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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向下看了，并且他们的所见令他们极为震惊。戴高乐在1968年5月也有同样类似的经历，担心日益加剧的大学生街头示威会推翻他的政府，他突然逃离巴黎前往法国在西德建立的一个军事基地。他承认，法国正在遭受“全身瘫痪”的痛苦。他“不再掌管任何事情了”。⁵⁹

毛泽东和戴高乐都恢复了各自的权威，但不会再有走钢丝的胆大妄为了。他们也没有感到四面楚歌。1968年的同一个夏天，勃列日涅夫和他的顾问们准备入侵一个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目的是为了阻止他们曾给予过鼓励的改革：如同1953年在东德以及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些改革走得太远，超过了莫斯科的计划，其结果威胁到东欧的稳定，甚至是苏联自身。“我们所谈论的，”乌克兰党的首脑波伊特·舍列斯特（Petr Shelest）警告说，“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的命运，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社会主义的命运。”乌布利希——这位预测垮台可能性的有经验的老手，言辞更加强烈：“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继续走这条路，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将冒着最终导致我们垮台的风险。”⁶⁰

但是乌布利希的苦恼也并未让西德领导人感到好受，因为他们也正处在包围之中。他们的大学也发生了一年多的骚乱，最大规模的骚乱发生在西柏林，这座由美国大兵守卫的城市的周围，而这些骚乱却主要是针对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在1948年中期柏林被封锁时由华盛顿支持建造的柏林自由大学，已成为革命活动的蜂巢；而鼓励与美国开展文化活动的“美国之家”，现在也成为敌对性示威的固定目标，经常受到武力攻击。美国及其西欧盟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者”，学生领袖鲁迪·达什克（Rudi Dutschke）如是宣称。德国学生现在有必要发扬毛泽东和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精神，加入越南村民，来“发动群众革命”。⁶¹

那年夏天在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反抗运动如此激烈，以至于包括政府、军队、法人团体和教育等各系统在内的所有权威都被包围了。在当时，已经有大约55万美国士兵参战。他们大多数都是被征召入伍的，并且很快需要更多数量的士兵。年轻的美国人出于原则的和个人的原因反对战争：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公正的、无法获胜的，但是他们仍然被指望着去参战。学生缓征入伍的政策为一些人提供了保护，但代价是眼睁睁看着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去填补空缺。同时，国内爆发了种族骚乱，刺杀行动夺去了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Kennedy）的生命，这两位领导人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崇拜。

已经决定不再谋求连任的约翰逊总统，实际上成为了他自己的白宫里的一名囚徒，日日夜夜被吵闹的示威者包围，无法走出森严的军事堡垒公开露面。8月份民主党的大会变成了一场骚乱，芝加哥警察与数千名愤怒而失望并在那时极度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发生冲突，这些年轻人完全不为约翰逊亲手挑选的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竞选口号“愉快的政治”所动。⁶²

那年秋天，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 M.Nixon）在总统竞选中打败了汉弗莱，他继承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传统的国家权力工具似乎正在消失。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后来回忆说，美国似乎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当青年人拥有的无限可能性在突然之间变得有限，人们必须明白这样的事实，即不是每一种选择都仍将开放。”⁶³总统说得更为直白。“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秩序的时代”，他在1970年4月30日告诉全国人民：

我们看到，自由的文明在过去500年中所创造的一切伟大的制度遭受到了盲目的攻击。即便是在美国，著名大学正在遭受系统性的破坏……在这样的危机关头，如果美国表现得像一个可怜而无助的巨人一样，那么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会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自由制度。⁶⁴

尼克松利用这次演说宣布美国和南越将对柬埔寨进行打击，这是他采取的诸多打破越南军事僵局的手段之一。但是战争的扩大激起了国内抗议的新浪潮，并导致首例死亡事件的发生：在5月4号，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了四名学生。这个国家自身以及它的大学似乎都即将变得四分五裂。

度过五个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夜晚之后，这位美国总统仅在他的一名随从和一位司机的陪同下，悄悄溜出了白宫，试图以理规劝仍在林肯纪念碑前静默抗议的学生们。尼克松紧张之极，以至于语无伦次，漫无边际地谈论着丘吉尔、绥靖、冲浪、足球、他的环境政策，以及在年轻时旅行的好处。这些学生尽管对这位夜间的不速之客有些吃惊，但仍然表现得礼貌、自信并精力集中，“我希望您明白，”其中一人告诉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我们宁愿为我们信仰之事牺牲生命。”⁶⁵

所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孩子怎能把这些大部分冷战大国的领导人视为家长相威胁呢：使他们语无伦次、无谓地动怒、经常性地恐慌，并且不安地发现他们的权威已经不再？这些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协作的年轻人是如何以那些老家伙为代价，积攒了如此的力量？

一个解释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人的数量比以前更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是一种超越美国边界的国际现象。出生率上升的同时，死亡率在下降，这部分由于和平重新归来，但也因为医疗水平得到提高。⁶⁶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十几岁、二十出头：他们已经成熟，足以制造那些他们想要制造的麻烦。

荒谬的是，政府给了这一代人制造麻烦的手段和动机。国家长久以来认为教育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而冷战对高等教育更是格外青睐：在日益依赖先进科学技术的地缘政治的竞赛中，有必要维持自己的竞争性地位。在1955年至1970年间，美国专科院校和大学的入学率扩大了两倍。在苏联，学生的这一人数增长了两倍半。在法国，这一数字增长了三倍，甚至在中国大学入学率到1965年也增长了一倍多，但这一数字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前夕陡然直落，“文革”使中国的教育遭受了十年多的损失。⁶⁷

然而，政府未能预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上越来越高的教育，再同一场僵化的冷战相结合，就能够成为一张造反的处方。学习是不容易划分的：你如何让学生思考那些国家或他们父母制定的目标，而不让他们为自己着想？在历史上，年轻人常常希望能够质疑他们前辈的价值观，而现在通过大学教育，他们的前辈们已经赋予了他们如此而为的训导。其结果便是对现有世界的不满，无论它意味着核军备竞赛、社会和经济不公正、越南战争、东欧的镇压，甚或是这样一种信仰，即大学本身已经成为那应该被推翻的旧秩序的统治工具。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一种超越国界的革命，它矛头直指当权势力，无论这些当权派的信仰如何。

到1969年底，他已经基本上恢复了秩序，只不过是通过将数百万的红卫兵——中国受教育的精英——送到农村这种极端的权宜之计而实现。这是“很有必要”，《人民日报》解释说，因为“年轻人……应当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他们的旧思想才可能被彻底改造”。⁷⁰

然而更为奇怪的是，遍及西欧和美国的年轻激进分子们——他们自身幸免于接受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再教育——视毛泽东为英雄，拥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同伴切·格瓦拉（Che Guevara）共同的特质。切·格瓦拉试图在中非开展一场古巴式的起义但却惨遭失败，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中央情报局逮捕并杀害。⁷¹但是，才能并不是他们之所以受到崇拜的品质；革命浪漫主义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菲德尔、切提供了强大的示范。

这有助于解释为何1967～1968年的革命几无所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动摇了各处的当权派。但是，他们最终也没能推翻任何一个；相反，他们使那些当权者明白最好与之合作，以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些被说服者是美国、苏联、西德、东德的政府，以及那位更加灵活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