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结盟”对于在超级大国阴影下生活的小国而言，并不是寻求扩大自主性的唯一武器：“垮台的可能性”也可如此。南朝鲜的李承晚、中国台湾的蒋介石、南越的吴庭艳，这些坚定的反共主义者绝不可能威胁要倒向另一边（尽管当1963年美国人要抛弃吴庭艳的时候，他曾孤注一掷地紧握政权，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地试图与北越人开启谈判）。¹⁹同样，北朝鲜的金日成或者北越的胡志明，这些热忱的反抗资本主义者也绝不可能可信地提高与美国结盟的前景。但是，他们能够做的是挑动起超级大国的担忧，即如果他们各自的超级大国赞助者不支持自己，那么他们的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些“多米诺骨牌”发现不时地宣扬一下倒塌的倾向，还很有帮助。

朝鲜在朝鲜战争后的历史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李承晚曾坚决反对那份分裂了他的国家的1953年停战协定，并且为了破坏这一协定，他释放了数千名本应被遣返的北朝鲜战犯，而这些战犯的本意也并非返回北方。华盛顿同平壤一样，被李承晚此举激怒了，认为他擅作主张。李承晚虽未能废除停战协定，但他的确向艾森豪威尔政府发出了这样一种信号，即一个独立的盟友并不意味着必然是一个忠顺的同盟者。²⁰他最有效的论争是，如果美国不支持他以及他在南朝鲜建立的专制政权，那么这个国家就要垮台，而美国人在朝鲜半岛的态势就会比打消顾虑并继续支持他的结果更差。

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李承晚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美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表示……我们可能准备好离开朝鲜，”艾森豪威尔悲观地说，“但事实却是，我们当然无法真的离开。”²¹如此一来，李承晚有了一份双边安全条约，还有一份来自华盛顿的承诺，即为了确保南朝鲜的国家安全，美国军队可以根据需要尽可能长久地在那里驻军。这就意味着美国保卫着一个独裁政府，因为李承晚对于民主化毫无耐心和兴趣。南朝鲜就成为了李承晚而非美国所希望的南朝鲜，并且他发明了一种极富吸引力的冷战勒索模式，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对我太过施压，我的政府就会垮台，而你会为此感到后悔。

现在很清楚的是，苏联同北朝鲜的金日成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被允许建立一个斯大林式的国家，扶植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而恰在此时，赫鲁晓夫正谴责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类歪曲马列主义的做法。结果，北朝鲜变得愈加孤立和集权，但又完全依赖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并非赫鲁晓夫或他的继任者们刻意设计的结果，即使他们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种机会，因为金正日能够反驳任何要求改革的建议，他可以声称那样做将动摇他的政府，并因此将胜利拱手让与南朝鲜和美国人。“为了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我们必须在有些时候无视他们的愚蠢，”一位苏联官员在1973年解释说。²²华盛顿和莫斯科因此都开始真正支持使自己难堪不已的朝鲜盟友。这是朝鲜战争的一种诡异的结局，也再一次使我们认识到在冷战中弱者通过操纵强者以获取实力的程度。

美国人和俄国人也未能成功控制他们各自的中国盟友。蒋介石在1949年撤离大陆时，曾坚持要求保留中国沿海的几个小岛：他声称，它们将成为他最终重新夺回整个中国时的集结地。杜鲁门政府对此深表怀疑，甚至没有做出保卫台湾的承诺。但是当毛泽东在1954年9月开始炮轰这些沿岸岛屿时——很明显，这是中国人和北越人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做出妥协后展示实力——蒋介石坚称丢失这些岛屿的心理影响太大了，甚至他在台湾的政权都可能垮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反应正像他们对待李承晚那样：蒋介石获得了一份共同防御条约，把美国同台湾的防御绑在了一起。但是，防卫沿海岛屿的问题仍未能作出结论。

这就给毛泽东留有了余地，他开始采取行动，夺取了其中一个岛屿，并在其他岛屿的对面增加军事力量。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认为，现在他们和蒋介石的可信度都面临危机，于是他们在1955年初使这样一个决定为众人所周知：美国准备保卫最重要的岛屿——金门和马祖，如有必要，将使用核武器。毛泽东随后开始平息危机，但这一事件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其一，又一个盟国通过宣扬自己的脆弱，从而获得了美国的安全承诺。另一，华盛顿放弃了对毛泽东的主动，正如中国领导人随后解释的那样，美国人把自己的脖子伸到金门和马祖，于是美国人就套上了他的绞索，他可以随意拉紧或放松。²³

