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1.达尔马提亚领主
1000～1198
亚得里亚海形似意大利版图，是一条逐渐变窄的水道，长约480英里，宽约100英里。其最南端，也就是亚得里亚海经科孚岛流入爱奥尼亚海的地方，宽度最小。在亚得里亚海的最北端，巨大而弯曲的海湾被命名为威尼斯湾，那里的海水呈现出不同寻常的蓝绿色。波河从遥远的阿尔卑斯山裹挟而来的沉积物在此堆积，形成了一大片壮观的潟湖和沼泽。这些冰川沉积物的数量十分庞大，以至于波河三角洲每年都会向海洋进逼15英尺。古老的亚得里亚港（亚得里亚海便得名于它）现在已经处于内陆，离海岸足有14英里之遥。
由于地质构造的缘故，亚得里亚海的两条海岸线截然不同。它西侧的意大利海岸是弯曲和低洼的沙滩，这样的地理条件不能形成优良的港口，却为潜在的侵略者提供了理想的登陆场。向东航行，航船将会碰到石灰岩。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海岸线的直线距离只有400英里，却犬牙交错地分布着许多避风港湾、锯齿状缺口、近海岛屿、礁石和浅滩，构成了全长2000英里、错综复杂的海岸。这里是天然的锚地，可以庇护一整支舰队或提供绝佳的伏击地点。在海岸的东侧，有的地段是沿海平原，再往东就是白色的石灰岩山脉；在有的地段，海岸东侧直接就是绵延群山，这些山脉将大海与巴尔干内陆隔开。亚得里亚海是两个世界的边界。
几千年来——从青铜时代早期到葡萄牙人绕过非洲——亚得里亚海这条断层线一直是连接中欧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高速公路，也是世界贸易的门户。载有来自阿拉伯、德意志、意大利、黑海、印度以及远东的货物的航船时常经过遮风挡雨的达尔马提亚海岸。许多世纪里，它们将波罗的海的琥珀运送到图坦卡蒙 [1] 的墓室；将蓝色的釉陶珠从迈锡尼运送到巨石阵；将康沃尔的锡送到黎凡特 [2] 的熔炉；把马六甲的香料送到法兰西宫廷；把科茨沃尔德 [3] 的羊毛运送到开罗商人手里。木材、奴隶、棉花、铜、武器、种子都经过这些海岸往来运送，各种各样的故事、发明以及思想也在往返航行中得到传播。“真是令人惊讶！”13世纪的一位阿拉伯旅行者在谈及莱茵河上的城市时说道，“这个地方在遥远的西方，却能找到一些本应只能在远东发现的香料——胡椒、姜、丁香、甘松、闭鞘姜和高良姜，这些商品在这里都有大量存货。” [4] 这些香料是途经亚得里亚海来到莱茵河畔的。亚得里亚海是数百条主干航线汇聚的地方。商人们用成群的骡子运货，从不列颠和北海南下到莱茵河，沿着常有人涉足的道路穿过条顿森林，越过阿尔卑斯山口，到达威尼斯湾北端，同时这里也是东方货物登陆的地方。在这里，商品被转运，港口也因此繁荣起来。最先兴起的是希腊人的城市亚得里亚，然后是罗马的阿奎莱亚，最后轮到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地理位置意味着一切：亚得里亚城被淤积的泥沙埋没；位于海岸平原上的阿奎莱亚在452年被匈人王阿提拉夷为平地；而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在这之后繁荣起来，是因为它处于敌人难以到达的位置。威尼斯那些低洼的泥泞小岛分布在瘴气弥漫的潟湖里，这些岛与大陆被几英里的浅水分隔开来。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将会成为世界贸易的转运站和世界文明的阐释者，亚得里亚海则是它的通行证。
从一开始，威尼斯人就与众不同。关于他们的最早史料是523年拜占庭使臣卡西奥多鲁斯的描述。他的描绘颇具田园风光，暗示着威尼斯人独特、独立而民主的生活方式：
你们拥有许多船……生活得像海鸟，四海为家。你们的房舍所在的土地完全依赖柳条和栅栏来维系。你们却毫不犹豫地用这脆弱的壁垒来对抗狂野的大海。你们的人民拥有一笔巨大的财富——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渔业资源；你们之间没有贫富差距；你们的食物是一样的，你们的房子也很相似。世界其他地方充斥着嫉妒，而你们却不会这样。你们将所有精力都花在盐田上，你们的繁荣源自那里，让你们有能力去购买你们缺少的商品。尽管可能有的人对黄金的需求很小，但没人会不需要食盐。 [5]
威尼斯人已经成为其他人需求的供货商和运输商。他们的城市从水中拔地而起，像用魔法从沼泽中变出来的一样，建立在深陷烂泥的橡木桩构成的地基之上，似乎岌岌可危。这座城市在大海的变幻无常面前显得十分脆弱。除了潟湖的鲻鱼和鳗鱼以及盐场之外，这座城市什么都不生产——没有小麦和木材，肉类也很稀少。若是发生饥荒，这座城市将极其脆弱；它仅有的技能便是航海和运输货物，所以船只的质量极为重要。
