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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5 在基辅：演习与备战，1940
1940年5月从远东召回朱可夫，是苏芬战争惨败后苏联为了对红军进行彻底整顿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在红军于1939年12月进攻芬兰的时候，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期待的是一场轻松的胜利。苏联人甚至还抱有幻想，以为芬兰的工人阶级会发动起义，把红军当作社会主义救星来欢迎。但芬兰人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因此而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钦佩。苏联人在政治上承受的许多负面的后果之一，就是因为侵略而被逐出国际联盟，而这样的羞辱就连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也不曾有过，因为它们都是自己主动退出该组织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一直都是最为倡导集体安全的国家，主张国际联盟要用行动来反对侵略，现在它自己恰恰是因为这一罪名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在军事战线上，苏芬战争主要有两个阶段（见地图2）。1939年12月，红军出动5个集团军约120万人，在15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的支援下，沿宽大锋面对芬兰人的防线发起进攻，主攻方向是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 Line）。这条以芬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字命名的防线，是一道天然与人工相结合的狭长防线，纵贯整个地峡。攻打曼纳海姆防线的主要突击力量是列宁格勒军区司令K.A.梅列茨科夫（K.A.Meretskov）率领的第7集团军。苏军的目标是突破曼纳海姆防线，占领维普里（Viipuri），然后向西朝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方向推进。部分是由于天气恶劣，但主要是因为红军实力不济，进攻起初未能得手。随后，苏联人调整部署，增派兵力，于1940年1月在基辅特别军区司令铁木辛哥的指挥下——他因为战事僵持太久而被调到北方——再次发动进攻。铁木辛哥的进攻成功了。到1940年3月，红军已处于收拾残敌并向赫尔辛基进发的态势。但斯大林因为担心英法的干涉而决定与芬兰人谈判，并在1940年3月12日与其签订了和约。依照和约规定，芬兰人对苏联的领土要求做出让步，把自己的边界从列宁格勒往后移，但他们在政治上依然保持独立，因而也保有了自己的自由，可以在1941年6月德国入侵行动开始的时候，选择与德国人一起进攻俄国。
地图2 苏芬战争，1939～1940
苏联人在苏芬战争结束后对这场冲突进行了检讨，想要弄清楚自己的伤亡为什么那么大（20万人，其中有5万人阵亡），为什么就连制服芬兰这样的小国也那么困难。在1940年4月的统帅部特别会议上，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说红军仍抱着俄国内战时的经验教训不放，没能让自己的思维现代化，特别是在火炮、坦克、飞机以及火箭在当代战争中的作用的问题上。[1]
为了进一步总结芬兰战争的经验教训，会议之后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了苏联武装力量的一系列改革。5月，政府恢复了将军军衔，并在6月将数百名经历过战斗洗礼的军官晋升为将军。大约在同时，斯大林给数千名被清洗和贬黜的军官恢复了职务，其中包括20世纪20年代就与朱可夫当过同学的K.K.罗科索夫斯基上校，后者在1937年遭到逮捕和关押。1940年5月16日，红军修改了训练条例，以便更加切实地做好备战工作；7月，强化了武装力量纪律处分条例；8月，在战术层面上恢复了在战前清洗中被取消的一长制，这样一来，野战军官在指挥决策上便无须和政治委员的意见保持一致。另外，为了改进武装力量的宣传工作并招募更多的官兵加入共产党，红军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红军改革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1940年5～6月，德国的闪电战在入侵西欧的行动中战果惊人。希特勒的装甲师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推翻了先前做出的取消机械化军的决定，并于1940年7月下令成立9个机械化军，每个军有1000多辆坦克，并有摩托化步兵、信号部队和工程部队的支援。大约在同时，斯大林还做出决定，生产多种型号的坦克、大炮和飞机。它们将成为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的主战装备，其中就包括著名的T-34坦克。
改革的关键人物是铁木辛哥，他在1940年5月取代了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成为国防人员委员。实际上，人们也常常把这些改革称为“铁木辛哥改革”。另一项变动是改组总军事委员会，它是负责红军的总体组织、运作和动员的机构。斯大林退出该委员会，并由铁木辛哥接替伏罗希洛夫的主席位置。[2]
