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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性经验史

福柯一生追求极限生存方式，他以这种方式获得存在感。后期，他研究爱欲与文明。《性经验史》是福柯人生中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他通过对性问题的历史考察，探究其背后的权力机制。

对权力的哲学批判

福柯写作《性经验史》，旨在透过人类性行为的历史进行哲学层面的探究。福柯说：

这么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把性与真理的追求连结在一道的线索是什么。……性为什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为什么它不单是获取快乐和享受的手段？为什么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 [31]

可见，福柯要探究的是“性”背后所隐藏着的关于自身“真理”的知识：是什么规定着不同时期人们的性观念？人们受环境影响所形成的性的认知 [32] 或性的话语体系 [33] 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是什么？权力如何渗透到私密的身体和性的领域，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塑造的？

我们不妨通过福柯对上述问题的梳理，来找寻答案。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时期

在古希腊时期，“性”被视作最纯粹的原始肉欲本能，人们在性活动中尽情享受快感，追求灵魂与肉体契合的美学体验。比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的性爱理论，即双方要在精神共舞的基础上进行身体的交融，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灵肉快感。

在两性生活中，古希腊和罗马人特别注重养生，提出了“快感养生法”，比如，人应该有节制地进行性活动。需要注意的是，人们提倡节制性欲并非彻底消除欲望，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程度上的激情，享受更大程度的快感。

可以说，古代时期的“性”就是纯粹的“性”，即私密的肉欲活动。人之主体是性欲的控制者，性活动仅仅被人们视为获得快感的方式。

到了中世纪时期，特别是基督教诞生之后，“性”逐渐变为一个解释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从何种角度解释“性”，“性”就具有何种意味。在宗教文化的氛围里，人们将“性”与“原罪”“邪恶”联系起来，通过“忏悔”表达对“性”的理解。

这一阶段，人们对“性”的理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尝试从性的层面探寻存在之真理的问题，性问题逐渐迈向现代性的语境。

但真正使得“性”成为一种话语体系，即权力渗透于性的领域，是自18世纪以后发生的事情。

18世纪以后

福柯提出：“我们到了18世纪才有性的机器（性的话语体系），到了19世纪才有性。在这之前无疑只有肉欲。” [34]

从常识来说，机器的特点就是可以进行模式化、标准化的生产活动。福柯从哲学上这样解释“机器”：

我用这个术语试图表明，首先，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规范性的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所组成——简言之，所说的和所未曾说的。这些都是机器的要素。机器自身就是能够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体系。其次，在这种机器中，我想找出异质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关联的本质……经三，我所理解的“机器”代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结构，这种结构对“紧迫的需要”作出反应。 [35]

除此之外，福柯还用“机器”表示一种“知识型”。他说：

我所谓的机器是“知识型”的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知识型”是特定的言谈的机器，而机器的更普遍的形式可以是言谈的，也可以是非言谈的，它的要素更具有异质性。 [36]

在福柯看来，“机器”意味着一套固化的结构和体系，那么“性的机器”则意味着一套被规范化、结构化的性话语体系。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性话语机制就如同一个大机器一样。人们进入“性的机器”（性的话语体系），接受着关于性的模式化与标准化的规训。

那么18世纪以后“性的机器”，即性的规范和话语体系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个问题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新的权力模式“生命-权力”，二是“性科学”的诞生。

生命—权力

18世纪以后，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模式，即“生命—权力”。掌权者将权力之手伸进人的生命领域，即政府开始关注民生问题，如人民的生活质量、人口问题等。

在那个历史时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便出现了人口数量和人口所使用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等状况。人口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

于是，政府介入人口问题的管理，从“出生率、发病率、寿命、生育率、健康状况、发病频率、饮食形式和居住形式” [37] 等维度进行全方位的管控。而这些管理维度背后的核心问题便是“性”的问题。福柯说：

性就处于人口这一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我们必须分析出生率、结婚的年龄、合法和非法的出生、性关系的早熟和频率、提高生育率或者节育的方式、单身的后果或者禁忌的影响、节育行为的影响。 [38]

通过人口，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性的观察结果，并且出现了在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范围内分析性行为及其规定和影响……国家对于公民的性生活及其使用方式了如指掌，而每位公民也能够控制性生活的使用方式，在国家和个体之间，性成了一种目标，一种公共的目标。围绕着它形成了一整套各种话语、各种知识、各种分析和各种命令的网络。 [39]

可以说，政府将权力之手伸向人们最私密的性领域，对“性”进行这样那样的规定：什么年龄能结婚、能生几个孩子、提倡单身还是晚婚晚育……这些条款正是无形中形成的性话语机制（“性的机器”）的体现。

性科学

18世纪以来，“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而且谈得愈多愈好，权力当局还坚持要听到人们谈性，并且让性现身说法，发音准确，事无巨细”。 [40] 当人们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公开地谈论性话题时，权力机构才更容易掌握人们的信息，从而对其加以更好地管理。

随着人们公开谈论性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性”成为可被人们公开研究的对象，就如传统哲学主客二元论模式一样，“性”成为一个摆在那里被主体加以认识的对象，主体就可以对其进行各种规定，于是各类关于性的科学知识逐渐产生。比如，从医学上可规定哪些行为属于正常的性行为，哪些属于病态的；从法律上规定哪些性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等等。

到了19世纪，一门新的科学——“性科学”就此诞生。“它的目的是要产生出各种有关性的真实话语” [41] ，而性的真实话语就意味着一套对性的规范。也就是说，当“性观念”被塑造为某类科学知识时，一套标准化的性规定就此产生，社会便会以这套规定为标准，对人的行为做出判断。

可见，当“性话题”从私密领域走向公众领域，从而诞生了“性科学”后，性的话语机制便得以顺畅运转。

被“性的机器”制造出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性”就此诞生。

现代人对性的理解，其实是经由历史建构出来的性观念。现代人从性话题中找寻意义、探寻真理，遵循着现代社会的性制度。

我们或许都曾有这样的体会，“性”并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事情。尽管“性”是人的生理本能，但我们并不能随处发泄肉欲，并不能如酒神狄奥尼索斯一样和众人当歌乱舞、放纵身体欲望。因为现代社会自有一套运行准则，其道德规范、法律以及生命伦理都会对人的“身体与性”进行规训和管控。

在福柯看来，这正是微权力渗透于私密的“性”领域，对人加以塑造的体现。

福柯哲学的现代意义

福柯通过《疯癫与文明》《词与物》《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等著作，表达出对现代社会的极端反叛。但笔者想说，学习福柯哲学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进行反道德、反社会的实践，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冲破一切清规戒律，可以尽情释放自我。

学习哲学史，正是一段领略哲学家不同风采的旅程。传统哲学家的理论让我们领略到了理性的高贵，福柯的后现代哲学让我们感受到摧毁和解构现代理性的快感，他们都是哲学史、思想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建构”是思想史的一个维度，“摧毁”同样也是思想史的一个维度。

福柯哲学给现代人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维度。虽然我们身处现代文明社会，但我们不要因此沾沾自喜，对现代文明的本质视而不见，而应时刻保持警醒，对现代文明予以反思和批判。当我们在认清世界的真相后，依然可以与之和平共处。这才是每一个现代人学习哲学要通达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