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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7 斯大林的将军：拯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1941
斯大林与朱可夫的关系，有着和苏联独裁者与其所有高级将领的关系同样的基础：他们的忠诚与称职以及他对他们的信任。在朱可夫的军事生涯中，他对上级始终忠心耿耿、恭恭敬敬，尽管对自己的同侪或下属并不总是如此。对独裁者的个人崇拜也强化了朱可夫对斯大林权威的尊敬，虽说他在这方面并不过分，但也像所有人一样，是持赞同态度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人格力量。他支配着所有可以与自己近距离接触的人，朱可夫也不例外。
除了职业上的联系之外，斯大林和朱可夫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两人的父亲都做过鞋匠而且都有体罚自己儿子的习惯。两人的母亲都曾努力让自己的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两个对于自己的孩子也都是充满温情的（就斯大林而言，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不如对自己的女儿）。对朱可夫和斯大林来说，俄国内战是一段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残酷的经历，尽管前者当时是个小兵，而后者是高级政治委员。斯大林在才智上有点儿自命不凡，但他和朱可夫一样，主要是把自己看作讲究实际的实干家。两人在追逐自己的目标时都很执着，而且为了实现那些目标，必要时都一样地铁石心肠。斯大林和朱可夫在政治上的共同点不仅在于他们都投身于共产主义，而且在于他们都怀有深刻的爱国之情，致力于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样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和种群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是所有这些民族和种群的保护者。正是这种“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把作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和作为俄罗斯人的朱可夫团结在了一起。至于希特勒和纳粹，斯大林和朱可夫不仅将其视为外国的入侵者，而且还视为企图灭绝数百万苏联公民（尤其是犹太人）并奴役其余的人的入侵者。
朱可夫是在1941年1月成为总参谋长的时候开始发展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的，但只是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这种关系才完全成型。战争向斯大林表明：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朱可夫都是可以信赖的；他不会在压力之下惊慌失措；他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有能力也有决心挺身而出，迎接挑战。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有一章是谈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运作的，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在那里面表露得非常明显。那一章是朱可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自己的回忆录进行修订时添加的，而他写那一章内容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维护苏军最高统帅部战时领导班子的声誉，特别是他自己作为副最高统帅的作用。不过，他还想驳斥针对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所谓“秘密报告”开始的。朱可夫做得非常成功；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是个出色的最高统帅。他的描述因此成了一份关键性的文本，为独裁者恢复了成功的战争领袖的名誉。
战争期间，朱可夫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见过他一百二十多次。考虑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这个见面的次数是非常多的。[1]另外，在莫斯科附近斯大林的这个或那个乡间别墅，他们也见过多次。如果不能亲自去见斯大林，朱可夫就会和他通话或给他发电报，有时候天天都会这样。所以，毫不奇怪，朱可夫在战争期间逐渐对斯大林有了充分的了解。“以前我和他的联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所以起初他要是在场，我就有点局促不安……在我们交往的最初那段时间，斯大林很少对我说什么。我感到他在非常留心地观察我，对我还没形成确定的看法……可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变得更加自信和大胆。我还注意到，斯大林开始更加重视这些想法了。”
朱可夫去见斯大林的时候，很多都是在夜里。独裁者习惯于晚起，而他一般也都要工作到凌晨。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不仅对斯大林本人，就是对他的下属来说，也是很辛苦的。这位苏联领导人要求总参谋部每天汇报两到三次，而且要是不和自己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商量，特别是总参谋长并且从1942年8月起成为他的新任副最高统帅的朱可夫，他从不做出军事行动的重要决策。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斯大林总是抽着烟斗或俄国香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地停下来查看一下形势图。朱可夫回忆说：“一般情况下他都是有条不紊、沉着镇定，允许大家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喜欢专心听取别人的汇报，但他们必须要说到点子上……他这人话不多，也不喜欢话多的人……战争期间，我体会到斯大林不是那种反对别人提出尖锐的问题或者反对人们和他争论的人。如果有人有相反的说法，那他是撒谎。”朱可夫对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和判断力有很高的评价：
可以说，斯大林谙熟方面军和方面军群军事行动组织的基本原则，对这些行动的指导很在行。可以肯定，他通晓主要的战略原则。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能力尤为突出……斯大林把这种能力归因于自己天赋的才智，自己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经验，自己的直觉和广博的知识。他能发现战略形势中最重要的环节，并抓住这个最重要的环节，组织对敌行动，并因此而确保进攻行动的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个非常出色的最高统帅。
对于斯大林，朱可夫最欣赏的是他通常都不拘礼节，不装腔作势。独裁者很少大声地笑，但他很幽默，喜欢说笑话。不过，斯大林也会固执、冲动、遮遮掩掩，而且有时候很容易生气。“在发火的时候，他就不再客观了，而是说变就变，脸色越发苍白，目光阴沉锐利。能够经得住斯大林的怒火和抵挡住他的训斥的勇敢的人不多。”尽管这样，朱可夫感到的是迷醉而不是害怕。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着了他的魔：
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他用自己朴素的方式赢得了人心。他的无拘无束的说话方式，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他的天生善于分析的思维，他的见多识广和非凡的记忆力，就连那些老手和有名望的人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也要全神贯注、聚精会神。[2]
在后苏联时代的各种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以及在现已公开的其他材料中，他对斯大林的批评要比在官方出版的回忆录中多一些，但朱可夫对作为伟大军事领袖的斯大林持肯定的态度却是一贯的。[3]
斯大林对朱可夫的看法如何，现在很难知道，因为独裁者很少流露他内心的想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自己的许多将领都很喜欢。他钦佩他们的职业素养，愿意向他们学习，尽管他本人也自命为伟大的将军。最合理的猜测是，斯大林对朱可夫要比对他小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敬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惯于逢迎谄媚。同样，对于朱可夫这种显得太有主见的人，哪怕他们的忠诚毫无问题，斯大林也不太放心。这种态度或许在战后两人失和时斯大林对朱可夫的处置中有充分的反映：由于不敬而将其放逐，而一旦朱可夫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便又很快恢复名誉。
保卫列宁格勒
