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欧洲缩影：南斯拉夫

如果说在东欧各地迁移和交换人口是残忍行为，那么，这还不算是可能出现的最为糟糕的状况。实际上，这些行动之所以得到多国政府的支持，甚至包括西方盟国政府的支持，是因为各国普遍认为，这是最不糟糕的选择。战争爆发时，德国利用其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作为发动侵略的借口：迁移那些少数民族，被视为防范未来冲突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在那些战争引发种族狂热的地区，严肃地说，人口迁移被视为让弱势人口免于受害的最好办法。甚至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也经常把逃亡视作唯一出路。他们的生活已经如此不堪，以至于他们把成功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视为幸运逃脱。

然而，人口迁移绝非战后所有种族问题的答案。某些群体无论多么不受欢迎，他们就是无法被驱逐，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可以投靠，例如吉卜赛人，他们像犹太人那样，在哪里都不受欢迎。某些国家只好整合彼此分离的社群，力求掩盖战争期间公开爆发的内部分裂，如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以及相对缓和的，比利时的佛兰芒人与瓦隆人。在最为极端的个案中，政府只好假装根本不存在种族问题，因为根本不可能在政治上承认这些问题。这里所指的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当局力求让民众相信战争期间的暴力行径是阶级差异的结果，而非种族差异的结果。

南斯拉夫值得被大书特书，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种族问题。由于绝大多数要对战争暴行负责的群体都不是“外人”，他们无法被驱逐，实际上某些试图逃离这个国家的群体还被禁止离开，他们也不能在国内彼此分离。当时，南斯拉夫情报机构曾经在报告中提到：“有人问道：为何塞尔维亚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斯拉沃尼亚联邦主体？又或者，为何克罗地亚人不能迁到克罗地亚，为何塞尔维亚人不能迁到塞尔维亚？”[1]但是，重建南斯拉夫联邦的总体目的就在于将这些彼此分离的民族整合在一面旗帜之下。当铁托元帅大谈“兄弟情谊与民族团结”的时候，怎能把各个民族流放到这个国家的几个角落呢？当他允许民族主义倾向茁壮成长的时候，怎能宣扬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原则呢？因此，不同种族群体只好继续比邻而居，尽管实际上他们毫不隐瞒彼此之间的敌意。

南斯拉夫是欧洲某些最为恶劣的暴力行为的发生地，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这里的独特形势在于冲突的错综复杂。南斯拉夫抵抗组织不仅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对抗外国侵略者，而且在革命战争中对抗本国政府军，在意识形态战争中对抗其他抵抗组织，还要在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战斗中对抗土匪和强盗。矛盾彼此缠绕，经常难以分辨。但在这团暴力的乱麻中，还是可以抽出一根线头：种族仇恨。战争期间，交战各方都在千方百计地利用这股仇恨的力量。几乎在半个世纪以前，南斯拉夫内战为全世界贡献了“种族清洗”这个术语，南斯拉夫由此被卷入20世纪最为邪恶的种族冲突的最后阶段。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南斯拉夫的经过及其后果是20世纪史中一个最为复杂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布满道德和历史陷阱的研究领域。正如在其他发生过国内暴行的国家，人们对于南斯拉夫国内暴行的解释同样存在严重的偏颇之处，每个种族群体都在争夺扮演受害者的话语权。许多原始档案都被篡改，以符合那些拥有这些档案的种族群体的民族观点或者意识形态观点。即使没有这些陷阱，也还存在许多真正的争议，即使是该研究领域最为客观公正的历史学家也无法解决这些争议。[2]

首先，“南斯拉夫”（Yugoslavia）本身就是当时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这个国家迟至1918年才出现，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中。它横跨在19世纪三大帝国倾覆后遗留的断层上，即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它由此成为三大宗教的交汇点，即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四个宗教，如果把少量犹太少数民族包含在内的话，但他们已经在战争中被完全抹去）。它是超过六个主要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的家园，他们之间已经睚眦必报地竞争和戒备了好几个世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两个最为强大的政治群体，塞尔维亚君主派和克罗地亚农民党，无休止地争论南斯拉夫是否应该继续作为一个王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每个地区应该被授予多少自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民族的、种族的、政治的、宗教的分歧如此白热化，以至于“南斯拉夫人”自相残杀，如同杀死外国占领者。克罗地亚人以天主教的名义屠杀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焚烧穆斯林村庄，在伏依伏丁那焚烧匈牙利村庄；君主派切特尼克与共产党游击队发生激战。仿佛还嫌这不够复杂，民兵还经常把自己犯下的暴行嫁祸到别人身上。穆斯林游击队穿着塞尔维亚切特尼克的制服，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打扮成穆斯林的样子，切特尼克又假扮成塞尔维亚游击队，因此并非总能直截了当地辨认出到底谁干掉了谁。[3]躲在背后操纵大局的是德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外国占领者，他们不仅自己犯下战争罪行，而且还煽动不同族群自相残杀。

