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六十一

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左雄字伯豪，南阳涅阳人也。安帝时，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

永建初，公车征拜议郎。时顺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阙政，雄数言事，其辞深切。尚书仆射虞诩以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厄，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上疏陈事曰：

臣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对禹，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分伯建侯，代位亲民，民用和穆，礼让以兴。故《诗》云：“有渰凄凄，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厉昏乱，不自为政，褒艳用权，七子党进，贤愚错绪，深谷为陵。故其诗云：“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灭，六国并秦，阬儒泯典，刬革五等，更立郡县，县设令长，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汉受命，虽未复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悦以济难，抚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康乂。诚由玄靖宽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兴于仄陋，综核名实，知时所病，刺史守相，辄亲引见，考察言行，信赏必罚。帝乃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政平吏良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人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

左雄，字伯豪，南阳郡涅阳县人。安帝在位时，被荐举为孝廉，逐渐地迁升为冀州刺史。州中有许多豪强大族，爱以私情相嘱托，左雄经常闭门谢客，不与他们交际。他上奏朝廷请求查办贪污狡诈的二千石官员，也没有什么回避忌讳的。

永建初年，公车府征召他担任议郎。当时汉顺帝新登上皇帝位，大臣们都松懈怠慢，朝廷政治多有缺失。左雄多次上书言事，他的言辞深刻恳切。尚书仆射虞诩认为左雄有忠诚奉公的品节，向朝廷上疏推荐说：“臣见当今公卿以下的臣僚，大都拱手默无所言，以结恩交好为贤明，以忠心尽节为愚蠢。甚至于互相告诫说：‘不要做纯洁的璧玉，随众附和多有后福。’臣见议郎左雄，多次上封事，甚至引用陛下身遭危难的教训作为警诫，实在有帝王大臣忠诚正直的节操，有周公为周成王谋划的风范。适宜提拔他担任出纳王命，掌握机要的官职，那么一定会有匡正辅弼朝政的益处。”因此朝廷拜左雄为尚书，再升为尚书令。左雄上奏疏陈述政事说：

臣听说安抚远方协和近处，没有比安定人民更加重大的事情，而安宁人民的首要事务，没有比重用贤士更重要的，而用贤士的办法，一定要有考核官吏政绩的制度。因此皋陶在回答禹的问话时说，天子最可贵的是在于了解人。“人民安定就等于施予了恩惠，百姓就会怀念他。”分封爵位，建立侯国，继承君主之位，亲近爱护人民。人民因此而和睦恭敬，礼义谦让因之而兴起。所以《诗经》上说：“阴云洋洋飘来，雨点轻轻落下，好雨落在公田，私田同时沾润。”到周幽王、周厉王时代，政治昏昧混乱，天子不亲自掌管朝政，褒姒把持权柄，玩弄权术，她的亲属七人，都因妻党关系而仕进。贤士与愚夫错乱颠倒，好像深谷成了高陵。所以《诗经》上说：“四方之国没有善政，不用良臣。”又说：“可恨如今世上的官人，为何如同蛇蜴一般？”这话说的是人民害怕官吏，如同害怕蛇蜴一样。周王朝灭亡之后，六国又被秦国吞并，秦王朝坑杀儒士，焚灭典籍，废除五等爵位，改立郡县制度，县设县令、县长，郡设太守、郡尉，十家五户互相监督，州郡官吏贪婪暴虐地对待人民。大汉朝接受天命，虽然没有恢复到像古时那么完美，但能够慎重地选择百官，免除苛政，匡救时弊，乐于解救危急困难，安抚百姓，顺应自然。到文帝、景帝时，天下安定大治。这确实是由于宁静平和，宽柔待民，能慎重地选择任用官吏的缘故。延续到汉宣帝时，由于他曾身处微贱，注意全面地考核名与实，知道时弊所在，对刺史、太守，王国的相，总是亲自接见，考察他们的言行。严格地实行有功者真正得到赏赐，有罪的人一定受到惩罚。宣帝曾经感叹说：“人民之所以安定而没有怨恨，是因为政治清平，官吏贤良啊！与我共同开创这个局面的，大概就是贤良的二千石官吏吧！”他认为官吏多次变换，不利于百姓安居乐业，官吏较久地治理一个地方，那么人民就容易顺从教化。对那些有卓越政绩的官员，皇帝就用诏书加以勉励，增加他们的俸禄，赐给他们金钱，或者赐给关内侯爵位。公卿有缺员时，就按次第进用。因此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汉代的贤良官吏，在这个时期最为殷盛，所以能够出现太平盛世的祥瑞，建立中兴之业的大功。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眥；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而齐于匹竖，叛命避负，非所以崇宪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后。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算，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汉朝自最初建立到如今，三百多年了，淳朴的风俗渐渐衰败，取巧诈伪逐渐萌生，在下的人伪饰他们的奸诈，在上的人放纵他们的凶残。主管方圆百里之城的人，升迁转调没有定制，各自心怀权宜之计，没有人做长久的打算。以杀害无辜为威风，以周遍聚敛为贤能，把以法规约束自己，安抚百姓看做是劣弱无用，把奉公守法、遵循教化看成是不能变通。髡钳刑罚加于人，只是起于瞪瞪眼睛的仇怨；横尸的灾祸，仅因官吏一时的喜怒而造成。把老百姓当做仇敌看待，征收赋税如狼似虎。监督的官员与地方官员前后相顾，同病相牵连，眼见为非而不检举，耳闻为恶而不查察；凭着驿站传递的消息来评价政绩，整年都只督责完成赋税。受到赞扬的善人，并不真正具有与溢美之词相称的德行，评价功劳并不是根据官吏政绩的实际，虚伪荒诞的人获取荣誉，拘束检点自己的人反遭毁谤。有的人因犯罪引退而标榜志节高尚，有的人以辞官退隐来求取名声。州官也不再加以审察，一齐争着征聘召用，纷纷升任，超越平时的等级。有的人虽被奏请查办，但逃亡在外而没有被治罪，遇上大赦，或行贿赂，又洗脱罪名。红与紫混成一色，清与浊没有分别。所以奸猾之徒邪曲泛滥，轻视进退去留，除授官职如同流水，因调动交接造成的空缺经常达到百数。乡官部吏职务低贱，俸禄微薄，车马衣食都取之于民。那些廉洁的人只要生活够用，而贪心之徒则搜刮满室，额外的掠取，强横的征调，纷纷不绝。送往迎来，花费烦多，损害施政，伤害人民。和顺之气没有洽合，各种灾害没有消除，凶咎祸患的根源就在这里。今天的县令官长，犹如古代的诸侯，在朝廷受封爵位，车马服饰常有，而行为等同于匹夫竖子，叛逆王命，背弃职责，这不是尊崇法令，显明道理，施惠抚育百姓的人。臣的愚意认为太守、相国、长吏和那些对百姓施予惠爱仁义，有显著政绩成效的人，可以就地给他增加官俸，不要使他们调动；不是父母的丧事，不允许放弃离开官位职守。那些不遵守法律禁令，不奉行王命的人，应将他们禁锢终身。即使遇上朝廷大赦，也不能与其他囚犯同样看待。若有被弹劾奏请逮捕，逃亡不服法的，把他全家流放到边郡，以惩治他的后人。乡部直接接近百姓的吏员，都用出身清白能够从政的儒生担任，宽缓他们所欠的丁口税，增加他们的俸禄。他们担任吏职满一年，宰府州郡才能够征辟荐举。这样的话，官吏作威作福的路径就能被堵塞，虚伪的弊端就会被绝断。送迎的劳役就会减少，额外赋敛的源头就会止息。奉公守法的官吏，得以实行礼义教化；普天下的百姓，各自在他们的处所得到安宁。追踪合配文帝、宣帝的中兴道路，福泽流传后世，永远不会磨灭。

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伪，详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达政体，而宦竖擅权，终不能用。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每选部剧，乃至逃亡。

永建三年，京师、汉阳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复有大水。雄推较灾异，以为下人有逆上之征，又上疏言：“宜密为备，以俟不虞。”寻而青、冀、杨州盗贼连发，数年之间，海内扰乱。其后天下大赦，贼虽颇解，而官犹无备，流叛之余，数月复起。雄与仆射郭虔共上疏，以为“寇贼连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举宗群亡。宜及其尚微，开令改悔。若告党与者，听除其罪；能诛斩者，明加其赏”。书奏，并不省。

又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帝从之。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

