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穿越大海

将地中海历史缩减为些许共性，或试着定义一种“地中海特性”（Mediterranean identity），抑或强调地中海的某些自然特性塑造了人类经验（正如布罗代尔强烈主张的那样），这些做法都是很诱人的。 [1] 然而，这种对基本统一的追求始于一个误解，即误解了地中海对于定居于其沿岸和海岛，以及穿越其海平面的民族的意义。我们应当注重多样性，而非追求统一性。在人类的层面上，这些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多样性始终受到来自地中海彼岸的外部影响，因而处于一种流变状态。从本书前几章描述的西西里岛的最早移居者，到西班牙海滨的带状发展，地中海沿岸地区为不同背景的民族提供了交汇点；这些民族利用地中海资源，有些时候还学会将产品从富饶之地运往贫瘠之地，并以此谋生。鱼类和盐是地中海的馈赠，这是古代罗马进行大量交易的两种商品，也是地中海大城市之一的威尼斯早期繁荣的基石。正如前言所述，渔民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极少的历史遗存，且他们追求的是海面以下的资源而非与地中海彼岸的地区建立联系。但也有显著的例外，它位于马耳他附近的狭窄通道：为了采集珊瑚，公元1540～1742年，热那亚人在突尼斯海岸的塔巴卡（Tabarka）建立了一处殖民地；也是在这里，现在突尼斯的渔民加入了西西里岛的“马坦萨”（matanza ），即对金枪鱼的大规模季节性捕杀。由于鱼类只有腌制和风干后才能长久保存，所以粮食长期以来成为跨地中海的主要贸易产品，地中海沿岸或黑海地区是最初的粮食产地，直至17世纪才慢慢为欧洲北部地区所取代。粮食和其他原料的供给为城市兴起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古代的科林斯、雅典和罗马，还是中世纪的热那亚、威尼斯和巴塞罗那。对于这些城市和其他城市而言，被敌人切断了必要的供给就意味着被扼杀。虽然小麦、木材和羊毛贸易不及香料贸易那样出名和富有魅力，记载也不够详细，但是这些贸易为丝绸、黄金和香料这些产自遥远地区的商品贸易奠定了基础。为了获取这些商品，竞争者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而满载货物的船只越是频繁往来于地中海，越有可能引起海盗们——古代伊特鲁里亚人、近代早期的柏柏尔人和乌斯科克人——的觊觎。

因此，维持海域内的安定是各政权的重要职责。罗马通过一系列有力的军事活动打击海盗，从而统治整个地中海，进而保障了地中海的安全；在地中海航道无人做主的时期，商队可从诸如威尼斯穆达之类的军事护航队得到保护。位于北非海岸及其他地方的海盗国可能是统治者们为获得安全保障而希望进行谈判的对象，或与其签订条约，或武力对战，如美国在公元19世纪初所做的那样。当大的内陆帝国，例如古代的波斯帝国、14世纪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18世纪的沙皇俄国（它获取永久基地的努力失败了），扩张至地中海沿岸并开始介入航海活动时，地中海上的航运风险变得更大了。也许地中海内最卓越的扩张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国了，虽然它是一个不占有地中海海岸的王国，但由于其势力范围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苏伊士运河，能够对地中海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所以引起了地中海周边政权，尤其是法国的愤怒和嫉妒。本书既是一本有关冲突的历史，又是一本关于联系的历史。必须将控制地中海理解为对横跨地中海的主要航道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基地是有必要的，这些基地可以为船只提供食物和淡水补给，还能派遣巡逻队抗击海盗及其他入侵者。因此，从很久以前起，近海诸岛上的定居点就为商人深入地中海冒险提供了重要补给。同样，海岸线的失陷则意味着难以获取建立舰队和商队所必需的木材及其他原料，对这一点埃及的统治者们感受颇深。对地中海航路的控制因竞争对手对地中海海岸和岛屿的统治而变得异常困难。在罗马时期，单一的政治区域造就了单一的经济区域。当然，这也是特例。

地中海的历史也是那些政治隶属各异的港口的历史，来自地中海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和居民在此聚集和交流。在本书中，一个屡被提及的港口城市是亚历山大。最初，它具有复杂的身份；直至20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兴起摧毁了地中海的国际化社区，亚历山大城才失去了这一身份。这些港口充当着一些思想观念包括宗教信仰的传播媒介，将希腊诸神传至伊特鲁里亚的塔尔奎尼亚，后来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教的核心地区，每个港口都对地中海周边地域留下了显著的影响。

