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饥荒

战争期间，少数能让欧洲显得协调一致的现象，就包括在欧洲随处可见的饥荒。几乎在战争爆发之初，国际粮食贸易就受到冲击，随着欧洲大陆到处出现军事封锁，国际粮食贸易完全停顿。首先消失的食物是进口水果。在英国，普罗大众尝试以幽默化解困境。水果店橱窗开始出现告示栏，广而告之：“是的，本店没有香蕉。”1943年，电影《众生如我》（Millions Like Us）在片头一幕略带讽刺地介绍橙子的定义，好让那些不记得橙子长什么样的人温故知新。在欧洲大陆，最能让人感觉到物资匮乏的无疑是咖啡的短缺，人们只能饮用咖啡的替代品，包括菊苣、橡果以及蒲公英球茎。

然后，更为严重的短缺迅速袭来。食糖首先出现短缺，时鲜食品如牛奶、奶油、鸡蛋、鲜肉也陆续出现短缺。英国首先实行定量配给，然后是欧洲大陆多数地区，最后连美国也要实行定量配给。中立国也未能幸免。例如，在西班牙，即使是基本食品，如土豆和橄榄油，也要严格实行配给；而进口食品的大幅减少，也让1944年的瑞士人均营养摄入量比战前下降了28%。[1]此后五年，鸡蛋几乎都要做成蛋白粉，以利于保存，天然黄油被人造黄油取代，牛奶只能留给小孩子饮用，传统肉类如羊肉、猪肉、牛肉如此鲜见，以至于人们开始在后花园里饲养兔子，以兔肉作为替代品。对抗饥饿的斗争，确实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人们同样感觉如临大敌。

首先掉落饥饿悬崖的国家是希腊。1941年年末1942年年初的冬季，在轴心国入侵希腊六个月之后，就有超过10万名希腊人活活饿死。战争降临让这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再加上侵略者限制民众迁徙，最终导致食品分配系统崩溃。农民开始囤积食物，通货膨胀完全失控，失业人口剧烈增长。法律和秩序近乎完全瓦解。许多历史学家指责德国占领军从食品商店征集食物，从而引发了饥荒，实际上这些食品商店经常遭到当地居民、游击队员、散兵游勇的洗劫。[2]

且不论饥荒的起因是什么，饥荒的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死亡率上升了3倍。在某些群岛，如米科诺斯群岛，死亡率更是上升了9倍。[3]战争期间，希腊有41万人死亡，其中25万人很可能死于饥饿及其并发症。[4]情况如此危急，以至于1942年秋天，英国史无前例地同意解除海上封锁，允许船只运送粮食前往希腊。英德两国达成协议，在战争余下岁月里，救济粮食可以流入希腊，即使在1944年年底，希腊解放后的混乱时期，救济行动也仍在继续。

如果说战争对希腊食物分配造成的冲击相当迅猛，那么在西欧，食物短缺造成的影响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例如，在荷兰，直至1944年年末1945年年初的冬季，人们才感觉到最为严重的饥荒。与希腊不同，荷兰的“饥饿冬季”不是由政局混乱所致，而是由纳粹剥夺某些国家生存权的长远政策所造成的。几乎从1940年5月德国军队进驻时起，他们就开始征集各种物资：金属、衣物、织物、食物、牲畜以及自行车。许多工厂都被整体拆卸运往德国。一直以来，荷兰都靠进口粮食和饲养牲畜来维持生计，但从1940年起，粮食进口停止了，荷兰人只能靠德国人征集物资后剩余的少量粮食来维持生活。战争期间，土豆和面包严格定量配给，人们只能靠甜菜根茎甚至郁金香球茎来填饱肚子。[5]

及至1944年5月，情况已近乎绝望。发自荷兰国内的报告表明，除非荷兰迅速解放，否则灾难无可避免。再一次，英国解除了海上封锁，允许救济粮通过，但解除封锁的范围非常有限。丘吉尔担心正规渠道的食物援助可能只会落入德国人之手，英军总参谋部则担心德国海军会利用援助船只为指引，通过密布水雷的荷兰海岸。因此，荷兰民众只能等待解放，并且继续挨饿。[6]

及至1945年5月，当盟军进驻荷兰西部时，已有大约10万～15万名荷兰人因为饥饿而患上水肿病。[7]荷兰之所以免于承受希腊那种程度的饥荒，仅仅是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大量救济粮终于得以运进荷兰。但对数千人来说，救济粮已经来得太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记者们形容这座城市如同“巨大的集中营”，“其恐怖景象可比贝尔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8]仅仅在阿姆斯特丹，就有超过5000人死于饥饿及其并发症。整个国家的死亡人数为1.6万～2万人。[9]

