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二十八上

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扺。

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晏惊动，曰：“然，为之奈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备。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贻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谦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谭所戒。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县人。他的父亲在汉成帝时任太乐令。桓谭凭借父亲的地位被任命为郎，也爱好音乐，善于弹琴。他博学多才，全面地学习《五经》，但都只解释书中的大义，不分析文章的章节和句读。会写文章，特别喜欢古学，多次跟刘歆、杨雄讨论分析有疑问的地方。生性特别喜爱杂戏和音乐，为人平易不注重容貌举止和礼仪细节，又喜欢指责议论那些庸俗的儒生，因此经常被人排斥攻击。

汉哀帝、平帝年间，职位仍不高于郎。傅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对桓谭非常友好。这时候，高安侯董贤受到皇帝的宠爱，他的妹妹为昭仪，皇后逐渐被疏远，傅晏为此默默不得意。桓谭进言说：“过去武帝想立卫子夫为皇后，暗中寻找陈皇后的过错，最终陈皇后被废除，卫子夫被立为皇后。现在董贤受到皇帝的特别喜爱，他妹妹更受到皇帝的宠爱，恐怕当朝也有卫子夫那样的变故，难道不值得忧虑吗？”傅晏被惊动，说：“是这样，但是怎样对付这样的事呢？”桓谭说：“刑罚不能施加在无罪人的身上，邪恶不能战胜正直的人。士人凭才智取得君主的信任，女子靠媚道求得君主的欢心。皇后年纪很轻，希求却更加艰难，也许会有人指使巫医，在外面寻找各种方术之士害她，这不能不防备。您因为是皇后的父亲受到尊重，而且交结了很多宾客，这些人一定会借助您的权势，导致人们的讥讽和议论。您现在不如谢绝宾客、遣散门徒，务必保持谦虚诚恳的品格，这才是修身正家、避免灾祸的方法。”傅晏说：“说得好。”于是遣散门客，进宫禀告皇后，按桓谭所说的告诫皇后。后来董贤果然设法唆使太医令真钦，让他寻找傅皇后的罪过，于是逮捕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把他关进诏狱，审问一无所获，就放了他，因此傅家在哀帝时最终能保全下来。等到董贤为大司马，听到桓谭的名声，想和他交往。桓谭首先给董贤上书，陈述辅国保身的方法，董贤不能采用，桓谭就不再和他来往。在王莽篡位弑君摄政的时候，天下的士人，没有谁不争着颂扬王莽品德高尚，并编造一些祥瑞征兆来求得王莽的欢心，桓谭独自坚守正义，保持沉默。王莽时，桓谭任掌乐大夫，更始皇帝被拥立，召任为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世祖光武帝即位，召桓谭到朝廷待命，因上书谈论政事与皇帝的想法不一致，不被朝廷所用。以后大司空宋弘推荐桓谭，才任命他为议郎给事中，于是上疏陈述当时应该推行的政事，他说：