威尼斯在成为世界奇观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它的社会结构很是神秘，它的策略也备受猜忌。没有土地，就没有封建制度，也就没有骑士与农奴间的严格区分。没有农业，金钱变成了交换手段。他们的贵族是巨商富贾，指挥舰队，计算利润精确到格罗索 [6] 。生活的艰难使人们因为爱国之情而精诚团结，这种团结要求自律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平——就像一艘船的全体船员不分贵贱都要面对大海的危险一样。
地理位置、人民生计、政治组织以及宗教隶属使得威尼斯独一无二。威尼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陆地和海洋，东方与西方，但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它在成长的早期臣服于君士坦丁堡的说希腊语的皇帝，并且它的艺术、礼仪和贸易都源自拜占庭世界。然而，威尼斯人同时也是拉丁人和天主教徒，名义上臣服于被拜占庭视为“敌基督”的罗马教皇。威尼斯努力在两种对立势力之间维持自身的自由。威尼斯人也不断公然藐视教皇的权威。作为回应，教皇对整个威尼斯施以绝罚。威尼斯人反对暴政，建立了一个由执政官领导的共和国。执政官的权力受到很多制约：他不能从外国人那里收受价值超过一壶草药的礼物。威尼斯人不能容忍野心勃勃的贵族和落败的海军将领，这些人要么被放逐，要么被处死。威尼斯人还发明了一种投票机制来遏制腐败，这种投票机制和潟湖中的航道一样复杂。
他们与外界关系的基调很早就已经建立起来。威尼斯人希望能在任何可以获取利润的地方公平地交易。这是他们的信条和教义，他们视其为特例，为之辩护。这让人们普遍觉得威尼斯人不值得信任。“他们说了很多，为自己辩护……但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 [7] 在14世纪，一位教士目睹威尼斯共和国想方设法摆脱又一项条约之后如此说道（尽管他肯定很清楚地记得每个细节），“我只记得，他们自称是一个特例，既不属于教会，也不属于皇帝；既不属于海洋，也不属于大陆。”早在9世纪，威尼斯人就因为贩卖武器给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而与拜占庭皇帝和教皇发生了矛盾。约828年，教皇宣布禁止基督徒与伊斯兰世界开展贸易。威尼斯人自称遵守此项禁令，却成功地在穆斯林海关官员眼皮底下，把圣马可的遗骸藏在一桶猪肉里，从亚历山大港里偷了出来。他们标准的借口是商业需求：“因为没有了商业，我们不知道将如何生存。” [8] 威尼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了经济目的而组成的国家。
到10世纪，他们已经在波河河畔帕维亚城的重要集市出售来自东方的珍稀货物：俄罗斯的貂皮、叙利亚的紫布、君士坦丁堡的丝绸。一位僧侣编年史家曾看到，查理曼大帝的侍从们身着从威尼斯商人手中购得的东方服饰，在他们的映衬下，查理曼大帝的衣饰看起来非常灰暗单调（尤其受到这位教士品头论足的是一件带有飞鸟图案的彩色衣服，在僧侣眼中，它显然是可憎的外国奢侈品）。威尼斯人还向穆斯林出售木材和奴隶——在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之前，这些奴隶都是斯拉夫人。威尼斯此时占据了亚得里亚海北端的有利位置，并且成了贸易中心。在千年之交的公元1000年耶稣升天节，威尼斯执政官彼得罗二世·奥西奥罗——“几乎超越威尼斯古代史上所有执政官”的伟人——起航远征。 [9] 他将引领共和国走向财富、权力和海上荣耀。
在新时代的开端，这座城市处于危险和机遇之间，处境十分微妙。在那时，威尼斯还不像后来那样密密麻麻地坐落着金碧辉煌的石质建筑，但已经拥有大量人口。在大运河的“S”形河弯处，富丽堂皇的宫殿还未兴建。充满奇迹、浮华和罪孽，以狂欢节面具和公共景观闻名的威尼斯城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才会出现。此时的威尼斯岸边还只有低矮的木屋、码头和仓库。威尼斯与其说是一个整体，不如说是由一系列相互分离的岛屿组成。各教区的定居点之间有若干未经排水处理的沼泽和空地，人们在那里种植蔬菜，养猪和牛，种植葡萄。后世气势恢宏的圣马可大教堂的前身——一座朴素的教堂——在前不久的政治动乱（这场风波导致一位执政官死在教堂门廊上）中被严重烧毁，后来得到修葺。教堂前的广场在当年还只是碾压过的泥土地面，有一条运河从中穿过，部分地域还是果园。曾去过叙利亚和埃及的远洋船只拥挤地停泊在这座城市的商业中心——里亚尔托。到处都能见到船桅从屋顶上高高伸出的景象。
