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美国的战略与法律、道德原则的重新组合，本来对冷战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对冷战中的另一方产生了影响，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些变化在最初是很难被发现的。苏联领导人看上去变得比赫鲁晓夫在任的最后时期都更难以容忍国内和东欧的异见分子。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及随后以“勃列日涅夫主义”所做的辩护，为在意识形态上实行更严格控制的训练、拒绝在媒体和艺术领域开展任何试验，甚至对温和的政治抗议者施以更为严厉的镇压打下了基础。⁶⁸无论缓和政策如何改善了与西方的关系，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志们似乎已决心控制其势力范围内的一切——甚至是思想。他们不是依赖道德或法律为自己辩护，而是通过意识形态：按照这种说法，他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且因此掌握了改善人民生活的法宝。

但是，长久以来，历史显然不是按照这种方式发展的。赫鲁晓夫揭示出被列宁和斯大林奴役的人民远多于他们解放的人民；当他被打倒时，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经济等衡量国家繁荣程度的指标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68年，它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使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继续掌权，这一行动打破了任何可能主动拥护那种意识形态的人所抱有的幻想。“我们的坦克在布拉格……朝着思想‘开炮’，”一位年轻的苏联记者在那时写道，“铁拳打在一个会思考的社会的脸颊，他们认为已经打败了……它思考的进程……［相反，他们］‘唤醒’了党内知识分子中的新阶层，他们将更成攻地反复继续［布拉格］的努力。”⁶⁹

当然，这样的事情不会很快发生。思想本身需要时间来确保坦克不再被用来对付自己。但是，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的确产生了强大的心理效应：在苏联和东欧，它使更多的人在表面上继续服膺于马列主义，而在私下里却不再信奉它。在那里，发展出一种如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称的“双面生活”：“这种种的撕裂：公共场合下和私下的自己、官方和非官方的语言、对外的服从和内心的反抗……我为国家的管理鼓掌，但我在个人生活中从未对此表示赞同。”⁷⁰这与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存在于人们赞成之事和他们的领导人所做之事之间的差距已大大缩小。信任危机已经从华盛顿转移到了莫斯科。而相比于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更没有准备好来应对它。

他的问题在于，同所有其他执政的共产党一样，苏联共产党从它宣称的历史永无过失的言论中汲取权威。当事件的发展未能遵照这一脚本时，它就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一旦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就没有什么——除了在道德和法律上来说使用武力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在捷克发生的事件——可以为党的存在作任何合理的解释了。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让人越来越难以置信的意识形态之上，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岁月中，无论美国领导人的行为如何恣意，他们从来不必面对那种难题。

勃列日涅夫本可以通过缓和对思想和观念的专制来降低党的脆弱性——但是这将产生对他的专制权力的挑战，因此他并不打算那么做。“这是危险的，”克格勃的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在1974年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如此警告，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应对苏联最杰出的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对苏共所作的批评。“索尔仁尼琴能够在成千上万的人中获得支持……如果我们对萨哈罗夫无所作为，那么其他学者……又会怎样表现呢？”⁷¹这些持异见者唯一的力量在于他们的钢笔、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原则。然而原则是有传染性的，而苏联的体制只由意识形态保卫着，对原则并没有足够的免疫力。

既然内部改革风险太大，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于是转向了外交：如果世界承认了它统治的合法性，那么一小撮不满者，即便他们是著名人物还能指望获得谁的支持来反对呢？这正是勃列日涅夫喜欢缓和政策的原因之一，他的一个根本性的假设是西方世界不会寻求改变马列主义政权的内部性质。相反，它们的目标是鼓励这些政权在国际舞台中表现得更负责任。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勃列日涅夫坚持认为阶级斗争会在安全的地方继续进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⁷²但是，他准备做出暗示，接受北约的永久存在以及让美国在欧洲继续扮演角色。作为回报，他希望美国人及其北约盟友们正式批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东欧边界。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早在1954年，莫洛托夫就提议召开一次会议，由欧洲国家而不是美国共同开会确定其既存边界。这一计划之后再无进展，但是正如基辛格曾注意到的，莫斯科的外交“以坚持不懈来弥补想象力的缺乏”。⁷³在随后的15年中，苏联外交部反复提出莫洛托夫的建议，做了些修改，把美国人包括了进去。同时，北约已经同意与华约就共同削减欧洲军备进行谈判，而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已显现效果，苏联与西德签署了一份条约，承认了波兰在战后长期存有争议的边界，并且占领柏林的四国签订了一份继续维持该城市现状的协定。所以很清楚，没有人对改变欧洲政治版图感兴趣。这就使得对美国人和他们的一些北约伙伴而言，苏联重新要求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并没有什么损害，是一个可能的积极进展。⁷⁴

但是对勃列日涅夫来说，这样一次会议的意义更为丰富。它可以要求美国及其盟友们公开宣称接受战后欧洲的划分，并且记录在案。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对于这种契约性义务的重要性的态度几乎是资本主义式的，他相信它可以在未来阻止“布拉格之春”的发生，强化勃列日涅夫主义，挫败苏联内部的异己分子，并且保住自己和平使者的名声。⁷⁵并且，他还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以获得这种承诺。这些让步包括承诺在军事行动前发出通知，容许以和平方式改变国际边界，允许签约国加入或离开联盟，并且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承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重要性……以同《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的目的及原则保持一致”。⁷⁶

俄国人诚然对最后一点非常紧张，但这是同西欧人和加拿大人而不是美国人一同提出的，因此很难表示反对。⁷⁷况且，它所详列的自由也写入了苏联那份大多没有被执行的宪法中：这也会使拒绝它变得尴尬。如果仅仅因为这一点，苏联就退出自己长久以来要求召开的会议也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带着担忧，政治局还是同意将人权条款加入这次会议的“最终法案”（Final Act）。“在我们自己家里，我们是主人”，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让勃列日涅夫放心。只有苏联政府而非其他任何人能决定承认“人权和基本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⁷⁸

1975年6月30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勃列日涅夫在打瞌睡中熬过了这次会议的几次演讲，两天之后，他和福特以及其他33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那份将他们会聚在一起的既长又复杂的文件。对于各方而言，其影响是难以预料的。正如基辛格在后来所言：“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外交过程可以如此表明人类的预见是多么的有限。”⁷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