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律,我们知道些什么

纪律和课堂管理问题是很多书籍和文章讨论的主题。我们可以从其他人有关如何发展以人为中心的学校和课堂的论著中吸取许多经验教训。下面,我们将概括总结我们了解的几种自律类型,它们会带来以人为中心的学校和课堂。更多资源列在本章的参考文献中。

充满关爱的课堂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纪律环境。艾瑞克·斯凯普斯和丹尼尔·所罗门对儿童亲社会性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儿童友善性的发展和“儿童发展计划”对创建关怀型社区的作用(该项目在加利福尼亚州两个区的七所小学开展)。他们发现,如果教师鼓励竞争或单独完成任务,学生体验到的关怀就会降低。学校中的竞争必然导致少数学生成功,其他学生失败。根据研究者的观点,实施“儿童发展计划”的学校重视培养孩子关心和体谅他人、人际意识及理解力,以及平衡考量个人需要与他人需要的能力和意愿(6,p.39)。斯凯普斯和所罗门介绍了“儿童发展计划”的三个关键因素:(a)合作学习,(b)发展性纪律,(c)阅读文学作品。他们通过课堂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300多个学生进行了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从幼儿园到小学6年级)。

研究发现,学生在非竞争性的小组中学习,通过阅读整本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教科书来学习;发展性纪律强调学生的内在动机而不是外部刺激,在这个纪律项目中学生不会得到任何奖赏或惩罚,而是强调自律。斯凯普斯和所罗门发现,“儿童发展计划”试点班级中的学生从中受益匪浅:

“儿童发展计划”提升了学生们的社交能力、人际交往行为……以及理解力、对民主观念的认同和高水平的阅读理解能力。并且学生们还报告,他们很少在班上感到孤单,社交焦虑也降低了。总之,我们认为该计划培养学生在倾向于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能很好地兼顾他人的需要和权利。(6,p.40)

研究者还报告,该项计划实施三年后,与对照组的学生相比,试点班的学生认为他们所在的班级更充满关爱。关怀社区的发展在“促进学生智力、社交和道德发展方面都取得了经得起检验的效果”(6,p.42)。

若教师积极、正向,学生就会更喜欢学校。民间流传着“不到圣诞节不要给孩子笑脸”的观念,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弗农和路易斯·琼斯在总结这方面的研究时提到了巴德·弗雷德里克斯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教师使用的积极词汇多于消极词汇,那么15周后(即学期末,1月22—24日),学生会比刚开学时(9月20—27日)更喜欢学校。相反,如果教师在这段时间内使用的积极语言少于65%,那么,学生对“你喜欢学校吗”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比例会下降48%(7,pp.42—43)。

尽量少用外部奖赏,除非不得已而为之。沃尔特·多伊尔在《教学研究手册》一书中,针对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指出,“通过奖赏激发想要的行为或提升学习成绩,可能会破坏学生的内在动机”(8,p.423)。发自学习者内心的有意义的学习不需要外部奖励。而由外在刺激决定的枯燥学习,则需要通过外部奖励来维持学生的最低参与度。如果要使用刺激物,应该只是暂时使用,要把学习环境的目标作为主要激励因素。

课堂秩序与课堂上的学习活动类型有关。根据科恩在斯坦福大学对团体学习开展的研究,课堂秩序依赖于课堂教学形式。例如,与传统课堂相比,合作性学习小组制造的噪音水平更高,但在不用教师费心管理的情况下,合作性学习小组依然能够发挥最佳效果。科恩及其同事发现,教师在学习小组中的直接教学,抑制了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也减少了学生的学习收获(9,p.75)。相应地,他们多次发现,“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共同完成任务的机会越多……他们在标准化测验中的进步就越大。”(10,p.9)

由学生发展课堂规范,能减少纪律处罚,并提高学习成绩。有五个学校的教师参加了为期一年的教学管理项目(即一致性管理)的职业发展研讨会。之后,这些学校的学生便很少因为纪律问题而被处罚,并且他们在标准化测验和全国学业成就测验中的成绩均有大幅度的提高(11)。一致性管理是一种教学管理项目,目的在于为学生创造积极主动的学习环境,为教师和管理者提供支持性的工作环境。在某所有600名学生的市区小学中,从9年(项目开始之前和之后)的纪律处罚记录中可以看出,处罚事件明显减少了:3年时间从90%降到了3%。教师发现了使学生参与课堂的新方法,不需要再把学生叫到校长办公室去训话。在另一所只有276名学生的市区小学中,在实施该项目的前一年中,有109名学生因为纪律问题而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在同一年里,有34名学生受到了警告处分,24名学生被勒令停学。但是该项目实施一年后,只有19名学生因纪律问题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没有人被勒令停学,只有一名学生收到了警告信(因为放学后的一场争执)。在19名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学生中,有9名学生是被代课老师送去的(11)。与其他学校相比,这五所学校的学生家长一致认为,自己的孩子所在的学校更安全、更有秩序、学习氛围更浓厚。观察数据(最后一年的数据)也表明,受该项目影响的学生喜欢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环境。本章参考文献给出了与该项目有关的书籍。

