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

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你想给学生们学习的自由，换言之，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促进者，你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我无法替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实现的方式有很多。因此，我只能就我个人的观点简单地谈谈我的看法，并提出我的问题：如果让我负责一个班级学生的学习，我会问我自己或学生什么问题。我会如何应对这些学生带来的挑战？

学习是什么样的

我想这是我要提的第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在学习有意义的事情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我能给出的最有意义的答案是从我自身的经历说起。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是优等生，成绩很好。但我经常会让老师们很恼火，虽然没有公开地挑衅或反抗，但我会耍小聪明来逃避老师们制定的规章。因为我的家庭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使我与其他人疏远，我成了一个离群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在我13岁那年，我家从郊区搬到了林木茂盛的大农场。那时，吉恩·斯特拉顿·波特的书很流行，书中有对荒野的描述，提到了许多在夜间活动的飞蛾。我们搬到农场不久，我在橡树的树干上发现了一对月形天蚕蛾，大大的翅膀呈淡绿色，上有紫色花纹。我还能看见那对展开来有15厘米长的绿色翅膀上闪耀着紫色斑点。这与粗糙黑色的树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彻底被陶醉了。我把它们捉来养，后来雌蛾产下了几百颗卵。我找来一本介绍飞蛾的书，一边学一边喂养幼蛾。虽然在抚养第一批飞蛾时我失败了，但是我继续扑捉其他的飞蛾，并逐步学会了在飞蛾的整个蜕变过程中如何保护和饲养它们：频繁地蜕皮，吐丝做茧，一直到来年春天破茧而出的飞蛾。看到一只破茧而出的飞蛾，其翅膀只有拇指指甲盖那般大，一两个小时内双翅便长到12～18厘米长，这个过程真是太神奇了。在养飞蛾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在做艰苦的工作：每天需要从不同的树木上采摘适当的新鲜树叶，清扫养飞蛾的盒子，冬天时为了防止过于干燥，要为蚕茧喷水。总之，这是一项大工程。在我十五六岁时，我已经成为这类飞蛾的专家了。我大概知道二十多种不同品种的飞蛾，它们的习性和食物，以及那些除了在幼虫时期，一生中都不进食的飞蛾。我能识别幼虫的种类，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出长约3～4英寸的幼虫。我不需要走太多的路就能找到幼虫或茧。

当我回顾这段最美好的经历时，仍然觉得很有意思。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一位老师，只有极少数与我志同道合、对飞蛾有同样兴趣的同学知道。这个耗时的项目不属于“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教育是在学校开展的事情；教师也不会对此感兴趣。否则，我还必须对此做大量的解释，因为毕竟他（她）是教我的老师。在那段时间里，我有一两个喜欢的老师，但我的研究是私人的，不能与老师分享。至少，这是一项需要耗费两年时间的事业——进行学术性的详细研究，需要辛苦的劳作和很强的自律，以及广博的知识和实践技能。但当时我心想，它当然也不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然而，对一个男孩而言，那才是真正学习的样子。

我确信，有意义的学习对每个儿童而言都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我并不相同。如果只从我的角度来看教育，我将会错失很多和学生一起成长的机会。作为一个在乡村环境和严格宗教信仰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孩子，我的世界观与女孩、城市儿童或身体残疾儿童的观点可能不同。但作为一个促进者，在脑海中仍保存着童年学习的记忆，我会努力找出孩子们学习时真正的样子。我想进入到孩子的内心世界一探究竟，看看到底什么对他们是有意义的。无论有意义学习将发生在孩子生命中的哪一阶段，我都希望至少学校能成为这种有意义学习的温馨之所。

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还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和学习观。我也不止一次地尝试用我所接受的教育方式来进行教学。打破这种模式，要求反思什么对学习者最好，而不是选择自己最熟悉的。

