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美国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公开指责福特和基辛格放弃人权条款。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想要达成赫尔辛基协定的动机十分昭彰：如果缓和政策意味着通过承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从而使不公正永远存续下去的话，那么追求缓和则一文不值。政府一系列的失误也在无意间支持了这一论点。就在赫尔辛基会议之前，基辛格建议福特不要在白宫接见索尔仁尼琴，这产生了一种过分尊重莫斯科的印象。索尔仁尼琴在当时是一名来自苏联的流亡者，同时也是一位缓和政策的尖锐批评者。随后，1975年12月，基辛格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Helmut Sonnenfeldt）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即让索尔仁尼琴与美国外交官们举行一次私下会谈，表示政府希望结束苏联与东欧人之间“没有活力的、不自然的关系”。当这个意见被泄露给外界后，它被人们理解为美国承认俄国人已经在东欧站稳了脚跟。⁸⁰

这些小插曲使得赫尔辛基协定成为福特在1976年总统竞选时的一个负担，来自共和党内的竞争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都对这一协定大加挞伐。福特发现，他有必要禁止下属甚至使用“缓和”一词；当大选临近时，他还尽量撇清自己与基辛格的瓜葛。随后在10月6日同卡特辩论时，这位总统犯下了最后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事先被建议要否认存在“索南费尔特主义”，但他却在辩论中反而否认了苏联控制着东欧。⁸¹这就最终确保了卡特的当选，所以在1977年1月20日之后，福特和基辛格都未能保留继续指挥美国对外政策的职责。赫尔辛基会议是原因之一。

但是，赫尔辛基会议在苏联和东欧内部的影响也同样出乎人们的意料，并且意义更为深远。多勃雷宁回忆说，勃列日涅夫盼望着“当苏联公众知道他们为之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战后边界得到最终确定后，他将赢得支持的场面”。

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在国内只含糊提及就可以，不用太过宣扬。他认为这不会在我们国内招致太多麻烦。但是他却想错了。苏联异见分子的状态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但是他们绝对受到了这份历史性文件的鼓舞。它在《真理报》的发表使它具有了一份官方文件的分量。它逐渐成为异见分子和自由主义运动的宣言书，这一态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苏联领导人的想象。⁸²

很快，赫尔辛基协定成为了一个法律和道德的陷阱。⁸³既然已经向美国及其盟友施压要求他们以书面形式承认东欧现存边界，那么勃列日涅夫就很难拒绝他也是以书面形式在同一份文件上对人权问题做出的认可。于是，他向批评者们提出了一个标准，根据这个建立在公正的普世原则基础上、植根于国际法并且独立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标准，他们可以评价他及其他共产党政权的所作所为。勃列日涅夫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影响将会是什么。

这意味着，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至少是那些更有勇气的人们——可以要求获得自由表达他们想法的官方许可：或许在未来再不必过那种“双面生活”。安德罗波夫在1974年的噩梦变成了现实：成千上万的不具有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那样声望的普通人开始同他们站到了一起，要求苏联及其卫星国为践踏人权负责。到1976年夏，在萨哈罗夫的支持下，一个名为“促进遵守赫尔辛基协定的公共团体”（Public Group to Promote Observance of the Helsinki Accords）在莫斯科开始运作，并且类似的“赫尔辛基团体”开始在整个东欧迅猛发展。⁸⁴尽管争取赫尔辛基协定之初是克里姆林宫希望使苏联对东欧的社会控制合法化，但赫尔辛基进程反而成为人们反对苏联统治合法化的基础。

说得委婉些，这种影响是出乎意料的。例如，年迈的莫斯科领导人们的命运，怎么可能跟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入侵事件后成立的名为“宇宙塑胶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邋遢的反政府摇滚乐队牵连在一起。这个乐队一直进行秘密演出并逃避警察的逮捕，但在1976年好运殆尽，其主要成员被捕。对他们的审判激发了数百知识分子在1977年1月1日签署了一份被称作“七七宪章”的宣言（Charter 77），它客气但有针对性地呼吁捷克政府尊重经勃列日涅夫同意后签署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中有关自由表达的条款。随后几名“宪章运动者”也被逮捕。其中之一，便是剧作家、也是摇滚乐爱好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他在监狱中度过了四年，出狱后又在严密的监控下生活了更长的岁月。⁸⁵

