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六十二

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

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再迁当塗长。去职还乡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及梁太后临朝，有日食地震之变，诏公卿举贤良方正，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淑对策，讥刺贵幸，为大将军梁冀所忌，出补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称为神君。顷之，弃官归，闲居养志。产业每增，辄以赡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二县皆为立祠。有子八人：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

初，荀氏旧里名西豪，颍阴令勃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

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终，号曰玄行先生。

淑兄子昱字伯条，昙字元智。昱为沛相，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

荀淑，字季和，颍川郡颍阴县人，是荀况的第十一代孙。他年轻时就有高尚的品行，博学而不喜欢去钻研古书的章法句读，经常被浅陋的儒生所非议，而州中故里的人称赞他能够识别人的贤愚善恶。

安帝时，荀淑被朝廷征召任为郎中，后来又经过两次迁调担任了当塗县长。他辞职回乡里。当时的著名贤士李固、李膺等人都以师礼尊崇他。到梁太后临朝听政时，有日食和地震的灾变发生，太后下诏令公卿荐举贤良方正之士。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荐举荀淑应对皇帝的策问。荀淑讥刺权贵佞幸，被大将军梁冀忌恨，调出朝廷补了朗陵侯相的官缺。荀淑处事明理，被称为神君。他不久抛弃官职回到家中，闲居在家修养自己的情操心志。每当财产家业有所增加，他总是用来赡养亲族或知己朋友。建和三年逝世，那年六十七岁。李膺当时任尚书，自己声称为老师服丧。当塗、朗陵二县都为他立祠。荀淑有八个儿子：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专，都有名声，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八龙”。

当初，荀家过去所居的里名叫西豪，颍阴县令勃海郡人苑康认为古代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现在荀家也有八个儿子，所以就将这个里改名叫高阳里。

荀靖品行最好，不肯出仕做官，五十岁死去，号称玄行先生。

荀淑兄长的儿子荀昱字伯条，荀昙字元智。荀昱任沛国相，荀昙任广陵郡太守。兄弟二人都修身正直，痛恨邪恶，立志消灭阉党宦竖。阉竖宦官的党羽门徒有在这两郡的，就算有细小的罪过也一定会被诛杀。荀昱后来和大将军窦武合谋诛杀宦官，与李膺一同被杀。荀昙也被终身废退，不许为官。

爽字慈明，一名谞。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曰：

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则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气，养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时则废，其形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劳谦，行过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古今之制虽有损益，而谅暗之礼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遗其亲。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夫仁义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应乎下。传曰：“丧祭之礼阙，则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众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春秋传》曰：“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故加刑罚；若上之所为，民亦为之，又何诛焉？昔丞相翟方进，以自备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忧，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礼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崇国厚俗笃化之道也。事失宜正，过勿惮改。天下通丧，可如旧礼。

荀爽，字慈明，一名荀谞。他从小就好学，十二岁，就能够通晓《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了他称赞说：“可以做别人的老师。”荀爽于是沉思经书，庆典丧吊都不去，征召之命也不应。颍川郡为他而流传一句话说：“荀家虽并称有八龙，慈明无人比得上。”

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以荀爽有最好的孝顺德行而荐举他，被任为郎中。荀爽应对策问，陈述应办的政事说：

臣从老师那里听说：“汉为火德，火是木产生的，木繁荣于火，所以火德为孝，它的卦象在《周易》的《离卦》中。”火德在地就成为火，在天就成为日。在天的是用它的精神，在地的是用它的形象。时至夏天火德兴盛，它的精神在天，温暖之气，养育生长百木，这是它的孝。时至冬天，火德废弛，它的形态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它的不孝，所以汉朝王制使天下人诵读《孝经》，选择官吏称为举荐孝廉。丧失亲人，自己尽情抒发自己的悲哀之情，这是尽孝的终极。现在的公卿及二千石官员，父母的丧事不能够马上离职奔丧，大概不是所用来增强崇尚孝道而能够与火德相称的。从前汉文帝勤政谦虚，行为过于俭朴，所以有遗诏以服孝一日替换过去的一月。这在当时是适宜的，但不可以贯通万代。古今的制度虽然有损减和增益，而为天子或诸侯居丧的礼仪却没有过改变，用此昭示天下人不要遗忘亲人。今天的公卿百官，在政治教化方面是天下人所瞩目的对象，而其父母的丧事都不能奔赴。仁义的行为，从上面开始；敦厚的风俗，在下边应和。古书上说：“丧祭的礼仪缺少，那么人臣之间的恩义就薄，背弃死者，忘怀生者的人就多了。”曾子说：“人不可能自动地充分发挥感情，如果有，一定是在父母丧事的时候！”《春秋传》说：“上面的人的所作所为是老百姓行为的榜样。”在上的人不做，而庶民中有人做了的，所以就施加刑罚；倘若在上的人做了，庶民也做了，又凭什么对百姓施加刑罚和诛杀呢？过去的丞相翟方进，因为自己身为宰相，不敢超越朝廷制度的规定，到他母亲丧事时，三十六日而除孝服。那失礼的源头，从上面开始。古代大丧，三年不呼人出门办事，这是所用来崇尚国家礼制，纯厚风俗教化的途径。政事有了失误就应当纠正，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悔改。天下人的父母丧事，应当照古代的礼制施行。