臣听说国家的兴废，在于政事；政事是否恰当，在于朝廷的辅佐大臣。辅佐大臣贤明，优秀人才就充满朝廷，治理也就会符合当时的情况；辅佐大臣不贤明，朝中的议论就会不合时宜，而办事也会经常出错。当政的国君，都想推行教化、建立善政，但是有的国政仍然不能治理好，这主要是因为各人对所谓贤者的看法不一样。过去楚庄王问孙叔敖说：“我没有得到治理国事的方法。”孙叔敖说：“国家有事，众人厌恶，恐怕大王不能安定。”楚王说：“不能安定难道只是国君一人的责任，大臣们却没有责任吗？”孙叔敖回答说：“国君对士人傲慢，说士人没有我就无法富贵；士人对国君傲慢，说国君没有士人就无法保住君位。国君有的到丧失政权还不觉悟，士人有的到挨饿受冻还不进朝当官。君臣不相合，国事就无法安定下来了。”楚庄王说：“说得好。希望相国和各位大夫共同安定国事。”所谓善政，就是要根据不同的风俗来施行教化，考察失误的地方来设立预防的措施，威严和恩德交互实行，文治和武功交替使用，然后政事就会和时代协调一致，浮躁的人也可以安定下来。过去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好比协调琴瑟，不能协调就要解开后重新上弦”。改弦更张难以实行，而违反众意就会灭亡，所以贾谊因为有才能而被驱逐，晁错因为智慧超众被处死。世上虽然有才能出众的人但终究没有人敢谈论政事，就是因为害怕过去的事情再发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况且设置法禁，并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坏事，完全符合众人的愿望，大致对国家有利、容易办理的成分多些，就可以了。设置官职任命官吏，是为了治理民众，订立奖励和惩罚的条例，是为了区别善良和邪恶的人，坏人受到处罚，好人就得福了。现在人们相互杀害，虽然已经伏法，但是私人结下了怨仇，子孙相报，后来的怨恨比以前的更深，以至于杀害全家，毁灭家业，而社会上还称赞他们勇敢，所以即使是怯弱的人，仍然尽力去干这些事，这实际是听凭人们自理而再也没有什么法禁了。当前应该重新申明原有的法令，如果已经被官府惩罚还有私自相杀害的，即使一个人逃跑了，也要把他的家属流放到边疆，那些相互伤害的，判罪时要再加两等，并且不能让他们雇人上山伐木来赎罪。像这样，私人之间的怨仇就会解除，盗贼也会平息下来。

治理国家的措施，在于发展农业生产，抑制人们经商获利，因此先帝禁止人们同时从事两种职业，禁止商人当官从政，这就是用以抑制相互兼并和让人们增长廉耻之心的方法。当前富裕的大商人，借出很多钱财，中等人家的子弟，居间作保，替债主奔走办事，他们的劳苦程度只和臣仆差不多，但他们收取的利息却可以和列侯的收入相比，因此众人都羡慕和效法他们，以致不种地就有饭吃，甚至大多交换奢侈浪费的物品，以满足声色享乐的需要。现在可以命令商人们相互举报，如果不是靠自己出力而得到的，都作为赃物没收，拿来奖给那些举报的人。这样，人们就会一心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自己，再也不敢把钱财借给别人获利，商业活动少了，商人的力量弱小了，人们就一定会归向农业。农业生产搞好了，粮食收得多，土地的肥力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臣又看到官府根据法令办事，轻重不一，有时一样的事却处以不同的法，相同的罪却得到不同的审理结果，奸官因此能从中做交易、谋私利，自己想救活的人就判决他能活下来，自己想陷害的人就将案件和死刑相比附，这就出现了刑法标准不一的情况。现在朝廷可以命令懂事理通法律的人，校定法律条文和事例，统一法度，颁发到各郡国，并废除旧条文。这样，全国都知道法律标准，处理案件就不会出现有人怨恨和虚妄不实的情况了。

奏章上报后，皇上不采纳。

这时，皇帝正相信人们传说的能显示吉凶的预言、预兆，还经常用这些迷信来决定疑惑不解的事。同时给臣下的奖赏很少，天下不能及时安定。桓谭就又上疏说：

臣以前进献愚拙的话，没有得到皇上下诏答复，心中十分郁闷，现在又冒死进言。愚蠢人出谋划策，也有对朝政有益的，这是因为符合民心、符合事理。人们往往忽略眼前的实事而看重稀奇古怪的听闻，臣考察先王记述的事情，都是以仁义正道为本，没有记载什么奇怪荒诞的事。关于天道性命的事，是圣人孔子也难得说清的事。在子贡以后，不能再听到了，何况后代学识浅薄的儒士呢，他们能精通这些事吗？现在那些灵巧狡猾、凭自己的小聪明学习了方技、术数的人，妄增古书的内容，假称是前人的预言，来欺骗那些贪婪的小人，连累迷惑君主，难道不应该压制和疏远吗？臣桓谭听说陛下曾竭力斥责方士们的炼金术，这是非常英明的；但是却想听从谶记之言，这又是多么荒谬啊！谶记中的事虽然有时和现实相合，这也不过好像占卜计数的单双偶然相合一样。陛下应该听取正确的意见，发表英明的论断，排除那些小人的胡说，阐述《五经》中记述的大道理，删削那些随声附和的俗言鄙语，重视学识渊博的学者的高论雅谋。

