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三十五
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张纯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时为大司马卫将军,封富平侯。父放,为成帝侍中。纯少袭爵土,哀平间为侍中,王莽时至列卿。遭值篡伪,多亡爵土,纯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
建武初,先来诣阙,故得复国。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将颍川突骑安集荆、徐、杨部,督委输,监诸将营。后又将兵屯田南阳,迁五官中郎将。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光武曰:“张纯宿卫十有余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纯兼虎贲中郎将,数被引见,一日或至数四。纯以宗庙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与太仆朱浮共奏言:“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
暴乱,兴继祖宗。窃以经义所纪,人事众心,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来,宗庙奉祠高皇帝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皆如旧制。又立亲庙四世,推南顿君以上尽于舂陵节侯。礼,为人后者则为之子,既事大宗,则降其私亲。今禘袷高庙,陈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设不遭王莽,而国嗣无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继统者,安得复顾私亲,违礼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孙后祖,不敢私亲, 故为父立庙,独群臣侍祠。臣愚谓宜除今亲庙,以则二帝旧典,愿下有司博采其议。”诏下公卿, 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议:“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宣、元皇帝尊为祖、父,可亲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其祭上至舂陵节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亲亲之恩。”帝从之。是时宗庙未备,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阳高庙,成帝以下,祠于长安高庙,其南顿四世,随所在而祭焉。
张纯,字伯仁,是京兆郡杜陵县人。高祖父张安世,在宣帝时任大司马卫将军,封为富平侯。父亲张放,担任成帝的侍中。张纯年轻时世袭了爵位和封地,哀帝、平帝年间拜为侍中,到王莽时做官到九卿之列。当王莽篡位、建立伪权时,很多人失掉了爵位和封地,张纯因为惇厚谨慎,遵守信约,保全了以前的封赏。
建武初年,张纯最先返回朝廷参谒,因此得以恢复封地。建武五年,授任为太中大夫,朝廷命他率领颍川冲锋陷阵的精锐骑兵平定了荆州、徐州、扬州的动乱,并督促运转,监护各将领的军营情况。后又带领军队屯兵南阳,垦种田地,升任为五宫中郎将。主管官员上奏说,列侯不是同姓宗室的不应该恢复封地。光武帝说:“张纯在宫禁中值宿警卫十多年了,不可废除封地,应再加封他为武始侯,食用富平县一半的赋税。”
张纯在朝廷经历了几代,对以往的事情非常熟悉。建武初年,旧的规章礼仪多有缺损,每当有了疑义时,就去访求张纯,郊祭、庙堂、婚姻、加冠、丧葬、纪年等方面的礼仪,张纯都有所校正审定。皇帝对他十分敬重,让他兼任虎贲中郎将,屡次被召见,有时一天被召见三四次。张纯因为宗庙尚未确定,左昭右穆的宗庙次序没有排定,在建武十九年,就与太仆朱浮共同向皇帝上书说:“陛下从一个庶民百姓兴起,横扫天下,诛杀暴乱之徒,承继并中兴祖业。我们依据经义记载,人事变化,民心向背来看,尽管实际上如同开创,而名义上是中兴,因此应该奉祠先帝,恭承祭祀等事。元帝以来,宗庙奉祠高皇帝刘邦为受命祖,孝文皇帝刘恒为太宗,孝武皇帝刘彻为世宗,这都如同旧的礼制。又建立高、曾、祖、父四世的亲庙,从南顿君刘钦以上直到舂陵节侯刘买。按照礼仪,生在先人之后的人就是先人的子孙,既然要祭祀大宗元帝,就应该降低自己亲属的地位。如今隆重地祭祀高庙,排定昭穆的次序,而舂陵节侯以下四代,君臣并列,把地位低的放在地位高的中间,这不符合礼仪的精神。假如国家没遇上王莽的篡位,使王位的继承人没有着落,如果推算起宗室来,由陛下继承了皇位,怎能又照顾自己的亲属,违背礼制呢?从前高帝认为自己是受命于天,不是受命于太上皇,皇帝是凭孙子的地位在祖父辈之后继位的,不敢偏爱自己的父亲,因此给父亲另立庙堂,只有群臣陪同祭祀。臣等认为应该废除现在的亲庙,以便遵照高帝、宣帝旧的典章礼仪,希望下令主管官员博采众议。”皇帝诏令公卿商议,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奏议说:“应该用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替现在的亲庙,宣帝、元帝尊称为祖父、父亲,可以亲自奉祠,成帝以下,由有关官吏进行祭祀,另外为南顿君建立皇考庙。那祭祀上至舂陵节侯,由群臣奉祠,用来表明上尊祖父之敬,下亲子孙之恩。”皇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这时宗庙尚未齐备,从元帝以上,祭祀于洛阳高庙,成帝以下,奉祠于长安高庙,南顿君四代,随祠庙所在之地而设祭。