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备，则人知所厝矣。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妇之道，所谓顺也。《尧典》曰：“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降者下也，嫔者妇也。言虽帝尧之女，下嫁于虞，犹屈体降下，勤修妇道。《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曰归，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春秋》之义，王姬嫁齐，使鲁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诸侯也。今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孔子曰：“昔圣人之作《易》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睹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今观法于天，则北极至尊，四星妃后。察法于地，则崐山象夫，卑泽象妻。睹鸟兽之文，鸟则雄者鸣鸲，雌能顺服；兽则牡为唱导，牝乃相从。近取诸身，则乾为人首，坤为人腹。远取诸物，则木实属天，根荄属地。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天地《六经》，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称乾坤之性。遵法尧、汤，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谬，质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则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韪咸备，各以其叙矣。

我听说有了夫妇然后才会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才有上下，有了上下然后才有礼义。礼义完备了，那么人就知道他应有什么样的举措了。夫妇是人伦的起始，王化的开端。所以周文王作《周易》，上经以《乾》、《坤》两卦为首，下经以《咸》、《恒》两卦为首。孔子说：“天尊地卑，乾坤的位置定了。”夫妇的道理是所谓的和顺。《尧典》说：“尧帝命令两个女儿降到妫水的转弯处，嫁给虞舜。”降就是下，嫔就是妇。这是说虽然是尧帝的女儿，下嫁给虞舜，也还要屈体降下，勤修为妇之道。《周易》说：“帝乙归妹，也要降其尊贵，顺从其丈夫，以此获得幸福吉祥。”妇女称嫁为归，这就是说商王帝乙根据婚娶的礼仪把他的妹妹嫁给诸侯。《春秋》上记载周王室的女儿嫁给齐侯，派鲁国主持婚礼，不凭借天子的至尊地位凌驾于诸侯之上。现在汉朝承袭秦朝的礼法，设尊尚公主的礼仪，以妻来压制夫，以卑下居于尊高之上，违背了乾崇坤卑的规律，失去了阳唱阴和的义理。孔子说：“过去圣人作《周易》的时候，仰头上观天象，俯首下察地理，看鸟兽身上的花纹，与大地万物的规律。近取之于身，远取之于物，用之以与神明的圣德相通，用以类推万物的实情。”现在仰观天象，那么可见北极星处至尊之位，轩辕四星为后宫之象。俯察地理，那么高山为夫象，低泽为妻象。看鸟兽的道理，鸟类中雄鸟鸣叫，雌鸟听从；兽类中雄兽领先，雌兽相随。近取之于自身，那么乾是人的头，坤是人的腹。远取之于物，那么木的果实属于天，木的根须属于地。阳尊阴卑，大概是天性。而且《诗经》将《关雎》作为首篇；《礼仪》把《冠》、《婚》置于起始，先正夫妇的秩序。天地与《六经》，它们的意旨是一个标准。应当改革尊尚公主的制度，以与乾坤的本性相称。遵循取法尧帝和帝乙之道，依照周文王和孔子的正确道理，与天地相合而不乖谬，向鬼神询问而不疑惑。人事若能如此，那么嘉瑞就会自天而降，吉祥就会从地而出，雨晴冷暖风都会应时而来，各依其本来的秩序。

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人能枉欲从礼者，则福归之；顺情废礼者，则祸归之。推祸福之所应，知兴废之所由来也。众礼之中，婚礼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阳性纯而能施，阴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节宣其气。故能丰子孙之祥，致老寿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无节。瑶台、倾宫，陈妾数百。阳竭于上，阴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时亦罔或克寿。”是其明戒。后世之人，好福不务其本，恶祸不易其轨。传曰：“ 趾适屦，孰云其愚？何与斯人，追欲丧躯？”诚可痛也。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征调增倍，十而税一，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屦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旷，和阴阳。二曰省财用，实府藏。三曰修礼制，绥眉寿。四曰配阳施，祈螽斯。五曰宽役赋，安黎民。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