皇帝为左雄的话所感动，申令有关官员，考察左雄陈述的虚实，慎重地施行。左雄所说的话，都明确地通达施政的要领。但由于宦官把持了大权，始终不能采用。从这时候起官员变易频繁，县令县长每月更换，迎新送旧，劳苦扰乱没有止境。有时官府空空，无人理事，每当选任到艰难困苦的县，所选派的官员甚至逃亡。

永建三年，京城、汉阳都发生了地震，泉水喷涌而出。永建四年，司州、冀州又有洪水泛滥。左雄推测考究灾祸怪异发生的原因，认为这些是臣下叛逆皇上的征兆，又上奏疏说：“应该秘密地加强防备，用以防范不可意料的事情发生。”不久，青州、冀州、杨州盗贼接连暴动，几年之间，天下混乱。后来全国大赦，盗贼扰乱的情况虽然有所缓解，而官府还是没有防备，流寇叛贼的余党，几月之后又重新起事。左雄与尚书仆射郭虔共同上书皇帝，认为：“盗贼连年不断，人民死的、逃亡的已经过半，一个人犯法，整个家族都一起逃亡，应当在势头微小的时候，开导启示，令他们改悔。若有告发同党的人，就免除他的罪行；能够诛杀寇贼的，明令给予赏赐。”文书上奏后，皇帝并没有看。

左雄又上书言事说：“应当崇尚经术，修建太学。”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阳嘉元年，太学新建成，皇帝下诏令考试明晓经术的人补入太学为弟子，增设甲、乙科目。每科各十人。任命京城以及各郡国的老儒生年纪在六十岁以上的人为郎、舍人、诸侯王国的郎，共一百三十八人。

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谴却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憙，察选清平，多得其人。

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于是负书来学，云集京师。

左雄又上书言事说：“郡国的孝廉，就如同古代的贡士一样，出仕为官就治民，宣畅和洽风俗教化，若让他们面对墙壁，无所事事，那么就没有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了。孔子说：‘四十岁就不致迷惑了。’《礼记》上称作‘强仕’。请朝廷从现在起规定孝廉不满四十岁的，不能够选拔；仕宦的人都要先到公府，儒生考试其家传的经学，文吏考试文笺、奏章等文体。在端门辅助办事，用以分别他们的真伪，以便观察他们是否有特殊才能，能使风俗教化纯洁美好。有不按条文法令办事的人，依法制裁他的罪行。若有些人具有特别优异的才能品行，自然可以不拘泥于年岁。”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颁发到各郡国。第二年广陵郡有个孝廉徐淑，没有达到荐举规定的年龄，台郎怀疑而诘问他。徐淑回答说：“诏书说‘有像颜回，子奇那样的贤才，不拘泥于年岁’，因此本郡让我作为候选人。”台郎不能难倒他。左雄诘问他说：“从前的颜回闻一知十，孝廉你闻一能够知几呢？”徐淑没有话回答，左雄就将他遣退回本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多个人都因错误举荐而遭到罢黜，只有汝南郡陈蕃，颍川郡李膺，下邳郡陈球等三十多人得以任命为郎中。从此州牧、郡守们都畏惧，不敢轻易举荐。直到永憙年间，考察选士都能做到清正公平，多能选得贤人。

左雄又上奏疏请征聘天下知名的儒生为博士，让公卿的子弟为太学生。有志节操守的人，增加他的俸禄。及至像汝南郡的谢康，河南郡的赵建，年龄才十二岁，各自能够通晓经典，左雄上奏朝廷都将他们任为童子郎。于是背着书籍来学习的人，云集京城。

初，帝废为济阴王，乳母宋娥与黄门孙程等共议立帝，帝后以娥前有谋，遂封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今青州饥虚，盗贼未息，民有乏绝，上求禀贷。陛下乾乾劳思，以济民为务。宜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天意，以消灾异。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帝不听。雄复谏曰：“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欲特加显赏。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比者，以其无义也。夷、齐贱为匹夫，而王侯争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约俭，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风，而与王圣并同爵号，惧违本操，失其常愿。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惩王圣倾覆之祸，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惧时世复有此类。怵惕之念，未离于心；恐惧之言，未绝乎口。乞如前议，岁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灾厄之运，然后平议可否。”会复有地震、缑氏山崩之异，雄复上疏谏曰：“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灾尤大。臣前后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灾异。今冀已高让，山阳君亦宜崇其本节。”雄言数切至，娥亦畏惧辞让，而帝恋恋不能已，卒封之。后阿母遂以交遘失爵。

起初，汉顺帝刘保被废去太子贬为济阴王，顺帝乳母宋娥与黄门侍郎孙程等人共同谋议立刘保为帝。顺帝后来因为宋娥从前参与谋议，于是封宋娥为山阳君，食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左雄上书说：“裂土封侯，是朝廷制度中重要的事情。高祖曾定约，不是刘氏子孙不能封王，不是有功之臣不能封侯。安帝赐予江京、王圣等人封爵，于是导致了地震的灾异。永建二年，给有过密谋的人记功封爵又有日食的异变发生。方术之士，都归咎于朝廷封爵不当。现在青州饥荒空虚，盗贼没有止息，百姓饥困乏绝，向上要求给予粮食借贷。陛下不息地操劳思虑，以振济百姓为首要的当务之急。应当遵循古代的法典，清静无为，以求助于天意怜悯，而消除灾害异变。确实不应当追怀补记小恩，损害国家大法。”顺帝不听从。左雄又进谏说：“臣听说君王没有不喜好忠诚正直而疾恶谗谀的，然而历代的忧患，也没有不是因为忠诚正直而获罪，谗佞阿谀受宠幸的。大概是听纳忠言很难，信从阿谀容易。得罪遭刑，是人之常情所特别厌恶的；显贵宠幸，是人之常情所特别想得到的。因为这样，当今的习俗是坚持忠诚正直的人少，而学着阿谀逢迎的人多。所以使现在的人君多次听到对自己的颂扬，却很少知道自己的过失。迷惑而不醒悟，以至于走向危亡之路。臣见诏书上顾念宋阿母过去的美德和旧恩，将要给予她特别显贵的赏赐。依据尚书台的旧例，没有过给乳母封爵食邑的制度，只有先帝的乳母王圣曾经被封为野王君。王圣制造了谗言陷害废立太子的大祸，生时被天下的人所切齿痛恨，死后使天下的人都感到欢乐愉快。夏桀、商纣贵为天子，而庸人仆役耻于与他们为伍，因为他们无道义。伯夷、叔齐地位卑贱身为小民，而王侯争着与他们引为同类，是因为他们有道义。现在宋阿母亲身履行简约俭朴，以自身给下面的人做出表率，百官庶民没有不闻风仰慕的，而与王圣一样封以同样的爵号，臣担心违背她本来的操守，有失于她向来的愿望。臣愚意认为所有人的心情，情理相差不远，那所不安定的情形，古今是一样的。老百姓深深警戒王圣的倾覆之祸，心中感到有累卵一般的危险。他们经常担心当世再次出现这类祸害，惊怕的想法，从来没有在心中消除，担忧惧怕的言辞，也从来没有在口中断绝。乞求皇上依照从前的议定，每年给予千万钱奉养阿母，在内足可以尽恩爱之欢，在外不被吏民所责怪。梁冀的封侯，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紧要急迫，应该等过了灾祸困厄的时运，再公平议论可否。”这时恰好又有地震，缑氏山崩塌的灾变。左雄又上奏疏劝谏说：“先帝封野王君爵位时，汉阳发生地震，现在封山阳君，京城又有地震，朝政被妇女专擅把持，那灾祸就尤其严重。臣先后妄言封爵大事至关重要，君主可以给人资财来偏爱人，却不可以用授予官爵来偏爱人，应当收回宋阿母的封爵，以遏止灾祸变异。现在梁冀已经高尚地谦让封爵，山阳君也应当崇尚她本来的志节。”左雄多次劝阻，言辞深刻恳切之至，宋娥也畏惧舆论而推让，而顺帝恋恋不能自己，最后还是封了宋娥为山阳君。后来宋阿母终于因为与人构陷而失去爵位。

是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从而改之，其后九卿无复捶扑者。自雄掌纳言，多所匡肃，每有章表奏议，台阁以为故事。迁司隶校尉。

初，雄荐周举为尚书，举既称职，议者咸称焉。及在司隶，又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以为将帅，而直尝坐臧受罪，举以此劾奏雄。雄悦曰：“吾尝事冯直之父而又与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韩厥之举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后复为尚书。永和三年卒。