那些横跨地中海的个人往往具有远见卓识，亚历山大大帝和圣保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似乎一直都是男性。在性别成为历史问题讨论焦点的时代，人们也许会问：“地中海究竟有多男性化？”在公元11世纪埃及的犹太商人和12世纪热那亚的基督徒商人中，坐商也许是女性。尽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对于经商的态度各异，至少在那个时代，妻子不会随同丈夫参与贸易远行，而是任由他们逐利而行。在13世纪晚期的突尼斯，在热那亚人建立的贸易殖民地中可以看到些许欧洲女性，她们主要为基督徒商团提供性服务。至于女性参与海战这一21世纪的现象尚未在地中海史的框架内被加以考察。但是在移民中——无论是圣奥古斯丁时期入侵北非的阿兰人和汪达尔人，还是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经常会出现大量的女性参与者（虽然并非总是如此），甚至早期十字军军队中也存在许多贵族妇女及妓女。关于女性朝圣者的记载出现于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前几十年里：4世纪晚期的一则史料记载了一位来自高卢或西班牙北部的勇敢女性埃格利亚（Egeria ）或埃特利亚（Aetheria ）前往圣地的旅行。同样不甚清楚的是，以“海洋人”之名而为人知晓的青铜时代的入侵者是否有女性参与他们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乃至其他定居地域的活动；事实上，关于早期腓利士人放弃爱琴文明的合理解释是他们与迦南人通婚，接受了迦南人的神明并学习了迦南人的语言。然而，在地中海历史上，女奴这一群体有特殊的重要性，她们的境遇天差地别，有的可能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享有显著的权力，有的遭到了性剥削和性羞辱，还有的则在富有的罗马人别墅内从事下贱劳作。中世纪时，无论男女，许多这样的奴隶从黑海地区被掠来，然而在柏柏尔海盗的猖獗期（还有许多其他时期），沿海居民也面临着劫掠者恐怖的人口掠夺——基督徒从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沿岸被掠夺，穆斯林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海岸被掠夺。1543年，当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允许土耳其人进入马赛并在土伦居住的时候，他们绑架了包括昂蒂布的修女们在内的诸多受害者。整个地中海的相对男性化值得思考——意大利人的“海”（il mare ）是阳性的，法语的“海”（la mer ）是阴性的，拉丁语的“海”（mare ）则是中性的，而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的海神——波塞冬、弗福伦斯（Fufluns ）和尼普顿——都是男性。

在那些横穿地中海的人群中，一般而言商人最多，这是有原因的。最浅层次的原因是，自腓尼基人将字母文字沿地中海传播开始，贸易者就已希望将自己的交易行为记录在册。所以无论是在罗马的普特奥利，或是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还是在现代的士麦那和里窝那，我们都对他们了解颇多。但是据定义，商人几乎均属于外乡人，为了寻找故乡没有的物品而远走他乡，跨越文化与地域的边界，接触诸多新的神明，听到许多别样的言语，当然有时也会在寻找家乡稀有物品时，将他们（及极少数的情况中的她们）自己置身于当地居民的尖锐批评之中。作为极有价值的外乡人，商人模糊不清的形象早已出现在了我们最早的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荷马不喜欢商人，对仅有的一些腓尼基商人更表露出轻蔑之态，认为他们惯于欺诈、胆小如鼠，但矛盾之处在于在奥德修斯的诡计中他们极为光荣；在某种程度上，从事交易这种不体面的事情所带来的虚伪之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古罗马时期荷马史诗的贵族读者们。然而，正是腓尼基人冒险探索到西班牙南部，并在靠近西地中海当地人口居住地但又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建立了诸多殖民地——比较典型的是易于防守的近海岛屿，因为人们无法预料到和近邻能保持多久的友好关系。作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凭借自身的力量最终发展成为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这座繁荣的城市成为新贸易网的枢纽、黎凡特文化和北非文化的世界性交汇点、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中心。尽管城中的精英阶层依旧称自己为“推罗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在迦太基，希腊文化也受到欢迎，城中百姓视腓尼基神麦勒卡特等同于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男神、女神和商人往返于古地中海之上。此外，出现在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都带着独特的文化身份——促进了古朴的伊特鲁里亚农村向城市转变，城市中较为富裕者对舶来品有着强烈的渴望：希腊的花瓶、腓尼基的银碗、撒丁岛的铜像。我们也发现，除了前往意大利寻找金属的商人们，还有很多匠人也旅居于西部“蛮族”的土地上，因为他们清楚，他们的技能在这些地方能让他们赚取比家乡更多的薪金。

在此后数世纪，情形依旧惊人相似。外族贸易者是中世纪地中海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拜访伊斯兰世界或拜占庭领土的商人会集中于一个小客店或商栈中，该商栈也兼有货栈、礼拜堂、面包铺和浴室的功能，每个小客店为每个主要“国家”而设：热那亚、威尼斯与加泰罗尼亚，等等。在此意义上，商人可能会成为宗教亵渎和政权颠覆的诱因，这使得埃及统治者下令在晚间将这些旅店反锁（钥匙由在店外的穆斯林持有）。这种做法增强了这些居住在一起的商人的团结和共存感；同时，当不同的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群体共同在竞争性的、善于剥削的埃米尔国家中生存时，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得到了突显。拜占庭人在公元12世纪时也将意大利商人隔离于高墙内，在首都培养仇外心理，这样做的可怕后果是迫害拉丁人的丑陋行径。然而，大约在1300年，当阿拉贡国王首次对马略卡岛的犹太人实施隔离政策时，将不同群体以墙壁进行分隔的想法就已不再是新鲜的东西了；到威尼斯当局在1516年建立“新隔都”将犹太人隔离开来，这种做法就已经十分受推崇了；这些商人的社群为隔都的建立提供了很有用的先例。在这些封闭的区域里，无论是犹太人聚集区，还是欧洲商人的聚集区，自治、自由的宗教崇拜活动、赋税免除等权利都被加以限制，人们的自由活动受到约束，并需要依赖无常的公共权威来获得保护。

