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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四 白海之战（1550～15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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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德瓦莱特（Jean de Valette）是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当医院骑士团的基地还在罗得岛时，他主要领导劫掠奴隶的行动。撤离罗得岛时，他还亲眼见证了投降条约的签署。在那之后，他被委任为的黎波里总督，这里与马耳他一起交由骑士团管理。公元1541年，他驾驶的船“圣乔瓦尼号”（San Giovanni ）与土耳其海盗发生冲突，他本人被俘，在四十七岁的壮年（当时这样分类）沦为一名苦囚在船上劳作。他熬过了一整年的屈辱生活，直到驻扎于马耳他的骑士团与土耳其人进行俘虏交换才重获自由。回到马耳他后，他晋升至骑士团的高层；人们都知道他时常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但他的勇气和风度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当土耳其的扩张范围接近马耳他以及西西里时，他已经成为骑士团潜在的领导人。1546年，土耳其军队当中最有能力的海军司令图尔古特（Turgut），或德拉古特（Dragut），夺取了突尼斯海岸的马赫迪耶，不过1550年时西班牙人又将其收复。图尔古特在杰尔巴岛附近的海域与安德里亚·多利亚的舰队发生对峙，当多利亚设置的陷阱就要抓住他时，他却成功逃脱；他驶往马耳他岛与戈佐岛，给骑士团的岛屿留下一地狼藉；随后，他成功地袭击了的黎波里，这座城市经过四十年的基督徒统治后再次被穆斯林夺取。 [1] 西班牙人打算重新使天平倾向自己一方，1560年时派遣一支约有一百艘战舰的舰队（半数为帆桨船），希望最终能够夺取杰尔巴岛。这个时候安德里亚·多利亚已经上了年纪，他任人唯亲，将指挥权交给他的继承人，也就是大外甥吉安·安德里亚·多利亚（Gian Andrea Doria），当小多利亚面对皮雅利（Piyale）——一位极具天赋、祖先是基督徒的年轻将军——领导的土耳其海军的反击时，他没有能力服众，各位船长不再遵守严格的纪律，无法保持该有的阵形。据称，皮雅利要求升帆并撞击西班牙舰船时的命令“堪称海军史上伟大的快速决定”。 [2] 在杰尔巴战役中，几乎没有一艘西班牙帆桨船能够逃脱被撞毁的命运。 [3] 西西里与教廷的舰队也花费数年时间才从这场失败中恢复。除了大量船只被毁，这场战役的灾难还在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许多军官、技术高超的海员和技工（箍桶工、水手长、水兵）阵亡——西班牙损失的优秀人员有六百多名。 [4] 这场胜利增强了土耳其人的信心。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进攻马上就可以取得惊人的进展。
最为紧要的是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任何想要控制从东地中海到西地中海通道的统治者都需要控制西西里海峡。由于的黎波里已经丢失，对突尼斯的掌控也危若累卵，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保住马耳他岛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土耳其的作家表现出他们对于这块“被诅咒的石头”没有什么耐心了，力劝苏丹快点把它拿下，那样一来，马格里布与爱琴海之间的交通就可以更加顺畅。 [5] 随着医院骑士团不断发起海盗式袭击，夺取马耳他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在马耳他骑士团的指挥官当中，最负盛名的是罗姆加斯（Romegas）。公元1564年6月初，在希腊西部海域，他对土耳其的一艘前往威尼斯的大型帆桨船“苏丹娜号”（Sultana ）发动袭击；仅被罗姆加斯据为己有的商品价值就达到八万杜卡特。接着，他俘获了开罗与亚历山大的总督，还抓住一位来自苏丹后宫、颇受爱戴的女侍，据说她当时已经一百零七岁。苏莱曼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目的：
我要征服马耳他岛，我命令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为战斗指挥官。马耳他岛是异教徒的总部。马耳他人控制了白海东部的穆斯林朝圣者以及商人们前往埃及的路线。我已命令皮雅利帕夏与皇家海军一起参加战斗。 [6]
1565年3月30日，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抱着必胜的信念，通往西地中海的大门马上就要被打开；170艘战舰以及200多艘运输船带着3万名士兵，于5月18日进入马耳他岛的视野范围之内。 [7]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支无敌的舰队；整个海平面都被船帆染成了白色。 [8] 还有更多的船只在年老的图尔古特的指挥下，从的黎波里出发，正在途中。奥斯曼的各位王公都确信能够拿下并碾碎马耳他。
土耳其人最终未能如愿，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做出的错误决定，还因为马耳他人对其新任的骑士团领导十分信服。马耳他的贵族躲在岛中央，即古代的首都姆迪纳（Mdina）的石筑宫殿中。底层的马耳他居民反而狂热地献身于基督教的事业，充当侦察员，在危险的海域游来游去以向被围的防御堡垒传递情报。战斗集中于马耳他的大海港及一些小海湾。现代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Valletta）是在围城结束后建造的，如今那里耸立着一块突出的岩石海岬，叫作希伯拉斯山（Mount Sciberras），在这座海岬的末端矗立着圣艾尔莫堡（Fort St Elmo），一道较低的围墙为其提供防御。在圣艾尔莫堡的对面，是马耳他的老港维托里奥萨（Vittoriosa），骑士团的基地就位于这里，它如今被称为比尔古（Birgu）。圣约翰骑士团将其在罗得岛的生活方式复制到这里，每一个分队，或称“语团”（langues ），都有各自的总部（此时在被一名信仰新教的女王统治的英格兰所设置的语团只召集了一名骑士）。在维托里奥萨港的一角，耸立着雄伟的城堡圣安杰洛（St Angelo）以守卫港口。圣安杰洛堡的对面是被一道窄窄的海湾隔开的郊区森格莱阿（Senglea）。这里是防御最为坚固的地区，而且不出所料，土耳其人也会被引到这里。一位帮助守卫马耳他的意大利士兵弗朗西斯科·巴尔比·迪柯雷乔（Francisco Balbi di Correggio）撰写了一部关于围城的回忆录，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土耳其的两位指挥官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位是掌管陆军的穆斯塔法帕夏，另一位是掌管海军的、更为年轻的皮雅利。巴尔比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土耳其人采纳穆斯塔法攻打姆迪纳的建议，“我们肯定就守不住了，因为我们的援兵正是经由姆迪纳前来。但万能的上帝没有允许那样的情况发生，正是因他的意志，两位帕夏才会因嫉妒而产生严重分歧——我们从改信基督教的人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 [9] 实际征战中，土耳其人决定夺取圣艾尔莫堡，若以那里为基地，他们就能够打乱骑士团对大海港的控制，还能够获得进入北部的马萨姆塞托（Marsamuscetto）水道［现代瓦莱塔与现代斯利马（Sliema）之间的河道］，他们希望把舰队停泊在该水道。土耳其人非常自信，认为不超过十二天，圣艾尔莫堡就会落入他们手中。
