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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犹太人问题

在理解极权主义的实质后，我们来探究：为什么偏偏是犹太人，而非其他国家的人被纳粹分子挑选为大屠杀的对象？

为什么是犹太人

反犹主义

自古以来，犹太民族一直是一个漂泊无根的民族。犹太人没有组成政治共同体，长期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

在民族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出于新的商业利益的需要，犹太人被允许享有某种特权，即从事私人资本主义的日常金融活动。随着金融事业的发展，犹太人在商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逐渐成为富人群体。

在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中，犹太人尚有生存余地。但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以及帝国主义的兴起，犹太人的地位便一落千丈。由于掌管着财富的犹太人 [28] 没有培养出参与政治的意识，他们被分化为一群“有钱但无权”的人。

人们可以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却仇视那些无权但有钱的人。这意味着，在无权力的情况下拥有财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逐渐地，犹太人沦为被社会蔑视的对象。

阿伦特援引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当时法国大革命时没落贵族命运的分析指出：“只要贵族还拥有无边的司法权力，他们就不仅被人容忍，而且还受人尊敬。当贵族失去特权，尤其是丧失剥削和压迫的特权时，人们觉得他们是寄生虫，在统治国家方面不起任何作用。换言之，剥削和压迫都不是他们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为谁也不理解无功为何受禄。” [29]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解释犹太人的状况，“当犹太人同样地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 [30]

在当时，犹太人的地位对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阻碍，他们仍然是封建秩序的一部分，所以中欧和西欧国家尝试从经济上铲除犹太人。20世纪初，犹太人失去了封建社会中的特权，自由派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反犹行列。当社会上的反犹情绪逐渐演变为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时，纳粹分子便选择犹太人作为大屠杀的对象。

犹太人：政治上的无知

“犹太人在政治上的无知，使他们能适应其特殊角色、扎根于国家的商业圈、对人民有偏见和对权威趋炎附势，能对反犹主义的政治危险视而不见，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歧视则过于敏感。” [31]

犹太人历史的特定本性导致了政治能力与政治判断的缺乏，他们在历史上没有政府，没有国家，也没有语言。“犹太历史提供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的景观：说它独特，是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开始于十分明确的历史观念，并且有意识地决定要在尘世达到一项目标明确的计划，后来却在并未放弃这种观念的情况下，2000年来避开了一切政治行动。结果使犹太民族的政治历史比其他民族更加依赖于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因此犹太人踌躇于不同的角色之间，对任何角色都不负责任。” [32]

在阿伦特看来，犹太人 [33] 对自己的命运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犹太人对政治的冷漠与无知，其自身缺乏政治行动力和判断力，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自愿隔离于公共世界……这些都是导致犹太人最终被攻击的因素。

欧洲现代政治文明和制度的崩溃

如果继续探究“犹太人被大屠杀”背后的深层问题，就会涉及“欧洲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崩溃”问题——帝国主义时代下“暴民与资本的联盟”以及大众的孤立和孤独之感。

暴民与资本的联盟

从1884年到1914年，帝国主义 [34] 逐渐兴起，其扩张最初以经济危机作为奇特的开始方式。

当资本主义发展进入“过剩”期时，社会便会出现“过剩的资本”和“过剩的劳动力”。

因为剩余的资金在本国范围内无法再找到有效的投资场所，统治者便需要想办法突破本民族和国家管辖的领土界线向外扩张，掠夺海外殖民地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时，社会上正好出现了一批多余的劳动力群体 [35] ，阿伦特称这些社会闲散人士为“暴民”（或“暴徒”）。他们大多数人处于生活或事业受挫但又不甘心的状态，他们雄心勃勃随时准备大干一场。

于是，当“资本”遇上“暴民”后，“暴民”便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先驱者和主力军。这些缺乏伦理道德甚至具有反伦理倾向的“暴民”，抱持虚无主义世界观进行野蛮的对外掠夺，表现出极大的破坏性和对世界极不负责的态度。

可以说，“暴民与资本”的联盟，起初只是统治者进行资本扩张、寻求经济利益的手段，但最后却引发了一连串毁灭性的灾难。

随着暴行愈演愈烈，“暴民”逐渐成为群众领袖，他们便不再代表资产阶级而只代表群众。于是，他们以公开的破坏性暴行嘲弄资产阶级社会的体面。由此，一切驱逐、杀戮的行为都成为可能。

有着一定疆域和宪政结构的现代“民族国家”逐渐解体，政治结构发生变化——既有的法治政治传统被摧毁，既有的伦理价值观被践踏。在这种状况下，“民主”可能被扭曲为“暴政”，“暴民”中便会产生“暴君”。于是，欧洲既有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逐渐丧失，欧洲现代文明与制度逐渐崩溃、瓦解。

最终，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打着“种族主义”，即以“种族代替民族”的旗号，创造出了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犹太人便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大众的孤独

与“暴民”，即有着野心与抱负、具有破坏力的群体不同，“大众”是社会上孤立的、不具有破坏力的中立个体。他们随波逐流，疏离于公共世界，没有坚定的立场，也是政治上的先天冷漠者。最关键的是，没有任何共同体的纽带将大众“捆绑”起来，大众处于无组织的状态。

面对动荡的社会环境，即当欧洲既有的政治文明与制度的崩溃时，大众日渐感到恐惧、绝望与孤独，且又毫无解决办法。这时，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宣扬能解答人类历史的目的恰恰戳中大众的痛点。大众被吸纳进极权主义的组织，并从中找到了归属感、目标感和精神寄托。

因为大众自身孤立且缺乏判断力，他们对胜利和成功有着最可怕的抽象渴望。于是，在这些野心家的反复煽动和诱惑下，越来越多无思考力的大众纷纷加入这场群众运动。

最终，极权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