明年,纯代朱浮为太仆。二十三年,代杜林为大司空。在位慕曹参之迹,务于无为,选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
第二年,张纯代替朱浮担任太仆。建武二十三年,又代替杜林担任大司空。他在任职时,钦慕曹参的事迹,致力于遵循旧法,无所变更,所选征的掾史,都是著名的大学者。建武二十四年,从地面上开挖阳渠,引洛水作为运粮的水路,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好处。
二十六年,诏纯曰:“禘、袷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宜据经典,详为其制。”纯奏曰:“《礼》,三年一袷,五年一禘。《春秋传》曰:‘大袷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袷,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禘祭。又前十八年亲幸长安,亦行此礼。礼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故三年一袷,五年一禘。禘之为言谛,谛定昭穆尊卑之义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袷祭以冬十月,冬者五谷成孰,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也。斯典之废,于兹八年,谓可如礼施行,以时定议。”帝从之,自是禘、袷遂定。
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纯以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时议,欲具奏之。未及上,会博士桓荣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纯议同荣,帝乃许之。
建武二十六年,皇帝诏令张纯说:“禘、袷的祭祀,已经很久不举行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曾说:‘三年不去习礼仪,礼仪一定会废弃;三年不去奏音乐,音乐一定会失传。’现在应该依据经典,详细制定礼仪制度。”张纯上书说:“《礼》书说,三年一袷祭,五年一禘祭。《春秋传》说:‘大袷是什么?是合祭。’祭庙毁弃的和没有毁弃的高祖以上的神主都移人太庙,共同享祀于太祖庙,每五年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汉朝原有的礼制是三年举行一次袷祭,祭庙已毁弃的神主合祭于高庙,祭庙保存的未曾合祭。元始五年,各王公列侯庙会,开始举行禘祭。建武十八年皇帝亲自到长安,也举行了这种祭礼。古礼说,三年设置一个闰月,天时节气就基本上确立了,五年设置两个闰月,天时节气就非常完备了,所以三年一袷祭,五年一禘祭。禘的意思是‘谛’,即确定昭穆尊卑的次序。禘祭在夏季四月,夏季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确定了尊卑的正确含义。袷祭在冬季的十月,冬季五谷成熟,谷物齐备礼仪完成,所以共同聚合在一起饮食。这种礼仪被废除,到现在八年了,我认为可以照这样的礼仪施行,在适当的时候商议决定。”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禘、袷的祭典就确定下来了。
当时,南单于和乌桓都归顺了汉王朝,边境平安无事,百姓刚刚摆脱战争,连年丰收,家家富裕,人人饱暖。张纯根据圣王建立学府,是用来尊重崇尚礼仪,富裕之后施行教育的。于是考察《七经》的谶纬、明堂的图样、河间王刘德献上的《古辟雍记》、武帝登泰山时得到的明堂图的体制,以及平帝时有关建立明堂的谋议,打算将这些情况上奏给皇帝。还没有来得及上奏,恰巧博士桓荣上书说应该建立辟雍、明堂,奏章下达到三公、太常,而张纯的建议与桓荣相同,于是皇帝准许了他们的奏议。
三十年,纯奏上宜封禅,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乐动声仪》曰:‘以《雅》治人,《风》成于《颂》。’有周之盛,成康之间,郊配封禅,皆可见也。《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祡’,则封禅之义也。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修复祖宗,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咸蒙更生,恩德云行,惠泽雨施,黎元安宁,夷狄慕义。《诗》云:‘受天之祐,四方来贺。’令摄提之岁,仓龙甲寅,德在东宫。宜及嘉时,遵唐帝之典,继孝武之业,以二月东巡狩,封于岱宗,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报天神,禅梁父,祀地祇,传祚子孙,万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三月,薨,谥曰节侯。
子奋嗣。
奋字稺通。父纯,临终敕家丞曰:“司空无功于时,猥蒙爵土,身死之物,勿议传国。”奋兄根,少被病,光武诏奋嗣爵,奋称纯遗敕,固不肯受。帝以奋违诏,敕收下狱,奋惶怖,乃袭封。永平四年,随例归国。
奋少好学,节俭行义,常分损租奉,赡恤宗亲,虽至倾匮,而施与不怠。