土耳其人低估了对手的决心，也被所在地的荒凉击退，他们发现：那是一个岩石小岛，没有任何植被，庞大的军队驻扎在这里之后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守卫圣艾尔莫堡的是一支800人的军队，拥有充足的食物：肉类（包括饲养的活牛）、干粮、葡萄酒和奶酪。 [10] 这座堡垒遭受了无休止的攻击；为了报复土耳其人的进攻，骑士团将烧红的致命铁环扔到土耳其人的营帐当中。土耳其人这才注意到：马耳他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难打。圣艾尔莫堡一直坚持到6月23日才被攻陷。骑士团坚持这么久，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所献身的基督教事业。与其在恐怖的大屠杀当中被杀掉，他们更愿意选择战斗至死；巴尔比还确认，大海港的海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在这次围城战中，89名骑士阵亡，但他们只是阵亡者中的精英，实际战死的人数更多，除他们外，还有1500名来自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士兵。奥斯曼人的损失更加惨重：是西欧阵亡人数的四倍。 [11] 此时担任总团长的让-德瓦莱特前往各阵地鼓舞士气，几乎不睡觉。来自西西里的基督徒增援船只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不过7月初时，有700名援军成功地进入维托里奥萨。如果要将土耳其人驱逐出马耳他岛，则需要更多的援军，不过欧洲的各个王廷逐渐才看到了奥斯曼人获胜的潜在影响。德瓦莱特不断向西西里发信求援，但西班牙国王害怕像之前在杰尔巴岛一样失去他的舰队。有时，菲利普想到这场冲突时，也会像账房先生一样眨着眼睛算计得失，即便他完全清楚将奥斯曼人击退回东地中海就是他的责任所在。最后，国王同意西西里总督托莱多的唐·加西亚（Don García de Toledo）的建议，立刻派遣一支大型舰队前往马耳他；但马德里与巴勒莫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导致行动迟缓，而且西西里可用帆桨船的数量也有限（唐·加西亚在6月底时只能提供25艘战舰，再晚两个月就能提供100艘了）。 [12]
圣艾尔莫堡的陷落使得土耳其人终于可以对骑士团的森格莱阿城堡和维托里奥萨城堡发起迟来甚久的进攻，穆斯塔法帕夏将大炮拖拽到比它们略高的地方，准备使用火炮攻击。在随后的数个星期里，土耳其人实施了大面积的轰炸，进行了恐怖的屠杀。然而，守军这边就只能靠运气了，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上帝在庇佑他们以及这座岛屿。就在8月初守军快要绝望的时刻，一支马耳他分队袭击了位于森格莱阿附近的土耳其大营。他们杀掉的土耳其人大多病重无法作战，但他们造成的破坏被看作盼望已久的西西里援兵造成，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事实上，西西里援兵刚从姆迪纳出来后就又返回去了；土耳其人派出的先遣队在抵达姆迪纳后，无一不为这座古老首都的严密防线感到震惊。巴尔比还记载：这件事与其他事件导致皮雅利与穆斯塔法帕夏再次发生冲突。皮雅利坚持称：他听说一支庞大的基督徒援军已经抵达。“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他有责任护住整支舰队。他说：‘苏丹更看重舰队，而不是这样的陆军。’说完这些话后，他就离开了。” [13] 无情的屠杀又持续了一个月，土耳其人想在维托里奥萨布雷，将整座城市变成一堆瓦砾；穆斯塔法收到苏莱曼的信，询问围城战的情况，为此他颇感尴尬，因为苏丹明确要求：现在，这场战役必须结束，必须获胜。
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幸运眷顾着土耳其人：夏末的风暴打乱了西西里援军的路线，使得他们沿着巨大的弧形从叙拉古绕道潘泰莱里亚到特拉帕尼，然后从那儿才能再向戈佐岛进发，最终于公元1565年9月6日抵达马耳他。西西里援军登陆的消息再次引起穆斯塔法与皮雅利的争执：
经过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争论，穆斯塔法的想法是，既然确定一支庞大的援军已经登陆，最好立刻撤退。但皮雅利却说：“噢，穆斯塔法，那你准备怎样向苏丹禀报呢？如果你还没见到敌人就撤退，他不会砍掉你的脑袋吗？如果你连敌人都没见过，你又怎么向苏丹说明是什么样的军队迫使你逃亡呢。” [14]
所以穆斯塔法也同意留下来战斗，但他的军队却没有采取相应的部署：1万人的援军在姆迪纳附近一举击溃了穆斯塔法的军队，土耳其军队逃到皮雅利的战舰上。到9月12日，活着的土耳其人已全部跑掉。数千人被抛弃于希伯拉斯山上的临时坟墓内。据巴尔比的记录，有3.5万名土耳其士兵在这场战役中阵亡，这要比最初发起进攻时的部队总人数多很多。 [15]
马耳他保卫战在西欧激起了高昂的斗志，其影响难以估量。大约一个星期后，土耳其人失败的消息传到教廷。教宗在集会上宣称，胜利属于上帝与骑士团，并没有提及菲利普。 [16] 马耳他的胜利打破了基督徒在对抗苏莱曼以及柏柏尔海盗时不断失利的怪圈：罗得岛沦陷、普雷韦扎战败、杰尔巴岛惨败。西班牙人恢复了活力，开始在加泰罗尼亚、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打造一支新的舰队，因为他们确信奥斯曼人还会发起攻击；但此时他们精力充沛、信心满满，要将土耳其人的进攻打退而不是避开。奥斯曼人似乎把这场失利看成了逆境中的一件烦心事，而不是土耳其人在地中海霸权的终结。苏丹仍然能够征召大量的后备军。事实上，他的舰队仍然存在。无论是皮雅利还是穆斯塔法帕夏都没有被砍头，不过穆斯塔法被剥夺了指挥权。然而，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医院骑士团成功地阻止了奥斯曼人，使其无法决定性地冲破西地中海的防线。当然，土耳其人已经在这个地区得到了盟友，柏柏尔地区的埃米尔们承认奥斯曼人的宗主权。奥斯曼人还希望在西班牙本土寻找到这样的盟友，他们的关注对象是西班牙的穆斯林，或称摩里斯科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憎恨官方在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中对“摩尔方式”的打压。公元1568年底，摩里斯科人发动起义，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后被镇压下去。在起义期间，起义者得到柏柏尔人的支援——提供支援没有难度，因为“这个时期的西班牙本土根本没有舰船，国王的军队全部在千里之外忙碌着”。 [17] 只要奥斯曼人取得一次进展，就可能迫使西班牙国王关注本国海域的防御，尽管这片海域有柏柏尔海盗，但西班牙人仍将其视为自己的海域。不过，考虑到有三座最为重要的岛屿——希俄斯、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仍然被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高门”经过深思熟虑，将注意力转回到了东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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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团与他们所统治的居民有很大不同。骑士团是来自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贵族；按照官方规定，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生育子女；人们还注意到，骑士团中位阶最低的骑士也被认为比马耳他最高贵的贵族重要。 [18] 公元1565年以后，骑士团被大加赞颂，被誉为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他们在绝境中的勇气与决心为其赢得无数赞誉，这种赞誉来自基督教新教欧洲，甚至也来自奥斯曼治下的君士坦丁堡。然而，马耳他处于地中海心脏的重要战略位置却不是以作为奥斯曼海陆两军的攻击焦点表现出来，而是以其他方式。骑士团来到马耳他后，选择维托里奥萨而非姆迪纳作为其管理中心，极大地改善了这个昔日小渔港内人们的生活。骑士团自驻扎罗得岛起就以海盗式劫掠为主要收入来源，不过他们也鼓励马耳他的船长们申请私掠许可证；马耳他人只要将劫掠所得的十分之一上缴给骑士团总团长，就可获准悬挂骑士团的旗帜（红底白十字）。此外，要装备一艘船需要足够数量的火炮，这也是一笔巨额开支；通常，一支小型海盗船队会包括总团长辖下的船只以及当地海盗们拥有的船只。 [19] 像罗姆加斯这样的海盗经常把俘获的船只带回马耳他，然后进行拍卖。 [20] 在劫掠到的战利品当中，最珍贵的是奴隶，如果是成年男子的话，就可能被送到骑士团的舰船上工作。16世纪晚期的马耳他有着庞大的奴隶市场。随着维托里奥萨港发展成跨地中海航行中的重要站点，信仰基督教的船长们越来越多地于此地停留，购买奴隶以补充此前航行中奴隶死去或逃亡造成的缺口。与早些年一样，若有些奴隶的家人仍然关心他们，愿意花钱将其赎回，那么对于卖者来说，这也是一笔收益。 [21]
