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郡上虞县人，他的祖先是从魏郡元城县迁到这里的。王充少年时是个孤儿，家乡的人称赞他为孝子。后来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从师扶风郡人班彪。喜欢博览群书可是不拘泥于分章析句。他家境贫寒，没有书籍，常到洛阳街市的书店，阅读书店出卖的书籍，看一遍就能背诵记忆，就这样广泛通晓了诸子百家各派的学说。后来回到家乡，退居传授学业。在郡里做官当了功曹，因多次直言规劝，与郡守意见不合离职。

王充好发议论，初听时好像是诡辩，最终还是觉得有理有据。他认为知识浅薄迂腐的儒生只拘泥书本上的文辞，大多没有抓住书本中的真谛，于是他闭门深思，谢绝参与喜庆吊丧的礼仪活动，在门窗墙壁各处放置书写文具。撰写《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各类事物的异同，指正当时的风俗，说明疑惑难明的事理。

刺史董勤征召他担任从事，调任治中，后来自己辞官回家。同郡的朋友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地下诏书令公车署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此时年纪将近七十，心志精力衰减，于是撰写《养性书》十六篇，他注意减少欲望，节制嗜好，养神自保。汉和帝永元年间，病逝在家。

王符字节信，是安定郡临泾县人。年轻时好学，有志向操行，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人友好。安定人的习俗是鄙视小妾所生的子女，王符没有舅家，被乡里人所鄙视。从和帝、安帝以后，世人致力于离家在外做官，当权的人相互推举引荐，可是唯独王符正直不随时俗，因此就得不到晋升。他思想深怀怨愤，于是隐居著书三十多篇，用来讥讽当时政治的得失，他不想显扬自己的姓名，所以书名叫《潜夫论》。该书的旨意是攻击时弊，寻究事理，指责人情，完全可以用来观察当时的风尚时政，现著录其中五篇。

《贵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泽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谄媚主，不思顺天，专杖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读言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

《贵忠篇》说：

帝王所尊敬的是天，皇天所爱护养育的是人。现在人臣接受君王给予的重要职位，管理皇天所爱护养育的人，怎么可以不安抚并为他们谋取利益，养育并救助他们呢？所以君子担任职务就要考虑有利于百姓，身处上位的人就要考虑推荐贤人，所以身居上位但下民无怨，官列前位但后位的人并不嫉恨他。《尚书》说：“上天的工作，人应当代替完成。”当君王的人要效法上天设立官职，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敢因私情授人官职，忠臣不敢因无才接受委任。窃取别人的财物还被称为盗贼，何况偷窃上天的官职为满足私欲呢！因犯罪行为侵犯他人，必定加以诛罚，何况是侵犯上天，能不追究罪过吗？唐虞夏商周五代时期的臣子，凭道义侍奉君主，将恩德推及草木，仁爱施遍全国，所以福祚流传繁衍，宗族的本支传续百代。末世的臣子，献媚讨好君主，不考虑顺应上天，只倚仗杀戮征伐。白起、蒙恬，秦国认为是功臣，上天认为是贼寇；息夫、董贤，君主认为是忠臣，上天认为是强盗。《易经》说：“德行浅薄却地位很高，才智低下却图谋很大，这种人很少有不遭灾祸的。”所以德行与官位不相称，遭受灾祸必定惨烈；能力与官位不相称，遭受灾祸必定巨大。窃取官位的人，上天剥夺他自察的能力。虽然具有明察事理的资质，仁义的志向，一旦富贵，就会背离亲人，抛弃旧友，丧失他的本心，疏远亲人却亲近逢迎谄媚的人，轻视好友却厚待小人，宁肯看着千万钱贯腐朽，却舍不得借给他人一分，明知库存粮食腐烂，却舍不得借给他人一斗，亲人在家怨恨，小人在路途非议。先头有人因此败身，后头有人争相沿袭，这确实是令人痛心的事。

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子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痫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市，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饵也。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

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太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岂不惑哉！岂不惑哉！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纵观前代朝政贵人的用心，与初生的婴儿有什么区别呢？婴儿有常见的疾病，贵臣有常见的祸患，父母有常见的失误，君主有常见的过失。婴儿常常患病，是由于饮食过饱；宠臣常常遭祸，是由于君王宠幸。给婴儿哺乳过多，就会得癫痫病，给宠臣富贵多了就会导致骄奢弊病。疼爱孩子却伤害了孩子，骄纵臣子却毁灭了臣子，这种情况并非只有一例。惩罚那些罪过特别严重的，有人僵死在深牢，有人挨刀在街市，难道这些人不是对天无功，对人有害吗？鸟儿认为山丘低下就在它上面构筑鸟窝，鱼儿认为泉浅就穿游泉洞中，最终之所以被钓得是因为要获取诱饵。王亲国戚们希望他们的住宅吉利就为它取个美名，想让他们的门户坚固便制作了铁的转轴，但最终还是破败，破败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使门户的转轴朽栏，常常是因为苦心地聚集钱财、行为骄纵越轨。

不是对上顺从天意，对下抚育兆民万物，而是想凭借自己的聪明，暗地耍弄君主的权威，违反天地意旨，欺骗神明。身处堆累鸡蛋一样的危险境地，却想谋求泰山一般的安稳；干出朝露一样的行为，却想有传世的功劳。这难道不是糊涂么！难道不是糊涂么！

《浮侈篇》说：

君王以天下为家，把万民看成儿子。一个农夫不耕作，天下有人要挨饿；一个农妇不纺织，天下有人会受寒。当今全国的风气是舍弃农业这个根本，趋向从事商业，牛马车辆，堵塞道路，游手好闲、投机取巧的人充满城市，从事农业的人少，吃闲饭的人多。《诗经·商颂·殷武》中说：“京城商市繁荣兴盛，是四方各地的榜样。”现在观察洛阳，从事商业的人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十倍，弄虚作假、游手好闲、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又超过了从事商业的人十倍。这样就是一个农夫耕种，一百个人吃饭，一个农妇摘桑养蚕，一百个人穿衣，用一人奉养一百人，怎能供养得起！天下有百郡千县，都市城镇以万计算，大抵都是这样。农商不能满足供给，那么百姓怎能不挨饿受冻？饥寒交迫，那么百姓中怎能没有为非作歹的人？为非作歹的人多了，那么官吏们怎能没有严酷的法令？严酷的法令多次加码，那么天下百姓怎能没有忧愁怨恨？忧愁怨恨的人多了，那么灾祸的征兆一齐降临。百姓无以为生，上天就会降下灾害，国家就危险了。