天才的奥西奥罗心里很明白，威尼斯的发展，甚至它的生存，都要依靠潟湖以外更广阔的水域。他已经和君士坦丁堡签订了十分有利的贸易协定。而且，令热衷于宗教圣战的基督教世界憎恶的是，他又派遣大使去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与伊斯兰世界签订类似的协定。威尼斯的未来发展寄托在亚历山大港、叙利亚、君士坦丁堡以及北非的巴巴利 [10] 海岸，在那里有更文明、更发达的社会，能够提供香料、丝绸、棉花和玻璃——威尼斯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将这些奢侈品转卖到意大利北部以及中欧。威尼斯水手们遇到的难题是，从亚得里亚海南下的航行很不安全。威尼斯的本土水域——威尼斯湾在其控制之中，但亚得里亚海中部海域是危险的无人地带，时常有克罗地亚海盗出没。自8世纪以来，这些斯拉夫定居者便从巴尔干北部来到这里，在亚得里亚海东侧的达尔马提亚海岸盘踞下来。这是海盗肆虐的理想海域。吃水较浅的克罗地亚船只可以从岛屿巢穴和小海湾中猛地杀出，劫掠通过海峡的商船。
威尼斯与这些海盗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威尼斯在这样的斗争中得到的只有战败和羞辱。一位执政官在指挥一次惩罚性远征时丧生；随后威尼斯人选择怯懦地支付贡金，以求能安全到达外海。现在，克罗地亚人开始向亚得里亚海更北方海岸的古老罗马城镇积极拓展自己的势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奥西奥罗提出了一项清晰明了的战略，这将是威尼斯共和国数百年历史中一贯的政策基石。威尼斯人必须能够自由通行亚得里亚海，否则他们将永远被封锁在本土海域。这位执政官拒绝再向海盗进贡，并准备组建一支庞大的舰队，以迫使海盗屈服。
奥西奥罗出征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这种仪式后来成为威尼斯历史的一大鲜明标志。一大群人聚集在城堡区圣彼得教堂（邻近今天的兵工厂）举行弥撒仪式。主教向执政官献上一面象征胜利的旗帜。那面旗帜上也许第一次描绘了圣马可的雄狮——在红色的背景上，金色雄狮作跃立状并扬起前爪，头戴王冠，背生双翼，两爪之间是一部打开的福音书，向世人宣示自己的和平善意，但同时也时刻准备着战斗。执政官和他的军队起程，乘着强劲的西风驶出了潟湖，进入波涛汹涌中的亚得里亚海。他们仅仅在格拉多稍事停留，以便接受当地主教的祝福，随后驶向亚得里亚海东端的伊斯的利亚半岛。
奥西奥罗的远征几乎可以算作后来威尼斯政策的模板：精明的外交手段，再加上恰到好处的武力。舰队南下，经过一系列滨海城市——从帕伦佐到普拉，从奥赛洛到扎拉，市民和主教们纷纷赶来向执政官表忠心，并用圣物为他祝福。也有人在摇摆不定，斟酌着威尼斯和斯拉夫人哪一方更不能得罪。奥西奥罗炫耀武力，让这些骑墙派拿定主意。克罗地亚人看到即将发生的战争不利于自己，于是想收买奥西奥罗。奥西奥罗心意已决，但海岸地形不利于他，他的任务变得愈发困难。海盗的大本营固若金汤，隐藏在沼泽丛生的纳伦塔河三角洲上，不在威尼斯舰队的有效攻击范围之内。三座岛屿——莱西纳、库尔佐拉和拉戈斯塔构成了海盗大本营的天然屏障，岛上坚若磐石的城堡是摆在威尼斯远征军面前的一道难关。
借助从当地人那里得到的情报，威尼斯人成功伏击了一艘载有纳伦塔贵族（他们之前在意大利海岸做生意，刚刚返回）的船只，并扣押他们为人质，迫使三角洲口的克罗地亚人投降。克罗地亚人发誓不再向威尼斯索要每年的贡金，并保证不再骚扰共和国的船只。只有近海的三个岛屿还在负隅顽抗。威尼斯人将其逐一孤立起来，并在它们的港口抛锚停泊。库尔佐拉遭到了猛烈攻击。而“常依靠武力将威尼斯商船洗劫一空”的拉戈斯塔的抵抗更顽强，当地人相信自己的岩石要塞是坚不可摧的。 [11] 威尼斯人以毁天灭地的气势从城下发起冲击。在遭遇挫折之后，威尼斯人派出一支队伍从城堡背面的陡峭小径发起进攻，占领了掌握着要塞水源的塔楼。守军全面溃败。抵抗者被铐上锁链带走，海盗巢穴被捣毁了。
纳伦塔河及其屏障岛屿
凭借这强大武力的震慑，奥西奥罗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威尼斯人的意图。为了防止任何臣属城市忘记最近发出的誓言，他又原路返回，向那些港口胆战心惊的人民炫耀自己的武力，将俘虏和缴获的战旗游街展示。“随后，他又再次经过上述城镇，最终光荣凯旋，回到威尼斯。” [12] 从此以后，执政官及其继任者们有了一个新的头衔——达尔马提亚领主。
