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卷三十六

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长安，松以兴为长史，令还奉迎迁都。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兴说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决矣。”拜兴为谏议大夫，使安集关西及朔方、凉、益三州，还拜凉州刺史。会天水有反者，攻杀郡守，兴坐免。

郑兴，字少赣，河南郡开封县人。年轻时学习《公羊春秋》。后来又擅长《左传》，终于积累精微，深思熟虑，融会贯通其中的旨意，一同学习的人都尊他为老师。天凤年间，郑兴带领他的学生跟随刘歆讲习讨论《左传》的精义，刘歆称赞郑兴的才学，让他编撰《左传》的体例、章句、解释经义，并校勘《三统历》。

更始政权建立后，皇帝委任司直李松兼理丞相事务，先期进入长安。李松任用郑兴为长史，命令他回洛阳迎接刘玄迁都长安。刘玄的许多将领都是崤山以东地区的人，都劝刘玄留在洛阳。郑兴向刘玄进言说：“陛下从荆楚起兵，不曾掌握政权，今一旦建立国号，崤山以西的英雄豪杰都争着讨伐王莽，打开城门到郊外迎接您，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天下的老百姓都被王莽暴虐的统治害得很苦，思念汉高祖从前的恩德啊！如今很久不去抚慰他们，我担心老百姓会产生脱离您的念头，盗贼又会再次兴起。《春秋》记载‘齐国公子小白回到齐国’，不称他为齐侯，是因为他没有到祖庙去祭祀的缘故啊！如今议事的人都认为要先平定赤眉军然后再进函谷关，这就是不懂得事物的根本而去追求细枝末节。如果这样，恐怕会导致国家的镇守转移到函谷关，即使睡在洛阳，哪能在枕席上睡得安稳呢？”刘玄说：“我西迁的决心已经定了。”于是任命郑兴为谏议大夫，派他去安定关西地区及朔方、凉州、益州三个州部。郑兴出使返回后，被任命担任凉州刺史。适逢天水郡发生叛乱，叛贼攻杀郡守，郑兴因此被免职。

时赤眉入关，东道不通，兴乃西归隗嚣，嚣虚心礼请，而兴耻为之屈，称疾不起。嚣矜己自饰，常以为西伯复作，乃与诸将议自立为王。兴闻而说嚣曰：“《春秋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间者诸将集会，无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将军之听，无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积德之绪，加之以睿圣，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同会，皆曰‘纣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还兵待时。高祖征伐累年，犹以沛公行师。今令德虽明，世无宗周之祚，威略虽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举未可之事，昭速祸患，无乃不可乎？惟将军察之。”嚣竟不称王。后遂广置职位，以自尊高。兴复止嚣曰：“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于人也。无益于实，有损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

及嚣遣子恂入侍，将行，兴因恂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兴舍，益其秩礼。兴入见嚣曰：“前遭赤眉之乱，以将军僚旧，故敢归身明德。幸蒙覆载之恩，复得全其性命。兴闻事亲之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奉以周旋，弗敢失坠。今为父母未葬，请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亲为饵，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嚣曰：“嚣将不足留故邪？”兴曰：“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则为专命之使，入必为鼎足之臣。兴，从俗者也，不敢深居屏处，因将军求进，不患不达，因将军求入，何患不亲，此兴之计不逆将军者也。兴业为父母请，不可以已，愿留妻子独归葬，将军又何猜焉？”嚣曰：“幸甚。”促为辨装，遂令与妻子俱东。时建武六年也。

当时赤眉军攻入函谷关，往东的道路已经被阻断，郑兴就向西投奔隗嚣。隗嚣态度谦虚，以礼相邀，而郑兴却以屈从于隗嚣感到羞耻，托病不肯相见。隗嚣骄傲，喜欢美化自己，常以为自己是周文王再生，就与各将领商议自立为王。郑兴得知这种情况，劝阻隗嚣说：“《春秋传》说：‘口里不说忠信的话是奸诈，耳朵不能听五声的唱和是聋子。’近来各将领集会，难道不是不讲忠信的话？大将军的决断，难道不是迎合而不加明察？从前，周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加上他聪明睿智，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侍商纣王。等到周武王即位，八百诸侯没有共同商议便互相会合，都说：‘可以讨伐商纣王了。’武王认为还不知道上天的意志，便让诸侯退兵，以等待天时。汉高祖连年征战，仍然以沛公的身份行军。如今您的美德虽然昭明，可是世代没有周王室的国统，威力虽然强大，可是没有高祖的功绩，竟然想做不可做的事，这明显会加速祸患的到来，恐怕不可以吧？希望将军仔细考虑。”隗嚣终于不称王。后来隗嚣就多设职位，用来抬高自己。郑兴再次阻止隗嚣说：“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这些官职，都是国君的宝器，不是人臣应当制作的。孔子说：‘宝器与名号，不可将它借给别人。’不可借给别人的，也不可被人借有。这样做，对实际没有好处，反有害名声，不能表达尊崇国君的心意。”隗嚣内心怨恨他，但却不再广设职位。

