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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破败
1943年，旅游图书出版商卡尔旅游指南（Karl Baedeker）发行了一本关于波兰总督区（Generalgouvernement）的旅行手册。波兰总督区是指波兰中部和南部地区，名义上仍未纳入第三帝国。与当时其他德国出版物一样，这本旅行手册既着眼于提供信息，又着眼于舆论宣传。以华沙一节为例，此书极力渲染华沙的日耳曼起源、日耳曼特色，以及在“日耳曼人的卓越努力下”，如何让华沙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都城之列。此书力主游客参观中世纪的皇家城堡、十四世纪的天主教堂以及文艺复兴晚期漂亮的耶稣会教堂，这些景点都是日耳曼文化影响的例证。尤为有趣的是对巴洛克晚期毕苏茨基广场（Piłsudski Square）建筑群的记载，“这是华沙最美丽的广场”，此时更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广场正中是“萨克森”宫殿，这当然是德国人的杰作，宫殿旁边是漂亮的萨克森花园，同样是德国建筑师的手笔。此书承认，在1939年的华沙战役中，有一两处建筑物不幸受损，但同时强调，从那时起，华沙“已在德国人的领导下再次重建”。[1]
这本旅行手册绝口不提的华沙西郊，当时已成为犹太隔离区。或许这样还好，就在此书印行之时，此地爆发了起义，党卫队元首旅（SS-Brigadeführer）的于尔根·斯特鲁普（Jürgen Stroop）将军下令焚烧此地的每一处建筑物。[2]将近四平方公里的城区就此被焚毁。
此后一年，华沙残余城区再次爆发起义。这次起义由波兰本土军（Polish Home Army）发动，参与者更为广泛。1944年8月，许多波兰男子、女子和青少年开始偷袭德军士兵，抢夺其武器弹药。此后两个月，起义者在华沙旧城内外筑起街垒，抵挡住有1.7万名德军士兵的镇压部队的进攻。[3]直至1944年10月，经历过战争期间最为惨烈的战斗后，起义终告结束。经此一役，希特勒不再指望驯服波兰人，再加上俄国人迟早会进入华沙，希特勒遂下令将华沙彻底夷为平地。[4]
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德国军队炸毁了那座在旅行手册里留下深刻印记的中世纪的皇家城堡。他们还炸毁了十四世纪的天主教堂。然后，他们又摧毁了耶稣会教堂。1944年圣诞节过后的三天内，他们又按部就班地摧毁了萨克森宫殿，以及整个巴洛克风格与洛可可风格的宫殿建筑群。旅行手册曾经极力推荐的欧罗巴旅馆，虽于1944年10月已被焚毁，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于1945年1月再度被爆破。德国军队逐间房屋、逐个街区，有条不紊地摧毁整座城市：93%的华沙住宅已经无法修复。为了圆满完成破坏任务，他们焚毁了国家档案馆、古籍档案馆、财政档案馆、市政档案馆、时文档案馆以及公共图书馆。[5]
战争结束后，波兰人想要重建首都时，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展出德国占领期间被损坏和摧毁的建筑物碎片和艺术品残片。他们同样编订了旅行手册，与卡尔旅游指南出版的旅行手册不同，波兰人的旅行手册完全以过去时态写成。此举在于提醒华沙市民以及世界各国民众，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无论是旅行手册，还是展览本身，都带有深刻寓意，那些在华沙末日中幸存的人们，再也无法欣赏到这座城市的昔日美景。对于华沙市民来说，首先是1939年的轰炸，然后是德国占领期间的掠夺，然后是1943年犹太隔离区的毁灭，最后是1944年年底整座城市的毁灭。此时，就在华沙解放几个月后，华沙市民已经习惯于栖身在破屋陋巷之中，习惯于栖身在断壁残垣之间。[6]
某种程度上，只有华沙末日的凭吊者，而非华沙末日的亲历者，才能看见这次破坏的真正规模。约翰·瓦尚（John Vachon）当时还是年轻的摄影师，作为联合国战后救济人员来到华沙。1946年1月，约翰在致妻子彭妮的信中描述了他面对华沙废墟时的惊愕反应。