十七年,儋耳降附,奋来朝上寿,引见宣平殿,应对合旨,显宗异其才,以为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将,转五官中郎将,迁长水校尉。七年,为将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复拜城门校尉。四年,迁长乐卫尉。明年,代桓郁为太常。六年,代刘方为司空。
建武三十年,张纯给皇帝上奏,认为应该举行封禅大典,说:“自古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社会治理到兴盛时,一定要封禅,以示大功告成。纬书《乐动声仪》说:‘用《雅》乐治理人民,把《风》乐变成《颂》乐。’周代的兴隆,在周成王、周康王之间,郊祭再加上封禅,都可以见到。《尚书》说:‘这年二月,舜帝到东方巡视,到达泰山后,烧柴焚燎以祭天神。’这就是封禅之义。臣以为陛下接受了中兴汉朝的天命,平息天下的混乱,修复宗庙,爱抚百姓,天下民心舒畅,百姓获得新生,恩德如云气流动,惠泽像甘雨施布,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夷狄仰慕朝廷的恩义。《诗经》说:‘受到天赐的福分,四方诸侯来朝贺。’如今是寅年,太岁在甲寅,恩泽降于东宫。应该趁此良机,遵从尧帝的典章礼仪,继承孝武帝的事业,于二月到东方巡视,祭祀泰山,表明中兴,刻写功勋,恢复祖统,上告天神,祭奠山神,下祀地神,传福于子孙,这是千秋万代的根本。”中元元年,光武帝便到东方巡视泰山,把张纯视若御史大夫而令其随行,并让他呈上元封年间到泰山封禅的旧礼仪和刻石文。同年三月,张纯逝世,赐谥号为节侯。
张纯的儿子张奋继承了爵位。
张奋字稺通。父亲张纯临终时,告诫家丞说:“我无功于国家,愧受爵位和封地,我死之后,不必商议继承封国的事。”张奋的哥哥张根,从小患病,光武帝下诏让张奋世袭爵位,张奋说父亲留有遗嘱,坚持不肯接受。皇帝以张奋抗旨,诏令逮捕他人狱,张奋惶恐,才不得已继承了爵位。永平四年,张奋按照惯例回到封地。
张奋从小好学,节制俭朴,施行仁义,常常把作为俸禄的租谷分送救济自己的亲属,尽管到了钱财匮乏的地步,施舍也仍不怠慢。
永平十七年,儋耳郡前来降服归附,张奋来到朝廷祝贺,在宣平殿被召见,应答的问题正合皇帝的心意,明帝对他的才智感到惊异,任命他为侍祠侯。章帝建初元年,任命他为左中郎将,转调为五官中郎将,迁升为长水校尉。建初七年,任命他为将作大匠,章和元年,被免官。永元元年,又任命他为城门校尉。永元四年,任长乐卫尉。第二年,代替桓郁担任太常。永元六年,代替刘方担任司空。
时岁灾旱,祈雨不应,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饥匮,今复久旱,秋稼未立,阳气垂尽,岁月迫促。夫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政之急务,忧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职过任,夙夜忧惧,章奏不能叙心,愿对中常侍疏奏。”即时引见,复口陈时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
奋在位清白,无它异绩。九年,以病罢。在家上疏曰:“圣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礼乐。《五经》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曰:‘揖让而化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厝其手足。’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是以先帝圣德,数下诏书,愍伤崩缺,而众儒不达,议多驳异。臣累世台辅,而大典未定,私窃惟忧,不忘寝食。臣犬马齿尽,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复上疏曰:“汉当改作礼乐,图书著明。王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谨条礼乐异议三事,愿下有司,以时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而礼乐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帝虽善之,犹未施行。其冬,复以病罢。明年,卒于家。
这一年发生旱灾,祈雨也不灵验,张奋便上书说:“近年五谷不收,人民饥饿,日用匮乏,现在又久旱无雨,秋庄稼没有成熟,阳气即将消失,岁月紧迫。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又以粮食活命,这是朝政的当务之急,最大的忧虑。臣受皇恩尤其深厚,担任的职务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为此朝夕忧虑恐惧,章奏不能表达我的心意,希望当面对中常侍分条陈述。”皇帝就即时召见,张奋又口头陈述了对时政应该采取的措施。第二日,和帝诏令太尉、司徒亲自到洛阳监狱,省察记录囚徒的罪状,逮捕了洛阳令陈歆,大雨于是连降三天。