如果说有一个时刻标志着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崛起，那一定是这一刻——执政官凯旋潟湖。打败纳伦塔海盗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威尼斯人对亚得里亚海进行实际控制的开端，这种格局成为威尼斯共和国存在的数个世纪里不言自明的公理。亚得里亚海必须是威尼斯人的海；威尼斯方言将亚得里亚海称为“我们的房子”，而它的大门钥匙便是达尔马提亚海岸。主宰达尔马提亚并不容易。连续几个世纪，几乎一直到共和国寿终正寝，威尼斯花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抵抗来自各大帝国的侵略、清剿海盗和镇压惹是生非的臣属。达尔马提亚的城市——特别是扎拉——反复争取独立，但只有拉古萨（今称杜布罗夫尼克）获得了成功。自此以后，在亚得里亚海的中心区域，再也没有任何海上力量能和威尼斯抗衡。亚得里亚海将受到这座胃口越来越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威尼斯城的人口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后就达到了八万。岁月流逝，亚得里亚海的石灰岩海岸成了威尼斯的谷仓和葡萄园；大运河河畔文艺复兴式宫殿的正面将用伊斯的利亚的大理石建成；达尔马提亚的松木被用来建造桨帆船，而达尔马提亚的水手们将驾驶这些船，离开位于东海岸的威尼斯海军基地。锯齿状的石灰岩海岸变成几乎可以被视为潟湖的延伸。
威尼斯共和国像拜占庭一样，具有将重大胜利转化为爱国主义庆典的才能。从此以后，共和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来纪念奥西奥罗的胜利。每年的耶稣升天节，威尼斯人会参加前往潟湖湖口的仪式性航行。起初，这种仪式相对比较简朴：教士穿着斗篷式长袍和礼服，登上一艘用金色布料装饰的平底船，驶向利多，即保护威尼斯免受亚得里亚海侵袭的长沙洲。他们带着一瓶圣水、盐和橄榄枝，来到潟湖的出海口——圣尼古拉（水手的主保圣人）岛。他们在湖水与海水交汇处等待执政官乘坐庆典专用桨帆船——威尼斯人称之为“金船”——驾临。站在颠簸摇曳的船上，教士们宣读一段简短但真挚的祷文：“哦，主啊！请赐福于我们，以及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让大海始终平静安宁。” [13] 然后，他们走向金船，用橄榄枝将圣水洒到执政官及其跟随者身上，并把余下的圣水倒入海中。
金船与耶稣升天节仪式
后来，耶稣升天节的这种仪式变得非常复杂和隆重。但在千禧年伊始，它只是一种简单的祈福，用于恳求免遭风暴或海盗的伤害。它的基础是季节性航海仪式，像海神尼普顿和波塞冬 [14] 一样古老。这种微缩版的航行展现了威尼斯的全部意义。潟湖内是安全、宁静和有保障的；在它如迷宫般危险的浅水航道里，所有的潜在敌人都会寸步难行、葬身水底。潟湖之外充满了机遇，但同时也危机四伏。利多是两个世界——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安全世界和危险世界——的边界；在威尼斯人的创设神话里，圣马可突遇狂风，在潟湖里找到了避难所。但对威尼斯人来说，远航却是绕不开的。大海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泉，也是他们的死亡之谷，耶稣升天节仪式便是对这种协定的认可。
威尼斯在它的利多保护之下
耶稣升天节标志着航海季节的开始，水手们可以期待平静的航行。但亚得里亚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变幻无常，因此臭名昭著。海面可以像丝绸一样平滑，但也会被布拉风 [15] 搅动得狂暴不止。罗马人不是很擅长航海，所以他们害怕这捉摸不定的海；尤利乌斯·恺撒险些溺死在亚得里亚海；诗人贺拉斯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撞击阿尔巴尼亚南部沿海峭壁的海浪那样恐怖。桨帆船很快会被如山的巨浪吞没；而迎风行驶的帆船在狭窄的海峡里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1081年初夏，一支前往阿尔巴尼亚的诺曼舰队的命运生动地再现了大海的凶险：