从前，圣人建立天地的正确行为规范而称作礼。礼，是用来兴起福祥的根本，而堵塞祸乱源头的保证。能够抑制欲望服从礼制的人，那么福祥就会归向他；顺从情欲而废弃礼制的人，那么祸患就会落到他身上。由此可以推断祸与福的报应，知晓兴与废所产生的来由。在众多的礼制之中，婚姻之礼是为首的。所以天子娶十二个女子，这是取法天数；诸侯以下的臣僚各有规定的等级差别，逐渐减少。阳性纯就能施布，阴性顺就能化育。以礼制来补益乐事，这样既能劳逸有节，又能宣散其气。所以能够丰富子孙的吉祥，招致老人的幸福。到夏、商、周三代的末时，荒淫而没有节制。瑶台、倾宫居住的妃妾有数百人。阳竭尽于上，而阴隔绝于下。所以周公告诫说：“不懂得稼墙的艰难，不知道小民的劳苦，只是一味放纵沉溺于享乐，这样的人没有能够长寿的。”这是明确的告诫。后世的人，喜好得到福祥，却不努力从根本上做起；憎恶灾祸，却不改变他所走的错误道路。古书上说：“截断脚趾来适应鞋子，谁说他愚蠢呢？怎么比得为了追求欲望而丧失生命的这些人蠢呢？”这才是真正令人痛心的啊！臣私下里听说后宫采女达五六千人，侍从官员、办事员吏的人数还在其外。这些人冬夏穿的衣服，朝夕吃的米粮，耗费绸缎丝帛，用空府藏资财。赋调的征收数量因此而成倍增长，十成之中抽一成税，白白向无罪之民收取赋税，以供养没有作用的女子，乡野外的百姓贫穷困苦，宫内的采女无所归属。所以触动损伤和顺之气，灾害异怪屡次到来。臣的愚意认为那些不是朝廷正式礼聘娶来，皇帝没有临幸过的女子，应当一概放出，使她们自己寻得配偶。一可以说是通了旷夫怨女，调和阴阳。二可以说是节省了资财用度，充实了府库的储藏。三可以说是遵循了礼乐制度，增益福寿。四可以说是合配阳气的施布，有益于子孙。五可以说是宽缓劳役赋税，安定了黎民百姓。这真正是国家宏大的利益，天与人的洪福。

夫寒热晦明，所以为岁；尊卑奢俭，所以为礼：故以晦明寒暑之气，尊卑侈约之礼为其节也。《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春秋传》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伤害困于人物，而孔子犹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范》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独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者也。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则禁乱善俗足用之要。

奏闻，即弃官去。

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当世往往化以为俗。时人多不行妻服，虽在亲忧犹有吊问丧疾者，又私谥其君父及诸名士，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

有寒热晦明的变化，才能够形成年岁；有尊卑奢俭的分别，才能够形成礼制：所以晦明寒暑的气候，尊卑侈俭的礼制，就是事物的节度。《周易》上说：“天地有了节度因而形成四季。”《春秋左氏传》上说：“唯有车马舆服与爵号不可以借给别人。”《孝经》上说：“安定在上的人，治理庶民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礼是尊与卑的等差，上与下的制度。从前季氏在庭中用六十四人舞蹈，这并没有伤害人或使人贫困的行为，但孔子还说：“如果这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洪范》上说：“只有君王可以对人施刑，只有君王可以为人造福，只有君王可以吃美好的食物。”总之这三者，独有君王可以做而人臣不能同样做。现在臣下僭制穿君服，吃君王才能够吃的珍美食物。这就是所说的有害于你的家，祸殃于你的国的行为。应当大体上依照古代礼制规定的尊卑等差，以及董仲舒提出的制度区别，严格地督促有关主管官员，一定要执行这些命令。这就是禁止奸乱，改善风俗，充足财用的关键。

奏书上闻，荀爽就弃置官印而离去。

后来荀爽遭遇党锢之祸，隐匿在海上，又向南逃到汉水之滨，共计十多年。他以著书为自己的事业，被称为大儒学家。党锢之祸解除后，五府一并征召他，司空袁逢荐举他为有道之士，荀爽没有去应聘。袁逢死后，荀爽服丧三年，当时的人往往把这当成一种风俗。当时那里的人大多不为妻子服丧，虽然在为亲人服丧期间，还有人外出吊丧探病。又有私自给他的家君父辈和众名士冠以谥号的，荀爽都引用和依据大义，用经典文籍来教育人们改正，虽然没有全部变更，但也有较大的改变。

后公车征为大将军何进从事中郎。进恐其不至，迎荐为侍中，及进败而诏命中绝。献帝即位，董卓辅政，复征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复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复追为光禄勋。视事三日，进拜司空。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从迁都长安。

爽见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举皆取才略之士，将共图之，亦与司徒王允及卓长史何颙等为内谋。会病薨，年六十三。

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

兄子悦、或并知名。或自有传。

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及董卓当朝，复备礼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黄发矣，独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窃商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观其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后来公车府征辟，任命他为大将军何进的从事中郎。何进担心荀爽不至，在荀爽来京的路上接着又荐举他为侍中，正遇上何进失败诏命半途废绝。献帝即位，董卓辅佐朝政，朝廷又征辟他。荀爽想遁逃避命，官吏挟制得很紧，不能离去，因之又就地被任为平原相。走到宛陵，又被追任为光禄勋。只办了三天政事，又被升任为司空。荀爽自从被征辟起到登上三公之位，仅九十五天，因而跟随皇帝迁都长安。

荀爽见董卓残忍暴虐越来越厉害，知道他一定会危及汉朝的江山社稷。因而荀爽所征避荐举的人都有才能谋略，打算与他们共同谋划消灭董卓。荀爽也同司徒王允以及董卓的长史何颙等人为内应，刚巧病死，享年六十三岁。