张奋做官清清白白,没有什么特殊的政绩。永元九年,因病免官。他在家里给皇帝上书说:“圣人所赞美的,是施政的方略最为重要,而施政的根本在于礼乐。《五经》有其共同的旨要,而礼乐的运用尤为紧迫。孔子说:‘安定上层,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用乐更好的了。’又说:‘用拱手相让的礼节来教化天下,就是礼乐。’先王治国的方法,可以说礼乐是最重要的了。孔子对子夏说:‘礼用来装饰外表,乐用来感化人心,我遗憾的是不能制作礼乐啊。’孔子又说:‘礼乐制度兴办不起来,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连手脚都不晓得摆在哪里才好。’臣认为汉朝应当制定礼乐制度,因此先帝圣明懿德,屡次下达诏书,哀怜悲伤礼乐的废弃缺损,而众儒生不明这个道理,议论多驳杂分歧。臣连续几代位列三台,职居宰辅,可是国家的根本大典没有制定,我私下十分忧虑,寝食不能忘怀。臣年老体衰,实在希望在未死之前见到礼乐制度的制定。”永元十三年,张奋又被任命为太常。他又上书说:“汉朝应当改制礼乐,《河图》、《尚书》中写得明白。帝王教化成功制定礼仪,王业成功制作音乐。臣现在分条陈述对礼乐有异议的三件事,希望下达专管官员,按时考察定夺。从前孝武皇帝、光武皇帝举行封禅祭典宣告王业成功,可是礼乐制度没有制定,事实与礼乐不相符合。先帝已诏令曹褒制定礼乐,如今陛下只是照旧办成此事,这如同周公斟酌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并非自己从头制作,实在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如果老是抱着谦逊态度,使大汉的伟业不能按时完成,这不是用来显扬祖宗的功德,建立太平盛世的根基,为后世树立榜样的做法。”皇帝尽管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却还未能施行。这年冬季,张奋又因病免官,第二年死在家里。
子甫嗣,官至津城门候。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无子,国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比。
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问:“制礼乐云何?”充对曰:“《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琁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
褒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
张奋死后,他的儿子张甫继承爵位,官至津城门候。张甫逝世,儿子张吉继承爵位。永初三年,张吉逝世,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自昭帝封赏张安世,到张吉,世袭封国八代,经历了王莽篡位,这二百年间,未曾受到谪降和贬斥,汉朝所有受封者没有谁能与之相比的。
曹褒字叔通,是鲁国薛县人。他的父亲曹充,传授《庆氏礼》,建武年间被任命为博士,随从皇帝巡视泰山,制定了封禅祭典的礼节,回来后,接受了商议制定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等礼仪的诏命。明帝即位,曹充上疏说:“汉朝第二次接受上天之命,仍有封禅的祭祀大典,可是礼乐制度的废弃和缺损,不能够作为后世子孙效法的榜样。五帝没有沿用乐的制度,三王没有因袭礼的制度,大汉应当自己制定礼的制度,以便垂范百世。”皇帝问:“为什么要制定礼乐制度呢?”曹充回答说:“《河图括地象》说:‘汉代要产生礼乐文雅。’《尚书琁机钤》说:‘汉代出现的皇帝,德行广大,制作音乐,取名为予。’”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于是下令说:“现在改太乐官为太予乐,歌诗曲谱,以待有才能的人来谱写。”并任命曹充为侍中。曹充做注释辨析疑难,从此就有了庆氏学。
曹褒从小志向非常专一,具有宽宏大量的气度,年轻时传授父亲曹充的学说,博雅通达,尤其喜好礼仪之事。常常感到朝廷的制度不完备,羡慕叔孙通制定了汉王朝的礼仪,他昼夜潜心研究,沉思吟味专心致志,睡觉时怀里还抱着笔和写字用的木片,行路时也背诵研习诗书古籍,当他思考到最精深的时候,竟忘记要去什么地方了。
初举孝廉,再迁圉令,以礼理人,以德化俗。时它郡盗徒五人来入圉界,吏捕得之,陈留太守马严闻而疾恶,风县杀之。褒敕吏曰:“夫绝人命者,天亦绝之。皋陶不为盗制死刑,管仲遇盗而升诸公。今承旨而杀之,是逆天心,顺府意也,其罚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愿也。”遂不为杀。严奏褒软弱,免官归郡,为功曹。
曹褒最初被举荐为孝廉,又升任圉县县令,他用礼仪治理百姓,用德操改变习俗。当时有其他郡的盗徒五人进入圉县县界,官吏抓住了他们,陈留郡太守马严得知此事深恶痛绝,示意县里要把他们杀掉。曹褒告诫官吏说:“那绝杀人命的人,上天也要绝杀他。皋陶不曾给盗贼制定死刑,管仲曾遇见盗徒反而提升他们为公臣。如今秉承太守的旨意而杀了他们,这是违背天意,去奉迎官府的心意,那刑罚太重了。如果能保全这些人的性命而我自身因此获罪,这是我所希望的。”于是那五个盗徒没有被杀。马严上奏朝廷说曹褒软弱,因而他被免官回到本郡,任命为功曹。
