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不自由的

首先，我要向大多数行为科学领域的心理学家和工作者解释一下，本章的标题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奇怪。在大多数行为科学家的脑海中，人是不自由的，或者说人不可能自由地承诺某些目标，因为人们总是受外界因素的制约。为此，无论是自由，还是承诺，对于现代行为科学来说，甚至都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概念。

为了表明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在此，我引用哈佛大学教授斯金纳的一段论述。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最坚定的代表人物之一。很多学校广泛采用的行为矫正法便是以他的理论观点为基础的。他说：

“人是不自由的”这一假设，对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行为是十分重要的。内心自由的人能够对其行为负责，这一假设只是在科学分析进程中未发现那些原因之前的一个替代性的说法。所有这些原因都存在于个体之外。（2，p.477）

这种观点得到了包括斯金纳博士在内的某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的支持。他们认为，所有导致行为的有效原因都存在于个体之外，只有通过外部刺激，这些行为才会发生。这种对行为的科学描述避免掺入任何与自由有关的成分。比如，斯金纳博士描述了一项训练鸽子按顺时针方向转圈的实验（3，pp.90—91）。鸽子表现出的任何接近顺时针方向运动的行为都会被强化，直到鸽子形成稳定的行为。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操作条件作用。

斯金纳要求观看了该实验演示的学生对看到的现象给予解释。学生们的观点包括：受条件作用影响，鸽子产生了正确行为可得到强化的期待；鸽子希望某些事情以便再次得到食物；鸽子观察到某种特定行为似乎能产生特定结果；鸽子感觉自己的行为可以得到食物；鸽子开始将自己的行为与食物分发器的嘀嗒声联想在一起。斯金纳博士对这些回答不屑一顾，因为他们使用了期待、希望、观察、感觉和联想之类的词，这些都超出了实际观察到的行为。他认为惟一的解释便是，当鸽子做出正确行为时得到了强化；鸽子会不停地转圈直到食物再次出现；只有特定的行为才会产生特定的结果；当鸽子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时，它会得到食物；食物分发器的嘀嗒声与鸽子做出特定行为的时间紧密相连。这些阐述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描述鸽子的行为。

斯金纳进而指出，学生显然是报告了自己在相似情境下会产生的期待、感觉和希望。但是，他又提出，这些存在于人类的概念并不比存在于鸽子那里具有更多的真实性，只是因为这些词语被言语社会强化了，人们在言语社会中发展并使用这些术语。他所论述的事实是，那个使得人们使用这些术语的言语社会，所看到的他们自己的行为并不比看到的鸽子的行为更多。换句话说，即使内在事件真的存在，也是没有科学意义的。

至于用来改变鸽子行为的方法，除斯金纳博士之外，许多人也认为，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都可以通过这些正强化进行塑造和控制。斯金纳在他的著作《沃尔登第二》中写道：

既然我们知道正强化如何发挥作用，而负强化又如何不能起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文化设计中更加深思熟虑，并因而获得更大的成功。我们能够完成一种控制，在这种控制中，被控制者虽然比以往在旧系统控制下更谨慎地遵循一套规则，然而他们感到自由。他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被迫去做。这就是正强化的巨大力量的源泉——没有束缚也没有反抗。通过一种谨慎的文化设计，我们不仅控制最终的行为，也控制行为的倾向——动机、欲望和愿望。奇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未产生关于自由的问题。（4，p.218）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查德·克拉奇菲尔德博士进行的另一项心理学实验，再度说明了一种控制行为的方式，它似乎也表明，人是不自由的（5）。在这项实验中，五名参与者分别坐在紧邻的隔间里。每个房间中有一个带有按钮和灯的控制面板，参与者要根据投射到面前的墙上的物体回答一些问题，并通过按钮来做出判断。信号灯可以表示其他四名参与者对同一问题的判断。实验者用A、B、C、D、E对参与者进行编号，并让参与者按照字母顺序作答。参与者在进入隔间后才知道自己的编号，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的编号是E。在实验过程中，他们不可以交谈。

