高等教育正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阻止人民进行独立的思考，尽管他们还不得不将这些思想隐藏于内心。⁹而在像大多数“第三世界”那样的民主和教育还未普及的地方，另一股世界潮流——大众传媒的出现——正使得开展运动成为可能，而其方式是那些领导人并不总能预料到，也并不总能控制的。¹⁰

所以，很明显，当核战争的危险逐渐减小时，计划经济的可信性也逐渐消失，而公正的普世标准依旧存在，于是为这样一种观念辩护变得越来越困难，即无论其目标多么值得赞扬，少数居于体制顶端的有权势的领导人依然拥有着决定其他每一个人生活方式的权力。尽管它起源于精英们的设计，但是缓和政策需要来自下层人民的支持，而这一点却被证明很难实现。这就好像建造在流沙之上的大楼：即便建筑者正在做最后的正面装修，但它的根基已经开始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