在这些乱成一锅粥的暴力团体中，逐渐冒起了两大敌对势力。首先是乌斯塔莎，一个极右翼政治组织，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支持下重建独立的克罗地亚傀儡政权。乌斯塔莎是欧洲大陆最令人反感的政权之一。战争期间，他们所进行的种族清洗和宗教清洗，其规模仅次于纳粹政权。他们有条不紊地谋杀了数十万塞尔维亚人，又强迫数十万塞尔维亚人改宗天主教。他们在雅森诺瓦克（Jasenovac）设立了最为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并在那里谋杀了大约10万人，其中超过半数是塞尔维亚人。[4]乌斯塔莎绝非南斯拉夫境内唯一的通敌组织，还有几个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极右翼团体和民兵组织也在干同样的勾当，但乌斯塔莎无疑是最有势力的。

南斯拉夫第二股主要势力是乌斯塔莎的死对头，他们取得了最后胜利：共产党游击队。游击队逐渐超越其他所有抵抗组织，包括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ilović）的君主派切特尼克，成为得到盟军支持的庞大战斗力量。他们由各个少数民族的男男女女组成，但主要成员是逃避迫害的塞尔维亚人。后来在战争期间，大批切特尼克成员，他们也是塞尔维亚人，转而加入游击队。这既是出于站在胜利者一方的投机心理，也是因为他们与其他塞尔维亚同胞一样，强烈要求摧毁克罗地亚乌斯塔莎。于是，南斯拉夫战争的结局尤其带有种族狂热的因素。当游击队领导层全神贯注于克罗地亚回归南斯拉夫的时候，许多基层士兵却只惦念着一件事情：向全体克罗地亚人复仇，尤其向乌斯塔莎政权复仇。

“布莱堡惨案”

战争最后六个月，德军开始大举撤出巴尔干半岛。1945年4月，当德军撤到南斯拉夫的时候，当地各种通敌团体、士兵和民兵纷纷加入。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是，杀出一条血路，前往奥地利英占区和意大利东北部：在经过惨烈的战争后，他们断定，如果他们举手投降，英军会比铁托的部队更容易宽恕他们。

1945年5月6日，在乌斯塔莎政权最终放弃萨格勒布时，他们采取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措施，以挟持平民百姓。乌斯塔莎故意散布恐慌气氛，以便激起更大范围的逃亡潮。无论如何，大批难民混杂在败退的部队中间，某些平民还持有枪械，这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手就很难区分平民和军人了。[5]这巨大的人潮多达数十万人，他们向北穿越斯洛文尼亚，直趋奥地利边界。他们决心在投降之前抵达奥地利，为此，他们在欧洲其他地区战事平息后还继续战斗。战斗持续到1945年5月15日，直至第一支克罗地亚部队抵达奥地利国土布莱堡（Bleiburg）为止。在这里，他们立即尝试向英军投降，但英军拒绝接受他们的投降，因为盟军的政策规定，所有轴心国军队必须向其交战部队投降。尽管乌斯塔莎刚刚经历过孤注一掷的战斗，他们还是被迫向游击队投降。

长期以来，发生在布莱堡的事件一直扑朔迷离、充满争议。战争结束多年以来，克罗地亚流亡者一直声称，全部克罗地亚军队已经抵达奥地利国土，英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把他们交还给游击队，让游击队消灭他们。许多人坚称，英军“出卖”他们构成了战争罪，因为英军拒绝保护他们，这违反了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然而，实际上，只有少部分克罗地亚部队和难民抵达奥地利领土，也许只有2.5万人，而其他17.5万人散布在长约45公里到65公里的狭长地带。英军别无选择，只能告诉他们向游击队投降，因为英军没有足够的设备和物资在奥地利的边远地区接纳如此众多的难民。此外，英军还想保持这个地区的安定，以免要对铁托的游击队采取军事行动，而此时游击队已经进入奥地利和意大利东北部，并威胁要将这些领土并入南斯拉夫。[6]

