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星期六，晚上11∶00

10月27日，星期六，晚上11∶00

（哈瓦那，晚上10∶00）

这个星期六的夜晚，美国民众怀着极大的不安入睡，没人知道第二天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白宫几乎空无一人。肯尼迪遣散了大多数副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妻子和家人身旁，休息休息。^[43]唯一被肯尼迪留在身边的是戴夫·鲍尔斯，他是这个卡梅洛特王朝的谐星。每当约翰·肯尼迪意志消沉时，这位揶揄的小爱尔兰人就负责为他加油打气。无论是哪一天，鲍尔斯都是第一个跟总统说早安的政府职员，也是最后一个跟他说晚安的人。他的职责包括确保提供足量的干净衬衫和冰凉饮料。当总统出访或杰姬不在场时，他常常会安排女性来和他的老板幽会。

肯尼迪无可救药地沉迷于女色，他向密友透露说，如果“每天不玩上一会儿”，他的偏头疼就很可能会发作。^[44]即便是核战的高危期也没能让他的欲望有所减退。他依然和老情人玛丽·平肖·梅耶（Mary Pinchot Meyer）幽会，她是中情局高级官员科德·梅耶（Cord Meyer）的妻子。玛丽优雅、精致、聪慧，她和总统另两名唤作“菲得尔”和“法得尔”的秘书女友可不同。肯尼迪自少年时代便和她相识，并常常在面临巨大压力时寻求她的意见。他曾在10月22日的家庭晚宴临席前邀请她共进晚餐，而当时杰姬的妹妹李·拉齐维尔（Lee Radziwill）以及她的服装设计师奥列格·卡西尼（Oleg Cassini）也都在场。玛丽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给杰克的办公室打了电话。^[45]可是他当时正身陷执行委员会的讨论之中，没办法第一时间接听，所以她留了一个在乔治敦的联系号码，那儿是她的居住地。

戴夫·鲍尔斯在他对约翰·肯尼迪偶像崇拜式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梅耶或是总统的其他女友。根据他的描述，总统在星期六晚上用了些许时间，给安德森少校的遗孀写了一封哀悼信。后来他进了白宫电影院，观赏了《罗马假日》，里面的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是他最爱的女演员之一。在关灯睡觉之前，他提醒副官，不要忘了第二天早晨的安排。

“戴夫，我们将要去圣斯蒂芬参加早上10点的弥撒。我们要做很多辛苦的祷告，所以可别迟到了。”^[46]

其他官员则尽可能地做着他们能做的最后事宜。深夜的五角大楼充斥着紧张的情绪，因为苏联船只“格罗兹尼号”正全速驶向古巴。这艘被两艘美国战舰尾随的邮轮看似会在黎明时分抵达封锁线。总统到时候就得做出决定，到底是扣住还是放行。这一选择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是在尚未准备完全时，冒和赫鲁晓夫起冲突的风险；要么是在全世界面前被扣上一顶孱弱和优柔寡断的帽子。

乔治·安德森在观看海军学校—匹兹堡大学的橄榄球赛时，就从柯蒂斯·李梅那里收到了简报，得知华盛顿发生的一切。晚上11点钟左右他因为感冒的不适就上床休息了。^[47]超过14000名空军预备役人员被召集起来，准备一场可能对古巴发动的入侵。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然公布了一份经过修订的入侵古巴作战时间表。

针对萨姆导弹基地的空袭：2小时。

全面空袭：12小时。

入侵：决策日后7天。

全部军队登陆：决策日后18天。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执行委员会计划宣布，任何在直径500英里的拦截区内被发现的苏联潜艇，都将被视作“怀有敌意”。^[48]美国反潜艇部队已经在区域内发现了两艘苏联潜艇，另外两艘则处于该区域边上。这条被提议对外公布的宣言措辞模糊。在特定情况下，它也可以被解读为一旦区域内的潜艇形成“威胁”，该宣言就授权美国战舰向它们开火。

哈瓦那的塞尔焦·皮内达（Sergio Pineda）又要准备熬夜工作了。这位拉美通讯社的记者一直从古巴首都向拉美的新闻机构发送消息。在这个星期六的傍晚，数百名女性被召集到卫生营，并有头戴钢盔的士兵出现在庞大的办公楼外，“卸下装着药品和手术材料的巨大板条箱”。他对此进行了报道。

