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瘴疟

瘴疟一证，惟岭南烟瘴之地有之，盖南方岚湿不常，人受其邪而致病者，因名瘴疟。然瘴出地气，疟由天气，但使内知调摄而外不受邪，则虽居瘴地，何病之有？是可见瘴以地言，而疟即风寒外感之病也。但其甚者，则或至迷困喑哑，乃与常疟为稍异耳。凡治此者，亦总不离寒热虚实及有邪无邪，如前治疟诸法而尽之矣。外如大梁李待诏瘴疟等证，既明且确，详列《瘴气门》，不可不察。

述 古 共八条

仲景曰：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

《机要》曰：疟有中三阳者，有中三阴者，其证各殊也。在太阳经谓之寒疟，治多汗之；在阳明经谓之热疟，治多下之；在少阳经谓之风疟，治多和之。此三阳受病，谓之暴疟，发在夏至后、处暑前，乃伤之浅者。在阴经则不分三经，总谓之湿疟，当从太阴经论之，发在处暑后、冬至前，此乃伤之重者。

——古法云：以清脾饮治秋时正疟，随证加减，大效。若胃中有伏痰郁结者，以草果饮，一服可愈。

丹溪曰：邪气深入阴分血分而成久疟者，必当用升发药，自脏而出之于腑，然后自表作汗而解。若用下药，则邪气愈陷而难出矣。

傅氏曰：疟系外邪，当以汗解。或汗不得出，郁而成痰，宜养胃、化痰、发汗，邪气得出，自然和也。

刘宗厚曰：或问：俗以疟为脾寒，何也？曰：此亦有理。盖暑盛阳极，人以伏阴在内，脾困体倦，腠理开发，或因纳凉于水阁木阴及泉水澡浴，而微寒客于肌肉之间，经所谓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迫之是也；或劳役饥饱内伤而即病作，故指肌肉属脾，发则恶寒战栗，乃谓之脾寒耳。实由风寒暑湿之邪郁于腠理，夏时毛窍疏通而不为病，至秋气收敛之际，表邪不能发越，故往来寒热，进退不已，病势如凌虐人之状，所以名疟。即如四时伤寒，十二经皆能为病，古方治法，多兼内伤取效，脾胃和而精气通，则阴阳和解，此实非脾病也。然古人称疟不得为脾寒者，正恐人专于温脾之说，不明造化之源，而失病机气宜之要故也。

立斋曰：大凡疟证，皆因先伤于暑，次感于风，客于营卫之间，腠理不密，复遇风寒，闭而不出，舍于肠胃之外，与营卫并行，昼行于阳，夜行于阴，并则病作，离则病止。并于阳则热，并于阴则寒。浅则日作，深则间日。在气则早，在血则晏。其病热多寒少，心烦少睡者，属心，名曰瘟疟，用柴苓汤。但寒少热，腰疼足冷者，属肾，名曰寒疟，用桂附二陈汤。先寒而后大热，咳嗽者，属肺，名曰瘅疟，用参苏饮。热长寒短，筋脉揪缩者，属肝，名曰风疟，宜小柴胡加乌药、香附。寒热相停，呕吐痰沫者，属脾，名曰食疟，宜清脾饮。若中气虚而间日发者，用补中益气汤。若寒热大作，不论先后，此太阳阳明合病，寒热作则必战，经曰：热胜则动也。发热则必汗泄。又曰：汗出不愈，知内热也。

又曰；凡日久虚疟，寒热不多，或无寒而微热者，若内因胃气虚，用四君加升麻、当归；若脾血虚，用四君加川芎、当归。若中气下陷，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大凡久疟，多属元气虚寒。盖气虚则寒，血虚则热，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阴火下流则寒热交作，或吐涎不食，战栗泄泻，手足逆冷，皆脾胃虚弱，但补益中气则诸证悉愈。凡人久疟，诸药不效，以补中益气汤内加半夏，用人参一两，煨姜五钱，此不截之截也，一服即愈。若病久者，须大补元气为主，盖养正邪自除也。