战争期间，BBC开过一个有名的玩笑，说铁木辛哥有爱尔兰血统，他的真名是蒂姆·奥辛哥（Tim O’shenko）。[3]但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实际上是于1895年出生在敖德萨地区。他和朱可夫同龄，而且也出身于农民家庭，一战期间也在沙皇骑兵部队服役。1917年革命之后，他加入红军和共产党，并在内战中迅速晋升为师长。铁木辛哥属于所谓的“骑兵帮”——内战期间和斯大林并肩战斗过并参加了察里津（后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一群高级军官。伏罗希洛夫也属于这个小集团。[4]
内战以后，铁木辛哥成了第3骑兵军军长，罗科索夫斯基是他手下的师长，而格奥尔吉·朱可夫又是后者手下的团长。铁木辛哥在1930年把朱可夫提拔为旅长。从1933年至1935年，两人又开始一起共事。当时，铁木辛哥是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而朱可夫是师长。铁木辛哥接着又成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1939年就是由该军区为首入侵波兰东部的。铁木辛哥领导那次行动的方式和他收拾红军在芬兰的乱局一样，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铁木辛哥的女儿嫁给了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这可能对他的前程也有帮助。因此，当斯大林由于他的老伙计伏罗希洛夫在“冬季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能而终于对其失去耐心的时候，铁木辛哥就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国防人民委员一职。
由于铁木辛哥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的位置就出现了空缺。朱可夫在哈拉哈河战役中的大获成功——相比之下，他的许多同侪在芬兰战争中都表现平平——让他顺利接替了铁木辛哥在基辅的职务，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与德国的战争中，该地区注定要成为前线。朱可夫与铁木辛哥的私人关系无疑也促成了此事。
1940年5月，朱可夫被从蒙古召回；6月2日，他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的习惯是晚睡晚起，朱可夫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他时已是夜里11点。[5]见面持续了半个小时。据朱可夫说，主要是讨论了哈拉哈河战役。斯大林想了解朱可夫对日本军队的看法以及他在蒙古碰到的困难。在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他谈到了对斯大林的第一印象：“斯大林的外表，他的轻柔的嗓音，他的判断之深刻与正确，他对军事问题的了解，他在听取我汇报时专注的神情，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其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后苏联时代的回忆录中，后面还有一句：“要是他对每个人都这样，那人们为什么全都把他说得那么可怕？”[6]
6月5日，《真理报》公布了朱可夫晋升为大将的消息——那是仅次于元帅的最高级别的军衔——并且特别提到了他在哈拉哈河战役中对坦克的使用成效显著。一同获得晋升的还有朱可夫在哈拉哈河战役中的同事G.M.什捷尔恩，但他只被晋升为上将。[7]这是《真理报》公布的首批晋升为将军的人员名单，罗科索夫斯基在6月10被晋升为少将。
在基辅特别军区
当朱可夫在1940年5月到乌克兰接管基辅特别军区的时候，他似乎是做好了应对长期挑战的准备。作为苏联最大的军区，基辅军区管辖的范围包括统一后的整个乌克兰，要守卫的国境线长达500英里。它是苏联西部边境的三个特别军区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总部设在明斯克的西部特别军区和总部设在里加（Riga）的波罗的海特别军区。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对保卫苏联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们可以在无须另外动员预备队的情况下，独立承担战略层面的军事行动。万一发生战争，如果要对敌方领土实施反入侵，每个特别军区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那段时间红军一直在整编和扩军，所以现在很难弄清楚，在朱可夫于1940年中期接管基辅军区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少兵力。但可以肯定，他所指挥的力量包括多个集团军和作战师，编制有几十万人，另外还有许多坦克、飞机和大炮。[8]
朱可夫很乐意被派往乌克兰。用他的话说就是，“让我负责国内最大的军区，我感到十分光荣……基辅特别军区是个一流的军区……指挥各集团军、编队和参谋机构的是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和将军。”[9]
实际上，基辅的情况根本不像朱可夫回忆的那样乐观。红军此时特有的那些问题也在困扰着基辅军区：士气低落、训练落后、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装备和设备有缺陷、住房短缺，尤其是优秀军官太少。在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之后，该军区管辖的范围扩大到西乌克兰，再加上它的一些最优秀的作战师和部队被调走参加对芬战争，情况变得更乱了。[10]正因为存在诸如此类的困难，苏联才会给基辅派来一位素以通过无情的纪律和严格的训练打造部队而著称的指挥官。