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

帝省奏，愈不悦。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同时臣听说世道平安就尊敬讲道谈法的士人，国家有难就看重披甲戴盔的武将。现在圣朝兴复先祖的遗业，陛下作为一国之主，而四方的盗贼还没有完全归服，这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兴邦建业的权谋。臣桓谭观察陛下用兵，对招降和攻下城池的将士，不仅不施以重赏、用恩德来诱导他们，有时甚至掳掠抢夺他们的财物，因此士兵长和首领们，各怀疑心，犹豫不决，营私舞弊的人相互勾结，长期不解散。古代有人说：“天下的人都知道夺取是夺取，却没有人知道给予也是夺取。”陛下如果确实能看轻爵位、重施奖赏，让爵位与财物和将士共有，那么招降什么人而不来，劝说什么人而说不通，攻向哪里而不能破，征伐哪里而不能胜利呢！这样，狭小的地盘就能当做宽广的土地使用，表面迟缓的行动就能收到迅速的效果，灭亡的东西可以又让它存在下来，丢失的东西也可以重新得到了。

皇帝看了奏章，更加不高兴。

之后下诏商议修建灵台的位置，皇帝对桓谭说：“我想用谶记决定事情，怎么样？”桓谭沉默了很久，说：“臣不读谶记。”皇帝问他不读的原因，桓谭又极力说明谶记不是经典。皇帝非常愤怒地说：“桓谭诽谤圣人，无法无天，拿下斩首。”桓谭磕头流血，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免死。被调出京任六安郡丞，出京后他心中恍恍惚惚，郁郁不乐，结果病死在路上，死时七十多岁。

当初，桓谭写书二十九篇论述当时的政事，书名为《新论》，并上书献给皇上，世祖光武帝认为写得不错。《琴道》还有一篇没有写完，肃宗章帝让班固继续写完。桓谭所写的赋、诔、书、奏章，一共有二十六篇。

汉章帝元和年间，肃宗向东边巡视，到沛国后，专门派使者去祭祀桓谭的坟墓，桓谭家乡的人都以此为荣。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时为大鸿胪。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

时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丹辟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智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时，智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乎太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人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从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晢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赘于人。’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重至，公勿再计。”丹不听，遂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衍乃亡命河东。

冯衍字敬通，京兆尹杜陵县人。他的祖父冯野王，在汉元帝时任大鸿胪。冯衍小时候就有奇特的才能，九岁时，能背诵《诗经》，到二十岁就博通群书。王莽当政时，三公中有很多人推荐他，但是冯衍都一一推辞，不肯当官。

