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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9 西进！从库尔斯克到华沙，1943～1944
战争几乎没有给朱可夫留下任何家庭生活的时间。1941年8月，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和两个女儿叶拉和埃拉被疏散到莫斯科东南500英里外的古比雪夫（Kuibyshev）——那年夏天，许多政府官员的家人都去了那里。在古比雪夫，她们和朱可夫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玛丽亚会合了，因为她们也不得不逃离自己的老家斯特列尔科夫卡，德国人在1941年秋天占领了那里。
朱可夫的家人直到1943年才返回莫斯科。在此期间，一家人只团聚过一次，那是1942年1月在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佩尔胡什科沃（原文为Perkhushkin）庆祝新年的时候。埃拉回忆说，家里人是在夜里乘飞机去的。“在父亲住的小屋里有一棵冷杉树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许多糖果——或者在我看来是那样，实际上并没有很多，只是在过了古比雪夫那种日子之后看上去很多，因为我们在那里从来没有见过糖果。但最重要的还是有了节日的气氛。那种幸福，还有父亲表现出来的高兴劲儿，都是因为取得了（莫斯科反攻的）伟大胜利。”[1]
在她们返回此时已经安全了的莫斯科之后，家里人会通过电话与朱可夫通话，而且可以在他回首都的时候看到他，但这种机会在1943～1944年并不太多，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虽然朱可夫不在家，但“我们并没有觉得和父亲分开，或者和他的重要的工作分开，”叶拉回忆说。[2]
据叶拉说，她的父亲在战争期间不常给家里写信，即使写，也是很短。但保留下来的少量信件还是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男人的内心，尽管他作为指挥官做出的决定和下达的命令会给无数人带来死亡。
1943年1月8日，朱可夫写信给亚历山德拉：
爱妻！
我本来想顺道花三四十分钟去看你的，但是很遗憾，你当时在剧院。当然，你会怪我，说我没有事先告诉你。不过后来我耽误了换乘列车。怎么办呢？责任我们要平摊了。
你现在怎么样？我很好。身体不错，除了该死的风湿病。它很烦人。也许可以用盐浴或暖和的日光浴来治它。
好了，先写到这。
你的若尔日[3]
抱怨自己的身体似乎成了朱可夫和他妻子通信中的主题。在1943年10月5日给她的信中，他写道：
向你还有叶拉和埃拉致以热情的问候。我给你们送了一些葵花籽。不要做别的，把它们吃了。我把那件暖和的大衣送回去了，它太笨重了……最好是有件暖和的毛衣。这里的情况还不错。我们现在就在第聂伯河河畔。在这里，德国人想守住，但显然不会成功。像通常一样，我和部队一起行动……我生性就喜欢上战场，和我的部队在一起，在部队里我觉得如鱼得水。
我的身体不错，但听力不好。要让人再给我治治耳朵，但这件事现在还不好办。有时候我的头和脚有点疼。好了，我想对你说的就这些。我希望你和孩子们都身体健康。
1943年10月23日，他以一种类似的语气写道：
我收到了你的来信，为此我要再给你两个热吻。我收到了装有内衣的包裹。看到自己穿着睡衣的样子，我忍不住捧腹大笑。前线的情况很顺利。有些部队的确遇到了些小挫折，但在这样的推进之后，那也许是免不了的。我本来希望尽快结束基辅的工作，然后返回莫斯科，但遗憾的是有事耽搁了。
我的身体像过去一样时好时坏。现在我脚疼的毛病又犯了。我想到莫斯科去治一治。我的听力还跟以前一样，还是会有耳鸣。可能是年纪大了，毛病都来了。
如果一切顺利，我想大概在八天后，我就会回到莫斯科——如果（斯大林）允许的话。差不多吧。你说我不写信。你看到了我写得有多潦草。再次亲吻你和孩子们。
也许是对可能会读到自己邮件的安全官员有所顾忌，朱可夫在信中也会表现得比较刻板和拘谨。1944年2月10日，他写信给亚历山德拉：
谢谢你的来信、卷心菜、浆果还有其他的一切。事情整个说来进展很顺利。各部队的计划都完成得很好。很清楚，希特勒正走向彻底的失败，而我国正在走向无条件的胜利和俄罗斯各兵种的胜利。总的来说，前方正在履行它的使命，现在的事情就取决于后方了。为了确保前方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后方有许多工作要做。只要大家吸取教训并保持高昂的士气，俄国人的胜利是肯定的。
深情地吻你。
这封信的署名是“你的G.朱可夫”，而不是更熟悉的昵称“若尔日”。[4]
战争期间，朱可夫恢复了与他和玛丽亚·沃尔霍娃所生的女儿马加丽塔的联系。在马加丽塔的继父于斯大林格勒阵亡而她的继父与前妻所生的兄弟又在行动中失踪（他后因受伤而死亡）之后，玛丽亚请求朱可夫的帮助。于是就有了他和自己女儿的情真意切的通信。在马加丽塔因瘦弱和疲惫而得了重病的时候，朱可夫派自己的“道格拉斯DC-3”飞机把她送到军方办的儿童疗养院，并在六个月后又用飞机把她送回了家。[5]
战争中大部分时间都跟朱可夫在一起的，是他的个人后援团队的成员——副官、司机、厨师、警卫和医护人员。[6]卫士长尼古拉·别多夫（Nikolai Bedov）记得，朱可夫当时承受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在莫斯科战役期间，有时候连续几夜得不到休息，只能靠浓咖啡提神。别多夫回忆说，在去前线的路上，朱可夫经常碰到轰炸，而且在莫斯科战役后，他成了德国人暗杀的对象，到各地去的时候只好用化名。别多夫强调，朱可夫从来没有消沉过，哪怕是在1941～1942年最艰难的、连连失利的日子：“形势越是严重越是危险，朱可夫就越是镇静越是劲头十足。”别多夫承认朱可夫对下属可能是粗暴了点，但他觉得战时出现这种事情有可原。在被问及朱可夫最欣赏的品质是什么的时候，别多夫回答说：“勇气、果断、真诚，最主要的是在评估复杂条件时要准确无误。”[7]
朱可夫的另一个助手是司机亚历山大·布钦（Alexander Buchin）。布钦算过，他在战争期间和朱可夫一起行驶了大约17万千米。他还以此为书名出版了回忆录。在布钦的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位同事是莫斯科战役期间加入这个团队的医务助手利达·扎哈罗娃（Lida Zakharova）。布钦回忆说，很难找到比她更好、更善良的人了。腼腆、害羞的利达受不了朱可夫的粗鲁和大嗓门，有时还为此掉眼泪，但她没有抱怨，而是继续留了下来。[8]
在自己的回忆录出版后，布钦对朱可夫与利达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说明，说朱可夫被她的羞怯吸引住了，和她有过一段恋情。布钦声称，他们两人形影不离，而且还公开显示爱意。战后，当朱可夫被斯大林外放的时候，利达也随他一道去了敖德萨军区，后来在他调到乌拉尔军区时又去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只是在他爱上了另一个年轻的女人，也就是最后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和他的第四个女儿玛丽亚的母亲的加琳娜·谢苗诺娃医生的时候，朱可夫和利达的关系才结束。利达随后嫁了人并搬到了莫斯科。在那里，朱可夫帮她找了一处公寓。据叶拉说，她母亲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知道此事，但是忍住了——因为朱可夫比较稳重，“她知道父亲这个人是多么有趣，知道女人是怎样追他的”。[9]
利达·扎哈罗娃的名字还出现在曾经做过朱可夫副官的A.S.谢莫奇金（A.S.Semochkin）的证词中，那是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苏联安全机构想抹黑朱可夫。谢莫奇金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说朱可夫因为与利达的私情而袒护她。1948年1月，朱可夫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对这些指控做了答复。对于利达，朱可夫坚持说不存在袒护；在工作方面，他和她的关系光明磊落。他承认自己和她有恋情，但坚决否认自己在公开场合与她调情。[10]
战争期间，红军高级军官在军中有临时妻子的现象并不少见。朱可夫对此肯定也心知肚明，而且原则上并不反对。1945年2月，朱可夫批评他的一位将军在情妇身上花了太多的时间，但这种批评是基于实际的而非道德的理由：
我听说……卡图科夫（Katukov）同志（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一点也不管事，他不是在指挥他的集团军，他是在和某个女人在家中闲坐，而那个与他在一起的女人正在妨碍他的工作。卡图科夫……显然从来不去看自己的部队。他没有组织自己的集团军和各个军的行动，所以这个集团军最近是不成功的。我要求……立即把那个女人从卡图科夫身边送走。要是不送走，我就下令让Smersh（苏军反情报机构）把她带走。卡图科夫要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要是（他）不做出必要的了断，就由其他指挥员来接替他的位置。[11]
布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列举了朱可夫其他的一两件风流韵事，把他描写成有点儿喜欢和女人泡在一起的男人。考虑到朱可夫的地位、长相和强悍的个性，女人会觉得他有吸引力，这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就我们所知，在朱可夫的私生活中，重要的女人（除了他母亲和几个女儿之外）只有四个：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玛丽亚·沃尔霍娃、利达·扎哈罗娃和加琳娜·谢苗诺娃。朱可夫对年轻漂亮的女人显然也是很注意的。朱可夫跟她们的关系的模式还表明，他偏爱不喜欢出风头而且能有帮助的女人。她们可以信赖，不会干涉他的工作。实际上，无论是这四个女人还是他的四个女儿，都没有说过他的坏话，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她们对他的挚爱。朱可夫也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们，但他总是把军事生涯和为苏维埃国家服务放在首位。
库尔斯克