朱可夫到达基辅后面临的另一项紧迫的任务是，为进攻罗马尼亚领土做好准备。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现属当代的摩尔多瓦（Moldova）〕，一个从1918年起一直由罗马尼亚人占领的有争议的地区。斯大林还要求罗马尼亚人割让北布科维纳（North Bukovina）——该地区居住有乌克兰人，但苏联人此前从未对其提出过主权要求。斯大林估计不会因为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而与罗马尼亚爆发战争，但为了以防万一，朱可夫还是奉命成立了“南方方面军”，由来自他的军区的第5和第12集团军以及来自邻近的敖德萨军区的第三个集团军组成。在答复苏联的最后通牒之前，罗马尼亚人曾征求柏林的意见。德国人对苏联的行动感到不快，但希特勒在1939年8月签订苏德协定时就已将比萨拉比亚让给了斯大林。罗马尼亚人得到的建议是，照苏联人的要求去办，于是，他们在6月28日就这样做了。同一天，朱可夫的部队越过边境。两天后，新吞并的领土就处在红军的控制之下。[11]
朱可夫对自己的部队在占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过程中的表现感到不满。7月17日，朱可夫发布命令，列举了种种不足，包括缺乏战斗准备、对部队的组织和控制不当、情报工作不力、纪律败坏、对待当地居民的行为恶劣。随后，按照其特有的行事风格，朱可夫又发布了若干详细的指示，对部队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整顿，以便达到要求，完不成任务的指挥官要受到惩罚。他还把这种威胁付诸行动，解除了几个师长的职务，并将其中的一个送上了军事法庭，原因是他对自己的师失去了控制，让手下士兵在比萨拉比亚胡乱杀人。[12]
罗科索夫斯基也是朱可夫手下的指挥官之一，他被安排在基辅军区继续指挥第5骑兵军，那是他在被清洗前指挥的部队。但由于第5骑兵军还在从别处来乌克兰的路上，罗科索夫斯基就被临时安排到受朱可夫直接指挥的岗位上：“我当时被安排到一个由将军们组成的团队，直接与军区司令一起工作。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部队上。朱可夫将军分派的任务极为有趣，所以我能看得出我们部队的长处和不足。”[13]
基辅军区有个名叫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Mikhail Kalashnikov）的年轻的坦克驾驶员也在朱可夫手下服役。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立马就感受到G.K.朱可夫的意志和干劲。”卡拉什尼科夫当时正在努力改进苏联坦克的性能。他发明了一个可记录坦克发动机运行状况的装置，这让他引起了朱可夫的注意。卡拉什尼科夫对该装置的演示打动了朱可夫，于是他决定把他送到基辅的坦克技术学校学习，然后又送到莫斯科，那里正在对类似的装置进行测试。这是卡拉什尼科夫事业的开端，他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武器设计师，最有名的就是发明了AK-47自动步枪。正如朱可夫的一位传记作者强调的，“朱可夫营造的注重革新的氛围，为这位未来的设计师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4]
朱可夫在基辅时还结识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后者当时是乌克兰的党的书记。两人的人生道路有过多次相交，而这是其中的首次。赫鲁晓夫当时对朱可夫的评价很高，并在回忆时说朱可夫“接替铁木辛哥的位置非常令人满意”。[15]
苏联的战争计划
对朱可夫来说，1940年夏天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让自己的军区齐心协力，参与到苏联的总的战争计划的修订之中。从1928年至1941年，苏联共计制订过七个这样的元计划（meta-plan），确定了红军的大的战略框架，即红军如何对敌发动反击的总体构想。每个计划都设定了假想敌，评估了敌军的规模及可能采取的部署，并预测了敌军可能的入侵线路。二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个计划是于1938年3月在时任总参谋长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领导下准备的。作为前沙皇军官，沙波什尼科夫是红军的理论权威，他的《军队大脑》一书对一战前的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运作做了详细的研究，1935年苏军正式成立总参谋部时就是仿照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部。[16]
沙波什尼科夫的1938年战争计划，认为苏联的主要敌人，在欧洲是德国及其盟友，在远东则是日本。虽然苏联武装力量必须做好两线作战的准备，但德国才是首要威胁，西线才是主战场。德国人，沙波什尼科夫说，企图入侵苏联的线路要么是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向明斯克、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方向，要么是在普里亚季沼泽以南，目标是向基辅推进并占领乌克兰。至于到底会采取哪条线路，要取决于欧洲的政治形势及德国与其东欧盟友（波兰也可能加入其中）确切的反苏阵容。为了反击以德国为首的入侵，该文件接着详细介绍了苏军作战计划的两种变化。如德国人从北线发动进攻，红军将就地反击，而在南线采取守势；如德国人在南线发动进攻，红军也就地反击，而在北线采取守势。两个方案的目的都是与敌军主力交战并歼灭之。[17]