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

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此皆无益也。

《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崇，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或刻画好绘，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众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縠，缝 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皆所宜禁也。

贫穷从富贵中产生，弱小从强大中产生，动乱从太平中转化，危险从平安中产生。所以英明的君王抚育百姓，关心他们，慰劳他们，教育他们，开导他们，防微杜渐，消除他们的邪念。所以《易经》上称赞用制度来约束，不损耗钱财，不危害百姓。《诗经》中《七月》那首诗，认为大事小事都要教育，从春到冬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教育。从此看来，人本来就是不可以放纵的。

现在人们衣着奢侈，饮食浪费，拨弄口舌又习惯于欺骗。有的人把合伙做坏事作为职业，有的人以游戏赌博作为职业。成年男子不扶犁锄，却怀揣弹丸，手持弹弓，携手上山游乐，有的人喜欢拿泥土做成弹丸出售，对外不能抵御盗贼，对内不能禁绝鼠雀。有的人制作泥车、瓦狗等各种戏耍的玩具，用奇巧欺骗小孩，这些都是无益的。

《诗经·陈风·东门之枌》讽刺“放着麻线不去缉，跑到街市去跳舞”的人。还有妇女不在家烧饭，放弃养蚕和纺织，却开始学做巫婆，击鼓跳舞敬奉神鬼，用来欺骗平民百姓，迷惑百姓的妻子儿女。体弱患病的人家，心怀忧愁愤恨，容易造成恐惧。以致他们选择适宜的时日逃走，离开自己的住宅，颠沛在崎岖的路旁，遭受风寒侵袭，被坏人利用，遭受盗贼伤害。有的人深受鬼神的祸害，以至于送掉性命，却不知自己是被巫祝所欺骗，反而悔恨敬事鬼神太晚，这是受巫祝毒害很深的人。

有的人喜欢在美好的织品上绘画，书写祝辞；有的人弄虚作假花言巧语，希望招来幸福；有的人浪费金色的彩绸，使衣服增加微小尺寸；有的人剪断缕缕丝线，绕缠在手腕上；有的人裁剪起绉的花绸，缝制成旗帜。这都要耗费上百匹的细绢，花去千倍功夫，把牢固的东西弄坏做成虚伪的装饰品，把简易变成繁难，坐吃优质粮食，浪费时光。这好比山中的树木不足以供给野火，江海的水不能装满渗漏的酒器，这些都是应该禁止的。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 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今虽不能复古，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桐木为棺，葛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属，各因方土，裁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糯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请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鲤也死，有棺无椁。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鄗毕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为褒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扬名显亲，无取于车马。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不君；华元、乐举厚葬文公，君子以为不臣。况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

过去孝文皇帝身穿黑色丝织物做的衣服，脚穿皮制的夹底鞋，腰系牛皮带。而现在京师贵戚所穿的衣服，喝的吃的，乘坐的车辆，住的房子，奢侈的程度超过帝王的礼制，的确也太过分了。连他们的车夫、女奴都穿着编有彩色花纹的叠布衣服，有的穿着上有彩色大花纹或刺上花纹图案的丝绸衣服，还有的穿着洁白丝绢的衣服，也有的穿着细纤的葛布、越布衣服，也有的穿着精美细布的衣服。佩带犀角、象牙、珍珠、美玉，琥珀、玳瑁等类的饰物，饰物上雕有石山的隐纹，镶金嵌银，极其奢侈华丽，还要互相夸耀。那些嫁娶的人家，车辆排列数里，车的帷幕布满道路，车夫侍童簇拥，车辆并行引路。有钱人相互攀比，争相超过，贫穷的人自愧赶不上有钱人，一次婚宴的花费，耗掉一辈子的产业。古代的人一定要有君王的允许然后才能穿丝织物做成的衣服，乘坐车马，现今虽然不能恢复古制，也应让平民百姓大致实行汉孝文帝的礼制。

古代埋葬死人，用厚厚的柴草把尸体掩盖起来，埋葬在荒野之中，不堆土做坟，不种树做标志，丧期没有定数。后代圣人改用套棺，用桐木做棺材，用葛滕拧绳捆束棺木，下面不挨近泉水，上土不泄出尸臭。中古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杶、樗之类的木材，各自根据当地的情况，就地取材，只用胶、漆涂饰棺材，使它足够坚固、足够耐久，就这样罢了。当今的京城贵戚，一定要用江南檽、梓、豫章之类的木材。边远地区，也竞相仿效。那些檽、梓、豫章之类的木材，产地特远，要在高山上砍伐，从穷山沟中运出，进入海路经过淮河，再逆流而上进入黄河、洛河，工匠雕刻，连续干上数日以至一月，要会集许多人才能启动，使用许多头牛才能运到，重量将近千斤，用工将近万人，从东方的乐浪，运到西方的敦煌，耗费了用工的劳力，并使他们在万里之远的地方受到伤害。古时建墓但不筑坟，中古筑坟但坟不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坟高四尺，遇雨塌陷，孔子的弟子请求修复坟墓，孔子流着眼泪说：“古制规定不修坟墓。”等到孔子的儿子孔鲤死时，有内棺但没有棺套。汉文帝死后葬在芷阳，汉明帝死后葬在洛阳南面，都不随葬珠宝，不筑山陵，坟墓虽然低小但是他们的德行最崇高。当今京师的贵戚，郡县的豪门大家，对活着的长辈不尽力奉养，死去后却崇尚丧葬。有人甚至用金镂玉衣入殓，用檽、梓、楩、楠之类的木材做棺套，用许多珍宝、偶人、车马随葬，筑造高大的坟冢，种植大片松柏，建起房舍、祠堂，尽力崇尚华贵奢侈。考察鄗、毕两地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南城曾子之父曾皙的坟冢，周公不是不忠，曾子不是不孝，认为褒扬国君，尊爱父亲，不在于聚集财物，宣扬亲人的名声，不取决于车马的多少。从前晋灵公增加赋税收入用来彩绘墙壁，《春秋》认为他违反了君道；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违反了臣道。何况是百官士人平民，就可以奢侈超过君主，超越天神的意志吗？

《实贡篇》曰：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乱殷有三仁，小卫多君子。今以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此岂时之无贤，谅由取之乖实。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三仁齐致，事不一节。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资暴莽。况太平之时，而云无士乎！