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朱可夫提到的听力问题可能是由于在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役中近距离遭到迫击炮炮击的缘故。[12]库尔斯克战役是继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德战争中的第三次大决战。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朱可夫的贡献有三个方面。首先，他帮助确立了苏军战役计划背后的战略思想框架。其次，他负责监督参加库尔斯克行动的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备战工作。最后，在战役进行期间，他作为大本营协调员，负责协调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行动。
1943年4月，由于下雨和冬季的冰雪融化，道路泥泞难行，红军被迫转入防御。大本营面临的问题是，当夏季来临，当不再下雨、路面变硬的时候，当可以恢复进攻的时候，要做什么。正如上文提到的，4月8日，朱可夫写信给斯大林，建议采取战略防御态势，目的是抵挡住德军的下一波进攻，然后再发动全面反攻。[13]总参作战部副部长S.M.什捷缅科（S.M.Shtemenko）回忆说，当斯大林接到朱可夫的报告时，他对各个方面军司令有关德军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看法进行了调查。大家都同意朱可夫的判断，即德军将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进攻。[14]库尔斯克位于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防线结合处的突出部中心。德军如能吃掉库尔斯克突出部，就可以把自己的防线缩短150～200英里，从而腾出20个师来用于进攻。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后，急需一场这样的胜利来鼓舞士气。
1943年4月中旬，斯大林、朱可夫及华西列夫斯基之间连续进行会商并达成一致：在德军发动进攻之前，红军按兵不动。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而且还加了着重号：“因此，早在4月中旬，最高统帅部就做出初步决定，故意采取守势。”[15]他之所以特意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赫鲁晓夫时代，朱可夫发现，在赫鲁晓夫分子写的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历史中，自己被排除在外，而时任沃罗涅日方面军政治委员的赫鲁晓夫却被说成苏军的战略设计师。
另一个参加了四月会商的是总参作战部部长、不久就被任命为华西列夫斯基副手的A.I.安东诺夫（A.I.Antonov）将军。像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一样，安东诺夫也是个沉稳而理智的将军，朱可夫对他非常欣赏：“安东诺夫是个无比能干的将军，一个文化程度很高而且充满魅力的男人。听他讲总参谋部的战略战术思想总是令我非常愉快……在整理材料方面，安东诺夫有着惊人的天赋。”[16]那也是斯大林欣赏的品质，而且在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代表被派往前线因而经常长时间不在的时候，安东诺夫就是实际上的总参谋长——他是在1945年2月华西列夫斯基去指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时才得到正式任命的。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安东诺夫，这些人将成为红军的战略大脑，在1943～1944年指挥红军从库尔斯克到基辅、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以及从明斯克到华沙，一路西进。
四月会商之后，朱可夫被派往北高加索执行任务，陪同他的是什捷缅科，因为后者在加入总参谋部之前曾在该地区服役。什捷缅科记得，朱可夫有在每天傍晚拉手风琴的习惯——那是他在战争期间学会的——拉的一般都是战时那种感情深沉的名曲。“这位音乐家的技艺不精，”什捷缅科写道，“但他靠投入自己音乐中的感情弥补了这一点。”朱可夫在遇到炮击时的沉着冷静也让什捷缅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朱可夫他们遇到了空袭，他没有在路边等待危险过去，而是坚持要求继续赶路。还有一次，敌军回击的炮火已经打到观察所周围了，朱可夫还在继续观察炮兵的弹幕攻击。[17]
朱可夫的任务是负责监督把德国第17集团军赶出连接克里米亚和新罗西斯克（Novorossiisk）附近的北高加索沿岸地区的塔曼半岛的军事行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迫使德国人撤出了外高加索，但他们还保留了塔曼半岛的据点，这使他们既可以保护自己在克里米亚的阵地，又可以从背后威胁苏联人。朱可夫的任务完成得不是很成功。德国人仍然盘踞在塔曼半岛，这需要在那年晚些时候采取第二次较大的行动来把他们最终赶走。什捷缅科返回莫斯科时担心斯大林会因为行动失败而怪罪他和朱可夫，但这种事没有发生，至少没有针对朱可夫。实际上，在他返回苏联首都的当天，也就是5月12日，斯大林颁布法令说，除他本人之外，只有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有权向各方面军司令下达命令。这项法令是针对武装力量各兵种负责人的——炮兵、空军、骑兵、机械化部队、工程兵等——目的是防止他们干预各方面军事务。[18]
朱可夫接下来的工作是，监督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攻防两端的备战情况。苏军的计划很简单：构建纵深防御，抵挡住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然后转入反攻。[19]为此，苏联人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及其背后构筑了几道环形防线，纵深达200～250英里。每个防御阵地都有纵横交错的壕沟和混凝土地堡，而且因为估计到德国人会在进攻中投入大量的装甲力量，苏联人还特意修筑了反坦克据点。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可以动用的力量共有大约130万人、19794门大炮和迫击炮、348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另外，归他们指挥的还有拥有2650架飞机的空军第17集团军和有50万人、1500辆坦克的草原方面军（由朱可夫的竞争对手科涅夫指挥）——它们都被用作战略预备队，任务是应对敌军的突破和为苏军的反击提供支援。
在库尔斯克战役的准备过程中，苏联人为了暗中加强自身的防御和调集准备反击的力量，在“欺骗”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指挥所的地点是保密的，部队的运输和调动只在夜间进行。无线电通信也做了巧妙的处理以蒙骗敌人。机场、防御工事和部队集中的区域都进行了伪装，而且还制造了一些假模型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所以，尽管德国人的情报机构侦察到苏军的大部分准备工作，但并没有搞清楚红军防线的整个纵深和强度，更重要的是，没有搞清楚红军的反击能力。[20]
苏联游击队首次在红军的重大军事行动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德军备战的情报，并多次利用小规模的进攻和破坏行动——许多都是针对国防军的运输网络——来扰乱德军的备战。当苏军开始反攻的时候，游击队又通过攻击德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来提供支援。
在备战过程中，朱可夫的角色是监督并向斯大林汇报进展情况。他还利用自己作为大本营代表和副最高统帅的权威就地处置问题。指挥中央方面军的是罗科索夫斯基，他回忆说：“备战阶段，朱可夫在中央方面军待了很长时间，我们共同决定防御和反攻的组织、实施中的原则问题。多亏了他，我们向莫斯科提出的许多请求都得到了满足。”[21]在苏军加强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实力的这段时间，朱可夫的另一位观察者是他的司机布钦。他说：“朱可夫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来回奔忙，检查工事修筑及（防御用的）障碍物加固和设置方面的细节。”[22]
对于德国国防军的意图和进攻的准备情况，苏联人掌握了充分的情报，包括他们自己在英国的间谍提供的情报——那些间谍搞到了和被破译的德国高阶密码有关的“厄尔特拉”情报[23]。[24]只是他们不知道发起进攻的确切时间。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在5～6月导致了一连串关于德军即将进攻的假警报。[25]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有些指挥官想先发制人，而不是等德国国防军先动手。支持这样做的就有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瓦图京。“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据称他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敌人不打算行动，而很快就到秋季了，那时我们所有的计划就都泡汤了。不要再等了，我们要先动手。我们有足够多的兵力。”[26]不过，斯大林和统帅部沉住了气，继续等待。