这确实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大城市，我想要描述给你听，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这么说吧，这是一座大城市。战前有超过100万人口。大小跟底特律差不多。现在，这里有90%的街区被彻彻底底地摧毁了……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大片没有屋顶或者没有墙壁的未倒塌房屋，人们就蜷缩在里面。犹太隔离区是个例外，那里就是一块遍布碎砖的大平原，到处散布着歪歪扭扭的床板、浴缸、沙发、相框、树干，数以百万计的杂物散落在砖块之间。我无法想象，怎样才能造成如此破坏……这种景象如此骇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7]
仅仅时隔两年，卡尔旅游指南描述的那座美丽的巴洛克城市就已经彻底消失。
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毁灭。华沙只不过是被毁城市的个别例子，仅仅在波兰境内，同样的例子就有数十处之多。在欧洲范围内，全部被毁或者部分被毁的城市更是数以百计。战后拍摄的照片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个别城市的破坏程度，但要人们想象整个欧洲大陆的破坏程度，那确实考验人们的理解能力。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波兰、南斯拉夫以及乌克兰，上千年积淀的文化与建筑精华，仅仅数年之间，就被毁灭殆尽。曾经有不止一位历史学家，将造成这种全面破坏的惊人暴力，比拟为《圣经》记载的末日之战。[8]
那些亲眼见证欧洲城市毁灭的人们，只能尝试接受家园被毁的现实，但即使亲身经历他们的痛苦，也不足以描述这种破坏的严重程度。然而，在我们对这种残破景象表达怜悯之前，有必要记住几个统计数字，因为无论统计数字多么枯燥无味，也依然不可或缺。
作为战争期间绝无仅有的、成功独力抗击希特勒进攻的国家，英国承受了巨大损失。在闪电战期间，德国空军在英国上空投下了将近5万吨炸弹，摧毁了20.2万所房屋，损坏了超过450万所房屋。[9]英国大城市受到的打击可谓人尽皆知，但对某些小城镇的打击更能说明轰炸的真正范围。对考文垂的残忍轰炸，甚至催生出一个德语新词“coventrieren”（英文Coventrate），意思是像考文垂那样被炸了个底朝天。克莱德班克是格拉斯哥外围的工业小城镇，在1.2万户民宅里面，只有8户民宅未遭到轰炸。[10]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战争的破坏没有如此普遍，但更加集中。例如，在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期间，卡昂几乎从地图上被抹去：75%的城区毁于盟军的轰炸。[11]圣洛和勒阿弗尔受损更甚，分别有77%和82%的建筑物被炸毁。[12]当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时，马赛有超过1.4万栋建筑物被部分炸毁或者全部炸毁。[13]根据战损索偿和战损贷款的政府记录，战争期间的法国，有46万栋建筑物被炸毁，有超过190万栋建筑物被损坏。[14]
战争过后，越往东去，破坏越重。在布达佩斯，84%的建筑物被损坏，30%的受损建筑物无法居住。[15]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大约80%的城区被炸毁：市内332间大型工厂中只有19间得以幸存，这仅仅是因为德国军队败退前放置在这19间工厂的炸弹被苏联红军工兵及时拆除。[16]在基辅，绝大多数公共建筑物在1941年苏联军队败退时被炸毁，余下的公共建筑物则在1944年苏联军队反攻时被炸毁。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在战斗中反复易手，以至于最后都没剩下什么可以争夺的了。根据英国记者报道，在罗斯托夫和沃罗涅日，“破坏程度近乎100%”。[17]这份列表还可以一直列举下去。在苏联，大约有1700座城镇和城市被毁灭；仅仅在乌克兰，就有714座城镇和城市被毁灭。[18]
那些在战后穿越废墟地带的人们，将会看见一座又一座被毁灭的城市。很少有人尝试描述其总体印象，正好相反，当他们路过每座城市时，他们都致力于描绘当地承受的创伤。例如，斯大林格勒只剩下“断壁残垣、颓垣败瓦、砾石堆积、烟囱伫立”。[19]塞瓦斯托波尔“让人哑口无言”，“即使在郊区……也几乎找不到未塌的房屋”。[20]1945年9月，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来到原属芬兰、后属苏联的城市维堡，他写道：“清晨的阳光……洒在毁坏的公寓楼外墙上，瞬间映照出寒冷、苍白的微光。”除了在斑驳的楼道里碰见一头受惊的山羊，凯南似乎已是整座城市里唯一的生灵了。[21]