《实贡篇》说：

国家任用贤人就兴盛，任用谄媚的小人就衰亡；国君任用忠臣就安定，任用谄媚的臣下就危难。这是古今的通论，而且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然而国家衰败、君主危难的事，接连不断地发生，难道是当时没有忠诚信实正直的人么，那些忠诚信实正直的人实在是为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而苦恼。十步之内，必然会有茂盛的青草；十家的小镇，必然会有忠诚信实的人。所以动乱的殷纣王时代也有三位仁臣——微子、箕子、比干，小小的卫国有不少君子。当今凭借大汉王朝广阔的土地，众多的士民，朝廷的清明政治，君臣上下的正直，可是官府中没有好官，在位的没有良臣。这难道是时代没有贤人，推究起来是朝廷选用人才背离实际的缘故。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少有党与，追逐时俗的人多有同类，所以结党营私，用人就背离朴实而趋向浮华。那些推荐的人，不再依据被荐举人的品质、能力，依据他们的才干、德行，只是虚造名声。对所推荐的人才只作大概估计，一年将近二百人。考察他们的情况，德行与颜回、冉雍相等，再仔细考核他们的能力，那就很少能达到中等人的标准，他们全都是为谋求升官，自相推荐的人。士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为朝廷所用，不必要求完备。过去四友（颜回、子贡、子张、子路）虽然完美，但他们的才能也并不兼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都达到仁的境界，他们处事的能力并不一样。高祖的辅佐大臣，出自灭亡了的秦朝；光武帝得到的士人，也曾帮助过暴虐的王莽。何况处在太平时期，怎么还说没有贤士呢！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爱日篇》曰：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是以尧敕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铺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

贤明君王的诏令像是声音，忠诚臣下的应和如同回响。长短大小，清浊快慢，必须是相互对应的。况且琢玉用石块，洗金用盐巴，洗锦用鱼鳔，洗布用草灰。事物本来就有用低贱的来修整贵重的，用丑恶变为美好的。聪明的人弃短取长，是为取得功效。现在对推荐的士人必须核实他们的情况，他们有小毛病，不要勉强掩饰，有的出仕，有的隐居，有的沉默，有的善谈，各随其便，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之类的人才，何愁不来，吴汉、邓禹、梁统、窦融之类的人才，就可以盼望得到。孔子说：“是没有去盼望呀，真的盼望，有什么遥远的呢？”

《爱日篇》说：

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成为百姓，是因为有粮食。粮食之所以丰产，是因为有百姓的劳作。劳作之所以能有功效，是因为每日出力。太平国家的时光舒缓而又漫长，所以百姓空闲而劳力有余；动乱国家的日子急促而又短暂，所以百姓疲惫不堪劳力不足。时光的舒缓漫长，并不是说太阳运行缓慢，而是君王英明，百姓安宁所以劳力就有剩余。时光的急促短暂，不是说日月运行加快，这是君王昏聩，臣下作乱，所以百姓劳力不足。孔子说：“既然时日多了，那么应该富裕起来，既然富裕起来，那么就要教育百姓。”所以礼义从富足中产生，盗窃从贫穷中兴起；富足从宽余的时日中产生，贫穷从没有时日中产生。圣人深知劳力是百姓的根本，国家的根基，所以力求减少徭役，使百姓珍惜时日。所以唐尧告诫为太阳驾车的羲和，要敬顺上天，授民时日。汉明帝时，公车署规定在凶日不受理章奏，明帝听到后指责说：“百姓荒废农桑劳作，从远方来朝廷上书，可是你们拘泥于禁忌，这难道是为政的思想吗？”自此就废除了这种规定。现在有冤屈的百姓希望得到申诉，可是县令、县长如神一样难以见到，百姓荒废农桑之事赶往官府伸冤，前来伸冤的人络绎不绝，可是官府规定不到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不得通报，不赠送财物得不到接见。有的人连日累月地等待，互相轮流探视官员；有的人转托邻居赠送粮食以应付对答。一年的劳作时间已被耗费，这样天下哪有不受饥饿的人呢？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议曲直，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势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复，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为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复，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日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

孔子说：“审理案子我和别人一样。”由此说来，中等以上的人才，就完全可以评议是非曲直，乡官、亭长、部吏，也有担任决断诉讼的，但大多判成冤案，大概是有原因的。理直的就依仗正义而不屈从，理亏的就逢迎讨好进行贿赂。因不屈从所以对乡、亭、部的属官就没有恩惠，因行贿所以就出现执法循私。如果案子要重审，乡、亭、部的属官就应被判罪，属官因要被定罪，不得不在县廷违法曲断。贫弱的百姓缺少同伙帮助，却与豪绅官吏打官司，打的结果能不受冤屈吗？县官听信乡官的审辞，所以审理结果与乡官相同。如果案子要重审，县官也应判罪，县官因怕受牵连获罪的缘故，就把案子推给郡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百姓身份，与一县之长打官司，他的道理怎么能得到申诉呢？案子如要重审，郡官也应判罪，郡官因怕受牵连一起获罪的缘故，就把案子推给州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百姓身份与一郡之长打官司，他的申诉怎能取胜呢？既然官府不肯受理，所以才从远处赶到三公府署来申诉。三公府署仍不能明察冤屈，就会拖延时日。贫弱百姓无力耽搁十天时日，富人豪强可以延长千日。这样审理案子，怎能审清违法曲断的案子呢？正直的人心怀怨恨正义却得不到伸张，狡猾的官吏助长为非作歹的人的气焰却不被治罪，这就是小百姓之所以容易受伤害，天下之所以多有穷困的原因。

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可无思哉！可无思哉！

《述赦篇》曰：

凡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哉？夫谨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强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暂且撇开上天感伤人间痛苦而降灾不说，只就人为的事情来说。从三公官府、州、郡，直到乡、县的掌管司法的官吏，到诉讼的百姓因官司的事互相牵连，审理案子要相互交换检验，涉案人要对质，这样办案每天涉案的人数可有十万之多。一人有事诉讼，二人办理，这样办案造成每日有三十万人荒废他们的事业。以中等农户的收入标准计算，那么这一年就有三百万人受饥挨饿。这样盗贼怎么消除，太平从哪里产生呢？《诗经·小雅·沔水》上说：“没人考虑国家的动乱，哪个人没有父母？”百姓不富足，君王有谁来使他富足？能不好好想想！能不慎重考虑么！

