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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3 最后一战：争夺历史，1958～1974
回家倒头大睡，这就是朱可夫熬过十月全会打击的方式。“我决心不做牺牲品，”他告诉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不消沉，不垮掉，不丧失自己的生活意志……我回到家中，吃了安眠药，睡了几个小时，起来，吃点东西，又吃安眠药倒头大睡，起来，再吃安眠药倒头大睡。就这样过了15天……睡梦中，折磨我的一切又历历在目……我据理力争，伤心难过——这一切都是在我的梦中。然后，15天后，我钓鱼去了。”[1]
朱可夫私生活中不得消停的纠葛也加剧了他的痛苦。在被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之后，他和加琳娜的私情也被他妻子发现了。从加琳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就对她有所耳闻，但她不知道加琳娜已经搬到了莫斯科。对于加琳娜女儿玛丽亚的事情，亚历山德拉也不知道。事实上，只是在四年之后当朱可夫想要得到自己的合法妻子的同意以收养玛丽亚的时候，她才了解到这件事。对于自己私生活中的危机，朱可夫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他在格拉诺夫斯克街的寓所换成两处小一点的房子，一处给亚历山德拉，一处给女儿埃拉，而他自己则搬到了乡间别墅，与加琳娜及玛丽亚住到一起。直到朱可夫夫妇于1965年离婚之前，无论是叶拉还是埃拉，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事实上已经分开。在真的发现此事之后，她们都站到自己母亲一边，一年多没和朱可夫说话。[2]后来，朱可夫在1966年与加琳娜结了婚。
退休
赫鲁晓夫在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时答应过给他另行安排工作，但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58年2月，主席团要求朱可夫从武装力量退休，尽管按照苏联的标准来看，条件还算不错。他得到了一大笔退休金，还有专用的小汽车及优厚的医疗和安全保障。他可以保留自己的公寓和别墅。要是想穿，他也可以穿军服。[3]
不太受欢迎的是克格勃的监视。从他们的报告中我们得知，幽居在家的朱可夫动辄批评赫鲁晓夫的统治，而且不仅是在自己的家中。1959年9月，克格勃向赫鲁晓夫报告，在V.V.克留科夫将军（歌唱家利季娅·鲁斯拉诺娃的丈夫）的葬礼上，朱可夫在与其他送葬者交谈时，批评党的军人退休金政策，并说政治军官的权势越来越大，是在削弱武装力量。
1963年5月，克格勃报告说，朱可夫说接替自己担任国防部部长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是“马屁精”。他批评说，苏联在空间计划上投入太多，在来访的外国要人身上花钱也大手大脚，这些放在斯大林时代是不会有的。朱可夫还对官方从1960年开始出版的由赫鲁晓夫分子编写的多卷本《伟大的卫国战争史》冷嘲热讽。[4]该书声称西方盟国对苏联的战时援助意义不大，但在朱可夫看来，美国援助的物资让苏联增加了自己的装备储备，并转而生产坦克之类的必需品。这名克格勃官员在报告的最后特别提到，朱可夫及其家人很快就要去度假了，届时就有机会弄清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了什么。
这份克格勃特别报告触及了一些敏感的话题。1963年6月，主席团决定委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等人向朱可夫提出警告：他如果再说三道四，就要被开除党籍并遭逮捕。但是，当勃列日涅夫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去看朱可夫的时候，那位元帅并没有悔意。他告诉勃列日涅夫，自己无法接受1957年十月全会的决议，因为没有给他申诉的机会。尤其让他愤怒的是决议中提到的冒险主义罪名：“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个冒险主义者了？说我是个冒险主义者是指什么事情？我入党43年，参加过四次战争，为祖国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却莫名其妙地说我干了冒险主义的事情？证据呢？这种证据根本就没有。”朱可夫否认自己在和他人谈话时批评过党，并要求与指控者当面对质。另外，朱可夫也保证自己会永远忠于党，并让勃列日涅夫放心：对于自己正在写的回忆录，没有什么可担心的。[5]
被剔出书面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末，朱可夫开始撰写回忆录，当时针对他的运动接连不断，想要诋毁他的历史声誉和人品。首先发难的是科涅夫，他在全会后的1957年11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从多个方面严厉批评了朱可夫的战时表现。1958年，苏联最重要的军事历史学家E.A.鲍尔京（E.A.Boltin）将军的权威文章，批评朱可夫在1941年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没有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作为总参谋长的种种不足，成了官方的卫国战争史第2卷中的主要内容，就连在1941年时担任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也受到了牵连。但是，更具杀伤力的还是马利诺夫斯基在1959年的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指控。他说朱可夫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觊觎最高权力。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又重提这项指控。[6]对其名誉的这些非常公开的攻击，为军事回忆录的作者批评朱可夫的战时表现铺平了道路。他们一般都把他描写成一个既不了解复杂的军事事务又对同僚骄横跋扈的人。[7]1964年2月，朱可夫写信给赫鲁晓夫，抗议回忆录的作者和历史学家不但把他描写成波拿巴主义者，而且还是冒险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对党有关武装力量的批评心怀不满的人。[8]