暴雪呼啸肆虐，从山上刮来的狂风猛烈鞭打着海面。伴随着震天的号叫，海浪涌起；桨手们将船桨插入水中时，汹涌的海水将它们硬生生地折断了；船帆被暴风撕成碎片；桁端被击打得粉碎，坠落到甲板上；现在整条船都被吞没了，包括全体船员和所有的东西……一些船沉没了，船员葬身汪洋，而其他一些船撞上海岬，四分五裂……大量尸体被滚滚波涛抛上了海面。 [16]
大海狂暴动荡，险象环生，且有海盗出没。威尼斯人必须不懈地奋战，方能确保他们通往外界的航道畅通无阻。
即使利多也无法保障城市万无一失。亚得里亚海是一个死胡同，因此会受到月相的特别影响。在一些特定的时期，来自非洲的西洛可风 [17] 将水流推向威尼斯湾，风向相反的布拉风则穿越匈牙利大草原，阻挡着水流，于是潟湖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在人们的记忆中，1106年1月末的事件让他们见识到了大海的威力。人们记得，当时从南方吹来的西洛可风有不同寻常的力量，天气酷热到让人抓狂的地步，日复一日地消耗着人和动物的体力。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大风暴一触即发。房屋的墙壁开始渗水；大海开始呻吟，空气中弥漫着中性电荷的怪味；鸟儿惊慌失措地乱飞、发出尖叫；鳗鱼跳出水面，似乎想逃跑。当风暴最终降临时，轰鸣的雷声似乎要震碎房屋，暴雨倾盆而下，敲打着潟湖。海水翻腾升涌，吞没了利多，从潟湖的入海口涌入，淹没了整个城市。大风暴摧毁了房屋、商品和存粮，淹死了动物，在小小的农田上播撒下令作物无法生长的海盐。整整一个岛屿——古镇马拉莫科消失了，只有落潮时才能在浑水中依稀看到它鬼魅般的地基。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火灾，木质的房屋化为灰烬。大火越过运河，烧毁了二十四座教堂，摧毁了这座城市的主要部分。“威尼斯的核心被撼动了，”编年史家安德烈亚·丹多洛 [18] 记载道。 [19] 威尼斯的物质基础十分脆弱；它对大自然的瞬息万变已经习以为常。正是在与自然力量对抗的过程中，人们感到了自己的脆弱，于是奉上祭品，寻求庇护。
执政官接纳“达尔马提亚领主”的新头衔，标志着地中海东部的海权势力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四百年里，亚得里亚海一直被罗马统治；之后又有六百年时间，这片海和威尼斯都被罗马帝国的说希腊语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所统治。到公元1000年，拜占庭的力量逐渐衰弱，威尼斯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取而代之。在扎拉、斯帕拉托、伊斯的利亚和特劳的小型石制主教座堂的祷词中，威尼斯执政官的名字紧随着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名字，但这纯粹只是一种仪式性的做法。山高皇帝远，他的权威延伸不到科孚岛以北大部分地区、亚得里亚海的入口以及意大利海岸。达尔马提亚的主人实际上是威尼斯人。拜占庭势力不断削弱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使得威尼斯的地位逐渐上升，由臣属发展为平等合作的伙伴，并最终在悲剧的情形下篡夺了拜占庭海域的控制权。达尔马提亚海岸领主们蓄势待发，冉冉升起。
拜占庭和威尼斯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且纷繁异常，由于双方世界观的互相抵触和情绪的喜怒无常，两者摩擦不断。然而，威尼斯始终仰赖着拜占庭，因为它是世间的伟大都市，是通往东方的门户。通过金角湾的仓库，流通着更广阔世界的财富：俄罗斯的皮草、蜡、奴隶和鱼子酱，印度和中国产的香料、象牙、瓷器、丝绸、宝石以及黄金。拜占庭的工匠用这些材料打造出精美器物，既有宗教圣器，也有凡俗物事，有圣物箱、镶嵌画、镂刻绿宝石的圣餐杯和光彩夺目的丝绸服饰——这一切也塑造了威尼斯的品位。于1094年重建的气势恢宏的圣马可大教堂是由希腊建筑师设计的，以伫立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为模板；工匠模仿圣索菲亚大教堂镶嵌画的风格，以岩石为材料，重述了圣马可的传说；金匠和珐琅工匠制作了“金布圣坛”，即由黄金打造的祭坛装饰品，这是拜占庭的虔诚和艺术的完美表达。威尼斯码头上的香料气味来自千里之外金角湾的货栈。君士坦丁堡是威尼斯的露天市场，威尼斯商贾云集于此，或是赚钱，或是赔钱。作为皇帝的忠诚子民，威尼斯商人手中最珍贵的财富就是在皇帝的土地上经商的权力。皇帝也用贸易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遏制这些傲慢自大的臣民。991年，奥西奥罗为威尼斯争取到了宝贵的贸易权，条件是在亚得里亚海支持拜占庭皇帝。二十五年后，双方发生争吵，皇帝愤怒地收回了贸易权。