《述赦篇》说：

凡是给人治病的人，一定要知道病人脉搏的虚实，病象的症结所在，然后给病人开出处方，因此疾病才可治愈，寿命就可延长。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首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害的由来，然后提出除害的禁令，这样就可以杜绝奸邪，国家就可以安宁。当今伤害善良百姓最严重的，莫过于多次以钱财赎罪赦免的事。以钱财赎罪赦免的人多了，那么恶人猖獗好人就会受到伤害。用什么证明这一点呢？谨慎地告诫人们，自己不做非法的事，还有做官的人正直，不避强暴，可是那些奸猾之徒横加诬蔑，大家都知道是他们不久前被赎买赦免的缘故。好人君子，受到伤害而能到朝廷自己申辩的，一万人中没有几个；几个人中能得到审察询问的，一百个人中不过一人；已向尚书申冤但空无所获被遣回的，又占十分之六七。那些轻薄为非作歹的人，已经陷入法网，受害的人家怀着怨恨的心情希望根据为非作歹者的罪行将他们处死，为消除心中的积愤，为非作歹者却反而一律得到赦免释放，让恶人大摆筵席来夸耀自己，惯盗身穿偷来的衣服从被盗者的门庭走过，孝子见到杀父的仇人却不能讨还血债，被盗的人见到自己的财物却不敢取回，真是痛心得没有超过这种情况的了！

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天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严明令尹，不能使其断绝。何也？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于众，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诞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为顾哉？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培育杂草会伤害禾苗，纵容坏人会伤害善良的百姓。《尚书》上说：“周文王制定刑罚，是惩罚坏人不给他们赦免。”先代帝王制定刑法，并不是喜欢伤害人的肌肤，断送人的生命；是重视威镇坏人，惩罚恶人，为民除害。所以《尚书》说：“上天授命有德的人，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服式表彰五类具有德行的人，上天讨伐有罪的人，用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惩罚五种罪人”；《诗经》上讥刺说：“对那些应当治罪的人，你反而赦免了他们。”只有古代最初接受天命登基的君主，接收了前代最乱时的盗贼歹徒，难以用法律禁绝，所以不得不设一条赦免的法令，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养育万民，要用广泛的教化。并不是姑息养奸为罪犯开脱罪行，放纵上天的敌人。本性凶恶的人，是百姓中的豺狼，即使让他们得到释放的恩泽，终究没有改过自新的思想。早上给他们解除沉重的手铐，晚上又回到监狱，再严明的县官，也无法使这些人消声匿迹。这是为什么呢？凡是敢做大坏事的人，他们的本领必然超过多数人，而且是能向上讨好的人。他们多方分送欺骗得来的钱财，对上献上谄媚阿谀的言辞，以便互相驱使利用，不是像第五伦那样廉洁正直的人，谁能不被金钱收买？议论的人多数说：“如果长期不赦免罪犯那么违法作乱的人更加猖獗，官吏对他们无法遏制，应当多次宽赦有罪的人来瓦解离散为非作歹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没有明察发生政治动乱的根本，没有考察出祸福产生的原因。

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交友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绍甥也。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归附。统过幹，幹善待遇，访以当时之事。统谓幹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纳其言，统遂去之。无几，幹以并州叛，卒至于败。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

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

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辞官回到安定郡，同乡人中有个以金钱买官当上雁门郡太守的，也离职回家，一天，他用竹简刻写了一张名片进见皇甫规。皇甫规卧床不起没有迎接，那人进门后问道：“您以前在郡府吃雁肉味道鲜美吗？”过了一会儿，仆人又向皇甫规报告说王符在门外。皇甫规平素就听说过王符的大名，于是惊喜得急忙起身，连衣带都来不及系上，趿拉着鞋出门迎接，拉着王符的手回到屋内，与他同席坐下，非常高兴。当时的人为这事议论说：“真是白白地显示了自己是个太守一级的官员，反而不及一位儒生所受的礼遇。”这说的是以书生的道义为贵。王符最终没有入仕做官，死在家中。

仲长统字公理，是山阳郡高平县人。年轻时喜欢学习，博览群书，文辞丰富。二十多岁时，在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一带游学，与他交往的朋友大多认为他与众不同。并州刺史高幹，是袁绍的外甥。一向尊重有名望的人，招来四方游学的士人，士人大多归附于他。仲长统去拜访高斡时，高斡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当时的政事。仲长统对高斡说：“您有宏大的志向但没有杰出的才能，喜欢士人但不会选择人才，我用这番话是想引起您高度地警戒。”高斡向来自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仲长统就离开了他。没多久，高斡在并州反叛，最后失败。并州、冀州的士人都认为仲长统是个不寻常的人。

仲长统性格豪爽，敢说直话，不顾及小节，时而沉默不语，时而侃侃而谈，当时有人说他是个狂生。每逢州郡下令征召，他总是称病不去。他常认为凡是游说帝王的人，是想以此立身扬名，可是名不常存，人生短促易消亡，悠闲安居，可以自得其乐，他想卜择一个清静空旷的地方居住，使自己心志愉快，他撰文说：“假如居住的地方有肥沃的田地和宽敞的房屋，房后青山房前小河，沟渠池塘环绕，竹木遍布四周，房前筑有场圃，房后建有果园。出门时车船可以替代步行的艰难，使我可以消除四肢的疲劳。养育亲人备有几种珍贵的膳食，妻子儿女不干劳苦的活。好友聚集一起，就拿出陈酒佳肴来欢乐地饮食；良时吉日，就烹制羔羊乳猪来款待亲朋。漫步在田畦园圃间，游戏在平原的树林中，沐浴在清清的溪水里，追逐在凉凉的柔风中，垂钓游动的鲤鱼，箭射高飞的大雁。在祭坛下舞蹈祈雨，唱着欢歌回到高堂上。在室内安心养神，思考老子的玄虚学说；咽气养生调和元气，在道德修养上要求自己与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大体相像。与几位知书达理的人，讲书论道，谈天论地，评人品物。弹奏高雅的《南风》琴曲，生发美妙的商音，安闲自得地过一辈子，冷眼旁观地处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社会的责难，永葆生命的青春。这样，心志可以超越云霄天河，超出宇宙之外，怎么会羡慕跨进帝王之门的人呢！”他还作诗二篇，为表达他的思想。诗句说：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拖。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尚书令荀或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飞鸟留下足迹，鸣蝉脱去老壳。腾蛇丢弃鳞片，神龙解下头角。思想道德修养高超的人能够随机应变，贤达的士人能够超脱俗世。乘云不需勒辔，驾风不需用足。降下的露水成帷幕，张开的云气成帷帐。露水可以当餐饮，太阳可代火炬。恒星艳丽如珍珠，朝霞柔润似美玉。身处天地四方内，可以随心所欲。人事可抛开，还有什么拘束？