许多历史出版物对朱可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只字不提，这对他而言，就和前面的那些指责一样，是令人气愤的。在1958年的一本研究列宁格勒之围的书中，凡是提到他在1941年9月对保卫这座城市起到关键作用的地方，都被删掉了。在1960年的一本研究东波美拉尼亚行动的书中，朱可夫的名字甚至连提都没提，而由他担任指挥官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是参加那次行动以便为即将开始的强攻柏林清除威胁的主力之一。《伟大的卫国战争史》第1卷承认朱可夫指挥了哈拉哈河战役，但认为红军打败日军并非他的功劳。1962年，前总参谋长、朱可夫任国防部部长时曾经做过他的副手的V.D.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出版了那本最权威的苏联军事战略教科书。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索科洛夫斯基曾以许多不同的身份与朱可夫共过事，但他在论述苏联在二战时期的战略思想的发展时，根本就没有提到自己以前的上司。当然，朱可夫不是个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但他在卫国战争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指挥才干，确实为苏联的作战方式的改进做出了很大贡献。索科洛夫斯基也没有提到朱可夫在1955～1957年担任国防部部长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观点，而这段时期是苏联人从传统的战争观念向核时代战争观念过渡的关键阶段。1964年，索科洛夫斯基编了一本关于莫斯科战役的书。他在那次战役中曾是朱可夫的参谋长，对朱可夫在战争转折关头所起的核心作用十分清楚，但他却无视这一事实，在书中几乎没有提及朱可夫。1965年，罗科索夫斯基主编了一本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权威教科书，书中对朱可夫在局势发展中的作用的承认仅限于说他在战役期间担任过斯大林的大本营代表。[9]此时的朱可夫想必有威灵顿公爵老年时有过的那种感慨：每当读到某些历史学家对滑铁卢战役的描述时，他就开始疑惑，不知道自己是否参加过那场战役！[10]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在极力为自己的战时表现辩护的同时，明显不太愿意谈论自己的失败和缺点，就毫不奇怪了——因为他不想给批评者提供攻击自己的口实。
当朱可夫开始撰写回忆录的时候，这样做是出于信念。因为只要赫鲁晓夫还在台上，回忆录就没有发表的机会。当埃拉问他为什么还要劳心费神的时候，他对她说自己是“为桌子”、“为历史”而写的。[11]然而，1964年10月，对赫鲁晓夫内外政策极度失望并受够了他的专横的领导作风的主席团，把他赶下了台。像朱可夫一样，赫鲁晓夫也隐退到自己的乡间别墅中写回忆录去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回忆录在西方出版并引起了轰动；它们所披露的内容，多年来一直支配着西方对于苏联历史的看法。在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第二卷中，赫鲁晓夫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了1957年解除朱可夫职务的经过。他再次重申，在他看来，朱可夫有波拿巴主义倾向，所以才必须解除他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同时，赫鲁晓夫也谨慎地向朱可夫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敬意：“我尊重朱可夫的才干和判断力。我们在一起谈正事的时间很多，在一起打鸭子的时间也很多……作为军人，朱可夫特别敏锐而灵活。”[12]
平反
赫鲁晓夫下台后，朱可夫并没有立即得到平反，但也没拖多长时间。1965年3月，朱可夫写信给苏共领导层，说自己是赫鲁晓夫独裁倾向的受害者并要求平反。[13]这封信似乎没有得到答复，但一个月之后，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在广播中谈到了朱可夫的老对头科涅夫对他的某些评价。科涅夫说，朱可夫有他的缺点，但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指挥官，理应参加即将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5月8日，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关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主旨讲话。朱可夫应邀出席了会议。当他进入会议大厅的时候，人们起立鼓掌欢迎。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提到朱可夫（和斯大林）名字的时候，掌声更加热烈。第二天，朱可夫和许多元帅一起，再次站到了列宁陵墓上方的主席台上，检阅参加胜利阅兵的军队。阅兵仪式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人们向正在就座的朱可夫鼓掌欢迎。后来，朱可夫参观了莫斯科的作家俱乐部，并在那里做了即席讲话。讲话所显示出的理智与谦逊，给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赫鲁晓夫分子这些年来对朱可夫的攻击，并没怎么影响到朱可夫的声望。他过去是，而且将来依然是那位伟大的、从希特勒带来的灾难性失败中挽救了苏联并率领这个国家取得了一场伟大胜利的将军。
1966年11月，朱可夫和包括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以及崔可夫在内的其他“常胜元帅”一起，参加了纪念莫斯科战役胜利二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当元帅们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观众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就在掌声逐渐平息的时候，一个代表高喊：“光荣属于朱可夫元帅！”全场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种过分的赞美让主持大会的苏共代表颇为不快。[15]同月，在朱可夫即将迎来自己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得到了自己的第5枚“列宁勋章”，而他一生所获得的军功章和奖章，包括英国、法国、美国、波兰、蒙古、意大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埃及和中国颁发的，一共有将近70枚。[16]
1965年6月，苏联军史领域最重要的杂志——《军史杂志》发表了朱可夫的文章，回应了崔可夫有关他未能在1945年2月占领柏林的批评。这是个信号，即允许朱可夫再次发表自己的文字。从那以后直至去世，写文章、接受采访和出席现场，这些要求让他应接不暇。[17]朱可夫在公开场合说的和写的，主要和战争有关，但他对当代出现的新情况也非常关注。例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警告说不能让越南战争酿成新的世界大战，而且还批评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苏联的指责（这是在中苏分裂时期），警告说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有可能建立友好关系。[18]
