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星期六，中午11∶46

10月27日，星期六，中午11∶46

（夏威夷，凌晨5∶46）

罗伯特·T.格拉夫（Robert T. Graff）上校驾驶的波音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在黎明前3个小时就从夏威夷起飞了。它向西飞至约翰斯顿岛，这是南太平洋一处孤立的环状珊瑚岛，它曾是鸟类的迁徙地，现在被用作核测试基地。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数十架类似的飞机装满了核武器正朝苏联飞去，他们正在执行的是名为“铬圆顶”的大规模空中警戒任务。但格拉夫的这一次任务与以往不同，机组人员确切地知道他们将要投下一枚80万吨级的炸弹。

在太平洋空投核武器是“多米尼克行动”的一部分。肯尼迪对苏联重新开始核试验十分气愤，于是批准了30多项大气层试验，还包括几项发射火箭的试验和由潜艇发射北极星导弹的试验。10月26日星期五，约翰斯顿高空导弹测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的一系列失败，其中包括7月的一次重大灾难：一枚出现故障的雷神火箭在发射台上爆炸了。火箭的配套设施和邻近的飞机跑道都被炸毁，整座岛屿也被钚污染。把整个区域清理干净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从“多米尼克行动”的结果来判断，相较于导弹，飞机仍然是投放核武器更为可靠的工具。

当B-52轰炸机到达位于太平洋中部、约翰斯顿东南100英里处的投放区域时，天还没有转亮。月亮正停留在海平线附近。这次测试被编排得像一段芭蕾舞一般，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细致的演练。格拉夫从45000英尺高的驾驶舱可以看到数十艘战舰的灯光，它们的任务是监控核爆炸。还有6架在附近盘旋并配备了复杂的摄像头和放射量测定器的飞机。它们的目标是美国海军的一艘驳船，上面载有信号标和雷达反射器。

当B-52轰炸机开始围绕目标做环状飞行时，飞行员把风场信息通过无线电传给了夏威夷的弹道专家，每个人都称她为“基蒂”。^[40]加利福尼亚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做了一个新设计，可以优化对弹壳可用空间的利用，而他们这一次正是要测试这项新设计。为了保证测量精确，炸弹在一个准确的时间、高度和位置爆炸就变得非常重要。基蒂身边放着导航图表和一个快要溢出的烟灰缸，她在计算尺上完成了计算，然后通过无线电把投放核弹需要的数据调整传了回去。

机组人员中最关键的是投弹手约翰·C.纽翰（John C. Neuhan）上校。纽翰被评为第八航空军最佳投弹手，他是一个沉默的独行侠，完全沉浸在投弹技艺的细节之中。他的投弹记录近乎完美。同事们把他的成功部分归功于运气，部分归因于他对手控仪器超乎寻常的熟稔。飞机上的一台初级电脑正在机械地工作着。电子设备中还包括一些真空管。纽翰会一根根地排查线路，确定它们是否需要更换。

格拉夫已经3次经过投放区域，计算每一圈的飞行时间，以使其恰恰达到6分钟整。机组人员打开了一系列开关，装配武器，并准备投放。在第4次经过时，纽翰调至紧急无线电频道并宣布倒计时，以便所有机组人员都能够听到。

“3分钟。”

“2分钟。”

“1分钟。”

“30秒。”

“20秒。”

“10秒。”^[41]

随着高压液压系统顶开了他们身后的炸弹舱门，机组人员感受到了一阵颠簸。飞行操纵板上的黄色警报灯亮了，显示“炸弹舱门开启”。

“投放。”

投弹手用他的拇指按下了手持开关，它就像电子游戏手柄上的按钮一样。一个重达4吨的圆形大桶闪着亮光跌入了气流中。几秒钟后，三顶降落伞打开以减慢核弹的降落速度，使得B-52轰炸机有足够的时间飞离这一区域。导航员开始了投放后计时。机组人员关闭了驾驶舱前端的隔热帘，只在中间留了一道缝隙。他们把头转开。在投放后87.3秒，来自飞机身后的一道耀眼白光使得每个人都闭上了眼。几分钟后，他们仍能感受到一系列轻微的震荡波，仿佛飞机遭遇了气流一般。

蘑菇云直冲60000英尺的高空，轰炸机顿时显得如飞蛾般渺小。监控飞机上的新兵们被这亮光眩得什么都看不见。随着B-52轰炸机越飞越远，亮光逐渐减弱，纽翰看向投弹瞄准器。他投中了目标。

一个形似月亮的巨大球形在半空中出现，绿色、紫罗兰色和紫色的带子四散开来。这场代号为“灾难”的核试验的巨大光芒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融入了热带温暖的黎明中。核爆炸的景象有一种奇妙夺目的美丽。此时，夏威夷时间为凌晨5点46分，华盛顿时间为中午11点46分，莫斯科时间为晚上6点46分。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白宫的执行委员会晨会正要结束。此时楚科奇半岛上空13英里处，查克·莫尔茨比正要进入苏联边境。

[1]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124。

[2]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273；苏联前防空部队军官Pavel Korolev上校的回忆录，载于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246-253。笔者对苏联防空部队政委Grigory Danilevich上校的采访，2004年7月。

[3]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124。

[4] Philip Nash，The Other Missile of October：Eisenhower，Kennedy，and the Jupiter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1-3.