大道虽然平坦，能明察事物细微变化的人少。听任自己的意愿行事，没什么不对，适应事物变化，没什么不可。自古以来世事错综复杂，曲折环绕像锁链，何必思虑上百回，至关重要在自我。将忧愁寄托在天上，把愁苦埋藏在地下。叛离《五经》，毁弃《风》、《雅》。百家学说繁杂琐碎，请把它用火烧掉。坚定志向隐居山中，思想遨游海东。将精神做舟，用微风做舵。遨游飞翔在太空，任意上天熔冶，可以逍遥自在。

尚书令荀或听到仲长统的名声，认为他不同寻常，推荐他做尚书郎。后来又参与丞相曹操的军务。每当谈论古今及当时风尚世事时，常常激愤慨叹。因此写下论著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

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杨。今简撮其书有益政者，略载之云。

《理乱篇》曰：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抵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汉献帝让位那年，仲长统去世，当时年纪四十一岁。他的朋友东海郡人缪袭常常称赞仲长统的才华、文章，说他足以继承西汉的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现在简要摘录他书中有益于政事的篇章，简略登载于下：

《理乱篇》说：

豪杰当中承受天命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享有承受天下的名分。因他们没享有天下的名分，所以战争接连不断地发生。在这时，他们都假借上天的权威，强占州郡，拥有军队，与我们较量才智，显示勇力与我们争胜负，这些人不知进退，使天下人疑惑误解，这类人多得不可胜数。较量才智的都计穷，较量勇力的都失败，到形势不能再抗争，气势不够再较量时，这才开始捆颈绑首，前来向我们投降。其中有的人曾经是我们的尊长，有的人曾经与我们是同辈，有的人曾经奴役过我们，有的人曾经抓捕囚禁过我们。他们心中忧伤，都在内心诅咒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不成，然后努力奋起实现他们先前的大志，怎么会甘愿终身落得个失败的名分呢？

等到继位的时候，民心安定了。天下百姓，靠我朝廷能够生存繁衍，由我朝廷得到富贵，安居乐业，长久养育子孙，天下呈现安逸宁静的景象，百姓的心归向朝廷。豪杰的贪心已经消除，士人百姓的思想已经安定，富贵在一般的人家，尊严属于天子一人。处在这时，即使是才智低下的人处在天子的地位，也能使他的恩泽如同天地，威严等同鬼神。暴风迅雷，不足以比喻他的强盛气势；应时的春雨，不足以比喻他的恩泽；即使周公、孔子有几千位，也无法再与他的圣贤较量；勇士孟贲、夏育有百万，也无法再与他的勇力奋争。

那些后来继承王位的愚蠢君主，看到天下没有人敢与他违抗，自以为如同天地一样不可能灭亡，于是放纵他的私好，放纵他的邪欲，君臣一起宣扬淫乱，上下共同作恶。眼睛看尽角力技艺，耳朵听够郑、卫两国乱世之音。入宫就沉溺在女人怀中，出宫就骑马打猎。搁下各种政务，抛弃毁灭人才，纵情逸乐直至临死，没完没了。君王所信任亲近的，都是些谄媚逢迎取悦于上的人；最受尊宠的，全是后妃姬妾的家人。这好比是役使饿狼看守厨房，饥虎关养栏圈的小猪，就此达到煎熬天下百姓的脂膏，砍榨百姓的骨髓。百姓怨恨生存没有依托，灾祸战乱同时发生，天下动荡不安，各方少数民族侵扰反叛，朝廷土崩瓦解，群臣离去。过去由我朝哺育的子孙，现在全是饮我血液的仇敌。到了运转势去的时候，还有执迷不悟的君王，这难道不是富贵产生不仁，沉湎享乐招来愚蠢疾病吗？朝代的存亡因此更换替代，政治动乱从此周而复始，自然的规律常常就是这样的。

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跼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辩色，耳能辩声，口能辩味，体能辩寒温者，将皆以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还有处理朝政的人，只是采取权宜之计而已，没能考虑贤愚的区分，来领悟兴盛衰败的必然道理。结果是一天一天不如古代，差距越来越远，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汉朝兴盛以来，相互间同时编入户籍的平民，那些凭借财力帮助君长的，世代数不胜数。那些清贫廉洁的士人，只是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对社会风气没有什么影响。富豪人家的房屋，数以百计栋栋相连，肥田沃地遍布原野，男奴女婢上千成群，依附世族豪强的人口数以万计。用车船贩运货物，足迹踏遍四面八方；为囤积货物，仓库遍布都城。珍奇的财货，巨大的库房难以容藏；马牛羊猪，连山谷也不够牧放。妩媚的男童漂亮的女奴，立满绮丽的居室；弹唱歌舞的乐伎，排列在深远的厅堂。等待接见的宾客却不敢离去，车马交错停放却不敢前进。牛、羊、猪肉很多，腐臭得不能吃；清醇美酒很多，变质不能喝。富豪们盼顾时，那么人们就随着他们的目光转视，富豪们喜怒时，人们就顺着他们的心意去思考。这些都是公侯们的最大乐趣，君长们的丰厚财富。假如能够运用智谋进行欺诈，就能够得到这一切；如果能够得到这一切，人们不认为是一种罪过。水源一经打开就纵横流淌，道路一经开通就四通八达。要求士人舍弃荣乐去甘居穷苦，放弃安逸去趋向束缚，谁肯这样做呢！动乱的世道长久可是太平的世道短暂。动乱的世道小人受尊宠，君子困苦贫贱。当君子困苦贫贱的时候，曲身弯腰对高天，小步行走在厚地，但仍然害怕遭到镇压的祸患。到了清平时代，就又陷入矫枉过正的约束。老的已经更老，不能赶上宽裕富足的生活；年少的正当壮年，又将陷于衰乱的年代。这样就使坏人独占无穷的福利，善良的士人却背着不可赦免的罪名。如果眼睛能辨认颜色，耳朵能辨听声音，嘴巴能辨尝味道，身体能辨知冷暖的人，都将把修身自洁作为回避恶人的办法，这是采用聪明巧妙的办法来回避，何况还有愿意遵行修身自洁之道的人呢？这是后代继位君王采取权宜之计的过失。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

《损益篇》曰：

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有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藉亲属之恩，盖源流形势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然其洿秽之行，淫昏之罪，犹尚多焉。故浅其根本，轻其恩义，犹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专之于国，擅之于嗣，岂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为者乎？时政凋敝，风俗移易，纯朴已去，智惠已来。出于礼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资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权，校其从横之势，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无壅滞之士，国朝无专贵之人。此变之善，可遂行者也。

