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完善的人

下面，我们将这三个方面——对自己的经验保持开放、活在当下、信任自己——融合成为一个更加统一的整体来描述。我们发现，从理论上最理想的个人成长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人，无论是接受了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心理治疗，还是拥有其他学习和发展的经历，都会是功能完善的人。这样的人能够完全地活在他的全部感受和反应之中，并与它们共存。他能够充分地利用他这个有机体的所有装备，尽可能准确地感受当下的内部和外部情境。他还能够充分利用神经系统提供的所有信息，并有意识地使用这些信息，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整个的有机体可能甚至常常比其意识中的觉知更有智慧。这样的人能够让其全部的自我，在其所有的复杂性中发挥功能，从所有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选出在此刻最能真正满足有机体需要的行为。

这样的个体能够信任发挥这种功能的自我，不是因为他不会犯错误，而是因为他能够对每个行为的结果保持完全的开放，如果行为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就对其进行修正。他能够体验自己的所有情绪，不会对任何一种情绪表现出畏惧；他是他自己的“证据筛选者”，但同时又对所有来源的证据保持开放；他完全融入到做自己和成为自己的过程中，并且发现自己具有健全和符合现实的社会性；他完全地活在当下，但又知道这对任何时刻来说都是最健全的活法。他是一个功能完善的有机体：由于对他自己——那个自由地、顺应地漂流在他的经验之中的自己——的觉知，他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善的人。

这种描述中的一些启示

这就是我给心理治疗的假设性终点做出的试验性定义，我所描绘的最终愿景是接受治疗的来访者不断接近却从未完全地到达——一种来访者会不断地学习如何进行学习的场景。我之所以逐渐喜欢上了这样的描述，是因为相信它根植于且忠实于我的临床和教育经验，还因为相信它有重要的临床、科学和哲学的含义。下面，我将呈现其中的一些分歧和启示。

A．特有的临床经验　首先，在成功的治疗中，包含了一种临床经验的现象基础，而我的描述应该是包含了这一基础。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个事实，来访者发展出一种内在的评估点，这与有机体值得信任的概念是一致的。我们还提到过来访者对做自己和成为自己的满足，这种满足与功能完善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还发现，来访者能够包容和接纳更广泛和多样的情绪，包括之前由于焦虑而产生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可以有效地融入到更灵活的人格结构之中。简单地说，我所提出的这一概念足够广泛，包含了所有我们已知的心理治疗的积极成果。

B．指向操作性假设　虽然上述构想无疑是推测性的，但我相信它导出的假设可以用严格的操作性术语来描述。这样的假设是普适的，不因文化而异。尽管这些概念现在还不易进行检验和测量，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测量这些概念不再遥不可及。

C．解释个体发展的矛盾　人们发现在很多心理学研究中，不同专家做出的人格前测和后测的分析结果存在着惊人的分歧。即使来访者在治疗中获得的个人收益已得到多种证据的广泛支持，但是在专家对他们的人格测验做出的解释中仍然存在着颇多的矛盾。简言之，以严格的人格诊断为取向的心理学家，也就是喜欢将个体与常模进行比较的专家们，在治疗结论中往往关注人格防御机制的缺失或某种程度的混乱。他们关心的是个体是否面临“崩溃”。而治疗取向的心理学家则倾向于将同样的证据视为经验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指标，是当下的而不是僵化的人格结构。我认为很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获得了显著发展的个体，其松散性和开放性按流行的常模看来却偏离了这些常模，是“不正常的”。但是这些相同的特质也可能意味着，所有的个体成长都会显现为在人格重组之后一定程度的暂时混乱。因对自己的全新认识以及对自我新的面貌的接纳带来的痛苦；个体内心的不确定、踌躇甚至混乱带来的情绪，都是更能够做自己、成为更完整的自己以及更能够完全发挥功能的愉悦与满足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对这个矛盾问题的一个有意义的解释；不然的话，就只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

D．作为成果的创造力　在这个理论构想中，最令人满意的要素之一在于，功能完善的个体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在心理治疗的假设终点，这样的人完全能够成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人”。由于他对世界具有敏锐的开放性，相信自己有能力与周围的环境建立全新的联系，因此，他必将是那种既能带来创造性成果，又会创造性生活的人。他不拘泥于自己的文化，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但是，不管身处何种文化之中，他时时刻刻都可以积极地面对生活，与周围的文化保持最大化的和谐，同时还能够保持与满足自身需要之间的平衡。在某些文化环境中，这样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会非常不快乐，但却依然会坚定地做自己，坚持自己的行为方式，为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提供最大可能的满足。我相信，这样的人在研究进化论的学者看来，就是最可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并生存下来的人。无论在原有的环境中，还是在新的条件下，他都能够创造性地做出合理的调整。他将是人类进化的合适先锋。