关于出卖的指控同样指向英军对待投降者的方式。就在克罗地亚人抵达前，一支1万～1.2万人的通敌者部队，即斯洛文尼亚本土卫队（当时刚刚改名为斯洛文尼亚民族军）抵达奥地利。英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押在维克特灵（Viktring）附近的营地，这是一个距离克拉根福西南面只有几公里的小镇，但英军不打算保留这些人，而是计划把这些人尽早交还给南斯拉夫。得知真相的斯洛文尼亚人拒绝任何遣返企图，英军便假装要把他们转送到意大利的营地。类似的欺骗伎俩也被用于当地的哥萨克俘虏，哥萨克军官被告知他们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实际上，他们是被移交给苏联。这种公然欺骗的行为让那些在接下来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人，对英军好感全无。这只能充分证明，英军其实早就知道这些俘虏将要遭受的命运。[7]

对于那些被送出奥地利国境的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在斯洛文尼亚最北端被铁托游击队俘虏的人来说，一场史诗般的、悲剧性的苦难正在等待他们。大多数人沿着德拉瓦河前进，前往马里博尔（Maribor），游击队在那里设立了转运营地。开始时行进队伍相当有秩序，而且组织良好，但按照幸存者的说法，越是远离盟军战线的安全地带，他们就越危险。游击队守卫不会给俘虏提供食物和水，甚至还抢夺俘虏的财物，如钢笔、手表、婚戒、靴子和鞋子。当队伍断开的时候，那些落在后面的人被迫跑步跟上队伍。为了让人们走快一点，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经常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被开枪射杀。

20世纪60年代，克罗地亚流亡者约翰·普尔采拉（John Prcela）收集了那些曾经被迫走回南斯拉夫领土的人们的证言，其中绝大多数与上述细节完全吻合。[8]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政府委员会收集的德军士兵证言提供了更多旁证。[9]这种“死亡行军”是极端残酷的。在向马里博尔艰难跋涉的路上，克罗地亚士兵和平民经常由于各种想象得到的借口遭到枪击。当然，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对此早有准备，但走出队伍上厕所同样足以致命。在经过沿路的村庄时，当地人给他们留下了食物和水，但任何人上前取用食物和水都会挨枪子儿。走不动也不是理由，一位名叫斯坦科维奇（Stankovic）的幸存者告诉我们，一位五十多岁的牧师仅仅因为累得再也走不动就惨遭杀害。[10]

有时候，人们似乎被随意选中：

一名共产党军官，通常是塞尔维亚人，但偶尔是斯洛文尼亚人，会突然大声叫喊：“杀掉那个比其他混蛋高出一头的家伙！”然后另一名军官会喊道：“杀掉那个矮子！”还有其他军官下令，干掉某个留胡子的人，或者干掉某个被脱去衬衣的人。[11]

按照另一名目击者的证言：“赤色分子射杀任何他们想要射杀的人。最初，他们把个别人拖出队列，然后在附近的树林里杀掉。后来，他们直接向人群开火。这种射击完全是滥杀无辜。”[12]

然而，尽管某些游击队员确实喜欢滥杀无辜，但更多屠杀行为其实并非看谁不顺眼就动手。给俘虏搜身，除了盗窃俘虏财物的明显动机以外，还是为了查明谁是乌斯塔莎军官或者精英成员。有些人愚蠢到把文件或者照片带在身上。那些比其他人携带更多财物的人，级别显然更高，尽管许多军官在投降之前扔掉了他们的制服，但有时他们还留着勋章和证章。一位名叫马克·斯托伊奇（Mark Stojic）的乌斯塔莎中尉就是如此，他的嫂子为了保护他，把他的证章绑在腿上。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掉在路上。某些守卫发现了这些证章，他们问斯托季奇的嫂子，这些东西是谁的。当她拒绝回答时，其中一名守卫在众目睽睽之下敲碎了她的脑袋。[13]