在朱可夫发表的比较值得关注的文字中，有他1968年关于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1970年关于库尔斯克战役的几篇长文。[19]朱可夫还为拍摄这些战役的纪录片接受过采访。朱可夫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电影剧本做了大量的修改。他建议制片人不要使用俚语，因为那样可能对年轻人的教育有害。[20]朱可夫在为拍摄莫斯科战役纪录片接受采访的时候，西蒙诺夫也在场。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朱可夫不顾前一天摔倒所带来的疼痛而表现出来的专注和对细节的记忆。[21]在这两部纪录片中，朱可夫的表现都有点儿生硬，但自信而威严。1969年8月，他在接受格鲁吉亚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他们的同乡斯大林，“在与德国及其盟友的斗争中，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他显示出杰出的实施战略行动的能力，以及将战争进行到底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意志。[22]
不过，朱可夫并没有把时间都花在公共活动或回忆录的撰写上。他要照顾自己的女儿玛丽亚，而此时作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加琳娜——她是个医生和传染病专家——则在莫斯科医院工作。他还修复了与叶拉和埃拉的关系。他常常和加琳娜一起去剧院，包括莫斯科大剧院，但他更喜欢看歌剧而不是芭蕾舞剧。他还要侍弄花草，到当地的树林采蘑菇。他的乡间别墅里有放映室，一家人在一起看过很多电影。他读了很多书，不单是关于军事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还有俄罗斯的文学经典。此外，他还一如既往地出去打猎和钓鱼。[23]
回忆录
1965年7月，俄罗斯新闻出版社（APN）的编辑安娜·米尔基娜（Anna Mirkina）与朱可夫接洽有关回忆录的写作事宜。据米尔基娜说，事情的起因是，法国的一家出版社要出版苏联军事与政治方面的系列回忆录。朱可夫与新闻出版社曾经打过交道。1965年年初，出版社委托他撰写有关德国投降方面的文章。1965年3月，新闻出版社把文章的副本给了苏共领导层，并要求允许发表。文章一直没有发表，但回忆录后来吸收了它里面的内容。[24]
朱可夫邀请米尔基娜到自己在莫斯科西面的昆采沃（Kuntsevo）别墅见他。朱可夫的别墅（那是斯大林在1942年给他的）绝非那种乡间的小别墅，而是相当气派的两层大宅。米尔基娜记得，门厅的墙上装饰着莫斯科战役期间拍摄的朱可夫及其参谋人员的照片。从门厅进去是一间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宽大的餐厅。餐厅中央是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椭圆形大餐桌。桌子上方有水晶做的漂亮的枝形吊灯。靠一侧的墙壁摆放着一张沉重的橡木餐柜，角落里有一座声音悦耳的时钟。钟旁有一张小桌，上面摆了朱可夫的半身塑像和T-34坦克模型。餐厅通向阳台，那上面有一张小圆桌和两把休闲椅。
随意穿着家居服的朱可夫，领着米尔基娜来到自己的书房。书房很大，但相当舒适，采光也很好。书房里有一张蒙着旧的绿色皮革的大写字台，朱可夫背窗而坐，那样光线比较好。房间里摆满了朱可夫用来写回忆录的书籍，墙上还挂了一幅他母亲的照片。[25]
当米尔基娜答应朱可夫，说新闻出版社是一家正规的出版社，它支持他说出有关战争的真相时，朱可夫便愉快地同意了把回忆录交给他们出版。出版合同是在1965年8月签的，它让朱可夫干劲十足，要完成写作。到1966年秋天，他给出版社交了1430页的打印稿。[26]稿子并不是朱可夫本人打印的，他也不喜欢口授。他用的是普通手写的方式，因为——他告诉米尔基娜——那样可以方便他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手稿内容是由加琳娜的母亲克拉夫季娅·叶夫根尼娅（Klavdiya Evgeniya）打印的。[27]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可夫已获准查阅位于莫斯科郊外波多雷斯克（Podolsk）的国防部档案馆资料。他在那里研究了大约1500份文件。[28]从档案中引用的许多材料让他的回忆录具有一种独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苏联解体前的那段时间，他的回忆录成了历史学家们重要的资料来源和苏联档案向学术研究开放的起点。
朱可夫写回忆录并不是闭门造车，他经常与统帅部及战争期间共过事的同志们商量、交谈和通信。这其中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和罗科索夫斯基。他还与《军史杂志》的编辑以及向他约稿或征求意见的众多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的代表们交谈过。这些交流也不都是建设性的。例如，1965年4月，朱可夫写信给罗科索夫斯基，指正在他自己看来后者在接受《文学报》有关战争的采访时所犯的错误。朱可夫尤其在意的是，罗科索夫斯基没有质疑赫鲁晓夫时代冒出来的种种战争神话，特别是那些夸大赫鲁晓夫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的神话。[29]
朱可夫在这段时间中最亲密的朋友是A.N.安季片科（A.N.Antipenko）将军。后者在朱可夫1945年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时做过他的军需官，而且战后也和他一同在德国共过事。安季片科回忆说，1957年十月全会之后不久，他在保健中心遇到了朱可夫。在他们拥抱的时候，朱可夫问他为什么不害怕。当安季片科回答说有什么好害怕的时候，朱可夫说，在来保健中心的路上，他碰到了与自己相识的其他两位将军，他们不想跟他照面，就故意走到街的对面。安季片科说，既然他战争期间和朱可夫共过事，他为什么要那样？打那以后，两人就经常在一起，打猎、钓鱼、看演出、讨论朱可夫的回忆录。[30]赫鲁晓夫下台后，安季片科积极奔走，呼吁为朱可夫平反。他对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说，那样做在国内外会深得人心。1969年朱可夫的回忆录出版后，安季片科给苏共最重要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写信，强烈要求撤销1957年十月全会的决定。[31]这封信没有公开，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曾经考虑过采取这样激进的举措。要推翻1957年十月全会的结论，难就难在它除了会使当初支持赫鲁晓夫的其他中央委员（包括那时带头批判而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依然主管苏共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判断力，也会使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判断力受到质疑。它还可能牵扯到对在1957年六月全会上被开除党籍的莫洛托夫与马林科夫及卡冈诺维奇的反党集团的处理问题。他们也在游说，要求给他们在政治上平反。