在连片废墟中，位于中心地带的正是德国，毫无疑问，德国城市受到炮火硝烟的多番洗礼。大约有360万所德国公寓被英美空军炸毁，大约占德国民宅总数的1/5。[22]就绝对数字而言，德国民宅受损数量是英国民宅受损数量的18倍。[23]个别城市的受损程度更为严重。根据帝国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柏林住宅损失比例为50%，汉诺威为51.6%，汉堡为53.3%，杜伊斯堡为64%，多特蒙德为66%，科隆为70%。[24]
当盟国观察员于战后来到德国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预期德国的受破坏程度，如同他们在闪电战期间目睹的英国的受破坏程度。尽管英美报刊已经开始刊发相关照片和报道，但当人们亲临其境时仍然会大吃一惊。例如，战后初期代表英国制造业部门派驻德国西部的奥斯丁·罗宾逊（Austin Robinson）在抵达美因茨的时候一度大为震惊：
那片废墟涵盖所有街区，大片地区只剩下断壁残垣，工厂几乎被夷为平地，这幅图景让我永生难忘。那些仅仅听说过此地的人，是不可能感受到那种感情或人性的强烈冲击的。[25]
战争结束时，英军中尉菲利普·达克（Philip Dark）同样被汉堡的惨象吓倒：
我们向市中心行进，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破败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城市。我们真的被吓倒了。举目所及，几平方英里内，都是建筑物的空壳，扭曲的横梁直指天际，在一堵尚未倒塌的墙壁上，裸露的钢筋四处伸展，如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翼龙残骸。在墙壁的轮廓中，隐约可见烟囱的丑陋形状。到处弥漫着死寂的气氛……除非亲眼所见，否则难以想象。[26]
1945年，在对德国城市的诸多描述中，大都充斥着伤心绝望的感觉。例如，德累斯顿不再被比喻为“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而是被比喻为“月球表面”，规划官员认为要“至少耗费70年”才能重建完毕。[27]慕尼黑如此破败，以至于“人们真的相信末日审判不日将至”。[28]柏林“支离破碎，只剩下瓦砾堆堆、破屋处处”。[29]科隆“东倒西歪，花容失色，消失于瓦砾堆里，孤立在废墟丛中”。[30]
大约有1800万～2000万名德国人因为城市被毁而无家可归，这相当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战前总人口。[31]还有1000万名乌克兰人同样无家可归，这一数字超过匈牙利的战前总人口。[32]这些人蜗居于地窖、废墟、洞穴之中，只要有个栖身之所就行了。他们完全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比如饮用水、煤气、电力，全欧洲有数百万这样的苦命人。例如，华沙全城只剩下两盏路灯。[33]在敖德萨，只有在自流井里才能打到饮用水，即使是到访此地的达官贵人，每天也只有一瓶水用于洗漱。[34]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公用事业，欧洲城市居民仅仅是勉强维生，一位美国专栏记者写道：“在20世纪的破烂机器中间，人们过着中世纪的生活。”[35]
当人们纷纷关注欧洲城市的破败状况时，农村社区的日子其实同样不好过。由于战争的缘故，欧洲大陆的耕地要么开垦过度，要么兵焚火烧，要么洪水泛滥，要么丢弃荒废。墨索里尼曾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排干了意大利南部的沼泽，但败退的德国军队又故意放水淹没这一地区，由此引发严重的疟疾疫情。[36]德国军队还故意打开荷兰的拦海大坝，导致超过50万英亩（21.9万公顷）的土地被海水淹没。[37]尽管偏远地区远离主战场，但它们也未能在这种败退行动中幸免于难。败退的德国军队还毁掉了拉普兰地区超过1/3的定居点。[38]此举目的在于，让倒戈相向的芬兰军队在冬季无处藏身，但此举也制造了超过8万名难民。在挪威北部和芬兰地区，道路布满地雷，电话线路被切断，大小桥梁被炸毁，由此产生的问题将在战后遗祸多年。
越往东去，破坏越重，概莫能外。在德国占领期间，希腊损失了1/3的森林，超过1000个村庄被焚毁和荒废。[39]在南斯拉夫，根据赔偿委员会的战后统计，有24%的果园和38%的葡萄园被毁，还有大约60%的家畜被屠宰。数百万吨谷物、牛奶、羊毛被掠夺，彻底摧毁了南斯拉夫的农村经济。[40]在苏联，情况更加糟糕：多达7万个村庄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这些农村社区和所有基础设施。[41]如此严重的破坏，绝非仅是反复战斗和临时掠夺的结果，实际上是系统地、故意地破坏土地和财产的结果。仅仅因为零星抵抗的迹象，大片的农场和村庄就被焚毁。仅仅为了降低受到伏击的风险，道路两旁的大片森林就被砍光。