周举字宣光，汝南汝阳人，陈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传》。举姿貌短陋，而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从横周宣光。”

这时大司农刘据因为职责上的事而被降罪，被召到尚书省，传呼催促他快走，又用鞭棍加以抽打。左雄上书说：“九卿的地位仅次于三公，列于大臣的行列，行走有佩挂玉珪的礼节，举止有儒家端庄肃穆的风度。至孝明皇帝时才有扑打大臣的处罚，这都是不符合古代典章制度的。”皇帝听从他的意见而改变了这种做法，从此以后九卿不再有被捶扑的处罚。自从左雄掌管纳言，对朝政有许多匡正肃清，每次有章表奏议，台阁中都作为成例。后来他迁调为司隶校尉。

当初，左雄荐举周举担任尚书，周举为官称职，评论的人都称赞他。到左雄担任司隶校尉时，又举荐了原冀州刺史冯直为将帅，而冯直曾因有收受赃物的罪行，周举因此向朝廷上奏疏弹劾左雄。左雄高兴地说：“我曾经侍奉冯直的父亲，又与冯直相好，现在周宣光用这件事来弹劾我，这是春秋时期韩厥那样秉公执法的举动。”因此天下人都佩服左雄。第二年左雄犯法免官。后来朝廷又征召他为尚书。左雄永和三年逝世。

周举，字宣光，汝南郡汝阳县人，陈留郡太守周防的儿子。周防的事迹在《儒林传》中。周举身材矮小而面貌丑陋，但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被儒学之士所尊崇。所以京城里为他传扬着一句话说：“《五经》纵横周宣光。”

延光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时宦者孙程等既立顺帝，诛灭诸阎，议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宜徙别馆，绝朝见。群臣议者咸以为宜。举谓郃曰：“昔郑武姜谋杀严公，严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绝，后感颍考叔、茅焦之言，循复子道。书传美之。今诸阎新诛，太后幽在离宫，若悲愁生疾，一日不虞，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禅议，后世归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厉群臣，朝觐如旧，以厌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陈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东宫，太后由此以安。

后长乐少府朱伥代郃为司徒，举犹为吏。时孙程等坐怀表上殿争功，帝怒，悉徙封远县，敕洛阳令促期发遣。举说朱伥曰：“朝廷在西钟下时，非孙程等岂立？虽韩、彭、吴、贾之功，何以加诸！今忘其大德，录其小过，如道路夭折，帝有杀功臣之讥。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诏怒，二尚书已奏其事，吾独表此，必致罪谴。”举曰：“明公年过八十，位为台辅，不于今时竭忠报国，惜身安宠，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讥；谏而获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足采，请从此辞。”伥乃表谏，帝果从之。

延光四年，周举被征辟到司徒李郃的府衙中。当时宦官孙程等人拥立顺帝后，诛杀消灭了阎氏家族，议郎陈禅认为阎太后同顺帝不是亲生的母子关系，应当将她移居到别的宫殿，皇帝可以不再朝见她。众大臣讨论都认为这种说法恰当。周举对李郃说：“从前郑武姜谋杀庄公，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不见武姜；秦始皇怨恨她母亲有失于妇道，很久与她母亲隔绝来往，后来受到颍考叔、茅焦言语的感动遵循恢复了为子的孝道。书籍中赞美他们。现在阎氏家族新近被诛杀，太后被幽禁在离宫，如果她因为悲伤愁苦而生疾病，一旦发生不可意料的事，皇上将凭什么号令天下？如果听从陈禅的意见，后世之人将归罪于您。应当秘密表奏朝廷，使皇上奉侍太后，做出表率，激励大臣，如同以前那样朝见太后，以满足皇天之心，以符合百姓的愿望。”李郃立即上奏疏陈述了这些意见。第二年正月，皇帝在东宫朝见了阎太后，阎太后由此而心安。

后来长乐少府朱伥替代李郃任司徒，周举仍为司徒府的属吏。当时孙程等人犯了带着表章上殿争功的罪过，顺帝发怒，将他们全部流放贬封到边远县份，命令洛阳县令在短期内发送。周举向朱伥提出建议说：“朝廷在西钟下谋议时，若不是孙程等人，皇上怎么能够被拥立？即使是韩信、彭越、吴汉、贾复的功勋，又凭什么比这个更大！现在皇帝忘记他们的大德，记着他们的小过错，如果他们在流放的道路上发生意外，皇帝将会遭受杀害功臣的讥议。趁着现在他们人还没有离去，应当紧急向朝廷上表。”朱伥说：“现在皇帝正发怒，两个尚书已经上表章同意这件事，唯独我上表这么说，一定会招致获罪被谴。”周举说：“明公年纪已经过了八十，官位为台阁辅弼大臣，不在现时竭尽忠心报效国家，而顾惜自身安于宠幸，想凭这样还要去求得什么呢？你的官俸地位虽然保全，一定会陷于佞臣邪曲的讥诮之中；如果因为劝谏而获罪，还有忠贞的名声。若认为我周举的话不值得采纳，请求让我从此辞去。”朱伥于是上表进谏，皇帝果然听从了。

举后举茂才，为平丘令。上书言当世得失，辞甚切正。尚书郭虔、应贺等见之叹息，共上疏称举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为规诫。

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后来，周举被荐举为茂才，担任了平丘县令。他向朝廷上书谈论当代朝政的得失，言辞很深刻正直。尚书郭虔、应贺等人见到都感叹，一齐上疏称扬周举忠诚正直，想要皇帝把这些奏章放在御座边，以此作为规正警诫。

周举逐渐迁升为并州刺史。太原全郡，按照旧有的风俗，因为春秋时期介子推在该郡境内被焚烧而死，所以有禁火的禁忌。到介子推被烧死的那个月，都说神灵不乐意烧火，因此士子庶民每年冬天总是吃一个月的冷食，没有人敢生火做饭。老人小孩受不了，年年死很多人。周举到并州上任后，就写了一篇祭文放在介子推庙中，说数九隆冬离开了火，摧残损害黎民生命，这不是贤者的愿望，以此宣传告示百姓，使他们回复到吃温食。于是众迷惑者逐渐解悟，风俗有了较大的改革。

转冀州刺史。阳嘉三年，司隶校尉左雄荐举，征拜尚书。举与仆射黄琼同心辅政，名重朝廷，左右惮之。是岁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又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诏书以举才学优深，特下策问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统，夙兴夜寐，思协大中。顷年以来，旱灾屡应，稼穑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训，王泽未流，群司素餐，据非其位。审所贬黜，变复之征，厥效何由？分别具对，勿有所讳。”举对曰：“臣闻《易》称‘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仪交构，乃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故圣人养之以君，成之以化，顺四节之宜，适阴阳之和，使男女婚娶不过其时。包之以仁恩，导之以德教，示之以灾异，训之以嘉祥。此先圣承乾养物之始也。夫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风雨不时，则水旱成灾。陛下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近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今皇嗣不兴，东宫未立，伤和逆理，断绝人伦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倾宫之女；成汤遭灾，以六事克己；鲁僖遇旱，而自责祈雨：皆以精诚转祸为福。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效，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请。昔齐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谏曰：‘不可。夫河伯以水为城国，鱼鳖为民庶。水尽鱼枯，岂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希鱼，却行求前。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太官重膳之费。夫五品不训，责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纳言，学薄智浅，不足以对。《易传》曰：‘阳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见举及尚书令成翊世、仆射黄琼，问以得失。举等并对以为宜慎官人，去斥贪污，离远佞邪，循文帝之俭，尊孝明之教，则时雨必应。帝曰：“百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举独对曰：“臣从下州，超备机密，不足以别群臣。然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忠贞也；阿谀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视事六年，未闻有忠言异谋，愚心在此。”其后以事免司徒刘崎，迁举司隶校尉。