在相对和平的时期，马耳他人在周边海域经商，主要前往西西里，从马耳他围攻战的前一年（公元1564年）到1600年，从马耳他岛出海的航船中有80%驶往西西里岛。往返西西里的航行有将近4700次，其繁忙程度可见一斑。此外，通往其他地区的有记载的行程包括前往马赛近300次，前往那不勒斯近250次，以及偶尔还会前往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君士坦丁堡、阿尔及尔、达尔马提亚，甚至走出地中海，到更远的北海，进入英格兰与佛兰德地区。与此同时，骑士团的到来，使得马耳他成为吸引地中海各地居民的中心地带。罗得岛的希腊商人跟随骑士团一起到来。其次是本地的马耳他商人，过去他们在国际贸易中几乎没有影响力，只是其庞大机器中的齿轮，向地中海各地运送谷物。一些位于纳沙尔（Naxxar）、泽布格（Zebbug）以及其他内陆地区的村庄，也拿出一小笔黄金，用于投资将西西里谷物运送到马耳他的海上贸易。马耳他岛上的另一种稀缺物资是木材，骑士团的到来使得对木材的需求激增，因为他们首先是一支海上力量。 [22] 他们让木材源源不断地运抵马耳他的能力令人震惊，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德瓦莱塔的雄伟建筑计划，结果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大海港。作为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继承者，马耳他的骑士团并没有忘记他们救助病患的义务：其医院的大病房是早期现代欧洲医院厅堂中规模最大的。照料病患就需要保证某些十分昂贵的外来香料的持续稳定供应，甚至还有奢侈的金属：用银盘盛放食物反映出的不是毫无节制的奢侈，而是当时人们认为银制餐具比陶器更卫生。
在公元16世纪时，马耳他并不是地中海中部唯一经济繁荣的地区。当时也是意大利半岛两侧之“自由港”诞生的时期。两种类型的自由港发展起来：一种港口欢迎信仰各种宗教、来自各个地区的人，不受宗教裁判所的干涉；另一种港口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那里会降低甚或免除税收以鼓励贸易。前者的最佳代表是亚得里亚海西部、处于教宗领地内的港口安科纳。 [23] 虽然安科纳从事的是泛亚得里亚海贸易，主要与杜布罗夫尼克通商，但它仍在中世纪晚期成功地开展了有限的泛地中海营运，这受到拥有垄断地位的威尼斯人的嫉恨，但处于安科纳领主教宗的保护下。1500年前后，安科纳每年会向东地中海派遣两三艘商船，带回生丝、棉花以及香料，然后再从安科纳或杜布罗夫尼克向其他地区转售。从安科纳销售到东方的商品包括肥皂、油和葡萄酒，但经由陆地运来的佛罗伦萨以及锡耶纳（Siena）的布料也会装在商船上，此外还有制衣业的著名副产品之一纤维纸，这是意大利人用从东方学到的用碎布边角料造纸的技术制造的东西——这也提供了证据，表明从1500年开始西欧的技术逐渐代替东方技术。 [24] 到这个时候，佛罗伦萨人全神贯注于他们的衣料经由安科纳向东方的销路；这不仅包括佛罗伦萨制造的丝绸和天鹅绒，还有从西欧获得的其他商品，如经由河流与陆路被运送到里昂的兰斯（Rheims）亚麻，这个时期的里昂是连接北欧与南欧的繁荣商站。而佛罗伦萨的衣料则要满足君士坦丁堡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庞大市场。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佛罗伦萨人已经能够在距离家乡很近的地方会见来自巴尔干的客户，因为土耳其商人、拉古萨商人、希腊商人和犹太商人都汇集于安科纳，这里迅速发展成为欢迎所有民族、所有宗教的自由港。犹太商人分为两大类：一是博宁提尼人（Ponentini ），即西地中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过去被迫改信基督教的马拉诺犹太人（有时仍然是在模棱两可的“葡萄牙人”标签下的天主教徒）；另一类是黎凡特人（Levantini ），即生活在奥斯曼帝国治下，来自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以及士麦那的塞法迪犹太人。前一种人更多地表现出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适应，而后一种则遵循着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
大量毛皮从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随着安科纳的发展与繁荣，这座城市也不得不在意大利马尔凯地区之外的地方寻找进口谷物，对此，拉古萨人很愿意满足它的需要，他们掌握着西西里、南意大利、爱琴海以及阿尔巴尼亚（出产粟子）的粮食资源。 [25] 到公元16世纪晚期时，谷物供应开始出现压力：意大利以及伊比利亚本地人口衰减，土地开始更多地转向种植葡萄与橄榄，结果就是庄园生产只为满足本地的需求，不再关注对国际市场的供应。它产生的问题是：这些城市只能从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寻找重要的粮食市场。该问题还构成了一系列更复杂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是：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泛地中海的商贸活动中，还发生在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农业耕作中。 [26] 16世纪末，当意大利中部发生政治动荡后，佛罗伦萨的布料贸易也开始衰落，安科纳人只能前往更加偏远的地方，从遥远的伦敦进口毛织布料，然后经由杜布罗夫尼克、新海尔采格和科托尔销售到巴尔干地区。 [27] 因此，安科纳的崛起并不仅仅是意大利某一小角落的个别现象。安科纳人“连通各地”的商业网络已经成形；该网络在亚得里亚海最为密集，而且延伸到更远的地区。安科纳是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真正前线”，在这里，来自许多民族的商人们面对面地进行交易。 [28]
安科纳的商业伙伴杜布罗夫尼克，恰恰在奥斯曼人与西班牙人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发展到最为鼎盛的阶段，这是凭借城市的元老会在两大敌对的海军势力之间游刃有余而实现的。每年的贡赋持续不断地流向“高门”，拉古萨的船只也主动加入西班牙无敌舰队，参加了公元1588年入侵英格兰的灾难性战斗；一般认为，苏格兰发现的“托伯莫里（Tobermory）沉船”就是一艘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船。 [29] 对于这样一个疆域仅限于城墙之内的城市共和国来说，能够在1530年维持一支由18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确实是非凡的成就。到16世纪80年代，其舰队的总排水量据说可达4万吨。 [30] 杜布罗夫尼克作为一座天主教城市又同时是奥斯曼人的附庸，从双方获得自己的利益。但它也开始向非基督徒的商人敞开大门。城市的元老们起初想禁止犹太人到城里居住，因为在1500年前后，西班牙和南意大利的犹太人被驱逐，城中的犹太人数量激增。到1532年，他们改变了想法，现在他们把犹太商人看作安科纳商路上的重要中介，非常鼓励犹太人到此定居。如今，城市的元老们降低了向犹太商人征收的关税，希望刺激商业的发展。在大量拥入西地中海的塞法迪犹太人中有许多医生。1546年出现了一个小型的犹太人居住区，但这里并不像威尼斯的居住区那样环境恶劣、位置偏僻：它紧邻海关所在地斯庞扎宫（Sponza Palace），就在斯特拉顿［Stradun，或称普拉卡（Placa）］大道不远处，这条大道正是杜布罗夫尼克最繁华的主街道。虽然1667年的一场大地震导致这一区域的大部分被重建，但犹太人区及其古老的会堂仍可辨认出来。 [31]