等到隗嚣派遣儿子隗恂入朝侍奉光武帝，将要启程的时候，郑兴通过隗恂向隗嚣请求回家安葬父母，隗嚣不答应，却更换了郑兴的住宅，增加了他的俸禄。郑兴入见隗嚣说：“先前我碰上赤眉的祸乱，因与将军同为旧日僚属，所以才敢投奔您这位有德之人。幸亏蒙受您保护的大恩，才得以保全性命。我听说侍奉父母的方法，父母活着时，侍奉他们合乎礼仪，父母死了，安葬他们合乎礼仪，祭祀他们合乎礼仪，在父母身边活动，不敢失误。如今因为父母未得安葬，我请求退职，如果由于增加俸禄、改换房舍而改变主意中途停留，这就是以父母亲为诱饵，违礼到极点了，将军怎么能采用这种手段呢？”隗嚣说：“我必定有什么不值得您留下的地方吧？”郑兴说：“将军占有七郡土地，拥有羌胡的广大民众，以此拥戴本朝，您的道德没有谁能超过，您的威势没有谁能比得上。您留在塞外，就成为领有专命的使臣，入朝必定成为举足轻重的三公大臣。我郑兴，是个随从时俗的人，不敢深居隐处，通过将军谋求进取，不用担心不顺利，通过将军求入朝，何愁得不到亲近？这就是郑兴决计不愿背逆将军的原因了。郑兴既已为父母请求，不可以不走，我愿意留下妻子儿女，独自回家安葬父母，将军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隗嚣说：“很好。”于是敦促手下替他办理行装，让他与妻子儿女一同回东方。当时正是建武六年。

侍御史杜林先与兴同寓陇右，乃荐之曰：“窃见河南郑兴，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有公孙侨、观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职机密。昔张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诗人悦喜。惟陛下留听少察，以助万分。”乃征为太中大夫。

明年三月晦，日食。兴因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往年以来，谪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传曰：‘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今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齐桓反政而相管仲，晋文归国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择人处位也。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仅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上师唐、虞，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让善之功。

侍御史杜林先前与郑兴一同寄居在陇右，便推荐说：“我私下认为河南郡郑兴，坚守道义，喜读《诗》、《书》，爱好古史，通晓各种事物，碰上疑难的事也不感到惑乱，具有公孙侨、观射父的品德，适宜侍奉在陛下左右，职掌机要。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宣王，诗人高兴地给予称赞。希望陛下留心听取，稍加考察，以便能使郑兴助微薄之力。”皇上就征召郑兴担任太中大夫。

第二年阴历三月的最后一天，发生日食，郑兴借这个事上奏章说：

《春秋》认为上天违反时令便出现灾殃，大地违反物性便出现妖孽，人间社会违反本性便出现祸乱，有了祸乱，就有妖异和灾难发生。去年以来，变异和灾祸连续出现，料想执掌政事的人有许多错误。考查《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初一）甲戌这天，发生日食”。《左传》说：“日子过了春分而没有到夏至，日、月、星有了灾殃，在这时候，百官穿上素服，国君不进丰盛的菜肴，离开正寝躲过日食的时辰，乐工击鼓，庙祝使用祭品，史官用祷告的言辞消灾去祸。”如今正当孟夏四月，纯粹是阳气主事，阴气尚未发生，灾害尤其严重。如果国家没有完美的政令，谴责便会从日月显现，变异灾祸就会到来，不可不谨慎。要义在于顺乎人心，选择贤人，安排他们的职位。尧明知鲧不可用却任用他，是委屈自己的高明，顺从人们的心意。齐桓公返国执政，以管仲为相国，晋文公回国却任用郤縠，是不偏爱亲近的人，用心选择贤人并安排好他们的职位。如今公卿大夫多举荐渔阳太守郭伋可担任大司空，却不按时确定他的职位，道路上的传言都说“朝廷想用功臣”，使用功臣，那么贤人就错位了。希望皇上向上效法唐尧、虞舜，向下借鉴齐桓、晋文，以完成委屈自己、博采众意的美德，成就群臣推贤让善的功绩。

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于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

书奏，多有所纳。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九年，使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兴领其营，遂与大司马吴汉俱击公孙述。述死，诏兴留屯成都。顷之，侍御史举奏兴奉使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是时丧乱之余，郡县残荒，兴方欲筑城郭，修礼教以化之，会以事免。

日月互相会合，理应在初一，可是近年发生日食，常多在月末。时间未到而相合，都是因为月球行走太快。太阳象征着国君，月亮象征着人臣，国君高亢急切因而臣下紧迫，所以月球行走快速。今年夏历四月多霜，自那时以来，天气寒冷的日子很多，这也是对急促这一过失的惩罚。上天对于贤圣的国君，如同慈父对孝子一样，反复叮咛告诫，想叫他返归正道，因此灾变不断出现，这是国家的福分啊！如今皇上高明，可是群臣惶恐焦急，应当采取以柔顺制胜的政令，注意运用《洪范》的仁和方法，集思广益，采纳群下的计谋。

奏章上报给皇帝，多被采纳。

光武帝曾经向郑兴询问在郊外祭祀天地的事情，说：“我想用预决吉凶的谶语来决定这件事，怎么样？”郑兴回答说：“我不制作谶语。”皇帝发怒说：“你不愿意制作谶语，是反对这样做吗？”郑兴惶恐地说：“我没有学习过制作谶语，而不是反对这样做。”皇帝内心才宽解。郑兴多次谈论政事，依据经典，坚守大义，文辞温和平正，可是因不擅长谶语而不被任用。

建武九年，皇帝派遣郑兴前往津乡监督和协调征南将军、积弩将军军营，恰遇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杀死，郑兴便掌管了征南将军军营，就与大司马吴汉一同攻打公孙述。公孙述死后，皇帝下令让郑兴驻军在成都。不久，侍御史上奏揭发郑兴奉命出使时私买奴婢，因此被贬任莲勺县令。当时正值丧乱之后，郡县残破荒废，郑兴正想修筑内外城墙，整治礼仪教化，来改变这种状况，恰因事被免职。

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兴去莲勺，后遂不复仕，客授阌乡，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子众。

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阳王荆，因虎贲中郎将梁松以缣帛聘请众，欲为通义，引籍出入殿中。众谓松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遂辞不受。松复风众以“长者意，不可逆”。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闻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败，宾客多坐之，唯众不染于辞。