朱可夫退休期间与安季片科的亲密关系是一件稀罕的事。朱可夫在成年后有过许多追随者、崇拜者、战友、喝酒打猎的同伴以及工作上的搭档，但亲密的男性朋友很少。除了安季片科，可以说只有巴格拉米扬与朱可夫的友谊深厚而持久了。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的关系有段时间很近，但在赫鲁晓夫时代他被贬之后就不行了，此后两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修复。叶拉与华西列夫斯基的儿子尤里的离婚，某种程度上肯定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疏远了。
写完回忆录之后，朱可夫面临的问题是，要与苏联审查人员就回忆录的内容进行协商。在苏联，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经过某种程序，由官方进行审查和删改，而事实证明，这对于朱可夫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67年12月，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朱可夫当面请求勃列日涅夫加快速度。1968年2月，他又再次催促此事。但直到1968年4月，由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Grechko）元帅领导的小组才拿出了关于回忆录的报告。该小组的评价总的来说是肯定的，但也批评朱可夫有夸大他自己作用的倾向，而对党的集体贡献，尤其是党的领导层的贡献，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报告特别提到了朱可夫对战争即将打响之前的那段时间的描述，认为他低估了党的战备工作的意义。具体来说，例如，朱可夫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对红军的清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格列奇科的结论是，回忆录要出版，但必须做进一步的修改和更正。[32]
回忆录接着就交给了由历史学家G.A.德波林（G.A.Deborin）负责的编辑小组。德波林小组与朱可夫及V.G.科莫洛夫（V.G.Komolov）——新闻出版社请来协调作者与编辑关系的记者——对需要修改的地方进行了处理。据科莫洛夫说，修改的过程很艰难，朱可夫对许多要求做出的改动都很不满。[33]尽管如此，这项工作的进展还是很快的。到1968年夏天时，核准出版的文本已经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34]不过，书中公布的数百幅照片也必须得到审查人员的核准。
由于看不到未经删节的朱可夫原稿，现在对审查中所做的改动很难有一个全面的判断，但可以肯定，有几百页的内容以及整段整段的话都被删去了，或者做了大的改动。增加的内容也很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添加了这样一段话——朱可夫在那里说：1943年4月到北高加索去的时候，他本想能够征询一下政治委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校的意见，但可惜没有遇到这位未来的苏联领导人。“明眼人会看出来的。”朱可夫的女儿玛丽亚记得他这样说过——意思是，元帅是不会和上校商量事情的。据玛丽亚说，是她母亲说服了朱可夫：“没有人会相信这些话是他写的，而如果他不妥协，书就根本出不来。”[35]
这部得到官方批准的回忆录终于在1969年4月出版了。尽管原计划要印50万册，但由于纸张短缺，只能印10万册，接着又采取了一种可以节约纸张的版式印了20万册。[36]这些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到最后，这部回忆录又印刷和售出了几百万册，不仅是在苏联，而且在世界各地，并被译成了各种文字。苏联公众热情高涨，朱可夫收到了无数的读者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进行指正的，也有为将来的再版提建议的。[37]官方的反应比较平淡，至少最初是这样的；1969年4月，苏共中央发布命令，对朱可夫的回忆录不准做任何评论、解释或摘引。[38]不过在7月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发表了华西列夫斯基的长篇评论。它以一种非常肯定而且巧妙的方式，没有宣扬朱可夫的个人功绩，而是突出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对共产党及苏维埃国家的忠诚。文章的标题是《献给苏联士兵》——这和朱可夫回忆录的标题是一样的。1969年11月的《军史杂志》也发表了一篇高度肯定的评论文章。[39]
胜利和悲剧
尽管回忆录的出版对朱可夫来说是一场胜利，但他个人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艰难了。1967年12月，加琳娜接受了一次手术，并被诊断出患了癌症，医生估计还能再活五年。同月，亚历山德拉死于中风。生病的朱可夫无法出席葬礼，但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锁了一整天。[40]
似乎这些还不够，1968年1月，朱可夫自己在莫斯科城外的阿尔汉格尔斯科耶（Arkhangel’skoe）疗养院疗养时也得了严重的中风，导致身体左侧偏瘫。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在恢复之后，说话仍然含糊不清，走路必须靠人扶着。1968年12月，朱可夫写信给勃列日涅夫，问能不能把自己用了十五年的“吉尔”牌车子换成比较舒适的“海鸥”。他对勃列日涅夫解释说，自己要经常到诊所治疗，“海鸥”车的质量比较好，可以让他“坐在里面觉得软和些”。[41]勃列日涅夫对朱可夫的请求是怎么处理的，现在不得而知。
加琳娜有病在身，朱可夫又行动不便，这让加琳娜在不同地方治疗的时候，夫妇二人不得不长时间地分开。他在1973年7月的信中对她说：“我日夜想念你。”1973年11月，加琳娜病情恶化，并于11月13日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在她去世前，朱可夫已无力去医院探望了。加琳娜被葬在莫斯科有名的新圣女公墓（Novodevichy），那里长眠着苏联时代的许多最杰出的人物，包括1971年去世的赫鲁晓夫。朱可夫拄着拐杖，在巴格拉米扬的搀扶下参加了葬礼。“这样的打击，我是挨不过去了，”他告诉玛丽亚。[42]
但他还是挨了过来，事实上还完成了他的回忆录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有些地方做了更正，并在评论和读者反馈的基础上增添了若干新的章节：列宁格勒之围、叶利尼亚战役以及大本营和苏联统帅部的运作方式。为了帮助朱可夫写大本营那章，出版社还抽调了历史学家叶夫根尼·茨维塔耶夫（Evgeny Tsvetaev），他曾经帮助写过什捷缅科将军的回忆录。第二版的准备工作是从1973年开始的，但由于朱可夫的身体不好而进展缓慢，因为遵照医嘱，他一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茨维塔耶夫要朱可夫详细描述大本营的运作方式，但朱可夫坚持说自己是在写回忆录，不是科学小册子。结果就采取了折中的方式，那一章既带有回忆的成分，又描写了大本营的总体运作。即便如此，对于想弄清战争期间苏联统帅部运作方式的历史学家来说，它注定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本。[43]