杜布罗夫尼克成为国际性大都会。这也是文化繁荣的时期，拉丁文本研究和克罗地亚文学都发展起来——受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影响的剧作家马林·德尔日奇（Marin Držic），得到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铁托派的南斯拉夫人（Titoist Yugoslavs）的诸多关注，后者视其为社会主义的先驱。与此同时，天主教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s）与多明我会也在此建造了规模甚大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至今仍在运营；这里的艺术风格属于意大利马尔凯地区以及威尼斯的艺术类型，进一步证明了意大利文化在克罗地亚地区的深远影响。 [32] 事实上，意大利语仍然是当地的官方语言。东西方文化在亚得里亚海的海港城市（包括威尼斯）创造出了如万花筒一样的融合现象。
杜布罗夫尼克同时面向陆地和海洋。这里有来自内陆波斯尼亚地区的毛皮，从附近的特雷比涅以及更远的莫斯塔尔（Mostar）和新帕扎尔（Novi Pazar）进口的兽皮，此外，拉古萨人还经由马尔马拉海（Marmara）、爱琴海以及爱奥尼亚海深入保加利亚沿海地区购买毛皮。 [33] 公元16世纪早期，拉古萨人是欧洲粗纺毛织物（包括他们自己用巴尔干羊毛织成的毛料）贸易活动的专家，不过，到16世纪后半期时，他们就不得不将毛织物贸易更多地转向穿越巴尔干半岛的陆地商道。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威尼斯人的竞争，威尼斯人将原先与杜布罗夫尼克的贸易转到他们建于斯普利特（Split）的新的商站，此处距离威尼斯的路途更短。拉古萨人与威尼斯人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来自北海的竞争者：荷兰人与英格兰人，关于他们，更多的信息将在后面描述。 [34] 拉古萨人在伦敦的社区曾繁荣一时，到16世纪后半期时已经衰落，原因在于经由西地中海的海洋商路越来越危险；即使中立身份也无法使拉古萨人免于支付高昂的海洋保险金。 [35] 此外，随后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克罗地亚同胞中的海盗——乌斯科克人（Uskoks），以杜布罗夫尼克以北不远处的狭窄水道和岛屿为基地从事海盗劫掠——成为他们长期的烦恼。
然而，在公元16世纪，海洋交通衰落，陆路商道反而越来越重要。 [36] 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其视为16世纪末的主要发展，但这种趋势开始得更早，是随着安科纳、杜布罗夫尼克以及其他商业中心成为奥斯曼世界与西欧之间的连接点而出现的，因为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即便在战争期间，也渴求获得对方的商品。布罗代尔认为造成商路变化的一个因素在于塞浦路斯、安达卢西亚、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地区大批量地饲养骡子；但这种观念可能有些本末倒置。为什么人们宁愿选择骡子而非船只作为交通手段呢？答案在于：海洋的安全度已经跌落至谷底，以至于陆地交通尽管缓慢且费用高昂，但仍然比海上交通更有利。例如，16世纪末，生丝从那不勒斯经由陆路运往里窝那，然后再运往德意志与佛兰德。杜布罗夫尼克也更多地投入于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巴尔干贸易，而对前往英格兰、黑海以及黎凡特的远途海上贸易的兴趣有所减退。 [37] 甚至地中海沿岸新的贸易中心的出现，在布罗代尔看来，也证明了陆路贸易，而非海洋商路的繁荣：17世纪初，士麦那的崛起，让经由安纳托利亚到波斯的富庶地区成为可能；威尼斯人也试图开发经由科托尔然后翻越黑山的“黑色山脉”的路线。更值得注意的是，马拉诺犹太人丹尼尔·罗德里格斯（Daniel Rodriguez）建议将斯普利特建设成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主要商站，于是人们对这座古城开始了重建，到1600年，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中心，主要经营来自东方的丝绸、毛毯和蜡。 [38] 奥斯曼人极为热情地配合这些计划，派士兵护卫经由巴尔干半岛的商路。如今，威尼斯人的大帆桨船走的是航程相当于原来三分之一的路线，即从亚得里亚海下行至斯普利特，而不再需要先出亚得里亚海，之后再前往亚历山大和南安普顿（Southampton）；但即便是如此简短的航程也会遭到克罗地亚海盗的侵袭。 [39] 海洋贸易向更短、更限于本土发展的趋势，早在黑死病过去后就已开始（前文已经提到西班牙水域的例子）。远程贸易的衰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地中海作为交流手段的重要性也开始减弱。 [40]
除去战争与海盗的影响，大西洋的开放也促使欧洲北部经济进入新阶段；波罗的海的黑麦成为北方贸易的主要商品。西班牙与北方遭遇到的通货膨胀，有时会被归咎于这个时期来自美洲的白银的大量流入。 [41] 第四地中海不仅仅因哈布斯堡人与奥斯曼人的冲突而破裂，而且，作为大西洋经济蓬勃扩张的结果，它也被边缘化了。然而，这个时期也不是全然黯淡无光。例如巴塞罗那，在其中世纪的黄金时代结束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历史似乎不再具有价值，但这并没有让它从商业地图上消失。它仍然承接了大量造船合同，以满足抗击土耳其人以及柏柏尔海盗舰队的需要。加泰罗尼亚的织物在新世界找到了新市场。公元16世纪时巴塞罗那的贸易也在扩张，不过是转向了西班牙内陆，并且对海洋的关注减退，符合商业路线从海洋转向陆地的大趋势。在海上，巴塞罗那附近地区的商贸日益被来自热那亚以及法国南部的商人主宰，此前三个多世纪当中加泰罗尼亚人控制的西地中海各岛屿间的商业活动，如今也由热那亚人掌控。1591年，有提议要求把热那亚人逐出巴塞罗那，尽管西班牙一直有敌视意大利商人的传统。另外，大量法国人移居巴塞罗那，到1637年时，按照统计数据，总人口中的10%都有法国血统。 [42] 在南意大利，热那亚人控制着长途贸易和西班牙治下那不勒斯的财政。 [43] 事实上，热那亚已经成为西班牙帝国的银行，西班牙王室的财政主要依靠热那亚人的贷款，而非以往推测的来自美洲的白银收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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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找到新生计的人还包括来自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流亡犹太人。其中有两人蜚声国际，还直接参与到一系列事件之中，最终导致塞浦路斯被奥斯曼人占领以及勒班陀大海战的爆发。比阿特丽斯·门德斯·德卢娜（Beatrice Mendes de Luna）约在公元1510年生于葡萄牙，就是1497年大多数葡萄牙犹太人被迫改宗几年之后。她的家族生活在佛兰德，与西班牙同属查理五世治下，即便这个家族有一些成员与皇室联姻，但仍被怀疑为异端；积累大量财富的问题在于它会招致虚假的安全感——无论是出于神圣的还是罪恶的理由，富有的马拉诺总是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45] 查理五世深信：这些从犹太教皈依的信徒都十分可疑，他们一定与德意志王国中新教的传播有着极大的联系。1545年，比阿特丽斯·德卢娜与其至亲匆匆离开佛兰德前往威尼斯，不过在那里他们再次被怀疑是遵循犹太律法 [46] 者，于是只好又在费拉拉寻找更为安全的避风港，因为那里的埃斯特（Este）王公们愿意接纳这些新的基督徒移民，移民们为这座日益发展的城市带来了财富、医疗技术以及美妙的音乐。比阿特丽斯·德卢娜恢复了她的富有，并重新以格拉西亚·纳西（Gracia Nasi）的身份开始公开作为一名犹太人生活，并支持从宗教裁判所逃离的马拉诺难民；在她的资助下，希伯来圣经的第一部西班牙语译本刊印发行，被称为“费拉拉的拉迪诺语（Ladino）圣经”，其目的是使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可以阅读。 [47] 到1552年，她再次引起宗教裁判所的关注，导致她无法再舒适地生活在意大利；她堂而皇之地在四十名骑手组成的扈从队的护送下穿越巴尔干半岛抵达君士坦丁堡。拉古萨当局表现出一定的远见，对她表示欢迎，因为她此前在君士坦丁堡时，其设在杜布罗夫尼克的商业代理人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大量商机。 [48] 苏丹允许她与其扈从依然穿着威尼斯式的服装，而没有要求他们按照犹太人的方式着装。然而，格拉西亚夫人（Doña Gracia）并没有背弃西方；她依然对意大利与地中海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可从她决心为与其拥有相同信仰的兄弟姐妹提供庇护得到证明。