郑兴爱好古代典籍，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周礼》，擅长历法，杜林、桓谭、卫宏这类人没有谁不吸取采纳他的解说的。历代讲说《左氏春秋》的人多师法郑兴，只有贾逵是继承他父亲的学业，因此便有郑、贾之学。郑兴离开莲勺县后，不再做官。客居阌乡讲学，三公府接连征召，他都不应召，死在家中。他的儿子叫郑众。

郑众字仲师。十二岁时，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专心致力于学问。通晓《三统历》，撰写了《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经》、《诗经》，在社会上颇有名声。建武中元年间，皇太子刘庄及山阳王刘荆，通过虎贲中郎将梁松用缣帛聘请郑众，想让他编写《春秋通义》，并将他的名籍交给皇宫的守卫，以方便他出入宫殿。郑众对梁松说：“皇太子是国家的副主，没有与宫外人结交的礼仪，汉王室有一贯的防范，侯王不应当私自接交宾客。”于是推辞不受聘。梁松又以“尊长者的心愿，不可违背”来劝告郑众。郑众说：“与其触犯禁律获罪，不如坚守正道而死。”皇太子及山阳王刘荆得知郑众拒聘的坚决态度后都感到惊异，也就不再勉强。等到梁松因为写匿名信被判诽谤罪，梁松的宾客多受到牵连，只有郑众因为拒聘而未受牵连。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朝议复欲遣使报之，众上疏谏曰：“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令西城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群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众扬威北垂，虽勿报答，不敢为患。”帝不从，复遣众。众因上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帝不听，众不得已，既行，在路连上书固争之。诏切责众，追还系廷尉，会赦归家。

其后帝见匈奴来者，问众与单于争礼之状，皆言匈奴中传众意气壮勇，虽苏武不过。乃复召众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会匈奴胁车师，围戊己校尉，众发兵救之。迁武威太守，谨修边备，虏不敢犯。迁左冯翊，政有名迹。

永平初年，郑众被征召到司空府，因为明经担任了给事中，又被提升为越骑校尉，仍保留给事中的官职。当时北匈奴派遣使者向汉朝请求和亲。永平八年，汉明帝派遣郑众持节出使匈奴。郑众到达北匈奴后，胡虏想让他行跪拜礼，郑众没有向他们屈服。单于大怒，派军队包围了他的住地，让他与外界隔绝，不给他水火饮食，想以此来威胁他，降服他。郑众拔刀以死相逼表示决心，单于因恐惧而改变了无礼的态度，再派使节跟随郑众返回东汉京都。朝廷商议又要派遣使节回报匈奴，郑众上疏谏阻说：“臣听说北匈奴所以要招引汉使臣，不过是想分散南匈奴的力量，坚定西域三十六国的心意。而且又可以宣扬与汉结好和亲，用来向邻敌夸耀，使西域想归化汉朝的人产生困惑疑虑，让怀念中原故土的人对中原绝望罢了。汉使臣既到，他们便骄傲得意，假如再派遣使臣，胡虏必定自认为得计，那些规劝单于归汉的人便不敢再次进言。这样，南匈奴便会动摇，乌桓便会产生脱离汉朝的念头。南匈奴长时间居留在汉地，熟知地理形势，万一脱离汉朝，会立即造成边防的祸害。如今幸亏有度辽将军扬威在北部边疆镇守，即使我朝廷不派使者回访，匈奴也不敢兴祸为患。”明帝不听从，再次派遣郑众。郑众因此上书说：“臣上次奉命出使，因不给匈奴下拜，单于愤恨，派遣军队包围臣的住宅。如今再次奉命出使匈奴，必会受到凌辱。臣确实不忍心持着大汉王朝的符节对匈奴君长下拜。如果让匈奴能够如愿地使我屈服，必定有损大汉王朝的威严。”明帝不听，郑众不得已，出发后在路上接连上书坚持争辩。明帝下诏书责备郑众，将他追回交给廷尉治罪，正赶上大赦，便让他回家了。

这以后，明帝接见匈奴到汉朝来的人，询问郑众与单于为礼节争执的情况，他们都说匈奴中传颂郑众气宇轩昂，豪壮勇敢，即使苏武也不能超过他。明帝于是再次征召郑众担任军司马，派他与虎贲中郎将马廖一道攻打车师国。到达敦煌后，明帝又任命他担任中郎将，派他监管西域地区。恰逢匈奴在这时威胁车师国，包围了汉朝在车师国的屯田长官戊己校尉，郑众便派军队前往救援。郑众被改任为武威郡太守，他注意整饬边防军备，匈奴因此不敢侵犯。后他又被调任为左冯翊，从政颇有名声。

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官，众谏以为不可。诏数切责，至被奏劾，众执之不移。帝不从。在位以清正称。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

子安世，亦传家业，为长乐、未央厩令。延光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正议谏争。及顺帝立，安世已卒，追赐钱帛，除子亮为郎。众曾孙公业，自有传。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升乃奏记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众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骛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人也。如此，则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邑虽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称病乞身，邑不听，令乘传使上党。升遂与汉兵会，因留不还。

汉章帝建初六年，郑众代替邓彪担任大司农。当时章帝决定恢复盐铁官，郑众进谏认为不应当这样做。皇帝下诏书多次责备郑众，直到郑众被人弹劾，他仍坚持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章帝不听从他的劝谏。郑众为官以清廉正直著称。这以后，又受皇帝的诏令撰写了《春秋删》十九篇。建初八年，郑众死在官任上。