在叶利尼亚取得了胜利之后，朱可夫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保卫列宁格勒。德军在入侵苏联时的主要目标起初并不是打到莫斯科，而是占领列宁格勒。只有在北方集团军群夺取列宁格勒之后，德军才会集中力量攻打莫斯科。一开始，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德军轻松突破了立陶宛边境的苏军防线，不到三周就沿宽大锋面向前推进了300英里，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大部分领土。但是，随着红军的抵抗越来越顽强，德军前进的脚步也慢了下来，结果到1941年9月初才进抵列宁格勒郊区。就在此时，希特勒改变了主意，把莫斯科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决定不再一鼓作气拿下列宁格勒，而是把它包围起来，消耗其防御力量，迫使里面的人由于饥饿而投降。德国人相信，这座城市很快就会落到他们手中。1941年9月22日，希特勒发布了有关列宁格勒的命令：“元首决定从地球上抹掉彼得堡这座城市。我不想在苏俄失败之后还让这座庞大的定居点继续存在……我们建议严密封锁这座城市并用各种口径的火炮和持续的空中轰炸把它从地球上抹掉。”（见地图9）
对苏联人而言，列宁格勒受到的威胁要比他们在乌克兰同时发生的溃败更加危险。要是列宁格勒失守，德军从北面向莫斯科的侧翼发动进攻的通道就会打开。失去苏联的第二大城市，这个国家就失去了国防生产的中枢。再说，如果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摇篮落入纳粹之手，那种心理上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大本营对自己的西北方面军的表现感到不满。7月10日，当时还是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对该方面军的指挥班子提出了警告，说：“你们没有惩罚不执行命令并擅自撤出防御阵地的指挥员。你们对待胆小鬼的这种放任自由的态度是不可辩解的……立即到前方的部队去，对那些胆小鬼和罪犯要当场处置。”[4]同一天，大本营成立了由多个方面军组成的“西北战略方向”，取代了原西北方面军。隶属于这个新的战略方向的也包括北方方面军，它所面对的是列宁格勒以北的芬兰军队，芬兰为了收复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也加入了德军在1941年6月发起的进攻。[5]指挥这个新的战略方向的是前国防人民委员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大本营给他的命令是在诺夫哥罗德东南的伊尔门湖附近的索利奇（Sol’tsy）、旧鲁萨（Staraya Russa）和德诺（Dno）这些地区发动反击。伏罗希洛夫在7月中旬和8月初的两次反击延缓了德军的推进速度，但没能挡住它，这让大本营对他的指挥逐渐感到不满。8月29日，西北战略方向与M.M.波波夫（M.M.Popov）将军指挥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合并，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新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波波夫任他的参谋长。但是，斯大林仍不满意，自6月22日以来的节节败退所带来的压力开始对他产生影响。当天，他给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当时正带着一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检查防务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发了一封电报：
地图9 德军向列宁格勒的推进，1941年6～9月
我担心列宁格勒会由于愚蠢的疯狂而被丢掉，担心列宁格勒的部队有被俘虏的危险。波波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干什么？他们也不向我们报告一下，针对这种危险，他们在考虑采取什么措施。他们显然是在忙着寻找撤退的路线。他们哪来那么大的消极性和完全是农民式的听天由命？什么人哪——我搞不懂……你认为在这个关键地段，是不是有人在故意为德国人打开通道？波波夫这人怎么样？……我说这些是因为我非常焦急，我不明白列宁格勒指挥部为什么没有动静。[6]
9月9日，德军攻陷了位于列宁格勒东北的拉多加湖岸边的什利谢利堡（Shlisselburg），从而切断了这座城市最后的陆路联系。这促使斯大林采取行动，让自己信赖的朱可夫去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据朱可夫说，9月9日，他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而且在当晚他来到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并没有被带到斯大林的办公室，而是被引进了独裁者的私人住所。在讨论了列宁格勒的形势之后，朱可夫得到的命令是：飞往这座城市，接手指挥工作。“路上要小心，”斯大林告诉他，“你要飞越前线或者是由德国空军控制的拉多加湖才能到达列宁格勒。”斯大林还让朱可夫给伏罗希洛夫带去手令——上面写着：“把方面军交给朱可夫指挥，然后立即飞往莫斯科”——并说关于他的任命，会在他到达列宁格勒之后再发布命令。“我意识到，”朱可夫写道，“这样说是担心我们在飞行的途中有可能遭遇不测。”朱可夫还和斯大林讨论了基辅岌岌可危的形势，建议由铁木辛哥担任西南方面军的新司令，而由科涅夫将军接管他在西方方面军的指挥工作。斯大林“立即给沙波什尼科夫（他接替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打电话，要他召回铁木辛哥元帅并把命令传达给科涅夫”。[7]朱可夫于次日飞往列宁格勒，结果在途中差不多就像斯大林担心的那样遇到了危险：他的飞机在到达拉多加湖的时候，遭到两架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的追击，不得不紧急下降，贴着水面飞行。[8]
朱可夫在飞往列宁格勒途中的情况，有可能就像他回忆的那样扣人心弦，但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似乎是精彩有余，准确不够。根据官方的记录，朱可夫是在9月11日见到斯大林的，是在独裁者的办公室而不是他的住所。会议从傍晚5点10分开始，持续了四个小时。参加会议的有沙波什尼科夫，还有铁木辛哥。[9]会议中间——晚上的7点10分——有关指挥人员变动的命令发给了列宁格勒，这是宣布这类决定时的规范。几分钟后，关于科涅夫和铁木辛哥任命的命令也下达了。[10]
与朱可夫一同飞往列宁格勒的是I.I.费久宁斯基（I.I.Feduninskii）将军、M.S.霍津（M.S.Khozin）将军和P.I.科科列夫（P.I.Kokorev）将军。据费久宁斯基说，飞机是在9月13日早晨起飞飞往列宁格勒的，有13架战斗机护航。费久宁斯基没提到遇到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追击的事情，但他的回忆录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出版的，当时朱可夫已经失势，所以对于这位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新指挥官，他的话不是那么中听。实际上，朱可夫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当时他茫无头绪，也不了解情况，甚至不知道在他们到达列宁格勒之后给费久宁斯基安排什么工作。另一部赫鲁晓夫时代的回忆录中的说法还要负面一些，那是由当时担任列宁格勒红军工兵首脑的B.V.贝切夫斯基（B.V.Bychevskii）将军写的。贝切夫斯基把朱可夫描写成一个严厉的军人，专横跋扈，到处发号施令，却没有什么效果。[11]
朱可夫表现得比较粗暴，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因为他在接手新的指挥职务时喜欢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立威。至于他是否像费久宁斯基和贝切夫斯基说的那样无能，则是另一回事。在朱可夫到达列宁格勒的时候，形势又开始恶化。德军在9月9日收紧对这座城市的包围圈之后，此时正在寻找它的防御弱点。朱可夫做出的回应是下令反击。他在9月15日的总的行动命令是：
1.用大炮和迫击炮的炮火及空袭压制敌人，不允许防线被突破。
2.在9月18日之前组建5个步兵旅和2个步兵师，并将其部署成四道防线，加强列宁格勒的近距离防御。
3.用第8集团军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4.让第8集团军的行动与第54集团军保持协调，后者的目标是解放姆加（Mga）和什利谢利堡地区。[12]
两天后的9月17日，为了守住列宁格勒南面的防区，朱可夫和他的军事委员会下达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如果没有方面军或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书面命令就擅自放弃指定防线的所有指挥员、政工人员和士兵，都将被立即枪毙。对于朱可夫发出的威胁，无论是它的精神实质还是措辞，斯大林都完全支持。9月21日，他给朱可夫及其军事委员会发了电报，并命令他们将电报内容传达给当地的指挥员：
据说德国恶棍在向列宁格勒前进时已经向我们的部队派出……老人、妇女和儿童……请求布尔什维克放弃列宁格勒并恢复和平。
据说在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人认为不能用武器之类的去对付那些人。我认为，如果在布尔什维克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们就必须消灭他们……因为他们对德国法西斯害怕了。