她的决心如此坚定，尤其见于公元1555年教宗将宗教裁判所落户安科纳，在该城经商者及过去被鼓励定居在这里的百余名“葡萄牙人”中寻找异端之时。对马拉诺的迫害标志着教宗保罗四世（Pope Paul Ⅳ）更具挑衅性的宗教政策的开端，他还将罗马的犹太人拘禁到狭窄的居民区中；在他看来，在教廷治下的商业城市中，这些不信之人的发展速度令其震惊。带着这样的情绪，他的代理人抓捕“葡萄牙人”，将其财物（据说价值三十万杜卡特）充公，并将二十六人处以火刑。格拉西亚夫人设法向苏丹传讯，于是1556年3月苏莱曼大帝通过他的盟友法国国王的使节，向教宗保罗发出一封颇具轰动效应的信。在信中，他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犹太囚犯，因为那些都是他的臣民；苏丹还主张，他的财产遭受的损失已经达到四十万杜卡特，但他的表述极重礼节，他称自己为“超越诸帝王之伟大皇帝”，并承认教宗为“弥赛亚耶稣的信徒之最高贵、最强大的主人”。 [49] 教宗回信称：他愿意保护土耳其臣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但对于其他新基督徒的火刑还将继续；他还辩称，将要在安科纳为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创建一个居住区（没有丝毫讽刺之意）。当这一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后，格拉西亚夫人的圈子开始联合抵制与安科纳的贸易。许多马拉诺向北逃亡到佩萨罗（Pesaro）港，这里是乌尔比诺（Urbino）公爵的领地；于是，安科纳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曾经如此成功从事的商业活动，如今转移到了之前毫不起眼的竞争对手那里，这令安科纳人极度恼怒。 [50]
然而，佩萨罗海港的设施比较差，那些不属于马拉诺的安科纳犹太人极为担心他们会与其基督徒邻居一样遭遇土耳其人的联合抵制。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争议，塞法迪犹太人的拉比拒绝接受一位富有的、作威作福的女人的指手画脚，何况这个女人还是以葡萄牙的基督徒身份长大的。他们不认为她就是新的以斯帖（Esther），不认为她能够保护并拯救犹太商人，尽管她慷慨地在帝国各地出资兴建犹太会堂与学校。抵制活动最终失败。安科纳得以幸存。一个女人无法扼杀安科纳；但安科纳的管理者们明白，由塞法迪犹太商人领导的抵制土耳其人行动将会终结他们的繁荣。管理者们意识到：这个精明世故的群体，虽然可能在当地的迫害浪潮中陷于困境，但其能力跨越了政治、文化和宗教的边界，能够造成巨大的影响。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流亡者向东迁徙（有的人向北进入荷兰等低地国家），但他们的流散不仅仅是到远离伊比利亚的地方生活。一个完整的海洋商业网络出现了，在其顶峰时期，曾经向西到达巴西和西印度群岛，向东到达果阿邦（Goa）和卡利库特（Calicut）。 [51] 他们所生活的商业世界，比五百年前他们的先辈经冢犹太人的世界要大得多。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对于那些亲历者来说是悲剧和灾难，而他们的后代却将灾难变为重生。
与格拉西亚夫人一起来到君士坦丁堡的还有她的侄子，也是其女婿若昂·米格斯（João Miguez）；行割礼后，他更名为约瑟·纳西（Joseph Nasi）——纳西是自称“亲王”的较为谦逊的说法 [52] 。他的生平比其姑妈还要传奇。公元1577年，苏莱曼大帝去世后发生权力斗争，他拥有大量财富来支持获胜的候选人，并且成为苏丹塞利姆二世［Selim Ⅱ，或醉鬼塞利姆（Selim the Sot）］颇为信任的资政，据说，相较于战争，这位苏丹更喜欢喝酒。 [53] 葡萄酒为约瑟·纳西带来财富，却也加速了其靠山的倒台。虽然苏莱曼曾要求遵照伊斯兰律法，禁止在君士坦丁堡售卖葡萄酒，但约瑟·纳西还是获得了垄断权，可以从威尼斯人治下的克里特经由君士坦丁堡向摩尔达维亚（Moldavia）运送葡萄酒。这为奥斯曼政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税收，每年有两千杜卡特，当首都的葡萄酒禁令有所放松，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从事相关生意时，约瑟·纳西的收入进一步增长，而这种变化也意味着葡萄酒已经渗入整体经济［它早已流入托普卡普宫（Topkapı Palace）］。 [54] 古典时期曾以葡萄酒闻名的地方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纳克索斯岛，这也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岛屿，因此，塞利姆即位后，就把约瑟封为纳克索斯公爵。1536年以前，这座岛屿一直处于威尼斯人的松散管理之下，但从这一年开始，土耳其人控制了这里，不过只要其拉丁公爵愿意缴纳贡赋，就可以继续留在纳克索斯；而纳克索斯的正教居民却向“高门”抱怨公爵的治理无方，于是塞利姆想到，任命一位犹太人做总督比天主教徒做总督也差不到哪里。事实上，纳克索斯人厌恶任何一个外来的政权，不过，纳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君士坦丁堡，他的生活奢靡浮华，对于自己获得的封号十分自豪。
约瑟还将目光投向爱琴海以外。他制订计划，鼓励犹太人到加利利的太巴列定居。 [55] 生活在萨法德附近的塞法迪犹太人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但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不过，他们仍然在努力发展纺织业，甚至印刷业；纳克索斯公爵觉得他们可以从丝绸上寻找商机，于是建议他们种植桑树。他还安排将西班牙的羊毛跨越地中海运到太巴列，希望模仿威尼斯纺织业的扩张，促进当地羊毛纺织业的发展。 [56] 教宗国推行新一轮的迫害政策，导致成百上千名犹太人前往东方更为宽容的奥斯曼辖区谋生，于是他设法吸引更多移民前来太巴列。在地中海的犹太人中间流传着一封信，信中圆润的笔迹写着：
我们从大地的一隅听闻那荣耀之歌，它献于正义的纳西（亲王），正是此前听闻过的那位大人，他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钱来，在包括威尼斯、安科纳在内的许多地方安排了船只，为我们提供帮助，结束我们这些被禁者的苦难。 [57]