7月2日，从大本营传来最终的警报警告各个方面军：预计德军会在7月3～6日的某个时候发动进攻。“堡垒行动”——德军进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行动代号——在7月4日夜里至7月5日凌晨开始了。德军的计划是，由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对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实行两翼合围。希特勒投入战斗的有18个步兵师、3个摩托化师和7个装甲师，其中包括大量新式的“虎式”和“豹式”坦克，它们的火力超过了苏联人的任何坦克（见地图19）。朱可夫此时奉命协调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在预计会成为主战场的区域）的行动，而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沃罗涅日方面军。当“堡垒行动”开始的时候，朱可夫正和罗科索夫斯基一起在中央方面军的司令部。朱可夫对红军航空兵和炮兵向正在发起进攻的德军倾泻的准备已久的猛烈炮火做了生动的描述：
重炮的轰击声，炸弹和M-31火箭弹的爆炸声，“喀秋莎”的炸裂声，还有持续不断的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汇成一片，就像是从地狱传来的“交响乐”旋律。敌军离我们司令部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千米。我们能够听到和感觉到那种疾风骤雨般的炮火，禁不住想到敌人的出发地域突然遭到炮火的猛烈袭击时的可怕情形。措手不及的敌军官兵也许会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地上，或者一看到可以藏身的洞穴、沟壕或不管什么缝隙，就扑进去胡乱躲避炸弹、炮弹和地雷的可怕的爆炸。[27]
地图19 “堡垒行动”，1943年7月
德军的进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大部分苏军防线还是守住了。7月11～12日，此次战役的高潮在普罗霍罗夫卡（Prokhorovka）到来了。当时，P.A.罗特米斯特罗夫（P.A.Rotmistrov）将军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与德军的两个装甲军展开了厮杀。参战的坦克有1000多辆，双方各损失了几百辆。苏军损失的坦克比德军多，不过他们消耗得起，而希特勒却不得不取消了此次进攻。
普罗霍罗夫卡战斗之后不久，朱可夫来到罗特米斯特罗夫的指挥所并视察了战场。据后者说，朱可夫几次停车察看最近发生的坦克战的现场：
那种景象很可怕，到处散落着被击毁或烧毁的坦克，被撞坏的大炮、装甲运兵车和卡车，成堆的大炮轮子和一截截履带。焦黑的泥土上寸草不留。田野、灌木和尸体在经过毁灭性的交火之后，还在冒着烟。朱可夫盯着那些坦克的残骸和弹坑看了很久……元帅摇了摇头——这种景象让他肃然起敬——摘下自己的帽子，这显然是在向我们英勇的坦克手致敬。[28]
为了夺回苏德战争的主动权，希特勒孤注一掷，发动了库尔斯克战役。而在此之后，面对苏联人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意志采取的没完没了的消耗战，德军已毫无胜算。尽管红军通往柏林的道路还很漫长且艰难，但这段路程会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走完，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在库尔斯克抵挡住德军的进攻之后，接着就轮到苏联人转守为攻了。苏联人计划采取两个行动：一是“库图佐夫行动”，由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进攻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二是“鲁缅采夫行动”，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进攻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南方集团军群（见地图20）。“库图佐夫行动”从7月12日开始，到8月5日时红军已经收复了奥廖尔，但德军的许多部队此前已设法撤出了包围圈。朱可夫声称，如果再多调集一些兵力，就可以把德军全部包围在奥廖尔，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当前的重点是打退而不是围歼德军。
朱可夫并没有直接参与“库图佐夫行动”，因为他已被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所在地，监督“鲁缅采夫行动”。斯大林本来是想在7月23日开始行动的，但朱可夫说服了他，认为需要暂缓一下，以便做好准备，所以“鲁缅采夫行动”直到8月5日才开始。[29]同日，红军攻占了别尔哥罗德，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鸣礼炮120响，庆祝它的收复和奥廖尔的解放。这是在红军向柏林推进过程中斯大林下令进行的300次祝捷鸣炮中的第一次。[30]不过，此次行动接下来的进展就没那么顺利了，哈尔科夫直到8月23日才被收复。与此同时，为了收复斯摩棱斯克，红军发动了第三波行动，即“苏沃洛夫行动”。当9月行动结束的时候，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向前推进了150～200英里。
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思在哈尔科夫解放后不久便去察看了这座城市。他发现了一些残酷的数据。在德军1941年10月第一次占领哈尔科夫时，它的人口是70万。到他们离开时，它的人口只剩下不到一半：12万人被赶到德国去做奴隶劳工；8万人死于饥饿、寒冷和贫困；3万人被枪杀；还有许多人逃到了乡村。[31]
地图20 苏军在库尔斯克的反攻，1943年7～8月
乌克兰战役
“库图佐夫行动”“鲁缅采夫行动”和“苏沃洛夫行动”，用18～19世纪俄罗斯三位伟大统帅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行动，属于夏季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沿宽大锋面迫使德军后退。在南方，苏军的目标是推进到第聂伯河，那是败退中的南方集团军群的第二道天然屏障。到初秋的时候，红军抵达并渡过了第聂伯河。于是，此次攻势便发展成解放乌克兰全境的总攻。正如埃文·莫兹利所说的，第二次乌克兰战役（第一次是在1941年夏天）“影响的范围非常广。它也是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从1943年8月到1944年4月……一共打了八个多月。而且它取得了大胜，国防军起初退到了第聂伯河的奥斯特沃尔（Ostwall），后来又远远地退到喀尔巴阡山脉和与波兰的1938年的边界”。[32]参与行动的苏军不少于5个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1943年10月，上述前4个方面军被分别更名为乌克兰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而中央方面军则更名为白俄罗斯方面军。朱可夫作为核心人物全程参与了乌克兰战役的各个阶段：开始是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后来又被任命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见地图21）。
乌克兰战役并不是没有遇到麻烦和挫折，而且在朱可夫和斯大林之间也有些不愉快的时候。由于战争的势头已经决定性地转到了苏联一方，红军可以动用的兵力与德军相比也拥有巨大的优势，因此，斯大林对其指挥官取胜的要求也变得苛刻起来。一个总的分歧是，朱可夫主张，就像在斯大林格勒那样，战役要以有选择地围歼密集的敌军集团为基础。但斯大林对此感到怀疑，认为合围容易受敌军反击或突围的影响，这已经发生过多次了。而且从政治上考虑，斯大林更愿意沿宽大锋面向前推进，那样可以尽快地解放尽可能多的苏联领土。既然斯大林已经打定了主意，朱可夫知道，再跟独裁者争辩也是白费时间。[33]
地图21 乌克兰战役，1943～1944
1943年8月26日，中央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发动了统称为“切尔尼格夫—波尔塔瓦行动”（Chernigov-Poltava operation）的一连串攻势，目的是向基辅和第聂伯河方向推进。到9月中旬时，红军已沿宽大锋面逼近第聂伯河。此时，联合进攻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包围并收复乌克兰首府，苏军试图夺取并守住第聂伯河西岸基辅南北两侧相当数量的桥头堡。这三个方面军的所有部队都过了河，但主要的桥头堡还是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在基辅南面大布克林（Velikii Bukrin）地区建立的。该桥头堡得到了两个空降旅的支援，他们在德军防线的背后实施了一次大胆的空降行动。9月28日，当时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行动的朱可夫，奉命担任大本营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的协调员。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调整这两个方面军的作战范围，把夺取基辅的任务交给瓦图京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朱可夫也主要是待在那里——而不是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此举激怒了罗科索夫斯基，他打电话给斯大林表示不满。苏联独裁者生硬地回答说，那是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的主意。[34]
赫鲁晓夫是乌克兰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政治委员，他为什么要让瓦图京的部队获得从基辅赶走德国人的荣誉，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朱可夫也想分享公众的关注，这也不难想象。在乌克兰战役期间，朱可夫和赫鲁晓夫的工作联系十分紧密，而且他们相处得也很好。不过，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到这段时期的时候，除了带有贬义地说在你找到赫鲁晓夫的地方总能有好吃好喝之外，对那位未来的苏联领导人是只字未提。[35]