徐东皋曰：疟疾多因风寒暑湿而得之，乃天之邪气所伤，当以汗解。故仲景、河间悉用发表之药，但以寒热多少，分经络而治。

辨 古 共四条

陈无择《三因方》云：夫疟备三因，外则感四气，内则动七情，饮食饥饱，房室劳逸，皆能致之。《经》所谓夏伤暑，秋痎疟者，此则因时而叙耳，不可专以此论。外所因证，有寒疟，有温疟，有瘴疟，并同《素问》也。有湿疟者，寒热身重，骨节烦疼，胀满自汗，善呕，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及冒雨湿也。有牝疟者，寒多不热，但惨戚振栗，病以时作，此则多感阴湿，阳不能制阴也。此五种疟疾，以外感风寒暑湿与卫气相并而成。除瘴疟独热，温疟先热，牝疟无热外，诸疟皆先寒后热。内所因证，病者以蓄怒伤肝，气郁所致，名曰肝疟；以喜伤心，心气耗散所致，名曰心疟；以思伤脾，气郁涎结所致，名曰脾疟；以忧伤肺，肺气凝痰所致，名曰肺疟；以失志伤肾所致，名曰肾疟。所致之证并同《素问》。此五种疟疾，以感气不和，郁结痰饮所致。不内外因，有疫疟者，一岁之间，长幼相似也；有鬼疟者，梦寐不祥，多生恐怖也；有瘴疟者，乍热乍寒，乍有乍无，南方多病也；有胃疟者，饮食饥饱，伤胃而成，世谓食疟也；有劳疟者，经年不瘥，前后复发，微劳不任也；亦有数年不瘥，结成癥癖在腹胁，名曰老疟，亦曰母疟。以上诸证，各有方治，宜择而用之。

愚谓疟疾一证，《内经》言已详尽，无可加矣，而后世议论烦多，反资疑贰，兹举陈氏三因之说，以见其概。如所云湿疟者，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固一说也。然浴以热汤，避彼风处，则断不致疟，惟冷水相加，疟斯成矣。若然则仍是寒气，即《内经》所云夏遇凄沧水寒之证也。然此犹近似，但宜辨明寒热耳。至若牝疟无热，则《内经》并无此说，惟《金匮要略》曰：疟多寒者，名曰牝疟，蜀漆散主之。亦非曰无热也。若果全无发热而止见寒栗，此自真寒阳虚证耳，别有本门，又安得谓之疟耶？再如内因五脏之疟，在《内经·刺疟论》所言六经五脏之证，不过为邪在何经之辨，原非谓七情所伤便能成疟，而此云所致之证，并同《素问》，则《素问》无此说也。且既云七情所伤，则其虚实大有不同，又岂皆痰饮所致耶？再若不内外因，凡鬼疟梦寐之说，此或以疟邪乱神，因致狂言似鬼者有之，岂鬼祟果能为疟乎？至若胃疟，既云饮食，则明是内伤，且凡先因于疟而后滞于食者有之，未有不因外邪而单有食疟者也。夫病情必有标本，标本误认，治岂无差？窃计陈氏之言，既以三因立论，故不得不敷演其说，而烨然若有可观。不知影响之谈，不但无益于病，而且乱人意见，致令临证狐疑，莫知所从，而每至于害者，皆此之类。

丹溪曰：疟有暑、有风、有湿、有痰、有食积，久发者为老疟，不已者为疟母。风暑之疟，多因夏月在风凉处歇，遂闭汗不能得泄，暑舍于内，故大法当汗之。疟而恶饮食者，必从饮食上得之，当以食治。俗云脾寒，乃因名而迷其实也，苟因饮食所伤而得之，未必是寒，况其他乎？

严用和曰：或乘凉饮冷，当风卧湿，饥饱失时，致脾胃不和，痰积中脘，遂成此疾，所谓无痰不成疟也。

张子和曰：《内经》既以夏伤于暑而为疟，何世医皆以脾寒治之，用姜、附、硫黄之类，甚者归之祟怪，良可笑也。又或因夏月饮食生冷之类，指为食疟，此又非也。岂知《内经》之论则不然，皆夏伤于暑，遇秋风寒而后作也。邪热浅则连日，邪热深则间日，并入于里则寒，并入于表则热，若此论则了不相干于脾也。治平之时，其民夷静，虽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药，以热治热，亦能取效；扰攘之时，其民劳苦，内火与外火俱动，以热攻热，转为泻痢、吐血、疮疡、呕吐之疾，岂与夷静之人同治哉？予尝用张长沙汗吐下三法，愈疟病极多，大忌错作脾寒治之。

愚谓疟疾之作，本由风寒水湿之邪感而致病，亦或有非风非水而衣薄受凉，凡体怯者，皆能为疟。及其病深，则未免因经及脏，因表及里，故有不慎饮食而更甚者，有不慎劳役而增病者，总之无非外邪为之本，岂果因食因痰有能成疟者耶？今观朱丹溪之言，亦以痰食并列，严用和则悉归之痰，盖皆因陈氏之说而殊失《内经》之正意矣。故张子和亦以祟怪为笑，以食疟为非，而云治平扰攘时当分治，是皆有理确见也。独怪其以暑为火，而且谓扰攘之时，其民劳苦，大忌错作脾寒治之而尝用汗吐下三法，恐此言亦属偏见也。念余幸逢明盛，固不知扰攘景象，第以劳苦过伤之人，其虚更甚，又岂无三阳疲损等证，而可俱谓之火，及可尽用三法乎？甚哉立言之难，于此可见，而时中之不易得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