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刘　昭：后汉书注补志序

臣昭曰：昔司马迁作《史记》，爰建八书。班固因广，是曰十志。天人经纬，帝政纮维，区分源奥，开廓著述，创藏山之秘宝，肇刊石之遐贯，诚有繁于春秋，亦自敏于改作。

臣下刘昭说：从前司马迁著作《史记》，这才创立了八书这种史体。班固在八书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这就有了十志。十志包揽自然和社会人事现象，以及各种国家典章制度，它的记叙追源溯流探索隐奥，开拓扩展了史书的著述范围，创作了可藏名山以传后世的伟大著作，同时又开创了后世史著沿袭不替的悠久传统，它的出现确实增广了史著撰述的范围，这也是班固勤勉努力对《史记》八书改进的结果。

至乎永平，执简东观，纪传虽显，书志未闻。推检旧记，先有地理，张衡欲存炳发，未有成功。《灵宪》精远，天文已焕。自蔡邕大弘鸣条，实多绍宣。协妙元卓，律历以详。承洽伯始，礼仪克举；郊庙社稷，祭祀该明。轮 冠章，车服瞻列。于是应、谯缵其业，董巴袭其轨。司马续书，总为八志，律历之篇，仍乎洪、邕所构，车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仪祀得于往制，百官就乎故簿，并籍据前修，以济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既接继班书，通其流贯，体裁渊深，虽难逾等，序致肤约，有伤悬越，后之名史，弗能罢意。叔骏之书，是谓十典，矜缓杀青，竟亦不成。二子平业，俱称丽富，华辙乱亡，典则偕泯，雅言邃义，于是俱绝。沈、松因循，尤解功创，时改见句，非更搜求，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录。初平、永嘉，图籍焚丧，尘消烟灭，焉识其限，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是以学者亦无取焉。

到了永平年间，学者们聚集东观撰修东汉当代史，本纪列传是写得不错，但书志部分却并不出色。考查翻检东汉旧史，地理志是最先撰修的，张衡想把有关书志修好，使其发扬光大，但却未能取得成功。他所著《灵宪》一书，阐述有关天文内容清楚明白。自从蔡邕进入东观，他大大弘扬了撰修史志的风气，确实对此多有继承和发扬。他与元卓合作融洽，写成的律历著作非常详备；他又继承融汇了伯始的学问，充实了有关礼仪的著作内容；他还写了关于郊祀庙祭和祭祀土神谷神等祀礼的《郊祀志》，所叙各种祭祀典礼完备详明；至于记载朝廷官员乘车等级、服饰徽志的《车服志》，也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因此后来应劭、谯周继承了他的修志遗业，董巴也承袭了他修志的标准。司马彪撰写《续汉书》，据此概括整理而写成八志，其中有关音律历法的部分沿袭了刘洪、蔡邕的旧作，有关车辆服饰的篇章则按照董巴、蔡邕所立的模式，有关祭祀仪礼的部分取材于以往人们所记下的制度，有关官制的内容也完全沿用了旧的书簿所载，他广泛取材前人旧著，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一家之作，使得朝廷教化的大要、国家典制的源流，清楚明白记述详备，人们得以知晓了。司马彪《续汉书》八志既已继承了班固《汉书》十志，承袭了十志的传统，虽然在体制识断内容渊深方面难以与十志相比，记叙安排语言深浅繁略方面也相差太远，因而后起的史著，对史志的修撰兴趣也继续不衰了。叔骏写了《汉后书》，其中“志”的部分称为十典，他写作态度庄重严肃而不急于成书，所以他生前最终没能把十典完成。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他的遗业，写成的十典可称得上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随着西晋灭亡中原大乱，典章书籍也一起被毁灭了，各种美言奥义，因此绝灭。谢沈、袁山松的著作，缺乏开创新的体制和内容的精神，只是不时把前人著作中现成的句子改改抄来，不是自己再去搜集材料，但他们的著作中增加了有关“艺文”的内容，从而矫正了前人的弃失，采录了近世的书录而记下了种种书著。东汉初平、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大乱，各种图书典籍遭受兵火焚毁，尘消烟灭不复存在，其数量谁知道有多少呢！谢沈、袁山松二人在东晋新立的都城，缺乏图书典籍，他们写成有关东汉旧典的史志，有多大价值？因此学者们对他们二人的著作并不看重。