接下来一版的战争计划是在1940年夏天准备的，当时的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变化。1940年版的计划虽说总体上与1938年的差不多，但它预测德国人会在北线发动进攻，从东普鲁士（在纳粹占领波兰后，它此时已和德国本土连为一体）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西白俄罗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此时都已并入苏联）发起攻击。因此，该计划认为，红军主力应集中在北线。[18]总参作战部副部长A.M.华西列夫斯基也参与了计划的制订工作。在卫国战争中，他将成为与朱可夫关系最紧密的同事。
1940年8月，沙波什尼科夫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一版战争计划是之前由他的参谋人员准备的。接替沙波什尼科夫的是基里尔·梅列茨科夫，他在对芬兰的损失惨重的首轮进攻中曾担任过指挥官。在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之后，新计划草案于9月18日完成。“九月计划”仍然认为德国人最有可能从北线发动进攻，但也不排除他们有可能会把主力集中在南线。因此，它重申，有必要对苏联的战略反应准备两套不同的方案。如果德国人在南线集中，红军就也在那里集结，并向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境内的卢布林和克拉科夫方向发动反击，继而向德国南部布雷斯劳方向攻击，目标是切断希特勒与其巴尔干盟友及该地区重要的经济资源之间的联系。如果德国人在北线动手，那红军就进攻东普鲁士。[19]
九月计划曾被提交给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讨论。10月初，在征求过意见之后，苏联人对九月计划做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修改：把红军的主要攻击力量集中在南线，任务是向卢布林、克拉科夫和布雷斯劳推进。在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交给斯大林的备忘录中，对于这一改动的原因并未做出说明。[20]这其中可能有几种情况。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给出的解释是，斯大林认为希特勒首先考虑的是夺取乌克兰及俄罗斯南部的经济与矿产资源，包括高加索的石油。但现在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把红军主力集中在南线主要是斯大林的决定，尽管这样做肯定得到了他的支持。另一种可能是，在制订1940年战争计划期间，苏联领导层的心思正放在巴尔干的局势上，包括希特勒在8月做出的保证罗马尼亚在失去比萨拉比亚之后的未来安全的决定。按照这种看法，把主力集中在南线的决定，有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的而非战略的考虑。[21]另一个有趣的建议来自马特维·扎哈罗夫（Matvei Zakharov）元帅对战前苏军总参谋部的研究：个人偏好和官僚主义因素有可能起到了决定作用。如果把资源集中在南线，受益的主要是基辅军区。梅列茨科夫和铁木辛哥两人以前都做过基辅军区的司令。总参谋部参与制订战争计划的高级军官，有许多也曾在基辅军区服役，其中包括很有才干的N.F.瓦图京（N.F.Vatutin）将军。他在1940年7月调到莫斯科之前，曾经是朱可夫的参谋长。[22]可以肯定，在朱可夫的领导下，基辅军区非常支持德国人会在西南集结的判断，而且还到处游说，以期得到更多的兵力来应对这一情况。[23]
更有甚者认为，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当初之所以选择把主力集中在南线，是因为红军正在计划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与到处都是河流、湖泊、沼泽和森林的东普鲁士相比，波兰南部的平原是一条更为容易的进攻线路。但是，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最直截了当的解释：苏联人估计战争爆发时德军会把主力集中在南线。随后数月，这种估计主导了苏联人对于和德国行将发生的大战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也得到了大量情报的支持，它们都显示德国国防军沿苏德边境增加的兵力主要集中在南线。这种错误的估计说明，德国人的情报战起到了作用，掩盖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即在北线集中并向列宁格勒方向和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一线发动进攻。
苏联人把兵力集中在南线的决定是致命的。当1941年6月德国人发动进攻的时候，苏联军队及其装甲力量的主力都部署在西南方向。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希特勒起初的确是想让德军集中力量从南线进攻的，但他的将军们让他改变了主意。即便是这样，莫斯科也只是在1941年夏天德国人已经攻入苏联境内的时候，才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1940年12月的指挥工作会议
1940年9月底，朱可夫应邀要在即将召开的高级指挥员会议上做题为“当代进攻战的特点”的报告，并且要在11月1日之前向铁木辛哥提交报告的草案。“由于我的题目很大，会议的层次又很高，”朱可夫回忆说，“为了写这份报告，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花很多小时。军区作战部部长伊万·巴格拉米扬给了我宝贵的帮助。”[24]和朱可夫不同，未来的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在总参军事学院学习过。据巴格拉米扬说，朱可夫曾建议他请军区司令部的其他人帮忙。朱可夫得到了巴格拉米扬等人的帮助，这让他的某些批评者得出了一个不公正的结论，说报告之所以质量很高，应该是巴格拉米扬等人的功劳。但是，巴格拉米扬并不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朱可夫不仅拥有杰出的军事天赋，而且才智过人，有着铁一般的意志。”说朱可夫才智过人，表现之一便是他对巴格拉米扬这样的有才干的军官，能够识人用人，所以巴格拉米扬非但不会因此而心怀怨恨，依旧对他忠心耿耿。[25]