实际上，每个隔间中的信号灯是由实验者控制的，它们并不表示其他四名参与者的判断。在某些关键的项目上，实验者希望施加团体压力。参与者看到其他四名参与者所做的选择都是相同的，但却与正确的答案相差甚远。参与者面临着自己的决定与团体其他成员的一致意见相冲突的情况，他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向其他参与者的意见妥协？例如，“下面两个不规则的图形哪个更大，X还是Y？”参与者明显看到X比Y更大，但是信号灯却显示，其他四名参与者的答案都是“Y更大”。现在轮到他做决定了。他会如何反应呢？他会按哪个按钮？克拉奇菲尔德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刚才的情境下，大多数人会放弃自己真实的判断和想法，而遵从其他人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比如，一些高水平的数学家竟然在一些很简单的数学题目上出错，这些答案是他们在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出现的。

这个例子再次证明，个体行为会受到外部刺激的影响。在这个例子中体现的是社会刺激，人并没有决定自己行为的自由。这同时也支持了斯金纳在《沃尔登第二》一书中的男主角所言：

“对于人格的设计你有什么意见？你对此感兴趣吗？你认为人的脾气是否能够控制？只要你说出想要什么样的人，我就可以给你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通过控制一个人的动机或兴趣，从而可以让他更成功，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这看起来是不是异想天开？目前确实有一些可以使用的技术，并且更多的技术会在今后通过实验开发出来。想象一下那种美妙的前景吧……我们可以控制孩子的生活，并把他们塑造成我们希望的样子！”（4，p.243）

前段时间，我在西海岸一所大学访问，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进一步证明了人的不自由。有些心理学家正在研究团体对个人行为模式的影响。四名男性参与者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灯泡，这个灯泡的亮灭只有自己能看见。研究者让参与者围绕某个论题展开讨论，并留意在讨论中那个最不活跃、也就是从未居于主导地位的参与者。接下来开展实验的第二部分，研究者会给最不活跃的参与者一张纸，纸上说有专家会对讨论过程进行监听和观察，当这些专家认为他的发言有足够的说服力时，他面前的灯就会亮一下。这样他便能判断自己的发言是否充分有力。其他四名较为活跃的参与者也会有相似的指导语，不同之处在于，当他的发言没有说服力时，面前的灯会亮一下。接着研究者会让他们换一个话题进行讨论，指导语是半个小时之后要就这个问题给出结论。现在，每当不善言谈的参与者发言时，他面前的灯都会闪；其他人面前的灯也会闪，但传达的意思却完全相反，意味着他们的发言没有说服力。在持续半个小时的条件作用之后，那位原本害羞的参与者俨然成为整个小组的领导者。之后讨论又持续了半个小时，这期间所有参与者的灯都不再闪烁，但这个参与者依然很活跃。参加实验的四名参与者分别是三名成熟的科学家和一名年轻的研究生。在第一阶段，这名研究生在讨论中几乎没有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实验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他面前的灯不断闪烁时，他变成了小组里的明星。在讨论结束时，实验者要求一名参与者对讨论结果进行总结，一位年长的参与者对那个年轻的研究生说：“你为什么不总结我们的讨论成果呢？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实验中的参与者像是实验者操纵的木偶。这再次说明，人的行为就像木偶一样被实验者操纵，好像并没有所谓的自由。