荀爽著有《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他又收集那些可以借鉴成败引为警戒的汉朝事迹编成一本书，把它叫做《汉语》。又写作了《公羊问》和《辩谶》，合并其他的论叙，取名为《新书》。共有一百多篇，现在大多佚失或残缺。

荀爽兄长的儿子荀悦、荀彧都闻名当世，荀彧有自己的传记。

评论说：荀爽、郑玄、申屠蟠都是以儒士品行著称的隐士，多次征辟都以有病推辞不应召。到董卓掌握朝政时，又备礼仪再征辟。申屠蟠与郑玄终于没有屈服，因而保全了他们的高行洁志。荀爽已经年老了，独他一个人来到朝廷，不到一百天而位取卿相之尊。抑或有人怀疑他的行为违背了他的追求与志趣。我私下里商略其实情，认为出仕与隐居是君子行为所超越不了的大致范围，天下太平就弘扬道德以求实现自己辅国安民的大志，世道衰落则投身问世而匡救时弊。荀爽急迫地进身自励，将是投身问世吗？不然为什么会违背自己的贞洁之操而入危险之境呢？看他顺从迁都的主张，是为了挽救杨彪、黄琬的灭身之祸。到后来暗中谋图诛董卓，几乎又振兴了国家命运。这就是所谓的“心地极为正直，而表面却似阿曲”，事物的发展道路本来就是逶迤曲折的。

悦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唯从弟或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或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

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监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

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夫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谓四患。

荀悦，字仲豫，他是荀俭的儿子。荀俭早逝。荀悦年仅十二岁就能解说《春秋》。家中贫穷没有书读，每次到别人那里，所见到的文章、书籍，看一遍就大多数能够背诵下来。荀悦性格沉静，身姿容貌美丽，尤其喜好撰文著书。汉灵帝时，宦官把持政权，儒士中多有人退身隐居，荀悦也托辞有病隐居，当时没有人了解他，只有他的堂弟荀或特别称赞尊敬他。起初荀悦被征辟到镇东将军曹操府中，迁升为黄门侍郎。献帝很喜爱文学，荀悦与荀或及少府孔融在禁中侍讲，早晚谈论，逐渐迁升至秘书监、侍中。

当时朝政权柄已经移到曹氏家族手中，天子没有权力过问政事。荀悦立志诤志进谏，但谋略不能派上用场，就作《申鉴》五篇。它所论辩的问题，都能体现施政的要领。写成后上奏皇帝，其大概内容说：

道的根本，只是仁义罢了。仁义以五典为经，以诸书为纬。人们吟咏歌唱它们，以音乐舞蹈来表现它们。前面的鉴戒已经明确了，后边又反复申述它们。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对于仁义的阐述，只是再三地申述其旨意罢了。

施政的方法，先屏除四种祸患，然后崇尚五种政治措施。

一是伪，二是私，三是放，四是奢。伪败乱风俗，私损坏法制，放轶越正轨，奢败坏制度。这四种祸患不清除，那么朝政就没有施行的依据了。风俗败乱正道就会废弛，即是天地也不能够保持其本性了；法令损坏世道就会倾颓，即使是君王也不能保持他的节度了；轶越正轨礼制就会丧失，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够保全他的道德了；制度败坏人的欲望就会横流，即使是四方极远的范围都来致贡，也填不满那种贪求了。这就是所说的四患。

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财不贾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谓养生。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审定好丑焉。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章，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怨，怨则叛，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兴旺农桑之业用来养育人民，审察好恶之事用以端正风俗，宣扬文化教育用以彰明德化，设置武装军备用以掌握威权，明确赏罚规章用以统一法度。这些叫做五政。

人不畏惧死亡，不可以用罚罪来恐吓他；人不乐于生存，不可以用为善来劝勉他。即使派契传布五教，皋陶做刑官，王政也不可能施行。所以在上的人必须先使人们的资财丰富用以安定他们的心志，帝王行耕籍田之礼，王后养蚕于蚕桑之宫，国内没有闲游的人，野外没有荒废的田地，财物不用做交易，力量不随便浪费，用以周给人事。这叫做养生。

君子之所以能够感动天地，应合神明，端正万物而成就王化的原因，是一定能够真正确定事物的好恶而已。所以在上的人要慎重地判定人和事的好与歹。判定善恶关键在于功罪，贬毁奖誉明验于准确的凭证。听他的言辞就要循责他做的实事，称举其名声就要审察其实际，不要被诈伪所迷惑，以免动摇众人之心。所以事情无不予以核定，事物无不切合实际，善德无不显耀，丑恶无不彰明。民俗没有奸恶怪异，人民没有淫乱的风气。应当使老百姓和上下之人看清了利与害的选择在于自己，所以要使人们严肃恭敬自己的心灵，谨慎地修养自己的行为，内心不会迷乱不明，对外不会有非分之想，那么人民的心态就平和了，这就叫做正俗。

