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尝试想象一个没有组织、没有机构的世界。那是一个国家边界已然消失的世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广袤土地，在那土地上，人们到处流浪，寻找早已不复存在的社区共同体。那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政府，无论是民族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那里没有学校或者大学，没有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那里没有影院或者戏院，当然也没有电视节目。收音机偶尔会有点用处，但信号总是很模糊，而且几乎总是说外语。人们也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报纸了。那里没有铁路或者公路，没有电话或者电报，没有邮政局，没有通信手段，只有口耳相传。

那里没有银行，但这也无妨，因为金钱再无用处。那里没有商店，因为没有东西可供出售。那里没有生产活动：曾经存在的工厂和企业已经全部被摧毁和拆卸，其他绝大多数建筑物也大致如此。那里没有工具，更不要说从断壁残垣里挖掘东西了。那里也没有食物。

法律和秩序几乎荡然无存，因为那里没有警察、没有法官。在某些地方，是非对错似乎再无意义。人们自谋生路，无视所有权，实际上，就连所有权本身也大致消失了。财产只属于那些足够强大的人，以及那些为了保住财产不惜豁出性命的人。男人手持武器，在大街上游荡，肆意抢夺他们想要的东西，肆意恐吓那些栽到他们手上的倒霉蛋。女人不论阶层、不论年纪，为求食物、为求庇护，不惜出卖肉体。那里没有礼义廉耻，那里没有伦理道德，只有生存高于一切。

对于现代人来说，除了在好莱坞的电影剧本中，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这样的世界。然而，时至今日，还有数十万名幸存者经历过这种惨况，他们不是生活在地球某个远在天边的角落，而是生活在数十年来最为稳定、最为发达的中心地带。1944～1945年，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相当部分的欧洲人就生活在这种混乱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它不仅摧毁了基础设施，而且摧毁了国家赖以结合的组织机构。政治架构威信扫地，以至于美国观察员警告说，欧洲各国可能会爆发全面内战。[1]社区共同体的人为割裂，在邻里之间埋下互不信任的种子；而普遍存在的饥荒现象，也让个人道德变得无关紧要。1945年3月，《纽约时报》评论道：“欧洲，已经陷入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极端状况。”欧洲已经沦为“黑暗新大陆”。[2]

此后欧洲设法脱离困境，奇迹般地成为繁荣、宽容的大陆。回顾欧洲重建的丰功伟业，包括公路的重建、铁路的重建、工厂的重建，甚至众多城市的重建，举目所见皆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西欧的政治重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德国的复兴更是如此，短短数年间，德国就从被人唾弃的民族，变成欧洲大家庭里负责任的成员。战争结束还催生了国际合作的意愿，不仅带来了繁荣，而且造就了和平。1945年以来的数十年间，欧洲各国忽然迎来了最为长久的和平时期，而这种阔别已久的长久和平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

难怪那些刻画战后时期的人们，包括历史学家、政治家以及经济学家，经常把战后欧洲的崛起描述为凤凰在瓦砾灰烬中浴火重生。按照这种观点，战争结束不仅标志着镇压和暴力的结束，而且标志着整个欧洲大陆在精神上、道德上、经济上的重生。德国人把战后几个月称为“时钟归零”（德文Stunde Null，英文Zero Hour），这意味着当历史的伤痕被涂抹完毕，历史又再次起步前行。

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对战后历史的看法未免过于浪漫。首先，希特勒的失败并不等于战争马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大规模冲突，存在许多个环环相扣的小规模战场，战事需要经年累月才能平息，在欧洲的不同地点，停战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例如，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战争几乎在1943年秋季就已结束。在法国，对于绝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战争又拖延了一年，但在1944年秋季亦告结束。与此相反，在东欧某些地区，暴力持续到欧战胜利日（1945年5月8日）之后很久。在南斯拉夫，铁托（Tito）的部队直至1945年5月15日还在与德国军队作战。在欧洲的大战结束后，最早由纳粹点燃的内战火焰，还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熊熊燃烧了好几年；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游击队继续对抗苏联军队，战斗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有些波兰人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近些年才真正结束：由于战争正式开始于纳粹与苏联同时入侵他们的国家，因此直至1989年最后一辆苏联坦克撤离波兰，战争才算结束。许多波罗的海国家的居民也有同感：2005年，爱沙尼亚与立陶宛两国总统拒绝前往莫斯科庆祝欧战胜利日60周年，其理由是，至少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说，迟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算解放。还要考虑到的事实是冷战，冷战实际上是东欧与西欧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若干次反抗苏联统治的民族起义。就此而言，断言战后存在牢不可破的和平，仿佛是无可救药的痴人说梦。