可是前往太巴列并不容易。一艘搭载移民的船被圣约翰骑士团捕获，船上的乘客沦为奴隶。犹太人希望通过向巴勒斯坦的古代圣城移民，加速弥赛亚的到来；无论是他们还是约瑟·纳西都没有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或犹太人属地的明确概念。结果，太巴列的移民计划最终落空，因为这个地区仍然不安全；直到公元18世纪中期时，犹太定居者才陆续返回，并且长期居住于此。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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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克索斯公爵能够对奥斯曼宫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公元1568年，他试图收回在法国的大笔财产和资金，因无果而被激怒，于是劝说塞利姆发布一道法令，没收法国商船上三分之一的货物，直到公爵的损失得到弥补。法令的目标是经由亚历山大从事黎凡特贸易的法国人，但它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破坏，埃及的税务官误认为它还适用于来自威尼斯与杜布罗夫尼克的商船。与此同时，法国宫廷非常震惊，将该法令看作对法国与土耳其之间长期盟约关系的侵害，这一切却源于一个人（而且还是个犹太人）宣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尽管法国国王与奥斯曼苏丹的关系逐渐得到修补，但约瑟·纳西的财产索赔始终没有被完全满足。 [59] 不过，1569年，当奥斯曼人计划入侵塞浦路斯时，苏丹打算再次听听他的建议。这一年的9月，一次大爆炸摧毁了存放在威尼斯军火库中的火药以及四艘帆桨船，于是形形色色的谣言将这起确定无疑的偶发事故归咎于纳克索斯的犹太人的邪恶阴谋。当然，约瑟·纳西对威尼斯确实怀恨在心，它曾恶劣地对待他著名的姑妈，还想要控制他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岛屿。据说，沉溺于杯中之物的醉鬼塞利姆二世曾向纳西承诺给他最大的奖赏——塞浦路斯王冠，因为奥斯曼人决定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这座岛屿，这个故事在添油加醋后成为传奇。据说他为大获全胜之日预定了一顶王冠，定制的旗子上印着“约瑟·纳西，塞浦路斯国王”的字样。威尼斯观察家们的说法更为准确，他们认为约瑟·纳西向当权者施压，要求夺取塞浦路斯，即使大维齐尔穆罕默德·索科鲁（Mehmet Sokollu）表示反对。 [60] 一般情况下，土耳其人政策的制定需要时间，其间必然会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口水战。即便如此，攻打塞浦路斯的谣言在1566年1月就已传播开来，当时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负责处理本国公民事务的外交官员（bailo ）在报告中称：（奥斯曼人）正在起草攻打塞浦路斯的计划；1568年9月，一支由六十四艘战舰组成的、以友好访问为名义的土耳其舰队对塞浦路斯的访问，使威尼斯人更加紧张。土耳其人无意识地考察了他们需要攻克的两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内陆的尼科西亚（Nicosia）与东海岸的法马古斯塔。到访的客人当中就有纳克索斯公爵。 [61]
塞浦路斯这样一个孤零零地坐落于东地中海遥远角落的基督徒领地，是理所当然的目标。不久前（即公元1566年），土耳其人才将热那亚人从其在爱琴海的最后据点——希俄斯岛——清除出去。基督徒拥有的这些飞地使得奥斯曼人无法专心处理其他问题，例如与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冲突、肃清印度洋水域、将新来的对手葡萄牙的印度舰队驱逐出去等。塞浦路斯为掠夺谷物船的基督徒海盗提供了避难地，如今随着谷物产量的下降，对运送谷物前往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重镇的商路必须予以保护。另外，在经由这片水域前往阿拉伯半岛上各伊斯兰教圣城的朝圣之路上，不断有信徒在途中遭到基督徒侵扰，引得怨声载道。伊斯兰教中主战派的护教者辩称：早些时候，这座岛屿曾经被穆斯林占领并统治，或至少需要向他们交纳贡赋；伊斯兰教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一旦有可能就必须收回曾经属于伊斯兰教地区（dar al-Islam ）的土地。事实上，当威尼斯人对塞浦路斯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表示抗议时，索科鲁回应道：这个问题如今已交由大穆夫提（Grand Mufti）领导的精通伊斯兰律法的专家们处理。而且，当有人提醒说过去数十年中土耳其人与威尼斯人关系一直友善之时，当局并不为之所动。 [62] 然而，如今“高门”释放出的是最后通牒，威尼斯如果想要避免战争，就需要交出塞浦路斯。
菲利普二世同奥斯曼人一样，态度十分坚定，不过与往常一样，他依然担忧该从哪里获得供养舰队的经费；他的军队正困于佛兰德，与当地的新教徒以及其他反抗西班牙国王的起义者作战。菲利普希望教宗可以筹集资金来资助这场战争。他自己能承担一半军费，威尼斯出四分之一。 [63] 随后是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争论的不仅仅是财政问题，还有指挥系统。在阿尔瓦（Alva）公爵终于成功地在低地国家确立了严酷的和平后，菲利普二世也就不再因此地而被牵扯精力了。 [64] 在西班牙，摩里斯科人中的许多人仍坚持其祖辈的信仰，而他们发动的起义耗尽了西班牙的资源，推迟了菲利普对呼吁建立神圣同盟的回应；他们也使得构建神圣同盟一事变得更为迫切，因为土耳其人在柏柏尔统治者以及摩里斯科人的支持下将对西班牙发动进攻的威胁，激起了人们对于伊斯兰军队将会重返西班牙的恐慌情绪。
所有这些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得土耳其人能够自由地对塞浦路斯发动突袭。公元1570年7月初，土耳其人率大军来犯，这支军队约有10万人，由400艘战舰组成，其中包括160艘大帆桨船。 [65] 土耳其人决定：其首要目标是岛屿深处的尼科西亚，但威尼斯人已经开始修复、扩建防御工事，加固石墙。尼科西亚坚持了一段时间，但以石墙为掩护的毫无希望的战斗最终失败，土耳其士兵获得了令人唾弃的奖赏：他们可对城中居民随意烧杀抢掠。此间，西方各国仍然在争吵不休，而无视塞浦路斯的局势。最后，在9月中旬，一支最多不超过200艘战舰的舰队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在其向东航行途中，听到了尼科西亚陷落的消息；由于不确定接下来的行动，菲利普的将军吉安·安德里亚·多利亚与教廷派来的指挥官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产生了新的分歧。他们没有对尼科西亚的土耳其人发动任何攻势，这非常明智，因为多利亚的看法很正确：在没有大量陆军和庞大海军的前提下，夺取一座内陆城市没有丝毫希望。马耳他的围攻战发生在一座小岛的外围，而塞浦路斯则完全不同。 [66] 唯一的希望在于尚未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法马古斯塔，因为这里拥有坚固的城防体系，而且理论上能够从海上获得补给。1571年冬季似乎出现了一个机会，当时土耳其舰队从法马古斯塔海域大规模撤离；一支威尼斯人的先遣队冲破土耳其人的薄弱防线，但只留下1316名士兵，因而法马古斯塔的防守人员总共有8100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索科鲁认为这是与威尼斯人和谈的最佳时机，当然条件是他们必须放弃法马古斯塔。 [67] 他怀疑威尼斯人是否有意愿或者有办法继续战斗。然而，威尼斯人却斗志高昂——此前，威尼斯人成功地夺回了在16世纪初失去的都拉斯，这个地方对于威尼斯人的战略重要性恰恰相当于塞浦路斯之于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提出的条件是：威尼斯人放弃塞浦路斯，但可把法马古斯塔作为商站，不过，威尼斯人拒绝了这项提议。无论如何，有一项谈判正在达成。神圣同盟建立起来，这是一支野心勃勃的十字军，由教宗、威尼斯与西班牙组成，它还为菲利普赢得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协议，即北非战争将作为神圣同盟的永恒目标。 [68] 神圣同盟的指挥官将由查理五世那年轻且精力旺盛的私生子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担任。