许多作者提到过德国与苏联在交战时如何残酷无情，但其实德国与苏联在自我防卫时也同样残酷无情。1941年夏天，当德国军队像潮水般涌入苏联国土时，斯大林发表电台讲话，命令人们在逃亡之前，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一切有价值的财产，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油料等无法撤离物品，务必予以销毁。在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游击部队……务必焚毁森林、商店和交通工具。”[42]
当攻守形势逆转，就轮到希特勒下令实行焦土政策，不给反攻的苏联军队留下任何东西。1941年12月，希特勒命令德军驻乌克兰部队的指挥官：“无须理会居民，所有房屋务必焚毁，不给敌人留下栖身之所”，“那些仍然完好无损的房屋，稍后由空军摧毁”。[43]后来，当形势变得更为绝望时，希姆莱命令党卫队指挥官摧毁一切：“在我们走后，不留俘虏，不留家畜，不留粮食，不留铁轨……敌人会发现一个彻底被焚烧和毁灭的国家。”[44]
由于有这样的命令，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片耕地被纵火焚烧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一同被焚毁的还有无数可能被对手利用的村庄和农舍。当然，工矿企业是首先被摧毁的目标。例如，在匈牙利，500间大型工厂被拆卸运往德国，余下的工厂超过90%被故意焚毁，几乎所有煤矿都被淹没或者炸塌。[45]在苏联，大约有3.2万间工厂被摧毁。[46]在南斯拉夫，赔偿委员会估计该国损失了价值超过91.4亿美元的工矿企业，占该国工业总产值的1/3。[47]
或许，受损最为严重的是欧洲大陆的交通设施。例如，荷兰损失了60%的公路、铁路、水路。在意大利，多达1/3的国家公路网不堪使用，1.3万座桥梁被损毁。法国和南斯拉夫都损失了77%的铁路机车和相当比例的铁路车厢。波兰损失了1/5的公路、1/3的铁路（波兰铁路总里程约为1万英里）、85%的铁路车厢、100%的民用飞机。挪威损失了战前船舶吨位的一半，希腊损失了2/3至3/4的船舶。当战争结束时，普遍有效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步行。[48]
欧洲所受的破坏，远远不止是普通房屋和基建设施的损失，甚至还不只是数百年来文化积淀和建筑艺术的损失。实际上，真正的破坏在于其象征层面。一位英国军官说道：堆积如山的碎石瓦砾，“是记载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的纪念碑”。[49]对于千万欧洲人来说，这些瓦砾堆每天都在提醒他们欧洲大陆经历过怎样的灭顶之灾，这种痛苦梦魇在其余生都挥之不去。
普里莫·利维（Primo Levi）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认为，德国人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几乎毁掉整个欧洲，简直称得上是超自然现象。对他来说，明斯克附近斯卢茨克一处军事基地的遗址，说明了“破坏的天分，毁灭的本能，与奥斯威辛如出一辙；那里曾经是施行绝育手术的秘密场所，绝非出于战争需要，亦非出于掠夺冲动”。[50]盟军造成的破坏几乎同样糟糕：当利维看见维也纳的废墟时，他深感震撼，“一种沉重的、压抑的强烈罪恶感压倒了我，这种罪恶感无处不在，深藏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肌体中，为今后的灾难埋下了罪恶的种子”。[51]
正是这种“毁灭”和“罪恶”的潜流，让人们在面对欧洲城镇的废墟时百感交集。在时人留下的种种描述中，虽然未见直白的语句，但都能读出如下含义：物质破坏背后，更为惨重的是精神创伤。华沙废墟中孤零零地伫立的房屋“骨架”和相框，极具象征意义：埋藏在废墟下面的，既有字面含义的创伤，又有隐喻含义的创伤；既是人道意义的灾难，又是道德意义的灾难。
[1] Baedeker，Karl，Das Generalgouvernement：Reisehandbuch von Karl Baedeker（Leipzig：Karl Baedeker，1943），pp.85-94.