尽管朱可夫和加琳娜的身体都不好，但他对于采访和约稿还是一如既往地有求必应。例如，1972年2月，塔斯社请他写篇文章，要在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那天发表在国家的青年报上。“保卫国家和在苏联军队服役，”朱可夫告诉青年读者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和光荣而高尚的责任，是一件令人感到荣耀和骄傲的事情。”1972年12月，朱可夫在一本由一群战争老兵撰写的书的序言中写道：“岁月流逝，许多战争老兵都已离我们而去，而其他的也在渐渐老去。但老兵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青春热情还在，他们还依然在不懈地努力。”[44]
这是对朱可夫本人的恰如其分的写照，他与疾病和衰老的抗争已经快到尽头了。加琳娜去世后，朱可夫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他没能活着看到自己回忆录第二版的出版。1974年6月18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医院与世长辞。仅仅几周之后，经他修订的回忆录就出版了。
朱可夫的葬礼是自斯大林去世以来苏维埃国家的最大的事情。出席葬礼的有他的四个女儿，叶拉、埃拉、马加丽塔和玛丽亚。这也是人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她们在一起。
讣告刊登在6月20日的《真理报》上。在苏联高级军政领导人的长长的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讣告的内容如下：
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和卫国战争的著名的英雄，已离我们而去……在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党总是把他派到最困难的地方。作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他是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组织者之一……他负责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作战协调工作，并在库尔斯克为粉碎希特勒的军队和在解放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的最后阶段，G.K.朱可夫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其他方面军一起，把敌人消灭在他们自己的巢穴。在党委托给他的所有岗位上，G.K.朱可夫都展示出不屈的意志、勇气和组织才能……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的儿子、勇敢的战士和杰出的指挥员——将永远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45]
华西列夫斯基的悼词也于次日发表在《真理报》上。他特别称赞了朱可夫的指挥艺术，他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拥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的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在理解复杂的战略形势并对不断发展的事态做出正确的分析方面，能力超群……在制订行动计划时，他总是采取创造性的、原创性的方式。”[46]
当朱可夫的遗体被安放在莫斯科中央陆军剧院接受公众的瞻仰时，成千上万的市民排队表达他们的敬意。在6月21日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体中的时候，为首的扶柩人是勃列日涅夫。在随后举行的追悼会上，主要的发言者是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47]
一首名为《朱可夫之死》（1974）的诗，作者为苏联流亡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表达了对朱可夫的显然是矛盾的感情：
他让多少士兵
血洒异国他乡！
他可曾感到惋惜？
裹着平民床单的他
临终之际
是否还记得他们？
缄默无语。
当他在地下与他们相遇
他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是我开战的。”[48]
朱可夫崇拜的兴起
朱可夫死后的名声比他晚年的时候还要大——事情常常如此——他的葬礼就是对他的崇拜的开始。他的地位被抬高到二战中最伟大的苏军将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崇拜还在勃列日涅夫的掌控之中，但在官修的历史中，在无数的战争纪录片中，甚至在专为儿童和青年编写的有关其功绩的书籍中，对朱可夫都是大书特书。[49]为了表示纪念，他出生的村子被更名为“朱可夫村”。1980年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了两本回忆朱可夫的文集。[50]撰稿人包括叶拉和埃拉，她们都把朱可夫描写成一往情深的丈夫、慈祥的父亲和顾家的男人，他竭尽全力克服其军队工作给自己的个人生活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姐妹俩还出版了她们的父亲写给她们以及她们母亲的书信。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虽然朱可夫的职业角色是个作风强硬的指挥官，但他私底下也可以是一个细心、体贴、温柔的人。
同样热情支持自己父亲的还有玛丽亚。朱可夫去世的时候，他的私人文件都留给了她。许多文件都被党的官员拿走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了，但在剩下的当中，有他的回忆录的原稿。被苏共审查人员删去的材料大部分只具有学术价值，但也含有朱可夫对战前苏联武装力量受到的清洗的大量议论，包括说他自己也差点儿成为斯大林的牺牲品。从原稿来看，朱可夫对斯大林的批评比1969年官方批准出版的和1974年经过修订的回忆录还要严厉。1990年在玛丽亚的支持下出版的朱可夫回忆录第十版，吸收了大量的原先被删掉的材料。两年后出版的第十一版增添的内容更多。[51]这个新版的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朱可夫和斯大林的距离。
对朱可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形象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的新情况，是1987年在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去世后发表的《为G.K.朱可夫的传记而准备的笔记》——那位著名的苏联作家已于1979年去世了。笔记的主要内容是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直到60年代中期他与朱可夫的多次见面和谈话的情况。西蒙诺夫对朱可夫的记述，重点是把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而非将军——特别是，他在情感上是如何对待自己在战后所遭受的痛苦的。该书在总体上把朱可夫人性化了，从而改变了赫鲁晓夫分子把他涂抹成的自私自利的残暴形象。在西蒙诺夫的笔下，朱可夫既刚强又脆弱，既自信也善于自我反省，既固执己见也会根据经验灵活变通。[52]
