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课外时间及其结果

本书的基本理念和哲学并不新颖，它具有许多的历史根基。我将以某所学校的创新项目来加以说明，它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位参与者完整地讲述了该项目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项目，它只占用师生们的课余时间。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有七年级的差生到十一年级的优等生。除了每周上30～35节正课之外，学生们还需要参加该项目的6～7节课，教师和教学顾问也需要投入相同的时间。该项目得到了校长的全力支持，所以课程安排有很大的灵活性。

以下是主要负责人露丝·桑福德对这个项目的介绍，该项目开展了八年（10）：

　这项学习实验是为了满足我的迫切需要而开始的。作为一所公立学校的管理顾问，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正一天天地死去。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承受着来自学生、家长、管理者、教师、教育董事会和社区等各方面的压力，充满着焦虑与挫败感；与此同时，我还在努力地宣扬学生们的成长和学习成果。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迷失其中，尤其是我。我想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除非我能找到一种方法，否则我的精力和热情就会慢慢消退，我将成为另一个从教育系统半途而废的人。

我认为我的优点是，一旦我有了想法，就会付诸行动。

我第一步是申请休假，利用假期来研究“一所公立中学的创造力、智力和成就：对课堂教学的影响”。第二年，该项目发展成为一项教育实验。我第一次以顾问的身份与老师们合作，以后还要与他们在课堂上一起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营造可以激发创造力和培养学习兴趣的课堂氛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我们努力营造的氛围中，我们自己也得到了熏陶，重新萌发了学习兴趣。

之后的八年是我职业生涯（到那时为止）中最重要、最冒险的一段时间。

该项目由学生命名为“EXP”，虽然项目的形式、参与的学生和课程表每年都会不同，但仍然沿用了这一标题。可能就像许多生物（如动植物）一样，该项目得以幸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它的适应性和生存意志。它为学生们提供了空间和时间，方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学习自己想学的知识。这是补充和整合必修学科的重要机会。

校长满怀热情地参与建立初步的工作坊，合作制定课程表。某些小组每周会面两次，每次两节课，另外多增加的会面时间通常用于美术、音乐和阅读；其他的小组每天会面一到两次，如果接下来的课是自由活动时间，他们会征得学生同意后，将两段时间连起来用于放电影、讨论和开展艺术工作。教师的准备时间和自由时间也被写进课表中，这样他们就可以每周有一次小组会面时间，与顾问或顾问团共同协商事宜。

我们将主题内容整理成一本活页式的“活的教科书”（注：根据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伊丽莎白·德鲁斯博士所发展出来的“活的教科书”的模式进行编排），我们将这本书划分为所谓的“四个世界”：自然世界、美学世界、科技世界以及人类或社会世界。

这本书的前言是写给学习者的一段话，告诉他们这四个“世界”既可以合并，也可以分离，还可以忽略不读。前言中写道：“这是拥有属于你自己的书的开始。当你对本书内容进行改写、增加、删除或者重写，增加一幅插图、加入一张照片或者自己写一页内容时，它就变成了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书了，随着你一起生活，一起改变。即使你只是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了一条注解，它也变成你自己的书了。”

我们也使用《现在与将来》这套系列影片作为实验活动的重点。该系列影片由德鲁斯博士制作，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赞助。这些影片讲述了一群自我实现的男性和女性，介绍了他们作为“全人”在工作、娱乐、家庭、社会中的表现。我们挑选了一些对男女职业选择的性别刻板印象具有挑战性的影片。例如，影片中涉及女法官、男艺术家和女医生等等。这本“活的教科书”和这套影片引发了大家对信念、价值观、偏见和志向的激烈讨论，鼓励了原创作品和广泛的阅读兴趣。有些学生受到鼓舞，成为某些特定领域的权威，这些领域通常是他们新的兴趣点。后来我们发现，这类探险活动惠及放学后的时间和家庭聚餐，甚至有益于他们父母的社交聚会。