之所以选择朱可夫来做这个特别的报告，是因为他是哈拉哈河之战的胜利者，同时又是军区司令，而该军区将在时机来临的时候，在苏联对德国的进攻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朱可夫的主要任务是，对德军在西欧的进攻行动的经验进行评估。在这方面，他的参谋长M.A.普尔卡耶夫（M.A.Purkaev）将军帮了大忙。普尔卡耶夫能讲流利的德语和法语，而且刚从苏联驻柏林武官的任上卸任回国。朱可夫还可以查阅苏联军事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德国军事行动的报告和文章，包括翻译过来的国外作者的评论。[26]
这次为期一周的会议是1940年12月底在莫斯科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270名高级军官，包括各军区和集团军的司令和参谋长、各军事学院院长、武装力量各兵种总监，以及众多的军长和师长。与会军官中有24人参加过一战，43人参加过俄国内战，5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0人参加过苏芬战争，4人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铁木辛哥致开幕词，简要地介绍了会议议程。接着是梅列茨科夫，他讲了总参在备战中有关作战和指挥的训练情况。第三个是朱可夫，之后是空军的P.V.雷恰戈夫（P.V.Rychagov）将军有关争夺制空权的报告。莫斯科军区首脑I.V.秋列涅夫（I.V.Tulenev）讲的是现代防御战的特点，西部军区司令D.G.巴甫洛夫（D.G.Pavlov）将军讲了机械化军队在进攻行动中的使用。最后，步兵总监A.K.斯米尔诺夫（A.K.Smirnov）将军做了有关步兵在攻防中的作用的报告。每个报告过后，与会者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共有74人发言。会议结束时铁木辛哥进行了总结。[27]
朱可夫做报告的那天是圣诞节。他的主题是当代战争给进攻战带来的教训。他的主要结论是，当代军队拥有飞机、坦克、高度机动的火炮和摩托化步兵等各种力量，这使它们能够发动迅猛的进攻。在当代进攻战的战例中，他介绍得最详细的是哈拉哈河战役。朱可夫说，这次行动经过精心准备，它的特点是坦克、火炮、步兵、航空兵紧密协同。另一个例子是德国人入侵西欧的行动。其特点是：在空中力量的支援下，坦克和机械化军团实施大胆而坚决的前插，并由同样的部队利用各自的突破口扩大战果。德国人占领波兰用了18天，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用了20天，占领法国中部和南部用了18天，这些都证明了一点，即当代进攻战的特点是迅猛和一鼓作气。朱可夫认为，德军的胜利，是沿宽大锋面在几个不同的方向实施战略行动的结果。据此，朱可夫提出，战略进攻应在250～300英里宽的锋面展开，目标是切入敌方纵深50～100英里。这样的行动需要85～100个步兵师，4～5个机械化军，2～3个骑兵军以及30～35个航空兵师。朱可夫设想，在这样的行动中，突破敌人防御的方式与哈拉哈河战役中相似，只不过规模要大得多：强大的机动力量在两翼发动进攻，将敌军主力钉在中间，而由此撕开的缺口和形成的包围圈则交给强大的预备队去扩大战果。要想成功，这样的行动在开始阶段就要歼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敌军，而且每天都要保持向前推进10～15千米。“火炮、坦克、摩托化军队、航空兵等当代作战手段的发展，”朱可夫最后说，“正在为进攻战打下宽广的基础，从而使远距离、高速度的进攻战成为可能。”[28]
在讨论朱可夫的报告时，有六个人发表了意见。他们谈的基本都是技术性问题：大规模进攻行动所需的兵力、这些兵力何时及怎样展开、这类行动的时机选择和各个阶段，以及推进的速度。争议最多的是列宁格勒军区第1机械化军军长P.L.罗曼年科（P.L.Romanenko）将军提出的意见。他说朱可夫的观点还是1932年至1934年间的思维，没有适当考虑德军在西欧军事行动的经验。那些行动表明，有必要组建大规模的“突击集团军”，每个突击集团军要有4～5个机械化军、3～4个航空兵军、1～2个空降兵师，以及9～12个炮兵团。在进攻行动中，这些突击集团军不只是用在扩大战果阶段，也要用在突防阶段。什捷尔恩将军的评论最为详细，这也许是因为朱可夫触怒了他，因为朱可夫在发言中顺便提到，在哈拉哈河行动的第一阶段（什捷尔恩当时是总指挥），第57特别军的备战工作做得不好。什捷尔恩说，除了目前的战争外，也应考虑到一战的经验。而这两次冲突都表明，进攻行动的准备工作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哈拉哈河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谈到与朱可夫在哈拉哈河战役中的分歧时，什捷尔恩提出的最尖锐的意见，也许是突防时坦克投入的时机问题。朱可夫认为应该展开得相对早一点，而什捷尔恩则认为要等到发动强攻的步兵和炮兵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特别是在遇到呈纵深梯次配置的坚固防御时才展开。在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采纳了什捷尔恩的看法，一般都要等到多功能的野战集团军取得必要的突破之后，才将独立的坦克编队投入战斗。但在这次会议上，朱可夫对什捷尔恩的看法未置可否。在对讨论情况的简短总结中，他认为对于自己的报告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29]