我能在建立关系中冒险吗

第二类问题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提出的：我敢将这个男孩或女孩视为独立的个体，一个值得我尊重的人来对待吗？我敢向他敞开心扉吗？相应地，我敢让他对我也打开心扉吗？我敢承认在某些方面他可能知道得比我更多——或者说他比我更聪明吗？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思考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风险问题：我是否敢于冒险对我自己提出的这些疑问给予肯定的答复？另一方面是，我与学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如何才能产生？我认为，答案可能存在于关系比较亲密的团体经验中，这种团体有时又被称为沟通团体、人际关系团体、合作团体等等。在这种人际团体中，成员更愿意冒这种风险，因为团体为这种关系的建立提供了合适的心理氛围。

我想起了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因为那是我的道路》（2），它讲述了一位教师、一名缉毒刑警和一个被判刑的吸毒成瘾者一起参加团队的经历。在影片的结尾，这个吸毒成瘾的高中生惊讶地说：“我发现教师、警察和吸毒者都是人。这在以前我是绝对不信的。”过去他在学校里从未发现与教师有这样的关系。另一部电影《为人师表》，讲述了数学老师杰米·埃斯卡兰特在东洛杉矶市区的加菲尔德高中辛勤工作的真实生活。在埃斯卡兰特从教前，该校没有一个学生能通过美国高级微积分大学入学考试。他深信，他的18个学生能够学会微积分，并通过这个全国性的入学考试（3）。埃斯卡兰特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并让学生们意识到，数学将会是他们人生中的重要基石。18个学生，两次均顺利通过了美国高级微积分大学入学考试。他们不得不重新参加考试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考试中全部通过，可考试中心怀疑他们考试作弊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们在第二次考试中依然“犯错”，全部通过考试，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他的“失误”变成了学生们的“失误”。从1982～1987年间，加菲尔德高中的354名学生通过了AP微积分考试。1992年，由于不满学校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缺乏同事支持，埃斯卡兰特从学校辞职。现在，他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所高中任教。

对许多学生而言，他们对学习的期望水平、拥有的学习机会和学习意愿等，会影响他们在人生十字路口所作出的选择。当学生觉得没有人（如教师）关心他，他们可能会走上导致自己和他人毁灭的道路。一位同事曾经和我分享了他的经历：白天在市区的中学从教，晚上在一所最安全的监狱教书。他发现，要打破犯罪和监禁的恶性循环存在三大障碍：一是所有的囚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阅读问题，因此被拒于社会之外；二是读高中时，他们发现老师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三是只有当他们惹麻烦时，才会有人关注他们（4）。与建造更多的监狱相比，创建人性化的学校可能是降低犯罪率的更好办法。

在讨论如何让医学教育人性化的会议中，我们发现，学习过程中的人际关系需求大体相同。在那些关系密切的团体中显著的学习是：受训的医生发现，他们的部门主任、医学院的院长及教职员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在与圣心学校系统（既有高中部也有大学部）的接触中，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师生相互之间都以诚相待，而不是以各自所扮演的角色相处。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虽然在学习者和促进者之间开放而人性化的关系上，我已经看到了许多非常积极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每一个班级或与任何一个学生都能轻松地建立这种关系。我知道，展现真实自我——不完美的，有时还具有防御性——的经历似乎是冒险行为。如果我与学生之间是真正的平等关系，我们就能获益匪浅。如果我愿意承认有些学生在知识方面、有些学生在见识方面、有些学生在洞察人际关系方面超越了我，那么我可以从讲台上走下来，成为学习者中的促进者。

学生的兴趣是什么

第三个我想问自己的问题是：这些学生的兴趣、目标、目的和爱好是什么？我想从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来提问。什么事情能激发他们？我如何才能发现？

我可能过于自信了，但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我真心想发现一个学生的兴趣，我能做到：营造一种适合兴趣萌芽的氛围即可。虽然年轻人已经因为他们的学校经历而变得麻木，但在健康的心理氛围中，大多数孩子都能恢复活力，从而更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意愿。