对君子的教育用情，对小人的教育用刑。荣与辱，是赏罚中的精华。所以礼教荣辱，加到君子身上，教化他们用情感；桎梏鞭打，加到小人身上，教化他们用刑罚。君子不愿犯法招致侮辱，更何况是刑戮！小人犯法不害怕刑罚，更何况是侮辱！倘若教化被废弃，那就会把中等的人推坠到小人当中；教化施行，就能引导中等的人进入君子的行列。这叫做彰明教化。小人的情感是宽缓就骄狂，骄狂就纵恣，纵恣就产生怨怒，怨怒就产生叛逆，处于危急就谋图作乱，处于安逸就思淫欲，不用威强措施就没有办法惩罚他们。所以在上的人，一定要有武装军备，以防备意外的变乱产生，以遏制贼寇的猖狂肆虐。安居之时，就用于整肃内政，有战事发生就用于军事行动。这就叫做掌握威权。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又言：

尚主之制非古。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

赏赐与惩罚是施政的权柄，奖赏定要分明，惩罚必须坚决。重信用，慎法令，赏赐用来鼓励善人，惩罚用来制裁邪恶。人主不胡乱奖赏人，不是因为吝惜他的财物，赏赐胡乱施行，那么善者就得不到鼓励；不胡乱惩罚人，不是因为怜悯人，惩罚胡乱施行，那么恶人就不能受到惩罚了。赏赐不能鼓励善人就叫做阻止行善，惩罚不能制裁恶人就叫做纵容作恶。在上的人能够不阻止下面的人做好事，不纵容下面的人干坏事，那么国法就建立了。这就叫做统法。

四种祸患已消除，五种施政措施又已建立，用真心诚意来实行，坚持不变地遵守，简素而不怠惰，疏阔而不遗漏，以无为而治的德政感化人民，让他们自觉地施行王政，人主无所事事，却能够使人民相安无事。不用严肃的命令，而人民自然平服；不用严词切责，而人民自觉归于王化；垂衣拱手，施行文德，天下就平定了。这就叫施政的方略。

又说：

尊尚公主的制度不合古制。尧帝命令二女下降为舜妻，这事记载在陶唐氏的典籍上。嫁妹获吉祥，这是帝乙的教导。周王室公主下嫁齐国，这明载于周代的典礼。以阴凌驾于阳违反天意，以妇女凌驾于丈夫之上违反人情。违背天意不吉祥，违背人理不道义。另外古代天子诸侯遇有国家大事，一定要入祖庙祷告祖先。朝中有两个史官，左史官记言，右史官记事。记事辑成为《春秋》，记言辑成为《尚书》。君王的举动一定要记下，为善作恶，成功失败，没有不记载在史册上的。下及士官庶民，若有优秀杰出的人或事，都记载在史册上。有人要显扬而不能够办到，有人欲隐匿而名声彰显。得与失只在一朝之间，而荣与辱却流传于千载。善人受到鼓励，而淫人感到畏惧。应该在今天也设置史官，掌管文献典籍，记载君臣的行为事迹，每到年底，交给尚书。用以辅助赏罚的施行，用以弘扬法令教化。

帝览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献帝阅后认为很好。

献帝喜好经典文籍，常常觉得班固的《汉书》文辞繁难，不容易阅读理解，于是命令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写作《汉纪》三十篇，诏命尚书供给荀悦笔札。荀悦的《汉纪》言辞简约而事迹详明，言论文辞富于文采。书的序文说：“从前在先圣的时代，思考着建立帝王统治的准则，规划治理天下，观天地之象而建立起法度，于是创造了文字，用以通贯历史社会，显扬于朝廷，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先帝光大扩展大业，在华夏施布德泽，也深远地考虑到以后永世作为法典。立典有五种意图：一叫做畅达道义，二叫做彰明法度，三叫做通贯古今，四叫做著录功勋，五叫做表彰贤能。于是天道人事的相互关系，事物合情合理的状况，光彩灿烂而明显彰著，无不周备。后世代代依循这一法式，功业永不衰落。减损增益，充盈虚空，依时而消长。褒贬虽有不同，其知晓得失，补益朝政的意旨却是一致的。汉朝建立以来已有四百零六年了，拨乱反正，整顿军备，振兴文教，永远缅怀祖宗的洪大功业，思虑着光照开启子孙万代的事业。皇上自身恭肃，只是以文德抚恤百姓，瞻前顾后，周到谨慎，于是继承大统崇明大道。又下诏命修纂国家典籍。于是缀集叙录旧有的记载，而著述成《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的得失事迹，也足可以观览借鉴了。”

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时太山贼公孙举伪号历年，守令不能破散，多为坐法。尚书选三府掾能理剧者，乃以韶为赢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赢境。余县多被寇盗，废耕桑，其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众。韶愍其饥困，乃开仓赈之，所禀赡万余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为立碑颂焉。