“如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皮内达报道说，“此时的这座城市十分平静。一切事物都沉浸在宁静之中。”^[49]在他写下报道文字时，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便是一曲长笛乐音，它来自邻近哨所的无线电接收器。电台播音员时而会打断音乐，重复着安东尼奥·马塞奥·格拉哈莱斯（Antonio Maceo Grajales）的话语，他是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古巴独立战争英雄。

“无论是谁，如果试图入侵古巴，就算他们好运没有在战斗中丧命，得到的也只能是古巴浸透鲜血的土壤。”

[1] 美国海军通过发现的时间顺序来标记苏联潜艇。第一艘被明确标记的是“C-18”（苏联标号“B-130”，由尼古拉·舒姆科夫指挥），时间是241504Z。其他的有“C-19”（“B-59”，瓦连京·萨维茨基），时间是252211Z；“C-20”，后来被确认为“C-26”（“B-36”，阿列克谢·杜比夫卡），时间是261219Z；以及“C-23”（“B-4”，留里克·克托夫），时间是271910Z。

[2] 航母第十六师，古巴导弹危机文件，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3] “比尔号”和“科尼号”航海日志，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也可通过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获得。

[4] 国防部长给国务卿的消息，240054Z，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

[5] 参谋长联席会议普尔笔记。

[6] 《时代》杂志的简介，1961年7月28日。

[7] 参谋长联席会议消息051956Z，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8] 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了这条截获的消息，对美国军舰“牛津号”的Keith Taylor的采访，关于截获的追踪信号的描述见Harold L. Parish 口述历史，1982年10月12日，国家安全局。

[9] CINCONAD消息27022Z和280808Z，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些作者声称白宫不得不采取游说李梅的方法，才使他放弃下令立即进攻萨姆导弹基地。见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463-464。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学家沃尔特·普尔的笔记则显示这不是真实的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继续派遣侦察机执行任务，直到另一架飞机被击落后，再展开报复行动，其最低限度为进攻所有的萨姆导弹基地。参谋长联席会议决议年表，1962年10月27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零散行动，见10月27日关于“Proposed Military Actions in Operation Raincoat”的备忘录，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古巴文件，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10] Aleksandr Mozgovoi，Kubinskaya Samba Kvarteta Fokstrotov（Moscow：Voenni Parad，2002），92，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Vol.2.

[11]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84；Aleksandr Mozgovoi，Kubinskaya Samba Kvarteta Fokstrotov（Moscow：Voenni Parad，2002），71。潜艇舰队指挥官是一级上尉维塔利·阿加福诺夫。他当时正在B-4潜艇上。

[12] 两人都是二级上尉，这在苏联相当于中校。负责鱼雷的军官是一名三级上尉，相当于美国的海军少校。

[13] Aleksandr Mozgovoi，Kubinskaya Samba Kvarteta Fokstrotov（Moscow：Voenni Parad，2002），93；笔者对奥尔洛夫的采访，2004年7月，其他潜艇指挥官质疑过奥尔洛夫事件。阿尔希波夫和萨维茨基都去世了，所以已经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萨维茨基的措辞。奥尔洛夫的描述与其他潜艇人员的描述相符，同时也与我们所知的B-59潜艇行动相符。

[14] 罗伯特·F.肯尼迪，Thirteen Days，（New York：W.W.Norton，1969），102.

[15] Schlesinger，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625.

[16] Schlesinger，“On JFK：An Interview with Isaiah Berl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8年10月22日。

[17] 见国务院和史蒂文森草稿以及执行委员会讨论。

[18] 不同人的描述在具体的与会人员方面存有异议。根据腊斯克，除他之外与会人员有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麦克纳马拉、邦迪，以及“可能还有另一个人”。给James Blight的信，1987年2月25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根据邦迪，参加会议的还有波尔，吉尔帕特里克、汤普森和索伦森。见麦乔治·邦迪，Danger and Survival（New York：Random House，1988），432-433。

[19] 腊斯克提出的方法首先由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雷蒙德·黑尔提出，载于安卡拉电报587，该电报于星期六早上发至国务院——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 麦乔治·邦迪，Danger and Survival（New York：Random House，1988），433。另一版描述见腊斯克，240～241。

[21]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In Confide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95），61。在罗伯特·肯尼迪于1962年10月30日致腊斯克的一份备忘录里，他说他要求多勃雷宁于晚上7点45分在司法部与他会面（《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第11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270）。但是罗伯特·肯尼迪却迟到了。执行委员会7点35分才结束。罗伯特·肯尼迪然后又去总统办公室开会，这场会议持续了大约20分钟。他和多勃雷宁会面的时间大约是晚上8点5分，和国务院把总统的消息发送给莫斯科是在同一个时间。阿纳托利·多勃雷宁，In Confide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95），268。