另一项以老鼠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实验再次证明，科学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研究对象的行为进行控制。几年前，詹姆斯·奥德斯博士把微小的电极安置在实验老鼠的脑隔区（6）。当这些老鼠用爪子按压笼子里的杠杆时，它们的大脑就会受到一次电击。如果将电极放在老鼠的特定脑区，电击会刺激老鼠产生快感，这种快感是对老鼠的一种奖赏。这时，研究者发现，老鼠会疯狂地持续按压杠杆，直至精疲力尽。这种主观体验给老鼠带来极大的满足，以至于它们不愿做出其他行为。甚至在精疲力尽之后，经过短暂休息或少量进食，它们又继续这种行为。在其中一项实验中，老鼠一天24小时都在持续这种行为，连续保持了3周。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疯狂的行为似乎并没有对老鼠造成任何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于是，人们产生疑问，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人类身上，会出现怎样的结果？现在，为了医学研究的目的，研究者不仅把动物作为实验对象，也已经开始将这种电击应用到人类的大脑。显然，研究者在实验过程中，无法像对待动物那样完全控制人类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当把这种微小的电极放置在人脑的特定区域时，会引发人们产生高兴、愤怒、恐惧，甚至是极端痛苦等情绪。

从上面的实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就是一部机器——一部复杂的机器，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机器。人类的行为是否真的可以像《沃尔登第二》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受到操作性条件作用的控制？我们的行为是否会被一些社会压力以某种隐形的方式所强化？我们是否可以被大脑上的电极所控制？很显然，科学正在使我们变成客体，这些科学的目的似乎不仅是理解和预测，而且还有控制。因此，似乎很明确的是，再也没有什么概念比“人是自由的”更不符合事实了。我们是机器；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不能致力于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只是被各种外在因素有意或无意地控制着。

个体是自由的

我对以上的例子中所显示的科学进步印象深刻，我认为那是天才的科学家们执著于探索和深刻洞察，为人类行为研究做出的贡献。他们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然而，我认为他们遗漏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让我根据我的治疗经验以及源自课堂的经验来说明这一点。

我想起了在一家州立医院工作时曾经治疗的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他只是简单地提起最近康复出院的几个人，在剩下约40分钟的时间里一直保持沉默。在起身离开的一刹那，他屏住呼吸小声咕哝了一句：“如果他们能够做到，也许我也可以。”这就是他全部的话，不是什么激动人心、充满力量的慷慨陈词，只是一个年轻人想通过自身努力康复出院的简单表达。8个月过后，他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康复出院了！我相信，做出这种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选择是心理治疗中最深入的方面之一，也是促使最稳定的人格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年轻人，她是个女研究生，深受心理问题的困扰，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与她面谈过几次，发现她对那些没有满足她要求的人非常刻薄。最后，她总结道：“既然环境如此，我只能依靠自己了。我的意思是，很显然，我不能依赖其他人给我想要的教育。”然后，她又轻轻地说：“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她继续探索这一重要而负责任的选择。她发现这是一种艰难的经历，甚至让人感到恐惧，但这同时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虽然她仍旧感到孤独，缺乏支持。她最后补充道：“我要去做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令人欣慰的是，她做到了！

我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例子。有一个年轻人谈到他的一生都被父母毁了，最后他得出结论：“既然我已经看清了这一点，以后的生活我要自己主宰。”或许，为了最清楚地表达自由和负责任的选择的重要性，我应该引用一个忍受巨大痛苦和折磨的病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个病人曾三次因精神问题住进州立医院进行治疗。他最后一次住院持续了两年半，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对他进行治疗。我认为，他的病情逐渐得以好转，完全依赖于他在访谈中感到极度困惑时说出的那句话。他说：“我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但是我会认真去做。”而对于我来说，这句话最有价值。