当时天下到处起兵，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地区。廉丹召冯衍为掾属，和他一起到定陶县。王莽派人追赶廉丹下诏书说：“粮仓的粮食完了，仓库的财物光了，可以奋发有为了，可以大战一场了。将军肩负国家的重任，不在战场英勇献身，无法报答朝廷的恩德和完成自己的职责。”廉丹惶恐不安，晚上召见冯衍，把诏书给他看。冯衍趁机劝说廉丹说：“冯衍听说顺应潮流而成功，是最符合大道的；违反正道而成功的，也是一种可贵的权宜之计。因此有希望取得成功，不问成功的缘由；从大事考虑，不拘守小节。过去逢丑父留在车上却让他的国君到华泉去取水喝，从而让国君免于受难，因此在诸侯中受到称赞；郑国的祭仲受宋国的威胁立公子突为国君而迫使郑昭公忽出走他国，忽最终得以恢复君位，被《春秋公羊传》赞美。逢丑父牺牲自己而换得国君的生命，祭仲使将要灭亡的郑国得以存在，这都是君子之道。表面上违反众人的意志，但是既能安定国家，又能保全自己，这是贤明智慧的谋虑。所以《易经》中说：‘处于困境就要变化，变化就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因此上天就会保佑，故事事吉祥，没有不顺利的事。’如果知道行不通却硬要去做，即使军队被打败，将士被伤害，对主上也没有什么好处，自己快要死了，却不能抓住时机做出合乎时宜的事，这样的事，聪明的人不会干，勇敢的人不会做。而且我听说，时机到来的时候就不要懈怠。张良的祖先五代做韩国的相，秦灭韩后，他在博浪沙用铁椎刺杀秦始皇，勇气超过孟贲、夏育，声名比泰山还高。将军的先人，是汉朝的忠臣。新朝建立后，英雄豪杰都不归附。现在天下大乱，人们都心怀汉朝的德政，超过诗人对召公的思念，连召公止息过的甘棠树都爱恋不已，何况他的子孙呢？人们所歌颂的，上天一定顺从它。现今为将军考虑，不如把军队驻扎在一个大郡，安抚那里的官吏，磨炼他们的意志，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每天赐给他们牛肉酒食，接纳英雄豪杰，征求忠诚明智之士的谋略，争得民众的衷心拥护，等待错综复杂的时局的变化，兴办对国家有利的事业，除去对民众有害的弊端，那么福禄就会永远流传下去，功业也就会永不磨灭。为什么将军要在中原地区和全军一起覆灭，让尸体留在荒野做肥料，落得一个身败名裂、侮辱祖先的下场呢？圣明的人把祸害转化为幸福，聪明的人把失败引向胜利，希望明公仔细考虑，不要和庸俗的人见解一样。”廉丹不能听从他的话。军队进发到睢阳，冯衍又劝说廉丹：“我听说英明的人在事物没有显露出形迹时，就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聪明的人在事情没有萌发时，就能预先考虑自己的对策，更何况对那些明明白白的事呢？凡是祸患都是由于疏忽引起的，都是在微小的隐患中发展起来的，失败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时机到来了就不要失去。公孙鞅说：‘行为出众的人，要被世俗之辈所非议；有独特见解的人，会被一般的人所嘲笑。’所以相信庸俗人的论调，就会破坏坚决果敢的谋略，效法一般人的操守，就会失去高尚的品德。决断是聪明的主宰，疑虑是坏事的根子。时机不会重新再来，明公不要再考虑了。”廉丹仍然不听从，军队进击到无盐县，廉丹和赤眉军作战时死去。冯衍也流亡到河东郡。

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计说永曰：

衍闻明君不恶切悫之言，以测幽冥之论；忠臣不顾争引之患，以达万机之变。是故君臣两兴，功名兼立，铭勒金石，令问不忘。今衍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岂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诚哉？

更始二年，朝廷派尚书仆射鲍永代理大将军的事务，安定北方。冯衍于是用计劝说鲍永：

我听说英明的国君不厌恶恳切诚实的话，因而能揣度深远的议论；忠臣不顾及援引事例谏诤所带来的祸患，因而能通晓帝王纷繁政务的变化。因此君臣同时出力，功业和声名都能建立，他们的功绩刻在钟鼎或石碑上，美好的名声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现在我幸运地遇上清明盛世，正是我发表正直言论的时候，怎么敢于拱手无为、默默无言，避免罪责，而不竭尽自己的忠诚呢？

伏念天下离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挐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喢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树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然而诸将虏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结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惠爱之诚，加乎百姓，高世之声，闻乎群士，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将军之事，岂得硅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将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兴之主，齐桓霸强之君耳，犹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贼，安其疆宇。况乎万里之汉？明帝复兴，而大将军为之梁栋，此诚不可以忽也。