周举转调为冀州刺史。阳嘉三年，司隶校尉左雄推荐周举，征召任命为尚书。周举与尚书仆射黄琼同心协力辅弼朝政，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都惧怕他。这年河南郡和三辅地区大旱，五谷受到干旱的灾害，天子亲自在德阳殿东厢露天坐着祈雨，又下令司隶、河南郡祈祷祭祀河神、名山、大泽。朝廷下诏书，因为周举才能学识优异精深，特地下策书咨询说：“朕凭不厚的道德、敬承帝王道统，起早睡晚，思虑着协调和洽大中之道。近年来，旱灾屡次发生，庄稼焦枯，黎民食粮困乏。五伦不和顺，帝王的恩泽没有流布四方。百官白白吃饭，虚占其位。审察所贬黜的官员，反复出现的灾害征候，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分别详细对答，不要有所忌讳。”周举回答说：“臣听说过《周易》称‘天尊高而地卑下，乾与坤的地位是定了的’。天地二仪相配合，才产生了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尊贵。所以圣人是由君子修养而成，社会和洽是由教化而成。顺从四时节气的所宜，适合阴阳二气的和谐，使男女婚配嫁娶不错过适宜的时期。以仁爱恩义涵养他们，以道德教化引导他们，以灾异之变警示他们，以嘉瑞吉祥教育他们。这就是古代圣主秉承天命养育万物的开始。阴阳闭塞隔断，二气就不能交感相通；二气不能够交感相通，那么人和物都不能兴旺；人物不能兴旺，那么风雨就不适时；风雨不适时，那么洪水与旱魔就会造成灾害。陛下处在唐尧虞舜的位置，没有实行尧舜那样的美政，近则废弃了文帝、光武帝的成法，而沿袭亡秦的奢侈欲望，宫室之内积聚怨女，郊野之外广有旷夫。现在皇帝的继嗣没有养成，东宫太子还没有确立。这是由于损伤二气调和，背逆天地之理，断绝人伦关系所导致的。不仅仅是皇帝陛下这么做了，宦官阉竖之辈，同样也假借威势，威胁侮辱清白之家，强抢民女禁闭起来，甚至使有的人到头白身死也没有配偶，逆反皇天之心。从前周武王攻入殷都，放出所有宫女；商汤王遭受旱灾，以六件事情约束自己；鲁僖公遭遇旱灾，以检讨自己的过失来求雨：他们都凭着精诚之心而转祸为福。自从枯旱以来，已经历了多年，没有听说陛下有改正过失的成效，徒劳地将至尊之躯暴露在风尘之中，确实是没有益处的。又下令州郡祈求神灵招致下雨。从前齐国发生大旱，齐景公想祭祀河伯，晏子劝谏说：‘不可这样。河伯以水域为城国，鱼鳖作为民众。水要尽了，鱼就会枯死，他怎么不希望下雨呢？自然是他也不能招致下雨。’陛下所做的，只是图个好看的外表，不讲究实际，这好比爬到树上想捉到鱼，退着走而想前进一样。真正应当拿出诚信，革除弊政，崇尚正道，改变迷惑，放出后宫中不御用的女子，审理天下的冤狱之案，减除太官府多余的饮食费用。五伦不和顺，责任在于司徒，有不称其位的人，应当赶紧罢黜斥退。臣从京城之外被拔擢到掌管纳言的职位，学识微薄，智慧肤浅，不能够圆满地回答皇上的策问。《易传》中说：‘阳气感于天，不要一日就会有效应。’希望陛下留神裁断审察。”于是皇帝召见周举和尚书令成翊世，尚书仆射黄琼，向他们询问为政得失。周举等人都回答说应当慎重选择官员，免去斥退贪污之徒。远离奸佞邪恶之辈，遵照文帝那样的节俭，崇尚明帝那样的政治教化，那么及时之雨一定会应求而至。皇帝说：“百官之中贪污奸佞的人是谁呢？”周举独自回答说：“臣从下面州郡被越级提拔，白白地占有掌握机密的职位，没有能力足以识别群臣的忠奸。但是可以说公卿大臣之中多次有言直谏的，是忠臣；阿谀奉承，苟合取容的，是佞邪之徒。司徒理事六年，没有听说他有过正直之言和不平凡的谋略，我心里认为就在这儿。”这以后朝廷以事由免去了司徒刘崎的官职，升迁周举为司隶校尉。

永和元年，灾异数见，省内恶之，诏召公、卿、中二千石、尚书诣显亲殿，问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摄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礼葬之，天为动变。及更葬以天子之礼，即有反风之应。北乡侯亲为天子而葬以王礼，故数有灾异，宜加尊谥，列于昭穆。”群臣议者多谓宜如诏旨，举独对曰：“昔周公有请命之应，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动威，以章圣德。北乡侯本非正统，奸臣所立，立不逾岁，年号未改，皇天不佑，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今北乡侯无它功德，以王礼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称谥。灾眚之来，弗由此也。”于是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举议，帝从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历显位，亦以政事称。

永和元年，灾害怪异的现象多次出现，皇帝心中烦恼厌恶这些现象，下诏书令公、卿、中二千石、尚书到显亲殿聚集，询问说：“言事的人大都说，从前周公居摄，代行天子的政事，待他死后，周成王打算用王公葬礼安葬他，天为之而动荡变化。等到改用天子葬礼安葬，随即就有反向刮风的应验。北乡侯亲身当过天子却用王侯礼安葬，所以多次有灾祸变异，应当追加尊贵的谥号，列在昭穆之中。”参加讨论的群臣大多数认为应该像皇帝诏命中所说的那样做。独有周举对答说：“从前周公有请求苍天的灵验，兴建太平盛世的功勋，所以皇天施展威风，用以彰明周公的圣德。北乡侯本来就不是正统，是奸臣拥立的，立为皇帝后未满一年，年号都没有来得及改，皇天不保佑，大命在幼年就夭亡。《春秋》中记载周景王之子姬猛死不称崩，鲁襄公之子姬野死不写葬。现在北乡侯没有别的功德，用王侯葬礼安葬他，对于他的丧事来说已经是很尊崇的了，不宜再称谥号。灾害的到来，不是由于这件事。”于是司徒黄尚、太常恒焉等七十人都赞同周举的意见，皇帝听从了。黄尚，字伯河，南郡人，年轻时担任显要的官职，也以政绩著名。

举出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商疾笃，帝亲临幸，问以遗言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举谏议大夫。

时连有灾异，帝思商言，召举于显亲殿，问以变眚。举对曰：“陛下初立，遵修旧典，兴化致政，远近肃然。顷年以来，稍违于前，朝多宠幸，禄不序德。观天察人，准今方古，诚可危惧。《书》曰：‘僭恒旸若。’夫僭差无度，则言不从而下不正；阳无以制，则上扰下竭。宜密严敕州郡，察强宗大奸，以时禽讨。”其后江淮猾贼周生、徐凤等处处并起，如举所陈。

周举调出京城任蜀郡太守，因犯事而被免官。大将军梁商向朝廷上表任命周举为从事中郎，很敬重他。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梁商大规模地聚会宾客，在洛水宴饮，周举当时托辞有病不去。梁商与亲近的人尽情饮酒欢乐，等到酒宴将尽，倡优歌唱结束，梁商接着唱《薤露》之歌，座中宾客听到歌声的，都为他流泪。太仆张种当时也在场，宴罢归来，张种将这件事情告诉周举。周举叹息说：“这就是所谓的哀与乐不在适当的时候，不是在应当的场所，祸殃将要及于身了吧！”梁商到秋天果然死了。梁商病危时，皇帝亲自登门探视，问他有什么遗言。梁商回答说：“人到快死的时候，他的话是善意的。臣的从事中郎周举，清廉高洁，忠诚正直，可以委以重任。”因此周举被任命为谏议大夫。

当时接连有灾异现象发生，皇帝想到梁商的话，把周举召到显亲殿，向他询问灾变发生的原因。周举对答说：“陛下刚刚即位时，遵循效法过去的典章制度，振兴教化，勤于政事，远远近近，时世清平。近年以来，渐渐地违背以前的为政方针，朝中多有宠幸之臣，俸禄不按品德与政绩的高下分出等次。仰观天象，俯察人事，衡量当今，比较古代，真正可以说是危险而令人恐惧。《尚书》说：‘国君行为差失过度，天就会老出太阳而不下雨。’君主行为超越过度，那么他所说的话就没有人听，底下的人也会不正派，阳气得不到控制，那么在上的人就会感到混乱，在下的人就会感到穷竭。混乱穷竭就一定会产生变乱。应当暗中严令各州、郡，纠察豪强大族和大的奸恶之徒，及时擒捕、讨伐。”后来江淮狡猾的贼首周生、徐凤等人在各处一齐蜂起，正像周举所陈述的那样。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举于是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迁河内太守，征为大鸿胪。