谈及犹太人，就是谈及一些在穿越文化边界方面有非凡能力的商人：在伊斯兰教早期，来自开罗的经冢犹太人开始崛起，建立了跨地中海以及超出地中海范围的广泛联系网；在加泰罗尼亚人商贸扩张的时期，为了寻找黄金、鸵鸟毛和其他非洲产品，他们中的少数人可以将其家庭和贸易联系扩展到同教的教友中间，并深入撒哈拉地区；而当时的基督徒依然被束缚于自己的贸易圈中，对这些物品鞭长莫及。关注一个表现突出、机动性强的少数群体是很有趣的。这些犹太商人可以带回关于地中海港口以外世界的信息，这些信息被记载下来，且沿着欧洲的地中海海岸传播，进而促使著名的波托兰航海图和世界地图在中世纪晚期的马略卡岛出现。因为商人四处移动，全世界的地理环境信息也传播开来。

地中海是“信仰之海”这一概念引自近期一部论文集的标题，这里需要考虑在海上来往的人们不仅有穷人和无名流浪者，也有一些有魅力的使臣，如拉蒙·鲁尔。他逝世于公元1316年，生前写下数百部关于如何让穆斯林、犹太人和希腊人皈依真信仰的专著和短论。但必须要说的是，他从未使任何人改宗。 [2] 鲁尔的职业生涯提醒我们，宗教的冲突与对抗只是整幅画面的一部分而已。他模仿苏菲派（Sufi）的韵句，并与卡巴拉派交往甚密。他是一个敏锐的使者，也是古老的伊比利亚“和谐共存”派的代表，他承认三个源自亚伯拉罕宗教的上帝是同一个唯一真主。与之不同的另一种“和谐共存”理念存在于一些宗教团体成员的脑海中，随着1492年西班牙明确了它的天主教属性之后，他们被驱逐或被迫改宗：马拉诺、摩里斯科人、犹太人和穆斯林可能在私下里还坚持其祖辈的信仰，但在公共场合被要求做一些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在近代早期，塞法迪犹太人在诸多方面的优越性着实令人惊讶。他们有获得和转变为不同身份者的能力——作为“葡萄牙人”，他们可以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作为犹太人则可以居住在里窝那或安科纳。这种能力使他们得以跨越文化、宗教和政治的的边界，就像在六个世纪前生活于开罗的经冢犹太先人一样。他们的多重身份是范围更为广阔的地中海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不同的文化会在一些地方交汇和融合，而他们反映了不同的身份在个体身上的交汇和融合，通常来讲这的确不易。

当下存在一种将地中海作为交融中心的浪漫化倾向，这无可厚非，但近代早期跨地中海交流的黑暗史实也应当被铭记于心：公元15世纪至19世纪早期柏柏尔海盗的猖獗，使劫掠与贸易紧密结合。在柏柏尔海盗被镇压之前，地中海航行只有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由于罗马对地中海沿岸及其岛屿的完全统治）才真正免于海盗威胁。但是，海盗揭示了一些多重身份最为显著的事例：一些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海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前去掠夺自己祖国的船只。地中海历史的这一黑暗面还包括已经提到的被海盗劫掠的男女奴隶和俘虏，尽管他们就像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一样，在地中海两岸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地中海历史的统一性矛盾地依赖于它旋涡式的易变性，依赖于商人和流放者的流动，依赖于那些匆匆忙忙要尽快横跨地中海的人们——他们并不希望像遭受长久折磨的朝圣者伊本·居巴尔和菲力克斯·法贝尔一样滞留海上，尤其在航行变得危险的冬天。地中海两岸离得足够近，建立联系很容易；地中海两岸又隔得足够远，让各个社会能够在与内陆腹地的相互影响下保持独立发展。那些横跨地中海的人往往并不是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代表者。如果他们在出发远航时不是外乡人，那么在他们渡海进入不同的社会之后，他们也会变成外乡人——或是贸易者，或是奴隶，或是朝圣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对这些不同文明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他们将某一个大陆文化的某些因素引入另一个大陆。因此，地中海可能是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域，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海域。

[1] E.Paris，La genèse intellectuelle de l’œuvre de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Ⅱ’（1921-1947） （Athens，1999），pp.315-16，323.

[2] A.Husain and K.Fleming（eds.），A Faithful Sea：The Religious Cultures of the Mediterranean，1200-1700 （Oxford，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