臣认为天下的民众遭受王莽的祸害已经很久了。从出兵到东郡镇压翟义开始，接着在西海郡作战，巴、蜀两郡沦落于西南夷，边境被匈奴抢掠，朝廷派兵万里远征，多年让士兵暴露在荒野，接连不断的灾祸不能解除，战争长期不能停止，刑法更加严厉，赋税更加沉重。强大的军事集团，在外面横冲直闯；朝廷百官，在里面贪污受贿，残害人民。老百姓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父子流亡，夫妻分离，房屋村落化为废墟，土地一片荒芜，疾病到处流行，灾害时时发生。于是在江湖上，大海边，狂风席卷，恶浪翻滚，民众相互践踏，全国人民，肝脑涂地，死亡的人数，超过大半，灾祸毒害的程度，刺痛着每一个人的心，普通老百姓，奴仆妇女，都怀抱怨怒。皇帝凭着圣德和威风，迅速地兴起，率领宛县、叶县的兵众，带着散乱的士兵，在昆阳血战之后，长驱直入，进到武关，打败百万之师，摧毁王莽九位虎将的军队，威震四海，席卷全国，消除祸乱，诛灭奸凶，一年之间，全国安定。皇上继承高祖的伟业，治理中断了的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使得国家重新兴复，汉朝的德运得以重新发扬光大，他的恩德超过了过去，功绩举世无双。天下的民众认为他们之所以能脱离新朝的统治，回复到英明的汉朝，应当是因为蒙受他的福气和依靠他的宏愿。这时最容易普遍地给人民施予恩德，就好像顺着大风飞扬鸿毛一样。但是当前各将领抢掠财物，违背常理，杀死民众的亲人，强占民家妇女，烧毁他们的房屋，抢夺他们的财产，饥饿的人只得吃树皮草根，挨冻的人只好光着身子、打着赤脚，百姓满怀怨仇，毫无希望，不知归向谁。现在大将军靠自己贤明的品德，行使刺史的权利，统领全军的政事，安抚并州的人民，如果能把仁爱之心，施加给老百姓，超过一般人的高尚名声，就会被广泛地传颂，因此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来盼望您的人，就不只是一个人了。而且大将军的政事，难道一定要等朝廷朝会后才实行，并且空自约束自己、修身养性吗？将军将要完成安定国家的伟业，成就天地间的首功了。过去周宣王是一个中兴之主，齐桓公是称霸诸侯的国君，也还要有申伯、召虎、管夷吾、尹吉甫等人排除坏人，安定疆土。何况地域宽广的汉朝？现在英明的皇帝又复兴了汉朝，而大将军是辅佐他的栋梁之材，这确实是不能疏忽大意的。

且衍闻之，兵久则力屈，人愁则变生。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云翔，百姓震骇，奈何自怠，不为深忧？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积，人不为用。备不豫具，难以应卒”。今生人之命，县于将军，将军所杖，必须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选贤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审得其人，以承大将军之明，虽则山泽之人，无不感德，思乐为用矣。然后简精锐之卒，发屯守之士，三军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饶，观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教，则威风远畅，人安其业矣。若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变，则足以显声誉，一朝有事，则可以建大功。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监《六经》之论，观孙吴之策，省群议之是非，详众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风，令夫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伊、望之策，何以加兹！

而且我听说，出兵的时间长了力量就会枯竭，人过于担忧就会产生变故。现在邯郸的敌寇还没有消灭，真定的贼寇又来侵扰，而大将军所统领的地区，不超过一百里，守城之战不停，战斗不止，战事如云，百姓恐慌，将军为什么自我懈怠，不为当前的局势深深地担忧？并州这块地方，东边有名关围绕作屏障，北边和强大的匈奴接壤，粮食的收成特别好，人口众多，资产丰富，正是四方征战之地，将士们攻守的战场。如果发生意外的事情，将怎样对付呢？所以说“平常不积累道德，人们就不会为你所用。不预先做好准备，就难以应付突发的事变”。现在人民的生命，都悬挂在将军的手上，将军所依靠的，必然是优秀的人才，因此应该撤换那些不称职的人，再选拔贤能的人来充当。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一定有忠诚老实的人在里边。确实能得到这样的人，来接受将军的英明领导，那么即使是出自乡村的人，也都会被将军的恩德感动，考虑努力地为将军出力。然后再选拔精锐的兵卒，征发驻守的军士，大军整顿好了，军备准备充足了，再选择肥沃的土地，找到山水便利的地方，制定军队垦田种地的政策，学习射箭打仗的技术，那么将军就会威风远扬，人们也就会安居乐业了。如果镇守太原，安抚上党，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组织著名的贤能辅佐，天下没有变故，就足以显示出好名声，一旦有事变发生，就可以建大功，立大业。希望大将军表现出英明的才能，深刻地思考问题，学习《六经》的理论，研究孙子、吴起的谋略，考察民众议论政事的是非，详细了解各位士人的才能，以便遵循《周南》歌颂的治政方针，推行《甘棠》诗传颂的美政，使得功业千年传颂，富贵永远流传。这样，伊尹、吕尚的谋略，又怎能超过将军呢！