纳粹并非蓄意饿死荷兰人。与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相比，纳粹其实对荷兰人颇有好感，荷兰人被视为“日耳曼”民族，必须引领他们“回归日耳曼大家庭”。[10]问题是德国的粮食供应也是自身难保。甚至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德国领导层就已经相信国内粮食生产面临危机。[11]及至1942年年初，粮食储备已告枯竭，因为缺乏饲料，国内生猪存栏量下降了25%，面包和肉类的配给定量也被削减。[12]尽管1943年德国迎来丰收，但危机并未远去，配给定量短暂上升，随即再次下降。

要了解德国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德国人口的营养需求。成年人要维持身体健康，每天需要摄入的热量为大约2500卡，如果从事重体力劳动，摄入的热量还要更多。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要避免水肿病等营养不良疾病，上述摄入量还不能只靠进食碳水化合物来获得，必须同时进食新鲜蔬菜以获得维生素，此外还需要进食蛋白质和脂肪。战争爆发初期，德国平民每天平均摄入的热量为2570卡，这个摄入量还算健康。但在此后一年，这个指标下降到2445卡，1943年下降到2078卡，在战争结束时下降到1412卡。[13]1945年2月，一位德国家庭主妇写道：“饥饿敲打着家家户户的大门，新配给卡从每隔四周发放变成每隔五周发放，人们甚至不知道是否还会发放。我们每天都在数土豆，每人还有五个小土豆，面包变得更为稀缺。我们越来越瘦、越来越冷、越来越饿。”[14]

为了让本国民众免于挨饿，纳粹大肆搜刮占领区。早在1941年，纳粹就把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普通消费者”的正式配给量减少到每天1600卡的热量，而比利时和法国更是只有每天1300卡的热量。[15]在上述国家，当地居民如果不想慢慢饿死，就只能在黑市里想办法。本质上，荷兰的处境与比利时和法国没有太大差异：主要差异在于荷兰的解放日期晚了整整九个月。饥荒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就连黑市都已经枯竭，而德国国防军的焦土政策更是让这个国家超过20%的耕地淹没在海水之下。及至战争结束，在被占领的荷兰，正式日常食物配给量已经下降到只有400卡的热量，这个配给量竟然只是贝尔森集中营犯人食物配给量的一半。在鹿特丹，食物已经完全耗尽。[16]

总体而言，战争期间，第三帝国对待东部占领区的态度，比对待西部占领区的态度要残酷得多。当一位生活在雅典的年轻美国人质问德军士兵希腊的粮食供应为何如此糟糕时，对方回答道：“噢，难道你不知道吗，在波兰，每天有600人饿死呢。”[17]如果说在荷兰和希腊食物短缺仅仅是战争后遗症，那么在东欧，食物短缺就是德国的主要武器。纳粹并不打算养活欧洲的斯拉夫人。几乎从一开始，纳粹就打算故意饿死斯拉夫人。

入侵波兰和苏联的所有目的，就在于为德国殖民者让出生存空间，为供养第三帝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为供养德国，提供耕地和粮食。按照第三帝国为东部领土制订的原始计划，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超过80%的波兰人将被逐出家园，乌克兰人的驱逐比例是64%，白俄罗斯人的驱逐比例是75%。但及至1942年年底，纳粹统治集团某些成员迫切要求“从肉体上灭绝”所有当地人口，不仅针对犹太人，而且针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18]这次种族灭绝的规模让大屠杀也相形见绌，而其主要武器就是饥饿。

东欧的饥荒从波兰开始。早在1940年，波兰主要城市的食物配给量就被确定为600卡的热量，战争期间这个配给量有所提高，但仅仅是因为纳粹需要波兰人充当劳工。[19]随着战火向东蔓延，针对平民的饥荒更为严重。入侵苏联后，纳粹计划部门坚持军队必须征集当地所有粮食，以维持军队给养，由此彻底断绝对乌克兰城市的粮食供应。通过这种方式征集上来的多余粮食被全部运往德国本土，与此同时，应该任由基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陷入饥荒。按照这项计划的构想，军事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如何通过饥荒饿死2000万～3000万人。[20]当地居民别无选择，只能到黑市里寻找食物，有时要长途跋涉数百英里。[21]总体而言，农村居民的处境比城镇居民要好些。例如，仅仅在哈尔科夫，就有大约7万～8万人被活活饿死。[22]