威尼斯与拜占庭对商业的态度不同，这是二者间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从一开始，威尼斯人就不考虑道德的商人心态，他们自认为能用任何东西与任何人做买卖，这让虔诚的拜占庭人颇为震惊。820年前后，皇帝愤怒地指责威尼斯运送战争物资（木材、金属和奴隶）给他的敌人——开罗的苏丹。但在11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拜占庭帝国这个在地中海经久不衰的强权开始衰落，权力天平开始向有利于威尼斯的方向倾斜。11世纪80年代，威尼斯人在亚得里亚海保卫拜占庭帝国的安全，抵抗企图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强大的诺曼军队。威尼斯人为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拜占庭皇家的一场恢宏仪式中，皇帝在一份文件上加盖了他的金印，这将永远改变地中海的历史。他授权威尼斯商人在他所辖的领土范围内自由贸易，并免缴赋税。该条约具体指出了威尼斯人可自由贸易的许多城市和港口：雅典、萨洛尼卡、底比斯、安条克、以弗所、希俄斯岛、优卑亚岛；希腊南部海岸线上的主要海港，如莫东和科罗尼——对威尼斯桨帆船来说，这都是珍贵的海上补给站——以及最为关键的君士坦丁堡本身。
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被允许在紧挨金角湾的位置占据一个极佳地点。这里有三个码头、一座教堂和一家面包房、一些商店和用于存储货物的仓库。虽然名义上依旧臣属于皇帝，但威尼斯人实际上在这个世间最富有的城市的心脏地带，在极端优惠的条件下，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和所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只有在君士坦丁堡的粮仓——黑海，贪婪的威尼斯商人才被禁止入内。拜占庭的法令庄严而晦涩，其字里行间悄然回荡着威尼斯人日思夜想的那个美妙的希腊词语：垄断。威尼斯海上贸易的竞争对手——热那亚、比萨和阿马尔菲，如今已经完全处于下风，它们在这座城市的存在几乎无足轻重。
1082年的《金玺诏书》是为威尼斯打开东方贸易这个宝库的黄金钥匙。威尼斯商人蜂拥前往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些人则开始渗透到东方海岸的大小港口。到12世纪下半叶，威尼斯商人在地中海东部随处可见。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殖民地的人口增长到1.2万人。年复一年，拜占庭的贸易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入他们手中。他们不仅给欧洲大陆的狂热市场输送商品，还充当中介，不停地在黎凡特诸港口穿梭买卖。他们的商船在东方海域开展三角贸易，将希腊的橄榄油运到君士坦丁堡，在亚历山大港买入亚麻制品，经由阿卡出售给十字军国家；途经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士麦那和萨洛尼卡。在尼罗河口的古城——亚历山大港，他们买入香料，出售奴隶，并在同一时期巧妙地游走于拜占庭和十字军与他们的敌人——埃及法蒂玛王朝之间。随着时间流逝，威尼斯一点点将其触角伸入东方的商埠；它的财富见证了一个新的富商阶层的崛起。威尼斯历史上的许多名门望族都在这个经济繁荣的世纪开始崛起。这预示着威尼斯开始主宰商贸。