永既素重衍，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捍卫并土。

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邑迎母弟妻子，为延所获。后邑闻更始败，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即拜为上党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约，衍乃遣邑书曰：

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二子之义当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国，天下蚁动，社稷颠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伯玉擢选剖符，专宰大郡。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岂不哀哉！

鲍永平常就很看重冯衍，并且有权自己任命副将，于是立冯衍为立汉将军，兼任狼孟县长，带兵驻扎在太原，和上党郡太守田邑等人一起修缮武器装备，供养训练士兵，保卫并州。

到世祖即位，派宗正刘延攻打天井关，和田邑连续作战十多个回合，刘延不能前进。田邑去接母亲、弟弟、妻子、儿女，被刘延捉住。后来田邑听说更始帝失败了，就派使者到洛阳进献玉璧和马匹，朝廷立即任命他为上党太守。于是派使者招降鲍永、冯衍，鲍永、冯衍等人怀疑，不肯投降，而且对田邑违背以前的盟约感到很愤怒，冯衍于是写信给田邑说：

听说晋文公出奔在外，子犯曾表现出他的忠诚，赵武遭受灾难，程婴就显示出他的贤能，这两个人履行忠义是恰当的。现今淮阳王、穰王、随王背叛朝廷，赤眉军危害国家，天下纷纷攘攘，国家将要崩溃，这正是忠臣建功立业、志士驰骋疆场的时候。先生担任郡守，主管一个大郡。上党这个地方，四边有坚固险要的边塞，东边有三关作掩蔽，西边是国都的屏障，为什么要把它交出来资助敌方，引起全国混乱，增加仇敌的力量呢？这难道不可悲吗！

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谢息守郕，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莱之利，而被畔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窃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贱而必书；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伯玉深计，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戮力，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如以尊亲系累之故，能捐位投命，归之尚书，大义既全，敌人纾怨，上不损剖符之责，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谈，无愧天下。若乃贪上党之权，惜全邦之实，衍恐伯玉必怀周赵之忧，上党复有前年之祸。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孙林父违穆子之戒，故陷终身之恶。以为伯玉闻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婴城而坚守，则策马而不顾也。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胜，愿自强于时，无与俗同。

我听说，一旦屈膝为臣，就应该没有二心；即使只有提桶打水的本领，也要守住打水的器具，不随便借给别人。因此晏婴在盟誓的时候，有人把曲戟放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改变盟辞；谢息为主子守郕邑，别人以晋国、鲁国的势力威胁他，他也不丧失主子的郕邑。按此推理，在内没有人把曲戟放在脖子上，在外得不到桃、莱两地的好处，却背上叛徒的名声，蒙受纳城投降的耻辱，我私自为先生感到羞耻。而且邾国的庶其窃取国家的城邑背叛国君，以取得更大的利益，《春秋》认为即使他地位低下，也要给他在历史上记一笔；莒国的牟夷凭借国家的土地向别国讨饭吃，史书上也不漏掉他的恶名。因此大丈夫一举一动都要想一想是否合乎礼义，没有违背了这条原则而性命和名声都能保全的。我替先生仔细考虑，目前不如和鲍尚书同心协力，以显示自己忠诚坚贞的节操，建立超过一般人的功勋。如果是因为母亲被拘囚的原因，那么能弃官逃命，归向尚书，同样既能保全大义，也能使敌人解怨，对上不损害郡守的职责，对下足以救全家老小的性命，昂首高谈，也无愧于天下。如果贪求上党郡守的职位，舍不得丢弃一点实际利益，我恐怕先生一定要遇上像秦国围攻赵国那样的忧伤，上党又会遭受往日的祸害。过去晏平仲接受了延陵季札的教诲，最终免除了栾、高之难；孙林父不听从叔孙豹的告诫，故背上了一辈子的坏名声。我认为先生听到这些最忠诚的劝告，一定会像万箭穿心一样，如果不是环城固守，就会鞭马疾走而不顾了。圣人能使祸害转化为幸福，聪明人能把失败引向胜利，希望先生在当前的形势下自强不息，不要和一般人的见解一样。