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琁机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群僚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明年复下诏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赤草之类,纪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当仁不让,吾何辞哉!”遂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从驾南巡,既还,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擢褒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迁射声校尉。后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曹褒后来又被征召任命为博士。适逢章帝想要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达诏令说:“《河图》称:‘光武帝必当昌盛,明帝发扬光大,章帝兴旺发达。’《尚书琁机钤》说:‘祖述尧帝治理天下,评议制定礼乐制度,依照唐尧法令条文。’我是未成器的晚辈,先帝辞世时托给重任,我怎样才能继承兴盛的大业,光大弘扬祖忠,拯救天下庶民呢?《帝命验》说:‘顺应尧帝的德政,品评五行之德的学说,预测将要发生的景象。’而且三皇五帝德隆时顺,优劣不同,况且我本人愚蠢浅薄,无法胜任,即使想再向前迈进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每当看见《河图》、《尚书》时,心里就感到惭愧。”曹褒知道皇帝的意旨是想有所作为,于是上书说:“以往圣人受天命而称王,没有不制礼作乐来显扬功德的。功业成功制作音乐,教化显著制定礼仪,这是用来挽救世俗,获得吉兆,为百姓向皇天祈求幸福的做法。如今皇天降福,祥瑞一齐降临,制作礼乐的征兆,比言语还清楚。现在应该订立文治的法度,制定汉朝的礼仪,大大地显示祖宗盛德之美。”曹褒的奏章下达到太常,太常巢堪认为一世的大典,不是曹褒个人所能制定的,不应准许。皇帝知道各大臣拘谨守旧,难以与他们共商创新的事宜,而朝廷的礼与法,应该及时草拟制定,于是第二年又下诏令说:“我因为没有才德,来承受祖宗的宏大事业。往日鸾鸟和凤凰经常群集,鳞鱼和蛟龙一起到来,甘露夜晚普降,五谷茁壮生长,以及朱草之类的事物,史官都有记载。我昼夜惶恐,对上不能显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不能昭彰神灵。汉王朝正处于秦代之末,礼仪废弃,音乐损毁,而且沿袭旧的一套,未能静观事理,若有知晓礼乐之事的人,请各尽所能。”曹褒领会了诏令的意旨,便对众儒生叹息说:“以往奚斯做了《鲁颂》,正考甫做了《商颂》。作为一个臣子,按照义礼显扬君主,竭尽忠诚彰明君主,是最好的品行。当仁不让,我还推辞什么呢?”于是又上书,具体陈述礼乐的根本,制定礼乐的意义。皇帝任命曹褒为侍中,随从皇帝到南方巡视,回来后,将此事下达给三公,三公还未来得及奏议,皇帝就征召玄武司马班固,询问修改制定礼仪的事宜。班固说:“京城里的众儒生,多数人懂得礼仪,应该广招贤士,共同研讨制礼的得失。”皇帝说:“谚语说:‘在路旁盖屋,三年不成。’懂得礼制的人,表面上意见相争,实际上互生猜疑,以致无从落笔。往昔尧帝制作《大章》,仅有一夔就足够了。”章和元年正月,皇帝让曹褒到嘉德门,派小黄门拿着班固呈给朝廷的叔孙通《汉仪》十二篇,诏令曹褒说:“这份礼仪粗疏简略,内容多不合经义,现在应该依照礼制加以修正,使它能够施行。你可在南宫、东观尽心竭力地搜集资料进行制作。”曹褒既已接受了诏命,便按照次序排列礼事,参考旧的典章制度,杂取《五经》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箓,编撰从天子到庶民百姓冠婚、吉凶、生死的制度,共为一百五十篇,刻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片上。这年十二月呈上朝廷。皇帝认为大臣的意见难以一致,所以只管接受了曹褒制定的礼仪,没有再让有关官吏进行议论。这时恰逢章帝逝世,和帝登基做了皇帝,曹褒就给新拟的礼乐制度作注解,和帝便以《新礼》两篇放在书前。提升曹褒为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升任为射声校尉。后来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人上奏控告曹褒擅自制作《汉礼》,破坏圣王的策略,应该判处死刑。和帝尽管压下了他们的奏章,而《汉礼》也未能施行。
褒在射声,营舍有停棺不葬者百余所,褒亲自履行,问其意故。吏对曰:“此等多是建武以来绝无后者,不得埋掩。”褒乃怆然,为买空地,悉葬其无主者,设祭以祀之。迁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
粥,多蒙济活。七年,出为河内太守。时春夏大旱,粮谷踊贵。褒到,乃省吏并职,退去奸残,澍雨数降。其秋大孰,百姓给足,流冗皆还。后坐上灾害不实免。有顷征,再迁,复为侍中。
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
论曰: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是以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怀愤叹息所不能已也。资文、宣之远图明懿,而终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观,有不尽矣。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业绝天筭,议黜异端,斯道竟复坠矣。夫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所以《咸》、《茎》异调,中都殊绝。况物运迁回,情数万化,制则不能随其流变,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当损益者也。且乐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谢皋、苏,而制令亟易,修补旧文,独何猜焉?礼云礼云,曷其然哉!