财富令威尼斯人傲慢，也招致其他人的怨恨。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记载道：“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把君士坦丁堡当作他们自己的城市，又从这里出发，遍布整个帝国。” [20] 这些话的语气中带着一种常见的仇外心理和在经济上对移民的恐惧。在城市的街道上，头戴帽子、胡须剃得一干二净的意大利暴发户，无论行为举止还是衣着打扮都格外刺眼。他们受到的指责很多：他们的举动像是外国公民，而不是帝国的忠诚子民；他们从朝廷分配给他们的住地出发，扩张地盘，在城里到处购置地产；他们和希腊女人同居或结婚，并教唆她们放弃东正教信仰；他们偷窃圣徒的遗物；他们富有、傲慢、不羁、粗野，无法无天。另一位拜占庭作家气急败坏地说：“威尼斯人荒淫无德，庸俗不堪……无法让人信赖，有航海民族的全部粗鄙特质。” [21] 萨洛尼卡的一名主教称他们为“沼泽的青蛙”。 [22] 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越来越不得人心，但他们又似乎无处不在。
在12世纪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问题上，拜占庭人和他们离经叛道的臣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摇摆不定，爱恨交织：拜占庭难以忍受威尼斯人，却又离不开他们。拜占庭仍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对他们来说，土地所有权比庸俗的商业更让人感到自豪。于是贸易渐渐落到了潟湖居民的手中，拜占庭海军的实力也每况愈下；拜占庭在海上防御方面越来越依赖威尼斯。
帝国针对这些肆意妄为的外国人的政策飘忽不定。皇帝的撒手锏便是对贸易权的控制。一个多世纪以来，拜占庭人反复尝试离间威尼斯与其商业上的竞争对手——比萨和热那亚的关系，以期在经济上摆脱威尼斯的控制。1111年，比萨人也得到了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权；四十五年后，热那亚取得了同样的权利。这三个对手在君士坦丁堡都获得了减税优惠、商业区和码头。这三个意大利共和国在君士坦丁堡进行了激烈竞争，假以时日，这种竞争就会引发全面的贸易战争。1176年，当西班牙犹太人“图德拉的本雅明”来到这座城市时，他看到的是“一座动荡不安的城市；世界各地的人通过海路和陆路到这里做生意”。 [23] 城市因为竞争而成为一座让人恐惧的封闭竞技场。互相竞争的族群拥挤地居住在金角湾沿岸互相毗邻的飞地，常爆发歹毒的争执。威尼斯人认为自己的垄断地位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是他们在上一个世纪打败了诺曼人而赢得的，因此不肯让其他人染指；而历代皇帝逐渐撤销威尼斯人的垄断贸易权，或优待其对手的做法，让威尼斯人深感不满。在希腊统治者眼中，意大利人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麻烦。拜占庭人以贵族的傲慢如此描述意大利人：“这个种族的特点是缺乏教养，这和我们高贵的秩序观格格不入。” [24] 1171年，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扣留并羁押了帝国境内所有威尼斯人，多年后才将他们释放。二十年后，这场危机才得以化解，但苦涩的记忆让彼此失去了信任。1190年，威尼斯商人再次获准进入君士坦丁堡，但两个民族间曾经的特殊关系早已烟消云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皇于1198年夏天号召再次举兵东征。
[1] 图坦卡蒙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一位法老（约前1334～前1325或前1323年在位）。图坦卡蒙为现代人广为熟知是因为他位于帝王谷的坟墓在三千年的时间内从未被盗，直到1922年才被英国人哈瓦德·卡特发现，挖掘出近五千件珍贵陪葬品，震惊了西方世界。由于有几个最早进入坟墓的人早死，被媒体大肆渲染成“法老的诅咒”，图坦卡蒙的名字在西方更为家喻户晓。
[2]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代并不精确，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Levant）是“东方”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
[3] 科茨沃尔德是英格兰中南部一地区，跨越牛津郡、格洛斯特郡等地，历史悠久，在中古时期已经因羊毛相关的商业活动而发展。
[4] Hodgson，F. C.，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1901，p. 169