邑报书曰：

仆虽驽怯，亦欲为人者也，岂苟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颈，不易其心，诚仆志也。

间者，老母诸弟见执于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若使人居天地，寿如金石，要长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龄之期，未有能至，老壮之间，相去几何。诚使故朝尚在，忠义可立，虽老亲受戮，妻儿横分，邑之愿也。

间者，上党黠贼，大众围城，义兵两辈，入据井陉。邑亲溃敌围，拒击宗正，自试智勇，非不能当。诚知故朝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辅，陇西、北地从风响应。其事昭昭，日月经天，河海带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下存亡诚云命也。邑虽没身，能如命何？

田邑回信说：

我虽然胆小无能，也想做一个真正的人，难道会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吗！曲戟放在颈上，不改变自己的思想，确实是我的志向。

近来，老母亲、各个兄弟被拘囚在军中，而我仍然镇静不顾，这难道不是重视节操吗？假使人生活在世界上，寿命像金属石头一样，那么做到长生不老和躲避死亡是可以的。现在没有人能活到一百岁，老年和壮年之间，相隔有多少？假使旧主还在，我仍然能对他尽忠尽义，即使老母亲被杀，妻子儿女突然意外地分离，这也是我的愿望。

前不久，上党狡猾的贼寇，大批地围城，两队义兵，占据井陉关。我亲自打破敌军的围困，抗击宗正刘延，估量自己的才智和勇气，不是不能阻挡他们。确实是知道旧主更始帝已经被兵士杀害，新皇帝的司徒已经安定了三辅地区，陇西、北地二郡听到消息就立即响应。这些事情清清楚楚，就是日月在天上运行、河海被大地围绕着的事实，也不比这些事情明白。死生是由命运决定的，富贵是由上天安排的。天下的存亡，确实是命中注定的。我即使牺牲生命，又怎能抵住命运的安排？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义，义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义，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义其谁为；老母拘执，恩所当留。而厉以贪权，诱以策马，抑其利心，必其不顾，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历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厌事为。况今位尊身危，财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长、敬通揭节垂组，自相署立。盖仲由使门人为臣，孔子讥其欺天。君长据位两州，加以一郡，而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大谷，宗正临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国权日损，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见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茧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卫女驰归唁兄之志。主亡一岁，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为臣，焉知为主？岂厌为臣子，思为君父乎！欲摇太山而荡北海，事败身危，要思邑言。

做人的根本道理，在于有恩有义，义有应该履行的时候，恩有要报答的时候。君臣之间存在着最大的义，母子之间是最大的恩。现在旧主已经死去，还为谁履行义？老母亲还被拘留着，这是应当报恩的时刻。而先生讽刺我贪求权位，又以鞭马疾走引诱我，我已抑制了自己的求利之心，就什么也不会顾及，这是多么愚蠢啊！

我今年三十岁，历任卿士之职，生性很少有欲望，不愿意有所作为。何况现在地位越高，处境越不安全，财产越多，生命越危险，鄙陋之人都知道这点，为什么还要怀疑君子呢？

鲍君长和先生依仗节操掌印当官，互相委任。仲由让孔子的学生为孔子组织治理后事的“臣”，孔子批评他欺骗上天。君长占据两州的职位，外加一个郡，但是河东郡背叛朝廷的时候，他的部队却不进入彘县，上党被围困，他却不敢察看一下大谷要道，宗正刘延进入上党境内，没有人能援助我。敌兵威胁着国家的安全，国家的权力逐渐减损，三王背叛朝廷，赤眉军谋害君主，没有看见人日夜兼程地奔赴艰难之地，没有看见人像墨子那样万里奔驰解救宋国，像申包胥那样长途跋涉保全楚国，像许穆夫人那样作诗表达悼唁哥哥的悲痛之情。主上失落了一年，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住所，白白地寄希望于胡言乱语，得过且过地在边塞尽力。主上活着不能很好地侍奉，死去了怎么侍奉？不知道怎么当臣子，怎么知道如何做主子？难道是厌恶当臣子，想做君主了吗！如果想干摇动泰山、震荡北海这样的事，事情失败、处于危境的时候，要想想我的话。