斯大林给朱可夫的任务是在10月7日之前拿下基辅，[36]但事实证明，这座桥太遥远了。伞兵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阵地，而在德军的顽强抵抗面前要扩大布克林桥头堡也很困难。10月24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乌克兰第1（沃罗涅日）方面军一直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是那里的地形易守难攻。敌人的防线很厚实，而且意志顽强，朱可夫告诉斯大林说。朱可夫想得到允许，以暂时停止进攻，他还请求补充武器弹药并再拨给该方面军一个野战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解释感到不满，所以就委婉地批评说：“大本营想要指出，进攻布克林桥头堡的失利是因为未能考虑到当地的条件，这些条件对进攻不利，特别是对于坦克集团军来说。武器弹药不足的说法缺乏依据，因为草原方面军并没有更多的弹药却……设法完成了任务。”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同意再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增派兵力，以便能够尽快地拿下基辅。[37]
新的时间表是在11月7日，即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之前收复乌克兰首府。按照大本营的指示，进攻的重点由布克林转移到基辅北面第聂伯河西岸的另一处桥头堡柳捷日（Liutezh）。11月3日的进攻一开始就是苏德战场上到当时为止所见过的最为猛烈的炮火齐射，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再加上50台“喀秋莎”火箭炮发射车——相当于每英里480门炮——占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整个炮兵兵力的三分之一。[38]不到三天，红军便攻克了基辅。朱可夫和瓦图京发电报给斯大林说：“我们带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向您报告，您所规定的解放乌克兰首府——我们美丽的基辅城的任务，已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完成了。基辅城内的纳粹侵略者已被彻底肃清。”[39]
像哈尔科夫一样，基辅也已是一片荒芜：6000座大楼和1000座工厂遭到洗劫或严重破坏；20万平民死亡，另有10万人被驱逐。[40]就在基辅城外，一个叫作娘子谷（Babi Yar）的地方，成了二战中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的现场之一。有3万名犹太人在那里被党卫军枪杀了，为的是给1941年9月红军从乌克兰首府撤走时为阻滞敌军而安放在城内的定时炸弹炸死的德国人复仇。
收复基辅后，苏军在乌克兰继续发动攻势。到1943年年底的时候，红军已经巩固了他们在第聂伯河西岸的阵地，并迫使德军后退了50～80英里。
12月，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参加统帅部高级会议。斯大林也刚刚结束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德黑兰峰会并返回。在那次峰会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向斯大林承诺——在拖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承诺了——西方盟军将在1944年夏天进攻法国北部。同时达成一致的还有，苏联与西方盟友的战略行动要相互配合。斯大林承诺，为了支持盟军进攻法国的行动，大约在同一时期会在苏德战场发动一次较大的攻势。
出席莫斯科最高指挥工作会议的有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以及总参谋部的军官和苏联政治领导层的成员。会议的目的是评估战略形势，并就下一步一系列大规模行动的计划达成一致。总参谋部在会上介绍了到当时为止战争方面的统计数据。截至1943年年底，所有被德国人占领的苏联领土已有一半获得解放。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德国人已损失56个师，另有162个师受到重创。尽管国防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行动，但它依然拥有积极防御的实力：德国及其盟友仍然拥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军队，有54500门大炮和迫击炮、5400辆坦克和突击炮，以及3000多架飞机。苏联武装力量的累计损失尽管很大，要远远超过德军，但它在人员、火炮和飞机的数量上分别要多出30%、70%和230%（而且它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盟国物资援助的大幅增加）。
朱可夫在莫斯科期间曾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私人住所与独裁者共进晚餐。在这样的场合，有一次，朱可夫又提起用合围的方式进行作战的话题——这与沿宽大锋面向前推进的主张相反。斯大林指出，现在红军更强大了，也更有经验了，所以他比较倾向于采取这样的行动。此次会议决定，沿着从北方的列宁格勒到南方的克里米亚的宽大锋面，发动一次冬季攻势，而且重点放在乌克兰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的行动上，目的是解放第聂伯河以西的整个乌克兰。[41]
12月中旬，朱可夫返回乌克兰第1方面军；就在这个月的月底，为了进一步击退基辅周围的德军，瓦图京的部队发动了“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行动”（Zhitomir-Berdichev operation）。一个月后，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展开了一次联合行动，以消灭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Korsun-Shevchenkovskii）地区德军的突出部。负责监督这两次行动的朱可夫后来声称，用两个方面军对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突出部的德军实施钳形包围，那是他的主意。[42]合围行动成功了，但事实证明，收紧包围圈的过程比较艰难，因为德军拒绝投降。斯大林对于战事的拖延感到不快，并在12月12日对朱可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虽然我亲自下了指示，但你并没有好好计划一下如何用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去歼灭德军在科尔松的集团……我让你负责协调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的行动，但从你今天的报告来看，尽管你说的话比较尖锐，但你似乎并不太了解情况。[43]
几个小时之后，斯大林又给朱可夫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已经决定由科涅夫负责消灭敌人在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的集团，他的新任务是掩护科涅夫的行动，以防止德军从外围突破。[44]
科涅夫花了一周时间收紧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包围圈并歼灭被包围的德军。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鸣放礼炮向乌克兰第2方面军致敬。“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一个字也没提到，”朱可夫后来抱怨说，“我觉得这是最高统帅的一个错误。胜利围歼敌军的集团，要同时取决于内外两线各方面军的行动，这是不可否认的；在这方面，瓦图京和科涅夫这两个方面军的出色的行动是同样成功的。”[45]
瓦图京是一名忠于职守并受人欢迎的军官。朱可夫很欣赏他，而且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意为瓦图京的名誉做了辩护。1944年2月29日，他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瓦图京在遭到反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伏击时中弹了。朱可夫于次日奉命接替他的职务，成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瓦图京被送往基辅的医院抢救，而且斯大林还用飞机派来了红军的首席外科医生，但两周之后，他还是因为伤重不治身亡。
乌克兰第1方面军成了自莫斯科战役以来，首支由朱可夫直接指挥作战的部队。他的任务是，继续在西乌克兰发动攻势，进抵德涅斯特河，切断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进入罗马尼亚的退路。3月26日，《红星报》发表社论，称赞朱可夫最近的功绩：“在过去这段时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朱可夫元帅的指挥下，对德军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显著的胜利……苏联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和苏联士兵的坚定决心又一次挫败了德国人的计划……这些胜利既是我们勇气的胜利，又是我们能力的胜利……伦敦的无线电正在广播：乌克兰地区的事态发展对纳粹德国来说是一场大灾难。”[46]德涅斯特地区的战斗又持续了几周，但朱可夫已经把注意力逐渐放在策划红军下一个宏大的战略行动上，那就是“巴格拉季昂行动”。
“巴格拉季昂行动”