许多幸存者都提到，总有小批人被带进森林，然后传来枪响。由于几乎所有证言都来自受害者一方，我们无法确定游击队军官是如何选择这些人的，但在许多个案中，确实存在某些基本的选择流程。在为数甚少的游击队军官证言中，有一位军官提到他的同志如何从俘虏当中选出54名军官，然后把他们带进树林里杀掉。“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我在士兵们掩埋尸体时走上前去。我看见几摊血迹，以及一具被捅过刀子的尸体，但我估计其他尸体也被刀子捅过，因为我只听到两三声枪响，但那里却有54具尸体。”[14]

一位名叫弗拉尼奥·克拉卡伊（Franjo Krakaj）的俘虏告诉我们，乌斯塔莎士兵也受到特别对待。他本人被误认为乌斯塔莎官员，马上被带进森林，同行的人都被射杀了。他在其他人引开守卫的时候侥幸逃脱。

克拉卡伊的故事相当有意思，因为他并非从游击队手中逃脱过一次，而是逃脱过四次。每次他都因为饥饿而暴露行踪。他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因为他迷失了方向，结果落入一群特别变态的士兵手中，直到第二次几乎被处决时他才意识到，这场屠杀是游击队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一次，他被双手反绑，与其他俘虏一起被赶上卡车。

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在马里博尔岛被赶下卡车，这里是城镇的上游。当我们临近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听到断断续续的机枪开火的声音，不时还听到几声步枪开火的声音。我们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

当我被推下卡车的时候，我总算站稳了脚跟。于是，我能够看清楚周围的恐怖场景，就像是在20世纪看见了但丁（Dante）笔下的炼狱……吸引我注意力的是300码开外几个已经挖好的万人坑。由于里面几乎填满了尸体，我无法判断到底有多深。我估计每个万人坑也许容纳了300具尸体。在这些尸堆上面，我能看出有东西在活动，有些受害者还活着！在这恐怖的场景中，传来一声叫喊：“兄弟，杀掉我吧！给我补一枪！”我还记得这叫喊重复了好几次。坟坑里也有并未受伤的人，被层层堆叠的尸体活活闷死。他们也试图发出声响。有些受害者试图冲入树林，但游击队员朝他们开枪。

卡车又运来其他俘虏。当守卫开始把俘虏赶下车时，步枪和机枪开始枪声大作，因为这些俘虏一下车就试图挣脱。尽管我双手还被反绑，但我还能跑动。子弹打入树木，扫倒了我周围的灌木丛。我被倒下的树枝绊到，因而向前摔倒。或许就是这下摔跤救了我的命，因为守卫明显以为我被子弹打中了，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其他方向。[15]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屠杀行动绝非孤例，屠杀克罗地亚俘虏完全是成建制的部队所为。当然，屠杀行动的组织工作也相当严密。俘虏不是被个别处决，或者被小批量处决，而是被大规模处决。这种规模的大屠杀，如果没有游击队最高领导层下达的指令，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

负责此事的地方指挥部似乎就设在附近的城镇马里博尔。在这里以及斯洛文尼亚的其他中心城镇，游击队在消灭俘虏之前遵守一套既定程序。首先，建立基本的选择流程，首要的是把平民和士兵分开，然后把乌斯塔莎部队和普通的退伍兵、现役兵分开，最后把军官和士兵分开。[16]“罪行最轻”的人被送上火车，送回采列和萨格勒布。数万人被迫步行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前往全国各地的战俘营。有些人作为强迫劳工被留在当地，从事繁重的或者恶心的工作。但对于剩下的那些人来说，这里就是生命的尽头。

在城镇附近有许多长长的反坦克壕沟，这些是德军开挖的最后防线，用于应付游击队的进攻。俘虏被卡车运到这里，沿着壕沟排成队列，然后被射杀。这些俘虏清楚地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因为他们能够看见壕沟底部躺着上一批俘虏的尸体。许多人被脱光了衣服。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以防止他们逃脱或者袭击守卫。

以下是一位克罗地亚军官的证言，与其他在冷战期间逃离南斯拉夫但仍有亲人在国内的流亡者一样，他希望保持匿名。

那天晚上，游击队员把我们脱光，用电线反绑我们的双手，并且把我们每两个人捆绑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被押上卡车，前往马里博尔东面。我设法解开了双手，但仍然与另一名军官绑在一起。我们被带到一些大坑前面，里面早已堆满了尸体。游击队员开始朝我们背后射击。说时迟那时快，我自己跳到了尸堆上面。然后更多尸体压在我身上。游击队员扫射我们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掩埋我们，因为大坑还能放下尸体。于是他们就去马里博尔寻找更多的受害者。我把自己从死亡的同伴身上解开，爬出了这个万人坑。我全身赤裸，浑身都是其他受害者的鲜血，我很害怕，也走不远。我爬到处决地点附近的一棵树上。游击队员还来了三次，每次都带来军官和牧师，并且把他们就地枪决。日出时分，我逃脱了。[17]