同样颇成疑问的是所谓“时钟归零”的观念。历史的伤痕当然不可能被抹去，德国政治家的坚忍努力终究无济于事。作为战争的余波，复仇和惩罚的浪潮席卷了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民族被剥夺了领土和财产，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受到清洗，各个社区共同体因为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而惶惶不可终日。某些最为恶劣的报复行为直接针对个人。欧洲各国的德裔居民都受到殴打和逮捕，或者被充作奴工，甚至被杀害。曾经与纳粹合作的士兵和警察遭到逮捕和折磨。曾经与德军士兵姘居的妇女被脱光衣服、剃光头发、淋满沥青、游街示众。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妇女、匈牙利妇女和奥地利妇女被强奸。历史的伤痕未被抹去，战争的余波却放大了社区之间、民族之间的怨恨情绪，许多亲身经历者至今尚在人世。

战争结束也不意味着欧洲种族和谐新时代的诞生。实际上，在欧洲某些地区，种族矛盾甚至变得更为严重。犹太人继续受到迫害，一如在战争期间。欧洲各国的少数民族再度成为政治斗争的标靶，在某些地区，由此引发的暴行简直与纳粹曾经犯下的暴行无异。战争的余波同样见诸纳粹种族分类和种族隔离的逻辑结果。1945～1947年，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几次大规模种族清洗行动中，数以千万计的男人、女人以及儿童被赶出故国。这是“欧洲奇迹”的仰慕者们很少讨论的，更是他们难以理解的：即使人们了解驱逐德裔的行动，人们也不太了解东欧各地驱逐少数民族的类似行动。在战争之前，甚至战争期间，文化多样性曾经是欧洲固有的风景，但在战争结束后，文化多样性却受到致命的打击。

正因为欧洲是在种种困难中重新崛起，欧洲复兴才更加显得光彩夺目。但也正因为这种种困难，战争耗费了更长时间才结束，而重建也耗费了更长时间才启动。那些生活在欧洲破败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关心糊口果腹的日常小事，不太关心重建社会的宏图大计。他们饥肠辘辘，承受着痛失亲人的悲哀，承受着漫漫无尽的痛苦，在他们被动员起来开始重建工作之前，他们需要时间发泄愤怒、反省历史、哀悼亲人。

在欧洲各国，重新建立的行政当局也需要时间来树立权威。他们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清理碎石瓦砾，也不是修复铁路干线，更不是重开工厂，而是在全国各地任命官员、指派行政机构。这些地方行政机构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毕竟在经历长达六年的有组织暴力之后，绝大多数民众对任何行政机构都极为抵触。在这种环境下，不要说大兴土木，就连重建法律和秩序，都如同白日做梦。只有外来的力量，如盟军、联合国、红十字会才拥有足够的权威，或者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完成重建的伟业。然而，在这种外部力量未能触及的地方，混乱压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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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战后初期的欧洲历史，并非一部以重建和复兴为主题的历史，而是一部以混乱和无序为主题的历史。这是一部从未被人认真记录过的历史。有许多优秀作品描述过个别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德国的情况，但这些作品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样的场景在欧洲大陆反复上演。还有一两部历史作品，如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战后》（Postwar），以较为广阔的视角观察整个欧洲大陆，然而，这些作品时间跨度太大，对战后初期重大事件的描述被压缩到少数几个章节之中。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以任何语言写成的作品，描述过整个欧洲大陆——无分东欧西欧——在这一关键时刻、混乱时期的详细情况。