[5] Hodgson，F. C.，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1901，pp. 176-7
[6] 格罗索是威尼斯于1193年（恩里科·丹多洛担任执政官时期）开始铸造发行的一种银币，起初一个格罗索重2.18克，含98.5%纯银，后来币值有所浮动。
[7] Hodgson，F. C.，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1901，p. 178
[8] Norwich，John Julius，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1982，p. 55
[9] Comnena，Anna，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 ，trans. E. R. A. Sewter，London，1969，p. 132
[10] 欧洲人称之为巴巴利而阿拉伯人称之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
[11] Hodgson，F. C.，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1901，pp. 176-7
[12] Hodgson，F. C.，The Early History of Venice：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1901，p. 178
[13] Norwich，John Julius，A History of Venice ，London，1982，p. 55
[14] 尼普顿是罗马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大致相当。
[15] 布拉风是亚得里亚海、希腊、土耳其等地的一种北风或东北风。“布拉”这个名字与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玻瑞阿斯有关系。
[16] Comnena，Anna，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 ，trans. E. R. A. Sewter，London，1969，p. 132
[17] 西洛可风是地中海地区的一种风，源自撒哈拉，在北非、南欧地区加强为飓风。西洛可风会导致干燥炎热的天气，许多人因此患病。
[18] 安德烈亚·丹多洛（1306～1354）年轻时攻读历史学和法律，曾是法学教授，后当选为执政官。他是丹多洛家族出过的四位执政官中的最后一位。他撰写了两部史书，题材分别是威尼斯历史和克罗地亚历史。
[19] Dandolo，Andrea，Chronica per Externum Descripta，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12，part 1，Bologna，1923，p. 225
[20] Lamma，P.，‘Venezia nel giudizio delle fonti Bizantine dal X al XII secolo’，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74，1960，pp. 477-8
[21] Nicol，Donald M.，Byzantium and Venice：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1992，vi
[22] Lamma，P.，‘Venezia nel giudizio delle fonti Bizantine dal X al XII secolo’，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74，1960，p. 479
[23] Ciggaar，Krijnie，Western Travellers to Constantinople ，London，1996，p. 235
[24] Angold，Michael，The Fourth Crusade：Event and Context ，Harlow，2003，p.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