有些学生几乎只专注于“活的教科书”，而“痛恨”那套电影；有些学生“喜欢”那套电影，而对“活的教科书”很少做什么；有些学生在班上侃侃而谈，而有些学生则很沉默；有些学生退出这两项活动，去做雕塑或汽车模型，也有些学生作诗或写故事，或凝视天空：少数几个从未写出过像样文章的学生，如果有人将他们与朋友或小组中的一位成人谈话进行录音，然后将录音转录成文字，他们会感到非常吃惊：“这是我写的吗？”

出于评估和“反馈”的目的，我们对大部分小组活动进行了全部或部分录音，以便需要时回放。将小组逐步建立信心和信任的过程的录音回放出来，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部分。因为数年来一直受到成人的控制，所以信任需要慢慢建立。但是到了第二学期，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在课堂上已经能做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人了。

学生、教师、直接参与本项目的辅导员、只在“课堂外”接触学生的教师和家长，都参与了评价过程。一份简短的综合性评语连同一张整学期的学业记录单一起放在档案袋中。这里没有分数评价。

小组中的学生和成人以及家长也要对项目做出评估。一个男孩写道：“在9年的学校生活中，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得到重视。”另一个学生说：“这个项目让我对教育有了新看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收获。”一个十年级女孩问：“与有固定老师的课相比，为什么我在这个没有老师的课上反而学到更多的知识？”一个十一年级的学生写道：“EXP带给我很多麻烦。现在，一旦我有了什么想法或者不同意某人的意见时，我会直接说出来。老师通常并不喜欢我这样做，尤其是当我不同意老师的意见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课上的外显行为来评估一个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情况：老师和辅导员曾经一度觉得某位年轻的女子从该项目中“收获极少”，她对这项计划有许多疑问，她问：“这个项目只能用那种方式进行吗？”然而，她在高中毕业后四年再次回来时，兴奋地告诉我们，那次的EXP经历对她的教学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教师们了解到，一般而言，在没有分数压力的情况下，学生们的收获更大，连同纪律问题也减少了。这让他们很是惊讶。

一般而言，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在英语方面的成绩有了很大提高，社会研究的成绩依据个人经历而定。大多数学生选择了他们擅长的科目，据其他学科老师的观察，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中更能进行自我指导，在班级讨论中更能权衡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以“非白即黑”的二分法来看问题；在该项目开展一年或多年之后，大多数学生会更积极地参与各种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EXP结束后的第八年，它对那些积极参与其中的教师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一直与负责该项目的五个核心教师中的四人保持着联系。其中两人对该项目的描述几乎一样：“EXP结束几年后，我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这四个人中，一个是管理者，一个是音乐老师，一个是英语老师，还有一个在贫穷的农业社区从事协助弱势儿童和成人的工作。在每一种场合下，他们都坚持将学习视为一种合作关系，相信他人可以自己去选择、去参与、去学习。EXP项目的影响依然存在。

我们也看到EXP对参与其中的学生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现在成了教师或辅导员。EXP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可以用下面的故事作最好的例证。这个故事来自一位年轻的女子，她曾参与EXP两年，后一年是该项目的学生助教。对我而言，她的叙述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曾在笔记本上将她描述为一个安静、害羞的女孩，她一直都没在小组中发言，直到第一个学期结束，才开始试探性地发言。这段回忆可以从她自己在第一年EXP结束时所写的评论中得到证明。

珍妮·金斯伯格描述了EXP在学生眼中的样子（11）。

回首往事

震惊与困惑

　我对EXP项目的第一印象是：我好像走进了一个嘉年华游乐园；它完全不同于课堂教学本该有的样子。这里没有考试评分；老师提供最少的指导，学生得到了与成人一样多的尊重。

由于EXP没有为我们设定外在标准，所以我总觉得不管是工作或是参与小组活动似乎都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我们的讨论也无所谓对错。大多数同学和我的感觉一样，一开始我们的讨论枯燥乏味，都是一些保守言论，或者长时间的沉默冷场。

