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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规训与惩罚（上）

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及其消失

《规训与惩罚》全书分为四大部分：酷刑、惩罚、规训和监狱。

福柯通过对监狱史及惩罚机制 [21] 的考察，探寻权力模式的转变过程，以达到哲学批判的目的。

酷刑：公共的景观

在《规训与惩罚》开篇，福柯描绘了君主时期的酷刑场景：

1757年3月2日，达米安（Damiens）因谋刺国王而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大门前公开认罪”，他应“乘坐囚车，身穿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黄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黄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达米安案件》，第372—374页）。 [22]

可以说，“残忍”是旧制度酷刑的一大特点。犯人在忍受极端的身体痛苦后，才能被处死。

除此之外，酷刑制度还将这血腥场景公之于众，即采用公开行刑的方式达到震慑普通大众、彰显君主至高无上之权力的目的。公开行刑变为了一场惨烈的政治表演。

在那个时期，任何犯罪行为“是对君主人格的冒犯，因为法律体现了君主的意志”。 [23] 任何犯罪行为“也是对君主人身的冒犯，因为法律的效力体现了君主的力量”。 [24] 所有对君主的攻击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君主有权对其处置，以实现个人的报复。

旧制度下的酷刑是一种“公共的景观”。君主将“酷刑”当作自己的权力技术，通过营造惨烈的血腥场景以制造恐怖的效果震慑围观群众。“酷刑”是一种以最壮观的情景体现君权的无限存在的制度。

酷刑的消失

随着历史发展，公开处决方式的酷刑制度逐渐式微，并消失于历史舞台。如福柯所说：

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今天我们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但在当时，或许这曾引发了无数慷慨激昂的华丽文字，或许这曾被人兴奋地大肆渲染为“人性胜利”的进程，从而无须更深入地分析。 [25]

针对“酷刑消失”现象的原因，福柯从历史角度予以了分析：

第一，他发现，在公开的处决仪式中，有一些犯人并不惧怕酷刑手段，他们表现出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这时，犯人反倒成为了“英雄”，君主成为了大众的笑柄。

第二，不公正的处罚往往会激起民变，民众逐渐开始抵抗这种惩罚机制。“民众被召来观看旨在恫吓他们的场面，而他们则可能表现出对惩罚权力的拒斥，有时会发生暴乱。” [26]

第三，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以人为本”的启蒙思想，即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自由等逐渐深入人心。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酷刑制度被人们视为一种违背人性的、暴虐的君主专制手段。

在启蒙主义者看来，理性与文明才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统治者不能再将极端的血腥酷刑当作权力技术，而应采取一套现代的惩罚机制，以体现人道主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