当法马古斯塔在坚守之时，神圣同盟需要的大型舰队还在建造之中。土耳其人经由刚刚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的克里特岛派遣舰队进入爱奥尼亚海与亚得里亚海南部，迫使威尼斯海军的关注点从遥远的塞浦路斯转到眼前。如今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沿海堡垒包括乌尔齐尼（Ulcinj），位于今天黑山与阿尔巴尼亚边界线的北部。土耳其人的战舰还向北骚扰科尔丘拉岛（Korcˇula）与杜布罗夫尼克（不过拉古萨人成功地保持了中立，赢得了双方对它的敬意）。 [69] 后来，土耳其人驻扎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扎达尔，对威尼斯本土造成巨大威胁，因为两地距离非常近，让人想起了一百八十年前的基奥贾战役。不过，土耳其人的目的是威慑而非摧毁威尼斯——他们要使威尼斯人相信：自己的帝国非常脆弱，抵挡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是徒劳的。此外，经过数个月的炮击，满目疮痍的法马古斯塔打算投降。8月初，威尼斯指挥官布拉加丁（Bragadin）亲自来到土耳其指挥官拉拉·穆斯塔法（Lala Mustafa）的营帐。当穆斯塔法听说威尼斯人囚禁的五十名穆斯林朝圣者已被处死后，他感到非常失望。拉拉·穆斯塔法的不悦很快变为愤怒。布拉加丁的随从被当场处死，布拉加丁本人也饱受折磨；十天后，他被活活剥皮，土耳其人在其皮囊中填充别的东西，在塞浦路斯各地示众，然后送回君士坦丁堡。 [70] 这是在警告威尼斯，同时也向奥斯曼宫廷，特别是向穆罕默德·索科鲁传递信息：拉拉·穆斯塔法用这恶劣的行为瓦解了任何仍有可能与威尼斯和解的想法。 [71] 其实并不需要这种粗暴的手段：神圣同盟的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科孚附近的海域，基督徒海军得知法马古斯塔已经陷落。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一消息坚定了他们的决心。 [72]
随后，在科林斯湾入口处发生的勒班陀大海战，一直被看作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海战之一。费尔南·布罗代尔在研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时，认为这场战役是“整个公元16世纪地中海上最壮观的军事行动”。布罗代尔还简洁却又有些神秘地宣称：“毫无疑问，在这里，唐·胡安就是命运的工具。”与西西里海峡发生的那场包围战相比，这场亚得里亚海入口处的战斗意义不同。在战斗爆发之前的数月，土耳其人认为他们即将赢得亚得里亚海，海上攻击与来自土耳其治下波斯尼亚的陆地攻击一起，对准了亚得里亚海尽头的威尼斯人的领地。这些攻击不仅仅是为打造帝国，或扩张伊斯兰教的统治。以后，人们会逐渐清楚，刺激土耳其人的因素还在于达尔马提亚北部的斯拉夫基督徒海盗和山匪，也就是打着十字军旗号的乌斯科克人。
两大对抗势力之间的平衡相当微妙。双方舰船上的士兵人数大体相当：大约有3万之众，不过土耳其海军的经验可能更为丰富。 [73] 土耳其人的战舰比基督徒的战舰多一些：基督徒一方只有200艘战船，土耳其人大约有300艘，奥斯曼的海军将领穆阿津札德·阿里（Müezzinzade Ali）将战舰排成新月形，以形成对基督徒舰队的包围，而他坐镇的中路则试图将基督徒舰队分割，一块一块地予以歼灭。 [74] 不过，西方的战舰在建造时更注意其耐用性，而奥斯曼人的战舰则是用“绿色”木材建成，属于一次性产品——使用两个季度就要更换。奥斯曼舰队主要包括轻型帆桨船，吃水较浅，这样虽然使其更易受损，却使其能够在近海浅水区航行，因而他们可借此优势对基督徒的重型船只进行迂回包抄；威尼斯人也喜欢采用轻型的帆桨船。 [75] 基督徒海军拥有的火炮数量是土耳其军队的两倍，但土耳其人的弓箭手更多；枪支的杀伤力较大，但装弹耗时太久，而弓箭手却可眨眼间更换箭支。 [76] 双方都使用了火绳枪，这是一种手持的枪支，精准度不是很高，但加装弹药相对较快，在中世纪末期已经取代了致命的十字弩。 [77] 西班牙人的旗舰“皇家号”（Real ）上配备着400名来自撒丁岛的火绳枪手；而奥斯曼人的旗舰“苏丹娜号”上配备的枪手数量只有对手的一半。 [78] 除此之外，由于库佐拉里斯群岛（Kurzolaris）距离伊萨卡岛东岸非常近，狭窄的海峡限制了基督徒帆桨船的快速行动。 [79]
基于以上种种条件，就不奇怪这次海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恐怖的伤亡。神圣同盟海军确信：与土耳其人战斗的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在土耳其人的炮火下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英勇行为导致了大量伤亡。威尼斯人的指挥官阿戈斯提诺·柏柏尔里格（Agostino Barbarigo）完全无视自己舰只的安全，驾驶着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旗舰冲向奥斯曼人的帆桨船，以拦截对方船只前行。威尼斯的船长们一个接一个地战死——他们都来自威尼斯的显贵家族，如奎里尼家族（Querini）和康达利尼家族（Contarini）。柏柏尔里格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却愚蠢地摘下了头盔，一阵箭雨射向了他的战舰，他的眼睛被击中，很快倒下死去。但教宗与那不勒斯的帆桨船紧随威尼斯分遣舰队之后，一点一点地逼退土耳其人。 [80] 威尼斯加莱塞战舰 [81] 的船首发射出的猛烈炮火把土耳其人的战舰炸得粉碎，被束缚在桨位上的奴隶也随着船只的碎片沉入海底。持续不断的炮火浓烟压制住了土耳其人的弓箭手。这场屠杀是无情的、丑陋而狂热的。 [82] 最后，基督徒的水兵登上穆阿津札德·阿里的旗舰，阿里英勇战死；他的首级被挑于矛尖高高地举起，极大地鼓舞了基督徒的斗志。 [83] 战斗没有就此终结，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战舰也加入战斗。但随着夜幕的降临，神圣同盟的舰队撤离了被血染红的水域，寻找掩蔽处以躲避即将到来的风暴。次日凌晨，阵亡人数以及被毁战船的数量完全说明了战争的结果，神圣同盟赢得了一场大胜，而且土耳其人的阵亡人数难以计数。土耳其人约有2.5万，甚至3.5万人阵亡，不仅包括船上的奴隶，还有船长、指挥官，而基督徒一方的损失相对较小，不过也相当惨重：8000人阵亡，大量人员受伤（伤员中有4000多人很快身亡）；伤亡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威尼斯人，这些技术人才的损失对于威尼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然而，至少有1.2万名被迫在土耳其帆桨船上劳作的基督徒奴隶重获自由。 [84]
胜利的消息传回威尼斯，尽管伤亡惨重，但丢失塞浦路斯后的绝望情绪还是得到了缓和。当一艘船带着败军的旗帜从勒班陀回来后，胜利也回到威尼斯人中间；威尼斯、罗马以及整个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在欢庆胜利，庆祝的方式不仅仅是篝火与祭典，更加持久的方式是威尼斯总督宫殿以及其他公共建筑中的大型壁画和油画。 [85] 然而，这场胜利从战略意义上讲只是使双方陷入僵持，因为在此后的数年间，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人力、木料以及补给来筹建同等规模的舰队，或至少不敢冒险投入如此大规模的海战。 [86] 奥地利的唐·胡安在胜利的刺激下，想要直接攻打君士坦丁堡，但菲利普二世秉持着其特有的谨慎，认为最好让幸存下来的帆桨船在意大利过冬。 [87] 的确如此，正如布罗代尔认为的那样，勒班陀的胜利使得意大利与西西里免于遭受进一步的袭击，而马耳他包围战已经确保了基督徒对西西里水域的控制。在公元1571年10月7日之前的数年以及数个星期中，地中海的政治版图就已划定。法马古斯塔已经陷落，威尼斯人再没有希望去收复塞浦路斯；马耳他仍巍然挺立，土耳其人要想攻打这座骑士团的堡垒，仍需深思熟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1574年回到了这片海域，以巩固其对突尼斯的控制。布罗代尔认为，重要的是“土耳其霸权的魔咒被打碎了”。 [88] 勒班陀战役将业已形成的双方位置固定下来：如今的地中海被两支海上力量分割，土耳其人占据东部——除了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外——掌控着所有主要的海岸与岛屿；西班牙人在马耳他以及意大利舰队的支持下控制着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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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R.Harris，Dubrovnik：a History （London，2003），p.162.