[2] Davies，Norman，Rising ’44：The Battle for Warsaw（London：Pan，2004），p.556.
[3] Davies，Norman，Rising ’44：The Battle for Warsaw（London：Pan，2004），pp.666-7.
[4] Davies，Norman，Rising ’44：The Battle for Warsaw（London：Pan，2004），p.439.
[5] Ministry of Culture & Art and 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Warsaw Accuses：Guide-book to the exhibition arranged by the 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together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Warsaw：Muzeum Narodowe，1945），pp.19-24；and Davies，Norman，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55.
[6] Ministry of Culture & Art and 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Warsaw Accuses：Guide-book to the exhibition arranged by the 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together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Warsaw：Muzeum Narodowe，1945），pp.19-24.
[7] Vachon，John，Poland 1946：The Photographs and Letters of John Vachon，ed. Ann Vachon（Washington，DC，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1995），p.5，letter of 10 January 1946.
[8] Hastings，Max，Armageddon（London：Macmillan，2004）.
[9] HM Government，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War Effort of the United Kingdom（London：HMSO，1944），p.9；另可参阅The National Archives（TNA）：Public Record Office（PRO）CAB 21/2110 and Daily Express，29 November 1944。
[10] Ray，John，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Cassell，1999），pp.95-6.
[11]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44.
[12] Florentin，Eddy，Quand les Alliés bombardaient la France 1940-1945（Paris：Perrin，1997），p.430.
[13] Gaillard，Lucien，Marseilles sous l’Occupation（Rennes：Ouest-France，1982），p.113.
[14] 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471.
[15] According to Nagy，Ferenc，The Struggl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trans. Stephen K. Swift（New York：Macmillan，1948），p.129.
[16] 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6；以及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64。
[17]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709.
[18] 参阅Kondufor，Yuri（ed.），A Short History of the Ukraine（Kiev：Naukova Dumka，1986），p.239；以及Krawchenko，Bohdan，‘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15。
[19] Valentin Berezhkov，引自Beevor，Antony，Stalingrad（London：Viking，1998），p.418。
[20]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37.
[21] Kennan，George F.，Memoirs 1925-1950（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1967），pp.280-82.
[22]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USSBS），Over-all Report（European War），1945，p.72.Tooze提供的数字为380万人，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672；位于威尔斯巴登的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为337万人，参阅Hastings，Max，Bomber Command（London：Pan，1999），p.352。
[23] 20.2万间严重损毁、不可修复的英国房屋，仅占总数的1.5%：HM Government，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War Effort of the United Kingdom（London：HMSO，1944），pp.31-2；另可参阅TNA：PRO CAB 21/2110。
[24] 参阅Rumpf，Hans，The Bombing of Germany，trans. Edward Fitzgerald（London：White Lion，1975），pp.128-9.英军轰炸观测部队提供的数字是，柏林33%、汉诺威60%、汉堡75%、杜伊斯堡48%、多特蒙德54%、科隆61%；参阅Webster and Webster，Sir Charles and Noble Frankland，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1939-1945（London：HMSO，1961），vol.IV，pp.484-6.美国战略轰炸观测部队提供了另一组数字：例如，汉堡61%，参阅Lowe，Keith，Inferno（London：Viking，2007），p.318。
[25] Robinson，diary entry for Monday，28 May 1945.