我的回答是，不要感情用事，对敌人及其帮凶，不管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要迎头痛击。战争是无情的，那些软弱和动摇的人……会遭到失败。
要用各种方式打击德国人及其帮凶，不管这些帮凶是些什么人，要去蹂躏敌人；至于这些敌人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那无关紧要。[13]
在朱可夫接管列宁格勒的指挥重任时，他麾下的部队有45万人，分属第8、第23、第42和第55集团军。与他对阵的德军数量相当，只是德军有2个坦克师而朱可夫没有，而且德国空军还占据了绝对的空中优势。另外，有14个芬兰师正从北面向列宁格勒和苏联的卡累利阿地带发动进攻。不过，主要的战斗是围绕南面通往列宁格勒的各个入口而展开的，德军在那里占据的阵地离这座城市的边缘只有几英里远。战斗在9月一直时起时落，但到了那个月的月底，苏联人稳住了自己的防线，德军进攻的势头也逐渐减弱了（见地图10）。
地图10 列宁格勒保卫战，1941年9月
朱可夫在激战中抽空给女儿叶拉和埃拉写了信：
从前线向你们问候。像你们希望的那样，我正在列宁格勒与德国人战斗。德国人正冒着很大的伤亡，企图夺取列宁格勒，但我想，我们会守住它，并把德国人一直赶到柏林。
你们那里怎样？我非常想见到你们，但恐怕只有等到打败德国人的时候，我才能来到你们身边，或是你们来到我的身边。常写信给我。因为战事不断，我没有时间。
吻你们。[14]
对于朱可夫在列宁格勒的表现，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按照大卫·格兰茨的看法，“朱可夫的钢铁意志……制造了‘涅瓦河上的奇迹’”。约翰·埃里克森用一种差不多的语气写道：“朱可夫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住了这个最严重的危机，在恢复了他来之前已极度涣散的纪律的同时，还组织起了有效的防御并重振了士气。”朱可夫在列宁格勒有没有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埃文·莫兹利则不太确定。就在朱可夫到达列宁格勒之前，希特勒已经开始从北方集团军群调兵，支援对莫斯科即将发起的进攻。莫兹利认为，要是德国人再加把劲，调集北方集团军群的所有装甲力量，全力发动进攻，很可能就可以拿下列宁格勒。而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别沙诺夫（Vladimir Beshanov）指出，把朱可夫派到列宁格勒是要解除封锁的，这个任务他远远没有完成。[15]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朱可夫的声望在提高。哈拉哈河战役、叶利尼亚战役以及现在的列宁格勒战役，或许并不像朱可夫传奇让人联想到的那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相对成功的。朱可夫正在证明自己是斯大林的福将（lucky general）：他到哪里，哪里就胜利，或至少不会失败，这使得朱可夫的战绩与红军在其他地方的溃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9月中旬，基辅陷落，德军开始向克里米亚和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前进，那里是通往高加索和巴库油田的门户。10月初，德军重新开始向莫斯科进军，而且效果立竿见影：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包围了大批苏军，结果，红军又损失了50万人。再次到了危急关头的斯大林决定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10月5日，斯大林打电话给人在列宁格勒的朱可夫，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段对话：
斯大林：我就一个问题要问你：你能不能乘飞机来莫斯科。预备队方面军在尤赫诺夫（Ukhnov）地区左翼的形势现在变得复杂起来，为了采取必要的措施，大本营需要你的建议。也许可以让霍津接替你的工作？
朱可夫：我请求允许我在明天早晨的黎明时分出发。
斯大林：很好。我们等着你明天来到莫斯科。[16]
当朱可夫离开列宁格勒的时候，对这座城市的严峻考验才刚刚开始。列宁格勒还要被德国和芬兰军队继续围困漫长的三年时间。在此期间，饿死的平民有64万，另外还有40万在强制疏散的过程中死亡或失踪，许多都是在1941～1942年的冬季掉进了冰冷的拉多加湖。100多万苏军士兵在列宁格勒地区的战斗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德军多次试图突破这座城市的防御并瓦解守军的抵抗意志，但再也没有像1941年9月那样距离成功如此之近。1941年11～12月，红军在列宁格勒东面的季赫温（Tikhvin）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攻，确保了莫斯科西北方向的安全，粉碎了德军的合围企图。在此之后，列宁格勒便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只是有大量的敌军被它牵制在那里无法脱身（1941年时占德国国防军总数的1/3）。[17]
拯救莫斯科
被召回莫斯科的朱可夫迎来了自己的时刻。迫在眉睫的苏联首都保卫战，要么使他名声大噪，要么使他名声扫地。更重要的是，它将决定“巴巴罗萨行动”的成败，因为希特勒想通过闪电入侵征服俄国，避免在东线陷入消耗战，因为那样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至当时为止，希特勒的计划一直进展得很顺利，只是红军让德国国防军在推进过程中受到的打击比预想的要大。单是1941年夏天，德军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他们在1940年征服法国时的两倍。但是，苏联人付出的代价更大。红军虽然拥有庞大的兵源，有数百万服过一两年兵役的退伍军人，但对这支预备队的动员、训练和重新装备也要花费时间。除了训练有素的士兵之外，红军的装备也损失殆尽。俄国的欧洲部分大部都已被德军占领，这让苏联人失去了他们相当多的工业资源。在德军推进的过程中，苏联人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幕奇迹：拆除了几百座工厂并将其与几十万工人一起运往东方。但是，要把这些搬迁的工厂安顿下来并生产出急需的坦克、飞机和枪炮弹药，还要假以时日。英国、美国等苏联的西方盟友的确是开始提供援助了，但大规模的援助还要等到1942年。苏联人现在要对付的是“台风行动”，这次进攻莫斯科的德军有70个师，包括100万人、1700辆坦克、14000门大炮和近1000架飞机。如果希特勒能够占领苏联的首都，那就等于敲响了斯大林政权的丧钟。苏联人在丢掉自己首都之后，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要说红军还能从这样的毁灭性失败中重整旗鼓，那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希特勒的盟国日本当初若是决定进攻苏联的远东地区而不是在1941年12月偷袭美国的珍珠港的话。
朱可夫并没有立即被安排去负责莫斯科的防务。先是在10月6日，大本营任命朱可夫作为它在预备队方面军的代表——朱可夫在叶利尼亚战役中指挥过这个方面军——并且严令：对于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使用，他所做出的任何命令，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然后是在10月8日，朱可夫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接替布琼尼元帅。最后是在10月10日，斯大林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成一个新的西方方面军，由朱可夫指挥。原西方方面军司令科涅夫成为朱可夫的副手。不过，科涅夫在几天后就被调去负责新组建的加里宁方面军，它是由从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中抽出的几个集团军组成的，任务是保护朱可夫北面的侧翼。[18]
为什么要任命朱可夫去指挥新的西方方面军？对于其确切的原因，一直是众说纷纭，神秘难解，但又非常让人受到启发。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莫斯科战役的书中，科涅夫在他的文章中声称，朱可夫之所以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是由于他的推荐。而在同一本书中，朱可夫则坚称，他是在与斯大林通话后被任命为新的西方方面军司令的，而那次通话是他从列宁格勒回来之后与斯大林的多次通话之一。在关于那次通话的回忆中，朱可夫写道，斯大林问他是否反对让科涅夫做他的副手。[19]这个故事还有一种说法，那是朱可夫在1964～1965年对记者兼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讲的：斯大林在通话时说，由于西方方面军接连失利，他想把科涅夫送上军事法庭。只是在朱可夫的劝说下，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朱可夫说，科涅夫是个诚实的人，不该得到巴甫洛夫那样的结果——后者是西方方面军的倒霉的首任指挥官，他在1941年7月被处死了。[20]
虽然科涅夫的说法现在有文献记录的支持，[21]但朱可夫说他得到斯大林的信任也是实情。朱可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被委以重任是必然的，因为斯大林把他从列宁格勒召回，并不只是要让他指挥预备队方面军。