郑众的儿子郑安世，继承了他父亲的学术，担任长乐宫、未央宫管理马匹的官员。延光年间，汉安帝废黜太子刘保，封他为济阴王，郑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同用公正的道理进行谏争。等到顺帝即位，郑安世已经去世，皇帝追赐他家钱财和丝绸，任命郑安世的儿子郑亮为郎官。郑众的曾孙郑公业，另有传。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幼年丧父，依托外祖父家生活。九岁时便精通《论语》、《孝经》，等长大后，学习《梁丘易》、《老子》，教授生徒。

王莽政权的大司空王邑征召范升担任议曹史。当时王莽频繁地征集兵众，赋税繁重，范升便给王邑上书说：“我听说人子把别人不非议他的父母看做孝，人臣把群下不非议他的国君看做忠。如今许多人都称道朝廷圣聪，都说您明智。明智便会无事不见，圣聪便会无事不知。如今天下大事，光明如同日月，声响如同雷霆，可是不曾听到朝廷的议论，不曾得知您的谏辞，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向哪里去呼喊苍天呢？您认为朝廷的举措正确因而不说，过错尚小；如果明知举措失当却听从命令，过错便大了。这两种情况对于您来说是无可避免的，无怪乎天下的老百姓都归怨于您。朝廷把四方的民族不归服看做巨大的忧虑，我把老百姓不愉快看做重大的忧愁。如今行动与时世相背，办事与常理相反，就如同驱马奔驰在翻车的道路上，在败事之后仍要伸手到沸水中取物，这后出现的事更使人觉得奇怪，晚做的事更使人害怕。而今正值春天，为一年的开头，却征发士兵到远方服役，野草不足以充饥，田园荒废无人耕种，谷价飞腾上涨，每斛达到数千钱，吏役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已不是国家的人了。这样一来，胡、貊等部族就会把关抗拒，青州、徐州的敌寇就会进入朝廷了。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老百姓的痛苦，去掉老百姓的急难，这句话不能书写出来，希望通过您的引见，使我能彻底陈述出自己的意见。”王邑虽认为他的话正确，可是终究没有采纳。范升托病辞职，王邑不允许，派遣他乘坐驿站的传车出使上党。范升于是与汉兵会见，趁机留在上党没有返回。

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上疏让曰：“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惭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许，然由是重之，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建武二年，光武帝征召范升前往怀宫，任命他为议郎，提升为博士。范升上奏推辞说：“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一同学习《梁丘易》。梁恭、吕羌二人都已年老，深通经学，如果臣不顺时退下，却与梁恭并列为博士，又熟知吕羌的学术根底，而臣不能增进自己的学识，那么就会感到羞愧，对不起二老，也无脸见世人。诵读经书却不实行，知书达理却不能建言的人，不可以开口去做别人的师长，我请求辞让博士而避开梁恭、吕羌。”光武帝不允许，但从此更加看重他，多次下诏接见他，朝廷每有重大的决议，他常被召见征询意见。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知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己。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后升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还乡里。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当时尚书令韩歆上奏章，要替《费氏易》、《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光武帝下令让群臣讨论。建武四年正月，皇帝在云台接见公卿、大夫、博士。皇帝说：“范博士可上前评说。”范升站起回答说：“《左传》不以孔子为祖，而是出于左丘明之手，师徒相传，又没有特定的人才，况且先帝也不曾问及，没有根据应设立博士。”于是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人互相辩论，直到中午才停止。范升退席后，上奏章说：“臣听说，国君不考核古事，便不能承接天命；人臣不遵循圣人之道，便不能侍奉国君。皇上痛惜经学衰损，关心经籍，意在广闻博识，因此异端学说争相涌进。最近主管部门请求设置《京氏易》博士，群臣左右，没有谁能据理拨正。《京氏》既可设立博士，习《费氏》的人便心怀不满，《左氏春秋》又以此相比，也希望设立博士。《京》、《费》既已设博士，其次又有《高氏》，《春秋》学派，又有《驺》、《夹》。如果让《左氏》、《费氏》设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家便会感到怪异，一并要求设博士，各有所持的理论，就会互相争执。听从他们，便不合正道；不听从，又失人心，臣担心皇上必定会感到厌倦。孔子说：‘广泛地学习，再用礼仪来加以约束，便不会离经叛道了。’如果学习但不能约束自己，就必然会违背正道。颜渊说：‘老师用各种文献使我学识广博，又用礼仪来约束我的行为。’孔子可以说懂得教育，颜渊可以说善于学习了。《老子》说：‘修道，私欲会一天天减少。’损就是约束。又说：‘弃绝学问就没有忧虑。’讲的是弃绝没有本源的肤浅学识。如今《费》、《左》二学，没有本师，且多怪异，先帝前朝，对此存有疑惑，所以《京氏》虽立博士，随即便被废除。怪异之道不可听取，怪异之事不可做。《诗》、《书》的撰述，由来已经很久了。孔子尚且周游考察，直到五十岁知天命之时，才从卫国返回鲁国，校正《雅》、《颂》。如今皇上初建天下，朝廷的法制尚未制定，即使设立学官，也没有学生，不讲《诗》、《书》，不演习礼乐，却奏请设立《左传》、《费氏易》博士，这不是政务的急需。孔子说：‘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传说：‘知道可疑之理就传疑，知道可信之理就传信，尧舜的思想就在这里了。’希望皇上怀疑先帝所怀疑的事，相信先帝所相信的事，以显示返归正道，表明不独断专行。天下的事情之所以怪异，是因为不是同一根源。《易经》说：‘天下万物的一切运动，都归于端正专一。’又说：‘端正根本，万事就顺利。’《五经》的根基从孔子开始，臣现在谨呈上《左传》的错误共十四件事。”当时驳难的人因为司马迁多征引《左传》，范升又呈上司马迁违反《五经》，错乱孔子的言语，及《左传》不可采纳的三十一件事。皇帝下诏令让博士们讨论。