曹褒在射声校尉任职时,军队驻扎的地方有一百多口棺材停放在那里没有下葬,曹褒亲自处理此事,询问没有埋葬的缘故。官吏回答说:“这些多数是建武以来没有留下后代的人,因而未能得以掩埋。”曹褒深感凄怆,为他们买了空地,把无人给掩埋的棺材全部埋葬,并设灵进行祭祀。后调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当时发生了流行病情,曹褒亲自视察病人,为他们求医寻药,经管施舍粥饭,多数人被救活。永元七年,他出任河内太守。这时春夏大旱,粮食价格暴涨。曹褒到任后,对官吏进行了裁减,辞退奸残之人,时雨屡屡下降。这年秋季庄稼大丰收,百姓丰衣足食,流离失所的人都返回家园。曹褒后来因为上报灾情不实而获罪,被免官。不久,他被朝廷征召,再次被提拔,又当了侍中。
曹褒见多识广,通晓古事,成为学者中为大家所推崇的人。永元十四年,死在官位上。他著《通义》十二篇,推演经义杂论一百二十篇,又注释《礼记》四十九篇,教授门生一千余人,庆氏学便盛行于天下。
评论说:汉代初期天下基业刚刚创立,朝中制度没有具体的条文,叔孙通广搜经义礼法,参考秦代的法律,尽管审时顺事,对礼崩乐坏的情况有所补救,然而先王的礼容、法则多有所缺损,因此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辈,对此怀愤叹息不已。凭借文帝、宣帝的明略远谋,却最终未能采纳贾谊等的建议,由此可知,从客观地来看,是有不完备之处的。孝章帝反复吟咏前王之言,日夜想制礼作乐,专门任命懂礼的官吏,撰写国家大法,这是一件美好盛德的事情。可惜这件事断送于章帝的突然逝世,张酺等上奏说曹褒擅制礼法,竟然使所制礼法未能施行。三王不因袭旧礼,五帝不沿用旧乐,这是古乐《咸池》、《六茎》不同调,旧礼断绝的原因。况且世运往复,情况变化多端,制定法则不可能完全依随时代变化,评论法度不足以确定它的繁简得失,这本来是君主所应当增减定夺的。况且音乐不一定要出自夔、襄,因为新的音乐不断出现,法令不一定要出自皋繇、苏忿生,因为制度法令是要不断变更的。修补旧的法令条文,为什么偏偏要猜疑呢?礼啊礼啊,为何如此难确定啊!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郑玄字康成,是北海国高密县人。他的八世祖郑崇,在西汉哀帝时担任尚书仆射。郑玄年轻时在家乡做过啬夫,得空回到家里,常到学校里学习,不愿意做官吏,父亲屡次为此恼怒,可是制止不了他。于是他到京城太学里从师学习,拜京兆人第五元先为师,开始通晓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后又拜东郡人张恭祖为师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为在山东没有值得他求教的人,于是他西入函谷关,通过涿郡人卢植的关系,拜扶风人马融为师。
马融有门徒弟子四百余人,能够登堂入室直接听他授课的只有五十余人。马融的性格向来骄傲,郑玄在他门下,三年都不能见他一面,只是让他的高材生给郑玄授课。郑玄日夜捉摸诵习,从未有过懈怠厌倦。一次,恰巧马融召集门生研讨图纬,听说郑玄精通算术,于是在楼上召见了郑玄,郑玄便趁机向马融请教平时学习中发现的疑难问题,问完了疑难问题就告辞回到家乡。马融对学生们感慨说:“郑玄现在离去,我的学问也就到东方去了。”
郑玄外出游学,十余年后才回到家乡。因为家里贫穷,郑玄到东莱为人佣耕,跟随他学习的门徒已有数百上千人了。等到党锢之祸发生,他与本郡孙嵩等四十余人都被禁锢起来,于是埋头研习经书,闭门不出。当时任城人何休爱好《公羊春秋》的学说,于是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就著了驳正《墨守》、《膏肓》、《废疾》的文章。何休见到这些文章后感叹地说:“康成是走进我的屋里,拿起我的矛,来攻伐我呀!”当初,汉王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等人争论过古今文经学,后来马融答复北地太守刘瓌及郑玄回答何休,阐述的理义都畅达精深,因此古文经学就昌明起来。