最后，纳粹饿死东部领土人口的计划停顿下来，最起码是缓慢下来，因为饿死如此众多年富力强的劳工在经济上毫无意义，何况第三帝国严重缺乏劳动力。而且无论如何，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施下去。对乌克兰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应被简单切断，因为警察根本无法阻止城市居民逃往农村，而且警察也根本无法取缔黑市。在全欧洲范围内，黑市养活了数千万人口。然而，对于那些无法外出觅食的人来说，等待饿死就是无可避免的悲惨宿命。1941年冬天，德国军队成功饿死了130万～165万名苏联战俘。[23]在犹太隔离区，甚至早在大规模杀戮开始之前，就有数万名犹太人被饿死。在列宁格勒900日围城期间，大约有64.1万名市民死于饥饿及其并发症。仅仅在列宁格勒这座城市，饿死的人数就几乎相当于希腊全国性饥荒期间饿死人数的2倍。[24]

人们可能会以为，一旦战争结束，欧洲粮食供应的困境就会有所缓解，但在许多地方，情况却变得更糟糕。在宣布停战后的几个月间，盟军只能绝望地、气馁地供养数百万欧洲饥饿人口。我曾经提及，战争结束时，德国的标准日常配给量只有1400卡以上，但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及至1945年9月，配给量下降到1224卡，及至1946年3月，配给量下降到1014卡。在德国的法军占领区，及至1945年年底，正式配给量下降到1000卡以下，这种状况持续了六个月之久。[25]

在欧洲其他地区，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有时甚至更糟糕。意大利南部解放一年后，尽管其已经收到1亿美元财政援助，但罗马家庭主妇还是会因为食品价格高昂而爆发骚乱，1944年12月甚至爆发了“饥饿行军”，以抗议食品短缺。[26]战争结束后，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报告，因为食品短缺而引发的骚动还是遍及全国。[27]在1945年大部分时间里，维也纳的正式配给量大约是800卡。在布达佩斯，1945年12月的配给量下降到每天556卡。[28]在以前的东普鲁士，人们甚至要吞食倒在路边的死狗。[29]在柏林，有人看见孩子们把公园里的青草挖来吃；在那不勒斯，水族馆里所有的热带鱼都被人偷走吃掉。[30]由于普遍营养不良，欧洲大陆到处爆发相关疾病。欧洲南部陆续出现疟疾，而肺结核更是到处蔓延。在罗马尼亚，另一种与饥饿有关的疾病，糙皮病，发病率升高了250%。[31]

问题不仅仅在于普遍的食品短缺，也在于食品无法正常分配。长达六年的战争，让欧洲的交通设施破坏殆尽。在把粮食运往欧洲各大城市之前，必须首先重建铁路网络、修复大小道路、修补商用船舶。同样关键的是，必须恢复法律和秩序。在欧洲某些地区，救济粮刚刚运到就被抢掠一空，就连救援机构也无法将生死攸关的粮食运到最急需的地方。

欧洲解放后，许多英美部队来欧洲换防，他们都被眼前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他们本来已经做好准备，肯定会见到满目疮痍的破败场景，也许还会见到某种程度的战后混乱，但他们都没想到物资匮乏到如此程度。

雷伊·亨廷（Ray Hunting）当时是英国陆军的通信军官，他于1944年秋抵达解放后的意大利。他在中东已经见惯了乞丐，但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聚集在他乘坐的列车周围。在一处公路铁路交会点，他再也受不了人们的哀号之声，他翻遍自己的口袋，将自己剩余的存粮向人群抛去。接下来出现的情景彻底将他吓倒。

不加选择地向饥饿的人群抛掷食物，这根本就是个错误。他们马上为列车上抛下来的东西扭打成一团。男人最为粗暴，他们彼此拳打脚踢，就是为了抢到罐头食品；妇女彼此抢夺食物，塞到孩子手中，而孩子们随时都会被粗暴的人们踩在脚下。

列车离开交会点时，人们仍然在为少数残羹冷炙扭打。亨廷从打开的车窗继续朝他们张望，直到旁边包厢的军官探出头来挡住他的视线。那名军官说道：“真是浪费，都给了这些蛆虫。难道你不知道，仅凭一两个罐头，你就能得到她们当中最漂亮的姑娘吗？”[32]

战后初期的欧洲，饥荒是最为棘手、最为急迫的问题之一。早在1943年，盟国政府就已心中有数，并且把食物分配作为第一要务。但即使是最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和管理者，都认为食物只不过是纯粹的物质需求。只有那些亲临前线的人，那些直接接触饥民的人，才会意识到，食物同样是精神需求。