后来范升被休弃的妻子所告发，受拘禁，出狱后，回归乡里。永平年间，他担任聊城县令，因事被免职，后死在家中。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厌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

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陈元字长孙，苍梧郡广信县人。父亲陈钦，学习《左氏春秋》，侍奉黎阳县贾护，与刘歆同时期而另外自名其学为《陈氏春秋》。王莽曾跟随陈钦学习《左传》，因此任命陈钦担任厌难将军。陈元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替父亲解词释义，专心深思，甚至不与乡里人来往。因为父亲的官职被举荐为郎官。

建武初年，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一同被求学的人所推崇。当时朝廷议论想要设立《左氏春秋传》博士，范升上奏章，认为《左传》根基肤浅，不应当设立博士。陈元得知这件事，便前往宫中上奏章说：

皇上拨除乱世，使它回复正道，文武兼用，深痛经籍驳杂不纯，真假错乱，每当上朝的时候，便召见群臣讲论圣贤之道。陛下知道左丘明特别贤明，亲身受业于孔子，而《公羊传》、《穀梁传》流传于后世，因此下诏令设立《左传》博士，并广泛地征询意见，表示不独断专行，尽量采纳群下的意见。如今议论这件事的人却沉溺在习惯的事物中，坚守过去的传闻，顽固地坚持不切实际的传授之辞，而指责亲见实事的正道。《左传》学问独特，缺少同类，于是被不同的学派所覆盖掩蔽。特别动听的音乐不被大众所欣赏，因此伯牙摔断琴弦；最贵重的宝物不为众人所称赞，因此卞和泪尽流血。孔子至高无上的道德，也不被当世所容纳，何况是在竹简和白绢上留下的文字，被那些随声附和者所排斥，本是应当的了。不是最明智的国君，谁能够了解？

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穀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穀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穀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拜下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

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

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 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病卒，《左氏》复废。

臣陈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论奏请《左氏春秋》不可设博士，以及司马迁违背《五经》等共四十五件事。考查范升等人所说的，前后矛盾，都是些断章取义、微不足道、轻狂放荡、隐含贬义的言辞，他们因《左传》中年数稍有出入，便摘出来说成大错，这些细微的脱漏，也被指责为大罪，挑瑕摘疵，掩盖它的大美，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小的争辩毁坏言谈，花言巧语毁坏正道”啊。范升等人又说：“先帝不将《左传》列入经典，所以不设博士，后来的国君也应当沿袭继承。”臣认为，假如先帝所做的事后来的国君必定要做，那么盘庚就不应当迁都到殷，周公就不应当营建洛阳城，皇上就不应当在崤山以东建都。从前，汉武帝喜爱《公羊传》，卫太子喜爱《穀梁传》，汉武帝下诏书令太子学习《公羊传》，不得学习《穀梁传》。汉宣帝在民间时，听说卫太子喜爱《穀梁传》，就独自学习。等到登上皇帝位，召群臣在石渠阁讲习五经，《穀梁传》因此兴起，至今与《公羊传》并存。这就说明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沿袭旧例。孔子说，用黑色的丝料做礼帽，节俭，我赞同大家的做法；至于不在堂下跪拜，我就违反了大家的做法。目明的人有独到的眼光，能清晰地分辨红色或紫色而不被迷惑；耳聪的人有独到的听觉，能够分辨清音或浊音而不致错乱，因此离朱不因为迷人的色彩而移动目光，师旷不因为新的曲调而扰乱心境。如今战争稍有停息，军事略有收敛，皇上留心圣籍，关心儒雅，采纳孔子违众拜下的要义，实施高明独特的意旨，分清黑白，设置《左传》博士，消除对先圣的郁结，清除求学者积累的疑惑，使国家的大业流传万世，后人不再疑虑，这实在是天下人的最大幸运。

臣陈元愚钝浅薄，曾继承老师的学业。愿能以平民的身份被召见，俯身拜倒在朝廷，诵读孔子的圣道，理平左丘明旧有的冤屈；假若我的言辞不符合经典，办事不考核古训，愿退下而接受重罚，即便是处死我的那天，也如同我在生的年月。

奏章呈送后，皇帝交给群臣讨论，范升又与陈元互相驳难，共十余次。皇帝终于将《左传》立于学官，太常推选博士四人，陈元被列为第一。皇帝因为陈元新近愤愤不平的争辩，就任用排名第二位的司隶从事李封，这时许多儒生因为《左传》立于学官而议论喧哗，自公卿以下的官吏，多次在朝廷争辩。恰遇李封病死，《左氏》学又被废除。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孔子曰：‘百官总己听于冢宰。’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骄，不患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劳，周公执吐握之恭，不闻其崇刺举，务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帝从之，宣下其议。

李通罢，元后复辟司徒欧阳歙府，数陈当世便事、郊庙之礼，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于家。子坚卿，有文章。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陈元因为才高而出名，被征聘到司空李通的官署。当时大司农江冯向皇上进言，认为应当让司隶校尉督察三公。这件事已通知了三公府。陈元上奏章说：“我听说以大臣为师的人成就帝业，以大臣为友的人成就霸业。因此周武王以姜太公为老师，齐桓公以管仲为仲父。孔子说：‘百官各自处理自己的职事而听命于宰相。’近代汉高祖以礼节优待相国萧何，汉文帝借丞相之权保护邓通。到了败亡的新朝王莽，碰上汉室中道衰落，专断国家大权，窃取天下，以光宠自己为快乐，不相信群臣。他剥夺公卿辅佐的职责，损害宰相的威严，以刺探检举别人为英明，以巡察揭发别人为正直。甚至于随从的仆人告发他的君长，子弟出卖他的父兄，法网严密苛刻，大臣内心惶恐，连手脚都不知放在哪里。尽管这样，却不能禁止董忠的谋划，最终被世人杀死。因此人君的祸患在于娇贵自己，而不在于娇贵大臣；人君的过失在于放纵自己，而不在于任用别人。因此周文王有从早晨忙到太阳偏西的劳苦，周公有吐哺握发对待贤士的恭谨。没有听说他们推崇检举揭发，从事监督巡察的事情。如今四方尚不安定，国家还未统一，百姓都张起耳目在观看形势，听取消息。皇上应当整理周文王、周武王时的英明法制，继承祖宗的美好德行，操劳心思，委屈自己，礼遇贤士，确实不应当有派官员巡察监督公卿宰辅的名声。”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明令群臣进行讨论。