即便如此，教师也不会干预。我开始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没有人指出来。当我意识到缺乏外在的支持或惩罚时，这让我感到很焦虑。既然没有一个有知识或权威的成人告诉我什么是“对的”，那么我必须自己去发现，搞清楚我想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什么。只有我自己才能让学习变得有趣、有意义或好玩。

正是这种认识，才帮助我打开了一扇长久以来一直紧闭的大门，为我带来了阳光、空气和活力。EXP中最先吸引我的是那套系列电影。我的家庭对性别角色和权利进行了严格的限定。每种场合下都有所谓的正确或不正确的举止行为，生怕有一点点偏离。

系列影片《现在与将来》（我现在仍然记得的一次有趣讨论，我们讨论了这些词语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一些非传统的职业，并不是什么性别才能从事什么职业。瞬间，我感到职业选择的范围，由备受限制变得无限宽广。我开始获得一种独立、热情和自尊的感觉。

学习与自我发现

　之后不久，我从“活的教科书”中看到了一篇文章，谈到海豚可能有自己的语言。一个名叫约翰·黎利的人正在研究这种语言。人们能够真正学会破解海豚语言，从而了解这种哺乳动物在海中的生活和它们的历史，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出于个人兴趣，我开始疯狂地探索这一趣闻。我写信给黎利，在图书馆查阅文章和书籍，和其他人讨论我的发现，我第一次对自己发现的事物充满热情。后来，我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文章，作为生物学的作业上交了，并得到了A+。然而，这篇文章我是为自己写的，学分只是副产品。

逐渐地，我做事情不再是因为老师要求我做，而是因为自己想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教师们似乎都能接受我所说的任何东西。他们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不做任何评判，而且他们似乎也很感兴趣。因此，我没有必要再根据他人的反应而行事。

自从我不再按照他人的要求做事时，我开始认识到我的兴趣所在，我想学什么，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思考“我究竟是谁”，我开始从父母的庇护和老师的期望中走出来，成为我自己。

自由与僵化

　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忆犹新的画面是：从EXP教室走到拉丁语教室。这需要走过一段难走的路，沿着一条过道一直走，穿过一段人行道后，然后左转进入另一条过道就到了。走完整段路程不超过两分钟，但对于14岁的我而言，无异于从生到死的差异。

生：我想到改变、行动、冲突、色彩、情感、冒险、成长和选择。死：我想到停滞不前、懈怠懒散、无冲突、色调灰暗、被控制的情感、确定无疑和别无选择——相信只有一种做事和思考的方式，只能有一种感受。安杰卢曾经说过：“孩子们之所以能忍受不如意的事物，是因为他们对变通方法的无知。”在EXP实验中，老师要求我去思考、去深入地钻研、去探索、去感受、去成长、去做我自己。我们的教科书是活的教科书。课堂为我们提供了跳离书本进入材料、讨论、互动的地方，让我们了解课堂之外的世界。这种课堂引导我们走上一条与世界和他人发生联系的道路。

在拉丁语课上，老师按照姓氏的首字母顺序来安排座位，我们需要把老师的板书原封不动地记到笔记本上，我们抄写的课文译自凯撒大帝。老师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看我们是否在工整、确切地记笔记。每天测验一次，检查前一天晚上老师要求我们背诵的内容。家庭作业，就是最无聊的抄写，说实话，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两年学了些什么了。难怪我上课会常常迟到，真是噩梦般的经历。

对现在的影响

　现在，我是一名教师了，教那些有情绪障碍和神经损伤的学生。在发展自己的教学风格过程中，我回忆了从实验班到拉丁语课堂的那段经历，以及我的痛苦感受。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这些特殊儿童需要大量的指导，只能完成结构化的任务，因为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感知系统通常是无序而混乱的。此外，我还了解到，尽管学习可以划分为几大类型（视觉学习者、听觉学习者、动觉学习者），但是不同儿童的学习风格也各不相同。例如学习数学，有的学生可能先要理解概念，然后才能应用概念；有的学生可能要死记硬背公式，做50次练习，之后才开始理解概念。有的学生每天都把课本丢到地上，这也许是因为他想观察书上符号上下跳动。另一个迷恋恐龙的学生（我想起了我的海豚），现在已成为同学中这方面的专家。为了让他学习除法，我只能将问题写在恐龙图案的背面。对我而言，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我觉得教学最大的乐趣在于发现这些差异，并依据这些孩子的不同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鼓励孩子们自己思考，使学习经历变得有意义、个体化，而不是单纯地接受信息。我要挑战单一片面的观点，为他们提供体验世界的其他方式。通过这种方法，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认识到，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负有一定的责任。