“巴格拉季昂行动”的目标是，包围并摧毁德国国防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支完好的主力——中央集团军群，并将德国人赶出白俄罗斯。就像卫国战争期间红军所有取得辉煌胜利的行动一样，谁是这项计划的制订者，也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据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将军说，该计划是1944年4～5月总参谋部在各有关方面军司令的协助下起草的。而且，在什捷缅科看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前身是中央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的贡献特别重要。[47]但是据朱可夫讲，对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中央集团军群实施合围的基本构想，是4月22日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会议上由他提出的。[48]然而，从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来看，1944年3～4月这段时间，朱可夫根本没有见过斯大林。如果有过这样的会议，那一定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其他地方。现在所知道的，是斯大林在5月15日下过一道命令，说鉴于有可能会让朱可夫“领导几个方面军的行动”，现免去他“临时”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工作。[49]接替他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是科涅夫。现在还知道的是，在5月25日、26日和27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什捷缅科等高级军官与斯大林一起开了三次长会。[50]想必就是在那个时候，才做出了有关“巴格拉季昂行动”的最终决定。几天后，也就是5月31日，参战的各个方面军接到指令，要求他们起草实施“巴格拉季昂行动”的详细作战计划。在这些指令上署名的，除了斯大林之外，还有朱可夫。这再一次证明，在独裁者的各位将军和元帅当中，朱可夫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它还表明，在提出“巴格拉季昂行动”的基本作战构想方面，朱可夫也许就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发挥了重要作用。[51]
用拿破仑战争中一位格鲁吉亚英雄的名字来命名的“巴格拉季昂行动”，是一次由四个方面军联合发动的进攻，参战的是白俄罗斯第1、第2、第3方面军及乌克兰第1方面军。按照计划，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巴拉诺维奇（Baronovichi）、布列斯特和华沙方向，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向明斯克方向，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向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方向推进。承担支援任务的是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方面军及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行动将由列宁格勒方面军率先开始，在6月初向芬兰境内推进，继而在当月晚些时候在白俄罗斯发动突袭，然后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向利沃夫方向推进，阻止来自南方战区的敌人的调动（见地图22）。这四个主力方面军共有240万人、5200辆坦克、36000门火炮、5300架作战飞机。苏军在人数上对德军占有2比1的优势，坦克是6倍，飞机和火炮是4倍。
苏军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计划与在法国开辟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是紧密协同的。4月初，苏联人得知了进攻发起的大致日期；4月18日，斯大林发电报给罗斯福和丘吉尔，说：“按照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红军将在同一时间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以最大限度地支援英美军队的行动。”在1944年6月6日登陆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发电报给丘吉尔和罗斯福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向他们通报，按照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苏军很快将发动夏季攻势，进攻的目标是东线“某个至关重要的地段”。[52]
朱可夫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是大本营在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的协调员。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一样，在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担任协调员。与朱可夫并肩作战的是什捷缅科，他具体负责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
朱可夫大部分时间都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而且因为他战前在白俄罗斯服役过六年，他对于作战地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像在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前一样，朱可夫花了大量的时间四处检查备战的情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于备战的细致认真的程度做了详细描述。士兵们在火力打击的战术和进攻技能方面还进行了强化训练，并特别注意步兵、坦克、炮兵、航空兵的协同作战。前线司令部、指挥所及观察所都建立起来了，而且还制定了它们随攻势的进展向前移动的程序。侦察部队对于自己获得的情报进行了核实，并对提供给前线部队的战术地图和行动地图做了改进。像以往一样，后勤保障方面也做了巨大努力，以便使必需的食品、燃料和武器弹药的补给能够做到井井有条。6月中旬，苏联人再次检查了行动细节，并进行了一系列集团军级的推演作业。军、师一级的指挥官以及其他高级军官也参加了此次推演，朱可夫说：“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些即将率部打垮敌主力集团的军官……他们的责任重大，因为击败中央集团军群意味着要把敌人彻底赶出白俄罗斯和波兰东部。”[53]
地图22 “巴格拉季昂行动”计划，1944年6月
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对这个地区太熟悉了，再加上作战间隙有这样的机会，朱可夫又开始打猎了——那是他过去最喜爱的活动。朱可夫打猎很是投入，而且战争期间还常带着自己的军官和政委们一起外出打猎。当被问及为什么坚持让自己的军官们，即便他们不是猎手，和自己一起去打猎的时候，他解释说，这是要显示信心，显示他所控制的后方是安全的、有保障的。[54]
在准备“巴格拉季昂行动”期间，朱可夫视察的部队之一是P.I.巴托夫（P.I.Batov）将军的第65集团军，它隶属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巴托夫在自己196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描绘了一幅不招人喜欢的朱可夫形象：一个笨拙而霸道的人。他回忆说，朱可夫想要爬上树上的观察所，但没有成功。他爬到一半时失足摔了下来。朱可夫“大发雷霆”，命令解除该军军长职务并把该师师长送到惩戒连。[55]不过，巴托夫回忆录出版的时候，正赶上赫鲁晓夫时代抹黑朱可夫运动的高潮，所以他有关朱可夫的性格和行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那段时间批判朱可夫时编造的东西。
朱可夫的确有可能很粗暴，这在红军的高级指挥官中并不少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那种过于自信的领导风格。在战争的重压之下，肯定会有很多高级军官对他感到不快。还有，朱可夫的显赫地位，特别是他和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也会招致人们的嫉妒。斯大林的许多将领，如科涅夫，都是一样的自负，所以他在战后就乘机清算自己与朱可夫的私人恩怨。不过，对朱可夫的怨恨并不是普遍的。每当有一个巴托夫和科涅夫，就会有一个巴格拉米扬或华西列夫斯基愿意站出来为朱可夫辩护。就连科涅夫在憎恶朱可夫的同时也很欣赏朱可夫的军事才能，而朱可夫对科涅夫的态度也同样如此。
“巴格拉季昂行动”是从游击队对德军发起的攻击波开始的。白俄罗斯是苏联游击运动最重要的中心。截止到1944年夏天，那里有多达14万的游击队员，他们组成了大约200个小分队，在德国国防军防线的背后活动。6月19～20日，游击队袭击了德军的交通系统、参谋指挥机构以及机场。游击队还为6月21～22日的大规模轰炸充当前沿观察员。主要的地面进攻是在6月23日开始的，而且极为成功。红军在500英里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突破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并迅速在明斯克会合。7月3日，苏军收复了白俄罗斯首府。朱可夫在不久之后察看了这座城市：
白俄罗斯首府几乎认不出来了。七年前我在那里指挥过一个团，熟悉那里的每一条街道以及所有的大楼、桥梁、公园、体育场和剧院。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废墟；曾经伫立着整栋公寓大楼的地方，只剩下断壁残垣。明斯克居民的情况十分凄惨，他们精疲力竭、面黄肌瘦，许多人都噙着泪水。[56]