在20世纪60年代这两位退休的将军之间发生的这场小小的冲突背后，有一段长长的历史，牵扯到他们在事业上的竞争和私人间的嫌隙。战争期间，在名望和战绩方面，科涅夫逐渐成为朱可夫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竞争在他们于1945年争相攻取柏林的过程中达到了白热化。当朱可夫在战后遭到斯大林的贬黜时，科涅夫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1957年，在朱可夫被赫鲁晓夫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的时候，在他的公开批评者当中，科涅夫是最卖力的。他甚至还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贬低朱可夫的战绩。因此，朱可夫非常反感说自己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要感谢科涅夫，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实际上，对于科涅夫作为指挥官在战争中的表现，朱可夫的回忆录中有许多直接和间接的讽刺与挖苦。
科涅夫与朱可夫的个人冲突，根源在于他们的性格及领导风格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朱可夫一样，科涅夫也是个精力充沛、要求严格的指挥官，对笨蛋可不会耐着性子，而是常常大发雷霆。他对于战役的准备工作也同样毫不含糊，对于行动的实施则要严格按照要求。和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出身于炮兵部队，他事业的起步是在内战时期担任红军的政治委员。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才转到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指挥岗位。然后，他差不多和朱可夫一样逐级上升，但直到莫斯科战役的时候两人才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在一起共事。[22]
作为西方方面军司令，朱可夫的基本任务是阻止德军向莫斯科推进。他的困难在于兵力不足。10月初的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之围比夏天的明斯克和基辅之围还要惨烈。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总共损失了64个步兵师，11个坦克旅和50个炮兵团。[23]结果，朱可夫只剩下90万人保卫苏联首都了。甚至在朱可夫到来之前，大本营已下令退守莫扎伊斯克防线（Mozhaisk Line）。这道长150英里的防线在莫斯科西面大约75英里的地方，北至加里宁涅茨，南至图拉，筑有一系列的防御阵地。但这道防线并没能坚持多久。到10月中旬时，德军已突破了它的两翼，占领了加里宁涅茨，并进逼图拉，在那里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周的大战。10月18日，莫扎伊斯克被放弃，通往莫斯科的门户大开，苏联首都一片恐慌，出现了骚乱和趁乱打劫，人们纷纷准备逃离这座城市。当局正准备撤离的流言（他们的确是在准备撤离）更是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气氛。10月17日，莫斯科地区共产党领导人A.A.谢尔巴科夫（A.A.Shcherbakov）发表广播讲话，安定了人心——他向市民们保证，斯大林同志还在首都。使形势进一步稳定下来的是10月19日国防委员会公布的决议，它宣布由于莫斯科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实行宵禁，同时由朱可夫担任保卫莫斯科的方面军司令。[24]次日，斯大林打电话给红军的《红星报》编辑大卫·奥滕贝格（David Ortenberg），要他刊登朱可夫的照片，同时把照片传给《真理报》，好让他们也刊登。10月21日，朱可夫的照片出现在《红星报》上，这是该报首次刊登方面军司令的照片。同一天，《真理报》也登出了这幅照片。奥滕贝格声称，朱可夫后来对他说，登出他的照片是为了让他承担骂名，如果这座城市落到德国人手里的话。比较厚道的解释是，斯大林要求刊登他的照片，是为了鼓舞人民对于保卫莫斯科的信心。[25]
对于这次的严重危机，朱可夫的处置方式和他在列宁格勒的时候一样：严厉的纪律；不准投降也不准后撤；无论何时何地，一有可能便发起反击。朱可夫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发布的第一则通告就是在10月13日宣布：逃离战场、丢弃自己的武器或擅自撤退的“胆小鬼和制造恐慌者”，将被就地枪决。通告的最后说：“一步也不准后退！为了祖国，前进！”[26]这个威胁不仅适用于普通士兵，也适用于高级军官。11月3日，朱可夫宣布，第133步兵师师长A.G.格拉西莫夫（A.G.Gerasimov）上校和师政委G.F.沙巴罗夫（G.F.Shabalov）因擅自下令撤退而被枪毙。[27]
据说，朱可夫在莫斯科战役期间读了《战争与和平》，也许正是托尔斯泰的那部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不朽的小说带来了诉诸爱国主义情感的灵感。“在保卫莫斯科母亲的时候，你们现在所在的那些地方，那些田野和森林，染有我们先辈神圣的鲜血，他们因为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而被载入史册，”朱可夫在11月1日对他的部队说，“我们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儿子。我们是由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的党养育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它的领导下建设我们的生活。在此危急关头，为了竖起一座钢铁城墙，保卫祖国，保卫它的神圣的首都莫斯科，我们不会吝惜自己的力量，也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为了荣誉和自由，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神圣的莫斯科！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彻底消灭敌人！”[28]
话尽管说得慷慨激昂，可朱可夫还是不得不撤到了新的防御阵地——一开始是从紧邻莫斯科西北的克林（Klin）经伊斯特拉（Istra）至该城西南的谢尔普霍夫（Serpukhov）一线。但是，朱可夫采取的不断反击的策略和不到最后时刻绝不撤退的政策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所以到10月底，德军的攻势便逐渐减弱了。再加上俄罗斯人称之为“拉斯普季查”（Rasputitsa，意为“烂路季节”）的秋季的来临，泥泞的道路让德军的行动越来越困难。德国人决定暂缓进攻并调整部署，这就给了朱可夫调集援兵的时间。从11月1日至15日，西方方面军又补充了10万人，300辆坦克和2000门大炮。[29]
德军暂缓进攻也给苏联领导层提供了政治机会。11月1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大本营并问他，11月7日那天，继续举行纪念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周年庆祝活动是否安全。[30]朱可夫向他保证肯定是安全的，但考虑到有可能遭到德军的空袭，党的拥护者的周年庆祝大会要在地下，在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举行。斯大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而且在次日对参加红场阅兵并奔赴莫斯科城外战场的士兵们也发表了讲话。形势严峻，斯大林告诉他们，但苏维埃政权过去遇到过更大的困难：
记得在1918年，当时我们庆祝了十月革命一周年。我们国家有四分之三的地方……落到了外国干涉军的手中。乌克兰、高加索、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都暂时失去了。我们没有盟友，没有红军……食物和武器匮乏……有14个国家在向我们进攻。但我们没有泄气，没有灰心。我们在战火中铸就了红军并把我们的家园变成了军营。伟大的列宁精神使我们充满力量……结果怎样呢？我们把干涉军打得落荒而逃，收复了失地并取得了胜利。
斯大林最后再次谈到了爱国主义，回顾了俄国人过去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而进行的斗争：
一项伟大的解放使命现在要由你们去完成。一定要配得上这项使命……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他打败了瑞典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imitry Donskoy，他打败了鞑靼人）、库兹马·米宁（Kurma Minin）和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Dimitry Pozharsky）（他们把波兰人赶出了莫斯科）、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和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俄国将军，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的男子汉形象，在这场战争中激励着你们。愿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成为你们的指路明星。[31]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斯大林在拯救莫斯科过程中的作用不吝赞美之辞，特别是他在战役期间自始至终都留在城里，并为组织莫斯科的防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他的严格要求，斯大林做到了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32]与此同时，朱可夫也竭力想摆脱与战役期间斯大林的几次错误决定的关系。但从朱可夫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命令、通告和谈话记录来看，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基本上毫无异议地、心甘情愿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将军，而且他希望自己的下属也同样如此。尤其是，正是朱可夫恪守纪律的态度，而不是他自诩的耿直或不顺从，使他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朱可夫注重等级关系和纪律的指挥风格，从他在1941年10月26日给罗科索夫斯基的回信中可见一斑——当时作为第16集团军司令的罗科索夫斯基，正在伊斯特拉地区与德军交战，他抱怨说自己的德国对手优势太大。朱可夫告诉他：