与朱可夫的报告类似，巴甫洛夫将军的报告也是关于机械化部队在装甲战中的使用问题。巴甫洛夫和朱可夫一样，指挥的也是一个对于苏联对德进攻战计划的实施来说至关重要的军区（西部军区）。作为30年代末红军装甲部队指导委员会的首脑，巴甫洛夫在苏联坦克理论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芬兰战争期间，对于把坦克部队在陆军中广泛分散使用的效果，巴甫洛夫产生了怀疑，德国装甲师在西欧的成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怀疑。巴甫洛夫的报告体现了一种新的思路：把坦克部队作为独立的兵种，在进攻战中大量地集中使用。巴甫洛夫自始至终都强调自己的观点与朱可夫观点的兼容性，并重申了朱可夫的这样一个看法，即坦克可用来最大限度地穿透敌军的防御（50～100英里），摧毁敌军的预备队并取得战略行动的胜利。[30]
铁木辛哥在总结讲话中力挺朱可夫和巴甫洛夫报告中偏好进攻的主张，包括他们对现代进攻手段的速度和威力的评估。会议也考虑了防御问题。铁木辛哥的总结讲话有整整一大段都是讲这个问题的。他坚决认为，并不存在有人说的“当代防御战的危机”。有人认为，波兰和法国的速败证明，在火力强大且高度机动的当代进攻力量面前，防守是没有用的。铁木辛哥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在当代条件下的有效防御是可能的，但这种防御必须要有纵深，要分成若干区域和梯次。但铁木辛哥也明确表示，“防守不是打败敌人的决定性手段，只有进攻才能达到这一最终的目的。只是在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进攻，或者是有助于创造进攻的必备条件时，才会采取防守的策略”。[31]
斯大林没有出席此次大会，但在1941年1月2日，与会者当中包括铁木辛哥、梅列茨科夫、朱可夫及巴甫洛夫在内的高级军官，都集中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召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向独裁者汇报大会的情况。[32]据朱可夫说，让人意外的是，会议是由斯大林召集的，而且他当时还埋怨说，自己熬了个通宵，给铁木辛哥修改会议的总结讲话，但自己还没来得及把改过的发言稿给他，国防人民委员就已经讲完了。铁木辛哥说自己是把大会时间表和讲话稿一起给他的。斯大林怨气未消，说不能指望他什么都看。[33]
军演
同一天，总参谋部开始了两场军演中的第一场。在这些图上作业中，参与双方都拨给了一定的兵力和资源，而对于他们采取的措施和反措施，则由一个独立的评委会进行评估。评委会为首的是铁木辛哥、梅列茨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和苏联军方其他有名的人物。制订军演方案的是总参作战部部长N.F.瓦图京将军领导的小组。演习的目的是，就当代攻防行动的计划与实施，给高级指挥官们一个至少是纸上谈兵的机会。
1941年1月2～6日的第一场演习的大致情节是，敌军从东普鲁士入侵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朱可夫领导的团队扮作西方（即德国）的部队，而巴甫洛夫指挥的则是东方（即苏联）的部队。巴甫洛夫先是设法限制敌方在边境地区的渗透，然后向自己的左翼发动猛烈的反攻，打算从背后包抄朱可夫的军队。朱可夫的应对是，把巴甫洛夫的军队困在自己的筑垒地域，同时却在自己的左翼向里加方向发动反攻（见地图3）。1月8～11日的第二场演习的重点是西南战场，它设想的是苏联入侵波兰的德占区并进攻德国的盟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这次演习中，朱可夫和巴甫洛夫互换了角色。朱可夫再次成功地实施了合围行动，攻入波兰德占区的腹地并歼灭了敌军大量的作战师（见地图4）。两次演习一次都没有进行到底，但朱可夫两次都明显占了上风。当然，对于巴甫洛夫，朱可夫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在哈拉哈河实施过大规模行动，有实战经验。
演习及其结果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发人深省。首先是这样一个假设，即德国人会率先采取敌对行动，而苏联人则在边境地区经过大约两周的持续战斗之后转入反攻。其次是两次演习都证实了在西南地段发动反入侵战略行动的优点，因而让“十月计划”把苏军集中在该地区的决定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最后是预计战争爆发时红军可能遭受的人员损失是每月12万人，但事实证明，这一数字被大大低估了。[34]
地图3 第一场军演，1941年1月2～6日
地图4 第二场军演，1941年1月8～11日
朱可夫显然只记得第一场演习。他回忆道：
利用有关敌人的实际资料和兵力情况，我展开行动的线路……刚好就是德军日后展开行动的线路。主要的打击就发生在日后发生的地方。编组的方式和日后在战争中的差不多。边界的轮廓、地形和形势，这一切使我做出的决策就和日后德国人做出的一样。[35]
想必是朱可夫在大会和演习中的表现打动了斯大林，所以他才会不顾朱可夫缺乏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经验，让他取代梅列茨科夫的总参谋长职务。铁木辛哥的提携以及他本人熟悉白俄罗斯和基辅这两个军区的情况，对他的任命也起到了作用。同样重要的还有，朱可夫信奉在苏联的战争计划中体现的崇尚进攻的思想。苏联人想对德国打一场进攻战，而在斯大林的眼中，朱可夫就是那个可以谋划红军进攻的人。[36]
