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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耶阿本德：向理性告别

传统的科学哲学，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都将科学看作理性指导下的事业，尽管库恩提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已表现出非理性色彩，但总体而言，库恩的非理性主义还在一定限度之内。尤其到了后期，其理论中的非理性要素已经相对弱化。

而费耶阿本德则将非理性主义发挥到极致。

非理性的方式

传统观念认为“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是一种理性的进步方式，新范式更加具有科学性与进步性。但费耶阿本德认为，新旧范式之间本身就不存在可以判断优劣的客观标准，不同范式之间具有“无公度性” [23] 。新旧范式的转换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转换，它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知识背景、群众的心理因素以及科学家的宣传手法、技巧等“非理性要素”相关。

也就是说，科学的进步并不完全是理性力量使然的结果，还有诸多非理性的方式也可作为科学进步的有力手段。

以“考察伽利略的这段科学史”为例。

传统观点认为，伽利略通过数学与实验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他以理性的方式使哥白尼的学说获得胜利。但费耶阿本德对此做出另一种解读：伽利略恰恰不是以理性的方式，而是借助非理性的方式，如某种宣传技巧，使其在争论中占据上风，从而说服大众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

我们这里不妨来详细分析一下。

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眼见为实”的观念，即只有通过肉眼观察到的事实才是可靠的，只有通过自己的感官获得的结果才是真实的。而人们反对“日心说”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无法通过观察感知火星和金星的亮度变化（因为如果行星围绕着太阳转，那么火星和金星在特定时期接近地球时，其亮度比平时大40—60倍），这就与“眼见为实”这个观念相冲突。因而人们判断行星不是围绕着太阳运行。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要做的正是有效说服大家，改变大家的信念——不要仅仅相信自己感官呈现的内容 [24] ，更要相信通过科学仪器获得的观察结果才是可靠的。伽利略通过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到，火星和金星在特定时候确实比平常亮40—60倍。

但人们还是不相信望远镜观察到的东西，且当时也并没有完善的关于望远镜的理论，那这时该怎么办呢？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使用了一种说服技巧，从人们的常识入手引导人们相信他所倡导的理论，从而改变想法。比如，人们分别用肉眼和望远镜观察远处的一座山，比较一下哪种情况看到山上的树更为清晰？结果当然是通过望远镜看到的树更为清晰了。

伽利略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说服大众相信科学仪器观察到的事实。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范式转换并不是理性的转换方式，而是带有非理性色彩的转换方式，它是科学家通过演说技巧而获得的胜利。

反科学霸权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发现，科学的权威不正是一群具有话语权的科学家，通过发表科学观点说服大众而被建构起来的吗？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家“使用了由他们支配的一切方法——论证、宣传、施加压力战术、恐吓、游说——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25]

科学于大众而言被日益神圣化。普通大众其实离科学研究距离遥远，且没有能力接触到真正的科学研究。于是，科学家怎么说，普通大众就会怎么相信，最后大众逐渐丧失判断力。随着人们日益崇尚科学，最后就会导致人们的“唯科学主义”以及对科学的迷信化。

费耶阿本德说：

科学和神话在许多方面是交叠的，我们以为我们感知的那些差异性往往是些局部的现象。 [26]

科学同神话的距离，比起科学哲学打算承认的来，要切近得多。科学是人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科学惹人注目，哗众取宠而又冒失无礼，只有那些已经决定支持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了科学但从未审察过科学的优越性和界限的人，才会认为科学天生是优越的。……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 [27]

我们已然感受到费耶阿本德的极端态度，他以极其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反对科学霸权和理性霸权。

向理性告别

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吹捧，最后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人们最终只会按照一套科学的模式和标准行事，人性中的多重可能性无疑会被无情抹杀。

因此，费耶阿本德倡导多元视角的平等主义和相对主义：没有方法，怎么都行。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限，也没有所谓的科学真理的存在。

向理性告别吧！不要再陷入对科学过度迷信的陷阱。科学可能是美景，也可能是深渊；科学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

可以说，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偏激性和非理性特征。但是，他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看待科学可能性的思维方式。

读到这里，你是否也会联想到哲学史上的尼采和福柯呢？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所大监狱”，而费耶阿本德将“科学视为了一个宗教机构”。他们都以非常极端的言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以冲破一切传统和束缚。

或许，这就是哲学史吧。有建构，就有解构；有肯定，就有否定；有建设，就有破坏。各种多维度的视角，才会构成完整而立体的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