马里博尔屠杀持续了好几天，当反坦克壕沟被填满时，特别埋尸队就被指派去给壕沟填土，然后再把地面压平。当然，尸体也被埋入浅坑、弹坑以及专门挖掘的万人坑。

一位前游击队员后来也逃离南斯拉夫，他给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其中一支埋尸队的工作情况。

当我们执行这项恶心的任务时，另一支队伍在壕沟尽头挖了一个大坑。但当我看到这个大坑里堆满尸体的时候，我也感到恐怖。因为在这个大坑里，尸体都已经僵硬甚至开始腐烂了，他们很可能已经死去多时……

直到傍晚五点，我们还在执行任务，当时又有100名囚犯被带到刚刚挖好的屠宰场。我们接到指示，准备掩埋死者。然后，这些囚犯在堆满尸体的大坑旁边站成一排。他们身上的财物被搜走。最后，这100名犯人被机枪扫射。我在100码开外目睹了这场大屠杀。某些囚犯自己跳进坑里躺平，从而躲过了机枪子弹。他们假装自己已死，但游击队员对尸体逐一检查，并且对那些怀疑未死者补上一刺刀。尖叫声响彻天际，这残酷地证明，那些躲过机枪子弹的人，还是躲不过死亡。后死者的尸体被堆在先死者的尸体上。然后，游击队员又对着大坑里的尸体开枪扫射，以确保无人生还。[18]

第二十章 欧洲缩影：南斯拉夫 - 图1

根据人口统计学家弗拉迪米尔·热里亚维奇（Vladimir Žerjavić）被普遍认为最客观、最可靠的南斯拉夫战争损失统计数据，大约5万～6万名通敌分子，绝大多数是克罗地亚和穆斯林部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短期内在布莱堡与马里博尔之间被杀害。这意味着1945年5月，在奥地利边界向游击队投降的南斯拉夫部队中，有半数俘虏被杀害。[19]

马里博尔绝非唯一发生屠杀事件的地方。在逃到奥地利的1.2万名斯洛文尼亚民族军成员中，绝大多数都被英军移交给游击队，他们都被谋杀于科切维（Kočevje）附近的森林中。他们被带到科切维斯基（Kočevski Rog）深谷旁边，要么被枪杀，要么被活活推下悬崖。深谷两边的峭壁上都埋了炸药，以便在屠杀后引爆，让大量砂石掩埋谷底的尸体。按照目击者的说法，那里不分军官和士兵，也不分政治信仰：“对囚犯既不盘问，也不审讯，更不甄别。被带到科切维的人都得死。”[20]就这样，至少8000～9000名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被杀，此外还有某些克罗地亚人、黑山切特尼克以及来自三个塞尔维亚志愿团的成员。[21]受害者中还有个别妇女，以及大约200名乌斯塔莎青年运动的成员，他们的年龄在14～16岁。[22]

类似事件还发生在普度提克（Podutik）深谷，就在卢布尔雅那城外几公里处。在这里，大批腐烂的尸体开始污染卢布尔雅那的饮用水，结果在6月，一批德军战俘被派去挖掘尸体，并且适当地掩埋在重新挖掘的万人坑里。[23]游击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杀死受害者。在拉斯科（Lasko）和赫拉斯特尼克（Hrastnik），克罗地亚通敌者被扔进矿井，游击队再往矿井里扔手榴弹。[24]在里夫尼克（Rifnik），俘虏被赶进地堡，游击队再炸毁地堡。[25]在贝齐格莱德（Bezigrad）战俘营，俘虏被锁在封闭的蓄水池里，然后被灌水淹死。[26]在伊斯特里亚（Istria），在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边界上，数百名意大利俘虏被扔进矿井和深谷里摔死。[27]