1941年6月红军在明斯克的惨败现在被反转了，10万名德军被困在该市的东部。在斯大林格勒，第6集团军指挥官、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的投降曾经是新闻片中象征苏军胜利的标志性镜头。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令人难忘的一幕是，1944年7月，57000名德军战俘在他们的将军们的带领下，在莫斯科游街示众。
继明斯克之后，7月13日，维尔纽斯也被收复了。7月中旬，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开始了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加入他的行动的是朱可夫，后者被大本营任命为此次行动的协调员。7月27日，红军攻陷利沃夫。两天之后，朱可夫再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在解放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同一天，斯大林颁布命令：今后，朱可夫不仅负责协调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还负责这几个方面军的作战决策。关于华西列夫斯基与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及波罗的海第1、第2方面军，也颁布了完全一样的命令。[57]斯大林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何种动机，或者说这样做实际上有什么区别，现在还不清楚，但这项命令提升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地位与威信，他们成了斯大林所信赖的首席麻烦终结者。
从6月22日至7月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损失了25个师，30多万人，而且在随后的几周里又损失了10万人。到7月底时，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然而，摧毁中央集团军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参加“巴格拉季昂行动”的四个主力方面军在解放白俄罗斯的战役中伤亡了75万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苏军取得了巨大胜利。到此次行动结束的时候，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都回到了苏联人手中，芬兰也快撑不住了，红军已突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腹地；而在南方，他们正在向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挺进。约翰·埃里克森甚至认为，“在苏军粉碎中央集团军群的时候，他们取得了自己在东线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对于东线的德军来说，这是一场大得难以置信的惨败，比斯大林格勒的还要大”。[58]
华沙起义
“巴格拉季昂行动”的主要目标是解放白俄罗斯，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瓦解和红军的快速推进使得苏军打到了东普鲁士的边境并进入波兰中部和南部。到7月底时，红军已从多个方向逼近波兰首都华沙。红军向西突进之迅猛，把在白俄罗斯解放后未来进攻的方向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7月19日，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占领东普鲁士，或至少切断其与德国本土的联系。[59]朱可夫的建议在7月底他与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及什捷缅科之间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60]最终做出的决定是：东普鲁士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即便这样，还是要继续采取行动，以便为以后的突击打下基础，但苏军将把主要的努力用于攻占华沙。7月27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接到命令，进攻位于维斯瓦河东岸的华沙郊区普拉加（Praga），并在河西岸波兰首都的南北两侧建立桥头堡。这些任务要在8月5～8日完成。[61]即将开始的攻占华沙的荣誉交给了由苏联组建的波兰第1集团军。这支部队成立于1943年7月，其成员是从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东部后被驱逐到苏联的波兰公民中招募的。它的领导层是亲共的，许多军官也都是俄国人。到1944年7月时，它的总兵力约2万人，隶属于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本人也有波兰血统，他两种语言都会说，只是在说俄语时带有波兰口音。二战结束后，他成了由共产党掌权的波兰的国防部部长。
面对德国人在华沙地区的坚固的防御工事，苏联人的计划很快陷入困境。德国国防军是受了重创，可并没有丧失战斗力，而且德国人还从东线的其他地段和西欧调来了若干个师，迅速重建了中央集团军群。华沙是柏林的屏障，是德军必须守住的战略要冲。德军要把自己的防御阵地稳定下来，它的有利因素就是苏军攻势的后劲不足。苏军士兵非常疲惫；红军的补给线现在拉长了几百英里；红军空军因为要转场到更靠近前线的机场而暂时停止了行动，结果让德国空军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掌握了主动权。苏军有能力在维斯瓦河西岸建立一些小规模的桥头堡，但是守不住，因而在它的第2坦克集团军受到德军6个师——其中有5个装甲师——的重创之后，被迫撤出了普拉加。波兰第1集团军想在维斯瓦河西岸建立桥头堡的行动也失败了，而且伤亡很大。
8月8日，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向大本营提交了新的攻占华沙的计划，试图在华沙北面普乌图斯克—塞罗茨克（Pultusk-Serock）地区的维斯瓦河西岸建立坚固的桥头堡，同时巩固华沙南面现有的桥头堡。在这一步成功之后，波兰第1集团军就沿维斯瓦河西岸向北推进并占领华沙。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估计行动可以在8月25日开始。[62]结果，这个计划又被推迟了。大本营在8月29日向各个方面军下达指令，要他们转入防御。不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翼不在该指令的范围之内。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继续努力在普乌图斯克—塞罗茨克地区建立桥头堡。[63]
9月中旬，罗科索夫斯基开始向普拉加重新发动进攻，并再次努力为维斯瓦河西岸的波兰第1集团军建立桥头堡。虽然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他坚持要为河对岸的波兰第1集团军获得一块阵地的努力却失败了。到10月初时，苏军对华沙的进攻逐渐停了下来。而它在维斯瓦河西岸的桥头堡哪怕是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也是岌岌可危的。11月12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翼接到转入防御的命令，[64]而红军在华沙地区的进攻行动要到1945年1月才会重新开始。
军事事态的发展进程表明，苏军在当时确实是想拿下华沙，而且他们预计这用不了多长时间。首次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再次进行了尝试。只是在“巴格拉季昂行动”结束后，大本营才把攻占华沙的目标暂时搁在一边[65]（见地图23）。然而，有人设想了另外一种情况：红军故意停止他们在维斯瓦河的攻势，好让德军有时间镇压华沙民众的起义。从8月1日开始的起义，是由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游击队武装——波兰家乡军（Polish Home Army）策划的。和苏联人一样，波兰民族主义游击队员也估计红军很快就会占领华沙。他们想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华沙并在红军到来之前掌握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权。
斯大林对于这次起义无疑是抱有敌意的，因为起义带有反共反苏的动机，既针对希特勒，也针对他自己。但是，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把家乡军当成了威胁。他相信在红军夺取华沙之后，自己完全能够对付那些反苏的波兰人。他的方面军司令们也都有这样的自信。“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即使有能力也不会拿下华沙？”在1944年8月底的一次非正式采访中，罗科索夫斯基对记者亚历山大·沃思反问道，“那种认为我们不管怎么说都害怕家乡军的说法，完全是荒谬透顶。”[66]
地图23 苏军向华沙的推进，1944年夏天
有人也怀疑斯大林之所以拒绝对反叛者施以援手，是因为他乐于看到德国人镇压他们。起初他是想提供援助的，尽管他认为此次起义在军事上判断失当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当西方媒体开始报道说，家乡军的行动是为了配合红军，后者之前鼓动他们起义，现在又拒绝帮助起义者，这个时候，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英美与斯大林接洽，请苏联人为它们自己给起义者空投补给的飞机提供着陆和加油的方便时，他拒绝了。8月16日，他写信给丘吉尔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