本书试图纠正这种研究状况。本书不会重复许多作品已经走过的老路，不会着力于解释欧洲大陆如何从碎石瓦砾中重建物质、重建经济、重建道德。本书不会着眼于纽伦堡审判、马歇尔计划或者其他治疗战争创伤的尝试。正好相反，本书关注那个重建和复兴尚未可能的时期，关注那个欧洲依然极端动荡的时期，关注那个零星挑衅就能引发暴力浪潮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描述混乱时期的尝试不可能成功。但是，本书还是会从这团乱麻中理出头绪，并且尝试厘清种种乱象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会清楚展示战争创伤，无论是物质创伤还是精神创伤。只有充分了解人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我们才能理解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二部分，我会刻画席卷欧洲大陆的复仇浪潮，并且分析如何利用复仇现象来谋取政治利益。探讨复仇现象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也是理解本书逻辑的主线，更是我写作本书的缘由，它是理解战后欧洲气氛的关键要素。在第三、第四部分，我会展示复仇行动和其他暴力所带来的后果。种族清洗、政治暴力、国内战争，构成了欧洲历史上某些最具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上述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余波，部分事件甚至与冷战爆发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本书将会覆盖1944～1949年的历史事件。

我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打破狭隘的西方视角，这种视角长期以来充斥着相关作品。数十年来，但凡关于战后时期的作品都只着眼于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人们无法获取来自东方的信息，即使在东欧范围内也是如此。自从苏联解体以来，苏联卫星国的信息渐趋透明，但依然模糊不清，主要信息只披露于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而且以所在国语言刊载。因此，尽管波兰、捷克、匈牙利的作者撰写了许多开创先河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只能以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来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学界中人才能接触到这些作品。由此引出我写作此书的另一个目的：将战后时期的历史生动地呈现给普罗大众。

我写作此书的最终目的，也许是最为重要的目的，是为走出战后神话的复杂迷宫扫清道路。经过我的严格考证，许多关于“大屠杀”的真相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具有戏剧性。与此同时，某些相当令人震惊的暴行，要么被刻意掩盖，要么在历史洪流中湮没无闻。尽管我们不可能发掘某些事件背后的确切真相，至少我们还能澄清某些谬误。

尤其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大量模糊不清、未经证实的统计数字，这些统计数字在关于战后时期的学术讨论中到处流传。统计数字的确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经常被用于政治目的。某些民族习惯于夸大比邻民族的罪行，以此转移别人对本民族罪行的关注，以此推进本民族的事业。政党无分旗帜颜色，都习惯于夸大敌对政党的罪过，同时掩饰本党盟友的罪过。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夸大其词，或者在几个统计数字当中选取最为耸人听闻的数字，以此让他们的历史作品更具有戏剧效果。但战后时期的历史本身已经足够耸人听闻，根本不需要再夸大其词。正因如此，当我使用统计数字时，我会尽可能使用官方文献记录，而当官方文献记录散佚或者存疑时，我才会使用严谨学术著作的统计数字。当统计数字存在争议时，我会在正文中采用我认为最可靠的数字，同时把存在差异的数字在注释中列明。

也就是说，不必指望我在追求准确性方面会有太大进展，那未免期望过高。本书也并未试图成为关于战后初年欧洲的“一锤定音”和“包罗万象”的历史著作：那未免不着边际。正好相反，本书试图向那些令人震惊甚至令人恐惧的事件投射一束光芒，让那些从未发现事实的人们得以窥见真相。

我希望此书能够引发争论，关于这些事件在欧洲大陆痛苦重生时产生了何种影响的争论，由于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或许还能激励其他人从事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如果说过往历史如同陌生异域，那么这个时期的欧洲史仍有大片未知领域，其在历史寻宝图上只能如此标示——“恶龙之巢穴”。

[1] Dean Acheson memorandum to Harry Hopkins，26 December 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II，pp.1059-61.Pope Pius XII’s address to the Sacred College of Cardinals，New York Times，3 June 1945，p.22.

[2] “Europe：The New Dark Continent”，New York Times magazine，18 March 1945，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