你在无端地浪费时间。我们一再地从你那里得到报告，说敌人的兵力多得惊人，而你的集团军的兵力微不足道。这不是一个指挥员该做的事情。你有什么，敌人有什么，这一点我们清楚，政府也清楚。你不要从担心的东西出发，它是靠不住的，要从自己的任务和掌握的实际兵力出发。政府以及它的指挥机构的命令必须执行，没有任何借口。[33]
11月中旬，泥泞的道路开始结冰，于是德军重新发起了攻势，并在两翼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莫斯科正西方向的关键阵地上，红军的防御并未松动。首都之战的转折点出现在11月底，当时大本营派出预备队堵住了朱可夫防线的缺口。面对敌人的生力军，再加上气候越来越恶劣，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在距离该市市中心只剩下几英里的时候失败了（见地图11）。
在11月的战事中，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再次发生了冲突。后者想把部队撤到伊斯特拉河，朱可夫没有同意，但罗科索夫斯基越级向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提出请求。沙波什尼科夫同意了，并给了必要的书面许可。当朱可夫发现后，他发电报给罗科索夫斯基：“我是方面军司令！我取消撤到伊斯特拉库区的命令，并命令你们守住已经占领的防线，一步也不准后退。”[34]“这就是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抱怨说，“从这道命令中你就可以感受到：我是朱可夫。他个人的自我时常凌驾于全体的利益之上……有些上级……以为，只有他们可以有效地处理问题，只有他们想要取得胜利。对其他所有人都必须通过训斥和恫吓才能使他们听从上级的意愿。我们的方面军司令也属于这种人。”[35]
地图11 莫斯科保卫战，1941年10～12月
据罗科索夫斯基说，在莫斯科战役期间，这种事发生过多次，这只是其中的一次，它反映了自己与朱可夫在指挥风格上的差异。罗科索夫斯基回忆说，朱可夫“什么都不缺——才能、精力和自信”，而且是“一个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赋有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领导人的所有品质的人”。但是，罗科索夫斯基写道：“对于指挥员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意志，以及指挥员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采取的方式，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坚持最高标准的要求，这对于任何军事领导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必需的。但对他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要把铁的意志和灵活性、对下属的尊重以及能够信赖他们的才智及主动精神结合起来。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我们的方面军司令并不总是这样的。发脾气的时候，他还可能不够公正。”
有趣的是，罗科索夫斯基把他和朱可夫关系中的这些磕磕碰碰，与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支持和鼓励做了对比。有一次，罗科索夫斯基以为是朱可夫又打电话来训人了，拿起电话后却惊喜地听到斯大林那“沉静、平和的声音”。最高统帅的关心让他感动不已：“那慈父般的语调令人振奋，给人增添了自信。”[36]和朱可夫很相似，罗科索夫斯基在斯大林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以及自己指挥风格的镜像。
莫斯科反攻
就在朱可夫打响了莫斯科保卫战的同时，大本营也在策划和准备反攻。早在10月5日的时候，斯大林就决定成立由10个集团军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这些集团军有一部分已经投入战斗，以阻止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但其主力还在按兵不动，准备用来反攻。据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说，反攻计划的制订工作是在11月初开始的，但由于德军再次发动进攻而一度中断，直到该月月底才又继续进行。[37]朱可夫说自己在制订反攻计划中起到了核心作用，[38]这种说法似乎是夸大了，因为他作为方面军司令，公务繁重。莫斯科战役期间，朱可夫只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见过他一次（11月8日）。[39]11月30日，朱可夫向大本营呈交了他的方面军的反攻计划。该计划要求朱可夫的右翼在莫斯科北面沿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Solnechnogorsk）和伊斯特拉方向，朱可夫的左翼在图拉南面沿乌兹洛瓦亚（Uzlovaya）和博罗季茨克（Boroditsk）方向发动进攻。为了不让德军调动兵力，朱可夫还建议，直接在莫斯科的正面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对于朱可夫的建议，斯大林简单地写道：“同意。J.斯大林。”[40]
朱可夫反攻的目的是，摧毁企图从南北两翼合围莫斯科的德军。在中央地区的目标只限于牵制德军。同时，如果形势有利，也不排除在中央地区取得更大进展的可能性，包括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分割开来，并在莫扎伊斯克和维亚济马一线打通通往斯摩棱斯克的道路。
12月5日，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率先发起了莫斯科反攻；接着，朱可夫在第二天也发动了进攻，然后是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红军的有生力量包括38.8 万人、5600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550辆坦克。与之对阵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有24万人，5350门火炮和600辆坦克。[41]起初的进展很慢，所以朱可夫在12月9日给他的各个集团军司令下达指示，提醒他们战役的目的是“尽快打败侧翼的敌军，最后迅速前插……摧毁位于我们西方方面军正面的所有敌军”。朱可夫批评说，然而有些部队还在攻击德军的后卫部队，没有迅速合围，这就让敌人占了便宜，给了他们撤到“新的阵地并调整部署、组织抵抗”的机会。朱可夫指出，正确的方式是拖住那些后卫部队，然后从侧翼包抄，而不是从正面强攻那些已经构筑了防御工事的阵地。[42]
12月12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说，西方方面军给德军造成了3万人的伤亡，并解放了400个村镇。[43]在那些被解放的地区中，就包括朱可夫的家乡斯特列尔科夫卡。虽然德军已经把村子烧了，他母亲的房子也未能幸免，但她和朱可夫的姐姐一家已经被疏散了。不过，朱可夫的母亲没能活过这次战争，她在1944年自然死亡。
12月13日，苏联报刊报道了朱可夫在扭转莫斯科地区局势方面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同时还配发了他的大幅照片。在有关此次战役的苏联新闻片中，朱可夫也成了中心人物。西方媒体开始关注起了朱可夫。1942年1月，他的照片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的头版，所附的说明是“俄国中央战线杰出的总指挥官格里戈里（原文如此！）·朱可夫将军”。1942年6月，《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思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名字后面，最常提到的是朱可夫。朱可夫不但在组织俄国莫斯科反攻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也许完全是他，在危急关头拯救了列宁格勒。今天有人说，就在战前不久，当消息灵通的德国武官被问到谁是俄国最伟大的将军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朱可夫’。”[44]
到12月底时，红军已沿宽大锋面向前推进了100～150英里（见地图12）。
