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乱象

近年来，某些西方史学家和政治家倾向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尤其是21世纪初，由于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其战后重建与恢复秩序的进程屡屡受挫，人们就会指出40年代在欧洲的类似计划是如何之成功。尤其是马歇尔计划，更被视为战后经济重建的样板工程。

这些政治家应该记得，欧洲重建进程并非战后立即开始的，马歇尔计划迟至1947年才启动，而且及至40年代末，欧洲大陆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仍然处于动荡之中。正如最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联合国认识到当地领导人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产生当地领导人尚需时日。战后初期，唯一具有道德权威的人，是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的抵抗功绩的人。但是，这些人只擅长游击、破袭、暴力，他们已经习惯于以严格保密的方式行事，他们不一定适应民主政府的日常运作。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有能力控制大局的权威就是盟国本身。人们普遍承认，只有盟国官员与纳粹毫无瓜葛，只有盟国军队有能力、有威望去维持某种法律和秩序，也只有盟国牵头，才能维持政局稳定，而政局稳定是回归民主的前提条件。尽管盟国很快就由于逗留太久而不受欢迎，但在当时的欧洲大陆，除了盟国牵头维持局面，的确是别无选择。

不幸的是，面对战后初期复杂而广泛的挑战，盟国毫无准备。难民多达数百万，这些人需要食物、衣物、住所，有些人甚至需要遣返，盟军士兵和盟国官员根本应接不暇。盟国分发的食物和药物是为数百万当地居民准备的，但由于战争，许多难民无家可归、忍饥挨饿、身心受创。盟国只好重新建立和改进民政机关，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从头做起，他们要考虑当地居民的感受，但这些居民的语言和习惯却是绝大多数盟军士兵无法理解的。在陷入混乱、无法无天、武器唾手可得的欧洲大陆，盟军士兵被迫承担警察的职能。无论如何，他们都要为意志消沉的民众振作精神，帮助他们清除碎石瓦砾，帮助他们重建早已支离破碎的生活。

所有重建工作还被迫在愤恨和敌对的气氛中进行。德国人最不受待见，因为他们首先发动战争，因为纳粹发动战争的残酷方式。其他民族之间的仇恨也被点燃，有些民族仇恨就是由这六年的战争重新挑起的：希腊人反对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反对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反对匈牙利马扎尔人，波兰人反对乌克兰人。甚至同一民族内部也出现了兄弟相残，起因仅仅是因为人们对战后新社会抱有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这只会加剧邻里之间早已存在的冲突，早在战争期间，人们就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别人的举动。在欧洲大陆，通敌者与抵抗者仍然比邻而居。暴行实施者混迹于居民当中，甚至混迹于从集中营返乡的希特勒的受害者当中。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形影不离，混杂在政治观念温和得多的居民当中，甚至混杂在政治信念荡然无存的居民当中。在无数城市和乡村，施害者与受害者再为邻里。

盟军的出现经常引起当地人的反感，许多人对于军事占领者的观感大有分歧。战争过后，盟军逐渐明白，自己正坐在定时炸弹上。1945年，在盟军的报告和备忘录中，反复出现如下句子：赢得战争，输掉和平。

1944年12月，在访问希腊期间，美国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致函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公函中提到，如果未能迅速实现复兴，欧洲随时都有爆发屠杀的潜在危险。艾奇逊写道，那些被解放的民族，“正成为世界上最为易燃的材料。他们好勇斗狠、暴力成性、焦躁不安，他们早已忍无可忍”。如果盟国未能尽力养活他们、安抚他们，未能积极帮助他们恢复其祖国的社会架构和道德架构，那么，旦夕而至的将会是“挫折、煽动、骚乱”，最终“颠覆政府”。这种景象已经出现在南斯拉夫和希腊。艾奇逊担心，这种景象将会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引发欧洲范围的全面内战。[1]

就在盟国胜利后数周，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Ⅻ）曾发出警告，欧洲重新建立的和平脆弱无比。在对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团的演讲中，教皇指出，战争造成“大批无依无靠、不抱幻想、失意沮丧、不抱希望的人们”，他们愿意“投身革命与动荡，即使迎来暴君统治也在所不惜，即使这些暴君比人们刚刚推翻的独裁者还要独裁专制”。尽管教皇并未点名，但众人皆知，教皇言语所指正是斯大林的苏联政权，苏联正在动员共产党员接管若干个中东欧国家。教皇支持这些小国的右派势力，以抗拒苏联在这些国家建立政治和文化新体制，但他也认识到，在各民族之间与各民族内部实现真正持久和平的进程，将会耗费很长时间，“对于翘首盼待秩序和安定的人们来说，这个进程太漫长了”。[2]

不幸的是，西方盟国同样缺少时间。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迅速解决战后问题以避免继续流血。西方盟国应对战争破坏的措施严重不足，考虑到欧洲大陆的破坏程度，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们最多只能清理道路、恢复交通，以便把重建物资运遍欧洲大陆。西方盟国应对人道危机的措施同样短缺：此后数年间，欧洲大陆仍然严重地缺衣少食、缺医少药，而难民尤其是“无国籍”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直至50年代还潦倒地生活在尼森营地的棚屋里。西方盟国面对道德危机的应对措施更加糟糕。在1944～1945年的严峻局面中，西方盟国未能确认所有战争罪行，未能撤换和拘捕所有战时通敌官员，未能搜集罪证进而毫不迟疑地起诉这些官员。

在战争末期到处蔓延的暴力和混乱气氛中，人们难以避免自定法律、自行其是。他们无法修复战争破坏，同样无法修复人性创伤，但他们相信，起码可以纠正某种道德失衡。正如我在本书下一部分将提到的，这种信念只不过是幻想：这种信念要靠寻找替罪羊来支撑，并且把整个族群当成少数罪犯的同谋者。正是如此，在战争造成的道德损害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新的罪行：复仇。

[1] Dean Acheson memorandum to Harry Hopkins，26 December 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5，vol.II，pp.1059-61.

[2] New York Times，3 June 1945，p.22.另可参阅Newsweek，11 June 1945，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