E．建立在对人性的信任之上　显而易见的是，我所提出观点的启示之一就是：当人的功能能够自由地发挥时，人类的本性将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值得信任的。这是从我40多年的心理治疗经验中得出的一条必然结论。如果我们能够让个体从防御状态中解脱出来，他不仅会开放地面对自己更广泛的需要，也会对环境和社会更广泛的需要开放，因此可以信任他的反应是积极的、进取的和建设性的。我们不需要去问谁来使之社会化，因为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和交流已经成为他深深的需要之一。当他完全地做自己、是自己时，他会自然而然地完成其社会化。我们也不需要去问谁来控制他的攻击性冲动，因为当他对自己的所有冲动保持开放时，他那被别人喜爱的渴望以及去爱别人的倾向，就会像消除他的攻击性冲动以及掌控自我一样强烈。在攻击性行为是实际适当的情境中，他会表现出攻击性，但他没有为攻击性行为逃跑的需要。当对所有的经验保持开放时，他在任何环境下的所有行为都是和谐和现实的，都是作为一个高级的社会性动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行为。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如果对其不加控制，这些非理性冲动将会导致他人和自我的毁灭，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我们的行为是极有理性的，朝着有机体想要达成的目标，伴随着敏锐且有序的复杂性向前迈进。对大多数人来说，悲剧在于自身的防御性使自己无法觉察到这种理性，结果导致人们在意识层面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有机体却走向另外的方向。但是我们所假设的这种人却不会存在这样的障碍，他是这种有机体理性的参与者。惟一需要受到控制或证明需要进行控制的冲动是：对一种需要对抗另一种需要进行的一种本性和内部的平衡，并且找到合适的行为途径，最大程度地满足所有的需要。对某种需要（例如攻击或性行为）的过度满足，将会侵犯到个体的其他需要（例如亲密的同伴或者恋爱关系），这在防御性个体身上经常看到，只不过不会发生在我们所假设的个体身上。我们所假设的个体将参与到其有机体的极为复杂的自我调节活动之中，包括心理上的自我调节以及生理上的体温控制。只有以这样一种方式，他才能够与自我和他人和谐共存。

F．可靠但不可预测的行为　“最理想的人必然具有可预测性”这一观点值得深思。从我描述的理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活在当下时其中的内部和外部刺激的特殊配置，在以前从未以这样恰当的方式存在过；而且，他的行为也是对所有这些内化证据准确理解的一种现实反应。因此，很明显的结果就是，这种人将自己看作是可靠的，但不是明确可预测的。如果他进入一个有权威人士在场的新情境中，他并不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将会是什么样子。他自己如何行动，将以那位权威人士的行为以及即刻他自己内在的反应、愿望而定。他有信心能够表现得体，但是之前却不能确知他将会做什么。我发现来访者经常表达出这种观点，而且我也相信这种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关于来访者本身，我所进行的描述将与科学家的研究一样正确。科学家会发现这种人的行为是符合规则的，也是可以后验的，但是对其具体的行为却不能进行预言或预测。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假设的这个人的行为是由当下此刻对所有复杂证据——且仅由这些证据——的准确感觉来决定的，那么预测所需要的这些数据就必须清晰。还必须拥有某种设备来测量每个输入的刺激群，还需要一台超级计算机去计算最为经济的反应方式。当这样的计算正在进行时，我们假设中的那个人已经在他有机体内部做出了复杂的计算和评估，并且已经实际行动了。如果科学最终能够搜集所有信息，并且保证高度的准确性，那么理论上就应该能够对之做出分析，并得到相同的结论，从而能够对其行为进行后验。但是令人怀疑的是，科学是否能够即时地、持续不断地收集和处理这些信息。如果想在行为发生之前去预测一个人的行为，这一点就是必需的。

