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份的奖赏

那天所有坐在校车上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在自尊运动的影响下长大的。这是一项在20世纪80年代受政府认可和鼓励的文化运动，最初旨在倡导让孩子更加自信。政治家和教育家都认为，那些青少年的不良社会问题，包括早孕、吸毒和犯罪等，都是因错误的教养方式而起，若孩子能从小被播种下信念，让他们相信自己是非常棒的，那么他们在长大以后就不会有自暴自弃的行为。正因如此，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听到“你很特别”“你非常棒”“只要是你想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这类的鼓励。教室墙上的海报鼓励我们要有远大的梦想，要一往无前。在课堂里，我们仅仅是完成了作业我们就会得到老师的表扬；在球场上，哪怕只是做到上场就会获得教练的认可。

我获得过许多学业类的奖杯和证书，多到只能将它们堆放到储藏室中落灰。这确实证明了我在学习方面表现出色。但家里那些运动类的证书和奖杯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并不擅长运动啊。

我小时候在家里后院和哥哥们一起玩传球游戏的时候，是一个并不热衷于扔球，反而对研究棒球本身、数清球上有多少条缝合线更感兴趣的小孩。所以别人也不会经常邀请我一起玩球。上幼儿园以后，有一次足球教练告诉我在这场比赛里我要打左后卫，并为我指明了所在位置。于是在接下来的整场比赛中，我就一直在那里，从不会偏离其周围超过12英寸的距离。当其他小朋友带球从我身边经过时，我也会象征性地朝着球的方向跑两下，但在余下的99%的时间里，我只是站在那，盯着记分牌，心里盘算着还有多久才可以结束，我就可以跑去附近的小卖部买零食和玩具了。中学时期，每次百米赛跑中，我几乎都是倒数第一名。直到有一次，和我分在一组一起跑步的人数和往常不同，不再是8人，而是3人。这让我开心不已：我终于不再是第8名，而是第3名了！

在我的童年里，在基本每一项运动中我都会经历诸如此类的逸事。所以为什么我还会得到不少证书和奖牌，以表扬我的运动成就呢？难道不应该只有那些在球场上进了球的孩子或者百米赛跑的冠军才可以得到奖励吗？好吧，事实是，因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孩子都可以得到奖励，所以即便我毫无热情，成绩垫底，也获得了不少证书和奖牌。输赢并不重要，得分高低也无所谓（这意味着，即便是打成平局也可以）。唯一重要的就是没有一个孩子会因为失败而痛苦，或因为没能取得第一名而失落。

虽然这些会让一个人在当时自我感觉良好，但这种来自教练的奖励（亦如来自老师的海报和各种证书）会让我们自尊的仪表盘失灵，一直显示满油的状态。就像那一次我们去野营时的校车所经历的那样，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毫无疑问，失败的经历会让人不好受。根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法布罗分校的马克·西里博士的研究结果，那些经历过最严重级别伤害的人会在日后拥有最低级别的幸福感：这些人在成年之后大多生活压力极大，生活满意度极低。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他们在身体和情感上所受的创伤会持续影响其日常生活。换句话说，严重的童年阴影会影响人的一生。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这场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自尊运动了。它的主旨就是让孩子的生活越轻松越好。即便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也顺应了这个潮流，表达出希望孩子对自己一直感觉良好的愿景。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惠特尼·休斯顿在1985年唱过的一首歌《最伟大的爱》（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当中的歌词吧：

我坚信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告诉他们——他们所拥有的美丽内涵

给他们自豪感，让生活变得更容易

这段歌词充分地概括了那个时期的家长、老师和教练的核心目标：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美丽内涵，让他们为自己骄傲，在自尊的油箱上，把指针拨到满油状态。表面看来，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谁不希望孩子们自信满满呢？如果我们让他们充满自豪感——用大把大把证书和奖杯喂出的自豪感，那么生活就会更加轻松愉快，不是吗？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度的问题。那些所谓“直升机式的父母”总有一个心愿，就是为孩子的未来清除所有路障，但这种想法通常到初中或高中就已然破灭了。许多不甘心的家长甚至在孩子上了大学后还希望能加以干涉。在《放手》（Letting Go）一书中，作者卡伦·莱文·科伯恩和麦琪·劳伦斯·崔格举例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家长甚至试图给孩子调换宿舍，或者出现在学生和辅导员的会议上，抑或叮嘱宿舍辅导员要专门照顾他们的孩子。”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家长只是听从了惠特尼·休斯顿的建议，想让孩子过得“更容易”些。但生活更容易就真的更好了吗？根据科伯恩和崔格的说法，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有这些行为，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善意，都会让大学新生更难以独立自主。”他们如实说道。

而以上这些自我满足的障碍，仅仅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