关于朱可夫，20世纪80年代后期另外还发表了N.G.帕夫连科（N.G.Pavlenko）中将的题为“对一位指挥官命运的反思”的有影响力的系列文章，此时苏联正处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公开透明，对苏联的历史也更加开放。前《军史杂志》编辑帕夫连科，曾经为朱可夫在1965年能够再次发表自己的作品出过力。帕夫连科和西蒙诺夫一样，主要强调了苏共在战后对朱可夫的不公正待遇。这不仅是指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他遭到的贬黜，还包括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他没有完全得到平反。关于不公正待遇，帕夫连科提到的一个例子是，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上，虽然朱可夫已被选为代表，但因为害怕他在大会上的人气盖过勃列日涅夫而没让他参加。[53]
1991年苏联解体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需要新的英雄，以取代已经名声扫地的共产党政权所树立的那些偶像，而朱可夫就是最好的人选。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被成功地重新塑造为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人物。相比于他对斯大林和苏维埃体制的忠诚而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职业素养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他是卫国战争的英雄，而那场战争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眼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从民族来说，他也的的确确是俄罗斯的英雄。正如他的女儿叶拉所言，朱可夫“本质上完完全全是俄罗斯的。他热爱俄罗斯的一切：土地和人民，音乐和艺术，风俗和饮食”。[54]朱可夫的明确的俄罗斯身份，对于用民族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后苏联时代的政权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新俄罗斯，朱可夫注定要成为名人，而这件事的最初迹象是，发行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币。接着是在1994年5月，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颁布了两条与朱可夫有关的命令。第一条是要求赶在1995年5月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前，为朱可夫建造一座纪念物。第二条是创设两种新的军功章——“朱可夫奖章”和“朱可夫勋章”。由雕塑家V.M.克雷科夫（V.M.Klykov）和建筑设计师U.格里戈里耶夫（U.Grigoriev）制作的纪念朱可夫的大型塑像，描绘了他在1945年胜利阅兵仪式上的马上雄姿。塑像赶在胜利纪念日之前完成了，并及时安放在红场的主入口处。它现在仍然是那里吸引着俄罗斯和外国游客的最重要的景观。1996年，在朱可夫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的当天，朱可夫村扩大并升级为镇，而且还建了一座朱可夫纪念馆。1999年，叶利钦政府发布总统委员会报告，撤销赫鲁晓夫1957年的对朱可夫的所有指控，同时还决定公布1957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会议记录——在那次会议上，朱可夫曾经与指控自己的赫鲁晓夫分子有过正面交锋。[55]
官方的这些积极的姿态，与专门的展览、纪念章、庆祝大会、报刊上的歌颂文章、向他致敬的电视纪录片、献给他的诗作和歌曲，以及出版与他熟识的人所写的更加生动的回忆录相比，只是确认朱可夫俄罗斯民族英雄地位的热潮中的一部分。1992年，由俄罗斯人撰写的为数众多的朱可夫传记中的第一部出版了，[56]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及在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他以及他的丰功伟业的书籍，差不多每年都至少要出版几本。这些文献大多把朱可夫说成是“常胜元帅”。宣扬其错误和缺点的不同的声音同样也可以听到。对那些批评者来说，朱可夫不是个英雄，而是个恶棍，是斯大林和苏维埃国家的忠实而冷酷的仆人，他所代表的事业——共产主义——以及过去的那段历史，是俄罗斯要谴责而不是歌颂的。[57]
关于朱可夫，也有许多虚构的描述，包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当时他刚刚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返回俄罗斯不久。在小说中，索尔仁尼琴想象朱可夫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对于如何描写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很是作难。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朱可夫曾经是处在斯大林的直接控制之下的，但他在战争期间自信心的增加以及他们之间比较平等的关系，导致苏联独裁者在1946年将其外放。但是，朱可夫并没有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斯大林。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的内容，动摇但并未完全破坏他对苏联独裁者的信赖。
索尔仁尼琴的故事是以朱可夫的各种回忆录为基础的。在他对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的描写中，有很多真实的成分。后者热爱军队生活，他的冷酷无情的指挥风格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基于对军事事务必要性的判断。索尔仁尼琴猜测，朱可夫在1956年曾经考虑过是否要采取行动反对苏共。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的。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设想，而且对于朱可夫这样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索尔仁尼琴的敏锐描述也让人难以相信他曾经动摇过对党的信心。[58]