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灵帝末年,党锢之禁解除,大将军何进听说郑玄的名声便征召他。州郡长官因为何进是当权的外戚,不敢违抗他的意旨,于是胁迫郑玄应召,郑玄不得已去见何进。何进为他准备了几案和手杖,礼遇非常优厚。郑玄没有收下送来的朝服,只戴头巾去拜见何进。住了一宿就逃跑了。这时郑玄六十岁,弟子河内人赵商等从远方而来求学的达几千人。后来,将军袁隗上表推荐郑玄担任侍中,郑玄因为父亲逝世没有去上任。北海相孔融对郑玄深为敬佩,没来得及穿好鞋就急忙登门拜访。他还通知高密县令为郑玄特设一个乡,说:“从前齐国设置过‘士乡’,越国设立过‘君子军’,都是优待贤者的意思。郑玄君好学,确实有完美的品德。过去太史公司马谈、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都是汉代的名臣。又有南山四皓园公、夏黄公等人,把自己的光芒隐匿起来,世人敬重他们的高风亮节,把他们都称为公。那么公的意思应该是仁义道德之人的正当名号,不一定做过太尉、司徒、司空的大夫才能称公。如今郑玄君之乡应该称为‘郑公乡’。过去东海人于定国之父只有一个断讼公正的美德,还有人告诫他的同乡加大于公家的大门,何况郑玄这样的美德,却没有驷马高车的道路!应把郑玄的大门和门前的道路扩宽,使它能够容纳高盖的大车,把它称作‘通德门’。”
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道断不至。会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玄后尝疾笃,自虑,以书戒子益恩曰:“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迟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董卓把京都由洛阳迁到长安,大臣们举荐郑玄出任赵国之相,因道路断绝没去赴任。正遇上黄巾贼寇进攻青州地区,于是郑玄避难到徐州,徐州牧陶谦用师友之礼接待他。汉献帝建安元年,郑玄由徐州返回高密,路上遇到黄巾军几万人,他们见了郑玄都下拜,大家相约不侵犯高密县境。郑玄后来曾得重病,自以为将一病不起,便写信告诫儿子郑益恩说:“我们家过去贫穷,我不被父母和诸弟所宽容,辞掉了贱役般的小吏职务,到周、秦的旧都访师求学,来往于幽、并、兖、豫各州之间,得以拜见那些在位的博古通今的大师和隐居的著名学者,得意的是这些通儒都接受了我的请教,对我有所传授。于是我广泛地探讨《六艺》,浏览人物传记,经常目睹秘藏的图书、谶纬图箓的奥秘。年过四十,才回家供养父母,租赁田地耕种,来欢度时日。遇到宦官独揽大权,受党人牵连而遭禁锢,长达十四年,尔后才得以赦免,被多次举荐为贤良、方正、有道各科人才,被大将军、三公府征召。我被朝廷公车府两次直接征召,当时和我同列征召名单的其他人,有的早已做了宰相。只因那几位都有美德和高才,能够胜任皇帝的大臣,所以应当重用。我自己考虑,没有能力担此重任,只想阐述先圣的深奥意旨,统一各家的歧异,这也差不多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所以接到征召的命令没有应命。黄巾军造反,我像浮萍一般漂泊南北,现在又重返家乡。进入这一年,我已七十岁。旧时的学业素养已经荒疏,还有失误之处,根据礼典规定,就应当把家事传给儿子了。现在我告诉你我老了,把家务事交托给你,我将闲适家居来安定心性,深入思考以完成未竟之事业。除非接受国君的命令,慰问同族亲属的忧患,察看祭奠坟墓,观览田野之物,我何曾拄着手杖出过门呢!家里的大小事情,由你一人承担。可叹你孤单单的独自一人,竟没有兄弟姐妹互相依靠。你一定要奋勉,力求君子之道,钻研不懈,慎重地保持庄严的仪态,亲近那些有德的人。显赫的荣誉是由同事朋友促成的,建立德行要靠自己的志向。若有了好的声誉,生育你的父母也有荣光,这些事能不深深地想想么!能不深深地想想么!我虽然没有高官显位的事迹,却很有辞让官爵的清高。以评论总结经典的功业自乐,希望不会被后人所讥笑。最后,我所忧虑的,只是死去的双亲坟墓没有建成,我所喜爱的各种书籍大都腐朽败坏,不能在礼堂之上完成定稿,传给那些应当传授的人。我现在日薄西山,还能做成这些事吗?现在咱们的家境比过去稍好一些,只要勤奋努力,爱惜时光,就没有饥寒的忧虑。饮食粗淡,衣着简朴,在衣食两方面能够节俭,就让我没有什么遗恨了。如果你忘记这些话,那也就算了吧!”