及梁太后临朝，诏以殇帝幼崩，庙次宜在顺帝下。太常马访奏宜如诏书，谏议大夫吕勃以为应依昭穆之序，先殇帝，后顺帝。诏下公卿。举议曰：“《春秋》鲁闵公无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跻僖于阂上。孔子讥之，书曰：‘有事于太庙，跻僖公。’《传》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经曰‘从祀先公’，为万世法也。今殇帝在先，于秩为父，顺帝在后，于亲为子，先后之义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乱。吕勃议是也。”太后下诏从之。迁光禄勋，会遭母忧去职，后拜光禄大夫。

建和三年卒。朝廷以举清公亮直，方欲以为宰相，深痛惜之。乃诏告光禄勋、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贤如渴，封墓轼闾，以光贤哲。故公叔见诔，翁归蒙述，所以昭忠厉俗，作范后昆。故光禄大夫周举，性侔夷、鱼，忠逾随、管，前授牧守，及还纳言，出入京辇，有钦哉之绩，在禁闱有密静之风。予录乃勋，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协三事，不永夙终，用乖远图。朝廷愍悼，良为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大夫以下到丧发日复会吊。加赐钱十万，以旌委蛇素丝之节焉。”子勰。

当时诏令遣派八位使者巡视民情风俗，使者都是挑选的向来有威望的人。于是任命周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纳，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兼守光禄大夫，分别巡视天下。那些刺史、二千石有明显的贪赃枉法之罪的人，通过驿站押送到朝廷审问；县令以下官吏，就地收捕，检举治罪。那些有清廉忠心，施惠利民，使老百姓安宁，应当受到表彰的有突出政绩的人，都用文书向朝廷上奏。于是八位使者同时被皇帝授予职权，天下的人号称他们为“八俊”。周举在这次劾奏贪官污吏，上表推荐公正清廉的官吏的巡视中，受到了朝廷的称赞。朝廷迁调他为河内郡太守，再征辟为大鸿胪。

到梁太后临朝听政时，下诏书认为殇帝年幼而死，宗庙次第应置于顺帝后面。太常马访上奏说应像诏书上说的那样，谏议大夫吕勃认为应该依照昭穆的顺序，先殇帝，后顺帝。太后下诏书令公卿讨论。周举议论说：“春秋时期鲁闵公没有儿子，异母兄僖公代立为国君，僖公的儿子文公便将僖公置于闵公之前。孔子曾讥讽这件事，写道：‘太庙祭祀中，僖公升位。’《左传》上说：‘这是逆祭祀。’到鲁定公时更正了这个顺序，《春秋》经说‘顺祭先公’，这是作为万代的准则的。现在殇帝在先，按秩序为父，顺帝在后，论亲为子。祭祀先后的位置不可以改变，昭穆的次序不可以乱置。吕勃的意见是对的。”太后下诏书听从这个意见。迁升周举为光禄勋，恰好遇上他母亲的丧事而离职，后来被任命为光禄大夫。

建和三年周举逝世。朝廷认为周举清廉公正，高尚正直，正想要提升他为宰相，为他的死而深深痛惜。就下诏书告知光禄勋、河南太守说：“以往在前代，求贤如渴，增土于墓，轼望其闾，以光耀贤哲之士。所以公叔文子死后，卫君为他作诔文，尹翁归死后，宣帝下诏书陈述其功勋，这是用来昭显忠臣，激励民众，给后代做出榜样。已故光禄大夫周举，禀性赶得上伯夷、史鱼，忠诚超越随会、管仲，先前官授州牧、太守，及回到朝廷任为纳言，在京都内外，有着辅佐帝王、恭敬王事的功绩，在禁御宫廷之中有周密而雅静的风范。朕记录他的功勋，因而使他登上了九卿之位，正想要他掌管百官，辅助朕协同三公之事，寿命不延而早逝，因而背离了我长远的打算。朝廷哀悼，深感凄怆。《诗经》上不是说过吗：‘快快计你的大功，赐你福禄享用。’将下令率领大夫以下所有官吏到发丧之日再集合吊唁。加赐赏钱十万，用以旌表周举崇高的品节。”周举的儿子叫周勰。

勰字巨胜，少尚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父故吏河南召夔为郡将，卑身降礼，致敬于勰。勰耻交报之，因杜门自绝。后太守举孝廉，复以疾去。时梁冀贵盛，被其征命者，莫敢不应，唯勰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后举贤良方正，不应。又公车征，玄 备礼，固辞废疾。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至延熹二年，乃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年终而勰卒，时年五十。蔡邕以为知命。自勰曾祖父扬至勰孙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传》。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就。遭父忧，服阕，五府俱辟，连年不应。

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遗之曰：“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

周勰字巨胜，年轻时崇尚道家学说，因为父亲的地位而被任为郎，他自己辞职回家。他父亲过去的属吏河南郡的召夔任郡将，降低身份，以谦恭的礼节向周勰表示敬意。周勰认为因交谊回报是羞耻的事，因此闭门不见召夔。后来太守举荐他为孝廉，又以疾病推托离去。当时梁冀显贵势盛，接到他的征辟命令的人，没有人敢不应承，只有周勰前后三次被他征召，终竟没能使周勰屈从。后来周勰被举荐为贤良方正之士，没有去应举。后来又被公车府征辟，并用了朝廷聘请贤士的礼物和完备的礼节，他仍然坚持以疾病推辞。他隐居逃身不仕，仰慕老子的清静无为，杜绝人世之事，他门前的巷口都长出了荆棘，这种状况持续有十多年。到延熹二年，他才开门宴请宾客，游玩清淡，宴饮欢乐，到秋天梁冀被诛，年底周勰逝世，当时年纪五十岁。蔡邕认为他知道命数。从周勰的曾祖父周扬，到周勰的孙子周恂，周家六代单传，都是知名之士。

黄琼字世英，江夏郡安陆县人，魏郡太守黄香的儿子，黄香的事迹在《文苑传》中。黄琼起初因为父亲的职位而被任命为太子舍人，他以有病为由推辞不去就职。遇上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五府都征辟他，他连年不应征辟。

永建年间，公卿中有很多人推荐他，于是他与会稽郡的贺纯、广汉郡的杨厚都被朝廷公车征辞。黄琼到了纶氏县，托病不肯再前往京城。有关主管官员弹劾他有不敬之罪，朝廷下诏到纶氏县以礼节安慰遣送，于是他迫不得已上路。在此之前，朝廷所征聘的隐士其才能大多与他们的声望不相称，李固向来敬慕黄琼，于是写了信派人迎着黄琼来京城的路上送给他说：“听说您已经渡过了伊水、洛水，近至万岁亭，难道不是将要从政，顺从王命吗？大概君子都说伯夷偏激，柳下惠不恭谨，所以古书上说‘不学伯夷，不学柳下惠，处于他们两者之间就行’。这大概是圣贤立身处事所珍重的方法。一个人真正打算隐居深僻的山谷之中，仿效巢父、许由所走的道路，这样也就罢了；若是认为应当辅弼朝政，济助万民，那么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人世以来，善政少而乱世多，一定得等到有了尧舜那样的好君主才出来做官，这样的话，作为志士就会始终没有出仕的时机了。常听到这样的话说：‘高高的东西容易损折，洁白的东西容易弄脏。’《阳春》之曲，和者一定很少，盛大的名声之下，它的实际就往往难以相称。最近，鲁阳县的樊君被征辟刚到的时候，朝廷设坛铺席，好像是接待神明。虽然樊君没有非常的才能，而他的言行和操守也并没有什么缺陷，然而毁谤之言散布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声名受到折损的原因，难道不是旁观道听的声望太高，名气过于盛大吗？近来征聘的人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人，他们在功业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因此庸人俗士在议论中都认为隐士纯粹是窃取虚名。希望先生您能弘扬深远的谋略，使众人感叹心服，将这种议论一扫而清。”黄琼到达朝廷，被朝廷授职担任议郎，逐渐迁升至尚书仆射。

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时连有灾异，琼上疏顺帝曰：“间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燠相干，蒙气数兴，日暗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数见公卿，察问得失。诸无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颇陈灾眚，并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未蒙御省。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于是有诏公车征错等。