如果我指出正是那些功能失调的人的行为可以被准确地预测，且可预测性的每一次降低，都说明个体增加了对过去经验和活在当下的开放性。这样可能更有助于厘清这一观点。功能失调的人所从事的行为之所以能被准确地预测，是因为其行为模式僵化、刻板。徜若这样的人习得了总是对权威作出敌对的反应，徜若“权威是邪恶的”是他与权威人士相处时固守的观念之一，并因此否定和歪曲所有提出相反证据的经验，那么他的行为确实就是可预测的。可以确定地说，当他进入一种有权威人士在场的全新的环境时，他肯定会对这位权威人士表现出敌意。但是，随着治疗的深入或促进型关系的建立，个体对经验的开放程度得到了提高，他的行为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密歇根的一项试图预测心理治疗能否成功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我的这一观点（2）。研究发现，在调查期间接受心理治疗的人的行为的可预测性低于整个群体的可预测性。

以上论述与现在人们对心理学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偏差。因为现在普遍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长期目标是“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但我却认为这种说法在哲学上是有问题的。我想提出的是，随着个体逐渐接近功能完善的最佳状态，他的行为虽然总是坚定并且符合规则，但却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虽然总是可靠和适当，但却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这将意味着，心理学即使达到了最高水平，也更像是一门理解的科学，而不是一门预测的科学。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将是对已发生行为的规律性进行分析，而不主要是控制将要发生的行为。

一般而言，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我们来访者的证实。对于自己在某种环境下的所作所为是否适当和合理，是否能够得到他人的理解，他们是相当有信心的，但是事先也不能准确地预知自己将会如何行事。作为治疗师，我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治疗师会与来访者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能够确定个体将会发现自我，成为自己，学习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功能。但是，我们不能预言在下次谈话或下一治疗阶段可能出现的内容，或者来访者对于某些给定的问题会找到怎样的行为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来访者的行为方向总体上是可靠的，也将是合适的；但是它的具体内容是无法预测的。

G．将自由与决定论联系起来　我认为最后这个哲学启示有着深远的意义。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对心理治疗领域存在自由与决定论这一悖论深感困惑，在前面章节中也提到过这一问题。在这里我将再补充一个想法。在治疗关系中，某些最强烈、最具激发性的主观体验，恰恰发生在来访者感到自己内在拥有完全自由选择的权力之时。这个时候，他是自由的，是做自己还是隐藏在面具的下面；是前进还是后退；是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毁灭，还是提升自己与他人的价值；完全自由地生或死，这些术语既有生理学上的意义，也有心理学上的意义。然而，当我们在心理咨询领域使用客观的方法进行研究时，我们就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完全臣服于决定论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来访者的每种思想、情绪和行动都是由之前的东西所决定。我现在力图描述的这个两难问题与其他领域的情况一样，只不过表现得更加尖锐而已。我之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试图说明这个问题并比较这两种观点。其中涉及心理治疗的一段如下：

这里，主观、内在和个人的一切都扩大到极限；这里的关系是让人活在其中，而不是被检验；在此出现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物；他能够感受、选择、信任、行动，不是作为一个自动机器，而是作为一个人。此外，这里还是科学的终极，需要客观地探索生命中最主观的方面：降低为假设，最终形成定理，所有这一切一直被视为最个人的、完全内在的和最彻底的私人世界。（3，pp.267—68）

按照我给出的“功能完善的人”的定义，我认为，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我们可以说在最佳的治疗过程中，这个人体验到了最完全和绝对的自由。他愿意并选择遵循这样的行动路线，是因为在所有内部和外部刺激的作用下，这条路线是最经济的，还因为这样的行为能够带来最深层的满足。但是同样一条行为路线，从另外一个占优势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成是被所有现存的外部环境因素所决定的。

让我们把这样的描述与一个具有防御性人格结构的人进行比较。他愿意并选择遵循既定的行动路线，但是发现并不能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行事。他被现有环境中的因素所决定，这些因素也包含着他的防御性，以及他对某些相关数据的否认和歪曲。因此，他的行为注定无法达到完全令人满意。他的行为是决定了的，但是他却不能自由地做出有效的选择。另一方面，当功能完善的人自发地、自由地、自愿地选择并想要那个已被绝对决定了的行动路线时，他不仅体验而且利用了这种最绝对的自由。

我清醒地知道，对哲学家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新思想。但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在人格理论中分析一个概念，也使得这一思想获得了全新的面貌。对我来说，它为绝对的选择自由的主观真实性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在心理治疗中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它还为彻底的决定论提供了逻辑依据，而这恰恰是现代科学的基石。在这一框架下，我能够主观地进入来访者正在经历的纯粹的选择经验；我也能够作为一名科学家，通过决定论的观点研究他的那些被绝对决定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