采用行为主义纪律训练计划的学校,学生通常不会喜欢学校。埃默和奥斯克考察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对纪律处罚、学生对学校的态度和学生学习的影响。研究发现,越多地采用人本主义的训练计划(例如,戈登的教师效能训练和德瑞克斯的阿德勒模型),越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尽管没有一个计划能大幅度减少纪律处罚问题。他们还发现,采用严明纪律和行为主义管理模式的学校,其学生对学校的喜欢程度最低(12)。

中学里长期存在的社会阶层差异会导致愤怒和纪律问题。艾伦·布兰特林格在《课堂互动杂志》中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在中西部的一个中等城市挑选了两所初中和两所高中,考察了40个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和34个来自高收入家庭学生的社会阶层斗争(13)。她发现,学生的家庭收入水平在学生与教师的日常互动中也能体现出来。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感到屈辱和愤怒,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却很享受学校生活,这与大多数人把学校视为重要的社会平衡器的观念大相径庭(图12.2)。学校的阶层结构会使老师面临很多纪律问题。布兰特林格发现,有57%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不良行为是由愤怒和敌意所致,而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中因此而出现不良行为的比例仅为8%。

关于纪律,我们知道些什么 - 图1 图12.2

在学校环境中,低收入家庭学生愤怒的原因及其影响

摘自E. Brantlinger,“Adolescents'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lass Influence on Schooling,” Journal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28, no. 1 (1993): 1-12.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Journal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1993.

在布兰特林格的研究中,她描述了低收入家庭学生出现打架等攻击性行为的恶性循环。最初,他们感到很脆弱,对他人的评价和行为异常敏感。当被触怒时,他们就会回击。通常,那些做出回击的学生会受到严厉惩罚。于是,这些学生开始生别人的气,也生自己的气,开始认为自己无价值,进而变得更加脆弱。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报告说,当众受羞辱、学业失败,以及教师和管理者对他人的偏爱,这些都增加了课堂上的不良行为和冲突。布兰特林格引用了学生在访谈中的原话来表明他们感受到的挫败(13,p.5):

关于纪律,我们知道些什么 - 图2 大多数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是势利眼,他们只与那些穿戴名牌服饰的孩子交往。我努力去适应他们的风格,但是依我的经济实力,我买不起名牌衣服。如果他们认为你很穷,那么他们通常会瞧不起你,并躲着你。

另一个学生的话:

关于纪律,我们知道些什么 - 图3 在餐厅里,如果一个穷孩子坐在他们旁边,他们会马上换地方,他们真的会这样做。

第三个学生的话:

关于纪律,我们知道些什么 - 图4 学校中的小团体划分让我很烦。这是一道无形的沟壑,它拆散了很多本可以成为朋友的人。

57%的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和80%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都认为,这种对违反纪律的处罚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不公平。有钱的学生犯规后,只是被训话或是受到一些合理的惩罚。然而,“学校职员可能会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言辞激烈,当众羞辱和赶出教室(例如,‘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呵斥’,‘让学生站在教室中间’,‘对学生呼来喊去’,‘毫无缘由地对他们叫嚷’)。”一个辍学的学生这样说:

关于纪律,我们知道些什么 - 图5 我憎恨学校,我讨厌老师,但有些老师还不错。即使你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们也不会把你当作垃圾。E老师就是一位好老师,如果你遇到问题,他会帮助你解决。而B老师不喜欢我,她只关心是否按时完成任务。我们之间经常发生口角,对此我难以理解。她会发疯一样大嚷:“我已经教过你怎么做了!”她会让你觉得自己很蠢……大多数老师都对我十分苛刻,不关心我,只有E老师会关心我。

不管是低收入还是高收入家庭的学生,都觉得现行的教育体系(为大学做准备的常规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对他们有影响。金姆说:“有钱的学生感到自豪,我们这些穷鬼感到自己很愚蠢。”穷人家的孩子只好通过逃避来应对,他们旷课、迟到,最终辍学。这些消极的应对活动还时常伴随着突然爆发的愤怒以及具有个人风格的恐吓,而这些通常都是对他们感受到的学校中那种极端敌意环境的防御。

评论

学生入学时就已经存在经济和社会阶层的差异,这并不是教师和其他教育者造成的。然而,布兰特林格的研究表明,学校保持并因循了这种基于社会阶层的分离,强化了那种某些学生不值得接受教育的观念。这项研究尤其是学生们的话发人深思!老师的偏心、不公平的纪律规定、羞辱、老师和学生的贴标签行为(比如,粗人和精英)以及低收入学生的无能感,无一不会导致失败。图12.2所列出的愤怒原因表明,教师和其他人没有给予所有学生应有的关心和尊重。因为很少关注学生个人的想法和情感,所以该项研究所反映的社会阶层问题通常被忽视了。

但并非所有的学校都如此。例如,在我们第1章提到的休斯敦表演和视觉艺术高中,高年级学生会主动帮助新生打破从初中带来的小圈子。我们的学校需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怀。在布兰特林格的研究中,确实有少数老师会关心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但这只是凤毛麟角。研究结果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想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学校和课堂,教师和校长就需要重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