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阙。国史鸿旷，须寄勤闲，天才富博，犹俟改具。若草昧厥始，无相凭据，穷其身世，少能已毕。迁有承考之言，固深资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马史，十志所因，实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载，续志昭表，以助其间，成父述者，夫何易哉！况哗思杂风尘，心桡成毁，弗克员就，岂以兹乎？夫辞润婉赡，可得起改，核求见事，必应写袭，故序例所论，备精与夺，及语八志，颇褒其美，虽出拔前群，归相沿也。又寻本书当作《礼乐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车服》，为名则同。此外诸篇，不著纪传，《律历》、《郡国》，必依往式。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前汉》有者，悉欲备制，卷中发论，以正得失，书虽未明，其大旨也。曾台云构，所缺过乎榱桷，为山霞高，不终逾乎一篑，郁绝斯作，吁可痛哉！徒怀缵缉，理惭钩远，乃借旧志，注以补之。狭见寡陋，匪同博远，及其所值，微得论列。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求于齐工，孰曰文类；比兹阙恨，庶贤乎已。

范晔的《后汉书》，确实超过了以前各家东汉史，但《后汉书》自序并不周全，志则全部缺失。当代人撰述当代史，材料是充足广泛的，但要写好则必须勤奋努力，即使是学识广博丰富的天才，写成的当代史也还常有待修改。假如撰写一代历史的著作是开创性的、前人尚未做过的事，那就没有前人成果可以凭据，那么即使用一辈子的精力，也很少有人能把这样的史著完成。司马迁《史记》继承了他父亲的已有成果，班固《汉书》则更靠了他父亲的旧作，对西汉太初以前的有关记载，班固《汉书》使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内容，《汉书》十志所凭据的，实在有很多是以往的旧有著述，班固进入皇家图书馆专修《汉书》，超过二十年时间，最终尚待马续为他补写了《天文志》，班昭替他补作了八表，他们二人的工作才助成了《汉书》的全部完成，班固不过是完成他父亲已开始的著作，这也是多么不容易啊！更何况范哗头脑里还夹杂着官场政争世俗尘务，心中又老是想着事情的成功失败，《后汉书》不能圆满完成，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吗？说到《后汉书》的文辞优美富丽，这是得之于对已有文辞反复修改的结果，核实采录各种史实，必定应该有所承袭凭借，因而《后汉书》序例所论，内容精妙论断精当，说到要写的八志，也颇为褒赞其美，虽说《后汉书》超过了以前各种后汉史，这也要归功于沿袭了前人的成果。还有从翻查《后汉书》本书来看，范晔当是撰写了《礼乐志》的，而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中的《天文》、《五行》、《百官》、《车服》等志，其名称与范哗《后汉书》中提到的几个志相同。八志中的其余几篇，则不见《后汉书》纪传中有所记载，而八志中的《律历》、《郡国》二志，也是沿袭了《史记》、《汉书》的往例。范哗曾遗书（留给甥侄一信）有自序性质，说要遍作各种志，凡《汉书》有的，打算全部撰写，志卷文中要发议论，以此来纠正政事的得失，信中虽然不是说得很明白透彻，其基本意思也表达出来了。建筑高台直插云端，最后只差椽子未铺，堆土成山高与云齐，最后也只欠一筐土，范晔的《后汉书》正是如此没能最后完成，这真是可为叹息痛心啊！我刘昭空怀续补《后汉书》的心愿，但我惭愧无法从久远的旧籍中搜取材料，于是只得借了司马彪的旧志，对之加以注解用来替《后汉书》作补。我所见不广所知寡陋，不能称为博广深远，但对那些我有所体会和浅见之处，也能稍稍加以论述阐发。我把司马彪八志分为三十卷，以与范晔之《后汉书》相配。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范书完全，并非说二者在文字上可以比类。这比起让范书残缺不完使人遗憾，大概是要强一点吧！

昔褚先生补子长之削少，马氏接孟坚之不毕，相成之义，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岁代逾邈，立言湮散，义存广求，一隅未觌，兼钟律之妙，素揖校雠，参历算之微，有惭证辨，星候秘阻，图纬藏严，是须甄明，每用疑略，时或有见，颇邀傍遇，非览正部，事乖详密。今令行禁止，此书外绝，其有疏漏，谅不足诮。

从前褚少孙完补了司马迁《史记》的缺失，马续接续了班固《汉书》的未完部分，相与补成的道理，古时就已存在了。我引用司马彪的八志，又有什么可疑忌的呢！然而年代久远，各种著述大都湮灭散失，按道理注解工作应当广泛搜求资料，但我却仍有许多材料无法见到，再说要弄懂音律的深妙，向来要靠多读参考书籍，要弄懂历法数算的精微，我还确实惭愧不能做到分辨源流言之有据，占星观候本是秘术，一般人不得而知，国家藏书又非我等所能参阅，注解必须分辨明白，我之所注因此只得常常存疑从略，有时对某些地方也有一些见解，那也是得之于一些从别的门道得来的书籍，并没有阅览到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典籍，我做的工作难免有违详实周密的注解原则。今日朝廷令行禁止，法规严密，有关东汉的各种典籍外边普通人无法看到，我的注解工作存在疏误漏失，想来大家能够体谅而不会多加责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