起初，黄琼随从父亲在台阁之内，熟识了典章旧事。到后来他自己任了官职，熟练通晓官府的各种事物，在朝堂上辩论，没有人能够与他抗衡。当时接连有灾害异怪之事发生。黄琼向皇帝上奏疏说：“近期以来，卦位错误，冷暖之气互相干犯，阴气多次兴起，太阳昏暗，月不精明。推究皇天之意，恐怕不会凭空生出这种现象。陛下应当打开藏书之室，查考典籍、图书。此外应命令史官，全部条陈上奏永建年间以前到汉初发生的灾异，与永建之后至今日发生的灾异相比，看两个时期灾异发生的次数何时多，何时少。再让亲近之臣、儒学之士参考朝政之事，多多接见公卿，审察询问政治得失。那些没有功绩德行的人，应该都予以斥退罢黜。臣以前多次陈述灾祸，并且荐举了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以及会稽郡的贺纯、广汉郡的杨厚，条陈没有受到皇上省视。臣见巴郡的隐士黄错，汉阳郡的隐士任棠，年纪都已经很老，有伯夷、叔齐等七人的志趣，应当再被征引招致到朝廷以帮助崇大教化。”于是皇帝下诏命令公车征辟黄错等人。

三年，大旱，琼复上疏曰：“昔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躬节俭，闭女谒，放谗佞者十三人，诛税民受货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顾省政事，有所损阙，务存质俭，以易民听。尚方御府，息除烦费。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恶。数见公卿，引纳儒士，访以政化，使陈得失。又囚徒尚积，多致死亡，亦足以感伤和气，招降灾旱。若改敝从善，择用嘉谋，则灾消福至矣。”书奏，引见德阳殿，使中常侍以琼奏书属主者施行。

自帝即位以后，不行籍田之礼。琼以国之大典不宜久废，上疏奏曰：“自古圣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庙之礼，亲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劝农功。昔周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以为大讥，卒有姜戎之难，终损中兴之名。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体虔肃以应天，顺时奉元，怀柔百神，朝夕触尘埃于道路，昼暮聆庶政以恤人。虽《诗》咏成汤之不怠遑，《书》美文王之不暇食，诚不能加。今庙祀适阕，而祈谷絜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屡动圣躬，以为亲耕之礼，可得而废。臣闻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之应，王即斋宫，飨醴载耒，诚重之也。自癸巳以来，仍西北风，甘泽不集，寒凉尚结。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以逆和气，以致时风。《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书奏，帝从之。

永建三年，发生大旱，黄琼又上疏说：“从前鲁僖公遇到大旱，以六件事情没有做好对自己进行责备，又亲自厉行节俭，不见妇女，流放谗佞之臣十三人，诛戮领人之吏受贿赂者九人，退出宫殿而住到南郊，天立刻下大雨。今天也应当反思省察朝政，有所损缺的地方，务必要保持质朴节俭，以改变百姓对朝政的印象。尚方府、御府应减除多余的花费。明令近臣，要求他们遵循法律制度，如果有不改的，以好恶警示。多多接见公卿，引进儒生贤士，访询政治教化，使他们陈述朝政得失。另外监狱中的刑徒很多，不少人死于狱中，这也足以触犯伤害和气，招致降下灾害。倘若改革弊端施行善政，选择采用好的谋略，那么灾祸就会消失，福祥就会到来。”文书上奏后，皇帝在德阳殿引见了黄琼，派中常侍将黄琼上奏的文书交主管官员施行。

自从顺帝即位以后，不奉行籍田的礼仪。黄琼认为，国家的大典礼不应当长久废弃。他上奏说：“自古以来，圣哲的帝王，没有不恭敬地对待神明祭祀的，以此来增加招致福祥，所以一定亲自奉行郊庙之祀，亲自履行籍田的勤劳，身先百姓，带头鼓励农耕。从前周宣王没有在千亩举行籍田之礼，虢文公认为很值得谴责，后来终于在与姜戎作战中有千亩之败，终究有损于他的中兴之名。我私下见陛下遵循稽考古代的宏伟大业，亲身恭敬严肃应答皇天，顺从时势，奉扬德化，招来安抚百神，朝夕冒着尘埃在道路上巡视奔走，白天夜晚聆听繁多的政务而为百姓操劳。即使是《诗经》中歌颂商汤王的不敢怠惰浪费光阴，《尚书》中赞美周文王忙于政事没有空闲吃饭，也确实不会比您更加辛勤了。现在庙祀刚好结束而祈谷洁身斋戒之事，又近在明日。臣担心左右臣僚之心，不想屡次劳动皇上的圣驾，认为亲耕的典礼，能够废弃。臣听说先王制定典礼，籍田有专门的日子，司徒告诫所有公卿士民，司空在籍田的地方筑好祭祀农神的祭坛。在籍田之前五日，有和风灵应，天子到达斋宫，奉上祭祀农神的祭品，拿起耕田的农具，真正是很重视这一事情的。自癸巳日以来，频繁地刮着西北风，春雨迟迟不至，寒凉之气还在凝结。在东郊迎接春神之礼，既然皇上已经没有亲自履行，那么身先农夫之礼，就应该勉力而行了，用这种行动迎接和顺之气，招致宜时之风。《周易》说：‘君子自觉努力向上，永不停息。’就是这个道理。”表章上奏后，皇帝听从了。

顷之，迁尚书令。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出为魏郡太守，稍迁太常。和平中，以选入侍讲禁中。

不久，黄琼被升迁为尚书令。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奏的孝廉人选，专门选用儒学之士和文吏。这对于取士的含义来说，还是有所遗漏，于是黄琼上奏疏增加孝悌和能够从政的人共分为四科，此事终竟得到了实施。另外左雄以前建议荐举官吏先要在公府考试，再在端门加以试用，后来尚书张盛上奏书免除这一项内容。黄琼又上书言事说：“复试的做法，将可以用来弄明清浊，审察是否是实际情况或虚妄浮滥，不应当改变革除。”皇帝于是停止了革除复试。黄琼外调出京城担任了魏郡太守，逐渐地迁升为太常。和平年间，因选举而进入禁中为侍讲。

元嘉元年，迁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其制度赉赏，以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琼独建议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赏。昔周公辅相成王，制礼作乐，化致太平，是以大启土宇，开地七百。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兴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朝廷从之。冀意以为恨。会以地动策免。复为太仆。

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梁冀前后所托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复为大司农。明年，梁冀被诛，太尉胡广、司徒韩 、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复拜琼为太尉。以师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为邟乡侯，邑千户。琼辞疾让封六七上，言旨恳恻，乃许之。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寻而五侯擅权，倾动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四年，以寇贼免。其年复为司空。秋，以地震免。

元嘉元年，黄琼升迁为司空。桓帝想褒扬尊崇大将军梁冀，让朝廷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集会议论对梁冀的礼待。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盛赞梁冀的功勋美德，认为对他的奖赏及其应享受的待遇，应当比拟西周时代的周公，赏赐他山川、土田、封国。独有黄琼建议说：“梁冀因亲自迎立皇帝的功劳，增食邑三千户，另外他的儿子梁胤也受到了封赏。从前周公辅佐周成王，制定礼仪，作出乐制，教化行于天下以致世道太平，因此而大大扩展了国家的疆土，于是封地七百里。现在的诸侯是以封赏户邑为制度，不是以里数为规定。萧何在泗水之滨就结识高祖，霍光镇定倾危之势而兴盛国家，朝廷都以增加食邑加封爵位，来显示他们的功劳。梁冀可以与邓禹相比，食邑共为四县，赏赐的等级，可以与霍光相同，使天下人知道赏赐一定要与功劳相当，爵位不能越出其功德。”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梁冀心中因此而怨恨。恰好遇上地震黄琼被皇上策书免去司空，又担任太仆。

永兴元年，黄琼升为司徒，转任为太尉。梁冀前后向黄琼请托辟召的人一个也没有晋用。虽然有良善之人而被梁冀褒饰荐举的，也没有任命。延熹元年，因为日食而被免去太尉。又担任大司农。第二年，梁冀被诛戮，太尉胡广、司徒韩 、司空孙朗都因犯有阿谀附庸之罪而被免官或废弃，重又任命黄琼为太尉。黄琼凭着是皇帝老师的恩德，而且不阿谀趋附梁氏家族，于是被封为邟乡侯，食邑千户。黄琼以疾病相推让，封事上奏六七次，言语辞意诚挚恳切，皇帝才允许。梁冀已经被诛戮，黄琼位居公卿之首，检举上奏州郡中向来贪污的赃官，被判死刑和流放的有十几个人。天下官吏因此都不敢放纵，一致看着黄琼的举措行事。不久五侯擅权，权力倾动朝廷内外，黄琼自己估计没有力量匡正这个局面，于是推说有病不理事。永兴四年，因盗贼蜂起而被免官。当年又担任司空。这年秋天，因发生地震又被免去司空之职。