李通被免职后，陈元又被征聘到司徒欧阳歙的官署，他多次陈述当时有利于国家的事与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礼仪，皇帝不能采用。后因为患病而退职，年老，死在家中。他的儿子名叫坚卿，有才华。

贾逵字景伯，扶风郡平陵县人。他的九世祖贾谊，汉文帝时担任梁王的太傅。曾祖父贾光，担任常山太守，汉宣帝时以年俸二千石官吏的身份从洛阳迁居到平陵。他的父亲贾徽，跟从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同时学习《国语》、《周礼》，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并撰写了《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俶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

时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 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帝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

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贾逵完全继承了父亲的学业，年轻时就能背诵《左传》及《五经》原文，用《大夏侯尚书》教授生徒，他虽然研究古代典籍，却同时通晓五家对《穀梁传》的解说。他自儿时起，就经常生活在太学，不过问社会上的事情。身高八尺二寸，儒生们替他编了一句口头禅：“问事不休贾长头。”他性情和蔼，平易近人，聪敏爱思考，豪爽洒脱有气度。尤其精通《左传》、《国语》，给《左传》、《国语》编了五十一篇《解诂》。永平年间，他上奏献给皇帝。汉明帝很看重这部书，抄写后收藏在秘书阁。

当时，有灵雀聚集在宫殿和官府，头和羽毛呈皆五彩色，皇帝感到奇怪，便询问临邑侯刘复，刘复无法回答，推荐知识渊博能辨认许多事物的贾逵来解答。皇帝于是召见贾逵，询问这件事。他回答说：“以前周武王继承父王的基业，凤凰在岐山鸣唱；汉宣帝威震四夷，神雀频频聚集。这正是匈奴归降的征兆啊！”皇帝命令兰台给贾逵笔札，叫他写《神雀颂》，任命他为郎官，与班固一同在秘书阁校理图书，并留在皇帝左右备顾问。

汉章帝即位，注重儒学，特别喜好《古文尚书》、《左传》。建初元年，下诏命令贾逵到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皇帝称赞贾逵的解说，让他阐发《左传》长于《公羊》、《穀梁》二传的要义。贾逵于是分条上奏说：

臣谨摘出《左传》中三十件特别显明的事，这些事全都关系到君臣的大义，父子的法度。其他与《公羊传》相同的地方有七八处，有的地方是记载略有出入，但无伤大体。至于像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这批人，《左传》的要义重在君父，《公羊传》多偏重权宜机变，它们之间绝不相同，本来相差很远，可是《左传》的冤屈积时长久，没有谁愿意分辨清楚。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沓。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机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

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臣在永平年间上书谈到《左传》与用隐语预测吉凶的图谶有相符合的地方，先帝不抛弃臣的草野之见，采纳臣的言论，抄写臣作的传诂，把它收藏在秘书阁。汉哀帝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设立《左传》博士，不首先大力宣扬《左传》的要义，却随便地交给太常，他依仗要义高深，毁伤许多儒生，儒生心怀不满，便共同排斥。汉哀帝竭力迎合众人的心意，因此让刘歆离开京都，外任河内太守。从此攻击《左传》，终于结下深仇。到光武皇帝发挥独到的见解，设立《左传》、《穀梁传》博士，恰遇这两家的前辈老师不懂预测吉凶的隐语，因此使得这件事半途而废。大抵要保存先王之道的原因，关键在安定国家、治理百姓。如今《左传》推崇君、父，卑视臣、子，加强主干，削弱末枝，扬善惩恶，十分明白，十分确切，特别公正，特别通顺。况且三代事物各不相同，或增或减，须根据时势来确定，因此先帝广泛考察各家的异同，各有所取。《易经》有施氏、孟氏，又立梁丘；《尚书》有欧阳氏，另外有大小夏侯；如今《春秋》三传的不同也是这样。另外《五经》各家都没有用图谶来证明刘汉王朝是帝尧后代的，唯独《左传》有明文记载。《五经》各家都说颛顼继承皇帝，而帝尧不能成为火德。《左传》认为少昊接替黄帝，也就是图谶所说的帝宣。如果让尧不能为火德，那么汉王朝也不能为火德。《左传》所阐发和证明的事，好处实在多得很。

皇上具有通晓自然的明智，创建了大业的根基，改用新年号，采用新历法，为万世树立了准则，因此麒麟凤凰数以百计，美好的事物杂沓纷呈。但陛下仍然朝夕勤勉谨慎，情思在《六经》中遨游，研讨综合它的精微要义，详加审察考核。假如再留心被废置的《左氏》之学，以扩大圣明的见识，这就差不多不会有什么遗漏了。

书疏上呈皇帝，受到皇帝赞许，赐给贾逵布五百匹，衣一领。皇帝让他自己挑选学习严氏、颜氏《公羊传》的高材儒生二十名，教他们学习《左传》，并给予竹简及纸张，让他们把经传各抄写一遍。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