凯瑟琳·休姆（Kathryn Hulme）是巴伐利亚其中一处难民营的代理主任，她对此深有体会。1945年年底，她非常悲哀地写下人们在维尔德夫莱肯争抢红十字会包裹的情景。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些装着肉酱和沙丁鱼的闪亮罐头，几乎在营地里引起骚动。立顿茶包、瓦灵顿屋咖啡罐、维生素巧克力条，引起人们近乎疯狂的追逐。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是欧洲历经破坏的例证，一如法兰克福那荒凉的废墟。这是人心的废墟。目睹此情此景，更让我痛苦万分。[33]

下一个章节，就让我们来探寻这人心的废墟。

[1] 关于西班牙可参阅New York Times magazine，18 March 1945，p.51；关于瑞士可参阅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55。

[2] 参阅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esp.ch.4。

[3] 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62.

[4] 按照国际红十字会数字，可参阅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41。数字范围介乎于10万与45万之间，参阅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158。

[5] 关于德国的征收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荷兰经济困难，参阅van der Zee，Henri，The Hunger Winter：Occupied Holland 1944-5（London：Jill Norman and Hobhouse，1982），passim，以及Fuykschot，Cornelia，Hunger in Holland：Lif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New York：Prometheus，1995），pp.124-50。

[6] 关于荷兰的报告，参阅TNA：PRO FO 371/39329，20 May 1944；以及AIR 8/823，“Interview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Dr Gerbrandy，Prime Minister of the Netherlands”，5 October 1944。关于开往荷兰的紧急补给船，以及开往比利时的补给船的对比，参阅WO 106/4419，and FO 371/49032。另可参阅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98-122。

[7] NARA RG 331 SHAEF G-5，entry 47，box 27，Military Government Branch，Main HQ，First Canadian Army，Weekly Report no.27，period 13-19 May 1945.

[8] The Times，7 May 1945.

[9] 更低的数字，参阅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122；更高的数字，参阅Hirschfeld，Gerhard，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trans. Louise Willmot（Oxford，New York and Hamburg：Berg，1988），p.53。

[10] Himmler to Seyss-Inquart，7 January 1941，引自Hirschfeld，Gerhard，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trans. Louise Willmot（Oxford，New York and Hamburg：Berg，1988），p.46。

[11]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264.

[12]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539.

[13] 关于营养摄取量，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21；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361。

[14] Letter of 4 February 1945，in Wolff-Mönckeberg，Mathilde，On the Other Side：To My Children from Germany 1940-1945（London：Peter Owen，1979），p.107.

[15]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419.

[16] 关于荷兰解放后的配给标准，参阅TNA：PRO WO 32/16168，Montgomery message to Eisenhower。关于德国占领荷兰期间的配给标准，参阅Burger，G. C. E.，J. C. Drummond and H. R. Stanstead（eds.），Malnutrition and Starvation in Western Netherlands September 1944-July 1945（The Hague：General State Printing Office，1948），pp.20-24。关于鹿特丹，参阅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114。

[17]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3.

[18]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467.

[19]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366.

[20]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p.479-80.在入侵俄国之前的一次周末宴会中，希姆莱告诉同僚，“入侵俄国的目的在于杀掉3000万的斯拉夫人”；参阅Rees，Laurence，Auschwitz（London：BBC Books，2005），pp.53-4。

[21] 可参阅如the many stories in Geddes，Giorgio，Nichivo（London：Cassell，2001），passim.

[22] Krawchenko，Bohdan，‘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27.

[23] 更低的数字，参阅Spoerer，Mark，Zwangsarbeit unter dem Hakenkreuz（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01），p.72；更高的数字，参阅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482，他认为还有60万人被处决。另可参阅Herbert，Ulrich，Hitler’s Foreign Workers：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trans. William Templ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41。

[24] Glantz，David，Leningrad：City under Siege 1941-1944（Rochester：Grange Books，2005），p.220.

[25] TNA，FO 1005/1631，Reports on conditions in Germany，1945-1946.

[26] New York Times，9 September 1944：“MYM100，000，000 in Aid Sent to Italians”；Daily Express，6 September 1944：“Finished with War，Rome Cries for Bread”；New York Times，8 December 1944：“Housewives Riot on Prices in Rome”.

[27]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34.

[28] 参阅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206。

[29] Ruth Irmgard testimony in Jacobs，Ingeborg，Freiwild：Das Schicksal deutscher Frauen 1945（Berlin：Propyläen，2008），p.72.

[30] 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168；Lewis，Norman，Naples ’44（London：Collins，1978），p.61.

[31] 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201.

[32] R.J.Hunting，IWM Docs 10519 P339，typescript memoir，pp.272-4.

[33]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