[5] 1962年10月22日，备忘录，麦克纳马拉文件，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古巴文件，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6]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199-200。苏联国防部长后来报告说，U-2侦察机“被击落，是为了避免照片落入美国人手中”。马利诺夫斯基备忘录，1962年10月28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1（Winter 1998），262。根据M.A.Derkachev，Osoboe Poruchenie（Vladikavkaz：Ir，1994），56，普利耶夫知道击落事件后非常愤怒。“你们不该这么做”，他跟他的下属说，“我们会使（外交）协商变得复杂化。”

[7] 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3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240；10月27日的飞行记录，载于国家照相判读中心的5017-5030任务照相判读报告，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8] 1962年10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笔记，哈瓦那2002年，第二卷。笔记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学家沃尔特·普尔根据原始文字记录，于1976年记录下来。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始文字记录后来被销毁了。这些任务拍下的照片包含在SAC Historical Study No.90，第二卷，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

[9] 马拉霍夫笔记，Archives of Mezhregional’naya Assotsiatsia Voinov-Internatsionalistov，Moscow。

[10] British Archive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242.

[11] 萨韦里奥·图蒂诺，L’Occhio del Barracuda（Milan：Feltrinelli，1995），134。

[12] 对德斯诺埃斯的采访。

[13] 阿道夫·吉利，“A la luz del relámpago：Cuba en Octubre”，Perfil de la Jornada，2002年11月29日。

[14] 对外广播谍报处翻译的反叛者广播，1962年10月28日。

[15] 合众国际社10月27日对哈瓦那的报道，参见《纽约时报》，1962年10月28日。

[16] 笔者对Alfredo Duran的采访，2005年12月。

[17]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124；B.G.Putilin，Na Krayu Propasti（Moscow：Institut Voennoi Istorii，1994），111-112。对于击落的时间有几个差别微小的不同版本。我所依据的时间来自科罗廖夫上校，他当时正在卡马圭指挥所执勤（参见格里布科夫等著，250）。关于残骸的位置，参见1962年10月28日统一军部的1065号报告，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

[18]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235。

[19] 参见国家照相判读中心报告，1962年10月26日与10月27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0]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67。

[21] 斯塔岑科的报告；对叶辛的采访。

[22] Malinovsky（Trostnik）给普利耶夫的命令，1962年10月27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由笔者翻译。一份不同的翻译参见“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Winter 2003），388。

[23] 格里布科夫和史密斯，Operation ANADYR，69。

[24] Verde Olivo，1968年10月10日，引自Carla Anne Robbins，The Cuban Threat（New York：McGraw Hill，1983），47。

[25] 中情局备忘录，The Crisis：USSR/Cuba，1962年10月26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笔者对波尔塔莱斯山洞的拜访；蓝月任务5019-5020，1962年10月27日，国家照相判读中心报告，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6] 蓝月任务5019-5020，1962年10月27日，国家照相判读中心报告，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7] 参见例子，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326-328。

[28] 中情局备忘录，The Crisis：USSR/Cuba，1962年11月6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中情局报告说空军的伊尔-28由“列宁主义共青团号”核潜艇运输，“几乎确定地”于10月20日停靠在奥尔金。根据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173，国家照相判读中心已经对奥尔金留心注意，因为当地的建筑活动和在苏联地区部署伊尔-28时的活动十分类似。但与圣朱利安的伊尔-28不同的是，奥尔金的飞机从未离开板条箱，并于11月26日被撤走。布鲁焦尼，536。

[29] 对阿纳斯塔西耶夫的采访。

[30] 马利诺夫斯基备忘录1962年9月6日和8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翻译载于“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1（Winter 1998），258-260。也请参见Raymond Garthoff，“New Evid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翻译载于“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1（Winter 1998），251-254。

[31] CINCONAD消息2622345Z，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复，参见参谋长联席会议决议年表关于古巴危机的内容，1962年10月27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和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对事件的24小时摘要，270000～280000，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32] 参谋长联席会议决议年表，1962年10月28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

[33] 大西洋总司令部历史，95。

[34] 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255，261；大西洋总司令部历史修正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伤亡人数的估计，1962年10月28日，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35] Polmar和Gresham，230；美国陆军司令部给大西洋总司令部的消息291227Z，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36] 泰勒关于麦克纳马拉和总统的备忘录，1962年5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

[37] 索伦森口述历史，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38] 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1962年10月23日；吉尔帕特里克关于总统和邦迪的备忘录，1962年10月24日；Sagan回忆录，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Scott D.Sagan，The Limits of Safe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106-111。在10月24日，吉尔帕特里克告诉他的副官，他不认为有必要改变这一武器的管理准则。吉尔帕特里克办公日记，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古巴文件，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39] Robert Melgard中校，引自Scott D.Sagan，The Limits of Safe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110。

[40] 作者对George R.McCrillis中尉的采访，“灾难”试验中的飞行员，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