《大卫与丽莎》是一部几十年前拍摄的电影，它准确地阐释了我正在讨论的问题。大卫是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青少年，当与别人发生触碰时便会惊慌失措。别人的触碰会令他产生“触碰伤害”，他非常害怕和别人保持任何可能导致亲密接触的人际关系。但是在影片结束时，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积极的决定，就像我前面所描述的。女主人公丽莎是一个生活在自我封闭世界中的女孩，大卫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她。最初，他是用一种理性和轻蔑的态度对待她，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他逐渐用一种更温暖、更个人的方式来帮助她。最后，在影片的高潮部分，他对丽莎说：“丽莎，请握住我的手吧。”尽管说这句话时他的内心充满着冲突和恐惧，但他还是选择放弃了不与别人接触的“安全”世界，勇敢地进入真实的人际关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要与别人进行真实的和象征性的接触。我相信每个普通人都会为之动容。也许，行为主义者会试图将大卫向丽莎伸出手的行为解释为外部行为不断强化的结果。我认为，这种解释既不准确也不充分。只有理解选择本身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行为。

犹如健康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选择一样，学生在课堂上需要做出选择也十分重要。如果一个孩子的全部生活都被别人所控制，那么控制就会成为教与学中的驱动力。该教哪些内容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教，都会成为一个控制问题。孩子们在学校度过13年被控制的学习生涯之后，当他18岁时，突然有了选择的自由。而他们对这突如其来的自由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如果说经验是最好的老师，那么对于我们学校中太多的孩子而言，选择和自由都是非常陌生的事情。

一位同事曾经给我分享了一次经历，这是他与一位在公立学校从事学生心理咨询工作的临床心理咨询师的谈话。这位心理咨询师参加了一系列主题为“提高中学生学习气氛”的活动。六年级的教师们谈论和分享了一些案例，都是他们努力让学生参与课堂决策，并创造了一些让青少年表达感受的有效途径。教师们还对课堂选择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教师们探讨了学生该如何从一大堆课题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研究，以及学生如何与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比如，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对要研究的学科领域准备一堂微型课，并通过多媒体向全班同学进行展示。教师们关于这种新颖的合作学习的讨论是激动人心的。在活动结束时，一位参加会议的学校心理咨询师说，这次会议给他带来很大的启发。因为在这之前，他听到的都是让学生自己选择会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他说：“通常情况下，他们交给我一个学生，然后说，‘他有心理问题，请你矫正过来’。”他也意识到，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健康学习环境的重要性，这样可以避免学生出现如经常向他寻求咨询的那些心理问题。教师通常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咨询训练，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创设一个支持的、关爱的学习环境，需要接受心理咨询服务的学生就会大大减少。这样，心理咨询师便有充裕的时间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我再来讲一个小故事，它足以证明自由选择在课堂中的作用。一位名叫德克斯特的学生，已经在六年级留级两次了。他由于缺课太多，所有科目都不及格，学校安排他到一个新老师任教的班级上课。仅过了一周，老师便发现，德克斯特很聪明，也很能干，但有时会扰乱课堂秩序。经过几次谈话，德克斯特告诉老师，他为自己不能和同龄伙伴一起升学感到羞愧，而且不想再重读六年级。老师问德克斯特，他是否愿意努力学习，在图书馆、学校或家里将落下的功课补上。德克斯特回答道：“我必须努力，我再也不能原地踏步了。”听完这句话，老师制定了帮助德克斯特升入七年级的详细的学习合约。这份学习合约得到了校长的认可，然后由这位教师和德克斯特签字执行。德克斯特只用了7周便完成了学习任务，升入七年级，他只是得到了一些辅导而已。此后，德克斯特的学习成绩一直优秀，而且还经常帮助其他学生学习。如果当初德克斯特继续逃学，那么后果只有一个——辍学。但最后，他本着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态度，将自己从辍学的边缘拉了回来。

你从本书的前几章中了解到，有些学生在学校获得了自由和选择的权利。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过早地选择了自由，不幸的是，他们选择的是辍学。在许多情况下，很多年轻人认为，这是他们表达自己需要自由和选择权的惟一方式。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做出像德克斯特那样的选择。

我列举这些例子，旨在证明，如果我们忽视了自由和负责任的选择对来访者、教师和学生的重要性，那么，对于发生在心理咨询和学校教育中的积极变化将无从解释。我相信，自由选择是导致变化发生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