[26] F.Tabak，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a Geohistorical Approach （Baltimore，MD，2008），p.127.
[27] Earle，‘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Ancona’，pp.35-7；M.Aymard，Venise，Raguse et le commerce du blé pendant la second moitié du ⅩⅥe siècle （Paris，1966）.
[28] Earle，‘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Ancona’，p.40.
[29] V.Kostić，Dubrovnik i Engleska 1300-1650 （Belgrade，1975）.
[30] Harris，Dubrovnik ，pp.163-4；F.Carter，‘The commerce of the Dubrovnik Republic，1500-1700’，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vol.24（1971），p.390.
[31] V.Miović，The Jewish Ghetto in the Dubrovnik Republic（1546-1808） （Zagreb and Dubrovnik，2005）.
[32] Harris，Dubrovnik ，pp.252-60，271-84.
[33] Carter，‘Commerce of the Dubrovnik Republic’，pp.369-94；repr. in his unsatisfactory Dubrovnik（Ragusa）：a Classic City-state （London，1972），pp.349-404；Harris，Dubrovnik ，p.160.
[34] Carter，‘Commerce of the Dubrovnik Republic’，pp.386-7.
[35] Harris，Dubrovnik ，p.270.
[36] Braudel，Mediterranean ，vol.1，pp.284-90.
[37] Braudel，Mediterranean ，vol.1，p.285.
[38] Harris，Dubrovnik ，p.172.
[39] Braudel，Mediterranean ，vol.1，pp.286-7；A.Tenenti，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1580-1615 （London，1967），pp.3-15.
[40] Tabak，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pp.173-85.
[41] E.Hamilton，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1501-1650 （Cambridge，MA，1934）.
[42] J.Amelang，Honored Citizens of Barcelona：Patrician Culture and Class Relations，1490-1714 （Princeton，NJ，1986），pp.13-14；A.García Espuche，Un siglo decisivo：Barcelona y Cataluña 1550-1640 （Madrid，1998），generally，and pp.62-8 for French settlers.
[43] A.Musi，I mercanti genovesi nel Regno di Napoli （Naples，1996）；G.Brancaccio，‘Nazione genovese’：consoli e colonia nella Napoli moderna （Naples，2001），pp.43-74.
[44] R.Carande，Carlos V y sus banqueros ，3 vols.（4th edn，Barcelona，1990）；R.Canosa，Banchieri genovesi e sovrani spagnoli tra Cinquecento e Seicento （Rome，1998）；Braudel，Mediterranean ，vol.1，pp.500-504.
[45] C.Roth，Doña Gracia of the House of Nasi （Philadelphia，PA，1948），pp.21-49.
[46] 原文可译为“犹太化”，但语意不明，故作此译。特指在早期基督教时期，特别是3世纪时，基督教犹太人群中与保罗派相对立的派别，他们坚持维护摩西律法的原则，坚持要求外邦人中皈依基督教的男性实施犹太人传统的割礼。——译者注
[47] M.Lazar（ed.），The Ladino Bible of Ferrara （Culver City，CA，1992）；Roth，Doña Gracia ，pp.73-4.
[48] Miović，Jewish Ghetto ，p.27.
[49] Roth，Doña Gracia ，pp.138-46，150-51.
[50] Roth，Doña Gracia ，pp.154-8.
[51] D.Studnicki-Gizbert，A Nation upon the Ocean Sea：Portugal’s Atlantic Diaspora and the Crisis of the Spanish Empire 1492-1640 （Oxford and New York，2007）.
[52] 纳西一词在中世纪犹太人群体中是身份的象征，指知识和权威受到认可的、从事经学研究的家族中的成员，或可理解为中世纪的先知。——译者注
[53] C.Roth，The House of Nasi：the Duke of Naxos （Philadelphia，PA，1948），PP.39-40.
[54] C.Roth，The House of Nasi：the Duke of Naxos （Philadelphia，PA，1948），pp.46-7.
[55] C.Roth，The House of Nasi：the Duke of Naxos （Philadelphia，PA，1948），pp.75-137.
[56] J.ha-Cohen，The Vale of Tears ，p.137.
[57] Roth，Duke of Naxos ，p.128.
[58]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aim Abulafia：J.Barnai，The Jews of Palestin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Committee of Officials for Palestine （Tuscaloosa，AL，1992），pp.152-3.
[59] Roth，Duke of Naxos ，pp.62-74.
[60] Roth，Duke of Naxos ，pp.138-42；N.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2006），p.127.
[61]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19-23.
[62]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21，124-5.
[63]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28-30.
[64] Braudel，Mediterranean ，vol.2，p.1105.
[65]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137；A.Gazioğlu，The Turks in Cyprus：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1571-1878） （London and Nicosia，1990），pp.28-35.
[66]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50-54；Gazioğlu，Turks in Cyprus ，pp.36-48.
[67]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160-61.
[68]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170.
[69]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29-31.
[70] H.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2003），p.208；Gazioglu，Turks in Cyprus ，pp.61-6.
[71]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33-6.
[72]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252.
[73]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63-4；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p.300-308.
[74]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59-60；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p.252，260（部署计划和开始阶段）。
[75]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253，255，257.
[76]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272.
[77]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158-60.
[78]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279.
[79]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256.
[80]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68-71；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263.
[81] Galleasses，是一种比单桅帆桨船（galley）更大、更高、更重的帆桨船。——译者注
[82] Crowley，Empires of the Sea ，pp.284-5.
[83] 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279.
[84] 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p.319-21；Capponi，Victory of the West ，pp.289-91.
[85] Bicheno，Crescent and Cross ，plates 6a，6b，7.
[86] Guilmartin，Gunpowder and Galleys ，pp.247-8.
[87] Braudel，Mediterranean ，vol.2，p.1103.
[88] Braudel，Mediterranean ，vol.2，pp.1088-9.