现在，在对华沙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华沙行动是一场鲁莽而可怕的赌博，它使华沙居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苏军的各个指挥部事先得到有关华沙行动的消息，如果波兰人跟它们保持联系，事情不至于这样。事情发展到现在的这种地步，苏军的指挥部决定，它们必须与华沙的这次冒险脱离关系。
8月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起呼吁斯大林给华沙空投补给，哪怕是为了平息一下世界舆论也好。8月22日，斯大林答复说：
少数追逐权力的罪犯在华沙发动了这场冒险活动，这一点迟早会真相大白……从军事角度来看，形势……对红军和波兰人极为不利。虽然如此，苏联军队……还是在尽其所能击退希特勒匪帮的出击，并采取别的办法，准备在华沙附近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红军会不遗余力地打垮华沙的敌人并为波兰人解放华沙。这是给予和纳粹做斗争的波兰人最好的、实际上也是最有效的帮助。[67]
但到了9月，当苏联人对华沙的进攻受到延误的时候，他们开始担心此事对于公共关系产生的影响。9月9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调查是谁发动华沙起义的以及为什么没有跟苏联统帅部协调好。备忘录还宣布，在给起义者空投物资的问题上，苏联人现在将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合作。9月中旬，苏联人开始加快他们给华沙空投补给的步伐，与此同时，苏军也开始重新发起进攻，力图拿下这座城市。苏军给起义者空投的物资包括：156门迫击炮、505门反坦克炮、2667支冲锋枪和步枪、300万发子弹、42000颗手榴弹、500公斤药品和113吨食品——这实际上与英国人空投的物资大体相当。[68]
到10月初起义失败的时候，家乡军已有2万人死亡，另有好几千人受伤，而在交火中死亡的平民也有15万～20万人。为了掩盖这整个可怕的事件，德国人把华沙市中心夷为了平地，并将幸存的居民赶进了集中营。战后，在谁应当为这起大灾难负责的问题上，人们进行了旷日持久且常常充满敌意的争论。是不是家乡军，它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发动起义？是不是斯大林，他没有让红军继续进攻？是不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未能全力支援起义者，或者，怂恿人们去做一件注定要失败的事情？[69]
由于存在这种争论，罗科索夫斯基和什捷缅科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用了整章的篇幅证明：为了夺取华沙和帮助起义者，红军已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朱可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也差不多，但在细节上对事情的经过着墨不多。[70]事实上，朱可夫认为，进攻德国本土在战略上更重要，而与之相比，夺取华沙是次要的。斯大林没有接受他的向东普鲁士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建议，这让他非常失望。他认为这是错失良机，没有利用“巴格拉季昂行动”大胜之后德军混乱和薄弱的有利条件。他认为这样的判断失误会使红军在1945年年初进攻德国本土时付出高昂的代价。[71]
他事后回顾对华沙起义缺乏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8月底接受了新的任务。斯大林已决定向保加利亚宣战。后者虽未与苏联开战，但它想方设法为纳粹德国提供帮助。承担进攻保加利亚本土任务的是乌克兰第3方面军，朱可夫则被派去监督此次行动。指挥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是托尔布欣元帅，他是朱可夫以前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9月4日，朱可夫和托尔布欣向大本营提交了进攻计划，并于次日获得斯大林的批准。该计划需要3个集团军（27个步兵师）和2个机械化军来发动进攻。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几天后，乌克兰第3方面军开始进攻保加利亚本土。那不太像是战争。大部分人，包括保加利亚军队，都把红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9月9日，共产党人在索菲亚发动政变，推翻了原来的亲德政府。保加利亚新政府随即对德宣战。[72]
到9月中旬时，朱可夫回到波兰，协调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但直到10月底的时候他才被正式免去在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职务。[73]根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在1944年9～10月的这段时间，独裁者根本没有见过朱可夫。不过，11月2日，他们确实见过面，并在此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74]，最后做出一个奇怪的决定：11月12日，朱可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75]此时，制订红军下一步战略行动即进攻德国本土的计划已经开始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在中央地带从华沙向柏林推进。在朱可夫的北翼，是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而在南翼则是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对于把自己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调到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感到不快，尽管斯大林向他保证说，他的任务并非是不重要的。“如果你和科涅夫不能前进，”斯大林告诉他，“朱可夫也不能。”[76]
朱可夫觉得罗科索夫斯基因为被调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指挥岗位而迁怒于他，所以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看来，在（罗科索夫斯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这次谈话之后，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和我就没有了我们曾经有过多年的那种温暖而友好的关系。他似乎认为……我是要去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他要那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77]
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朱可夫在这件事上说的话。做决策的是斯大林，因为他已经决定，要把率领苏军横扫德国的荣耀归于他的副最高统帅。
[1] Ella Zhukova，“Interesy Ottsa，”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55.
[2] Era Zhukova，“Otets，”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43.
[3] Era Zhukova，“Otets，”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56.
[4] 1943年10月和1944年2月的书信引自V.Daines，Zhukov：Rozhdennyi Pobezhdat’（Moscow：Yauza/Eksmo，2008），pp.384-385，406-407。
[5] I.Mastykina，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pp.86-87.朱可夫给马加丽塔的信件的影印件可见于Georgy Zhukov：Al’bom（Moscow：Poligrafresursy，1995）。马加丽塔提到的道格拉斯飞机是由苏联人获准制造的美国飞机。战争期间这种名为“里苏诺夫Li-2”的飞机转为军用并装备了武器。
[6] 在准备自己回忆录的第二版时，朱可夫花了几页的篇幅对自己的后援团队的各位成员表示感谢。由于某种原因，这部分致谢的内容并没有发表（RGVA，F.41107，Op.1，D.52，Ll.72-76）.
[7] 别多夫的回忆可见于他的“Ryadom s Marshalom” 以及V.Peskov，“Govoryat Sputniki Zhukova，” 两者都见于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8] A.N.Buchin，170000 Kilometrov s G.Zhukovym（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94），p.42.该回忆录由N.N.雅科夫列夫的系列采访组成，后者于1992年出版了关于朱可夫的首部严肃的俄文传记。
[9] B.V.Sokolov，Georgy Zhukov：Triumf i Padeniya（Moscow：Ast，2003），pp.433-442；“Zheny i Docheri Marshala Zhukova，” Komsomol’skaya Pravda，June 7，1996，August 22，1996，September 30，1996.感谢鲍里斯·索科洛夫让我参考马斯蒂基纳的这些采访，它们都重印于她的 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
[10]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Moscow：Democratiya，2001），p.593.