暮年的朱可夫完成过一份现如今在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上常见的名人问卷调查。他的答案由他的女儿玛丽亚保存：
问：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可夫：感觉尽到了责任。
问：在人的身上，你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
朱可夫：正直。
问：对男人来说呢？
朱可夫：勇气和胆量。
问：对女人来说呢？
朱可夫：忠诚和温柔。
问：你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朱可夫：天蓝色。
问：特别喜欢的作家？
朱可夫：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xander Tvardovsky）。
问：俄罗斯最有天赋的指挥官？
朱可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不能把他们分开。
问：特别喜欢的作曲家？
朱可夫：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
问：什么是你不会原谅的？
朱可夫：背叛！
问：你嫉妒你的朋友吗？
朱可夫：是的！我总是嫉妒布琼尼（元帅）。他是个手风琴大师。[59]
[1] K.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Moscow：APN，1989），p.391.钱尼的书引起了我对这段话的注意。参见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464-465。
[2] I.Mastykina，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pp.56-57；作者对叶拉·朱可夫的采访，莫斯科，2010年4月。
[3]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Moscow：Democratiya，2001），part five，docs.37-38；RGVA，F.41107，Op.1，D.73，Ll.1-2.签署关于他的退休待遇的政府命令的，是他的老对头尼古拉·布尔加宁，这也是后者在赫鲁晓夫于1958年3月解除其总理职务之前做的最后的事情之一。
[4] P.N.Pospelov ed.，Istoriy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Sovetskogo Souza，6 vols.（Moscow：Voenizdat，1960-1965）.
[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five，docs.39-41，and pp.611-614.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去的是另一位主席团成员Z.T.谢尔杜克（Z.T.Serduk）。
[6] 参见T.J.Colton，“The Zhukov Affair Reconsidered，” Soviet Studies，vol.29，April 1977；P.M.Cocks，“The Purge of Marshal Zhukov，” Slavic Review，vol.22，no.3，1963；以及M.Gallagher，“Trends in the Soviet Historiograph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J.Keep ed.，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Soviet Mirror（New York：Praeger，1964）。
[7] 参见巴托夫、别洛夫、比留佐夫、贝切夫斯基、崔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等人的回忆录的摘要。S.Bialer，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London：Souvenir Press，1970）。
[8]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part five，doc.42.
[9] D.V.Pavlov，Leningrad v Blokade（Moscow：Voenizdat，1958）；A.S.Zav’yalov and T.E.Kalyanin，Vostochno—Pomeranskaya Operatsiya（Moscow：Voenizdat，1960）Istoriy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Sovetskogo Souza，vol.1，pp.240，244；V.D.Sokolovsky ed.，Voennaya Strategiya（Moscow：Voenizdat，1962）；Bialer，S. 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Ⅱ.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25；K.K.Rokossovsky ed.，Velikaya Pobeda na Volge（Moscow：Voenizdat，1965）.
[10] 这是布赖恩·邦德（Brian Bond）在其对朱可夫元帅的最伟大的战役的评论中提出的观点。参见The Listener，July 31，1969.复印件见于朱可夫的个人卷宗：RGVA，F.41107，Op.1，D.85。
[11] A.Mirkina，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Moscow：Vniigmi-Mtsd，2000），p.10.
[12]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Last Testament（London：André Deutsch，1974），pp.13-14.
[13]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six，doc.6.
[14] 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468-470.
[15] G.A.Kumanev，Ryadom so Stalinym（Moscow：Byliia，1999），pp.144-148.这本书中还收录了朱可夫在这次大会上讲话的原文（第160～172页）。
[16]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i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p.544.
[17] 这方面的许多资料都可见于RGVA，F.41107，Op.1，D.54。
[18] “Neskol’ko Voprosov iz Sovremennogo Polozheniya，” RGVA，F.41107，Op.1，D.78.Ll.80-82.