过去春秋时期，是周朝的动乱时代。到了战国时期，就又更加严重了。秦王赢政趁兼并的形势，放纵虎狼般的心肠，割裂天下，吞食生民，暴虐不止，因此招致楚汉战争的苦难，动乱超过战国时期。汉代经历二百年后遭遇王莽作乱，计算在这次战乱中被残杀死亡的人数，又成倍地超过秦始皇、项羽战乱时期。直到今天，有名的都城空空荡荡无人居住，百里之内人烟绝迹的情况，多得数不尽。这又超过了被推翻的新莽时期。可悲啊！不到五百年的时间，大的灾难就出现三次，其间一般的战乱，还未算数。情况变得更加使人疑惧，时间越往后战争就越残酷，由此往后类推，可能发展到人户尽灭的地步了。唉！不知未来的圣人将会采用怎样的办法拯救衰世呢？也不知道上天到什么时候才结束这种时运呢？

《损益篇》说：

法制建设对时政有利，建立制度对事物有利，就可以实行。事情违背规律，法制有忽视时政的，就可以改变。所以在古代实行时取得业绩的，用在当今没有功效的制度，不可不改变。改变后不如以前的，改变以后多数是失败的，也不可以不恢复。汉代建立初期，分封子弟为王，委命他们管理士人百姓，给予他们生杀大权。受封的子弟就骄奢淫逸放纵自己，贪得无厌。他们欺压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骨肉至亲中通奸，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对上干出篡权反叛的违法勾当，对下施行暴虐残杀的祸害。虽然他们是凭借亲属的恩宠，但造成这种形势的根源是分封的制度。朝廷降低他们的爵位削减他们的封地，权力逐渐被剥夺，最终只让他们坐食俸禄罢了。可是他们肮脏的行为，淫乱昏庸的罪过，还是很多。因此削弱他们的基础，减轻对他们的恩义，他们还能凭借一日的尊贵，收取士民的费用。何况在封国专权，独揽继承大权，怎么可以鞭挞怒斥他们，而让他们唯我所为么？时政衰败，风俗改变，纯朴已失，智慧产生。受封的子弟逾越礼制的限制，在受封的领地里放纵嗜欲已经很久了，因而不能给予他们权力，不能给予他们资本。因此要收回他们世代相继的权力，审查他们相互交错的势力，善良的早日提升，邪恶的及早罢退，这样朝外就没有受压抑不得志的士人，朝廷就没有独占尊贵的人。这种变革是好事，是可以立即实行的。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

由于井田制被革除，富豪经商，他们的房舍遍布在州郡，田地连片分布在四方的诸侯国。有的人未曾受到最低乡吏的任命，却私自穿起三辰（日、月、星）及龙形图案的衣服；不是五户编户中的伍长，却拥有名都千户的劳役。荣华享乐超过封国的国君，势力与郡守、县令相等。财货自己经营，犯罪不被治罪。刺客和敢死人员，为他们卖命。造成体弱智低的人，被子、帷帐破烂，过着寄人篱下的贫困生活，死后无人收殓，忍受冤枉，不敢申诉。虽然也有法网疏漏的原因，但造成这种贫富不均的惨状，其根本原因是田地分配没有限制。现在要制定太平世道的法纪纲常，建立大变化的基础，平均百姓的财产，端正社会风俗，斥责奢侈，提倡俭朴，不实行井田制是不行的。这种革除井田制的做法是失败的，井田制是应该恢复的。

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鸡狗之攘窃，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谬误之伤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不制中刑以称其罪，则法令安得不参差，杀生安得不过谬乎？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或曰：过刑恶人，可也；过刑善人，岂可复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则有罪不死也，是为忍于杀人，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名实有正，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皆勿杀。嗣周氏之秘典，续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复之善者也。

《易》曰：“阳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国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今远州之县，或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墯，有事不迫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肉刑被废除后，治罪轻重就没有标准，减免死刑就得处以髡钳刑，减免髡钳刑就得处以鞭笞刑。死去的人不可再生，但髡刑不会伤害人的生命。髡刑和笞刑不够处罚中等罪犯，怎能不用死刑呢！那些偷鸡摸狗，男女淫乱私奔，以各种酒进行贿赂的，误伤他人的人，都够不上处以死刑。杀掉他们就量刑太重，对他们采用髡刑就太轻。不制定中等刑罚来与他们的罪行相称，那么法令怎能没有判刑轻重的差别，杀与不杀怎么会不出差错呢？如今人们担心刑罚太轻不足以惩罚恶人，就凭借贿赂来凑成犯人的罪过，谎称病死来隐瞒被杀的实情。法律条文没有标准，刑名与罪行不相称，恐怕不是帝王的通常法律，圣人的良好法制。有人说：加重惩罚恶人，是可以的；加重惩罚好人，怎么可以恢复呢？我说：假如自前朝以来，没有枉害过好人，那么好人有罪不处以死刑，那是容忍杀人，却不忍心对人判刑。现在采用有等级的五刑，刑罚轻重有道理，法律条文有顺序，刑名与罪行相符，不是杀人、谋反、乱伦等罪恶深重的人，都不杀。继承周代的轻、中、重法典，接续吕侯慎用刑罚的办法，周氏法典是应该恢复的好法典。

《易经》上说：“阳卦是一君二臣，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二君一臣，是小人之道。”那么只有少数人，是人上人；多数人，是人下人。一伍的长，才能担任五家的长；一国的君王，才能担任一国的君王；天下的王，才能在天下称王。愚蠢的人被聪明的人役使，好比树枝依附树干，这个道理是天下的永久法则。创立国家用来分治民众，建立政务用来分管民事，民众居住遥远就难以安抚，政事集中就难以了断。现在边远州郡的县，有的相距几百上千里，有的地方虽然山陵沼泽很多，但还是有人可以在那里居住耕种稻谷。应当重新划定那里的属界，使相距远的不超过二百里。在户籍册上加以注明以便统计查阅，审定户籍的编制以便联系掌控，限制农夫田亩的数量，是为杜绝土地被兼并，制定五种刑法是为拯救判处死刑的罪犯，增派官长是为建立政治管理，促进农桑业的发展是为丰富储备，废除工商业是为专一搞好农业，勉励教化学习是为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表彰德行是为激励社会风俗，考核才艺是为按规定的等级次第授给官职，选拔精锐强悍的人是为进行军事演习，整修武器是为保有防守和进攻的军力，严格禁令是为防止越级失误的发生，信守赏罚是为验证奖惩，纠察游乐嬉戏是为防杜歹徒作乱，监察严厉是为消除百姓的烦扰和暴虐。审定这十六项作为政务的内容，执行时有常法，考核时有范围，和平时期不要松懈怠惰，有事发生不要慌急恐惧，哪位圣人再出现，也不能改变。