1941年1月14日，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了朱可夫和梅列茨科夫，并宣布了这一决定。据梅列茨科夫说，苏联独裁者说：“铁木辛哥同志请求委任朱可夫同志为总参谋长。”这对梅列茨科夫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份差事他本来就不想干，他是在1940年夏天沙波什尼科夫病倒时被安排接替他的工作的。当时斯大林就告诉他，在找到更为合适的人选之前，暂且这样安排。[37]如此看来，斯大林认为朱可夫就是他要找的人。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朱可夫对斯大林也心存敬畏，而且一直到苏联独裁者去世时为止都是如此。即便在朱可夫自己的名声和荣耀如日中天的1945年，在他与斯大林的关系中也是后者居于支配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个人关系中的不平衡并没有妨碍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创造性的而且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在把红军引向军事史上的最伟大的胜利之前，先使红军走到了完败的边缘。
[1] 关于斯大林的讲话，参见O.A.Rzheshevsky and O.Vekhvilyainen（eds.），Zimnyaya Voina，1939-1940（Moscow：Nauka，1999），pp.272-282。英文译文可见于A.O.Chubaryan and H.Shukman，eds.，Stalin and the Soviet-Finnish War，1939～1940（London：Frank Cass，2002）。
[2] “Zimnyaya Voina”：Rabota nad Oshibkami，Aprel’-Mai 1940g.（Moscow：Letnii Sad，2004），doc.82；Glavnyi Voennyi Sovet RKKA，1938-1941：Dokumenty i Materialy（Moscow：Rosspen，2004），p.5.对铁木辛哥改革所做的完美的概述，见于W.J.Spahr，Stalin’s Lieutenants：A Study of Command Under Duress（Novato，Calif.：Presidio，1997），chap.10。1940年7月24日，朱可夫成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
[3] J.Colvin，Nomonhan（London：Quartet，1999），p.13.
[4] 参见V.Anfilov，“Timoshenko，”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2001）。铁木辛哥没有出版过回忆录。
[5] Na Priyome u Stalina（Moscow：Novyi Khronograf，2008），p.300.朱可夫第二天再次去见斯大林的时候，时间长了许多，但这次是和另外一些高级军官一起去的（p.301）。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把见到斯大林的日期以及自己被调到基辅的日期，错记成1940年5月初。
[6] Zhukov，Vospominaniya，vol.1，p.287.
[7] “O Prisvoenii Voinskikh Zvanii Vyeshemu Nachal’stvuushemu Sostavu Krasnoiarmii，” Pravda，June 5，1940.
[8] 详情参见R.S.Irinarkhov，Kievskii Osobyi（Minsk：Harvest，2006），以及M.Mel’tukhov，Upushchennyi Shans Stalina（Moscow：Veche，2000）。
[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227-228.
[10] R.R.Reese，Stalin’s Reluctant Soldi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d Army，1925-1941（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p.175-185.里斯的叙述依据的是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中有关基辅军区的记录。
[11] 苏联的进攻基本上是和平的，没出什么事情，但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一个小插曲：为了防止罗马尼亚人违背协议，从被占领地区转移禁止转移的设备和物资，他曾命令两个空降旅在两个坦克旅的支援下，夺取普鲁特（Prut）河上几座桥梁的控制权。第二天，斯大林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罗马尼亚大使提出抗议，说苏联坦克登上了普鲁特河岸。斯大林想知道那是怎么做到的。当朱可夫解释说只是把空降部队空投到那里而坦克则是独自从陆路设法到达那里的时候，斯大林哈哈大笑。苏联书报审查人员看来把这种幽默感都毁掉了，他们把这整段的内容都从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删掉了。共产党控制的罗马尼亚在二战后成了苏联的盟友，但对于许多罗马尼亚人来说，失去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依然是他们心中的痛。直到朱可夫回忆录的第十版在1990年出版的时候，这段让人不快的内容才又重新出现。Zhukov，Vospominaniya，vol.1，pp.289-291.