回想起来，从没有哪个教师曾问过我的兴趣是什么，这让我印象很深刻，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如果有老师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肯定会告诉她，我喜欢野花、树林中的野生动物以及夜间的飞蛾，等等。我甚至还可能会告诉她我正在努力写诗，或者我对宗教感兴趣。但是没有教师问过我这个问题。

尽管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我依然记得一位老师在一个新生的作文本空白处用铅笔写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我写了自己为小狗做的一件事。看到我所描述的一些行为，这个老师写道：“为什么，卡尔？”我一直都记得这个旁注，但直到近些年我才明白我一直能够记住的原因。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这位老师真的在问我对什么事情感兴趣。我已经忘记所有其他对我主题作文的评论，只记住了这一条。因为对我这样的学生而言，发现老师真的想了解我的动机和兴趣，从而给我作了个记号，这是一件多么稀罕的事情啊！因此，如果我是一名教师，我会非常乐意让学生告诉我这些事情。

如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这是第四个我想问自己的问题：我如何才能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有证据显示，当学生开始接受公立学校的系统教育后，他们逐渐丧失了探究和质疑的能力，丧失了好奇心。这是我所知的最糟糕的控诉。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教务长告诉我，如果他只能用一条标准来挑选学生，他会根据学生所表现出的好奇心程度来进行挑选。然而，我们似乎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扼杀学生的好奇心——这种对世界和人类社会包罗万象、寻根究底的好奇心。

我认识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大学教授，他正在寻找保持学生强烈好奇心的方法。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提道：“我想告诉您，您的大作《自由学习》这本书对我和学生都产生了影响。”（5）他告诉我，他决定对他的每一门心理学课程进行调整，让学生成为自由的学习者：

　我详细地向学生们解释了我们将要尝试的这种方法背后的假设，并且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否愿意参加这样一项“实验”（我的课是选修课），结果没有一个学生想退出。我们——全班和我——在相处过程中创造了这门课程（全班共有60名学生）。卡尔，这是我所体验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课堂经历！而且，结果表明，学生们也和我一样兴奋。他们交上来的一些作品非常优秀……我从未见过这么优秀的本科生作业。他们的兴奋很具有感染力。我随后从不同的渠道发现，我课上的这些学生不断地被他们的室友、同伴在餐厅等地方问道：“你们今天在课上做什么了？”“今天的课程进行得如何？”我不断地收到学生要求随堂旁听的申请。

也许，对我最有意义的评价来自于这些学生。他们说他们没有学到他们本可以学到的那么多知识，但这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要对此负责。卡尔，我还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但我不想喋喋不休。我想说的是，你知道这些学生对这种学习机会的反应是多么热烈，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学习方式。同样，作为一个共同的学习者，我也感到非常自由。

如何提供资源

还有一个我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富有想象力地提供学习资源——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心理上需要的资源。

我认为，好的学习促进者应当尽量为年轻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对所有的儿童，特别是那些聪明的儿童，完全没必要去教他们，但他们确实需要学习资源来满足自身的兴趣。提供这样的机会需要丰富的想象力、认真思考和努力工作。

我的儿子是医生。为什么他会成为医生呢？因为有一所有远见卓识的高中，每个高三学生都有数周时间来考虑和安排自己为期两周的实习，并能得到许多帮助。我的儿子得到了一位医生的首肯。因为他觉得虽然一个高中男孩提的问题很幼稚，但这些问题很重要，这给他带来了挑战。他在门诊和出诊时都带着我儿子戴维，还让他进产房和手术室。戴维完全沉浸在医学实习中。这使得他刚刚萌芽的医学兴趣发展成一项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业。有人为戴维的学习资源做了创造性的考虑，我希望我也能有那样的巧思。

如何培养创造力

如果我是一名教师，我希望我能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谦逊的态度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力强的孩子常常会提出烦人的、挑衅的和古怪的问题，我有足够的胸怀接纳这些问题吗？我能否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提供空间？