这些经历给了哈维尔激励和时间，他通过写作文章和剧作，成为记录了他这一代人对共产主义幻灭的最有影响力的纪实者。他被称作“列侬主义者而非列宁主义者”。⁸⁶哈维尔并不主张直接抵抗；鉴于国家警察的强大力量，那么做毫无意义。相反，他鼓励做更微妙之事，发展出与政府行为准则不同的个人行为标准。那些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他写道：“认同这个体制、为这个体制尽责、造成这个体制、就是这个体制。”但是那些可以对自己的信仰保持真诚的人们，即便是做诸如啤酒酿造者们以比官方制定的更高标准酿造更好的啤酒这样的小事，也能够最终推翻这个体制。“当一个人打破了游戏规则的时候，游戏就被揭露为一场游戏而已。当某人高喊‘皇帝没有穿衣服！’转瞬间一切就暴露在另一种光明之下，并且整个好似由一张被撕裂的薄纸做成的外壳，正在难以控制地四分五裂。”⁸⁷

要求结束那种似乎由马列主义所规定的双面生活的压力，在苏联和东欧已经与日俱增，就像勃列日涅夫无意间赋予了它合法性一般，哈维尔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突然间，一种美妙的景象在昭示着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普世的道德、国家道德和个人道德成为一回事。就在这一时刻，上帝或者至少是他的代理者来临，使得这一美景变成意想不到的、并且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慌的现实。

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是一位有造诣的演员、诗人、剧作家和运动员，他在1946年晋升为司铎（神父），在1964年被任命为克拉科夫（Kraków）大主教，波兰共产党否决了其他七位候选人，完全赞成对他的任命。很难再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的易错性了，因为教皇保罗六世在1967年提升沃伊蒂瓦为枢机主教，而随后在1978年10月16日，他的其他枢机主教同伴们选举仅58岁的他，成为132年来最年轻的教皇、455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教皇、有史以来第一位斯拉夫人教皇。“你们怎么可能允许选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作教皇？”安德罗波夫质问着那位由他派驻在华沙局的那位倒霉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好的答案，即便是克格勃也无法控制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团。

不久，事情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它也无法控制波兰人民的精神生活。“教皇是我们的敌人，”在约翰·保罗二世作为罗马教宗到他的祖国进行第一次访问之前，一份党的指示警告道：

他很危险，因为他将使圣斯坦尼斯洛（St.Stanislaw）［波兰的守护神］……成为人权的保护者……我们为使年轻人成为无神论者而设计的行动不能怠慢，必须加紧进行……在这个方面，允许使用所有手段，并且我们绝不容许带有任何情绪。

“听取我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告诉波兰党的领导人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不要给予他任何接待。那只会招惹麻烦。”当盖莱克争辩道他难以拒绝会见第一位波兰裔教皇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老人不愠不火地说：“那么，就做你想做的吧。但是，你要小心，不要后悔。”⁸⁸

这一次，勃列日涅夫对事情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但是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为时已晚，因为作为神父、大主教和枢机主教，沃伊蒂瓦已经默默地花费多年来保持、强化并扩大教皇的个人道德与罗马天主教的普世道德之间的联系。而现在，作为教皇，他见证了自己的成功。

当约翰·保罗二世在1979年6月2日亲吻华沙机场的土地时，它开启了这样一个进程：波兰的共产主义将走向终结，最终欧洲其他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也难逃同样的命运。数十万他的同胞为他的到来欢呼、高喊：“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第二天，上百万人在格涅兹诺（Gniezno）向他致敬。随后一天，在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欢迎的人群更为壮大；在这里，教皇意味深长地提醒当权者，教会对宗教自由的宣扬“完全符合包括《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内的国家和国际基本文件中制定的原则”。

当教皇抵达他的家乡克拉科夫时，大约有两三百万人在那里欢迎他，其中许多人是党希望被“无神化”的年轻人。“是谁在那里大声说话？”教皇开玩笑说。“与我们同在！”他们反复高呼着：“与我们同在！”当他离开时，正如他所描述的：“在我心中，每一石、一砖都如此珍贵，”约翰·保罗反复吟唱着他在位期间的主题曲，“莫畏惧。”

你们一定要坚强，亲爱的兄弟姐妹……带着信仰的力量……带着希望的力量，你们一定要坚强……带着爱，你们一定要坚强，它比死亡更强大……当我们拥有上帝的灵魂而坚强时，我们也会因为对人的信仰而坚强……因此，没有什么值得害怕。⁸⁹

“教皇！”约瑟夫·斯大林喜欢反复追问：“他才拥有多少个师呢？”⁹⁰1979年在波兰的九天时间里，约翰·保罗二世作出了回答。或许正如多勃雷宁所形容的，这也是一种“完全超越了苏联领导人想象的”发展。

[1] 叶卡捷琳堡旧称。——译者注

[2] 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夫人伯德·约翰逊（Claudia Alta“Lady Bird”Taylor Johnson），被称作伯德夫人（Lady Bird）。——译者注

[3] “伟大社会”是约翰逊总统的施政目标，意在推动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