战争期间的朱可夫神话就是从朱可夫指挥的莫斯科战役开始的。此后，人们便开始认为，只要有朱可夫指挥，胜利就有了保障。事实上并非如此。在通往柏林的道路上，朱可夫还会遇到许多挫折。但是，对这个神话信以为真，激起了红军各级官兵，尤其是底层官兵对他的信心。对他们来说，他是个传奇，是俄国军事史上的巨人，是从拿破仑手中拯救祖国的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在当代的化身。红军战士大多是农民或者有农民的遗风，朱可夫是他们的自己人，尽管他冷酷无情的名声在外，但还是被视为会取得成功并率领部队走向胜利的人。
“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
12月反攻的成功使得发动胃口更大的攻势有了可能。大本营从12月中旬开始便着手制订计划，要包围并摧毁很大一部分中央集团军群的敌军。大体上说，苏军的目标是要推进到勒热夫和维亚济马一线，摧毁在此以东的所有德军。这项任务被交给了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并由科涅夫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负责支援。俄国人起初是希望把莫斯科反攻的计划范围扩得再大一些，好把这第二个目标也包括进去，但事实证明这样做行不通，因为德军此时已经按照希特勒的不准撤退的命令筑壕固守。大本营的对策是，调整部署并发动人们所说的第一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
地图12 朱可夫的莫斯科反攻，1941年12月
按照1942年1月7日大本营给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指示，“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的目标是包围尤赫诺夫—维亚济马—格扎特斯克（Gzhatsk）[45]—勒热夫地区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了此次行动，大本营从预备队中调集了大约50个师的兵力。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共有14个集团军、3个骑兵军和相当数量的空中支援力量，总计68.8万人、10900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474辆坦克。与之对阵的德国国防军有62.5万人、1.1万门大炮和354辆坦克。行动从1月8日开始，由加里宁方面军向勒热夫方向发起进攻。两天后，西方方面军也加入战团，向尤赫诺夫和维亚济马方向猛攻，而朱可夫的第1、第16和第20集团军则继续向格扎特斯克方向进攻。为协调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行动，大本营在1月底成立了“西方战略方向”（原来的已在1941年被取消）。朱可夫被任命为这一方向的司令，全面负责“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
尽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它持续了三个多月。斯大林相信，由于德国国防军未能夺取莫斯科，这意味着“巴巴罗萨行动”很快可以被逆转，并把德国人赶出俄国。1942年1月10日，斯大林向自己的指挥官们下达了下面这条总的指示：
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国人以喘息之机，要不停地把他们向西赶，迫使他们在春季来临之前就用光自己的预备队。到那时，我们将会有大批预备队的生力军，而德国人却没有了预备队。这将确保在1942年彻底打败纳粹的军队。[46]
基于对形势的这一看法，红军在苏德战线全线发起进攻，但结果要么是收效甚微，要么是无功而返。到4月20日“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被叫停的时候，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伤亡已经超过75万人。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7月底，这两个方面军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势。这次攻势一直持续到9月底，而且又付出了将近20万人伤亡的代价，却再一次地无功而返。11～12月，苏联人再次试图有所突破，发动了代号为“火星”的行动。“火星行动”的目标被限定为摧毁勒热夫—瑟切夫卡（Sychevka）地区的德国第9集团军，不过，大本营也考虑过对中央集团军群实施更大规模的包围行动。可“火星行动”失败了，伤亡35万人，其中死亡10万人[47]（见地图13）。
在第一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期间，M.G.叶夫列莫夫（M.G.Efremov）领导的第33集团军得到的任务是占领维亚济马，担任支援的是P.A.别洛夫（P.A.Belov）将军的第1骑兵军和来自加里宁方面军的第11骑兵军。不幸的是，夺取维亚济马的尝试失败了，叶夫列莫夫的编队陷入德军的包围。别洛夫的骑兵部队等设法突围了出去，而包括叶夫列莫夫本人在内的叶夫列莫夫主力却全军覆没。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事花了很多笔墨。他对叶夫列莫夫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的来说，他的结论更多的是自我批评：“现在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1942年的事态发展，可以说，我们当时错误地判断了维亚济马一带的形势。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却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事实证明，敌人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顽强。”[48]
地图13 “火星行动”——第三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1942年11～12月
在俄罗斯，人们对于损失第33集团军一直争议很大。有历史学家认为，朱可夫操之过急，想要拿下维亚济马，而在行动失败时又没有给予叶夫列莫夫足够的支援。不过，从当时的文献资料来看，朱可夫为此次行动的成功和解救第33集团军，显然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的失败就像他在回忆录中说的，是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他的兵力还不足以打败德国人”。[49]
有意思的是，在第二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中，朱可夫受到了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的批评，说西方方面军未能援救被德军包围的三个师。这张日期为1942年8月17日的便条指出，当德国人被围的时候，国防军会全力救援。“大本营认为，解救被围的部队对于西方方面军指挥部来说是个荣誉问题。”[50]
大本营执着地在勒热夫—维亚济马一带展开行动，这表明，在最高统帅部看来，在苏德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场是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华沙—柏林这条中轴线，苏联要想取胜，就必须消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问题在于，事实证明在1944年之前，红军还没有能力攻击这个目标。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红军可以动用的兵力有限，其他许多战场也需要人手。另外，苏军面对的是一个顽强的、已逐渐站稳脚跟的对手，而且那些森林茂密的地区也有利于防守。
俄罗斯有句格言：成功有许多父亲，失败却是孤儿。“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是朱可夫在1942年的大事。即便是在当年8月他离开西方方面军成为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之后，他对这些行动仍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在回忆录中却宁可大谈自己在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不朽胜利中的作用，而不怎么说起“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表明他自己与那些失利无关。朱可夫表示，第一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的失利是因为没有拨给他足够的兵力。[51]然而有关记录显示，当时拨给朱可夫的兵力是很多的，超过了其他各个方面军。
哈尔科夫惨败
对朱可夫有关大本营在1942年春天的战略决策的描述，人们一定也会有很大的疑问。朱可夫写道，冬季攻势的失利使斯大林和总参谋部认为，红军不应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应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态势，等到德军进攻时再进行回击。与此同时，斯大林不顾沙波什尼科夫的反对，认为有必要采取少量的进攻行动。朱可夫同意沙波什尼科夫的意见，认为要继续以防御为主，但他也想在勒热夫—维亚济马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要是再给我一两个集团军，我们就可以和I.S.科涅夫将军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联合起来，不但打败勒热夫地区的，还有整个勒热夫—维亚济马地区的德军，从而大大地改善整个西方战略方向的作战形势。可惜，这个大好机会被最高统帅部错过了。”[52]