我认为师范教育应当增加一门课程，即“关注和培育幼稚想法”课程。创造性的想法和行为在诞生时就像婴儿一样：不起眼、脆弱、不堪一击。新思想总是无法与已经发展成熟的思想相抗衡。孩子们充满了这样天马行空、不同寻常的想法和认识，但大部分都被呆板僵化的学校生活扼杀。

就像盖特泽尔斯和杰克逊的成果所表明的那样，聪明的学生与那些既聪明又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差异（6）。后者的个性更有棱角，不知道他会干出点什么，更可能惹麻烦。我能允许这样的学生在我的班中存在并且茁壮成长吗？显然，教育——无论是小学、大学或职业培训学校——在这方面都乏善可陈。因此，托马斯·爱迪生在教育者眼中是个愚笨的孩子；航空飞行的发明出自两个自行车机械师，他们缺乏专业知识，无畏地试验了那个异想天开又有点愚昧的想法，制造出了比空气更重但却能飞的机器。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是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蠢事上的。

我希望在我的班级中营造一种让大多数教育者都“恐惧”的氛围——一种相互尊重且能自由表达的氛围。我觉得那样的氛围能让具有创造性的个体自由地写诗、作画、萌发创意，尝试新的冒险而不用担心受限制。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

蔡司·麦克迈克尔是休斯敦大学物理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因与人合作发明了几乎完全消除了机械摩擦力的磁悬浮轴承而在1993年荣获了两项专利。在他的这些发明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对学习的记忆以及他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明所采取的方法。他的这项发明能减少发动机的摩擦，从而为全世界节省了数十亿的电力成本。

读高中时，他被贴上了有注意力缺陷和阅读障碍的标签。高中的辅导员认为他“不是上大学的料”（7，p.1e）。据休斯敦一家报社的访谈所言，他的高中成绩大部分都是B或C。“他对课堂内容没多大兴趣，总是想知道一些课外的东西”（7， p.10e）。虽然缺乏学校的支持，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想进入重点大学的梦想——与超导体领域的权威人物保罗·朱教授一起工作。阅读相关文献之后，他萌生了制造“永动机”的想法。“因此，我必须造出世界上最好的轴承”（7，p.10e）。幸运的是，从一开始，大学就根据他的需求调整了考试和教学安排。由于他有阅读障碍，考试时间相应地增加了，因此他在大学的成绩都是A或B。我在想，有多少个潜在的蔡司·麦克迈克尔已经被学校的消极反馈所扼杀。这不仅对个人是损失，更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有必要强调全人的发展吗

这也许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我能帮助学生过上一种情感丰富而又充满智慧的生活吗？我能帮助他（她）成为汤姆森·汉纳所谓的血肉之躯（soma）——身与心、情感与理智的结合吗？

我觉得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样的现实：现代教育的悲哀之处是只重视认知的学习。我认为大卫·哈伯斯坦所写的《最好与最聪明的人》一书就是这种悲剧的缩影。在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周围的人都是相当有才干的，就像哈伯斯坦所说的：“如果那些年有任何核心的主题或任何事情将这些人捆绑在一起，那便是这样的信念：纯靠智力和理性能回答和解决任何事情。”显然，他们是从学校习得这一观点的。正是因为这样一群完全依赖于认知和智力的智囊团，致使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误导，一步一步地陷入越南战争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泥潭。计算机的运算完全忽略了人们的情绪和情感承诺，忽略了那些几乎没有装备、没有空军力量，但却为坚定的信念而战斗的人。结果表明这种疏忽是致命的。人的因素并没有被输入计算机，因为“最好和最聪明的人”在他们的计算机中并没有为个体情绪和情感承诺留出空间。我热切地希望，在我的班里发生的学习是一个全人的学习——虽然很难达成，但最终会有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