[11] R.R.Reese，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1），pp.300-301.
[12] 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133.
[1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150-152.
[14] S.M.Shtemenko，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vol.1（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p.152-153.这些文件还可见于“Podgotovka k Kurskoi Bitve，”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6，1983。
[1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160.朱可夫把商讨的日期记成4月11～12日，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表明，与斯大林一起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是在4月16～18日。参见 Na Priyome u Stalina，pp.403-404。
[1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211，159.关于安东诺夫，可参见理查德·沃夫（Richard Woff）的文章，见于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1997）。罗科索夫斯基也很钦佩安东诺夫，说他是“作战艺术大师”，但他认为其对斯大林过于顺从。
[17] Shtemenko，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vol.1，p.90；vol.2（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p.473.
[18] 这项命令的复印件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19] 关于苏军的计划及准备情况，参见D.M.Glantz and J.M.House，The Battle of Kursk（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
[20] D.M.Glantz，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Frank Cass，1989），pp.146-182.
[21]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202.2002年出版的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增订版补充了一些材料，批评了大本营向各方面军派遣朱可夫这样的代表的做法，认为他们成了方面军指挥官与斯大林及总参谋部之间不必要的障碍（K.Rokossovsky，Soldatskii Dolg［Moscow：Olma-Press，2002］，pp.265-66）。这样的怨言在方面军指挥官中看来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当然希望可以和莫斯科的统帅部直接联系。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这些担任大本营代表的人，辩称这种体制乃是指挥之链中的必要环节。这似乎也是斯大林和总参谋部的观点，因为战争期间的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大本营代表在战场上的权威。
[22] 转引自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358。
[23] “厄尔特拉”是英文Ultra的音译。二战期间，英国军情机构把设在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的政府密码学校通过截获并破译用高阶密码加密的轴心国通信而得到的情报叫作“Ultra”。这些情报的重要性被认为是超过了英国信息安全分类的最高级别，所以便将其命名为“Ultra”，意为“极端机密”。——译者注
[24] 参见T.P.Mulligan，“Spies，Ciphers and ‘Zitadelle’：Intelligence and the Battle of Kursk，194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2，1987；以及V.Korovin，Sovetskaya Razvedka i Kontrrazvedka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Moscow：Rus’，2003），pp.113-122。
[25] 参见“Podgotovka k Kurskoi Bitve，”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6，1983。
[26] A.M.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272.
[27]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182.关于在普罗霍罗夫卡进行的战斗，可进一步参见V.Zamulin，Demolishing the Myth：The Tank Battle at Prokhorovka（Solihull，U.K.：Helion，2011）。
[28] Main Front：Soviet Leaders Look Back on World War II（London：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1987），p.118.
[2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194，208.
[30]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London：Pan，1965），p.619.
[31]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London：Pan，1965），pp.551-552.
[32] E.Mawdsley，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London：Hodder Arnold，2005），pp.274-275.
[3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p.213.
[34] Rokossovsky，A Soldier’s Life，p.211.
[35]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233.
[36] 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0），p.408.
[37] 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0），pp.409-412.
[38] J.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141.
[3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221.
[40] A.Read and D.Fisher，The Fall of Berlin（London：Pimlico，2002），p.153.
[41] 关于这次会议的唯一信息来源是朱可夫（Zhukov：Reminiscences，vol.2，p.225-231.华西列夫斯基也提到过它（A Lifelong Cause，pp.307-309），但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之前已经读过朱可夫的回忆录。在斯大林的会客日志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召开过这样的会议，但考虑到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多，它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的。朱可夫说这次会议是在12月中旬，但有关他在此次战争中的行踪的详细年表显示，它想必是在这个月的月初召开的。参见S.I.Isaev，“Vekhi Frontoogo Put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10，1991。这是一份相当有用的文件，但在文献证据出现空白的地方，作者就接受了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
[42]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238.
[43] 文件的复印件可见于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417。
[44]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引用了第二封，但没有引用第一封电报的内容，他把此事说成是斯大林不是责备他，而是责备瓦图京。参见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247-249。
[4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250.
[46] 转引自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p.421-422。
[47] Shtemenko，S.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vol.1，chap.11.
[4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257ff.
[49] 命令的复印件可见于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
[50] Na Priyome u Stalina，pp.433-434.据什捷缅科说（vol.1，p.238），在与斯大林一起召开这些会议之前，5月22日和23日预先做了一些讨论，参加者有总参谋部、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及各方面军司令。
[51]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6（4），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1944-1945（Moscow：Terra，1993），docs.113-116.另见 D.M.Glantz and H.S.Orenstein，Belorussia 1944：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Study（London：Frank Cass，2001），pp.14-28.
[52]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1945（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8），doc.260，p.215；doc.274，p.224.
[5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273-274.
[54]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pp.324-325.
[55] 巴托夫回忆录的摘要可见于S.Bialer，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p.417-420.巴托夫的书在20世纪70年代再版时，有关朱可夫的这些诽谤性的内容都被删掉了。参见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149。
[5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279.
[57] Stavka VGK 1944-1945，docs.162-163，p.120.
[58] Erickson，J. The Road to Berlin.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228.
[5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286-287.
[60] Shtemenko，S.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vol.2，pp.71-81；Na Priyome u Stalina，p.438.
[61] SSSR i Pol’sha，1941-1945：k Istorii Voennogo Souza（Moscow：Terra，1994），doc.7，p.201.
[62] SSSR i Pol’sha，1941-1945：k Istorii Voennogo Souza（Moscow：Terra，1994），doc.29，pp.218-219.这一文件的译文可见于Shtemenko，S.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vol.2，pp.93-94.
[63] SSSR i Pol’sha，1941-1945：k Istorii Voennogo Souza（Moscow：Terra，1994），doc.55，p.245.
[64] SSSR i Pol’sha，1941-1945：k Istorii Voennogo Souza（Moscow：Terra，1994），doc.100，p.310.
[65] 关于“巴格拉季昂行动”及夺取华沙失利的情况，参见A.Tucker-Jones，Stalin’s Revenge：Operation Bagration and the Annihilation of Army Group Centre（Barnsley，U.K.：Pen & Sword，2009）。
[66] Werth，A. Russia at War，1941-1945. London：Pan，1965，p.786.
[67]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lee，Roosevelt and Truman，doc.321，p.254；docs.322-323，pp.254-255.
[68] Shtemenko，S.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vol.2，pp.102-104；以及A.Chmielarz，“Warsaw Fought Alone：Reflections on Aid to and the Fall of the 1944 Uprising，” The Polish Review，vol.39，no.4，1994，p.421。
[69] 对斯大林的作用的详细探讨可见于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70]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p.301-303.
[71]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310.
[72]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p.296-300；Liberation Mission of the Soviet Armed Forc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5），pp.172-182.
[73] Stavka VGK 1944-1945，doc.234，p.162.
[74] Na Priyome u Stalina，p.443.
[75] Stavka VGK 1944-1945，doc.248，p.170.
[76] Rokossovsky，A Soldier’s Life，p.267.
[77] Zhukov，Vospominaniya，vol.3，p.175.这些话在苏联时代出版的回忆录中被删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