按照朱可夫的说法，这个机会之所以被错过，是因为斯大林经不住铁木辛哥和西南方面军的游说，要在哈尔科夫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这次行动是在5月12日开始的，目标是收复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但是，苏军非但没能夺回哈尔科夫，参加行动的3个集团军还被德军包围并消灭殆尽。等到5月28日战役结束的时候，苏军损失了将近28万人——其中有17万人死亡、失踪或被俘——同时还有650辆坦克和近5000门大炮。
乌克兰当时的共产党首脑是还兼任西南方面军政治委员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把哈尔科夫惨败归咎于斯大林，声称自己和铁木辛哥曾请示过斯大林，趁苏军还没有被德军合围，允许取消此次行动。[53]赫鲁晓夫对事态发展所做的自我辩白，被正式写进了20世纪60年代初官方版的卫国战争史中，当时他仍是苏联领导人。
对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朱可夫断然予以否认，并认为哈尔科夫惨败的责任在西南方面军的领导层——他们先是在自己能力的问题上误导斯大林，后来又没把战役的实情告诉斯大林。朱可夫对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的批评得到了K.S.莫斯卡连科（K.S.Moskalenko）元帅的支持，后者是参与那次行动的集团军司令之一。按照他的看法，西南方面军低估了德军的抵抗能力，同时又夸大了己方军队的实力。[54]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对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的看法表示赞同，但也表示，赫鲁晓夫说的曾试图说服斯大林取消行动的说法确有其事。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大本营本来是可以为西南方面军提供更多的帮助的。[55]关于这一点，时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的巴格拉米扬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他觉得问题主要在于大本营为此次行动提供的资源不够。[56]
在6月26日给西南方面军的信中，斯大林对此次行动的失利做出了裁决：宣布解除巴格拉米扬参谋长的职务，因为他未能给大本营提供清晰而准确的情报——这“不仅使哈尔科夫行动功亏一篑，还把18到20个师送给了敌人”。[57]斯大林认为这次的“大灾难”比得上沙皇军队在一战中最大的败绩。他还指出，犯错的不仅是巴格拉米扬，还有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如果我们把这次大灾难的实情全都告诉国人……那我担心他们对你们的处置会是非常严厉的。”[58]不过，斯大林对待这帮罪人还是比较宽大的。巴格拉米扬虽然遭到降级，但他后来又东山再起，成为卫国战争中苏军最重要的指挥官之一。1942年7月，铁木辛哥被调到列宁格勒担任西北方面军司令，但这很难说是惩罚或贬黜。赫鲁晓夫依旧是乌克兰的负责人，而且在战后被斯大林调到莫斯科并培养成自己的一个接班人。
斯大林对西南方面军领导层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哈尔科夫惨败是统帅部的集体责任，包括作为最高统帅的他本人。在这方面，西南方面军在1942年3～5月提交给大本营的那些建议和报告很能说明问题。[59]那些文件表明，西南方面军在建议采取行动的时候，对成功充满了信心，而且雄心很大，不仅要收复哈尔科夫，还想进抵把乌克兰一分为二并在首府基辅穿城而过的第聂伯河。即便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当德军要比原来设想的强大许多、取得的战果要远远低于行动的预期这些都很明了的时候，西南方面军向莫斯科提交的有关行动进展的报告仍然是乐观的。
制订出雄心勃勃的计划并表现出诸如此类的乐观态度的，并不是只有西南方面军。1942年春天，大本营收到前线指挥官的大量建议，要求发动进攻并增加兵力。[60]这些建议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反映出斯大林和大本营的这样一种乐观的心态：要是在1942年春夏红军再发动一次攻势，那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德军就会被赶出苏联。哈尔科夫战役只是斯大林和大本营在1942年春天批准的若干雄心勃勃的进攻行动之一。因此，可以说，是大本营崇尚进攻的战略取向，而非斯大林或西南方面军在行动中所犯的这个或那个错误，才是哈尔科夫惨败的根本原因。回忆录中的互相指责以及对朱可夫关于大本营在1942年春天决定继续采取守势的说法的普遍的信以为真，都往往使人看不到哈尔科夫惨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是在朱可夫回忆录之后出版的）更是增加了朱可夫的有关说法的可信度。按照它的说法，大本营的政策是：
在采取战略防御的同时，在几个地段发动局部的进攻行动，这在斯大林看来，将会巩固冬季战役的成果，改善我方部队的作战态势，有利于我们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并打乱纳粹在1942年夏季发动新的攻势的计划。我们当时的设想是，这一切将为红军创造有利的条件，在夏季沿着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条战线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行动。[61]
如果说这听上去像是隆隆作响的进攻行动的安排，而不是战略防御，那是因为在总参谋部1942年春天的计划文件中体现的正是这样的想法。按照那些文件的构想，除了要采取华西列夫斯基提到的那些局部行动之外，后面还会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并在1942年年底推进到苏联的西部边界，到那时，红军就会采取守势。[62]在1942年5月1日斯大林的“节日命令”中，对这一战略构想有公开的表述。该命令将目前的战争阶段定义为“从希特勒匪徒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时期”，而且它还号召红军“把1942年变成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并从希特勒恶棍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一年！”[63]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斯大林表现得过于乐观。就像哈尔科夫之战所表明的，德国人离完蛋还早着呢。实际上，对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的最大考验尚未到来。希特勒正在策划再来一次“巴巴罗萨行动”——这次是在俄国南方——而且斯大林要再次依靠朱可夫来挽救危局。
[1] Na Priyome u Stalina（Moscow：Novyi Khronograf，2008），pp.614-615.
[2] 朱可夫对斯大林的总体看法见于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chap.11。在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一章令他的出版商们非常尴尬，因为他们想把朱可夫打扮成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所以他们就加了一个编注，说朱可夫对斯大林的描述合乎“时代精神”（Zhukov，Vospominaniya，vol.2，p.73）。
[3] 例如，参见“Korotko o Staline，” Pravda，January 20，1989。
[4]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6（1），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Moscow：Terra，1996），doc.82.
[5]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6（1），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Moscow：Terra，1996），doc.83.
[6] 转引自Lomagin，N. Neizvestnaya Blokada，2 vols. Moscow：Olma-Press，2002，vol.1（Moscow：OlmaPress，2002），p.63。
[7]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398-401.档案中对该故事有另一种说法。朱可夫给出的他和斯大林见面的日期是9月7日，并说斯大林问他接下来想去哪里。他建议说列宁格勒或西南地区。当斯大林决定派他到列宁格勒时，他建议由铁木辛哥指挥西南方面军。RGVA，F.41107，Op.1，D.54，L.58.
[8] Zhukov，Reminiscences，vol.1，pp.417-418.
[9] Na Priyome u Stalina，p.349.
[10]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docs.252，253.