与传统课堂相比，这种课堂有时显得比较吵闹、混乱或缺乏纪律。实际上，为了让有障碍的儿童（就这一点而言，每一个孩子都如此）学会发现问题，根据自身经验总结自己的看法和结论，老师需要事前做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我认为，班上的学生最难做到的事情是，无法理解除了自己的答案或看法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观点。当我帮助解决两个孩子的打架问题时，其中一个孩子尖叫道：“事情就是这样的！他是故意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是对的，他是错的！！”实际上，另一个孩子只是不小心用球碰到了他，因为这个孩子有严重的手眼协调问题。第一个孩子却执意认为对方故意伤害自己。

当我听说了这一切后，我感到害怕。我不禁想起了纳粹德国，当时的犹太人、同性恋（事实上每一个与政府观点不同的人）都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那个孩子的话也让我想到新的恐惧，例如那些自以为是的“道德多数派”；《家庭保护法案》的提案，该法案禁止联邦政府干预儿童或夫妻虐待事件，禁止法律服务部门赞助涉及堕胎、离婚、同性恋者权利或废除种族隔离的案件。这项法案的三十多条条款将美国人民多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就和进步成果毁于一旦。这件事也让人害怕三K党势力的死灰复燃以及亚特兰大地区杀害黑人儿童的凶手。如果我用同样狭隘而呆板的思维方式回应这个孩子，或是管理我的班级，那么我无疑是在助长他的歪理，使之变得缺乏同理心、不讲道理或冥顽不化。

简言之，为了形成合理的观点，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聆听，学会思考自己的所见所闻，结合自身经验、文化、个性和当前的信息，形成自己的看法，并表达这些看法。我通常用大部分的课堂时间来培养孩子们的这些技能。我会设计结构化的课程，让他们模仿榜样的言行，再用三个完整的句子来分享个人经历，就某个主题构想创造性的故事，讨论感受、想法和价值观。

我在实验班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充满了欢乐和兴奋。“实验”本身就意味着，只要你敞开心扉，用心去感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希望把这种兴奋带进课堂，让孩子们感受到它的能量和威力。

在一所传统学校中，利用业余时间，创设自由的学习环境，这需要改革者能强烈地意识到人（包括教师和学生）的重要性。为什么实验班能成功呢？因为它得到了校长的支持，吸引了很多正式在编的教师和辅导员参与实验，这样就能避免由外行人来执行该项目可能引发的许多批评。实验不会强迫任何人——教师或学生——做任何事情，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机会。学生们用建设性的方式来利用这一机会，从而使该项目得到了家长和那些一开始持怀疑态度的人认可。

当我读这两段短文时，我被学生们许多有价值的学习而打动。显然，他们的主动性、学习兴趣、独立思考的能力、选择能力、组织和坚持项目的能力、创造力、开放性、诚信度和自尊水平都得到了提升。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一种氛围：对学生不做价值判断的关怀、激发应变能力以及对学生的信任。

在珍妮·金斯伯格的陈述中，有三个比较突出的方面。第一，自我指导式学习的乐趣与传统课堂学习梦魇的对比；第二，EXP对她产生的影响是持久的。显然， EXP影响了她的教学工作。因为学生特殊，需要一定的结构化，所以珍妮·金斯伯格并没有完全照搬EXP，但是她的教学态度深受EXP的影响。最后，EXP实验帮她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愿意在个人、道德和政治问题上审慎地阐明自己的见解，并且她也正在帮助她的学生成为独立思考的个体。由此，我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学习的经历，哪怕一周只有几个小时，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会持续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