[12] 指示的原文可见于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5），pp.150-154。另见Reese，R.R. Stalin’s Reluctant Soldi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d Army，1925-1941.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184。
[13]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5.
[14] O.P 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81-82.摘自卡拉什尼科夫回忆录中的一段内容，可见于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i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pp.97-99。
[15]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Sphere，1971），p.144.
[16] 参见O.Rzheshevsky “Shaposhnikov，” in Shukman，H.（ed.）. Stalin’s Generals. London：Phoenix，1997。
[17] 1941 God，vol.2（Moscow：Demokratiya，1998），pp.557-571.
[18] 1941 God，vol.1，doc.95.
[19] 1941 God，doc.117.
[20] 1941 God，doc.134.
[21] G.Gorodetsky，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1-124.
[22] M.V.Zakharov，General’nyi Shtab v Predvoennye Gody（Moscow：Ast，1989），pp.220-224.
[23] 1941 God，vol.1，doc.224.
[2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21.
[25] I.Kh.Bagramyan，Tak Shli My k Pobede（Moscow：Voenizdat，1977），pp.7-9.
[26] 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Moscow：Svyatigor，2006），pp.110-113.
[27] 会议议程的记录可见于“Nakanune Voiny：Materialy Soveshchaniya Vyschego Rukovodyashchego Sostava RKKA 23-31 Dekabrya 1940g，”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2（1）（Moscow：Terra，1993）。
[28] G.Zhukov，“Kharakter Sovremnnoi Nastupatel’noi Operatsii，” in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pp.129-151.
[29] G.Zhukov，“Kharakter Sovremnnoi Nastupatel’noi Operatsii，” in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pp.152-172.
[30] D.G.Pavlov，“Ispol’zovanie Mekhanizirovannykh Soedinenii v Sovremennoi Nasupatel’noi Operatsi i Vvod Mekhanizirovannogo Korpusa v Proryv，” in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pp.252-300.关于巴甫洛夫在苏联坦克理论发展中的作用，参见M.R.Habeck，Storm of Steel：The Development of Armour Doctrine 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1919-1939（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assim。
[31] “Zakluchitel’naya Rech’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ouza SSR Geroya i Marshala Sovetskogo Souza S.K.Timoshenko na Voennom Soveshchanii 31 Dekabrya 1940g，”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 naya Voina，1941-1945，vol.12（1）（Moscow：Terra，1993），pp.338-372.
[32] Na Priyome u Stalina，p.322.
[33] 对这个小插曲的最完整的描述，可见于未经删节的朱可夫回忆录：Zhukov，Vospominaniya，vol.1，pp.291-292.由此看来，铁木辛哥的讲话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武装力量内部发行之前，已经吸收了斯大林的修改意见。参见1941 God，vol.1，p.498，no.2.铁木辛哥1941年讲话的复印件可见于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
[34] 关于这两场军演，参见Zakharov，M.V. General’nyi Shtab v Predvoennye Gody. Moscow：Ast，2005，pp.239-250；Gorodetsky，Grand Delusion，pp.127-129；P.N.Bobylev，“K Kakoi Voine Gotovilsya General’nyishtab RKKA v 1941 godu，” Otechestvennaya Istoriya，no.5，1995；及B.Fugate and L.Dvoretsky，Thunder on the Dnepr：Zhukov-Stalin and the Defeat of Hitler’s Blitzkrieg（Novato，Calif.：Presidio，1997），chap.1。富盖特和德沃列茨基对这两场军演的论述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说：在苏联人应对德国入侵的计划中，要故意牺牲掉巴甫洛夫的西部军区，目的是先把德国国防军引入俄国腹地，然后再发动反攻，而这样的反攻最终是于1941年12月在莫斯科开始的。为此，富盖特和德沃列茨基还设想，在1941年2月，还有过第三场演习，没让巴甫洛夫参加，而上述情节就是在第三场演习中发生的。这个猜测很有趣，但现在并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证据支持。它把斯大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想得太有先见之明了。
[35]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89。
[36] E.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December 2003，pp.826-827.
[37] K.Meretskov，Serving the People（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1），pp.122-127；Na Priyome u Stalina，p.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