七年，疾笃，上疏谏曰：“臣闻天者务刚其气，君者务强其政。是以王者处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据。夫自持不安则颠，任力不据则危。故圣人升高据上，则以德义为首；涉危蹈倾，则以贤者为力。唐尧以德化为冠冕，以稷、契为筋力。高而益崇，动而愈据，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应天顺民，奋剑而王，埽除秦、项，革命创制，降德流祚。至于哀、平，而帝道不纲，秕政日乱，遂使奸佞擅朝，外戚专恣。所冠不以仁义为冕，所蹈不以贤佐为力，终至颠蹶，灭绝汉祚。天维陵弛，民鬼惨怆，赖皇乾眷命，炎德复辉。光武以圣武天挺，继统兴业，创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贤于众愚之中，画功于无形之世。崇礼义于交争，循道化于乱离。是自历高而不倾，任力危而不跌，兴复洪祚，开建中兴，光被八极，垂名无穷。至于中叶，盛业渐衰。陛下初从藩国，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谓见太平。而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为聋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亡身，陨殁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灭。贤愚切痛，海内伤惧。又前白马令李云，指言宦官罪秽宜诛，皆因众人之心，以救积薪之敝。弘农杜众，知云所言宜行，惧云以忠获罪，故上书陈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庶云获免。而云既不辜，众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结，故朝野之人，以忠为讳。昔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刳牲夭胎，则麒麟不臻。诚物类相感，理使其然。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势，坐事当罪，越拜令职。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又黄门协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清澄，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抵金玉于沙砾，碎硅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贤，终于流放。夫谗谀所举，无高而不可升；阿党相抑，无深而不可沦。可不察欤？臣至顽驽，世荷国恩，身轻位重，勤不补过，然惧于永殁，负衅益深。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庶有万分，无恨三泉。”其年卒，时年七十九。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孙琬。

永兴七年，黄琼病危，向皇帝上奏疏劝谏说：“臣听说上天务必刚健它的纯阳之气，君主务必加强他的施政之权。因此统治天下者身处高位而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绪，不可以不安稳；走在危险之处而且担负着重力，不可以没有依托。自我情绪不安就会颠倒，担负重力而没有依托就会有危险。所以圣人升高处，居据上位，就须以仁义道德为首，涉足危险倾颓，就要借贤人之力。唐尧以道德教化为冠冕，以稷、契等贤臣为筋骨和力量。居位越高则对道德教化这冠冕也要越崇尚，政局越是动荡不安则对所依据的贤哲们也要越重视，这就是从前历代圣君所用来长期守成万国，保住他们社稷的方法。往昔高皇帝顺应天意民心，奋举宝剑而统一天下，扫除秦赢、项羽，实行革命，创立汉家王制，德泽流传后世。到哀帝、平帝时，帝王的道德纲纪渐失，不善之政日益混乱，于是使奸佞擅权于朝廷，外威专权而肆虐。王政不以仁义为首，施政不以贤臣做依靠力量。终于走向倾覆，灭绝了汉家国运。纲纪国法废弛，人鬼悲惨伤痛。赖皇天眷恋汉朝，赋予重大使命，大汉火德又放光辉。光武帝凭着圣武卓越的天资，继承大统，中兴王业，在分崩离析之中再创根基，在危艰险恶之中站稳脚跟。从普通百姓之中拔擢贤士，在没有天下之兆的时代建立功勋。在诸侯交相争霸的局面中崇尚礼义，在乱离之世遵循道德教化。这样，自己足登高位而不倾颠，负重履危而不跌倒。振兴恢复帝王洪业，开辟建立中兴局面，光辉照耀四面八方，英名永远流传不朽。至于中叶，王朝昌盛的帝业渐渐衰微。陛下起初从所封侯国，升登皇帝之位，天下之人拭目以待，都说将会看到太平。而皇上即位以来，没有美政。梁氏家族把持权柄，宦竖阉党充斥朝廷，重复封授官爵，兼有多种职权，权势足以左右朝政，公卿将校、州牧、太守等重要官员的人选，都由他门下的人出任，羽毛齿革等各种奇珍，明珠金钱等多类瑰宝，堆满他们的宫室。富裕可以与王府相比，势力足可以回转天地。指责议论他们的人定遭族诛，趋附他们的人必定荣耀。忠臣畏惧身死而闭口不言，万民害怕灾祸而舌头如木不动。使陛下耳目塞闭，变成了盲目闭塞的君主。以前的太尉李固、杜乔忠诚而敢于直言，贤德而尽心辅政；谋虑国事而忘记自身，誓死报效朝廷，由于坚持有关国家大事的意见，于是被残害消灭。贤士愚夫都为他们的死深切痛惜，天下的人都为之伤心忧惧。另外，过去的白马县令李云，陈辞指斥宦官罪恶，认为应当将他们诛戮，这都是反映众人之心愿，想以此来挽救厝火积薪般的危险隐患。弘农杜众知道李云所说的话应当实行，担心李云因忠直而获罪，所以上书朝廷为他申辩，并乞求同日而死，想以此来感动启悟朝廷，希望让李云获得免罪。而李云无辜而死，杜众又连坐而亡，天下的人尤为痛切，越发心中怨气郁积，所以朝野官民，以忠为忌讳。从前赵简子杀窦鸣犊，孔子至河边返回不往晋国。看到覆巢破卵的灾祸，凤凰也不愿飞翔；目睹剖开牲畜之腹，取出幼胎的惨相，麒麟就不会来到。这确实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情理使之这样。尚书周永，过去任沛县令，向来侍奉梁冀，仰慕梁冀的威势，本来犯法应当予以治罪，反而越级升任官职。见梁冀将要衰败，就假意诋毁梁冀表现忠诚，于是因为这奸计也被封侯。另外黄门协助奸邪之人，群类相互党护，自从梁冀权势旺盛，相互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亲昵，早晚谋划计议，共同勾结为非作歹。当梁冀将要判罪被诛时，他们没有可以巧饰的办法，又揭发梁冀的为恶之罪，以此获得了朝廷的爵位和赏赐。陛下也不加以澄清，辨别真假，又与忠臣同时封授显耀的爵位，使正邪混淆不加区别，黑白混杂搅成一团，这就是所谓把金玉抛掷在砂砾中，把硅璧打碎在泥涂里。四方之人听到这些，没有不愤慨叹息的。从前曾子是个大孝子，他的慈母听到谎言也疑心儿子，以致投杼而逃；伯奇是个至贤之人，也因为谗言而被流放。谗谀之徒所举荐的人，没有什么高位不可以升登；阿奉之党压抑的人，没有什么深渊不能沉下去。这难道可以不辨察吗？臣极端愚顽驽劣，累世深受国家恩惠，自身轻贱而职位高尊，勤劳不能补偿所犯的过失，但是担心死后，负罪越深。敢在垂死绝世之日，陈述不顾忌讳的言语，希望万一有益国家，臣在三泉之下也就没有遗恨了。”黄琼这一年逝世，享年七十九岁。朝廷赠车骑将军称号，谥号为忠侯。孙子名叫黄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辩慧。祖父琼，初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师不见而琼以状闻。太后诏问所食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琬年七岁，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而深奇爱之。后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辞病不就，知名京师。时司空盛允有疾，琼遣琬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微戏琬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琬奉手对曰：“蛮夷猾夏，责在司空。”因拂衣辞去。允甚奇之。

稍迁五官中郎将。时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于是琬、蕃同心，显用志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事下御史中丞王畅、侍御史刁韪。韪、畅素重蕃、琬，不举其事，而左右复陷以朋党。畅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琬、韪俱禁锢。

黄琬字子琰，年幼时丧父，从小就有口才智慧。祖父黄琼起初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城看不见日食，黄琼将日食的情况向朝廷报告。太后下诏询问日被食多少，黄琼思考对答的话而不知道怎样描绘。黄琬年仅七岁，在身边说：“为何不说日食所余下的部分，好像蛾眉初月的形状？”黄琼大吃一惊，就用这句话应对诏问，而后特别珍爱他。后来黄琼被任命为司徒，黄琬因为是黄琼的孙子而被授为童子郎，他推辞有病不去就职，闻名京城。当时司空盛允有病，黄琼派黄琬去探问，恰好江夏郡呈报蛮贼之事的文书副本送到司空府中，盛允打开文书看完，隐晦地嘲弄黄琬说：“江夏郡虽然是个大郡，但蛮贼多而良士少。”黄琬拱手应对说：“蛮夷扰乱华夏，责任应当在司空。”于是一抖衣服告辞离去。盛允很惊奇他的敏捷敢言。