1958年8月，毛泽东选择再次拉紧绞索。很明显，他是要转移人们对国内经济政策失败的注意力，但却公开宣称这是抗议前一个月美军登陆黎巴嫩。²⁴当他开始炮击沿海岛屿时，蒋介石增强了对这些岛屿的防御力量，而美国发现自己再一次威胁要以核武器保卫那“一堆石头”，正如愤怒的杜勒斯在早先对那些岛屿的谑称。²⁵但并不是只有美国人觉得这场危机是让人惊扰不安的。毛泽东并不在乎同俄国人协商。当他随意地向俄国人建议说和美国人打一仗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的时候，他们全惊呆了：中国人可以引诱美国人深入到中国的领土，而莫斯科可以“用你们所有的家当”揍他们。

1954年至1955年间和1958年的沿海岛屿冲突，又给了美国人和俄国人一次教训，让他们认识到超级大国的权威是多么有限。在华盛顿或是莫斯科，没有任何人挑起这些事端：这些是蒋和毛做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或苏联领导人认为，为了这些沿海岛屿值得发动一场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但是，他们无法避免以发动这样的一场战争来威胁对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盟友”。发生在台湾和这些沿海岛屿的情况，同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样，尾巴再次摇曳着狗的身子。

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在另外一个被冷战分裂的东亚国家——越南发生了，其结果更具破坏性。1954年胡志明战胜法国之后，越南人同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日内瓦会议上，同意以北纬17度线为界划分越南。胡志明那时已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共产党国家，而美国人从法国人那里接手，试图在南方建立一个反共政权。1955年，他们最终把目标锁定在吴庭艳身上。吴庭艳没有同法国政府合作过的污点，美国人希望他的天主教徒身份能使他成为一个可信赖的盟友。但是吴庭艳，正如李承晚一样，也是一个独裁者。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南越政府就已经成为美国人的耻辱和北越人重新发起暴动的目标。当吴庭艳再次意识到华盛顿很可能不足为信的时候，他便循李承晚和蒋介石之例，警告说如果美国人不增加支持，那么他的政权将要垮台。“我们还得想一些策略，”肯尼迪的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1961年评论道，“对我们那些附庸国的领导人施加更多的说服力，让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而不是想做的事情。”²⁸

但在南越，以垮台相威胁的做法结果被证明效果有限。吴庭艳的政权变得如此残忍和缺乏效率，肯尼迪政府最终作出了必须铲除他的决定。于是，它同南越的一群军官合作推翻了这位南越总统，在1963年11月初杀害了他。这一始料未及的结局和三个星期之后肯尼迪自己的遇刺身亡震惊了美国官员，下一步怎么办，他们变得束手无策。南越局势严重恶化，越南的重要性已在他们的话语中被提高到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高度，但是他们却没有应对之策。

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政府在第二年逐渐拼凑出这样一种战略：它获得了国会的授权，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挽救南越；并且当约翰逊在1964年大选中对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它开始了一场重大的战事升级。它在最初采取了轰炸北越港口设施和供给线的形式，但是到了1965年夏，它开始向南越派遣美国地面部队。截至该年年底，美国共部署了18.4万人的地面部队并且更多的部队正在途中。²⁹“如果我们被赶出越南战场，”约翰逊声称，“那么就不再有任何国家对美国的保护抱有同样的信心了。”³⁰

正是盟友的脆弱迫使美国及其总统带着极大的不情愿和不祥的预感，对南越的防御做出了全力以赴的承诺。到1965年7月，正如其妻子伯德夫人所回忆的那样，约翰逊在睡梦中呓语：“我不愿卷进战争，但我也看不到任何可以避免的办法。我不得不征召60万男孩儿，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并且，他清楚这么做的后果。几天之后他对她说：“如果这场战争最后不顺利，而我们卷入了亚洲的地面战，那么他们只会寻找一个地址……那就是我的地址。”³¹

但奇怪的是，苏联领导人对这一事态的发展并不比约翰逊更高兴。在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曾试图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危机的发生源自他对盟友垮台的担忧——并且他的继任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希望继续发展这一态势。然而，越南战争一开始，他们感到有责任支援北越人，这部分是出自意识形态的团结性，但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正在同他们公开论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会以此大做文章。正如铁托——这位对局势的密切关注者所解释的：“苏联难以不同河内保持团结，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它自身就会面临着同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相孤立的危险。”³²

所以缓和冷战紧张局势的最初努力失败了——尽管事实上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希望它能够成功——因为小国的行为拴住了超级大国，他们被牵扯进无力或没有决心逃避的冲突。“情况变得非常诡异，”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在后来承认说，“我们盟国的行为……系统性地阻碍了对其他那些对我们双方而言的确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理性探讨。”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