[19] Bitva za Moskvu（Moscow：Moskovskii Rabochii，1968）；Stalingradskaya Epopeya（Moscow：Nauka，1968）；Kurskaya Bitva（Moscow：Nauk，1970）.
[20] RGVA，F.41107，Op.1，D.76，Ll.2，31-128.
[21] 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75.
[22] RGVA，F.41107，Op.1，D.79，Ll.49-50.
[23] Mirkina，A. 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Moscow：Vniigmi-Mtsd，2000，p.47；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pp.503-507.这是摘自玛丽亚的回忆录。
[24]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six，doc.5.
[25] Mirkina，A. 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Moscow：Vniigmi-Mtsd，2000，passim.在朱可夫博物馆中复制了朱可夫的书房，包括他原来用过的写字台等家具。博物馆的那张台子上蒙的是红色毛毡，而不是米尔基娜记得的绿色皮革，但也许朱可夫用过它。
[26] 米尔基娜说手稿是1966年3月交的，但朱可夫在自己的信中说是在秋天。
[27] G.Zhukov，“Korotke o Staline，” Pravda，January 20，1989.
[28] A.Samsonov，“Looking Truth in the Eye，” Moscow News，no.18，1987.
[29]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6，doc.7.
[30] N.A.Antipenko，“My Znali Druga Druga 25 let，”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88），p.324.
[31]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6，docs.3，4，9，18，19；RGVA，F.41107，Op.1，D.119.
[32]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6，docs.12，13，15.
[33] Mirkina，A. 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Moscow：Vniigmi-Mtsd，2000，pp.53-55.
[34]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6，docs.16-17.
[35]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76 以及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262。
[36] RGVA，F.41107，Op.1，D.54，L.75.
[37] 其中有些例子可见于Mirkina，A. 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Moscow：Vniigmi-Mtsd，2000，pp.103-126。
[38] 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262.
[39] A.Vasilevsky，“Sovetskomu Soldatu Posvyashchaetsya，” Kommunist，July 1969；A.Beloborodov，“Polkovodets o Voennykh Sobytiyakh i Ludyakh，”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11，1969.
[40] 作者对叶拉·朱可娃的采访，莫斯科，2010年4月。
[41] RGVA，F.41106，Op.1，D.172.
[42]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pp.508-515.这部分内容是玛丽亚回忆录的摘要，其中有朱可夫和加琳娜在他们最后几年中的通信。
[43] E.Tsvetaev，“Poslednii Podvig G.K.Zhukova，” in S.S.Smirnov et al.，Marshal Zhukov：Kakim My Ego Pomnim（Moscow：Politizdat，1988）.
[44] RGVA F.41107，Op.1，D.54，L.184；D.73，L.113.
[45] “Marshal Sovetskogo Souza Georgii Konstantinovich Zhukov，” Pravda，June 20，1974.
[46] A.Vasilevsky，“Pamyati Slavnogo Polkovodtsa，” Pravda，June 21，1974.
[47] “V Poslednii Put’：Pokhorony Marshala Sovetskogo Souza G.K.Zhukova，” Pravda，June 22，1974.
[48] 由杰弗里·罗伯茨翻译。
[49] S.Alekseev，Rasskazy o Marshale Zhukove（Moscow：Malysh，1977）.这本书引起我的注意还要感谢V.A.阿法纳西耶夫的杰作中附有注释的参考书目。参见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ysstva G.K.Zhukova（Moscow：Svyatigor，2006）。
[50]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2 vols.（Moscow：APN，1988）；Marshal Zhukov：Kakim My Ego Pomnim（Moscow：Politizdat，1989）.
[51] G.K.Zhukov，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3 vols.，10th and 11th eds.（Moscow：APN，1990-1992）.
[52] 西蒙诺夫的笔记见于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s.6，7，9，10，12，1987。另见Simonov，K.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Moscow：APN，1989。
[53] N.G.Pavlenko，“Razmyshleniya o Sud’be Polkovodts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s.10-12，1988.
[54]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p.35.
[5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pp.583-84.
[56] N.Yakovlev，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92）.雅科夫列夫早先曾经为年轻人写过一本简短的朱可夫传记：Stranitsy Zhizni Marshala G.K.Zhukova（Moscow：Detskaya Literatura，1985）。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名叙利亚人1991年用俄文出版的朱可夫传记：M.Tlas，Marshal G.K.Zhukov：Polkovodets，Strateg（Moscow：Leksika，1991）。
[57] 例如，参见 A.N.Mertsalov and L.A.Mertsalova，Inoi Zhukov，Moscow 1996；A.N.Mertsalov，“G.K.Zhukov v Publikatsiyakh za period s 1996 do 2001gg，”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nos.5 and 6，2001；B.V.Sokolov，Georgy Zhukov：Triumf i Padeniya（Moscow：Ast，2003）；以及V.M Safir，“Novye Mify 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Data Izgotov-leniya—2006 god，”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nos.9 and 10，2007。
[58] A.Solzhenitsyn，“Times of Crisis，” in Apricot Jam and Other Stories（Edinburgh，U.K.：Canongate Books，2011）.
[59]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pp.490-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