[22] 克格勃罗伯特·肯尼迪档案，1962年2月，苏联对外情报档案，莫斯科。

[23] 多勃雷宁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10月27日。我通过以下材料重构了这个事件：多勃雷宁的电报，罗伯特·肯尼迪致腊斯克的一份备忘录和罗伯特·肯尼迪，Thirteen Days，107—108。罗伯特·肯尼迪的描述和多勃雷宁的描述非常接近，尽管多勃雷宁更加直白，尤其是在撤回“木星”导弹方面。就“木星”导弹的讨论，同一天的多勃雷宁电报看起来比罗伯特·肯尼迪的各种说辞更加可信。美国官方有关“木星”导弹的说法随着时间不断改变。前肯尼迪副官，比如泰德·索伦森，就承认他们曾低调处理，甚至是略去了可能带来尴尬的细节。参见Jim Hershberg发表的文章和文档，“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5（Spring，1995），75-80，以及8-9（Winter 1996-1997），27，344-347，包括有多勃雷宁电报的英文译文。

[24] 奥唐奈和鲍尔斯，Johnny，We Hardly Knew Ye，325；白宫日志和总统电话日志，1962年10月27日。

[25] 奥唐奈和鲍尔斯，Johnny，We Hardly Knew Ye，340-341。

[26] Ted Gup，“The Doomsday Blueprints”，Time，1992年8月10日；George，46-53。

[27] 奥唐奈和鲍尔斯，Johnny，We Hardly Knew Ye，324。

[28] 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482；“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Lehman”，Studies in Intelligence（Summer 2000）。

[29] 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378。麦克纳马拉说他在“黄昏时离开了总统的办公室”，返回五角大楼，然而Sheldon Stern指出当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10月27日的落日时间是晚上6点15分。

[30] 《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第11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270；Rusk，240-241。一些学者曾质疑，腊斯克于1987年对寻求科迪埃帮助做出的描述是否可靠，但是这一描述与之前的执行委员会辩论中的说法，以及肯尼迪对“木星”导弹的观点相符合。

[31] 国务院古巴事务协调人备忘录，1962年10月27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32] 米罗档案，Time，1961年4月28日。

[33]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97.

[34] Néstor T.Carbonell，And the Russians Stayed：The Sovietization of Cuba（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9），222-223.

[35] 中情局有关“猫鼬行动”的兰斯代尔备忘录。潜入队，1962年10月29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也可见于有关隐蔽行动的兰斯代尔备忘录，1962年10月31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36] Allyn等著，Back to the Brink，149。

[37] 阿列克谢耶夫发给莫斯科的电报，1962年10月27日，翻译载于“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Winter 1996-1997），297。

[38] 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117。阿列克谢耶夫说，他直到1978年才知道到底是哪方击落了飞机。

[39] 对奥尔洛夫的采访。

[40] 对奥尔洛夫的采访。

[41] Aleksandr Mozgovoi，Kubinskaya Samba Kvarteta Fokstrotov（Moscow：Voenni Parad，2002），93；第16航空母舰师，古巴导弹危机档案，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42] 对奥尔洛夫的采访。

[43] Salinger，John F.Kennedy，125。

[44] Seymour Hersh，The Dark Side of Camelot（Boston：Little，Brown，1997），389.性爱需求对于约翰·肯尼迪来说十分重要。

[45] 白宫电话记录，1962年10月27日；白宫社交文件，1962年10月24日，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梅耶多次拜访白宫在特勤局都有记录。没有证据显示她在10月27日曾和约翰·肯尼迪幽会。我们也无法确定肯尼迪是否回复了她的电话，因为他可以避开白宫的接线总机，用当地的电话线路打电话。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讨论，见Nina Burleigh，A Very Private Woman（New York：Bantam Books，1998），181-227。

[46] 奥唐奈和鲍尔斯，Johnny，We Hardly Knew Ye，341。

[47] 海军作战部办公室日志，1962年10月27日；OPNAV事件简报，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48] 吉尔帕特里克手写笔记，晚上9点。执行委员会会议，1962年10月27日，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古巴文件，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9] 10月28日拉美通讯社报道，对外广播谍报处，1962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