子融，字元长。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献帝初，至太仆。年七十卒。

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同郡陈寔，年不及皓，皓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会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寔可。”寔闻之，曰：“钟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皓顷之自劾去。前后九辟公府，征为廷尉正、博士、林虑长，皆不就。时皓及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又著了《崇德》、《正论》及诸种论文数十篇。建安十四年荀悦逝世，这年六十二岁。

韩韶，字仲黄，颍川郡舞阳县人，他年轻时在本郡任官吏，被司徒府征辟。当时太山贼寇公孙举自称皇帝一年多了，太守、县令都不能攻破他们，很多人因征讨失败而被法办。尚书省选择三府掾吏中能够治理艰难局面的人，于是派韩韶任赢县县长。贼寇听说他很贤德，因此互相告诫不到赢县境内骚扰，其他各县大多被贼寇骚扰，农耕桑蚕之业荒废，那些流亡进入赢县境内求乞衣服粮食的人很多。韩韶怜悯他们饥饿困苦，就打开公仓赈济贫民，所赐谷赡养的人达一万多户。主管粮仓的官吏争执说不可以这么做。韩韶说：“能够使挣扎在沟壑之中的人生存下去，如果因为这事被治罪，我将能含笑入地府了。”太守向来知晓韩韶的名声品德，终于没有加罪给他。韩韶病死在任职期间。伺郡的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人为他立碑歌颂他。

韩韶的儿子韩融，字元长。年轻时就能够辩正分析道理，而不做那种咬文嚼字、分析章节句读的学问。名声很大，五府都征召他。汉献帝初年，官职升至太仆。七十岁逝世。

钟皓，字季明，颍川郡长社县人，他家为郡中的名门望族，世代通晓刑律。钟皓年轻时就以笃厚的行为著称。公府接连征辟，因为两个兄长没有走上仕途，他就隐避到密山，以诗歌乐律教授门生一千多人。同郡的陈宴，年纪比钟皓小，钟皓与他结交为朋友。钟皓担任郡府的功曹时，遇上司徒府征辟他，临行辞别时，太守问：“哪个人可以替代您原来的位置？”钟皓说：“明府君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人的话，西门亭长陈寔可以。”陈寔听了这件事说：“钟君似乎不能识别人才，不知为什么独独看上我？”钟皓不久自己辞官而去。前后多次受到公府的征召，征召为廷尉正、博士、林虑县县长，都没有去应召。当时士大夫都归心敬慕钟皓和荀淑。李膺常常感叹说：“荀君高明的见识难以超过，钟君至善的美德可以为师。”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尝屈志。膺谓之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与孟轲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国武子好昭人过，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其体训所安，多此类也。

年六十九，终于家。诸儒颂之曰：“林虑懿德，非礼不处。悦此诗书，弦琴乐古。五就州招，九应台辅。逡巡王命，卒岁容与。”

皓孙繇，建安中为司隶校尉。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自为儿童，虽在戏弄，为等类所归。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令复召为吏，乃避隐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寔，县遂逮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及为督邮，乃密托许令，礼召杨吏。远近闻者，咸叹服之。

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伦谓众人言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钟皓哥哥的儿子钟瑾的母亲是李膺的姑妈。钟瑾好学而仰慕古人，有谦让的风度，他与李膺同年出生，都有名声。李膺的祖父太尉李修，经常说：“钟瑾好似有我家的人的禀性，国家有道不废仕进，国家无道则免于遭受刑戮。”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钟瑾。钟瑾被州府征辟，不曾感到屈志。李膺对他说：“孟子认为‘一个人没有是非之心，就不算是个人’。您为什么不与孟轲相同而明辨是非呢？”钟瑾曾经把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说：“从前国武子喜欢揭露别人的过错，以致酿成祸根。最终要保护自身，保全自家的话，你的处世之道是可贵的。”钟皓体会古代的教训，教育家人安于本分，大多如此。

六十九岁那年钟皓在家中去世，儒士们歌颂他说：“林虑县长的美德，非礼之处不居处。心悦这些诗书，弹琴乐于古曲。五次被州郡聘招，九次被台辅辟举。迟疑徘徊，终年犹豫。”

钟皓的孙子钟繇，建安年间被任命为司隶校尉。

陈寔，字仲弓，颍川郡许县人。他出身于贫贱的小户人家。从儿童时代起，即使在戏耍之中也为同伴所拥戴。年轻时做县府吏员，曾经干一些被人驱使的仆从之事，后来任都亭佐。他有志向，好学习，一有空闲就诵读书籍。县令邓邵曾试与他交谈，认为他有奇才，帮助他进入太学学习。后来县令再召他为吏，他就隐避到阳城山中。当时有个杀了人的人逃跑了，同县姓杨的官吏怀疑是陈寔，县里就逮捕了陈寔，刑讯审问得不到事实依据，才释放了他。到担任督邮时，陈寔就秘密地托许县县令，以礼节召致姓杨的官吏。远远近近听说的人，都感叹敬服他。

