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在柏林墙的另一侧，资本主义在取得胜利。标志资本主义获胜的转折点不是一个事件，一个日期，或一个数据，而是一个过程，一种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一度担心会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资本主义由于历史的原因害怕再出现经济大萧条，共产主义由于信仰的原因希望再出现经济大萧条，但是，经济大萧条没有再次发生。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观点，预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将再次发生战争，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斯大林的预言则显得那么可笑。

许多年以后，作为最后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战后初期起了一个名字，叫“黄金时代”。他使用这个名字的用意是：“所有那些曾经困惑过资本主义的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世界制造业的产量翻了四番，制造业产品贸易增加了十成，粮食生产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消费品，比如汽车、冰箱、电话、收音机、电视、洗衣机，已经成为普通的用品。西欧几乎不存在失业问题。霍布斯鲍姆写道：“当然人类的大多数仍然处于贫困之中，但是在传统产业劳工的诞生地，（共产主义）《国际歌》中的唱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对工人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们现在想的是如何拥有汽车，如何去西班牙海滨度每年一次的带薪休假。”⁵⁶

但是，对于上述现象，霍布斯鲍姆描述起来容易，解释起来却很困难。他指出，“在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大跃进’的原因方面，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后果方面，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理论”。他认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长久繁荣可能与经济兴衰的长周期有关：战后时期正是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这一轮长周期持续了好几百年。但是，他又觉得，这个解释不能说明这次经济“繁荣的非同寻常的程度和深度，这次的经济繁荣同战前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霍布斯鲍姆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兴旺的另一个解释可能是技术的进步，但是他又觉得，技术的突出进步主要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而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他最后指出，最终令人满意的解释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资本主义被刻意改造了，改造资本主义的人是美国和英国那些制订经济政策的官员。如果认为人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那是错误的。”⁵⁷

如果霍布斯鲍姆说的是对的，那么，马克思吸取了历史教训吗？马克思一直坚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产生愤怒的无产阶级而制造了自己的行刑人。列宁吸取了历史教训吗？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贪婪最终将导致战争。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了吗？他们对他们的人民作出保证：共产主义将比资本主义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所有这些共产主义领导人都信奉一些基本的观念，即资本主义领导人从不吸取历史教训，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会吸取历史教训，共产主义者发现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真理，只有从复杂纷乱的社会现象中揭示真理的理论才能指点未来的方向，只有那些能使百姓听从命令的独裁者，才能确保历史的火车准时到达目的地。但是，共产主义领导人信奉的这些观念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他们对历史、理论和领导人素质的解释是对的吗？

实际上，在涉及历史、理论和领导人素质的问题上，资本主义领导人的看法和决定是对的。在吸取历史教训方面他们比共产党领导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从来不只是信奉一个单一的、神圣的、从而是不可置疑的历史发展理论。与此相反，从迪斯雷利提出“两个国家”理论到波伦提出“两个世界”理论的这100年中，资本主义领导人一直表现出实际灵活的态度，不断对政策和规定作出调整，在实践结果中寻找真理，而不是在机械的教条中寻找真理，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知错必改。霍布斯鲍姆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它在世界上能否站得住脚取决于它是否能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竞争，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被大大的改进了。1960年以后，社会主义越来越落后于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社会主义已不再具有竞争能力。”⁵⁸

霍布斯鲍姆对社会主义失败的解释还过于狭窄，因为只是在经济表现方面评价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理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够的，这些理论所造成的生命代价是巨大的。在实现这些理论的过程中，大约有1亿人在20世纪中丧生。⁵⁹我们无法估计共产主义试验失败对那些幸存者造成的影响，他们的生活被共产主义思想扭曲了，他们的命运被专制政策禁锢了。在历史上还找不到几个良好的愿望造成巨大灾难的例子。柏林墙被推倒以后，在一个东德工厂的墙壁上出现了一行字：“我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道歉。”这是一句非常合适的话，也是早该有人说出来的话，没有人需要为这句话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