[26] Philip J.C.Dark，IWM Docs 94/7/1，typescript account，“Look Back This Once：Prisoner of War in Germany in WWII”.
[27] Herbert Conert，引自Taylor，Frederick，Dresden（New York：HarperCollins，2004），p.396.德累斯顿大轰炸后如同月球表面的惨状，参阅Kurt Vonnegut，Slaughterhouse 5（London：Vintage，1991），pp.130-31。
[28] Klemperer，Victor，To the Bitter End：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42-45，trans. Martin Chalmer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9），p.596，diary entry for 22 May 1945.
[29] Colonel R.G.Turner，IWM Docs，05/22/1，letter to his mother，11 July 1945.
[30] Janet Flaner，引自Sebald，W.G.，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London，2004），p.31。
[31]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Over-all Report（European War）（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p.95.关于战后人口，参阅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p.38-9。
[32] Taras Hunczak，“Ukrainian-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Soviet and Nazi Occupations”，in Boshyk，Yury（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History and its Aftermath（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47；and Kondufor，Yuri（ed.），A Short History of the Ukraine（Kiev：Naukova Dumka，1986），p.239.认为战前匈牙利人口为922.7万的说法可参阅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96。
[33]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26.
[34]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15.
[35] Anne O’Hare McCormick，“Europe’s Five Black Years”，New York Times Magazine，3 September 1944，p.42.
[36] Anne O’Hare McCormick，“Europe’s Five Black Years”，New York Times Magazine，3 September 1944，pp.42-3.
[37]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7.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初步估计（1944年12月15日）略低，为50万英亩（20.2万公顷）；参阅Coles，Harry L. and Albert K. Weinberg（eds.），Civil Affairs：Soldiers Become Governors（Washington，DC：US Govt Printing Office，1964），p.826。
[38] 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315.
[39]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155；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7；以及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28，它的估计更高，为1700个村庄.
[40]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15.
[41]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7.仅在乌克兰就有2.8万个村庄被摧毁，可参阅Krawchenko，Bohdan，‘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15。
[42] Stalin，Generalissimo Josef，War Speeches，Orders of the Day and Answers to Foreign Press Correspondents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July 3rd，1941-June 22nd，1945（London：Hutchinson，1946），p.7.
[43] 引自Andrew Gregorovich，“World War II in Ukraine”，Forum：A Ukrainian Review，no.92（Spring 1997），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nfoukes.com/history/ww2/page-26.html。
[44] Order to SS-Obergruppenführer Prützmann on 3 September 1943，引自Dallin，Alexander，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A Study of Occupation Policies（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1981），p.364。
[45] 参阅Glanz，Susan，‘Economic Platforms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lections of 1945’，in Nándor Dreisziger（ed.），Hungar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1938-194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170 and 186。
[46]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7.
[47]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15.
[48] 芬兰和挪威参阅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315；波兰参阅Jan Szafrański，“Poland’s Losses in World War II”，in Nurowski，Roman（ed.），1939-1945 War Losses in Poland（Poznań and Warsaw：Wydawnictwo Zachodnie，1960），pp.68-9；荷兰、法国和苏联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7；希腊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7 和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28；意大利参阅UNRRA statistics，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34，以及Vera Zamagni，“Italy：How to Lose the War and Win the Peace”，in Harrison，Mark（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Tw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12；南斯拉夫参阅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15；乌克兰参阅Kondufor，Yuri（ed.），A Short History of the Ukraine（Kiev：Naukova Dumka，1986），p.239。
[49] Philip J.C.Dark，IWM Docs 94/7/1，typescript account，“Look Back This Once：Prisoner of War in Germany in WWII”，entry for 19 April 1945.
[50] Levi，Primo，Survival in Auschwitz and The Reawakening：Two Memoirs，trans. Stuart Woolf（New York：Summit Books，1986），pp.288-9.
[51] Levi，Primo，Survival in Auschwitz and The Reawakening：Two Memoirs，trans. Stuart Woolf（New York：Summit Books，1986），p.3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