因为家中贫穷，陈寔又做了颍川郡的西门亭长，不久转为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托付颍川太守高伦选用一个吏员，高伦致书嘱陈寔将这个人任为文学掾。陈寔了解这是一个不当的人选，怀揣文书请求见高伦。他说：“这个人不宜使用，而侯常侍又不可以违拗。我乞求让我从外面荐举这个人，不值得因为这件事使明公蒙上请托的名声。”高伦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乡议责怪陈寔错误的举荐，陈寔始终对这件事情不做辩解。高伦后来被征辟为尚书，郡中的士大夫为他送行到达轮氏客舍。高伦对众人说：“我以前为侯常侍选用吏员，陈君私下把我写给他让他署任某人的文书送还，但却以他的名义从外荐举署任某人。先前听到这一荐举的人都因为这事而责怪他，这一过错是由于我畏惧宦官权势而让他办的，陈君则可以称作是一个有了好事就归于上级，有了过错则归于自己的人。”陈寔坚持说是自己的过错，听到的人都感叹。从此以后，天下人都佩服他的美德。

司空黄琼辟选理剧，补闻喜长，旬月，以期丧去官。复再迁除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人户归附者，寔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有讼者，白欲禁之。寔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怨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及解印绶去，吏人追思之。

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

司空黄琼征选能治理艰难局面的官员，陈寔被补选为闻喜县长，十个月后因为期服之丧而离职。后来又再迁调担任太丘县长。陈寔修明德教，为政清疏简朴，百姓因此而安宁。邻县有来归附的人户，陈寔总是教育解劝他们，发送他们回到原本所属官吏管辖的区域。县吏中有人害怕别人来县府打官司，告诉陈寔，想禁止人们来告状。陈寔说：“官司是用来求直道的，禁止人们告状，那么义理到哪儿伸张呢？将不要有任何拘禁。”主管官员听了叹息说：“陈君的话说得这样好，哪儿还会有人有怨恨呢？”也终究没有来诉讼的人。因为沛国相向县里非法收取赋税，他于是解除印绶弃官离去，官吏百姓都追思他的好处。

后来逮捕党人，事情也牵连到陈寔。其他人都逃避以免遭到灾祸。陈寔说：“我不入狱的话，大家就没有什么可以依恃的了。”于是请求囚系了自己。遇到朝廷大赦而得以出狱。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征召陈寔为掾属。当时中常侍张让的威权震动天下。张让的父亲死了，运回家乡颍川郡安葬，虽然一郡的大小官员都去了，但名士中却没有人去吊丧，张让为此感到很耻辱，独有陈寔去吊了丧。到后来朝中再又诛戮党人，张让心里感谢陈寔曾给了他面子，因此多方面保全宽宥陈寔。

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寔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令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拜公卿，群僚毕贺，赐等常叹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党禁始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谢使者曰：“寔久绝人事，饰巾待终而已。”时三公每缺，议者归之，累见征命，遂不起，闭门悬车，栖迟养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

有六子，纪、谌最贤。

纪字元方，亦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党禁解，四府并命，无所屈就。遭父忧，每哀至，辄欧血绝气，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厉风俗。董卓入洛阳，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将，不得已，到京师，迁侍中。出为平原相，往谒卓，时欲徙都长安，乃谓纪曰：“三辅平敞，四面险固，土地肥美，号为陆海。今关东兵起，恐洛阳不可久居。长安犹有宫室，今欲西迁何如？”纪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怀不附。迁移至尊，诚计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专精外任。其有违命，则威之以武。今关东兵起，民不堪命。若谦远朝政，率师讨伐，则涂炭之民，庶几可全。若欲徙万乘以自安，将有累卵之危，峥嵘之险也。”卓意甚忤，而敬纪名行，无所复言。时议欲以为司徒，纪见祸乱方作，不复辨严，即时之郡。玺书追拜太仆，又征为尚书令。建安初，袁绍为太尉，让于纪；纪不受，拜大鸿胪。年七十一，卒于官。

陈寔住在乡间，对待众人用心公平，每当乡邻中有争讼发生时，总是要求他来评判是非。陈寔总是开导说明曲直，晓之以理，事后没有人有怨言。甚至有人感叹说：“宁愿遭到刑罚，也不愿意让陈寔批评。”当时年岁饥荒，黎民收成不足，有一个盗贼夜里进入陈寔家中，躲在屋梁上。陈寔暗中看见了，就起床穿戴整齐，态度恭敬严肃，并将儿子、孙子等人都叫起来，严肃地教训说：“一个人不可以不自己努力学好。没有善行的人未必本来就坏，长期习惯于不学好样就养成了坏的性格，以致到这种地步。躲在房梁上的人就是这样。”盗贼听了大惊，自己跳了下来，跪下磕头认罪。陈寔慢慢开导他说：“看你的样子不像坏人，应该要努力地克制自己的邪念，返回你善良的本质。你这次的行为应当是贫困逼迫的。”陈寔令家里人送给盗贼绢两匹。从此以后，整个县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偷盗。