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又十取之，则佐史之才已上十万人也。又十取之，则可使在政理之位者万人也。以筋力用者谓之人，人求丁壮；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犹将有储，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后可以用天性，究人理，兴顿废，属断绝，网罗遗漏，拱柙天人矣。

或曰：善为政者，欲除烦去苛，并官省职，为之以无为，事之以无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圣人未可师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昏乱，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间哉！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奉禄诚厚，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稟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开虚伪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绩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实也。以廉举而以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从前，天下户口超过一千万，除去那些年老体弱的，每户仅有一名少壮男子，那么就有一千万人。没有登记的人还很多，还有蛮夷戎狄等居住在汉人境内的人口没有计算在内。在十个少壮男子中，必有能胜任什伍长的人，推算什长以上的人，就有一百万人。从十人中选取一人，那么能担任佐史的人才已上十万人。再从十人中选取一人，那么可以让他们处在治理政务职位的就有一万人。用体力劳作的人叫做人民，在人民中寻找少壮男子；凭才智效力的人叫做士人，士人敬重老人。完全按这种办法来使用天下的人，还将有人才储备，怎么嫌人才不够呢？所以物件有不被求取的时候，不存在没有物件的年代，士人有不受重用的情况，没有缺少士人的年代。如此，然后可以利用人的天然品质和特征，去探求人事的道理，拯救衰败或连缀断绝的事物，搜罗遗漏的事物，达到自然和人类的统一。

有人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要废除烦法，去除苛政，合并机构裁减冗员，以无为的原则当作为，以无事的态度去做事，为何你要说这样一些话呢？我说：如果是这样，夏、商、周三个朝代不足以仿效，圣人也不可以效法。君子用法制把国家治好，小人用法制把国家搞乱。同样是用法制治理，有的用它治好天下，有的用它搞乱天下，是实行的方法不同。如果让豺狼去放牧羊、猪，让春秋末期的盗跖去主管征税，国家必定混乱，官吏放纵私欲，怎么评论减损与增益的差别呢！百姓要等君子出现后才得治理，国家要待有了积蓄才会没有忧虑。君子不是亲自从事农桑劳动来获得衣食的人，积蓄不是通过横征暴敛来达到富足的。俸禄确实优厚，那么官吏侵夺、买卖取财的罪行就能杜绝；国家的积蓄确实多了，那么战争、盗寇、水涝、干旱等灾害不会使人发愁。所以官吏由正道获得的钱财，百姓不认为是奢求；由正道征收的赋税，百姓不认为是劳役。当天灾流行的时候，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百姓，不也是施行仁政吗？衣食有余的时候，要减少奢侈浪费用来施舍民众，不也是施行仁义吗？那些君子所处的地位是士民的长官，固然应该享吃丰盛的肉食，穿戴各种丝织品，乘坐红轮四马的官车。如今反而说居住简陋房子的人为高尚，吃蔬食的人为清高，这既丧失了天地的本性，又开造了虚伪的名声，使得低智的人占居高位，各种事业都不兴盛，未必不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得到洁身自好的人却失去有才能的人，这不是建功立业的实际效验。因廉洁被推举却因贪污被去职，不是士人君子的心愿，选用人才一定要吸取品德优良的士人。品德优良的士人中富有的少穷困的多，所得俸禄不够供养家人，怎能不稍走私下请托的门路呢？因此就惩治他们，这是设置机关陷阱来对付天下的君子。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稟，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

盗贼饥荒，在天下彼伏此起，灾荒凶猛降临，战争突然发生，横征暴敛使百姓贫弱，剥夺官吏的俸禄，官民所依赖生存的东西很少，被夺取的东西很多，军队征战在万里以外，军需物资缺乏，首尾不能应接，各种劳役同时征发，农业荒废，百姓失业，万民只得向苍天呼号，贫穷困苦的人，辗转流离在外，死在山沟水渠之中。现在通常按土地肥沃的标准，计算农作物的收入，下令每亩收取三斛，每斛收取一斗租赋，这不算太多。一年之内，就有几年的储存，即使征发不合法度的徭役，放纵奢侈的欲望，扩大赏赐宠爱的人数，仍不能耗尽储备。如果不遵循古代法制，规定轻税制度，等到一处有危急事件发生，某一地区遭受灾害，不到三年的时间，查对计点时就出现亏损短缺，坐看士卒吃蔬食，立望饿死的人满布地，当国君的为什么施行这样的政治呢？按二十分之一征税，被称为古代北方貊国的税制，何况是征税三十分之一呢？减少官吏俸禄用来增加军队的费用，是从秦朝征伐诸侯时开始，一直延用到各地的夷人，汉朝承接了秦朝的大业，就没有改变这种税制，国家危乱，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田地没有固定的主人，百姓没有固定的住所，官吏口粮按日供给，等级的俸禄多少没有规定。可以制定法令制度，统一确定科目，租税按十分之一收取，更役的赋税照旧不变。如今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中等的土地没有开垦；即使这样，仍然应当限制高门贵族，不许他们超过规定。那些长草的土地，都称作官田，凡有能力从事耕种的人，就可授给他们。如果听任他们自己去占有，以后必然产生恶果。