正如在马里博尔，这里难免也会有个别幸存者。一位幸存者和数百名受害者一起，在卡姆尼克（Kamnik）被执行枪决，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听起来不那么恐怖，甚至还有点幽默。他和其他俘虏被围成一圈，然后守卫开始朝他们开火。尽管前额被子弹擦伤，但他还是活了下来。当时他和已死的、垂死的伙伴躺在坟坑里，他听到游击队员之间的争吵。

他们非常沮丧，因为那帮笨蛋把我们排成一圈，然后又在我们外围排成一圈。于是，在开火的时候，他们既打中了我们，也打中了他们自己。就是因为这个愚蠢的举动，两名游击队员丢了性命，两名游击队员受了重伤。[28]

如此众多的证言得以保留，实在是令人吃惊。某些证言令人难以置信，如米兰·扎伊奇（Milan Zajec）说自己在万人坑里躺了五天，五天后才得以逃脱，但绝大多数证言不仅真实可信，而且包含了许多可以求证的细节。[29]这些证言关于德国战俘的人数、屠杀发生地的本地人数都比较吻合，甚至与游击队的各类档案和证言都比较吻合。[30]如果将来还有什么证据浮现的话，那肯定来自遍布这个地区的万人坑。随着共产主义在南斯拉夫退潮，某些万人坑被发掘出来，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各地，现在竖立了许多纪念碑，以纪念铁托统治时期的死难者。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屠杀事件的动机是什么？仅仅是对昔日的军事对手的复仇吗？或者只是对一个政权开始的暴行循环讨回公道吗？屠杀是否出于政治动机或者种族仇恨？简单的回答是，上述动机同时存在，并且难以分辨。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政权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的基础上的，那么，处决与这个政权有关的士兵和官员，就同时兼具政治动机和种族动机，而且这也是对乌斯塔莎政权战时推行的种族清洗政策的对等报复，尽管这种报复等同于冤冤相报，而且经常出现过火行为。

然而，对于杀人者以及受害者来说，动机上的细微差别是无关紧要的。我已经强调，上述所有受害者都是克罗地亚人，也许，考虑到许多受害者自己就具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观点，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即使来自共产党的资料也承认，在战后许多非官方暴力行为中，种族属性是决定性的因素。1945年7月，派驻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情报部门提交报告称，“沙文主义仇恨如此炽烈，以至于塞尔维亚村庄与克罗地亚村庄都要打起来了”。战争结束后，纯粹因为种族背景而发生的谋杀和暴力行为比比皆是，尤其是当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返回村庄时，都会表现出对克罗地亚邻居和波斯尼亚邻居的偏见。据说在巴尼亚（Banija），战后回村的塞尔维亚人问其他村民：“为什么不把克罗地亚人都杀光？你们还等什么？”[31]

南斯拉夫：欧洲暴力之象征

这些大大小小的屠杀事件，让人们普遍形成了南斯拉夫是个肃杀之地的印象，这种印象又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残忍内战而变得更加巩固。全欧洲都用“巴尔干暴力”这个术语来表示特别邪恶的嗜血行为，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场景又进而支持了这种假说。[32]

的确，战后南斯拉夫的统计数据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糟糕得多。战争结束后，大约7万名通敌士兵以及平民被游击队杀害：与人口基数相比，这里的情况比意大利严重10倍，比法国严重20倍。[33]一眼看去，战后发生的种种事件似乎也足以证明南斯拉夫人特别残忍。杜尚·武科维奇（Dusan Vukovic）11岁就加入了游击队，他说自己亲眼看过一名乌斯塔莎分子被活活剥皮，然后连人带皮一起被吊在树枝上。“我亲眼看见，游击队员削鼻、割耳、挖眼。他们还在俘虏身上用刀刻上各种标志，尤其是他们认定的盖世太保人员，更是难逃厄运。”[34]其他目击者也提到例行公事的虐待行为，比如守卫用小刀慢慢杀死受害者，把俘虏当马骑，或者把男男女女绑在一起，扔进河里，看着他们活活淹死。[35]

然而，如果不看数字，那么战争末期发生在南斯拉夫的暴力行为，并不比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暴力行为更残忍。正好相反，同样的行为出现在整个欧洲大陆上。上述事件与法国自卫队士兵在德国占领区抓住抵抗战士时的做法并无不同，“挖出俘虏的眼睛，往伤口里放入昆虫，然后再把伤口缝上”。[36]捷克的暴民也类似，他们会在被抓获的党卫队员身上用刀刻上纳粹标志，比利时游击队员则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通敌者活活烧死。[37]因此，尽管发生在巴尔干这个不幸地区的残忍行为堪称典型，但这绝对不是孤例，正好相反，这是整个欧洲大陆非人性化的象征。