黄琬逐渐升任为五官中郎将。当时陈蕃为光禄勋，他与黄琬相互尊敬礼待，多次在一起商议政事。原来的制度是光禄寺荐举三署郎，以有高功久在官衙任职，才能品德优秀的人为茂才四科。当时权势富豪家的子弟多因人事关系而得到荐举，而出身贫贱保持志节的人因为仕途不通或退隐而被遗弃。京城为此流传歌谣说：“想找那无能之辈吗？光禄寺的茂才就是。”于是黄琬、陈蕃同心协力，重用志士，平原郡的刘醇、河东郡的朱山、蜀郡的殷参等人都凭才能品行受到举荐。陈蕃、黄琬于是被权势豪富家的子弟中伤诬陷，案子交给御史中丞王畅、侍御史刁韪审理。刁韪、王畅向来看重陈蕃、黄琬，对此案不予处理，而皇帝左右的人又诬陷他们为朋党，王畅因而被降职任议郎，陈蕃被免去官职，黄琬、刁韪都受到永不录用的处分。

韪字子荣，彭城人。后陈蕃被征，而言事者多讼韪，复拜议郎，迁尚书。在朝有鲠直节，出为鲁、东海二郡相。性抗厉，有明略，所在称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见堕容焉。

琬被废弃几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杨赐上书荐琬有拨乱之才，由是征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中平初，出为右扶风，征拜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雕残，琬讨击平之，威声大震。政绩为天下表，封关内侯。

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征为司徒，迁太尉，更封阳泉乡侯。卓议迁都长安，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琬退而驳议之曰：“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都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宜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时人惧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谏之。琬对曰：“昔白公作乱于楚，屈庐冒刃而前；崔杼弑君于齐，晏婴不惧其盟。吾虽不德，诚慕古人之节。”琬竟坐免。卓犹敬其名德旧族，不敢害。后与杨彪同拜光禄大夫，及徙西都，转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同谋诛卓。及卓将李催、郭汜攻破长安，遂收琬下狱死，时年五十二。

刁韪字子荣，彭城县人。后来陈蕃被征辟，而议事的人多为刁韪申雪冤情，刁韪又被任命为议郎，后来迁升为尚书。刁韪在朝廷中有鲠直的气节，后来调出京都担任鲁郡、东海郡的相。他性格昂扬而激厉，有谋略和见识。他所在任职的地方都称他为神人。他常用法度约束自己，家中的人也没有见他有过怠惰的神色。

黄琬被废弃将近二十年。到光和末年，太尉杨赐上书举荐黄琬有治理乱世的才能，因此征辟任为议郎，提拔为青州刺史，再升迁为侍中。中平初年，调出京都担任右扶风，征召拜授为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又调任为豫州州牧。当时流寇侵扰陆梁地区，豫州境内凋敝残破，黄琬讨伐平息了贼寇，威名大震。政绩为天下表率，被封为关内侯。

到董卓把持朝政时，因为黄琬是名臣，征辟为司徒，迁升为太尉，再封为阳泉乡侯。董卓提议迁都长安，黄琬与司徒杨彪一同劝谏，董卓不听从。黄琬退出后反驳迁都之议说：“从前周公经营洛邑而安定姬姓天下，光武帝卜定东都而兴隆大汉江山。皇天所开启的地方，就是神灵所安宁的地方。大业已定，哪里适合胡乱迁动而使天下的人民失望呢？”当时人们害怕董卓暴虐恼怒，认为黄琬一定会遭到祸害，都极力劝止他。黄琬对答说：“从前白公在楚国作乱，屈庐冒着刀刃向前；齐国崔杼杀死国君，晏子面对死亡不与其结盟。我虽然没有才德，却真心仰慕古人的品节。”黄琬终竟因为抗拒董卓被免职。董卓还是尊敬他的声名美德和世族身份，不敢对他加害。后来与杨彪同时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到迁至西都，转任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共同谋划诛杀董卓。等到董卓部将李催、郭汜攻破长安，就将黄琬逮捕投入监狱，黄琬死在监狱中，当时年纪五十二岁。

论曰：古者诸侯岁贡士，进贤受上赏，非贤贬爵土。升之司马，辩论其才，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禄之。故王者得其人，进仕劝其行，经邦弘务，所由久矣。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驳，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遂乃备玄 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延问失得。急登贤之举，虚降己之礼，于是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暠、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 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厝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

评论说：古时诸侯每年向天子贡献人才，进献的人确实是贤才就受上等赏赐，如果不贤就贬损举荐者的爵位封地。推举到司马府署，辨明论定其才能，论定才能之后再授给正式的官职，任官之后才能享受俸禄。所以天子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进身为官能够更加鼓励其修养品行，治理国家的大业，这种做法历时已经很久了。汉朝初年诏令荐举贤良、方正，州郡考察、推荐孝廉、秀才，这也就是贡士的方法。光武帝中兴以后，又增加了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类。荣身之路已广，欲望难以节制。从此盗取声名，伪装外表的世风，渐渐地漫流而致人们争先恐后地这样做。权势之门，显贵达官，请托告求之风兴盛。自从左雄担任主管选拔之事，定期考试人才，虽然也还有不周密之处，却也是由于察识了时宜的做法。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等人，坚持左雄的做法，相互辩驳，虚有名声的，查究其不副名声的短处；讲求实际的，考察核实他的成效。所以左雄在尚书省，天下不敢胡乱选举，十几年中，称得上选举得到了合适的人才。这不也就是考核实效的明证吗？顺帝起初凭着十一岁的童子弱力返朝掌政，可是号令出于自己，他懂得对贤能之士的任用差遣，所以士大夫都能够尽其才情，天下人心归向景仰他的风采。朝廷于是就准备好玄 玉帛，而聘用南阳郡的樊英，天子来到寝殿，设坛铺席，尚书奉引樊英，延请至玉寝殿，皇上向他们询问政治得失。以进用贤者为当务之急，降低自己的身份来谦虚地礼待贤良。于是隐居之士、乡野儒生，忘记了自己拘儒的偏狭，拂去头巾，脱下衽褐，而企望征召他们的旌车到来。以致英才能够承沐王化之风，德高望重者都来侍奉明君。如李固、周举的深谋远虑，左雄、黄琼为政坚守正道，桓焉、杨厚凭儒学进用，崔瑗、马融以文章显耀，吴祐、苏章、种暠、栾巴为治民的贤良干臣，庞参、虞诩是胸存宏谋大略的将帅，王龚、张皓能虚怀而推贤进士，张纲、杜乔主持正道而纠察违法，郎 在阴阳之术上精密周详，张衡在机械造作上技能特妙：东都的贤士，在这个时代最为盛多。假使朝廷能够采纳他们的高深谋略，疆界上能够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决策者能容纳他们的正直之辞，举动能禀持他们既定的法制，那么走上武帝、宣帝的强国之路，哪里还会远呢？《诗经》说：“无不有一个好的开端，却很少能坚持到底。”可惜使人感到遗憾啊！到桓帝即位之时，硕德之士继续兴旺，陈蕃、杨秉在朝中可称贤能宰相，皇甫规、张奂、段颎在外有名将称号，王畅、李膺弥补帝王过失，朱穆、刘陶诤言进谏，匡救时弊，郭有道奖拔鉴识人物，陈仲弓在小城邑弘扬道德教化。其余的饱学儒士，智谋深远之人，心灵崇高，行为廉洁，激浊扬清的风流之士说也说不完。然而这种用人之道未能振兴，文臣武将逐渐衰微，在朝的官吏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被杀，退隐之士因党锢之祸而遭殃。已往之车虽已摧折，可方来之车正坚强有力。所以国势虽然倾颓而尚未颠覆，犹堤坝虽然坼裂而未溃塌，这难道不正是仁人君子的心力所为吗？真让人慨叹呀！

赞曰：雄作纳言，古之八元。举升以汇，越自下蕃。登朝理政，并纾灾昏。琼名夙知，累章国疵。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赞辞说：左雄做纳言，可以与古代的八元相比。周举因与左雄同类，被从州郡升为尚书。入朝理政，共同消除灾祸乱政。黄琼早就知名天下，屡次批评国家弊病。黄琬自幼聪明颖秀，虽然做到高官，却无法实现自己的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