逵荐东莱司马均、陈国汝郁，帝即征之，并蒙优礼。均字少宾，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赐以大夫禄，归乡里。郁字叔异，性仁孝，及亲殁，遂隐处山泽。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

贾逵的母亲经常患病，皇帝想加以赏赐，但因为贾逵校订图书的事情多，就特地拿出二十万钱，派颍阳侯马防去赠送。皇帝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患病，他这个人在外面不善于结交，经常穷困，就会跟随孤竹国君的儿子饿死在首阳山那样了。”

贾逵多次向皇帝讲说《古文尚书》并与解释经典文献词语的《尔雅》相对应，皇帝下诏令贾逵撰写《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异同。贾逵写了三卷，皇帝称赞他。又命令他撰写《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的异同。他同时写了《周官解故》。皇帝提升贾逵担任卫士令。建初八年，诏令儒生各自选派高材生，学习《左传》、《穀梁传》、《古文尚书》、《毛诗》，从此这四经便在社会上通行。朝廷普遍任命贾逵所挑选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担任千乘王国的郎官，从早到晚在黄门署从师学习，求学者都欢欢喜喜，十分仰慕他们。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任命贾逵担任左中郎将。永元八年，贾逵又担任侍中，兼任骑都尉。在皇宫内备顾问应对，兼管秘书阁官署，很受信任。

贾逵向和帝推荐东莱人司马均、陈国人汝郁，皇帝随即就征聘，他们都受到了优厚的礼遇。司马均字少宾，居守贫困，爱好读书，隐居教授生徒，不曾接受过征聘。司马均信实真诚的品德传播州里，乡里人如发生争执，就叫他们诅咒司马均，理亏的人始终不敢开口。司马均官至侍中，因为年老有病请求退职，皇帝赐给他大夫的俸禄，送他回乡里。汝郁字叔异，性情仁爱慈孝，父母去世后，隐居僻野。后来经过多次提升，担任了鲁国国相。他用道德来进行教育感化，百姓称赞他，流亡在外而返回家园的人有八九千户。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然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两子为太子舍人。

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曰“饶”焉。

后就长水校尉樊鯈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

举孝廉光禄主事，稍迁，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初，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霸始到越，贼未解，郡界不宁，乃移书开购，明用信赏，贼遂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曰：“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视事三年，谓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贾逵所撰写的对经传义理的解释及辩论驳难的文章有百多万字，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共九篇。求学者都仰慕他，后人尊他为博古通今的儒学大师。然而贾逵不注重小节，当世因此对他颇多讥讽，因此没有做大官。永元十三年去世，当时已七十二岁。朝廷怜惜他，任命他的两个儿子担任太子舍人。

评论说：郑兴、贾逵的学说，在几百年中通行，被儒生们所景仰，也不过如此罢了。桓谭因为不擅长谶语而流亡，郑兴因为言辞谦逊仅免于罪，贾逵擅长附会和粉饰，出人意料的高贵显赫。人君用这种见解来看待学说，可悲啊！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县人。几岁时就懂得孝敬谦让，即使进退饮食这类事，也自然合乎礼仪，乡里人都叫他“张曾子”。他七岁时通晓《春秋》，又想进修其他经书，父母说：“你年纪小，不能做到。”张霸说：“我多学几次。”所以自己取字叫“饶”。

后来他跟随长水校尉樊鯈学习《严氏公羊春秋》，终于博览《五经》。儒生孙林、刘固、段著等都敬慕他，各自在他的住宅附近租房子，以便从师学习。

张霸被推举为孝廉，担任了光禄勋的主事，不断升迁，永元年间出任会稽太守，他上表举用了郡中的隐士顾奉、公孙松等人。顾奉后来担任颍川太守，公孙松担任司隶校尉，都有声望。其余学业有专长和品行优异的人，也都被他选拔任用。郡中之人争相磨炼志向节操，习读经书的人数以千计，道路上只听到一片读书声。

起初，张霸因樊鯈删定的《严氏春秋》仍多繁琐的文辞，就减定成二十万字，改名叫《张氏学》。

张霸最初到越地，盗贼尚未清除，郡界不安定，他就张贴文书悬赏捉拿盗贼，公开采用有功必赏的办法，盗贼终于束手归附，没有动用士兵的力量。儿歌唱道：“抛我戟，丢我矛，盗贼除，吏皆闲。”管理政事三年后，他对属官说：“我从孤身起家，至郡守归还官位。大抵日到中天就要西移，月亮圆满就要缺损。老子曾说过：‘知足的人不蒙受耻辱。’”于是他上书托病辞职。

后征，四迁为侍中。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骘，当朝贵盛，闻霸名行，欲与为交，霸逡巡不答，众人笑其不识时务。后当为五更，会疾卒，年七十。遗敕诸子曰：“昔延州使齐，子死嬴、博，因坎路侧，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足藏发齿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当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己，直为受之。”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因遂家焉。将作大匠翟酺等与诸儒门人追录本行，谥曰宪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

汉安元年，顺帝特下诏告河南尹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操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前比征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玩习于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欤？郡时以礼发遣。”楷复告疾不到。

后来张霸又被征聘，经四次提升，担任了侍中。此时和帝皇后的哥哥虎贲中郎将邓骘，是当朝的显贵人物，听说了张霸的名声和品行，想与张霸结交，张霸退避，不予回答，许多人讥笑他不识时务。后来他本当担任五更，适逢患病去世，享年七十。他留遗嘱给儿子们说：“从前延陵季子出使齐国，他的儿子死在嬴、博二县之间，就安葬在坑坑洼洼的路旁。如今蜀地道路阻隔遥远，不应归葬，可就在此地掩埋我，只要能掩盖我的身体就行了。只求尸首迅速朽败，这才符合我的本意。人活一辈子，只当被人敬畏，如果不善于爱护自己，便只能承受不被人敬畏的状况。”儿子们听从他的吩咐，将他安葬在河南郡梁县，因而就在那里安家。将作大匠翟酺等人与儒生弟子们追记他一生的行事，给他取一个谥号叫“宪文”。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做张楷。

