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星期四，下午5∶00

起初，阿德莱·史蒂文森不想把苏联导弹的情报图像递交到联合国安理会。[39]他向来不喜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在包括两次总统竞选的政治生涯中，他都不太乐意直击对方要害。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以坚持文明而理性的方式进行争论为豪。此外，中情局曾让他撒下弥天大谎，出尽了洋相，这些经历他从来没有忘记。

1961年4月，也就是猪湾事件期间，国务院让他向联合国展示一张图像，上面是古巴空军轰炸哈瓦那附近的机场。但是，这个“证据”其实是伪造的。这场空袭并非肯尼迪政府声称的由古巴空军的变节者发动，而是由中情局雇佣的飞行员实施的。他们还在一架旧的B-26飞机上涂上了古巴徽章。为了让故事更可信，中情局还用点45口径手枪在其中一架飞机上射了几十个洞。史蒂文森为此倍感羞辱。[40]

对肯尼迪处理这场导弹危机的方式，史蒂文森仍然抱有疑虑。他认为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美国应当和苏联展开谈判。对他来说，华盛顿只有做出一些让步，才能让苏联撤出导弹，比如撤出部署在意大利、土耳其甚至关塔那摩的“木星”导弹。但是，他也承受着来自白宫的压力，因为白宫方面要求他对外采取强硬态度。肯尼迪担心史蒂文森缺乏胆量，特地派了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坐在他的旁边。麦克洛伊曾任美国驻德国总督，是个通才。

由于拍不到古巴或封锁线现场的镜头，联合国安理会是电视媒体能得到的最接近超级大国间对峙场景的场合。安理会能够让双方进行辩论。会议室有巨大的壁毯，上面是凤凰涅槃的图案，象征人类文明从二战的灰烬中重生。室内有一张圆桌，只容得下20把椅子，却能够带来比联合国大会更加亲密和戏剧化的交流效果。危急时刻，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们都挤到门口，等候辩论开始。

史蒂文森准备提问的时候，正好是苏联大使瓦莱里安·佐林（Valerian Zorin）主持会议。佐林当时病痛和劳累交加，在之前几个月里出现了精神衰退的迹象。私下开会的时候，他有时会突然抬头，神志恍惚地问：“今年是几几年？”[41]莫斯科放任他自行处理一切。由于接不到上面的指示，他只能采用苏联外交的传统手段：混淆和否认。佐林不断否认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即使那时候赫鲁晓夫已私下里和美国商人威廉·诺克斯直截了当地承认了。

佐林这种拒不承认的态度，让有良好教养和耐心的史蒂文森无法忍受了。史蒂文森和佐林的座位之间隔了四个人，他坚持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请问，佐林大使，你是否否认苏联已在古巴部署了并正在部署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发射场？”

史蒂文森对这个问题不肯罢休，他问道：“是还是不是？不要等翻译，请直接回答。”会议室里发出了紧张的笑声。

佐林用他尖细的声音回击道：“这里不是美国法庭，先生。我不想回答一个以审判官姿态给我提出的问题。”他笑了笑，摇摇头，仿佛史蒂文森的冒犯让他感到惊讶。

“你现在是在一个世界性的法庭，你可以回答是或者不是，你否认有导弹，我只想确认自己是不是理解了你的意思。”

“你迟早会知道答案的，别担心。”

史蒂文森再次逼问的时候，会议室里紧张的笑声更加响亮了。

“如果你执意如此，我可以等到地狱结冰。”

这句“地狱结冰”成了回击这位口风严实的苏联大使的名言。事实上，史蒂文森并不想这样。他不想去等苏联答复，而是想要马上知道答案。为了迫使佐林尽快回复，史蒂文森在会议室后方架起了一个木架，他走了过去，拿出了照片证据。

在大家都屏住呼吸观察照片的时候，佐林则是佯装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在翻译人员把对方的话翻成法语后，他告诉安理会：“对撒过一次谎的人，别人是不会相信第二次的。所以，史蒂文森先生，我们不会相信你的照片。”

在众多观看安理会辩论的美国人中，肯尼迪是其中之一。他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摇椅上，在记事簿上做笔记，在关键词上圈圈画画。

在记事簿的顶端，他写下了“导弹”。[42]然后在“导弹”四周画了个方形，嘴里念了一遍这个词，又画了一个圆。“否决，否决，否决，否决。”他用潦草的字迹写了“挑衅”，并重重地画了个圆圈。然后又写了遍“挑衅”，画了个淡淡的圆圈。他在“密切监视”和“苏联潜艇”两个词下面画了条线。在页面底部，他画了一串互相连接的方形，一直画到了最边缘。

史蒂文森说完，肯尼迪看了看记事簿。他对他的助手说“太棒了。从来不知道阿德莱有这本事。在1956年那会儿他要发挥出来就好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