衍不从。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书上党，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婿张舒诱降涅城，舒家在上党，邑悉系之。又书劝永降，永不答，自是与邑有隙。邑字伯玉，冯翊人也，后为渔阳太守。永、衍审知更始已殁，乃共罢兵，幅巾降于河内。

帝怨衍等不时至，永以立功得赎罪，遂任用之，而衍独见黜。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记有之，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报之，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顷之，帝以衍为曲阳令，诛斩剧贼郭胜等，降五千余人，论功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书陈八事：其一曰显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抚边境。书奏，帝将召见。初，衍为狼孟长，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时略为司空长史，谗之于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曰：“衍所以求见者，欲毁君也。”护等惧之，即共排间，衍遂不得入。

冯衍不听从他的。有人散布谣言说更始帝跟随赤眉军到了北方，鲍永、冯衍相信了，所以把军队驻扎在界休县，他们正要传递公文到上党郡，说皇帝在雍县，以便迷惑老百姓。这时鲍永派弟弟鲍升和儿子的女婿张舒引诱涅城县投降，张舒的家属在上党郡，田邑把他们全都捆绑起来。又写信劝鲍永投降，鲍永不回信，从此和田邑有隔阂。田邑字伯玉，冯翊郡人，后来担任渔阳郡太守。鲍永、冯衍知道更始帝确实已经死了，才共同停兵，只缠着幅巾到河内郡投降。

皇帝怨恨冯衍等人不按时到，鲍永因为立了功得以赎罪，朝廷于是任用鲍永，而冯衍一个人被免职。鲍永对冯衍说：“过去高祖奖赏有罪的季布，诛杀立功的丁固。现在遇到英明的君主，又担忧什么呢！”冯衍说：“有这样的记载，一个人挑逗邻居的妻子，挑逗年纪大的，年纪大的骂他，挑逗年纪轻的，年纪轻的答应了他，后来她们的丈夫死了，这个人却娶那个年纪大的。有人对他说：‘这不是那个骂你的吗？’他说：‘做别人的妻子我希望她答应我，做我的妻子我希望她骂别人。’天命难以知道，做人的原则容易保持，保持节操的臣子，还怕什么死亡？”不久，皇帝任命冯衍为曲阳县令，他斩杀势力强大的盗贼郭胜等人，使五千多人投降朝廷，按功劳应该受封，因为有人说坏话破坏他的声誉，所以朝廷没有对他行赏。

建武六年发生日食，冯衍上书陈述八件事：一是要显明文德，二是要奖励武功，三是要修治旧功，四是要招引优秀人才，五是要区别善恶，六是要简化法令条例，七是要区别俸禄的等级，八是要安定边境。奏章上达后，皇帝将要召见他。当初，冯衍任狼孟县长，按罪打击挫败了当地大姓令狐略，这时令狐略任司空长史，就向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说冯衍的坏话：“冯衍之所以求见皇上，是想诋毁你们。”王护等人害怕，就共同从中排挤离间，冯衍于是不能进见皇帝。

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衍由此得罪，尝自诣狱，有诏赦不问。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敢复与亲故通。

后来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因为是皇亲外戚，在朝廷非常显贵，他们很敬重冯衍，冯衍就和他们交往，因此被各诸侯王聘请，不久任司隶从事。后来皇帝惩罚西京外戚家中的宾客，因此依法制裁他们，这些人重的被判处死刑和流放罪，其余的被降职罢官。冯衍也因此获罪，曾自己到法庭上请罪。皇帝下诏赦免不予追究。他于是回到西边旧郡，关门自保，不敢再和亲戚朋友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