张楷字公超，精通严彭祖所解说的《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生经常有百来人。宾客敬慕他，就连父辈老儒生，也一同前来登门拜见。当时车马填塞街巷，弟子随从无处居留，宦官与贵戚人家就都在街巷旁建筑房舍，以便获取来往过客居留的财利。张楷痛恨他们这样做，迁居避开他们。张楷贫穷，没有产业，便经常乘坐驴车到县城去卖药，只要足够供给家中饮食费用了，他就返回乡里。司隶校尉推举他为秀才，授予他长陵县令的官职，他不到任。隐居在弘农山中，求学者跟随着他，所居的地方便成为街市，后来华阴县山南因此便有了公超街。五个官府接连征召他，推举他为贤良方正，他都没有前往。

汉安元年，顺帝特地下诏书通知河南郡的行政长官说：“原长陵县令张楷的品行模仿原宪，节操类似叔夷、伯齐，看轻富贵，安于贫贱，隐踪在荒僻的草野，志向高洁笃定，超群脱俗。先前屡次征聘他，他都逗留未到，也许是因为主事的人习惯以平常公事处理，优待贤士不周到，使他难以上任吧？郡府应及时按礼节遣送他入仕。”张楷又称病不肯到任。

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建和三年，下诏安车备礼聘之，辞以笃疾不行。年七十，终于家。子陵。

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中，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冀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而百僚肃然。

初，冀弟不疑为河南尹，举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谓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对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张楷喜好道术，能制作五里雾。当时关西人裴优也能制作三里雾，自认为比不上张楷，愿向他学道，张楷躲避不肯见面。桓帝即位，裴优制作雾气做贼，事情发觉后被清查，裴优引出张楷，说跟随张楷学过道术，张楷因而被拘禁在廷尉的监狱，长达两年。他经常诵读经籍，并撰写了《尚书注》。后来因为事无验证，他被免罪回家。建和三年，皇帝下诏令用安车备礼物征聘张楷，张楷以病重推托不肯起行。七十岁时，死在家中。儿子叫张陵。

张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年间，年初上朝向皇帝祝贺新年时，大将军梁冀带剑进入宫中，张陵大声斥责，让梁冀退出，命令羽林军和虎贲军夺下梁冀的剑。梁冀下跪谢罪，张陵不答应，随即上奏章弹劾梁冀，请求让廷尉治罪，皇帝下诏书让梁冀用一年的俸禄赎罪，于是百官钦佩张陵。

当初，梁冀的弟弟梁不疑担任河南郡府的行政长官，推举张陵为孝廉。梁不疑痛恨张陵弹劾梁冀，便对他说：“我从前推举你，恰好是我用来处罚自己。”张陵回答说：“贤明的府君不因为我无才德而看轻我，使我被错误地选拔，如今我申张公法，以报答你的私恩。”梁不疑感到惭愧。张陵的弟弟叫张玄。

玄字处虚，沉深有才略，以时乱不仕。司空张温数以礼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车骑将军出征凉州贼边章等，将行，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温闻大震，不能对，良久谓玄曰：“处虚，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叹曰：“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与公长辞矣。”即仰药欲饮之。温前执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谁今知之！”玄遂去，隐居鲁阳山中。及董卓秉政，闻之，辟以为掾，举侍御史，不就。卓临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轮氏，道病终。

赞曰：中世儒门，贾、郑名学。众驰一介，争礼毡幄。升、元守经，义偏情较，霸贵知止，辞交戚里。公超善术，所舍成市。

张玄字处虚，性格深沉，富有才干谋略，因为时势动乱不愿做官。司空张温多次按礼节征聘他，都未能聘得。中平二年，张温以车骑将军身份带军征讨凉州贼寇边章等人。将出发时，张玄从田间房舍出来，穿着粗布衣服，腰系索带，拦住张温劝说道：“天下盗贼像云一样涌起，难道不是因为黄门常侍无道的缘故吗？我听说，朝廷中贵人公卿以下的官员正准备在平乐观为军队饯行，您总揽天下的重任，掌握六军的大权，如果在席间饮酒酣畅的时候，鸣锣击鼓，排列军阵，召集军中执法官拘捕处决有罪的人，带兵回驻都亭，按次序铲除宦官，解除天下百姓的苦难，消除国内民众的怨恨，然后光明正大地起用隐逸忠直的士人，那么边章这类人就可以随意地运转在股掌之上了。”张温听了张玄的话，十分震惊，不能对答，许久才对张玄说：“处虚，我不是不高兴你说的话，但是我做不到，怎么办呢？”张玄于是叹息说：“事行就成为福，不行就成为贼。而今我与公永别了。”随即仰头欲服毒自杀。张温上前抓住张玄的手说：“你忠于我，我不能任用你，这是我的罪过，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况且从你口中说出进入我耳朵的话，谁知道呢？”张玄就走了，隐居在鲁阳山中。董卓掌权后，听说了这件事，征聘张玄做属官，推荐他做侍御史，他都没有接受。董卓用兵力来威逼他赴任，不得已他才勉强起程，到达轮氏县后，在路上病死。

赞辞说：中古时代的儒门，贾逵、郑众成为著名的儒家。郑众以一个使者的身份奔驰于匈奴间，敢与匈奴争执礼仪而不受屈辱。范升、陈元坚守经义，义愤偏颇，情感激越，张霸的可贵处在于知道适时而退，不让归葬故里。公超擅长道术，所住之地竟成为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