南斯拉夫暴力事件的种族尺度亦非孤例。在西欧绝大部分地区，种族紧张关系也许已被人遗忘，但如我所述，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乌克兰，种族紧张关系却是战争及其后果的一部分。在欧洲大陆，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针对少数民族的地区冲突，这些地区冲突规模虽小，但若论残忍却是相差无几。

实际上，南斯拉夫的唯一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涵盖本书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所有议题。与欧洲其他地方相同，南斯拉夫许多暴力行为的动机仅仅在于复仇。与欧洲其他地方相同，一旦战争结束，战争造成的裂痕就可以被掩盖在团结的神话当中。在南斯拉夫，战后法律和秩序的崩坏，这与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并无不同。人们对重新组建的警察部队缺乏信任，担心这些警察“与土匪无异”，这与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以及东德人对民兵（或者对苏联士兵）的恐惧也并无不同。[38]人们对法庭缺乏信任与法国和意大利的相同，在那些国家，人们经常亲手执行法律。人们私下建立非官方的监狱，以关押通敌者，一如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建立劳改营，以关押战俘，一如在苏联。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被驱逐，一如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

只有在谈到南斯拉夫的时候，才为我们尚未深入讨论的新主题指明方向，即暴力行为的政治动机。迄今为止，我们论述的几乎所有事件，都是在国家控制以外的个人行为或者集体行为，在盟军和传统政治家的共同作用下，这些个人或者集体最终也有所收敛。但在南斯拉夫，正是国家本身在实施暴力行为，盟军鞭长莫及，传统政治家已被革命者取而代之。或许这就难怪，这些战士以毫不留情的手段来恢复法律和秩序。

1979年，铁托的左右手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一份英国杂志的访谈中毫不回避地谈到这些手段：“当时的南斯拉夫是一个陷入混乱和破败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民政机构。没有组织完备的法庭。没有办法对2万～3万人进行可靠的调查。所以，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全部枪毙，这样就解决了问题。”[39]当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试图通过法庭审判清除通敌者时，人们抱怨这种清洗并不彻底，铁托认识到了本国司法系统的缺陷，干脆就将其全部抛弃。他后来回忆说：“我们一劳永逸地结束了这种状况。”[40]

毫无疑问，战后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屠杀事件，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动机。由于共产党试图强迫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重新加入南斯拉夫联邦，那就不可能容许数万名死不悔改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危害联邦。铁托也不能容许米哈伊洛维奇的君主派切特尼克危害自己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因此，两者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些没有被枪毙的人，将会被监禁数年甚至数十年。

出于政治动机的国家暴力也并非南斯拉夫的孤例。在整个欧洲，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其他共产主义团体也许更为巧妙，但同样无情，当他们认为有所必要时，他们同样愿意诉诸暴力。因此，对于欧洲大陆东半部的无数人来说，战争结束并不预示着“解放”，只预示着国家镇压的新时代。纳粹恐怖过后，新的恐怖接踵而至。

[1] Report of district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roatia in Nova Gradiška，2 June 1945，reproduced in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52，p.151.

[2] 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Hurst & Co.，2008），pp.vii-xi.我从此书中获益良多。Tomasevich’s 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是关于战时和战后南斯拉夫的各种语言版本著作中最为公允者。

[3] 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Hurst & Co.，2008），p.ix.

[4] 在上述统计数字中，雅森诺瓦克的死亡人数出于政治目的被夸大了。关于可靠的数字，参阅Žerjavić，Vladimir，Yugoslavian Manipulations with the Number of Second World War Victims（Zagreb：Croatian Information Centre，1993），pp.20，29-30；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Hurst & Co.，2008），p.34；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26-8。1997年，贝尔格莱德种族灭族受害者博物馆以及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研究者整理了雅森诺瓦克营地78163名死难者的名单，参阅Croatian State Commission for Establishing Crimes of Occupying Forces and their Assistants，Crimes in the Jasenovac Camp（Banja Luka：Becjead，2000），p.27。

[5]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53.