《法诫篇》曰：

《法诫篇》说：

《周礼》六典，冢宰贰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爰及战国，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习故者。是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势，故其贵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周礼》这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有六部治理国家的法典，周官大宰辅佐君王治理天下。春秋时期，具有完美德行的诸侯，都有一位上卿总理政务。到了战国时期，也都是这样。秦国兼并天下后，就设置丞相一职，以御史大夫为副职。自从汉高祖到汉成帝，沿袭下来没做改变，多数人任职终身。汉朝之所以鼎盛，原因就在这里。任用一人政事集中，任用多人就相互依赖。政事集中就和谐，相互依赖政见就背离。和谐就出现太平，背离就引起紊乱。汉光武皇帝痛恨几代皇权旁落，愤恨强臣王莽窃权，他矫枉过正，政务不委任给臣下，虽然设置三公的职位，政事归尚书台处理。从此以后，三公的职位，只是设人而已；然而出现政事没人处理的情况，还是对三公加以谴责。但是朝权转移到外戚手中，恩宠赐予亲近的小官，这些人亲近自己的同党，任用自己亲近的人，在内充斥京师，在外遍布各郡，贤愚颠倒，买卖选举，愚钝无能的人镇守边境，贪官酷吏治理民众，他们骚扰百姓，激怒四方夷人，招致反叛，使百姓遭受离乱的疾苦。百姓怨气齐发，导致阴阳失调，日、月、星辰出现亏缺，怪异现象频繁降临，昆虫蚕食庄稼，水旱造成灾害，这都是外戚宦官等人造成的。皇上反而下达策书责备三公，以至于将他们罢免或处死，这是足以令人呼唤苍天，号眺痛哭极为悲痛的。还有中期选任三公，务必选拔清廉、忠厚、谨慎、遵循常规故习的人。这是妇女式的规矩，乡里的普通人，怎么可以担任这种职位呢？形势已经那样，选拔又是这样，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把政绩加在百姓身上，那不是相距甚远吗？过去汉文帝对邓通，可以说非常宠爱，可是还是让申徒嘉惩罚邓通的意愿得以实现。对被信任的人都是这样，那么对皇上周围的小臣何必担心呢？到了近代，外戚宦官请求托办的事没有办成，情绪不满，马上能把人置于料想不到的祸患之中，怎么可以弹劾匡正的人呢！从前任职的大臣责任重大却受责备轻少，现在任职的大臣责任轻少却受责备重多。过去贾谊为绛侯周勃受到囚禁的耻辱而感慨，因此向皇上陈述如何考虑大臣的廉耻问题，开启了大臣有罪自杀的先例。从此以后，就形成惯例。继位的君王，出生就看到这种成例，习以为常，没有人明白这一情况。啊，可悲呀！左手掌握国家的法度，右手割断自己的喉管，愚蠢的人还知道难办，何况明智的君子呢！光武皇帝剥夺三公的大权，到现在更加严重，不给皇后亲族权力，几代以后就行不通，这是亲疏者之间的权势差异。母后的亲族，皇上身边的人，有最亲者的权势，所以他们显贵能任职万代。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失败例子，没有哪个朝代不发生这种情况，不以此为借鉴，也是很令人痛心的了。不如设置丞相一职总理政事。如果委任三公，那就应该分任职务，责令完成。凡让当政的人，皇上不应该与他们联结婚姻；和他们联结婚姻的，不应当让他们执政。如果不是这样，在位的人会使百姓困敝，荐举不用贤才，百姓不安定，诉讼不断，天地多遭灾变，人事多怪异，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就可以分别治罪了。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媟近，输权重于妇党，筭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

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尝试妄论之，以为世非胥、庭，人乖 饮，化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如使用审其道，则殊涂同会；才爽其分，则一豪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则天同极，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泬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 衣，丰薄不齐，而致化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储，宽惨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敝由崇俭；楚楚衣服，戒在穷赊；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罚，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未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太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可以征其统乎！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如以舟无推陆之分，瑟非常调之音，不限局以疑远，不拘玄以妨素，则化枢各管其极，理略可得而言与？

有人说：政权集中在一人，权力太大。我说：人才确实难得，何必疑忌他的权力太大？从前霍禹、窦宪、邓骘、梁冀这类人，凭借外戚的权力，掌握国家的大权；等到他们被处死刑时，仅凭诏书中的一句话，第二天早晨就被处决了，何必害怕他们的权力大呢？现在国家丢失神圣的权力给身边亲近轻薄的小人，交出重权给外戚，计算起来十代皇帝中这样做的就有八九代。不归罪外戚而疑忌三公大臣，多么违背事理啊！

评论说：诸子百家谈论政治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他们的主张大致归纳为巩固根基，改革时弊。遭遇无定，意见偏颇杂乱，因此是与非的论说，众说纷纭相互对立。我试图大胆地评论，认为当今不是古帝赫胥氏、大庭氏（神农氏）的时代，人们背离依赖他人的生活，世上万事万物开始变化，欲念因此萌发。即使有通晓万物的智慧，也不能预究万物推移变化的情况；山川的高深，不足以比喻人心的曲折险恶。那么适应时俗世事的变化，难有固定的条例。如果使用人才审慎地研究它的方法，那么就可以殊途同归；如果使用的人，在才能方面有差距，那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怎么这样说呢？如果有道而无位的圣人统治世间，那么就会同上天一致，兴废的方法，应该没有特殊的法则。损减增益各不相同，文彩与质朴交替运用。用时明显不用时隐晦，与以往不一；出征祭祀，与上世不同。等到乘坐帝王的专车，穿上纤细的葛布衣，贫富不一，但使天下教化是一样的；也有赦免诸侯同族的，对太子施刑的，宽宥与残酷相距甚远，但防止非分的欲望必然相同。这是分流而同源，经过百思而取得一致。如果偏离常情进行纠正，那么矫枉必然过正。所以穿着葛布鞋去踩踏霜雪，它的弊端是由于要推崇俭朴；穿着鲜艳的衣裳时，要警戒穷奢极侈；要防范宽松，如果封土太广，就会造成强盛的诸侯欺凌微弱的王室；横征暴敛严酷刑罚，苛刻逼迫就会造成国家分崩离析。这是《曹风》、《魏风》所讽刺的事，是用来表明国度的社会风尚；周、秦二朝最终的内乱，是表明这两个朝代处在衰亡之中。因此在任用和舍去人才上一开始，就酝酿着国家的兴盛和衰败。所以繁简只能随时而定，宽松猛烈要相辅相助。把刑律镌刻在钟鼎上，法规可以详细了解；约法三章的颁布，贵在简约易行。春秋时郑国正卿太叔获得猛政的表扬，因此太叔的父亲子产临死时流出遗爱的眼泪，春秋时晋国的正卿赵宣子将宽松的政治改为严厉的政治，平阳侯曹参遵循统一的法规。这确实是执政宽严造成国家兴废的大道理，可以用来验证治国的方略啊！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对当世得失的评论都是经过深究的，然而多数是错误的通晓的执政方略的说教，他们喜欢发表倾向一边的言论。推崇清静的道家，认为儒家的评议是迂腐说教；是拘泥于辩论名称与实际的人，认为柱下史老子的理论是虚妄的言辞。有的人推崇前王的风尚，认为可以在当代实行；有的人沿用挽救衰世的法规，认为应该在后世长久流传。如果拘泥于某一种深奥的理论，将会造成弊病。好像舟船没有在陆上运行的功能，琴瑟没有固定的音调那样，不要局限于某种理论而怀疑久远的制度，不要拘泥于黑色而妨害了白色，那么治理天下的机构各自管理自己的大事，治理的方略可以评论了吧？

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

赞辞说：一孔之见，易生偏差，众说纷纭，难以统一。矫正质朴，要用文采，纠正缓慢，必需急速。举措端正，自然治理，偏滞一方，就会失误。详细观察时政的弊端，是造成清明政治的方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