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当朝廷拜封公卿，百官都来祝贺时，杨赐等人常常感叹陈寔未登高官之位，也为自己比陈寔先登高位而自愧。到党锢之禁开始解除时，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派人敦促陈寔仕进，想特地向朝廷上表越级提拔他的官位。陈寔辞谢使者说：“我已经长久谢绝了为官之事，戴着头巾以待终生罢了。”当时三公职位每次有空缺，讨论选举的人都认为应当由陈寔补缺，多次被朝廷征召，于是卧床不起，关闭家门，停用车驾，栖息养老。中平四年，陈寔八十四岁，在家中去世。何进派遣使者吊祭，全国前去吊丧的有三万多人。披麻戴孝的有上百人。共同为陈寔刻石立碑，谥号为文范先生。

陈寔有六个儿子，陈纪、陈谌最为贤德。

陈纪，字元方，也以至善的美德著名。兄弟孝敬有修养。家中的妇女也融洽和睦。后辈士人都推崇仰慕其风度。后来遭受党锢之祸，陈纪发愤著书数万字，书名叫《陈子》。党禁解除后，四府同时征召，陈纪没有屈志去应征召。他父亲死后，服丧期间，每当悲哀至极，就吐血气绝。虽然衰服已经除下，但精神体质上的长期损伤累积，致使他的身体极为消瘦，几乎危及生命。豫州刺史嘉许他的品行，向尚书台上表，要求画好陈纪的肖像悬挂在各城中，用以鼓励好的风俗。董卓进入洛阳，马上派使者到他家中，就地任命他为五官中郎将，陈纪迫不得已，到达京城，升迁为侍中。又调出朝廷为平原国相。他前往拜谒董卓，当时董卓想把国都迁往长安，就对陈纪说：“三辅地区平坦宽敞，四面险要坚固，土地肥沃，号称陆海。现在关东地区兵灾战祸四起，恐怕洛阳不可以长久居处。长安还依然有宫殿，现在把国都西迁怎么样？”陈纪说：“天下有德政仁道，防守的对象是四夷。应当修明德政，以怀柔对待不附之人。迁移至尊的居处之处，实在是安定大计中的下策。我的愚意认为明公应当将朝中事务委任公卿处理，自己专注精神处理朝廷外的事务，对那些违抗命令的，就以武力震慑他们。现在关东战事已起，老百姓忍受不了苦难的命运。若您谦退远离朝中政务，率领军队讨伐，那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也许可以保全。倘若要迁徙皇帝圣驾而求自安，将会有累卵似的危殆，非常的险恶了。”这些话很不合董卓的心意，而董卓尊敬陈纪的名声品行，没有再说话。当时朝议要把陈纪任为司徒，陈纪见祸乱将要发生，连行装也没有备办，立即踏上了去平原郡的路途。御书追任为太仆，又征辟他为尚书令。建安初年，袁绍为太尉，他要让位给陈纪，陈纪不接受，被任命为大鸿胪。七十一岁时死于官任上。

子群，为魏司空。天下以为公惭卿，卿惭长。

弟谌，字季方。与纪齐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时旌命，羔雁成群，当世者靡不荣之。谌早终。

陈纪的儿子陈群，至魏时担任了司空，天下人认为任了三公之职的陈群，比不上任九卿之职的陈纪，任九卿的陈纪比不上任县长的陈寔。

陈纪的弟弟陈谌，字季方，与陈纪具有同样的道德品行，与他们的父亲陈寔都具有盛名。当时人称他们父子为“三君”。每当宰府征辟，常常同时受到表扬征召。朝廷征聘贤者所赠送的羔雁礼品成群而来，当时的人没有不认为这是很荣耀的。陈谌早逝。

论曰：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惛，而其风愈往。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

赞曰：二李师淑，陈君友皓。韩韶就吏，赢寇怀道。太丘奥广，模我彝伦。曾是渊轨，薄夫以淳。庆基既启，有蔚颍滨，二方承则，八慈继尘。

评论说：汉朝自从中叶以后，宦官把持朝政。所以当时的社会风气就以隐居为高洁；以不拘礼节，言论放肆为高尚。儒士有不谈这些的人，那么农夫牧童就要讥笑他了。所以时政越昏乱，风气就越崇尚向往古代。唯有陈先生仕进退隐的节度，定可以作为儒士行为的准则。办事依据德义，所以不伤害外物，安居以仁义为根本，所以不脱离群众。品行成就在自身，就能够引导教育天下人。因此凶邪之徒不能凭借权势改变他，王公也不能依仗地位尊贵而傲视他。所以政声和教化废弃于上层社会，而民风民俗在百姓中仍然是那么清纯。

赞辞说：二李以荀淑为老师，陈寔以钟皓为朋友。韩韶就任赢县长吏，赢县的盗贼也深深感怀他的道义。太丘县长深奥广博，是我们伦常之道的榜样。这深刻的道理和准则能够使刻薄的人变得淳厚。善基已由荀淑开启，它兴盛于颍水之滨，当塗、郎陵二县为他立祠，继承他的传统，八个贤明的儿子步他善德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