[6]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57-63；Bethell，Nicholas，The Last Secret（London：Futura，1976），pp.118-22.关于英国的统计数字，参阅TNA：PRO WO 170/4465，WO 106/4022 X/L 03659 以及FO 371/48918 R 8700/1728/92。南斯拉夫的统计数字似乎与此吻合，参阅Tito’s communication with Field Marshal Alexander of 17 May 1945 in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31，p.116。

[7] 参阅Alexander’s telegrams to AGWAR and AMSSO，17 May 1945，TNA：PRO FO 371/48918 R 8700/G；以及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TNA：PRO WO 106/4022。另可参阅Bethell，Nicholas，The Last Secret（London：Futura，1976），pp.131-5，147-55；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73-4；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Hurst & Co.，2008），p.264。关于英国人撒谎的证人证言，参阅Nicolson，Nigel，Long Lif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7），pp.120-22 以及testimonies by A.Markotic and Hasan Selimovic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XIV and XXVII，pp.279，292。

[8]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passim.

[9] 参阅the testimonies gathered by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assim。

[10]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IV，p.215.

[11] Account of “Ivan P.”，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XIV，p.335.

[12] Account of “G.”，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LV，p.417.

[13] Account of Hasan Selimovic，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VII，p.294.

[14] Branko Todorovic account，25 June 1945，TNA：PRO FO 1020/2445.

[15]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II，pp.265-6.

[16] Accounts of M.Stankovic，Zvonomir Skok and Ante Dragosevic，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IV，XXIII and XXVI；pp.213，274 and 289.

[17] Unnamed officer，引自Karapandzich，Boriwoje M.，The Bloodiest Yugoslav Spring，1945：Tito’s Katyns and Gulags（New York：Hearthstone，1980），pp.72-3。

[18] Account of “L.Z.”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XII，p.325.关于上述来自德国的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108。

[19] 参阅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61，765；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Hurst & Co.，2008），p.262。

[20] Account of “I.G.I.”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LIV，p.375.

[21]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74.

[22] Accounts of “I.G.I.” and “M.L.”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LIV and XLVI，pp.375，381.

[23] Account of Ignac Jansa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LV，pp.377-9.

[24] Report of Vladimir Zinger and others，Karapandzich，Boriwoje M.，The Bloodiest Yugoslav Spring，1945：Tito’s Katyns and Gulags（New York：Hearthstone，1980），pp.91-113.Accounts of “J.F.” and “S.F.”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LII and XLIII，pp.369-70.

[25]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108.

[26] Account of “K.L.V.”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XIX，p.360.

[27] Petacco，Arrigo，A Tragedy Revealed：The Story of Italians from Istria，Dalmatia and Venezia Giulia，1943-1956，trans. Konrad Eisenbichler（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pp.90-94.

[28] Account of “M.M.”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XVIII，p.358.

[29] Account of Milan Zajec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LVII，p.385.

[30] 如可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p.107-34；以及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87，p.249。

[31] Minutes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the head of Odjel za zaštitu narodna for Croatia，July 1945，in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80，p.236.

[32] Mazower，Mark，The Balkan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0），pp.143-51.

[33]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65.有7万人被杀意味着每10万人就有466人被杀，对比法国的每10万人有22人被杀，以及意大利每10万人有26～44人被杀，参阅ch.13。Werner Ratza认为有8万名战俘，其中包括德意志平民但不包括南斯拉夫平民，见“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207，224-6。

[34] Account by Dusan Vukovic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LXVII，pp.461-4.

[35] Accounts of Ivan S.Skoro and Franjo Krakaj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XI and XXII，pp.258，268；以及by a Red Cross nurse，援引自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121。

[36] Account of postwar trial by lawyer Henri Rochat，引自Marcel Ophüls’s film documentary Le Chagrin et la Pitié，two parts （Laboratoires Gennevilliers for Télévision Rencontre，1969；Marcel Ophüls），part II：“Le Choix”。

[37] Bodson，Herman，Agent for the Resistance（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94），p.145.

[38] Report of Interior Ministry for Federative Croatia to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roatia，10 July 1945，in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 67，p.188.

[39] Interview in Encounter，vol.53，no.6，reproduced in Karapandzich，Boriwoje M.，The Bloodiest Yugoslav Spring，1945：Tito’s Katyns and Gulags（New York：Hearthstone，1980），p.170.

[40] Tito，引自Djilas，Wartime（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7），p.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