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
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
这时,大将军袁绍在冀州统领大军,派遣使者邀请郑玄,参加宴请宾客的大会,郑玄到得最晚,袁绍却请他入上座。郑玄身高八尺,可饮酒一斛,眉清目秀,容貌温和伟岸。袁绍的宾客大都是豪杰之士,并且有才气而善辩,他们看见郑玄是一个读书人,没有把他当成渊博的学者来对待,大家竞相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各家学派的观点交相亮出。郑玄依据儒家学说进行答辩,答辩的内容都超出所问的范围,使大家得到闻所未闻的知识,没有人不惊叹佩服。这时,汝南人应劭也归附了袁绍,他自我介绍说:“前泰山郡守应中远,想做您的学生,怎么样?”郑玄笑着说:“孔子的弟子,要通过四个科目的考试方可录取,颜回、子贡这些高材生不称自己的官衔和门第。”应劭脸上流露出惭愧的神色。于是,袁绍举荐郑玄为茂才,上书推荐他担任左中郎将,郑玄都没有去上任。公车官署征召郑玄为大司农,送给他安车一辆,并规定他所经过的地方,当地官吏必须迎送。郑玄却称病自己请求回家。
建安五年春,郑玄梦见孔子对他说:“起来,起来,今年是庚辰年,明年是辛巳年。”梦醒之后,根据谶纬推算,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要终了,不久,郑玄得病卧床。这时,袁绍与曹操正在官度两军对峙,袁绍让他的儿子袁谭派人强逼郑玄随军任职。郑玄不得已,带病到了元城县,病情严重不能随军前进,这年六月逝世,享年七十四岁。按郑玄的遗嘱丧事从简。当时,从郡守以下凡是曾经向郑玄学习过的,身穿丧服参加葬礼的有一千多人。
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陨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郑玄的学生共同撰写郑玄解答学生们所提《五经》的问题,依照《论语》的体例,编纂成《郑志》八篇。总计郑玄注释过的书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自己撰写的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共一百多万字。
郑玄对于经典辞义的训释十分质朴详备,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人多批评他太繁琐。至于对经典传注的丰富熟悉,可称为纯正的学者,在齐、鲁之间被奉为宗师。他的学生山阳人郗虑官至御史大夫,东莱人王基、清河人崔琰都是当世的名人。另外乐安人国渊、任嘏,当时都还年幼,郑玄就称国渊是国家栋梁之才,任嘏有高尚的道德,对其他人也多有所品评和举荐,事实证明都像他所说的那样。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叫郑益恩,孔融在北海任职时,推举他为孝廉,等到孔融被黄巾军围困时,郑益恩赴难身亡。郑益恩有一个遗腹子,郑玄因为他手上的纹理与自己相似,给他取名为小同。
评论说:自从秦始皇焚烧《六经》,圣人的文献就像尘埃一样被泯灭。汉朝兴起之后,众儒生广泛地研究六艺典籍;到东汉时,学者也各从名家所学。而死啃书本的人常被师说所束缚,不能贯通,众说纷纭,互相诡辩,奇异偏激,于是使经学有多家,每家又有多种学派,训诂之学多得竟达百余万言,这种学法徒劳少功,后人疑惑莫衷一是。郑玄囊括重要的典籍,网罗众多的学派,砍削繁冗芜杂,修订遗漏短缺,从此学者略知其意。我祖父豫章君每每研究先儒的经义训诂,都认为郑玄的最好,经常以为孔子的弟子也不能超过郑玄。到传授门徒弟子时,他专以郑玄作为家法。
赞曰:富平之绪,承家载世。伯仁先归,厘我国祭。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辍。
赞辞说:富平侯张安世的功业,在于继承家业,被社会所看重。张纯最先归附光武帝,制定了国家禘袷的祭典。郑玄修正经义的谬误,曹褒制定汉朝的礼仪,《六经》理义明白了,汉礼却未能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