[11] 费久宁斯基和贝切夫斯基回忆录中的有关内容可见于S.Bialer，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London：Souvenir Press，1970）。
[12] 转引自D.M.Glantz，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2），p.76。
[13] 转引自D.M.Glantz，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2），pp.81-82。
[14] 转引自Ella Zhukova，“Interesy Ottsa，” in I.G.Aleksandrov ed.，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Moscow：APN，1988），pp.54-55。
[15] Glantz，D.M. 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2，p.83；J.Erickson，“Zhukov，” in M.Carver ed.，The War Lords：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Barnsley，U.K.：Pen & Sword，2005），p.250；E.Mawdsley，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London：Hodder Arnold，2005），pp.84-85；V.Beshanov，Leningradskaya Oborona（Minsk：Kharvest，2006），pp.124-125.
[16]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doc.339.
[17] 关于列宁格勒之围，参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无与伦比的《900天》（New York：Harper & Row，1969）。
[18]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Sbornik Dokumentov（Moscow：Mosgorarkhiv，1994），docs.3，5，7，17.
[19] I.S.Konev，“Osen’u 1941 goda，” and G.K.Zhukov，“Vospominaniya Komanduushchego Frontom，” in Bitva za Moskvu，3rd ed.（Moscow：Moskovskii Rabochii，1975），pp.55-56，68-69.该书初版于1968年。在科涅夫的文章发表之前，编辑给朱可夫发了一篇征求意见的样稿。朱可夫反应激烈。他写信给编辑说，科涅夫的稿子谎话连篇，其中涉及他本人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一事，如果它就这样发表，他就撤回自己给这本书的文稿（RGVA，F.41107，Op.1，D.77，L.8）。最后，科涅夫的文章发表时基本上原封未动，同时发表的还有朱可夫自己的文章。
[20] K.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Moscow：APN，1989），p.364.
[21] 参见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0），pp.237-241。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件事采取了折中的说法：“10月9日，在一次与最高统帅的例行谈话中形成了一个决定，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成西方方面军。我们大家，包括科涅夫在内……都同意斯大林的建议，任命朱可夫为合并后的方面军司令。”A.M.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15.
[22] 关于科涅夫，参见 O.Rzheshevsky，“Konev，”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2001）以及J.Erickson，“Konev，” in Carver ed.，The War Lords。科涅夫回忆录的英文版名为《胜利的年代》（Year of Victor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他的更完整的俄文版回忆录是I.S.Konev，Zapiski Komanduushchego Frontom（Moscow：Voenizdat，1981）。
[23] Mawdsley，E. 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London：Hodder Arnold，2005，p.95.
[24]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doc.23.关于莫斯科的恐慌情绪，参见R.Braithwaite，Moscow 1941（New York：Knopf，2006），chap.12；A.Nagorski，The Greatest Battle（London：Aurum，2007），chap.7；以及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London：Pan Books，1965），pp.224-233.
[25] 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72.奥滕贝格回忆的说法可见于S.S.Smirnov et al.，eds.，Marshal Zhukov：Kakim My Ego Pomnim（Moscow：Politizdat，1988）。
[26]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doc.12.
[27]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doc.66.
[28]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doc.32.
[2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1.
[30]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1.
[31] J.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London：Hutchinson，1943-1944），pp.21-23.
[32]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66.
[33]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doc.37.
[34]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78.
[35] 转引自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179。这段话在出版的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中被删掉了。
[36] 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85-86.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莫斯科战役期间的斯大林有类似的评论：“斯大林可能会非常急躁而粗暴；但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期，（他）对自己下级的关心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18.
[37] 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21.
[3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44-46.
[39] Na Priyome u Stalina，p.355.
[40]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doc.62.
[41] D.Glantz，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1941（Stroud，U.K.：Tempus，2001），p.188.
[42] 转引自E.Mawdsley，December 1942：Twelve Days That Began a World War（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19-220。
[43] Bitva za Moskvu：Moskovskaya Operatsiya Zapadnogo Fronta，16 Noyabrya 1941g.-31 Yanvarya 1942g.（Moscow：Tranzitkniga，2006），p.240.这是苏军总参谋部自己对莫斯科反攻的研究。战争期间撰写并秘密传阅的这类研究报告有很多，目的是汲取并传播重大军事行动的经验。这些研究报告非常宝贵，它们从苏方的视角对历次战役的过程做了清晰的描述，而且还提到了从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的一些重要档案文献。
[44] A.Werth，The Year of Stalingrad（London：Hamish Hamilton，1946），p.99.
[45] 1968年后按照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名字更名为“加加林市”。——译者注
[46] 转引自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52。
[47] 我对1942年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的历次行动的概述，是基于S.Gerasimova，Rzhev 42：Pozitsionnaya Boinya（Moscow：Yauza-Eksmo，2007）。该书附有若干地图及大本营的相关命令。格拉西莫娃的伤亡数字受到了M.A.加利耶夫（M.A.Gareev）将军的质疑：“O Nashikh Poteryakh podo Rzhevom i Vyaz’mo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3，2002。
[48]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62.在20世纪60年代《军史杂志》的编辑对朱可夫的采访中（没有发表），朱可夫对叶夫列莫夫提出的批评要比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多，但他承认自己对于此次失败负有责任，而且还指出，他自己远不只是在这一次行动中犯了错误（Kommunist，no.14，1988，p.96）。
[49] 参见V.Mel’nikov，Ikh Poslal na Smert’ Zhukov？Gibel’ Armii Generala Efremova（Moscow：Eksmo，2009）；另见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304-31；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84-87；以及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197-200。
[50] 该文件的复印件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5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52-55.
[52]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86.
[53]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Sphere，1971），pp.536-537.
[54] K.S.Moskalenko，Na Ugo-Zapadnom Napravlenii，2nd.ed.，vol.1（Moscow：Nauka，1975），pp.168-213.
[55] 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p.163-164.
[56] I.K.Bagramyan，Tak Shli My k Pobede（Moscow：Voenizdat，1998），pp.305-353.
[57] 这些文件可见于D.M.Glantz，Kharkov 1942：Anatomy of a Military Disaster Through Soviet Eyes（Shepperton，U.K.：Ian Allan，1998）。格兰茨在这部非常有价值的书中还对此次战役以及苏方有关此次惨败的讨论做了详细的描述。
[58] Glantz，D.M. Kharkov 1942：Anatomy of a Military Disaster Through Soviet Eyes. Shepperton，U.K.：Ian Allan，1998，pp.224-225.
[59] Glantz，D.M. Kharkov 1942：Anatomy of a Military Disaster Through Soviet Eyes. Shepperton，U.K.：Ian Allan，1998，pp.224-225.
[60] 参见M.N.Ramanichev，“Nevidannoe Ispytanie，” in G.N.Sevast’yanov ed.，Voina i Obshchestvo，1941-1945，vol.1（Moscow：Nauka，2004），p.88。
[61] 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57.
[62] 参见P.P.Chevela，“Novye Ispytania，” in V.A.Zolotarev and G.N.Sevast’v yanov，eds.，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Moscow：Nauka，1998-1999），pp.325-327。另见Ramanichev，“Nevidannoe Ispytaniye”。
[63] 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pp.3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